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6)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虽然博古和李德在长征开始时仍在掌权),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肯定还有党内的一些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

    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1〕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

    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2]〔2〕“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3]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长征要使部队脱离那群(布尔什维克)毛头小伙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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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是敌人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的决策错误,中央红军经过几个昼夜的死战,虽然突破湘江封锁,但损失惨重,总兵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多人。红军烈士的鲜血流淌在湘江上。

    毛泽东自己的三万人(即第一方面军,约占长征部队的四分之一)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这次战斗使中共党内的斗争接近于摊牌。

    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

    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4]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傅连暲医生宣称,依他判断,这些热切而朴实天真的农民出身的长征者,90%不曾有过性经验。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派到两座显眼的山顶上,并受命在开阔地上暴露出来,以便看起来显得比实际的人数多。国民党确实把这些忙碌的战士当成了红军的大部队;被共产党截获的国民党一条无线电通信中得意地说:“红军主力已被包围,无可逃遁。”而在此时,一支大得多的共产党部队从背后发起了对国民党的进攻。

    这次非常有毛泽东特色的声东击西战果可观。“整个行动,”一位将军回忆说,“就像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猴子耍弄一头牛。”[5]

    这样的战术让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水流湍急、两岸是巨石峭壁的乌江,从而进入贵州省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他真正的对手正在浮出水面,于是飞到省会贵阳亲自指挥20万特别部队作战,以阻止红军经过贵州向四川这块富庶的宝地前进。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抗的形势正在成形。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遵义古城。这是通过一条巧妙的计策完成的,从而使朱德、毛泽东的队伍获得了魔术师的声誉。(红军需要运用智慧:在贵州,敌人的杂牌军与红军的力量比例是100比1。)

    首先,共产党占领了遵义30里外的一个村庄,抓了俘虏,这些俘虏是这个计策的关键。红军审讯人员用哄诱和恐吓相结合的方法对付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元,还诚恳地告诉他们“苏维埃道路”(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表述)的优越性。

    共产党很快就获得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遵义驻军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部分既应记入中国的战争史,也应记入中国的戏剧史。

    那天晚上,红军假装成刚打了一仗返回的国民党部队,煞有声势地向遵义行进!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说着当地口音的土话,甚至让司号兵吹着军号走在前边,大摇大摆地宣告他们的到来。

    当天夜里,天气恶劣,一片漆黑,他们到达城门楼并开始与守军卫兵对话时,被当成是友军。他们解释说,他们在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失去了连长。卫兵还没来得及怀疑,共产党士兵已经进了城门,他们端起刺刀大叫:“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在一个小军阀讲究的小楼上的房间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

    一连12天,他在这座有公园有宫殿的优雅城市里,睡在一张软床上,好好休息了一下。贵州很大一部分从一个军阀手下得到了“解放”(这是个新词),红军现在已准备好包围四川。

    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毫不拖延地在那个小军阀的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

    毛泽东自己并不拥有一个强大的派别。他也不属于已有的两派之一:28个布尔什维克一派和黄埔军校出身的一派,周恩来是后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是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为他和朱德一起在江西早期反“围剿”的战斗中有良好的记录。毛泽东胜利了,但是他之所以此时胜利,是由于28个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失败了,并且也由于有几个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抑制住他们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作了一个报告,开启了会议议程。周恩来接着发言。然后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立场。[6]重要的是,后来周恩来转向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7]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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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周恩来采取行动之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重获主动权。在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再也没有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重要的挑战。

    毛泽东新的权力,基本上是在军事方面。至少在长征过程中,枪杆子是通向一切权力的关键。他成为共产党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五人中上升最明显的人物。〔3〕这使他对红军将领们的权力,比他在井冈山或江西时享有的权力大得多。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并继续保持与毛泽东相当稳定的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提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读来就像是对他钟爱的全部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遵义市天主教教堂里为解释决议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为未来几个月提出一个口号:“北上抗日。”

