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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斗争（1927—1935）
毛泽东带领队伍向山区走去，这是他们唯一可去的地方。他在中途多次停下来对千来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讲话。
当来到一个叫做文家市的镇子时，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要像《水浒传》里造反的农民那样上山安营扎寨。他有办法收拾残局，使革命重整旗鼓。但他的士兵还敢追随他吗？
有些人敢，有些士兵则因前景黯淡而离开了。很多人想家，有的人想回去种地，也有人觉得替国民党打仗更划得来。
毛泽东的队伍在三湾村的一座旧庙里集合，他们在这里躲一躲秋雨和红土泥巴，泥巴把他们的草鞋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做了好几个小时的演讲。他解释了他要组建一支军队的想法，但这对有些人来说，更像是政治学习班而不是部队。他极力主张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但是有些军官觉得这会抹杀必要的上下级差别。
虽然这似乎不是提出有争议的建议的时机，但在低潮时大胆行事是毛泽东的作风。
左图 文家市里仁学校旧址。 右图 三湾枫树坪。
中共遭到重创。几个月前它有大约五万名党员，现在只有一万人了。国民党里中间偏左的人士要么消失了，要么流亡到国外。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大多已死亡或很快将死亡。
毛泽东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时的工农武装，损失了不下百分之九十。余下的百分之十被要求接受一项奇特的新计划，而回报却只有汗水和泪水。他们肯定已经猜到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失宠了，这个另辟蹊径的领袖是否值得他们追随呢？
毛泽东自己一定也有疑问。虽然三个月以后有关他被撤销一切党内职务的消息才会到达，但他早已料到了。上海方面（中央委员会不顾客观条件，像蚂蚁追蜜糖一样耍着性子又迁回到那里）不赞成他的计划，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毛泽东自己创建的湖南的中共党组织也同样谴责他。
他肯定会因夏天遭受的磨难而感到痛心。他被迫与杨开慧及所有其他亲近的人分离。他瘦弱而疲惫，眼神黯然，头发像一把旧笤帚，衣衫褴褛，长满虱子。
不过，如果毛泽东有所怀疑，他也没有说出来。他在这几周里显示了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使一个阴暗的冬天成为走向把握时局的转折点。
粮食会短缺，战士们的薪饷会很少，因为贫瘠的山里没有几家地主可供没收其财产。他的军官中共产党员不多，其中一部分可能会离去，有一两个被军队民主的想法激怒了，在离开三湾的艰苦跋涉中，他们显然曾试图刺杀毛泽东。［1］
但毛泽东毫不动摇。他怀着湖南人的固执劲儿开始了征程，内心的火花支持着他前进。在夺取城市失败以后，他心中一个全新的战略成形了。他想试一试。
另外一些火花闪现自一种防卫机制。中共中央现在对他看法极坏，回过头去与他们联系已毫无意义，最好把自己的孤立变成自己的长处。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许多著名左派分子在1927年流亡到欧洲，毛泽东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在评论这种势头时，他的表述说明他是多么心向农村：“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苏联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2］
毛泽东似乎孤注一掷地投入大自然，好像他与他所选择要居住的峻峭山峰之间有一种秘密的、能使人活力四射的联系。毛泽东的那一小块中共机体，因其扎根于土壤，也许可以由于大自然自身的周期循环而重获生机。
毛泽东在一个叫做井冈山的雾蒙蒙的山峰上安顿下来。这是一个雄伟但荒芜的封闭世界，毛泽东以一个农民和政治家的精明眼光选中了它。想法很简单：他的残存部队很弱小；但是敌人肯定也有弱点，如何识别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不是统一的力量。他们由于互相竞争（为了应付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明争暗斗则更是如此），不可能与此同时对中国地方性农业经济的边远地区加以控制。
而且敌人的肚子是弱点。他们占领着城镇，但食物却来自农村。中国人若以食为天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就应该扎根于水稻田之中。但是，几乎跟食物同等重要的是钢。造反者必须具备自我防卫的武器。
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这里开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说中共必须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部队。党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正成为军队。只有长期留在农村并确保完全控制农村以后，作为革命的最后一举，武装的党才可以去拔掉城市。
按照当时欧洲的，或上海的理解，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后来这成为中国——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
只是当毛泽东拿起枪杆子时，他才开始取得政治控制权。整个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都忙于广州和上海的组织工作，几乎没有注意过军事事务，他从没写过文章论述这个主题。他是个革命者，然而他显然从没有杀过一个人。
他没有因为从1925年转向农村事务而迅速对军事产生兴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分析。
在1927年中期国共分裂之后，毛泽东就拿起了枪杆子。他的中共同事们（在陈独秀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房以后）也都拿起了枪杆子，但目的是占领城市。而匆忙成立的部队远不是正规军。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良好的藏身之地。在这里，在湖南以东的江西省西部山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全新类型的政权。
城市活动在双重意义上退至后台。毛泽东现在开始生活在农民中间，直到20多年以后，他才再次定居城市。毛泽东的首要任务是暴力。他现在成了将军。“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他坦率地说，“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3］
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收获。真是件天下怪事！1919年的运动是城市的学生运动，它与孔家店斗争，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它跟枪杆子和稻田有什么关系呢？
英雄们应该斗争。如果说毛泽东在1923年至1926年间的官僚机构密林中丧失了杨昌济教授的普罗米修斯愿景，那么他在井冈山，于1928年间则赋予了这一愿景以血和肉。“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毛泽东说道，“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4］
“五四”的学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坚定的英雄。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拿的是牙刷而不是枪，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斗争激烈。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
毛泽东似乎不像个军人。他走起路来没有军人姿态；他很少注意外部仪表，或通常意义上的军纪。他拿一本书比拿一杆枪会让人看着更得体。
毛泽东使枪杆子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一生中都相信，在战争中，人比武器更重要。其秘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因此赢得人民的支持，对政治和战争都不可或缺。
就是在井冈山，他提出了著名的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形象比喻。〔1〕战争总有其历史背景，而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如果扣扳机的人不是献身于高尚事业的志士，枪就没有用处。
在军阀时代，这是个震撼人心的看法，但也是很古老的看法。在中国，侠客总被看成是有道之士。《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并没有用暴力斗争取代道义的斗争（许多战争理论接受暴力和道德这一可悲的二分法），而是在战争中继续他们的道义斗争，他们在和敌人辩论！毛泽东也是这样。在五十多年中，他从未丧失与敌人辩论的热情。
回溯到“五四”时期，当时有两条通向新中国的道路向毛泽东招手，分别由他崇敬的两位教授指点给他。一条道路是“进程”。陈独秀相信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追随马克思主义方面，陈独秀所抓住的是真正的社会变革的科学。地点是城市，关键是城市工人。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会成倍地增长，革命不过是收获时节。
另一条道路是“意志”。李大钊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种道德的和心理冲动的因素。不管历史进程多么规范，塑造社会主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当农村得到改造，一个新的中国就诞生了。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初期，他追寻的是“进程”。工会、城市和布尔什维克先例——他像守在历史大门前的职员那样等待“高潮”的到来。他在组织的接待室里苦等。这是陈教授时期。
