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在西北，毛泽东有了搞建设的机会。他的方案就是“延安道路”，它很快就成为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词。

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是一块苦难、愚昧和前程灰暗的土地。

农民身穿蓝粗布衣，头扎一条毛巾。他们好不容易搞到的食物与南方的食谱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在哪里，或者日本人是谁。

在1928—1929年的饥荒中，陕西至少有300万人饿死；毛泽东发现有的村子全村没有一个6岁以下的孩子。

有一个人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看见过农民扒倒自己房子的墙壁变卖，以便向收税人交税；另一个人告诉他说，他曾跟随一头猪从主人家直到买主家，见到为这笔交易交了6种不同的税。^［1］

在南方激起毛泽东的怒火的那种近代帝国主义，还没有渗透到西北。毛泽东在延安没有发现西方“剥削者”。另一方面，陕西省从来都是中国北方各种关系中的战略要地。这就是为什么这片黄土地现在成为中共活动中心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的方案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抗日，并且在这场民族斗争中锤炼共产党的力量。

由于共产党顽强地抗日，所以红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像热带的藤蔓植物一样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他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的胜利。由于他不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延安道路”的意见，所以他排除掉了中共日益扩展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点非毛泽东主义的成分。

总部最初设在保安，然后在1937年1月安全地移往更大、更牢靠的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质上是中共抗日游击战的培训与协调中心。

延安有3000年历史。直到日本人的飞机在1938—1939年把它的建筑物炸成瓦砾之前，它一直保留着古老的外貌——一座由土山环绕的有城墙的小城。随着建筑物倒塌，窑洞成倍地增加了。

这种窑洞实际上只是土山上的一个洞，正面是拱形，加上有格子、糊着纸的窗户。地面铺上灰色的石头，后墙是铲平的黄土山坡。

毛泽东在陕西这个边远的前哨基地的十年间，住过四处这样的窑洞。他曾见过更好的房子，也见过更坏的住处。他把三个粉刷过的房间之一用作书房，蜡烛放在桌子上，还有一个伸手就能够得着的酒瓶子^［2］和几个书架，书架上几乎没有外国作者写的书。^［3］

他小小的奢侈品，是一个木质澡盆。他坚持要一个南方式的床，有四根立柱和一顶蚊帐。他一直没能习惯北方农民睡的火炕，虽然他在保安尝试过。

日本人的轰炸把毛泽东赶出他住的第一个窑洞。第二个窑洞他放弃了，因为附近正在建一个礼堂，早晨的噪音让他这个晚睡的人只能睡半宿觉。第三个窑洞在一个枣树园里，安静的小树林里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由于战争加剧，毛泽东希望离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室近一些，所以他又搬了一次家。

在每个窑洞前都有一块平坦的地面，放着一把圈椅或一些石凳。毛泽东一般都会自己种一小块菜地。

毛泽东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有所好转。对他来说，不断地直接参加打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虽然时不时地还有敌机轰炸，特别是1939年以后，但是直到十年以后他才又走上战斗的前线。

1936年的毛泽东。

在中国西北待了几个月后才能听懂当地老乡的方言。毛泽东在西北听到过上百种方言，但是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会讲官话的人。陕北没有大米，所以毛泽东吃金黄色的小米作为新的主食，还偶尔地打打牙祭，吃回山羊肉。

毛泽东把精心照顾他的警卫员送去上学。“你已经跟着我六年了，”他对陈昌奉说，“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陈昌奉说，想到要离开老首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低头哭起来，眼泪掉进他拿来给毛泽东早晨洗漱用的水盆里。^［4］

毛泽东不再需要贴身警卫员和随从人员。他有一个挺大的办公室人员班子。在延安，他不再和文盲青年深夜里进行哲学性的闲聊了。不久，他有了一个新妻子，还有许多访客和一些亲密的朋友。

如果陈昌奉哭泣是因为不愿意结束他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那么毛泽东在陈昌奉离开去上学时送给他的本子和铅笔，则概括地说明了替代这一关系的两个人此后的常规生活。

