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毛泽东现在从外表上就透露出把他推上权力顶点的那种机智，对见过他的有些人来说，那差不多是一种捉摸不透的样子。他变得举止从容不迫，而眼神和微笑令人捉摸不透。

有的时候与人谈话他会盯着对方，但头稍稍偏向一方，像在估量他刚才说的话有什么效果。他会嘬起嘴一口一口地猛吸香烟，发出很大的哧哧声。^［1］

有些外国人被吓得离开房间时完全记不得毛泽东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被他话语的简洁隐藏起来，这种简洁让有些人误以为是女人气。“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毛泽东在表面上似乎是有女人气的那一类型。”^［2］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感慨地说。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有类似的印象。她已经在几大洲与各种各样的人有过交往。“这个高个子、令人生畏的人慢吞吞地向我们走来，用音调很高的嗓音向我们打招呼。然后两只手抓住了我的手；它们像女人的手一样又长又细腻……他那深色的、不可捉摸的脸长长的，前额宽而高，嘴巴有点女性化。无论他还有别的什么特点，他都肯定是个唯美主义者。”^［3］

“他既不紧握你的手，也不摇动你的手，”她抱怨说，“而是把你的手放在他自己手里，然后把你的手推开。”^［4］

史沫特莱认为中共领导人的标准形象是那种朴实而身强力壮的人，她认为朱德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这位世界革命的侠女梅德·玛丽安希望在政治性谈话之外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她还没坐到小凳子上，她的希望就已经破灭了。“事实上，我对他身上的女人气和周围环境的晦暗很反感。在我心里升起一种本能的敌意……”

史沫特莱跟斯诺（他最初觉得毛泽东很“怪异”^［5］）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关键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可能一眼就做出判断。他正在变成一个圣人。而圣人，可以是深奥莫测的，而且可以放纵自己。

我们在延安看到的毛泽东，正处于其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从过去的战斗转向未来。他统治着一片领土，已经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下一个领袖。他相当自觉地把自己安排在权力的驾驶座上。作为40多岁的男人，他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开始有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味道。

他失去了那种热切的神情。他的眼睛不再闪闪发光，倒像是镶在了释迦牟尼一般的不动声色的脸上。

毛泽东人格中不同的色彩在互相冲突。虽然他领导着一个复杂的组织，但他也是一个喜欢长时间独自内省的人。他只在精心安排的时段和别人交往。他不在乎，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别人是否觉得他在其他时间里是“难以捉摸的”。

毛泽东既有足够的自信心，又在中共领袖的位子上坐得很稳当，这都足以使他认为在生活习惯上，他可以自行其是。

在把短发看作统一制服的一部分的群体里，毛泽东把自己的头发留得长长的，看上去像个音乐家。抽烟和晚起床，被认为是无纪律的表现。但是，毛泽东像烟囱似的抽烟，极少在中午以前起床。虽然他领导着一支军队，但是他敬礼的姿势就像是心不在焉地摸一下眉毛，他拖沓的步伐和农民一样。^［6］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敦促说，任何批评都应该谦虚而有节制地提出。然而，他可以跟同事发脾气，批评他们，直到被批评的人红着脸从房间里逃走。^［7］

尽管党内对他皱眉头，毛泽东还是毫不迟疑地娶了一个有魅力的新妻子。虽然他常常是冷淡而不合群的，但是，他建立起一个喧闹的家庭，有生气勃勃的江青，还有他自己的和他弟弟的孩子们在书房中跑进跑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家庭。

在延安，毛泽东体重增加了。他在长沙师范的老师徐特立，现在负责根据地的教育；徐老仍然很瘦。和毛泽东一样，徐特立20年前在湖南也热衷于身体锻炼和斯巴达式的生活。徐特立在延安仍然坚持这样做。他60多岁时还在冰冷的河里游泳，拒绝穿大衣，像麻雀似的吃得很少。^［8］

但是，毛泽东觉得自己超越了任何特定的养生法。他的很多做法徐特立都认为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就毛泽东发福的情况而论，还不单单是个人懒散习惯的问题。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延安。

这个特殊的人违反规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规章难以遵守。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感觉有一种使命感，要求他排除一切条条框框。规章手册像个拐杖，有行走能力的人可以不用，虽然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像和尚一样守纪律的人。毛泽东在延安就是这样。