但井冈山是另一个阶段。1927—1928年的那个冬天，在创建新政治的斗争中，雕塑家甚为孤独地陪伴着他的黏土。“意志”必然要胜过“进程”。
李大钊曾在1919年为知识分子写道：我们应当到“田间工作……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5］。
井冈山分散的村庄里只有两千居民。他们的生活很节俭。红壤的土层很薄，到处都是石头。根本没有带车轮的运输工具。取火是用燧石互相敲击。
“老表，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在碰到羞涩或有疑心的农夫时会这样说。［6］他表现礼貌而谨慎是有道理的。井冈山上的政治比城市政治来得粗糙而色彩更加斑斓。
当地有各种秘密帮会。本地老居民和来自北方的客家人关系紧张，当地有些乡绅与山下平原上的军阀和国民党有联系。而毛泽东是个外来人。
他必须像手艺人一样非常细致谨慎地工作。他不能敲着大鼓进行土地改革，因为可供分配的土地太少了。他夹在地主和土匪之间，他们几乎是互生的。受到地主压榨的农民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成为到处游荡的土匪。这里的阶级结构跟中共备忘录中或毛泽东此前文章中所记述的都不相同。
毛泽东在需要灵活性和智谋的挑战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和两名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做了一笔交易，从而得到600个人和120支枪。［7］他以游民和“二流子”充实部队。不到两年，刚开始发展壮大的红军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些被工人和农民都看不起的游民了。毛泽东转向无业游民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别的出路，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把他们视为社会渣滓。他在提到游民时说，他们都是人，都有五官和四肢。如果要归类，那么游民是受压迫的人。［8］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改造他们。他在1928年给上海方面写信说，他打算“加强政治训练以给这些成分带来质的变化”［9］。有趣的是，毛泽东1928年所写的这些话，在50年代的北京版本《毛泽东选集》中，却略去了。
袁文才（左）和王佐（右）。
井冈山地区原先就有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毛泽东向袁、王二人做了耐心的争取、团结、改造工作，使他们参加了革命军。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
工作是多方面的。要打仗，因国民党部队开始频频来袭；要制定社会政策：对地主要强硬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既征税而又不伤害普通农民？
毛泽东确实剥夺了地主的财产——在初期，这比通过向普通农民征税而获得款项的方式要好——而且还把其中一些人在群众大会上枪毙了。但是他尽量不疏远中间分子。他打击大恶霸，但对其他人都尽量示好。
他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他又开始重拾他搞教育的办法，开办干部班、战士班，还有教皮肤粗糙的农夫认字的识字班。
没有课本，纸非常缺乏，老师只能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毛泽东在全面的挑战面前成熟起来。他的面孔不像一年前在武汉时那样紧绷了，而是由于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和与人的交流而更富表情，更富生气。他的脸上现出权威的神情。如果说他的父亲曾是韶山的“白色”绅士，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则是井冈山的“红色”绅士。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孤立，他似乎就是精神中心了。
中共中央有了变化，但没有改进。莫斯科不久就对瞿秋白不满意了。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挂名的领导人向忠发将代替他，而真正的权力则逐渐转给李立三。李立三是湖南人，毛泽东很了解他，周恩来对他也有些了解。由于苏联政治集团内部的“左倾”风，也由于毛泽东的根据地与中共在湖南和上海的党组织之间联系不畅，毛泽东的处境仍然是风雨飘摇，因此无法解决党的困难局面。对于中共的以及莫斯科的一些人来说，在“高潮”这个词背后完全是空头理论。这种几乎是超越历史地认为高潮将至的前景描述，就像某些基督徒眼中的基督再来一样，在不信者的眼睛里，当前的情形与前景描绘相去甚远。
上面做出努力，要约束一下毛泽东。1928年3月，湖南党组织派出一个代表，带着上面的批评和指示来到井冈山。对毛泽东来说，结果很严重。
关于自己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没有让毛泽东动摇。它迟到了四个月，带来的打击肯定已大大削弱。但是，这个代表还攻击了毛泽东的社会政策。党中央觉得应该对阶级敌人多一些“烧和杀”。“工人阶级化”应该成为党和军队的格言（但是工人从何而来？）。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有点右倾。这是出于需要，也因为把形形色色的人拉进来并改造他们是他的权宜之计（他宽容到称他的两个土匪头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受命到湖南南部与军阀武装打阵地战。他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划归长沙党组织领导。向南转移的代价很高。井冈山被敌人占领（虽然一个月后又夺回来），毛泽东的部队损失了一半。
中共又向井冈山派来一个代表，目的还是为了纠正毛泽东，结果却大不一样。这个代表是一个不那么完全可预料的人，他没有指责毛泽东，而是入了毛泽东的伙，与之结为伙伴关系，这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1928年4月，朱德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导致他在中国南部遭遇一系列失败，队伍人数很少。但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指示他批评毛泽东的行为像《水浒传》里的土匪。上海方面觉得毛泽东过于重视军事。毛泽东试图代表群众像罗宾汉那样行事，而不是鼓励群众在他们自己的革命高潮中奋起。
在朱德的军官们的眼中，毛泽东看上去不像军人。他们回忆说，他个子高高的，是个热心而认真的人。他身着褪色的灰布中山装，头发乱蓬蓬地向上翘起，胡子没刮，遮住了下巴上的痣。他们还注意到，他的手掌热乎乎的、呈粉红色，还有些光润。［10］
他不摆架子。朱德本人到来之前，毛泽东很高兴地坐下，端着一杯热水，和次一级的领导人开始预备性谈话。〔2〕
毛泽东和朱德在水坑村的一条山间小溪旁会面并互相拥抱。他们把武装部队合并成一支一万人的队伍。这是朱毛红军（共产党的队伍后来以此闻名）的真正诞生。［11］
这两位领袖有很多可谈的（一年前在一次中共会议上他们见过面，但很难说是会见，因为几乎没有机会谈话）。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仗要打，因为一支军阀武装正在进攻井冈山。他们一起击退了这次进攻。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这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开始了他们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图为砻市龙江书院。朱德、毛泽东曾在这里长谈。
毛泽东和朱德在有些方面相像，但在其他方面不相像。两个人都是农村出身，都能和农民交谈而不让人觉得是故作姿态。但是，无论是在作风上还是在理论的把握上，朱德都不如毛泽东更像个知识分子。毛泽东有一丝朱德身上的泥土气息，但他不像朱德那样直率坦然。朱德是个卓越而纯粹的军人，毛泽东则使自己成为一个怀有超越一般军人愿景的军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民军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于井冈山。（油画）何孔德 作
朱德很快就尊崇毛泽东为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带来的指责刚到嘴边就消失了。而毛泽东则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总是更愿意自己处理重大战略问题而把具体的作战行动留给其他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虽然朱德逐渐觉得毛泽东把宣传做得过分了，并试图“直接管理过多的事”。［12］在中共命运的危险关头，两个人都从对方汲取力量。由于他们的汇合，从井冈山闪现出一道抵抗抽象“左倾主义”的火光。“朱毛”这一绰号〔3〕诞生了。二十年后，数千万中国人以为这是某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
毛泽东现在有了一个同级的同事。毛泽东曾经在长沙赢得了忠心的追随者；他曾尊崇过高人：大学里的杨昌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国民党上海办公室的胡汉民。但是，毛泽东与同级的人一起工作能配合好吗？朱德是第一个考验。
毛泽东使每一个单位都变成一个政治车间。不是按照上海要求的那样成立政治部，而是建立普通士兵的委员会，士兵们通过谈论政治互相提高觉悟。不是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地主集团武装部队的战役吗？委员会就会声讨地主是如何给农民的生活造成苦难的。
毛泽东坚持主张，每个班要有党小组，每个连队要有党支部，每个营都要有党的委员会。这就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会上、带到每个持枪的人手中。
军官禁止打士兵。账目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检查。毛泽东在每次战斗之后都召集公开会议，谁都可以发言，可以对军官点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或表扬。有时军官会因为一次晚间讨论得出的意见而被降级。这样，作为教师和道德家的毛泽东创建了一种新的军事精神。
红军战士创作的宣传画，形象地反映了支部建在连队上的作用和部队团结友爱的融洽气氛。