日本和苏联现在又并列地出现在毛泽东的世界视野的屏幕上。

他最早听说俄国是作为中国的剥削者，而此时的俄国已长期陷于独裁制度的泥沼。十月革命以后，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新俄国是世界的希望。然而，毛泽东逐渐开始不尊重斯大林向中共提出的大多数建议，他的崛起是土地之子对28个布尔什维克亲苏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心目中对日本最初的印象是英雄一般的。日本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让俄国显露出其衰弱的本来面目，因而作为亚洲的强国闪耀着光芒。甚至在日本已开始长期横行霸道地对待中国之后，毛泽东仍然相信中日间是潜在的兄弟关系。然而，到30年代末期，毛泽东就成为抗日主义的“高级传教士”了。抗日似乎成了他做出任何判断的衡量尺度。

毛泽东的抗日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中国怎样才能生存下来的仔细分析。对30年代末期的毛泽东来说，考虑日本和苏联时的关键在于，是日本而不是苏联会保证中共能够夺取中国的政权。

日本无心地帮助了中共，这是肯定的。相反，莫斯科公开宣称的意图，是让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只在于最终结果。没有斯大林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毛泽东仍然极为可能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如果没有日本30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毛泽东就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1936年已经很明显，毛泽东一心要恢复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就是曾导致1927年如此苦涩逆转的那种安排！合作的对象就是曾谋杀了他第一任妻子、他兄弟、他过继的妹妹和他半数的亲密朋友的那群人！将要合作的两支军队，曾在过去的十年间像昆虫一样互相残杀！

毛泽东转向与蒋介石共同行动有若干理由。一个是单纯的爱国之心。就像他在1936年初所写的一首期望大有作为的词里所表达的那样，他在长征途中已经很渴望全国的统一。词的题目很谦恭：“雪”。其诗句却不谦恭。但是，如果说这些诗句是雄心勃勃的，那更多的是代表中国而不仅是代表毛泽东本人：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毛泽东从赞美大自然的荣耀转向赞美意志的荣耀。他提到四位受尊敬的中国皇帝（他们统治的朝代的名称构成他们自己称呼的一部分），甚至提到那位可畏的蒙古族征服者：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5］

诗句充满着毛泽东的个人命运感。往昔的英雄们均已逝去，当太阳在新的角斗场上升起时，他们都不值一提了。是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才是中国壮丽山河的受托人呢？^〔1〕

1936年1月底，毛泽东为准备东征离开瓦窑堡到黄河边察看地形。2月上旬，在清涧县袁家沟遇上一场大雪。他心潮澎湃，吟就一首气势豪迈的千古篇章《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然而，《雪》是一首洋溢着民族主义豪情的词。是中国的壮丽山河激励毛泽东异乎寻常地相信，现在这一时刻比4000年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更加荣耀。

毛泽东写这首词是在即将把要抗日的全体人民都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之时。他的英雄主义梦想，出现在拯救中国本身这一最高事业受到威胁的时候，而这一威胁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为严重的。

毛泽东想到的英雄不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西方人物。他的英雄全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而且全都去世了。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绊倒在民族主义这块石头上。由于他们认为人类最终极的忠诚的关键是阶级，所以他们对民族感情的顽固性感到惶惑。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聚集起来时，第二国际就垮了。

毛泽东从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这是他在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1936年，毛泽东每次给国民党发电报，都有一只眼睛盯着中国人民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要羞辱蒋介石，又要把中国的群众团结、调动起来。

那么，关于新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是真心的吗？他肯定不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共享未来，甚至不相信能在战争进行期间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的确相信，只要强盗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能以各自的方式专注于抗击日本的斗争，并且不给彼此造成决定性的损害。

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说的话里有一种迷人的坦率：“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6］

而他在会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时，则这样说：“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7］

蒋介石试着要做个爱国者。不过他的政治正统性的本质，使他不像毛泽东那么讲求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占多数的农民中缺乏基础。似乎为了填补支持上的空白，国民党寻求外国的支持。最终，蒋介石完全背弃了中国老百姓，带着自怜的无奈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中。

但山姆大叔过于脱离中国的形势，救不了他。

毛泽东打抗日这张牌是很英明的。此外，他也很幸运，日本进攻中国恰是在毛泽东自己的反蒋策略处在未确定之时。不过，如果代表中国打仗没有触及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处的话，那么，无论上述任何一个因素或是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都不会起作用。