过于天真的史沫特莱，就如何完成她一直在准备的关于朱德生平的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那是1937年，正好是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他自己的生平一年以后。“我问毛泽东，他认为哪一个对我来说更重要，是留在延安写朱德传，还是到前线去写战争。”遗憾的是，她没有记录下毛泽东做出这一回答时的面部表情：“这场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9］

在毛泽东身上，正在形成一种帝王式的气象。他感觉中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已失去了从前的一些自然的东西。而他自负的特质，则变得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的情况，更多的是一个圣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时代的壮丽场景中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在办公室里发福并放纵自己。毛泽东没有变得喜欢奢侈，但他仍然是天不怕地不怕。

一种个人崇拜还是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他的题字展示在公共场所。两个非凡的称呼戴在了他头上：林彪于1938年（其他人晚一些）称毛泽东是“天才”^［10］，萧三于1941年（其他人也晚一些）称他是“我们的救星”^［11］。

1937年，毛泽东、朱德和访问延安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一起。

到40年代中期，会见毛泽东就不像斯诺和史沫特莱那样不拘礼节了。一个人被毛泽东召见，会感到非常突然而兴奋。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的卫兵站在他的门前。一群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和来访者之间有了距离。毛泽东不再造访别人的窑洞。

毛泽东形象的树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动员的产物。在所有重要的国家，战争领导人都有点过分被美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对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的崇拜。

在中国，吹捧毛泽东的逻辑之所以使人信服，其特殊之点在于，中共总是处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需要向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与蒋介石相匹敌的人物。确实，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取消（是对莫斯科的资本主义战争盟国所做的一个姿态），提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像王明这样的中国人，不能再越过毛泽东的权威而指望莫斯科。

延安城很小，毛泽东能够随时感受到它的情绪。很多人都认识他。普通人能经常见到“主席”在城里满是尘土的小巷散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崇拜并未超出人的本身的范围，还没有成为宗教；而在宗教的魔力之下，人们会哭喊膜拜，尽管他们对所崇敬的神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延安的权威是功能性的，他仍然可以让人觉得是个真实的人。

即使他坐汽车，也并不挡起来不让人看见。他的“车”是一辆雪佛莱运货车，车上标着：“救护车：纽约华商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会坐在前排座位上，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他不断地写作，并在会议上讲话。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可以把人召集起来直接说。政治局每周碰面一次。

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进入50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既是战士又是知识分子。

他拿起枪，花一年时间步行横穿了广大的国土。中国的统治者以前从没这样做过。他坐在书房里，系统地打造出自己的想法，极少有重要国家的现代统治者（戴高乐除外）曾这样做。

他的风格没有一点儿仍被中国军阀奉为常规的封建主义的痕迹：轿子、供奉孔子、豪宅或者（像一个山东军阀那样）跟妾一起躺在床上接待来客。

同时，毛泽东似乎比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人更有中国传统的味道。他经常用毛笔写字，他仍然喜欢把心思沉溺于中国历史小说中的古老世界。

“我还从未在这个地区见到一个人穿西服或中国的长袍马褂。”^［12］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1944年在西北转了一圈后写道。毛泽东这两种衣服都不穿。他（以及其他官员）穿农民穿的那种宽裆裤子和短上衣。

标准的棉布衣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类型的公民：没有阶级之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抛弃了传统。延安精神肯定不是外来的，但在中国，也是没有先例的。

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在这片黄土山区生根发芽了。

延安是毛泽东时代的开始，并将延续下去。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权，几乎可以称作他的政权。“毛泽东主义”的各个方面像蓓蕾一样开始出现。

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江西时的地位是脆弱的；在那里，毛泽东很少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未充分形成，也没有得到比他职位高的中共人士的赞同。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又一个以枪杆子为事业、以权力为目的的军阀。一种社会愿景引导他塑造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赢得了那些长途跋涉来到这片黄土山区的人们的赞誉，还常常赢得他们的极大热情。

如果毛泽东的目标仅仅是权力，他就不会像在延安时那样，权力已经巩固以后还继续前进，试图改造1945年已经在他统治下的9000万中国人的灵魂。

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改造”的观念，却是可怕的，它既源自马克思主义，也源自他孩童时期的创伤。事实证明，他具有权威性的性格，驱使他变成他父亲那种样子，而他父亲曾觉得年轻的泽东没有能力那样做。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受到童子军营地般的快乐和团结精神。非常明显，共同的目标使得人们不在乎物质上的困难。不存在财富带来的负担，也没有等级制度带来的焦虑。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13］