中国军队以前需要士兵的身体，从不需要士兵的心灵！虽然朱德有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不舒服，但这是向民主心理学前进了一步。每个战士都开始觉得自己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使一些旧式军官仇恨毛泽东，他们愿意为未来叫做民主的目标奋斗，但他们不希望在当时当地看到军队内部的民主。
毛泽东还为战士们在群众中活动制定了新的规矩。以前中国士兵的惯例，正如毛泽东在长沙当学生时了解到的那样，是把周围的社会当作可以满足他们任何需要的储藏库。掠夺和奸淫是其中一部分。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井冈山不放心的村民们了解到，毛泽东推翻了千百年来的恶习。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体弱者砍柴，返还向农民借的镰刀，从农民那里拿白菜要付钱，在年轻女孩附近过夜但不骚扰她们。似乎地覆天翻了。
毛泽东在努力展示一支占领军（中国人民对此太熟悉了）跟一支与百姓有鱼水关系的军队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从没有像红军中许多人那样进过军事院校。〔4〕他只有给长沙驻军的军官当过六个月传令兵的经历。毛泽东跟农民一样也不喜欢他见到过的那些军队的行为。
他不是士兵，直接当了将军。他论证说，一支军队必须永远有个目的，其生活方式应该与其目的相适应。毛泽东作为将军很有战斗力，这是因为他是个外行，他的视角并不是纯军事的。
我们能说毛泽东是个民主主义者吗？在为夺取政权而开辟道路时，他听起来像是个民主主义者，相信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他不赞成没有结果的争论，也不认为多样性有什么好处；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些优点，总的说，人基本都互相平等。他愿意倾听圈外人的观点：不适应环境的（如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时），无权向他人提要求的（毛泽东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没有资质的（毛泽东差不多一直是这样）。这些年的毛泽东以组织者的智慧看到，只有在征询了普通战士们的意见后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左图 1928年8月30日，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井冈山黄洋界击退国民党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毛泽东听到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热情讴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右图 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部名著的地点——茅坪八角楼。
毛泽东需要朱德能够拿出全部力量给他，因为他处在两扇磨盘之间。上海的一些人认为他软弱无力，但是，井冈山上受到惊吓的乡绅们发现毛泽东一点都不温和，他们招来国民党军队征讨“赤匪”。
毛泽东在茅坪镇的关键会议上坚持两点。一点他叫做“集中兵力”。打仗有时要扇形展开发动进攻，但只有当你强大时才可以这样做。按毛泽东的判断，红军当时太弱了。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第二点是工作作风，但又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把政治和作战看作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13］
毛泽东赞成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枪杆子和书本相结合，即是说，运动要在农村扎根，并以夺取城市作为革命的最后高潮。中共的总部还在上海，这使得这个观点和党中央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冲突更为突出。中共是个城市知识分子的系统，党根本不是一支军队。
当初，毛泽东并没有设想过从长远来讲井冈山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根据地不是在凯旋中而是在退却中开始建立的，是以此前的负面教训为基础进行的实验。但是，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即使国民党继续在南京统治着大部分中国，红色政权也能在山区存在。
毛泽东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人的屁股。”［14］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很快就会因筋疲力尽而垮掉。1928年中国的红军，情况就是这样的。
茅坪路线仍然是个悬在空中的优秀的理论。毛泽东不可能将其充分付诸实践。他整个夏天都不得不跟党中央作斗争。上海和长沙坐在扶手椅里头脑发热的人使他十分不快，他像鲑鱼那样随着“高潮”跳出来。
这一争议在7月到达危急关头。中共湖南的党组织来了两个代表，敦促他贯彻党中央老生常谈的目标，要使毛泽东驯服，让他继续搞起义。
毛泽东匆忙寻找支持。他拼凑了一个会议，会上大家投票反对服从向南进军的命令。湖南代表拿出两张王牌：朱德准备接受他们的主张，并且许多来自湖南南部的战士热切希望回到靠近家乡的地区。部队无视毛泽东的反对而开始南进。
结果是灾难性的。仗打败了，一些战士开小差了，红军原先占领的乡镇落入敌手。毛泽东急忙赶到南方，劝说朱德回井冈山并坚持茅坪战略。他说服了朱德，但是发现他不在的时候井冈山已大部陷落。
湖南南部并没有出现高潮。这是应该进行建设和教育的时期，而不应冒险进入军阀和国民党牢固的城市老巢。
长沙的代表嘲笑说：“山里怎么可能有马克思主义？”［15］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的确是不可能有。但是中国的现实才是毛泽东毫不动摇的视角。在取得政权方面，莫斯科和上海也许有帮助，也许没帮助，但山区则是关键。
到1928年10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夺回了他们原有的大部分山区。大概是这样的斗争打造了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朱德对向南方进军的行动感到悔恨，而且对毛泽东的观点日益敬佩。
也许“屁股”的比喻真的有点道理？或许毛泽东温和的土地政策终归是英明的？上海方面仍然对毛泽东皱眉头，但是在当地，他已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毛泽东在四分五裂的湖南中共党组织里已是领军人物了。
与此同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中国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可以召开这个会议，大会的任何一条决议都不能比这种严酷的事实更有说服力；也没有任何一条决议比这样的现实更重要：大会的报告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井冈山。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主持工作。周恩来批评毛泽东“闯州过府、流通游击”［16］。没人会提议缺席的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就像没有人提议对极糟糕的苏联食物表示感谢一样。但是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大会（显然由苏联人力促）确实说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通往革命有效的一步。这很新鲜，它平息了对毛泽东的井冈山行动的主要批评，至少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代表大会与毛泽东的方法势不两立。农村根据地仅仅被看作是等待高潮的休息室。城市工人仍被视为被革命选中的少数人（真的是太少了！）。以乌合之众充实中共的想法被认为是错误的，还不如根本不要任何充实。
毛泽东是否回想过他在历届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角色呢？中共已经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他正式参加了，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只是旁观者，还有两次他根本就没能参加。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陷入一种三角争斗中。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中共—莫斯科—国民党的三角，现在的三角是中共（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中共组织的成员很少在一起会面。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武汉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只会聚了八十人。党进行组织、发展和斗争都是通过信件。
有时在写出信件和收到信件之间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接到上海指示以政策B取代政策A之时，可能恰是上海正在写信要求重新执行政策A之时，说不定这时另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正在途中，极力赞同政策B。在回顾往事也真是令人吃惊，这些“空谈家”竟然是在试图赢得对4.5亿人的统治权。
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1896年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金融专家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经济部部长。1943年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47岁。
有的时候，毛泽东倒也从这种中世纪的通信速度中得到好处。1927年11月的极左路线，直到4个月以后他才听说。这给了他超过一个季度的行动自由。
不过，有时候也因为信件用的时间太久而使他的队伍遭受损失。1928年年中莫斯科对极左路线的批评，直到11月他才听到。在这期间，他因感受到那条路线的压力而实施了某些土地政策，致使红军丧失了很多支持。