统一战线是个双重游戏，然而毛泽东那时也有双重的信念。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充当医治中国这个病人的药物。除了用在病人身上，这个药物根本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的问题。

同时，与蒋介石的药比起来，毛泽东更喜欢自己生产的药物，而且准备为它而战，就像长征所显示的以及40年代后期重起的内战将要显示的那样。他相信对药品的选择本身就体现着对病人的关爱。^〔2〕

毛泽东于1935—1936年向少数民族和被查禁组织提出诉求的重要思想，有其精明和热爱中国的双重性质，这使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获得成功。他鼓动蒙古族人同中共携手，以“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做同样的事，以确保“突厥人的民族复兴”。

在哥老会面前，他真的竭尽了全力：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8］

毛泽东在这个秘密结社的传单最后说：“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理查德·尼克松的这位未来的朋友，如果没有灵活性，是成不了事的。

当毛泽东正在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蒋介石所作的一次演讲，说明了他会失败的一半原因。“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1936年10月这位傲慢的大元帅在西安说，当时他正在访问西北的这个城市，以策划第六次“剿匪”运动，“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9］共产党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以后，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蒋介石在西安附近成了毛泽东的俘虏。

上图　1936年，毛泽东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名流和社会贤达写了大量书信，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共赴国难，团结御侮。

下图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

毛泽东在1936年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也得到莫斯科支持）使蒋介石处于窘境。后果之一是，在蒋介石自己的将军中造成了骚动。对张学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来说，蒋介石反共和拖抗日后腿的做法，到秋天时已经不可忍受。这个聪明而易动感情的人是东北军的头领，东北军的士兵特别反日，因为他们在东北的家乡，在1931年以后就被日本军队侵占。在毛泽东发表提倡停止内战的公开信以后，张学良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双方之间心照不宣的谅解逐渐加强；在1936年里，有3000名张学良的士兵觉察到风向而投奔了红军。

随后在12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位于西安东边为蒋介石精心安置的临时公馆。他开了火并打死了30名蒋介石的随从。

动作敏捷的大元帅，光着脚穿着睡衣逃跑，匆忙中把假牙都丢了。他在翻墙并伤了脊背以后躲到附近的一座小山。张学良的一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愤怒地蜷缩在一个石缝里。

蒋介石生硬地提醒这位军官说，他是他的总司令。这位军官礼貌地敬了个礼后回答说：“你也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了。”^［10］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很难做出决定。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动员全中国抗日。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如何最好地处理他们这位显要的俘虏呢？

有些中共领导人想把蒋介石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甚至作为叛徒公开审判。毛泽东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此时在此事上表现出宽宏大量，这将让他赢得作为爱国者压倒那位中国名义领袖的道德上的胜利。

“我们一周时间没睡觉，都在做决定。”周恩来说道（他是赞成宽大处理的）。^［11］

当中共领导们盯着面前的这块烫手山芋时，莫斯科来了一封让人难以相信的电报。斯大林的观点是，劫持蒋介石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中共应该立即把他无条件释放。据说毛泽东见到电报后大发雷霆。他撕碎电报，并跺着脚诅咒。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根本问题上给中共下达直接的命令。^［12］毛泽东心烦意乱——而不是一笑了之（嗤之以鼻的一笑是他了不起的武器）——说明他绝不是在藐视斯大林。然而，毛泽东还是没理会斯大林的指示，这场危机增加了他心里对莫斯科的智慧和诚意的保留看法。^〔3〕

经过三方——张学良、中共以及蒋介石与他难对付的妻子——之间十多次的会谈之后，“西安事变”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一项惊人的妥协。

蒋介石飞回南京，获得了自由。张学良跟他一起去了南京，不久就成了蒋介石实际上的囚徒。但是作为交换，蒋介石放弃了自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权威的地位。

几个月之后，在“卢沟桥事变”刺激下，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到1937年夏末，北京和天津已经陷落。

1936年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红军以第八路军的身份获得重组，形式上成为中国全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维埃，不再是以取代南京为目的的替代政府，而是成为边区政府。在级别上，共产党降为附属于“抗日救国委员会”。毛泽东得到蒋介石的国库发给的薪水——每月五块钱。