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毛泽东在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有工业遭到抵制，认为那是“画饼充饥”，是“空中楼阁”。但是，他把共产主义作为战后目标的思想，丝毫没有动摇。^［14］

由于当时的问题是日本，毛泽东暂停了阶级斗争，以便把一切可能的社会集团吸引到共产党领导的、实质上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救国战争中来。

土地政策是关键。与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双方同意，没收土地就停止了。地租保持较低水平（红色政权接手以前，地租高达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但还是有保证的。这种做法证明对经济和士气都有刺激作用。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同样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征税（按照统一战线的条款，毛泽东的政府当时由蒋介石的财政部资助）。当后来开始征税时，也做得非常开明，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家庭需要缴税。

整个边区都进行选举。每一级行政部门都采用“三三制”。共产党员出任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政府职位，三分之一留给非中共的左翼人士，三分之一给予那些毛泽东称之为走中间道路的人。

这些措施不等于西方的民主，虽然共产党员偶尔也在行政机构的选举中落选。但是，它改变了西北的社会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过选举（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剥削阶级”被排除在外）。

左图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右图　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

的确，投票人没有在相互竞争的两组领导人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然而，普通农民能说“我们的政府”这一事实，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毛泽东在中国人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上，取得了根本性的改变。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放进一个负有集体责任的封闭的组织中。在最初的时候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民主意识。

毛泽东这个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尖锐的矛盾心理。随着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在大城市越来越浓，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人，成群地涌向西北。他们寻求新的角色，生气勃勃又爱国的延安，似乎可以提供这样的角色。

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发现毛泽东的根据地是块磁铁，他为此而自豪。他欢迎他们，很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冷遇他们。然而，毛泽东在他的斗争中，并未赋予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很大的重要性，而且毫不疲倦地压制他们想要更大自由的愿望。

他对文人学士又蔑视又着迷的复杂心理表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还存在着源自过去的两种影响。

毛泽东似乎还没有忘记北京大学1919年对他的冷淡，这使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愿望，只要有机会，就要让知识分子回到他们应处的位子上。

他恨他父亲。然而结果是，他父亲的幽灵仍然没有远离他自己的灵魂。他父亲不喜欢见到毛泽东看书，年轻的毛泽东造这种狭隘意识的反。但是，毛泽东心里有某种东西要蔑视读书学习，就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的那样。

大概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终归大过他母亲，如果说只是在下意识层面的话。他母亲在对抗他父亲的威胁上，是他的盟友，但是，他父亲是毛泽东在他人格的某个层次上所竭力模仿的榜样。

毛老先生始终看重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对不得不在田里干活儿非常反感。然而，延安的（以及此后的）毛泽东，却把知识分子赶出书斋去搞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是个专横的人，斥责他儿子懒惰。但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成形时，原来这种哲学的中心是赞扬意志力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方面，毛顺生先生似乎不仅仅是他儿子的压迫者，而且通过他儿子下意识地要成为他父亲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而成为压迫那些1941—1944年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对象的幽灵。

当来到北方投奔共产党的10个学生组成“自由恋爱俱乐部”时，毛泽东派人逮捕了他们。^［15］

他变得更谨慎是有原因的。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温和特性，中共的社会激进主义，不得不在各方面都降低调门。此外，陕西的农民比江西的农民更落后。他们是“水”，中共军队这条“鱼”要在里面生存，不能不顾及他们保守的思想。

战争有其自己的逻辑。“我们大家的”集体奋斗，压倒一切；“我的”念头，算不了什么。民族战争，证明是各种不同情趣的伟大的校平器，是个人古怪的脆弱艺术气质的无情的熔炉。

毛泽东自己的婚姻起伏，也使他失去了对自由论的兴趣。他一直在问自己，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他在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说的那样。史沫特莱告诉他，她和印度人查托帕迪亚雅博士的婚姻情况。她告诉毛泽东，“查托”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毛泽东问史沫特莱，他们俩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达爱意，以及是不是真正心灵的结合，他们为什么争吵并分手。“毛泽东告诉我说，”史沫特莱回忆说，“他经常怀疑，他在西方的诗和小说中看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以及那会是什么样子。”

20世纪40年代初，江青在延安。

他40多岁时，对子珍的感情消逝了。现在他似乎觉得需要一个长期的伴侣。他和江青开始了共同生活，这种生活以其独特的方式持续了30多年。当孩子们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他安定下来了。

他似乎认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为其他人树立了准则。丁玲批评毛泽东和中共在妇女问题上后退了。她用《三八节有感》这篇辛辣的文章纪念1942年的国际妇女节。文章质问中共（她是中共党员）是否还是性解放的先锋。