    在遵义的那12天,长征从精疲力竭的军事撤退,转变成既有革命目的又有民族目的的政治行动。

    另外一点也很清楚了,中国革命已经走出莫斯科的阴影。斯大林现在有比对付四处流窜的中共更重要的事要办。他也不可能想象一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军队能够革命。

    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一次由一个不敬畏苏联的人领导。权力向毛泽东倾斜,恰恰发生在与莫斯科的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间的来往通信几乎完全消失时,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仍然景仰十月革命。30年以后,当他按照自己的信念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说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进军的一个理由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8]。但是,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的重心仍然是在农村。

    另外,在党内和军内,毛泽东的组织方法,总括起来就意味着抵制斯大林主义:就他对人进行改造的信念而言,以及就他灵活的、本土主义的、强调思想因素胜于物质因素的军事战术而言,尤其如此。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此时他要努力与川北的张国焘部队会合,并在那个了不起的省份建立一个苏区。

    行军重新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上去很是整洁帅气。一个警卫员注意到,他在遵义弄到一件非常合身的灰色上衣。

    他有一匹马,但除了筋疲力尽时很少骑它。有两次他得了严重的疟疾,甚至在马上都坐不住。他委靡不振地瘫坐在两个战士抬着的滑竿上。

    在他个人的行李中永远都有那把伞和一些书。行军的过程中那些书是会变化的,但《水浒传》一直都形影不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携带着任何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经常通宵工作,但也有时候会旧态复萌,在吊床上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总能依赖几个年轻人做助手,包括一个秘书、一个护理员和一个也是兼做贴身服务员的警卫员。

    警卫员二十多岁,叫陈昌奉,他逐渐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准确要求和喜欢独处的习惯。在停下来准备过夜时,毛泽东会立即要开水喝。如果形势需要通宵工作,他会坚持让别人帮他保持清醒。陈昌奉必须迅速准备好一个工作的地方——一个山洞或者哪怕是一块干净的石头。[9]

    有的时候,毛泽东发现有机会奢侈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就会很高兴地为他安排在地主带院子的家中睡觉和工作一两个晚上,床上有稻草,桌子上还有难得的文房四宝和电话。

    对毛泽东来说,找到一些香烟就足以使哪怕最灰暗的日子也明朗起来。有报告甚至说他的手下人曾用鸦片向敌方部队换取香烟。得不到烟草的时候,他就试验用各种有刺鼻气味的叶子作替代品,足显其机智灵活。李德也跟他一起做这种冒险试验;寻找一种东西好好吸一口,大概是这位爱挑剔的德国人和这位镇定的中国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

    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使天空变成深红色的挂毯,把毛泽东的上衣从灰色染成橘红色。满月下,一堆乱石突然变得像一对正在争斗的龙。在漆黑的夜晚,一支部队用松枝做成火把,用以取暖并照亮峡谷间的小路,山坡呈现出魔幻般的雄伟景象。

    毛泽东把这样的时刻描述在他的诗词中。他觉得自己“离天三尺三”;他把纷纷落下的雪花看作“飞起玉龙三百万”;他把河流湍急描绘成“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在长征中,毛泽东的确找到了自我。尽管极端艰苦,有人生地不熟的挑战,一度与死亡擦肩而过,再一次发生令人心痛的党内争斗,还有几次艰难时刻,红军能否生存下去都似乎成了问题,但是,在十个月里艰苦跋涉两万五千余里,使他充分发挥了他独特的才干。

    看似矛盾的是,这不是他退至个人情绪小圈子的阶段之一,反而是他成就公众事业的时候。他孤单一人,然而又系于集体使命之中。虽然子珍参加了长征,但在这十个月中间,她几乎没有陪伴毛泽东。那些在身旁为毛泽东服务的人,在他们很详细的回忆录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他和活下来的弟弟泽民,也没有经常的接触;毛泽民负责看管钱款、文件和装备。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很少像长征途中那样写那么多诗词。“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 20年后他怀旧地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10]他的诗句表达了大自然与历史的结合,这一点就是毛泽东最终成为革命家和亚洲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秘密。