蒋介石拿回了他的假牙，但对全国的控制权只拿回了一部分。全国对他这次痛苦经历的关注是空前的，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一个事件这样受人关注。蒋介石个人赢得了被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共因为释放他而使共产主义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西安那样突出地表现他优越于蒋介石的地位。他有远见，而蒋介石只为眼前的小利患得患失。他保持镇定（除了看斯大林的电报时），让蒋介石的惊慌失措显得没有教养。他不拘泥于任何特定场合的形式，而蒋介石则尽力抓住自己作为大元帅应受到的任何一点礼仪待遇不放。

然而，西安事变像镜子一样显示出，中共决没有把党内争吵抛在身后，28个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在遵义被彻底压垮。没有人再试图置毛泽东于被推翻的边缘——虽然有两个人会很愿意这样做——但还是有很多来自两翼的攻击。

毛泽东作为领袖，总喜欢感觉自己处于左右不同政见者的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他就是处在这个位置。他对两种极端意见的诅咒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第一组人的领头人是左右摇摆的张国焘（他一度是非常坚决的“关门主义者”，以至成为毛泽东左翼上的一个污点）和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领，在莫斯科待了六年之后已经回来了。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张和王希望与蒋介石全面结盟。

毛泽东精明地将喜欢糖果的孩子严密地关押在糖果店里——他很快就让王明当了中共统一战线部门的负责人，驻扎在蒋介石的首都。

倡导“关门主义”的人，引起毛泽东很强的敌意。由于他们没有人像张国焘或王明那样能为争做中共领袖而向毛泽东叫阵，这种敌意尤其给人深刻印象。这些狂热的人希望审判蒋介石，或许还希望把他处死。他们排斥与国民党的任何合作，认为那与阶级斗争的逻辑相悖。

毛泽东对他们缺乏民族危机感非常反感。他觉得他们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概念，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点。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对托洛茨基一直不看好。

很多真诚的“左倾”分子同意“关门主义”，只是因为陕西农民运动实施的土地改革，对普通农民来说很有好处。他们害怕重新与蒋介石打交道，会冲淡中共的这种社会计划。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赞同救国要先于土改。

洛川会议会址。1937年8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比对“投降主义”的敌意要大。确实，直到1940年为止，他对同国民党新的联合所寄予的希望是过多了。不是因为他信任蒋介石这个人，而是因为他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眼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已经相信，未来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能够很快被消灭，他没有像毛泽东估计的那样看重共产党。

毛泽东抗日的方法后来被称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让中国的军事传统颠覆了。它远不是把战争当作专门家的深奥技巧来看待，而是把这个任务抛给了普通人民。

在井冈山以及在江西苏维埃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现在他们踏上了更宏大的舞台。有多少演员需要指挥调度，多少情绪需要引导！当对象不仅是人口中受剥夺的那一部分——如十年前那样——而且是中华民族全体时，人民战争真的是人民的战争。

当毛泽东这位首席革命者打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代表中国讲话之时，“人民”就走入了中国革命。

与国民党结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莫斯科也在通过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王明推进统一战线。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有足够的声望使统一战线概念得以实施。

毛泽东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由于能够如鱼得水般在人民中间活动，共产党军队壮大到创纪录的规模。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已经有40万人。中共党员从1937年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五倍于这个数字。

蒋介石无法和红色战士相比，他不是水中鱼。他也无法对他们实施任何控制，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分成只有一千人左右的游击小部队。^〔4〕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大相径庭，令人惊愕。当国民党被日本的推进赶到中国西部时，在北部和东部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却越来越壮大。到1940年已经有5000万人生活在北部中国毛泽东的根据地了。通过打日本，毛泽东将打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说到“解放”一词的时候，普通中国人以为是说从日本人那里得到解放。然而，它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即社会从旧中国的地主、各种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的精英主义里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通过他们的行为，以及由于他们作为穷苦农民军队的本质，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解放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毛泽东把他的军队用于和蒋介石共同进行的民族事业上。但是，在这支军队的精神中，有一种对革命的承诺。