跟毛泽东不一样，她蔑视婚姻。虽然毛泽东刚刚与江青攀登上家庭生活的小巢，但是，丁女士敢于谈论领导人妻子的命运这个尖锐的话题。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个女同志不结婚，她会受责备。然而，如果她结了婚，那么，要么她被指责因为参加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要么她只能生活在生孩子的重压下，而且还因为没能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社会新公民而同样受到批评。

毛泽东等人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毛泽东的延安变成了男性沙文主义者俱乐部，再加上几个有特别职位的莽撞的妇女。男人和女人之比，几乎和在军队里一样——18比1。据毛泽东在长沙解放运动早期的女性老朋友蔡畅说，在整个延安，没有一个劳动阶级出身的妇女（但是她把江青“忘记”了！）。

毛泽东在丁女士愤怒的文章之后不久，就抓住一个机会对这个他喜欢但又觉得难缠的女人讽刺了一下。看见丁女士来参加文化界集体合影，毛泽东很快从自己前排中央的位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座位让给这位固执的女人，一边咕哝着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16］

毛泽东就政治与艺术如何相联系的问题，和从上海的阁楼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斗争。

毛泽东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每一项脑力工作，都必须服务于加速中国解放这个明确的目的。这个观点使他不仅和丁玲，而且和大部分中国左翼有才华的人关系紧张。当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谈话中制定出强硬的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时，这些人进行了抵抗。^［17］

毛泽东向挤满延安知识分子的战壕里，丢了几颗精神手榴弹。他嘲笑“独立呼吁”^［18］。这与理论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都有关系。“真”和“爱”如果脱离了当时具体的阶级斗争，就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是毛泽东从列宁的理论武库中选取的武器）。

“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毛泽东宣称，“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9］这是个粗糙的概念，但是它源自毛泽东一度曾是创新性的思想。在长沙，他作为一个努力上进的年轻人，曾经认为学习是改造世界的武器。现在，他在延安看到，作家和艺术家们似乎把脑力工作只当作个人的偏爱。他们并不是像他那样，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思想是向新社会前进的车轮而进入文学的世界。

跟卢梭一样，他希望让世故很深的人回归到更朴实更热情的作风上来。对他来说，实实在在的、落后的陕西农民，似乎比东边沿海来的吹毛求疵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要有用得多得多。他对农民做出通融，因而才有了这些年的温和的土地政策。他没有感到同样需要通融文学界的那些男男女女。

他向延安文学界宣布：“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20］换句话说，你只有发表正确观点的自由。一个观点如果不正确，将不允许它成为公开发表的结论。

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许多问题，毛泽东亲自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或给他们写信了解情况。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欧阳山、草明的信。

王实味是一位上海作家，《野百合花》一文的作者。他成为“整风运动”中文学界主要的目标。《野百合花》揭露了延安社会的某些不平等和其他缺点。他试图在延安这个世界里鼓励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却撞上了毛泽东新的精神集体主义这个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重锤。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提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上王所写的以及关于王的材料。随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王实味在1947年被处死。^［21］

毛泽东在年轻时曾觉得，威吓是服务于真理的一个合适的武器。他从未愿意尊重别人犯错误的权利。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具有国家政策的巨大威力。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只表现生活的光明面。小说应该“高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存在。

这些观点在40年代，并不是没有任何抱怨地被大家所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许多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长期不和，一直持续到他此后的一生。

在所有的领域——不仅是文化领域——毛泽东在延安都制定了新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诞生了。它谈不上是理念和理念相结合而无瑕疵的概念的产物，而是作为又一次更激烈的求生战斗的副产品而诞生的。

在1942年以前，日本是毛泽东压倒一切的考虑。东京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灭绝人性的政策来对付共产党，与美国在越南的做法相似。这对红色地区造成的损害尤其严重，因为国共统一战线已经萎缩，差不多等于一张废纸了。

蒋介石根本没有从财政上资助毛泽东的边区，反而对其实行严密的封锁。能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员让“人民战争”有效地坚持更长时间吗？

抗战时期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高层要对付的不同意见比长征时要少，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存在于基层。

张国焘不再是毛泽东的肉中刺。他在1937年一瘸一拐地来到延安^〔1〕，他的大部分军队和全部的威望都在西藏的荒原上丧失了。毛泽东平静地让张在藤蔓上慢慢地枯萎。这位受挫的对手，在延安郊区为自己建了一所精致的房子，在抗日军政大学讲点课，仍像以前一样精心地照顾着自己。