    他把山地看作一系列战斗的一部分: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11]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为革命找到了证据,就好像长征所经过的这11个省份的生活和地貌,为毛泽东提供了新的权威,取代了莫斯科的权威,使毛泽东能够做出他一心要对中国的面貌想做的改造。

    长征结束时,他甚至引出一条山脉,作为超出中国自己的革命之上的世界和平的景象: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12]

    在战役之间,毛泽东是自己国家广阔地域的探险者。他见到了他20年前读到过的寺庙和大山。之前,他曾经离开中国南方到北京去,但他在那里没有感受到自由精神。现在的旅行他可以自己做主;他把山河当作锤炼他新的革命风格的熔炉,当作他的生身之地。

    毛泽东在1935年最真实的形象是放眼远眺的诗人;是以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远见研读地图的战略家;是一位领袖,他远离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热切而年轻的警卫员像哲学家那样交谈,或花15分钟教他的秘书几个生字。

    他在大多数的伟大时刻都是独自一人,但也像山脉一样是公众的。在他充当中国的摩西的一年中,他与土地神交,似乎不需要妻子、朋友或顾问作为中介。

    四川比毛泽东预料的更难啃。蒋介石在现场事无巨细地指挥着大规模的部队与红军作战。他在电报里对他手下的军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些军阀也鼓起劲来进行非同寻常的强力防御。

    而张国焘却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悲观地向西藏的无人区撤退,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在危难时刻对红军的背信弃义。这意味着,毛泽东在他向北渡过长江的大规模行动中,不可能从张国焘很有实力的第四方面军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这让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长征队伍挤压进由几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交织成的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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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手迹。

    在去往四川的精疲力竭的行动中,红军来到茅台镇,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劲道十足的高粱酒的故乡。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处在酿酒作坊里,周围排着一百个大桶,每个桶里装着20担酿造的酒。

    红军的年轻人不习惯这种类型(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奢侈品。有些人以为桶里的液体是洗澡用的,他们把饱受折磨的脚泡在里面!李德懂得多一点,很快就有醉意了。有些红军在那个酒作坊里增加了一点经验,因为到共产党离开茅台时,“洗脚水”一滴也不剩了。

    只是由于毛泽东精彩的佯攻,红军才避开了蒋介石的围堵。看来,这时最好是向西迁回进入云南。毛泽东假装进攻贵州省会,在这里,蒋介石的人已经非常舒服地安顿下来,等待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能把敌人诱出云南的话,”毛泽东在派遣牵制敌人的部队时说,“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斗。”红军做到了这点,1935年4月,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进入云南。

    毛泽东遇到一个灿烂的春天,这个与越南交界的地区以“四季如春”闻名。稻田因新苗而生机盎然,野花和蝴蝶把山野装点得五彩斑斓。但是,他只能满足于匆忙享受一下长征中第一个和暖的天气。因为蒋介石就像云南盛开的花丛中追逐花蜜的蜜蜂,已经在省会昆明迅速集结了10多万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部队。

    毛泽东向昆明发起佯攻。这让他有机会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是云南和北面的四川之间的分界线。金沙江流过岩石裸露的山岭,落差达每公里约3.4米。蒋介石深信他已把红军钉死在条件恶劣的金沙江岸边了。他命令将靠近红军行军路线各地点的渡船全部烧毁。

    但是,毛泽东的机智弥补了他的队伍在兵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当林彪率领的一支部队向昆明佯攻,另一支部队在蒋介石的监视下开始费劲地建造一座竹桥时,毛泽东把一个营派到西边很远的一个渡口。在这里,伪装战术使共产党部队开始冒险抢渡金沙江;这一招说明,毛泽东永不疲倦地反复阅读那些描写农民造反的旧小说,没有白读。

    一支先头部队打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因税务事宜而出行的人,坐着颠簸的船划过了湍急的水流。他们溜达着进了当地驻军的院子,发现军人们正着迷地打麻将,这些人的枪毫无威胁地靠在墙边,于是他们解除了这个地方所有的武装。工于心计但不够细心的蒋介石,没有想到要把这里的船也烧掉。接下来的九天里,六条大渡船把红军送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一个非汉族(所谓少数民族)部落聚居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地形一样蛮荒。毛泽东对待他们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