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八项注意”。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观察到，在这支红色军队身上，有一种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蒋介石本该向八路军提供军火和给养，但是1939年以后，他什么也没有提供。苏联的援助除了帮助蒋介石自己的队伍以外，也没有多少送到任何其他中国军队那里。八路军靠从敌人那里的缴获和自己的智慧生存。这是一支主要由穷苦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的期望有限，而且有某种宿命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个受重伤的战士讨要药品。但是没有药品，她能给他的，就是她自己最后的一片安眠药。输血更是从来没有过。战士们穿着很糟糕，光着脚趟过冻结的小河，用脚踏碎冰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跟着一支队伍活动。他们打了一天的仗，战斗结束时没有饭吃。小米倒是能搞到，但是部队没有钱付款，指挥员不允许不付款就把小米拿走。

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对他的战士们讲解毛泽东在古田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里有一些是关于不给钱不能从当地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的规定。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呆若木鸡的是，这支饥饿的队伍用嘹亮的歌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了这个夜晚。“他们的歌声像弦乐交响曲。”她这样写道。^［13］

所有这些都是由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人所做的；他们烧掉日圆，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中国的钱以外还有别的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头就像十多岁的美国孩子可能会好奇地观察剑龙玩具一样；他们偶尔到了西安时，像男孩在汉堡包柜台前一样排起队来，等着轮到自己按一下电灯按钮，看着电灯泡在他手指的命令下亮起来。

毛泽东是个不是军人的军人，他懂得，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给他们指派了角色。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奸淫就是在侮辱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的姐妹。通过在中国被剥夺者中组建八路军，并且使它知道为何而战，毛泽东让人民战争为他这一方的斗争服务。

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不久就让农民像追猎毒蛇一样追猎日本人。把小孩子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给他饭吃，教他念书，让他当通信员或卫生员，他们自然地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八路军的宣传员，以中世纪游吟诗人的方式，在鼓和竹板的伴奏下，押韵地叙述最近的战斗。绘有中共领导人的招贴画，让单调乏味的村庄看起来赏心悦目。画像上毛泽东的脸消瘦修长。

在1938年上半年迸发的写作高潮中，毛泽东写出了他自1927年第一次拿起枪以来一直在试验的军事思想的大部分：《基础战术》，是给军官阅读的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对人民战争含义做出的经典阐述；以及从中国的视角对中日战争做全面审视的《论持久战》。^［14］

他的一个警卫员出神地看他写《论持久战》。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桌子前，蜡烛的光亮让他苍白的脸略显灰黄。他有两天没睡觉，只零零星星地吃一点东西。他浑身出汗，但只是用块湿毛巾擦擦脸。他的笔记本旁边放了一块石头，当手因为不停地书写而麻木时，他就攥攥石头以放松手指。

五天以后，写满了他那龙飞凤舞的字的稿纸，就越摞越高了。但是他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赏脸”吃下他的工作人员为他热过不止一次的饭菜时，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有才华的秘书们开始编辑修改毛泽东的书稿。

第七天，毛泽东突然疼痛得跳起来：由于他沉湎于写作，火盆里的火把他右脚穿的鞋烧了个窟窿。他喝了一杯酒，坐下来挥起毛笔继续向《论持久战》的结尾推进。第八天他犯了头疼，感觉虚弱，医生来跟他理论，但是他继续写下去，并在第九天完成了这篇文章。文章排印了80页。^［15］

他把编辑过的书稿送到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的窑洞，要他们提意见。

毛泽东的军事文章很生动，具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甚至几近沙文主义，而且对“左倾”极端主义深为痛恨。

他极力主张，下判断以前要对事实作周密的调查。他嘲笑那些冒着不知不觉在整体上犯错误的风险而拘泥于局部的人。他忠告性急的“左倾”分子要耐心，不能期望刚把配料放进去，汤就可以喝了。

为了让出其不意的策略（弱者对付强者的少数武器之一）最有效，他应用传统中国军事思想的二元性：进攻和防御，运动战和阵地战，拖延和突然行动，集中力量和各个击破。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献。

他反复提到他1927年第一次使用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6］这并不意味着军事事务控制政治事务。相反，毛泽东相信，一支队伍的工作如果没有中心目标就毫无意义。但是，毛泽东在30年代已经知道，在中国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军队，以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

即使毛泽东在说到枪的时候，他的目光也是超出枪之外的。他是个反战战士，但是他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政治合法性的仲裁人。