张国焘最后一次看见毛泽东的时候，“参与”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当时的场合是干部子弟学校的一场儿童歌舞表演。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小学生（这所学校是延安平等主义高原上精英主义的苗子），这个男孩以有才华的歌手和演员而闻名，他理所当然地在哑剧里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让张国焘愤怒的是，分派给这男孩扮演的是一个名叫张慕焘的可怕的坏蛋和叛徒。

毛泽东当时也在场，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表演。据张说，毛泽东看到坏蛋受到嘘声时开玩笑说：“由张国焘的儿子来扮演张慕焘，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这个老对手立即站起来，扯下儿子脸上的面具，领着儿子走出大厅，同时愤怒地大叫：“野蛮！残忍！禽兽不如！”^［22］

不久以后，张国焘偷偷地离开了延安，投奔了国民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在加拿大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也许毛泽东舌头很尖刻，但是他并没有处死或伤害张国焘，张国焘一直担任高职，直到他改投了另一方。

毛泽东对他30年代的第二大对手，也采取了冷淡的方式。王明终于在1937年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统一战线放冷枪，烦扰了毛泽东两年。但是，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太近，不可能成为民族救国事业中让人民效忠的中心人物。据推测，是他起草了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打给毛泽东的那份令人震惊的电报。

在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冲突中，一个国民党同事愤怒地问王明：“你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另外，他从极左主义圆滑地转向支持和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让他看起来有点像“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虽然王明是中共政治局成员，却多次托病不出席会议，毛泽东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他的伏击，使他一点斗志都没有了。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已不再重要，虽然他的影响还会残留一段时间。

1943年，毛泽东等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位旗手进行报复。王明继续发表他的意见。在40年代和50年代，他一直留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博古也如此，直到他1946年去世。）^〔2〕毛泽东在秘书胡乔木的帮助下，精心地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共自第6次代表大会以来政治和意识形态演变的描述。^［23］这既是一项思想性的，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既表现了毛泽东思想上的老练，又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

事业的成功使中共的队伍由于有新来的年轻人而膨胀起来，他们不如长征的老战士们那样坚强。从1937年到1940年，统一战线对中共来说成绩辉煌，这似乎很矛盾地意味着，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无声的危机：中共为什么要存在？爱国者成群地向他涌来，但是，在摊牌的时候——到1942年，毛泽东意识到他可能不得不再次和国民党作战——他们会支持他的共产主义目标吗？

当较为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来临时，毛泽东的经济问题要求他第一次向贫穷的农民征税，他甚至在1942年举行了一次奖品丰厚的彩票抽奖活动。他跟群众的蜜月完结了吗？

由于红色边区村落的分散性，中共以政府的形式发挥作用。这滋养了官僚主义，也滋养了那些把边区政权本身当作最终目的的人们追求名利的野心。

委员会成倍地增加了，小恺撒们冒出来了。出现了三种不同颜色的棉布服装，表示职位阶梯上的高低等级。延安精神不再是振奋群体的自然本能。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整理出毛泽东主义的要义，成为一举数得的工具。这最终保证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成功地压过所有的对手。

毛泽东主义成了为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而进行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提法）的简洁教材。

它使中国革命有了不是莫斯科制造，而是自家制造的意识形态。

“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4］毛泽东在发动整风运动的一次千人大会上不安地说。在延安，这位反复多次斗争的胜利者，回顾了自己的那些方法，并有了时间和动机让它们披上哲学的礼服，以赋予它们尊严。

在长征途中，他没有精力甚至没有纸张去写政治文章。到了40年代，毛泽东已经阅读了不少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他延安时期的稿件上。

然而，在毛泽东引用欧洲大师这一新习惯上，有个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他读得越多，就越不敬畏他们。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为的是支撑或美化不仅是欧洲式的而且是中国式的思想架构。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毛泽东在他自负地称为《实践论》的文章里写道，“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5］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3〕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物质，放在认知过程的核心位置。这是品牌奇特的唯物主义，或许会让马克思都感到吃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但是，他顽固不化地坚持他在“整风运动”另一次讲话中表述的他所钟爱的准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6］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一双结实的鞋子。

这位湖南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所进行的游历，再加上他有勇气坚信他的亲眼所见，使他相信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骨干。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并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有些党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很多）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一堆神圣的经文牌匾，而忘记马克思主义应当去应用。毛泽东对这些人大发脾气。