毛泽东在纸上常常具有挑衅性。然而，在党内斗争中，一支擅长辩论的笔并不总能给人带来好处。当同事们在实地工作中跟他在一起时（像朱德那样），他们发现他总是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在纸上的语气则常常激怒别人。他好像是在宣布真理，这让那些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恼怒。他应用典故的技巧是把双刃剑，这种技巧使他的表达生动，但如果同事们自己不会用典故的话，他们就不喜欢这种做法。
如果说毛泽东的典故和比喻显得傲慢，或许是因为相比党内通常平淡又晦涩的写作风格，它们很显眼。瞿秋白和李立三都不是与毛泽东同一层次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是既过于谨慎而不越李立三的雷池，又不如毛泽东有独到见解。
毛泽东把他的家庭成员紧紧地带在身边。他在公众生活上的困难，使他特别需要亲人。这在韶山发生过几回，现在在井冈山也是如此，只不过主角的扮演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1905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在江西瑞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时年29岁。
毛泽东的兄弟们都过来出一把力。弟弟泽民设法脱离了在上海的中共总部（尽管党中央抱有反毛泽东观点，但他本来在那里一直干得很好），而忠心地参加毛泽东在落后地区的实验。泽覃从湖南平原来到山上，在朱德首次从南方来到时，就是泽覃作为毛泽东的代表执行了会见朱德的微妙任务。两个兄弟在此后的几年里都实实在在地为毛泽东做了不少事。结果他们的妻子都分别被捕至少一次。
他那过继的妹妹泽建，对井冈山事业的贡献甚至超过男人们。她成年以后一直是湖南左翼活动分子。从1927年末期开始，她在危险情况下奔走于井冈山和平原之间。1929年，一个国民党雇用的杀手抓住并杀害了她。
杨开慧带着两个男孩留在韶山。〔5〕她要到井冈山来会有困难，但大概不是绝不可能。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跟毛泽东在一起，还是跟两个孩子在一起。上一次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情况，已记不清楚了：这对夫妇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抛弃了杨开慧，他的确终生爱她。［17］但是，他也无疑在1928年中期深深地爱上了一个高中学生。贺子珍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时是18岁，她聪明而活泼。朱德的一个指挥员写下了他对毛泽东的这个“革命爱侣”的印象。她有吸引力，又很文雅，讲话清晰而有节奏。她的眼睛像“水晶一般”，她“给人一种甜如蜜的感觉”［18］。
贺子珍也是有政治头脑的。她父亲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小地主，开了一家卖左翼作品的书店。贺子珍1927年加入中共，在井冈山上反国民党的斗争中很活跃。［19］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凑巧的是，这里正好是贺子珍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永新县城。她出席了党的会议。散会以后毛泽东跟她聊天，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夜宵——两只鸡加两瓶酒。
几天以后，贺子珍花了一整天帮毛泽东处理工作事务。这次她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早晨，他向同事们宣布：“贺子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又过了几天，另一位军官和毛泽东有个约好的会面。事情谈完以后，他笑了笑，风趣地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大笑，问道：“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05年生，从小过继给毛泽东家。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第二年在衡山就义，时年24岁。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毛泽东于是安排了一次会餐。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是年轻的魅力激发的。这似乎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已经找到新的信心。虽然在更大的舞台上形势对他不利，但他现在大胆而生气勃勃。
在1928年以后的差不多十年里，毛泽东一直和贺子珍在一起。他们的相爱宣告了毛泽东一段富有创造力的时期的开始（就像八年前与杨开慧的相爱那样）。她很快就给他生了两个小孩（就像杨开慧在长沙与他在一起的富有成果的两年那样）。
在一个方面，毛泽东跟贺子珍的关系与他跟杨开慧的关系大不相同。这个18岁的姑娘完全是革命斗争的产物，而杨开慧与毛泽东见面时还在她父亲的保护下，毛泽东对她父亲有着一种超越政治的崇敬。贺子珍不具备这点（毛泽东显然从没见过她父母），她只是个热切的共产党女孩。［20］
毛泽东在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其原因是实际问题，而非哲学考虑。他离开一个根据地试图去建立一个更好的根据地。
有来自中央的压力，要求他们向南转移并鼓动立竿见影的革命。还有国民党对井冈山的进攻，使每一个冰冷的夜晚都成为生与死的搏斗。还有土地政策上的极左错误，这些错误使红军失去农村中农的好感和粮食供应。再有，彭德怀将军于1928年12月来到当地。
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1938年在延安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阳毅；二排左三起：谢汉文、江华、朱良才、吴溉之、李寿轩，左十二龙克夫，左十四刘型，左十五陈伯钧，左十六张今彬；三排左二曹里怀。
彭德怀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人物之一。但是他带着1000人到来时，并不完全受欢迎。因为他们的到来使这个远不富饶的地区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
毛泽东决定向江西东南转移。这个绿色多山的地方有很多吸引他和朱德的理由。通过进入另一个省份，他们可以摆脱爱找茬的湖南党组织。朱德在江西的国民党中的关系像一座金矿（他跟他们关系融洽已经好久了）。而且江西的国民党政府比起长沙和广州的右翼，得到的用于与红军作战的款项和外援要少。彭德怀留下来控制井冈山。
彭德怀在前线。
1月，一次极其艰难的行军开始了。战士们排成单行沿着冰冻的山脊行进。4000名战士（其中有一百名妇女，包括贺子珍）每个人携带一斤炒熟的大米。他们的棉衣长满虱子，而且一点也不保暖。他们用凑合来的东西戴在头上，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清仓拍卖的买主。没有药品。两千多人没有步枪，他们拿的是红缨枪。
毛泽东像个稻草人：瘦削，衣衫褴褛，头发垂到肩上。
停下休息两次以后，大米就都吃光了。4000人（因死于疾病或饥饿已减少一些人）步履艰难地继续跋涉。如果没有仗可打，就又有数百人会饿死；如果不能很快吃上一顿饱饭，就很少有人再能打仗了。他们及时地发现了敌人。从井冈山出来的第三个夜晚，他们制服了一支国民党驻军。那天晚上他们吃上了饭。
毛泽东继续前进，但是付出了代价。在到达较为暖和的南方以前，他损失了几十人，他们死于衣不蔽寒。有的时候红军从树上折下树枝来武装自己以对付敌人。大余镇是一个钨矿丰富的地区，在这里，毛泽东犯了一个非常人性的错误，他让他那可怜的队伍在这个相对舒适的绿洲逗留得过长了一点。敌人追上了他们，杀了几百人。
毛泽东和朱德到达江西瑞金小城时，正是中国的阴历新年。当地的驻军刚刚从战场回来，他们以为他们打败了“朱毛土匪”，摆起了庆功宴。气氛很喜庆。木板支起的桌子上摆着红蜡烛，和贴在每个营房门口的红纸春联很相配。觥筹交错，笑声冲天。
忽然间枪声齐鸣。狂欢的人们目瞪口呆。“朱毛土匪”把住了每个门口。在枪口下，整团的敌人被押出营房，锁在一个祠堂里。“我们替他们吃完了年夜饭。”朱德大笑着回忆道。［21］
毛泽东很快就在瑞金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从井冈山向南行军以来，他损失了一半的人马。但是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使他“农民革命战争”的想法逐渐丰满起来。
在1929年以后的时间里，他试图用枪杆子把江西南部变成红色的天地。
每攻陷一座城镇，毛泽东就给这座城打上他的印记。他让人在墙上刷上共产党的口号，召开会议解释红军的起源和目的，建立起人民苏维埃政权。有的时候苏维埃能生存下去，有时候不能。
瑞金地区不像井冈山那么穷。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用品比以前高档了一些，食物也可口了一些，衣服有可换的了，还能得到一些药品。
当朱德、毛泽东的队伍占领长汀时，他们发现自己拥有了许多缝纫机。工人们用这些机器缝制了红军的第一批标准制服——灰蓝色，还有绑腿和一顶带红五星的帽子。
毛泽东又回到水稻田和绿色的山峦之中。不过他的处境已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湖南的情况。他现在有一块安全的地方可以在其中运筹帷幄，而在秋收起义时，他却是很不幸地没有这种条件。
红军不可能是革命的单纯而简单的工具——毛泽东不是拿破仑——但是它的力量对革命来说至关重要，它是革命的保证。
如果李立三能够等到种子成熟就好了！二十年以后，毛泽东会做性急的李立三现在想要做的事——让红军开进中国熙熙攘攘的城市。
不断的转移并没有减少毛泽东与上海中央的麻烦。传送极左指示的信件暴风雪般地追上了他。
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后面，仍在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就像毛泽东就要做的那样）。整个1929年，他都在连珠炮般地下指令：把城市作为关键；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时机还不成熟；把红军分散成运动的小股部队。他指示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来进行磋商。
朱德愤怒了，毛泽东却很平静。两个人都违背李立三的政策精神，虽然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遵从其字面意义。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这样阳奉阴违地混过去了。