他把战争拆解到不可能再分割的组成成分——人：“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17］

他很精明，甚至能让共产党的弱点变成优点：“［我们］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应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他以政治为根据，反对那些从不希望进行防御的人：“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入战争。”

他的视野是深远的，但也是傲慢的：“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18］在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日本人处于进攻态势，中国的大片领土会丢失给他们。毛泽东并不为这种损失而惊慌失措。最好要诱敌深入，这样日本人会犯错误，他们会被广大的、同仇敌忾的人民包围。

漫长的第二阶段将随之而来，特点是双方之间的某种平衡，以及敌后的蚕食性的游击战。这会极大地削弱敌人。随后，第三阶段就会到来：中国将能够进行反攻，用传统的大规模战役代替游击战术。

这一切，大致就是1937—1945年实际发生的事，除了在第二阶段，共产党游击队不是削弱日本的唯一力量。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这是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即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即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毛泽东在延安的许多军事著作，都基于20年代的内战经验，但是也有新的内容。他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比在20年代农村问题上的党派性争斗中，少了一些宗派主义。

他开始像一个世界级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跟踪世界事务作为日常工作日程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的斗争描述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德国的行动对他自己的抗日斗争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他的文章雄辩地指出全球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必要性。他对西方不时地显现出的软弱感到担心：这是否会导致蒋介石在绝望中和东京作交易？他称赞英国和美国强有力的战争努力。总之一句话，毛泽东正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

他开始谈论中国的大变动对不发达世界的意义。关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他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他注意到正在兴起的泛亚洲争取从殖民主义获得民族解放的运动。印度开始出现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关于整个第三世界革命的设想的最初迹象。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统一全党思想，他在延安大力从事理论著述，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毛泽东没有和很多外国人建立联系，比其他中共人物这方面的联系要少。

共产国际特派员实际上是毛泽东当时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而他对这些人，从鲍罗廷到李德，没有什么好感，跟他们在一起，他也很不自在。但是，他在四十三四岁时遇到的有些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得到了他的信任。

中国有个传统，就是把杰出的外国人吸收进它的生活方式中。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是要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是自己却被半中国化了，甚至在中国宫廷里担任职务，直到教皇警觉起来，才制止了这种逆向传教。

然而，外国人以前极少参与中国的政治事件，此后也从未像在1949年以前这段历史中参与得那样多。先是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的助手们，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期间在延安逗留的那些外国人。

有一天下午三点，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进行“采访”。毛泽东一直说到吃饭的时间。然后两个人出来在一棵大苹果树下吃饭，毛泽东仍然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斯坦因，则还是在纸上记下大量关于中共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的资料。

饭后，他们一边继续谈话，一边喝着酒。毛泽东注意到，斯坦因放笔记本的桌子摇摇晃晃不稳当，他出去从院子里拿来一块扁平的石头，跪下把石头垫在出毛病的桌腿底下。斯坦因在这个晚上几次站起来要离去，毛泽东都不允许。

毛泽东跟这位敏锐但一点也不出名的记者一气谈了12个小时。“凌晨3点钟，”斯坦因回忆说，“当我四肢酸痛，眼睛火辣，怀着内疚终于站起来要走时，他仍然像下午一样精神饱满，生气勃勃，讲话条理清晰。”^〔5〕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会来拜访毛泽东——他也拜访她——她会拍拍他的背，甚至试图教他跳舞。“我会给毛泽东一个便条，希望他来聊天，”史沫特莱回忆说，“他很快就会过来，还带着一包花生。”^［19］

毛泽东精明地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向西方世界讲话。他也利用外国人向中国人民讲话。就引人瞩目的埃德加·斯诺的情况而言，他既向西方也向中国人民讲话。

在1936年夏天和以后，毛泽东跟这位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有才华的冒险者一起度过了几百个小时，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建立了从容自在的关系。有一次他在斯诺在座（林彪也在座）的情况下脱下长裤，以便在大热天进行长谈时更舒服些。

斯诺在《西行漫记》和其他著作中，讲出了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故事——毛泽东在30年代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界——他的著作的中译本帮助毛泽东在他自己的国家成了名。