    他坚持主张,他的部队要尊重部落民。即使对喜欢强取豪夺的倮alt(一个彝族部落)[13],红军也要为得到的每一只鸡和每一两粮食付给他们银元。〔4〕这是由于毛泽东真诚地相信,少数民族在旧中国受尽欺凌,在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应该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

    但是,毛泽东也在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使用的方法让人想起他在井冈山上对付土匪的手段,并预示了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均衡战术。

    毛泽东评估了一下情况,有白倮和黑倮,他们之间的仇恨程度不比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仇恨程度小。依靠黑倮更适合他。他对他们讲道理说,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像不是所有的倮alt都是坏人一样。他建议黑倮和红军结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白色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泽东的一个将军就和一个当地的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向一个倮alt女王磕头,以确保在给她200支枪和1000银元以后,她就允许红军穿越她那可怕的领地。

    如果这就是毛泽东主义,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会怎样想,它至少是有效的;几百个倮alt加入红军并完成了后续的长征,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长征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渡河行动可能是全部军事史中最令人敬畏的。蒋介石决心把共产党挡在大渡河以西,在那里他们极可能在西藏东部的冰天雪地中灭亡。在这个河畔,甚至《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据说也遭到了惨败,伟大的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在19世纪60年代也有同样的遭遇。这两个故事都是毛泽东所熟知的,这两次造反运动也都是他所景仰的。

    蒋介石飞到重庆,再次亲自指挥对共产党的“围歼”;他也知道这两个著名的造反运动,但都为他所蔑视。他的飞机向红军散发传单,说毛泽东就要“步石达开的后尘”(这位太平军首领在惨败以后被处死)。

    大渡河太凶猛,一般不通航,即使用渡船横渡也是一种与急流的冒险赌博。唯一的一座桥稳固地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泸定桥看上去像是杂技演员走的钢丝。它由13根铁链构成,两头用水泥固定在山崖上,铁链距下面的激流大约60米。无数的木板一块挨一块地铺在长长的链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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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

    国民党表示欢迎的方式,是把共产党这半边桥上的木板都搬掉,只留下赤裸裸的令人生畏的链子。为了把敌人进一步搞这种准备的时间减到最少——毛泽东相信贻误时机让以前的造反军队损失惨重——红军战士在难以想象的24小时内,走完了他们向泸定桥前进的最后120多公里路程。

    一小股先遣部队的殊死任务,是像猴子一样一根链子一根链子地荡悠着向前爬,手榴弹和毛瑟枪绑在背上。然后,如果还活着,他们就逼近并进攻另一半桥板尽头的国民党桥头堡。当然,他们大部分罹难了,被国民党子弹击中后掉进水里。但是,第一批22人中有5人前进到足以开始把手榴弹投进敌人堆里。

    那天下午,在大渡河畔,精神确实战胜了物质。其他战士跟上了5名幸存者,力量壮大了起来。国民党惊慌失措,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他们开始试图拿掉桥上他们这边的木板。这太慢了,于是他们又试图浇上煤油把木头点燃。

    但是,毛泽东的部队争先恐后涌了上来,好像被强大的吸引力牵引着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部队从链子下面荡悠过来,这时飞来的子弹也少了,他们一边跑过着火的木板一边令人心惊胆寒地大声喊叫着。就好像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人甚至在失败还没有落在他们头上之前,就慌里慌张地逃离了阵地。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军人当场要求参加红军。

    志愿先遣渡过大渡河的全体战士都在25岁以下。

    计划的下一个步骤,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大自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一计划殊非易事。年中的斗争迫使毛泽东认识到,蒋介石不是他唯一的问题。

    海拔很高的大雪山带来气候的剧烈变化。刚过半个下午,天就黑了。这里没有大米,能弄到的青稞面让大多数人的胃不舒服。在频频来临的暴风雪中,马铃薯一般大的冰雹从天上倾泻而下。在5000多米的高度,数千衣着单薄的战士,特别是身体单薄的南方人,因暴露于严寒之中而倒下,永远地深埋于四川雪层下面。