也许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从未脱离中共：在1924年当他被蔑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当第五次代表大会反对他所笃信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当上面要求他离开井冈山时，以及目前，在1929年以及一两个即将到来的时刻。
他仍然待在共产党行列里，因为他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会到来。他在方法上的灵活已经滑到了机会主义的边缘，但是他的目标仍然是共产主义。
另外，建立只有一两个省的王国，他不可能满足。中国比整个欧洲还要广阔，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一个省的人口就相当于1789年革命时全法国的人口。一个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的最终胜利者，必须有各方面的关系，使其成为真正全国性的力量。在1930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朱德还不是这样一支力量。
毛泽东在走地方路线，但他心怀天下。
如果毛泽东在20年代末期或30年代初期脱离中共，那么不会有几个人跟他走。毛泽东被视为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但他只是在权力结构的中间。〔6〕
毛泽东不大可能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救星。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常常与党中央的观点不一致。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留在中共的组织中，毛泽东做出很多努力，并曾多次做出妥协。
1929年毛泽东得了疟疾。有三个月的时间，他病得非常厉害，有时徘徊在生与死之间。［22］在江西得不到奎宁。药从上海由信使非常困难而缓慢得令人痛苦地送到了（两个信使带着珍贵的药瓶出发，一个在半路上被砍头，另一个成功到达）。
毛泽东在江西东部边界之外的福建省高山地区的一个农舍里休养。［23］他的生命大概是一个基督徒医生傅医生救回来的。红军把傅医生争取过来投入它的事业。傅医生在长汀的英国浸礼会传教活动中皈依基督教时，获得了他的教名尼尔森。
在江西时，毛泽东的主要问题是李立三的影响，这一点从毛泽东生病时期朱德的行动中得到证实。就好像没有方向舵似的，朱德开始半心半意地跟着李立三走，这大概是由于林彪离间他和毛泽东的努力奏效了。［24］朱德离开瑞金，带领着“游击小部队”去“发动群众”了。
天知道毛泽东在听说朱德与上海毫无意义的妥协之后有多么痛苦！无论如何，朱德的出击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几个月以后他又回到与毛泽东一致的路线上来。
1929年底毛泽东回来了。他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恢复过来，计划在福建集市小镇古田召开紧急会议。他趴在山里铺着草的床上起草了现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就像一个杂耍艺人，同时在空中耍弄好几个球。他和李立三在辩论熟悉的话题。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址——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1929年12月在这里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指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对如何管理军队也有鲜明的观点，他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攻击好像是对朱德打出的痛苦而坚决的一拳。［25］毛泽东坚持主张：“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26］
地方上忠于党中央的人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个问题。古田会议绝不是胜利进军，从头至尾都是权力斗争。为了制胜，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若干拿手的方法。他转向强调秩序和纪律。
红军不是井冈山上的那支兄弟般的队伍。军官和士兵不再为了讨论政治问题而编在一个小组。让几乎不讲政治原则，甚至更没有政治头脑的军官成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军官，毛泽东批评此种政策，但他有时也随大流。
他在《古田会议决议》里主要强调秩序。他攻击“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军官们可以有骑马的特别待遇，分配给司令部的房间应该比分配给普通士兵的房间大些……
他提出一个新想法，好像扇了李立三和其他较年轻的归国学生一个耳光。好的党员的一个标志是，他必须“没有发洋财的观念”。那些靠外国奖学金上学的人不过如此，那些把一半时间花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的党的领袖们也不过如此。
左图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1930年1月5日，他针对林彪等不少同志的悲观情绪，写信给林彪并印发给部队干部，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年后，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右图 毛泽东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绝没有丢掉他在写给林彪（当时正在上升的一个年轻军官）的信中所表露的并在后来命名为“星火燎原”的见解。1930年1月的这封信，除了表明对未来毫不含糊的信念以外，还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对具体情况的尊重。
他在这个时候相当乐观。革命的希望看得见摸得着，就像“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7］。毛泽东是接受了李立三的高潮空谈吗？不，恰好李立三和中央委员会这时很悲观，毛泽东为此责备他们，但是，他的理由比他的乐观态度本身更引人注目：斗争以整个形势为转移。绘制它的盛衰图不仅要靠自己力量的消长曲线，也要靠敌人力量的消长曲线。观点很简单，但很根本。
1928年初，毛泽东很谨慎，因为军阀们没有互相争斗，所以上海方面希望他全面出击让他惊愕。到1930年，他赞成大胆的行动，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受到两股军阀势力的攻击，而且日本也在对中国施压。
1930年3月，笨拙的第三国际官僚机构奏出一个怪诞的音符。它的新闻简报上公布了毛泽东的讣告！宣布他死于肺结核，讣辞说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28］。
这个失误绝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众多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
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李立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像一只把自己的肚子吹得很大而后爆裂的蟾蜍。他和毛泽东私人之间古怪的拔河撼动了每个人脚下的土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和周恩来之间的问题更糟糕。甚至李立三也对红军日益扩大的影响印象深刻。这支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正式名称是红四军——毫不含糊地是左派手中目前在全中国最有威力的武器。这并没有使李立三转而支持毛泽东长期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把试图在“山里”建立政权称为“一个笑话”。［29］
然而，李立三确实想利用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来推进他对若干主要城市发动攻击的想法。他突然赢得了这样做的权力。
彭德怀将军进军长沙。他勉强占领长沙十天，随后就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命不久将与毛泽东的生命相交织）被派往武汉，但他没能夺取那座关键性的大都市。
毛泽东和朱德敷衍了事地开往南昌：他们占领这座江西首府24小时，但毫无结果。工人没有起义，国民党人没垮台，军阀部队没有大量开小差。
在向南昌悲哀而无功的进军中，毛泽东唯一的安慰是，李立三的路线被证明已经破产了。
当失败的尘埃还未落定时，李立三又打出另一张牌。彭德怀丢掉长沙一个月后，李立三要他再试一次，并命令毛泽东和朱德跟他一起发动这次战役。红军武装超过两万人，这是共产党部队最大的一次集结，投下了很大的赌注。毛泽东服从了12天时间。但是，国民党有飞机、重炮和炮艇……
毛泽东放弃了战斗。他违背了李立三的命令（而且带上了彭德怀和朱德）。他用脚投出了抵制错误的一票，回到了江西南部。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但不是李立三带有全球意义的城市起义的乐观主义。在李立三的眼里，毛泽东患了“农民意识”病。［30］
李立三这只蟾蜍爆裂了。两个月之内他丢掉了党的一切职务。跟之前的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在他导师的牛圈里舔他的伤口，后来还进了他们的监狱。毛泽东关心的是他自己统率的部队的生存和现实目标，上海和莫斯科的风向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也不那么清楚）。所以，事情不是毛泽东和李立三之间的简单对立。实际上，毛泽东的事业在李立三时期的混乱中还向前发展了［31］；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如毛泽东所愿，农村而不是城市，成为中共注意的焦点。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哀痛的毛泽东捎去30大洋为她修墓立碑。