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关系对美国有了些了解，这一点在若干年后，证明非常重要。

毛泽东并不幻想一个外国人也赞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他的目标。否则的话，毛泽东不会走出向一个美国人讲他个人生活的故事这一步；这在中共领导人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都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和毛泽东谈话时，贺子珍经常会拿来炒辣椒或一盘酸李子。当毛泽东在党内崛起并掌权以后，他妻子的处境却变得不好了。

她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从一个活跃的、政治上的同志，变成一个寡言少语的家庭妇女。长征经过贵州时，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有20块弹片留在了她体内。她看上去骨瘦如柴，而且精神方面也出了毛病。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吃饭。另外的客人只有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和美丽的女演员吴莉莉。吴莉莉非常大胆和海派，就像共产党兴起以前那样抹着口红，留着长发。但是，不是吴莉莉，而是另一个女演员，让毛泽东的感情世界起了新的风暴。

有一天，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在听众中，紧靠着前边为干部们留出的几排座位后面，有一个眼睛明亮的年轻女人，她最近才从上海来到延安。她使劲地鼓掌，总是提问受欢迎的那一类问题。最后她和毛泽东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私下谈话。

毛泽东不是蓝苹追过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但是在鲁艺的那次邂逅以后，她就没有必要再把她的绣球抛给别人了。

演员蓝苹，即成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上了《中华》画报的封面。（1937年，上海）

蓝苹不是她的原名，也不是她最后的名字。她出身穷人家庭。（在这点上，她不同于子珍和几乎所有的中共名人。）她的童年很悲惨，她父亲用铁锹打妻子和女儿。她设法进了上海的戏剧界，而且经历了名副其实的暴风雨般的恩爱与情变。跟其他许多来自东部城市的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到西北来是由于对延安新的生活方式的挑战性感到兴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她性格中的一个特质。

她和毛泽东相遇的过程，让人联想起1928年井冈山附近的那次青年团会议，就是那个时候，毛泽东走出了早些时候的一段孤独的生活。但是，这两个女人吸引毛泽东注意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蓝苹相当俊俏，她有着聪敏的黑色眼睛，能够熟练地调度自己的情感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比她自己个人的追求更大的事业中去。更确切地说，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到处采购，是要寻求在她为个人名誉和权力的奋斗中可供利用的军火。

毛泽东在康生的帮助下轻快地，或许并非毫无困难地，走向第三次婚姻。康生是蓝苹的山东老乡，刚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归来。他是个猫头鹰式的人物，热爱艺术，擅长阴谋诡计。康生负责监督毛泽东的警卫员，这个位置适宜把蓝苹与毛泽东的最初接触变得容易。蓝苹后来说，她在恋慕毛泽东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得到她山东同乡康生的帮助。^［20］

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和蓝苹的问题进行了争论，大家情绪很激动。这个没有坚实政治背景、跃跃欲试的电影女演员是什么人？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毛泽东本人毫不动摇。他威胁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去”^［21］。党默许了，但有一个条件（后来证明，这是容留了一只沉睡的老虎）：蓝苹必须保持家庭妇女的身份，不得在公众事务中担任任何角色。

这个联姻确实显示出令人兴奋的对比：毛泽东是个农村孩子，喜欢中国传统，致力于政治和战争；蓝苹是个没有根基的女演员，对中国经典一无所知，是在上海文化的温室中不同的植物之间飞来飞去的蝴蝶。

毛泽东在他个人生活危机中的一个晚上，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中聊天。他从政治风云转向浪漫话题。他问艾格尼丝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对她意味着什么？^［22］接着，他开始背诵他自己为纪念七年前牺牲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而写的诗。

这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异乎寻常的个人内心袒露。无疑这表现了他内心价值观的某种冲突。（不幸的是，性格坦荡的史沫特莱女士思想准备不足，没能进一步发掘毛泽东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方面。）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她和毛泽东给她取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名字：江青，意思是绿色的水或江，但也有（根据谐音）第二个意思，“纯净的水”。“绿色的江”似乎更贴切；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这个女人像一潭暗色的水，深不见底，有诱惑力，又有猫那种冷漠的魅力。^〔6〕