    更糟的是,蕃族部落居民杀气腾腾地把巨石滚下山坡,以表示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泽东努力用诗歌和故事让人们高兴起来。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学来一种暖身热汤的配方,把辣椒和生姜煮在一起做成热汤,让快冻僵的战士喝下去。但是,艰苦的条件,大概还有对即将与张国焘会合的焦虑,损害了毛泽东的身体,他又患了疟疾。

    毛泽东自己的健康观认为,核心作用是精神。毛泽东与长征路上的两名医生,傅连暲和姬鹏飞(后来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聊起了身心疾病这个话题。[14]他表示相信,有时人们可以只凭强烈的意志而活下去。[15]

    鉴于毛泽东自己每次生病都与其工作中的挫折惊人地巧合,他对疾病中超出身体以外因素的思索,是具有提示意义的。

    比如,1923年在上海(面对针对他亲国民党的态度的批评),一年以后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当他失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位置时),在1925年冬以及1926年退至韶山时(在如何评价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他的人事关系日趋紧张),在1929年底(来自李立三的压力增加时),以及在1934年夏(当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导致他实际上遭软禁时),情况都是这样。

    现在又一次,当他因张国焘而闷闷不乐时,焦虑又成了疾病的前兆。〔5〕他整个一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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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翻越的大雪山。

    有一天,一块比蕃族部落的石头友好些的石头落在一个红军战士脚下。石头外面包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河上游40里处……有一条绳索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过河。”士兵们高兴极了。

    毛泽东没有高兴。因为他将要面对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尽管遵义会议开过了——认为他自己是中共的领袖人物。

    从毛泽东上次见到张国焘,已经8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并非刻意躲避他。两个人都不喜欢28个布尔什维克,虽然张国焘到过莫斯科,还懂俄语。两个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要老练。他们互相的不信任要早于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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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岁月(雕塑)。潘鹤 作

    他们在作风和背景上相去甚远,这在他们于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就已表露无遗。张国焘,地主的儿子,是北京大学正式生,而毛泽东只能焦急地徘徊在大学的边缘。在毛泽东已在农村深深扎根很久以后,张国焘还在唱着城市劳工运动的调子。

    长征带来新的分歧。张国焘认为毛泽东陷入了“游击主义”,认为中共领导全民抗日的想法是想入非非而不予重视,认为遵义会议是“武断的”举动,它的决定应该重新考察。[16]

    而毛泽东则抱怨说,张国焘不相信关于苏维埃根据地的想法。他断定,张国焘曾两次从根据地“逃跑”,让毛泽东、朱德的队伍吃了亏。在他看来,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几乎没有共产主义精神,而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

    在四川非常靠西的一条路边竖起了旗子、标语牌和演讲台,毛泽东在瓢泼大雨中等待张国焘的来临。30人的随从队伍骑在马上向毛泽东奔驰而来。

    毛泽东和张国焘紧张关系的实质根源,明显地表露在那些漂亮的马匹身上。张国焘的队伍(5万人)在人数上多于毛泽东、朱德的队伍(4.5万人)。他们身体更健康,装备也更好。和长征的经历相比,张国焘部队躲藏起来的生活,像是假日露营。

    在张国焘把马停下时,毛泽东神经质地笑了一笑,小声对身边的人说:“别羡慕那些马。”[17]他也许回想起,他自己这支红军队伍一路上吃掉了不少本来数量就不多的马匹。

    张国焘回述这件事的方法不同。“我一看见他们,就从马上下来,向他们跑去拥抱他们,和他们握手。”[18]

    一位亲毛泽东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骑着马跟他那也骑马的30人警卫队一起过来,像是演员上台。朱德和毛泽东跑过去欢迎他,他等着他们过去。他甚至没有向前走几步去迎接他们。”[19]

    真情到底如何,无关紧要。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关系紧张。他们每次见面,毛泽东都开个玩笑,然后才开始他们的谈话,这让张国焘感到不知所措。[20]