1930年2月，杨开慧被捕了，这是试图进攻长沙的后果之一。她拒绝和毛泽东脱离婚姻关系，后来被杀害了。毛泽东本来可以在共产党进攻长沙之前把他妻子和两个儿子转移出来，他们因为是毛泽东的家属而处于特别的危险之中。为什么毛泽东不把杨开慧和儿子们弄到安全的地方？三个月以前他在给李立三的信中说他没有杨开慧的地址，但是，没有说没有办法和她联系。［32］人们怀疑，他的理由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毛泽东已经与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他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旧妻与新妻相遇。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动机就和毛泽东当时和日后坚决主张“政治路线”是道德行为的指南的原则，形成了可悲的矛盾。毛泽东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努力去亲近杨家的人和他作为杨开慧丈夫时的熟人，看来是受到内疚的困扰。
虽然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得救了，但是他在许多年之内都没能见到他们。他的农田让国民党抢去了，他们为了报复还掘了他父母的坟墓。［33］毛泽东再也收不到租，“红色绅士”再不能把他的农田当作退避之所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曾没收了许多地主的土地，现在他知道被剥夺土地是什么感受了。
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品味他在韶山的好名声。他后来沉思着向埃德加·斯诺讲到他在那里的形象。［34］提到1930年初时，他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看来他还有点自我陶醉。
毛泽东还有话要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泽东感觉那个很安全的小世界总还使他牵挂。
批评李立三的人主要不是那些因他而吃过苦头的人，是一个才从苏联学习回来不久的新的群体，他们抓住往事不放。毛泽东在这点上值得赞扬，他向前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有新的敌人需要对付——28个布尔什维克。
“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的一群聪颖的“左倾”中国学生，他们因为采取反托洛茨基立场而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他们的导师是他们在那里学习的孙中山大学〔7〕的校长。巴威尔·米夫校长也是斯大林喜欢的远东问题顾问，这不久就使他离开学院的小树林而来到上海的弄堂，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擅长理论，但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上却很糟糕。他们当然缺乏经验。两位明星，王明和博古，从李立三手中接过中共领导权时是二十五六岁。
中国人之间的差别能有多大，这两个人和毛泽东之间的差别就有多大。王明是地主的儿子，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当过旧中国的知县。两个人都是上海学校出来的，很圆滑，都是十几岁就离开中国到苏俄去了（毛泽东在那个年纪甚至还没有离开湖南）。
他们1930年从孙中山大学回国。令人吃惊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们接过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就好像是为了欢迎王明和博古回到中国，毛泽东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短文——《反对本本主义》。［35］文章的主题总结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毛泽东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27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创新。这是当时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的日子比1926年以来都要好过一些了。李立三不再挡路，中共开始对农村工作稍微多了一点笑脸，虽然它的总部仍远在上海。1930年9月毛泽东作为候补委员进了政治局（1927年以来第一次）。
以毛泽东为政治领导的江西根据地干得很好。到1930年年底，它占地约5万平方公里，总共有300万人处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进攻城市的惨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威信。
李立三的“笑话”变成了现实。部长在山区出现了。中共决定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的替代政府，这就把以农村为重点的新政策明朗化了。在后李立三时代的气氛下，毛泽东必定是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毛泽东不得不处理他和李立三三年斗争未竟事务中的一个麻烦事。李立三在江西南部的那些不喜欢毛泽东或毛的想法的追随者，造了毛泽东的反。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也许是遭到了国民党特意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团”的渗透。
毛泽东很吃惊。他迅速行动起来，在富田镇监禁了几名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这使反叛达到高潮，几千人涌向富田，试图解救被监禁者，发生了牵涉几千名武装人员的战斗，并持续了好几周。这是共产党阵营内部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36］毛泽东胜利了，但是在胜利时他并不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关于处理内部矛盾的箴言：“治病救人”，处理了几百也许几千人。这一事件如果说使得毛泽东不像以前那么受爱戴的话，但却让他的地位较以前更稳固了。这件事也显示了外来的和当地的共产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毛泽东的老同学的来访者来看毛泽东。是东山小学的萧三。萧三投入了共产党的事业（不像他那爱挑剔的哥哥萧瑜，萧瑜加入了国民党阵营，然后又退出来，再后来又到欧洲从事文化活动）。毛泽东邀他谈了一晚上。
两个人谈论到教文盲识字的问题。谈话就像是毛泽东拿起枪之前的生活的回放，不过，它也预示着他今后放下枪以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定给了他再次像教师一样思考的机会。这是他的癖好，他重操教师职业就像拿起喜爱的纸烟一样。
毛泽东领导下的江西政权迎来了一个自由的时期。［37］离婚可以不带情感，就像发送一封信。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孩子本身并不是爱情的标志。
毛泽东的自由结婚、自由离婚政策，跟他以前拥护的任何政策一样具有革命性。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觉得结婚很难；毛泽东在江西调查中震惊地发现，只有百分之十的农村游民和百分之一的农村雇佣劳动者能找到妻子。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而对妇女来说就根本不可能。
毛泽东的新法律实行以后，开始了名副其实的走马灯似的结婚和离婚。女孩子们把地方苏维埃办公室当作婚姻介绍所，在那里安营扎寨，直到被纠缠的干部们为她们找到男人为止。
夫妇们早晨结婚，晚上就离婚。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反封建主义”的名义发动了令人头晕的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毛泽东好像开启了他在1919年某新娘自杀后所写到的那种“恋爱自由”运动。不过，在新派老派的交战中，毛泽东采取了中间立场；这揭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他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婚姻的极乐，但他不希望有纵欲、过早结婚、独身或其他出格现象。
他有些政策过于严格，许多同事不欢迎。他不肯像有人强烈要求的那样降低男二十、女十八的最低结婚年龄。他坚持主张，红军的妻子〔8〕只有在丈夫同意时，或者已经两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时才能同丈夫离婚。
他使普通农民可以选择自主的婚姻。但是他不赞成20世纪20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一杯水”式的两性观点。农民可以在传统习俗的高地上得到一块地方，但不允许在高山顶峰上进行两性冒险。
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情。他相信实在的农村道德观。他不是某些“五四”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对那些知识分子来说，大胆的社会实验本身就令人激动，这本身就具有正当性。他与杨开慧和贺子珍的婚姻是比较传统的。是的，结婚仪式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他跟两位都是举行婚礼前就住在一起了。但是，婚姻一旦开始，就会稳定地持续，直至外部因素带来激烈变化时为止。
毛泽东的江西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自己的经历。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就被视为已经结婚，无论他们是否领了证书。这就废除了私生子的观念，这在中国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毛泽东的法律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稳定的家庭中的性关系推崇为所有人的准则和权利。