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娶了子珍的妹妹做他第二任妻子。泽覃在1925年第一次结婚。他妻子于1930年和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以及他那过继的妹妹一起被捕。虽然泽覃的妻子后来被释放了——国民党认为泽覃是比毛泽东小的鱼，所以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遭遇要好些——但泽覃并没有恢复和她的关系。他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新的婚姻非常短暂，因为泽覃于1935年被杀害。

但是就像家庭密室的幽灵一样，贺怡在1937—1938年又出现在别人面前。她又结婚了，并且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任丈夫就毛泽东“遗弃”子珍掀起轩然大波。但于事无补。贺怡的丈夫被调往中国南方，而贺怡则仍在延安任职。这大概是平息这对夫妻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而大喊大叫的一个方法。^［23］

毛泽东在1927年最后一次见到岸英和他弟弟岸青以后，他们两兄弟经历了无比担惊受怕的日子。在他们的母亲于1930年遭到折磨并被杀害以后，党组织和他们的外祖母努力把他们养大。但是因为是“共匪”的后代，生活并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子，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找地方睡觉，在庙外竖了一个牌子：我们讲故事——每次一分钱。^［24］

在30年代初期，他们使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是随母亲娘家的姓。考虑到毛泽东不在，是外祖母抚养他们，这或许很自然，但还是十分令人瞩目。

毛岸英、毛岸青在异国的家：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1936年，中共地下党和男孩们联系上了，不久康生就护送刚坐船到马赛的两兄弟前往莫斯科的一所学校。后来孩子们到了延安，岸英与毛泽东一家住在一起，而岸青已表现出精神方面有问题的迹象，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里。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情况没有改善。她随意地打她的孩子，不久她就被送进城外的一家精神病院。40年代后期，她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25］毛泽东再次见到她时，已是将近10年以后的事了。

莫斯科虽然知道贺子珍的经历，也知道她生活在苏联土地上，但从来没有利用这一点批评过毛泽东对他第二任妻子不好。

到1939年，毛泽东和江青已经住在一起。1940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子珍究竟什么时候和毛泽东离的婚——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26］——或江青什么时候和他结的婚。对毛泽东以后的生涯来说，以及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都是一桩有重要影响的婚姻。

毛泽东的新妻子给她的女婴起了个名字叫李讷，似乎证实了她令人瞩目的专断作风。李是江女士原来的姓，讷则与她那位上海文学评论家前夫的名字同音（虽然写出的字稍有不同）。有许多年，江青并不那么专断，但是戏剧性的变化将会发生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时期。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1940年末从莫斯科的学校里写信给他们的父亲，报告他们的学习情况。“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毛泽东在1941年1月的回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27］

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兄弟俩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毛泽东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儿子的模样。他喜出望外，给儿子们写了回信。

注　释

〔1〕最后两行似乎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在毛泽东钟爱的这部小说里，可怕的半英雄半枭雄的曹操，对名叫刘备的汉室后裔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见Rise, p.114。

〔2〕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态度的一个方面，在1938年一次露天集会上的妙语中有所揭示。“国民党错了的时候，我们要批评他们，”他微笑着说，“过去我们用机关枪批评他们，现在我们用笔和舌头批评他们。”见Huang，《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p.177。

〔3〕不过，莫斯科的电报有助于压倒持强硬路线的人的主张（他们要求审判蒋介石），这可能是真的。刘少奇引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少数人有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无数的人都持强硬路线。莫洛托夫后来声称，苏联的行动方针救了蒋介石的命。见Rise, p.91。关于斯大林的电报，也见《中国共产党史稿》，3, p.728。

〔4〕毛泽东在军事战术上的谨慎和技巧，表现在他对林彪的一种表述所做的改正上。林彪在1938年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话里提出一个口号：“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御。”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说“进攻也有条件”，并告诉他把口号改为“作为中心的进攻，作为辅助的防御”。见《年谱》，2, p.70。

〔5〕几天之后，毛泽东在街上见到斯坦因并对他说：“我就我跟你所讲的那些东西，跟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赞同。”见Stein, p.106。

〔6〕在1972年的一次会见中，罗克珊·维特克发现，在被问到在延安选了另一个名字时，江青非常敏感：“她反应迅速，就好像我非法踏进了一个纯私人的领域。”见Witke, 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