    那天晚上,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吃饭。张国焘以失败者的身份注意到,饭桌上根本没有进行严肃的谈话:“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讲红四方面军的事。”[21]

    毛泽东的机智闲谈让心情沉重的张国焘感到气馁。毛泽东自己是酷爱吃辣椒的,他散播一种说法,认为喜欢吃辣椒的人更革命。很可能张国焘不喜欢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抛出一句毫无幽默感的结束语:“(毛泽东)遭到博古的反驳……博古是不吃辣椒的。”

    如果说这是长征在道德上的低点,也是有原因的。两支队伍试图会合起来,但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经验和一系列雄心。几个月来已被淡忘的问题现在凸显出来:性格上的癖好、制度上的自豪感、穷苦战士们未来的平民梦想。

    毛泽东和张国焘每人打造了一支带有个人印记的军队,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带出的队伍的控制。

    至于未来,毛泽东希望向北推进去打日本,张国焘则宁愿留在西边(他已经很了解这里了)并积蓄更多的力量。

    8月,在毛儿盖镇召开了决定性的政治局会议。这个地区藏民居多。毛泽东被安置在一个藏族家庭的两层木屋中,第一层供牲口用,第二层供人用。政治局在喇嘛庙里开会。

    毛泽东明显地占优势,但同样明显的是,张国焘指挥着中共最好的作战部队。妥协达成了。两支队伍分头向北进军。

    在实施这个计划时,出现了戏剧性的曲折。紧张关系如此之深,以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地形困难——向西走而不是向北走。而毛泽东则令人奇怪地突然就离开了四川西部。很可能他害怕张国焘占优势的部队真的会攻击他的部队。无论如何,他认为毛儿盖的不和,是他生涯中最危急的时刻之一。[22]他根本对付不了张国焘。

    这次分裂令人心痛的一个证据是,朱德跟着张国焘一起走了。这样的转折事件,一定使毛泽东十分震惊。他后来声称,朱德是在枪口威胁下才跟着张国焘走的。而张国焘到死都说,朱德是自愿跟他走的,是因为对毛泽东自命为军事天才感到愤怒。

    真相也许处于两者之间。

    朱德的动机并不单纯,这似乎可以从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拒绝谈论这个插曲而得到证明。动机之一或许是,作为四川人,他希望留在自己熟悉的地区内。另一个动机可能是希望借此报复毛泽东的专横作风。

    但是,朱德关注的核心,极可能是分裂本身。他很可能是分头行军这一妥协政策的提出者,决定跟张国焘走,可能是用以阻止第一和第四方面军之间发生火并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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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9月11日,中央红军北进到达甘肃南部迭部县俄界村。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图为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无论如何,朱德跟张国焘在一起一年之后(张国焘的队伍遭遇很惨)又到了延安,开始同毛泽东一起工作。从此以后,关于张国焘,他讲得少得出奇。

    除非朱德跟张国焘走是出于毛泽东的预先安排(这好像不太可能),否则,毛泽东在从毛儿盖向北的行军中,一定是除身体痛苦以外,也受到心灵痛苦的折磨。

    四川省西北部与甘肃省交界处的茫茫草地是长征中令人恐惧的主要困难之一。毛泽东的队伍因陷入泥潭、遭受饥饿和“蛮人”(少数民族)的攻击而损失了数千人,这些“蛮人”是他们在长征中遇到的首批不吃他各种各样计谋的当地人。“蛮人”的女头人非常痛恨汉人,她威胁说,要把每个帮助红军的人活活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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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松潘大草地。

    长征的战士们为了得到像样的食物,第一次不得不又杀又偷(不然的话主食就只有松果、菌类和草)。“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毛泽东后来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23]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后来这样做了。

    长征勉强结束了。毛泽东在翻过六盘山以后,进入了紧靠长城南侧的陕西。共产党员徐海东(已经在这个地区)麾下的一支小部队〔6〕欢迎了这些形容枯槁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平静地问:“你是海东同志吗?”的确是徐海东。[24]长征的艰险和英雄主义结束了。