毛泽东演示了他的革命的最终社会影响的讽刺性。中共取得政权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地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社会中的“如何”（人的行为规范）做，所以它又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蒋介石采用战争手段以铲除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李立三对蒋的城市大规模强攻后的以牙还牙，但是，是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个人不得不面对蒋介石的愤怒。在1930年12月和1931年7月之间，他们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围剿”的企图。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是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
毛泽东选择了诱敌深入战术，诱使国民党进入不熟悉的山区。这样，毛泽东以空间为交易，赢得了对时间的控制。他看着敌人散开，等待着其弱点明显出现，然后以能抽出的最多军力猛扑过去。这种策略他称之为“以十对一”。
这种战术是灵活的。灵活的战术让毛泽东的部队能够利用其与周围农民的良好鱼水关系。对一支敌人数量远超出自己的武装来说，这十分必要。在第一次“围剿”运动中，蒋介石投入了10万军队对付毛泽东的3万人。第二次，他调集了20万人对付毛泽东的3万人。作第三次努力时，蒋愤怒地飞往武汉亲自指挥，他有30万人可支配，而毛泽东只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第三次反“围剿”的结果是毛泽东若干年来最好的补药。数万国民党部队向共产党方面投降，多名国民党将军被杀死，还有不少投奔到毛泽东这方面来。朱德、毛泽东的部队缴获的步枪之多，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在战利品中发现了几部奇怪的机器，他们既不认识也不知道怎样操作——无线电设备。占领福建漳州以后，毛泽东和一个年轻女干部曾志（陶铸未来的妻子）一起来到一所中学，它因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而出名。他在图书馆查阅了一个小时。“曾志，给我找几个箱子，”他说，“我们要把一些书拿走。”曾志装了三四箱书，和毛泽东一起回到江西。［38］
1931年夏天，毛泽东写了他最抒情的词之一——《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对如此令人激动的诗句来说好像太平淡了：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39］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毛泽东利用党内多变的情况而享有运作活动的空间。中共的总部远在上海。江西苏维埃政权是新形式的政权。一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方面不受党的权威的制约。1931年军事危机的气氛延长了它可以自主的时间。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毛泽东（站立者）在会议上讲话。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是共产党至此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
28个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个脆弱的政权把中国中南部的几十个苏维埃——大多数都很小——联结在一起，进行有希望的合作。）这是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得到的最动听的头衔。他是一个政府的首脑，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府或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夹在两个副主席之间，其中之一是张国焘，他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好像总是跟他意见不一致。此外，毛泽东失去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控制权。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加强了他们对中共古怪的组织结构的统治。1932年，他们采取了合乎自己逻辑的一步。中共总部从上海搬到江西，这里是中共精神最活跃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他后来宣称，“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40］
28个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有什么可反对的？争论的主题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枪杆子和农民群众在革命的未来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没有远离李立三基于书本的夸夸其谈。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在江西瑞金。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他的队伍有点像游民的乌合之众，他战术上的灵活性——“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视占领根据地。“要占领关键城市！”他们这样叫喊，就好像从未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那样的事。28个布尔什维克把毛泽东看作是从《水浒传》故事里走出来的农民造反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式的军队领导人。“一个红皮萝卜，斯大林是这样称呼我的，”毛泽东后来说，“红皮白心。”［41］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处在共产党的修道院中的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
对于中共的头十年，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确实把封建的现实（例如氏族）织进了他农村领地的挂毯之中。
毛泽东此时还不很通晓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内心世界的确部分地还是《水浒传》里的世界。
毛泽东甚至在语言上也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他认为只是把“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音译成中文是没有意义的，对普通农民来说，这是天书。很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某个人的名字，而布尔什维克比用刀叉吃饭还不像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尽量少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而对“苏维埃”，他选择了一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含义更具体的词：“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善于倾听村民愿意接受的意见，就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不好。
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
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外”。他觉得毛泽东偏执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周恩来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顶着28个布尔什维克汹涌的潮流游泳。［42］
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泽东、朱德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1933年4月召开了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的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事声誉的棺木上又钉了几个钉子。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得了疟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那个基督徒医生来了，命令毛泽东住四个月的医院。他不到四个月就好转了。不久，他就责备傅连暲点的菜太浪费：“我们绝不可忘记现在在打仗。”这次是医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忆说，“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43］
到1933年春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3年8月和1934年1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强调经济建设和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
1933年，毛泽东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写这个话题。［44］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他骑着马巡视苏维埃地区，计算粮食的担数，组织食盐走私小组到蒋管区偷可能得到的咸盐。他倾听农民讲话，这在井冈山时期以后他还没有再做过。