    毛泽东渡过了24条河,翻过了18座山,遭遇的天气一会儿是酷热,一会儿是严寒。他到达大西北的黄土高原〔7〕时,带来的队伍只有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的十分之一。

    在当时的心情下,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夜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创造”了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人。它把他置于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边缘,为他提供了一支铁打的队伍,他们一直跟他站在一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的,长征是一次撤退。[25]在1935年末,中共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长征具有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把红军运送了相当于美国宽度两倍距离的物理结果。长征对于毛泽东的中国来说,其意义就像走出埃及对于以色列一样。[26]它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人群,锻造成一个对其事业具有坚定信念的强有力的队伍。

    这个行程具有宣传功能。通过穿越两亿人居住的国土,战士们宣传了他们的事业。毛泽东坚持主张,如果一夜的停留不能做别的什么事,至少可以有时间教一些农民写“打土豪,分田地”这几个字。

    参加长征的人开始具有预言家的光环。每一个新的英雄主义行为都似乎在证实,关于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承诺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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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镇的火炬碑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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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北部的吴起镇,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这里宣告长征结束。

    一切新的社会制度都必定从某种理想开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如果没有年轻战士们每天的勇敢行动,长征不会成功;战士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人。运气也起了作用;如果贵州和云南的军阀集中力量要消灭红军的话,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是第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智慧。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意识形态上的系统阐述是以后的事,是在毛泽东有时间通盘加以思考时候的事。

    此时,毛泽东已经使中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对中国的感受,比对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这让他能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能做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成为适合中国的革命。

    在此时,敬仰毛泽东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个20年代初期曾在法国和苏联工作和学习过的四川人。邓小平最终将成为毛泽东的一根肋骨,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承认这一点,但希望他只待在外围。

    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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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初的谈话是在1936年初,那时在瓦窑堡,周恩来和邓小平来拜访毛泽东(1935年12月政治局在此开会),以接受关于去甘肃省执行任务的指示。毛泽东换了个话题问道:“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邓小平谈了谈他在工厂工作的情况。想到他这两个副手10多年前在欧洲当工人和学生,毛泽东兴奋起来,说道:“据说法国女人很漂亮,是吗?”有绅士风度的周恩来有点尴尬,说不出话来。邓小平发了言:“也不尽然。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27]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大笑起来,周恩来窘迫地笑了笑。由于邓小平与毛泽东志趣相投并与毛泽东步调一致,他的事业很顺利。

    在六盘山上,离陕西只有几天路程的时候,毛泽东填了一阕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28]

    “苍龙”是东方七宿的名称。在毛泽东的诗句里,它指的是日本。对付日本人,的确是下一个十年的首要任务,长征是投入这场战斗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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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3日,毛泽东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这是长征后到达陕北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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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注 释

    〔1〕1949年以后,曾做过零星的努力要寻找这两个孩子。在中国,有些人相信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照顾他们的生计。但是这两个孩子从未有名有姓地露面。

    〔2〕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春发现,当时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来指称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迁移。

    〔3〕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担任这个职务,他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但对博古和李德持批评态度。毛泽东得到的是在政治局常设委员会中占据一席。在军事事务方面,从技术上说,他是次于周恩来的二把手。在1935年还不存在中共主席这个后来成为最高职位的职务。然而,总书记的职务也不再是此前那样的最高职位。中共在遵义会议之后模糊的领导结构,在北京官方的历史中也反映出来:他们提到毛泽东时,只说取得了“领导地位”。邓小平以书记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4〕一个与毛泽东有交往的人(他在长征中失去了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倮alt是头等的剥夺者,发现在这方面有人比我们还厉害,我们并不觉得很有趣。”见N.Wales'sRed Dust, p.71。

    〔5〕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与梁漱溟长谈时说,他时不时地受神经衰弱症的折磨。见G.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p.285。

    〔6〕这支部队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江西苏维埃所抛弃而在陕西安顿下来,它与20年代发展起来的陕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并在毛泽东曾于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的16个陕西青年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

    〔7〕黄土是很多世纪以前从现在的戈壁沙漠吹到中国的黄色粉状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