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东京迈出了侵略它觊觎庞大邻国的第一步，这被微妙地称为“九一八事件”。这件事最初的结果是稍微分散了一点蒋介石“剿灭”红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长远影响的确是重大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没有退潮。在中共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农民集会上讲反对帝国主义。他警告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国人结成同盟，并敞开大门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虽然他们在几年之内没见到一个日本人，虽然他们只控制很小比例的中国人口（他们只能管辖不到900万人）。
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45］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战，而不是和中国同胞共产党人作战。他向中共伸出了试探的触须。
中共犹豫不决，对待福建造反者，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从不冷不热到完全仇视。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谴责蔡廷锴：“要想让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脸上啐一口痰。”［46］中共还没来得及对蔡廷锴稍作援助，蒋介石已经设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军消灭了。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有一个广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动的非共产党爱国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回顾这些时，他说中共没有与蔡廷锴联合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蔡廷锴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他的确还尖锐地批评蔡廷锴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关键是毛泽东缺乏反潮流而制胜的影响力，而当他知道不可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大流。他牺牲蔡廷锴，是为了守住他在江西政权中仍保有的一点权力。这是毛泽东怀着不安而回顾的一个插曲。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1934年1月，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席——尽管到现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会议开幕。他盯着挤满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红绿旗子装饰的大厅。他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的标语。一排礼炮和一阵焰火启动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而又古板的演说。演说缺乏他特有的清楚明了和独创性。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事先做好的，而这次会议毛泽东不是没有参加，就是没留下什么印记。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开始达到他三年都没有达到的“围剿”目标。如果敌人可以破门而入，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就会很容易地变成梦魇。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阵地战的愚蠢。李德重视领土超过军队，结果他两者都丢了。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建起了碉堡和将碉堡联系起来的公路。这一计划见效了，因为共产党人也选择把自己圈了起来。但中共太弱，装备太差，不适合这样的战略；红军的机动性不足，不能一个一个地打击国民党军队中脆弱的部分。而且国民党能对陷入困境的、给养困难的共产党人施以可怕的经济封锁。
到了8月，中共所属的70个县只剩下6个，甚至长汀也落入国民党手中，很多红军军官牺牲了。毛泽东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有人说他的处境像西方理解的那样——从1934年仲夏开始，他就蛰居在瑞金西边于都山区的一个农舍里，被“软禁”了。
有一天晚上，朱德部队的一名军官来跟毛泽东聊天。他带来酒和一只鸡，这确实是那个困苦时期里的美食。他们大吃了一顿。［47］
在毛泽东的农舍院子里，他们坐在柳条椅子里一口一口地抿着剩下的酒。当谈话转到缅怀往事时，毛泽东叹了口气，对这名他很熟悉的军官说：“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图回到书本中。他随意作些笔记和批注，他写诗，而诗是他回归永远忠贞不贰的大自然的养心胜地，他教警卫员认字。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精神解脱出来，总是惦记着美丽的山峦之外那些可怕事件的发展进程。在一个凄凉的时刻，他又病倒了。
1934年，毛泽东与警卫员在瑞金合影。左起：毛泽东、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他体温高达41度。这一次疟疾发作差不多跟1929年与死亡搏斗的那次发作同样严重（虽然博古轻描淡写地说他得的是“外交病”）。［48］从8月的一天到9月底，他都病得很厉害。除疟疾之外，他还得了肠痉挛的毛病。他一定想过他是否还能好起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有一天，傅医生弄来一只烤鸡给毛泽东吃。毛泽东是个要求不高的病人，他反复地说，对他来讲，有个护士就够了，用不着医生了。他拒绝接受这只鸡。他身上某种职业性的东西（有几分被迫？有几分真心？）让他不那么愿意像接受那个军官的鸡那样接受傅医生的鸡。他让傅医生自己把鸡吃了。［49］
毛泽东硬是从傅医生的病床上站起来，恢复了健康。他9月底离开于都时发现世界已破碎了。不过混乱也提供了一个不受人约束的机会。毛泽东当时很不被重视，但他还有牌可打。他是当时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理所当然的“反对派发言人”。［50］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赢的非常漂亮，他差不多确实铲除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灾难”。中共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然而，决定是博古和李德做出的，而不是他。红军残部要向西北行进，希望同贺龙领导下的一个湖南的苏维埃相会合。
面对事态这种痛苦的转折，28个布尔什维克只能感到羞愧。毛泽东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刚刚成立起来指挥撤退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小小一步。至少和他差不多所有的同事比起来，毛泽东不那么应该受责备。
红军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条没有舵的船。8万士兵（加上几百名妇女）不知道他们正走向何处。他们许多人一定认为，他们只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都有心伺机叛逃。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周以后，莫斯科发来无线电报，叫中共从江西撤离。
除每个人都要携带的够三天吃的大米以外，毛泽东还设法带了一匹马（是早些时候战胜一支国民党军队而得来的战利品）、一把伞和一捆书。
他没有带他通常装文件和地图用的那个破旧的小文件包——在他同事的眼中，这是他的标志。这很奇怪。他周围的人把不带那个小包看作是毛泽东悲观情绪的迹象：如果他认为自己就要掌握权力，那么他会把那个小包带在自己身边。［51］
江西于都红军桥，毛泽东从这里告别了他和战友一起苦心经营7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注 释
〔1〕该比喻出自于中国传统文学中。
〔2〕朱德部队的总政委是陈毅，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外交部长；朱的最有才华的年轻军官之一是林彪，他后来与毛泽东关系亲近，但在四十年后几乎成为毛泽东最难对付的敌人。
〔3〕当时的记载是这个形式，而不是后来的“毛朱”，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人们认为朱德在两者中更为突出。
〔4〕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参看毛泽东许多年后的话：“打仗的时候，我从不读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见A.Bouc'sMao Tse-tung,p.190。
〔5〕1927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生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在母亲于1930年去世以后，毛岸龙处境危险，没人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以后的情况。1995年曾出现一本书，主要是讲毛岸龙的故事，说他在浙江重新出现，但其真实性可疑。见AhYin, Ma Jian:《我是毛泽东的儿子》，香港，大地出版社，1992。
〔6〕第二次茅坪会议选出一个班子——第二特别委员会，全权处理中共在湘赣边区的事务。毛泽东在19人的名单中位列第十五。
〔7〕孙中山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其俄文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编者注
〔8〕这有别于平民的妻子。这种区别预示毛泽东在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上在延安转向不那么自由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晚期较为强硬的路线因抗日战争的需要而被证明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