“无的放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这样称呼这种错误，这篇讲话即他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主义意味着既要把握要传达的信息，也要考虑到听众。

有一天，毛泽东注意到延安城墙上的一条抗日标语。这位半知识分子鹰一样的尖锐目光，看见“工人”两个字是以文人的特殊喜好写出来的。“工”这个字有一笔竖线拐了个弯，写成“”，在“人”字的一捺上加了三撇作装饰，写成“”，普通人根本看不懂这条标语。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围绕着这位花式书法家抛出一整套愤怒的挖苦。^［27］

下面是他关于有价值的知识的说辞：

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28］

毛泽东这位民粹主义者说得很起劲。他反对烦琐哲学的调门使他听起来像他的父亲：

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司父（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随后，他又当起了教师，开出了一系列处方：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毛泽东不崇拜“现成书本”，他建议共产党员走进城镇和村庄，以便形成中国现实生活的口头历史。土匪和“名妓”会成为口头传记很好的题材。

同时，毛泽东仍然受儒家的影响，认为写下来的文字的确是有力量的。他让干部们掂量一下，向仍然对文字感到陌生的公众不停地发送官样公文是否可取。

“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毛泽东辩论说，“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小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29］毛泽东主义意味着应很真心实意地与群众对话。

这一切都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猛烈抨击。毛泽东提到，“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小得多），只是“读了点《资本论》、《反杜林论》的皮毛”。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30］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却是“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31］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甚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32］毛泽东主义就是把来自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德国哲学加以修剪，然后把它插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里。

教条主义“实在比屎还没有用”，他向目中无人的极左分子宣称，他们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甚么用处呢？”

毛泽东简直使得那些认为能背诵苏联共产党的规章是一种成就的中共官员惊恐不安。他把这些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比作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3］

这就像东山小学时期年轻的毛泽东。他不喜欢那些油嘴滑舌的纨绔子弟，他们把书本理所当然地当作他们自己在社会上晋升的便利武器。现在他批评那些以类似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党内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用来表示马克思的思想要适合中国情况的词“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使用的一个奇特的词。作为一种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时，是否过于“欧式的”而必须“中国化”呢？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34］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大会会场。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回事，”他在1938年写道，“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35］

把马克思的思想译成中文，就已经使它们有了扭曲。^〔4〕“无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人的耳朵听起来，不只是城市的劳动阶级。

“大同社会”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的美好设想，把它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似乎令人惊奇，因为“大同”这两个字表示一个据信在古老的中国曾存在过的乌托邦式黄金时代，后来已经消失了。

马克思的有些结论，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认为，这位德国人关于历史发展分五个阶段的思想，不适用于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他相信奴隶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其他结论，毛泽东作为大字标题接受了，但又通过下面的细小字体，把内容修改了。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但是农民才是其“主力军”。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吸取灵感，但是毛泽东主义，后来并未证明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

在官方出版的五卷著作《毛泽东选集》的228篇文章中，有112篇是在西北写的，它们包含了他几乎所有的主要哲学论述。在这些文章里，说话的调子是圣人的语气。

“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他在一次讲课结尾时说，“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36］

即使他尽量要谦虚一点时，其效果仍然如是，他是个声称自己是矮子的巨人。“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他在关于学习方法的前言中写道，“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37］十五年前在湖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洋溢的毛泽东的声音，已经让位于中华民族未来导师的声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中共代表大会。这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时在井冈山，没有出席那次会议）以来的第一次。

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说，是个大胜利。从“莫斯科1928”到“延安1945”，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中国革命的盛衰上都是一个漫长的行程。

毛泽东贴切地称在延安果园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和希特勒在柏林的瓦砾堆中自杀的时候。代表是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共产党的120万党员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坐在木头板凳上，面对一排盆栽绿色植物和毛泽东的大幅肖像。那里竖着24面红旗，表示中共已经诞生24年。大厅里的每根柱子上都挂着一个大大的“V”字，表示中共和盟国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吴印咸　摄

灰色砖墙上的标语，有的带有一点儒家的道德说教意味。一幅标语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另一幅写着“同心同德”，贴在后面墙上。这些标语都是毛泽东按照中国的思路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新的党章宣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现在承认，毛泽东已经战胜王明，但是毛泽东没有回报这个好意，没有向北方跪拜。

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在早期，他失败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他胜利了。他的决议文本对苏联是礼貌的。但是在任何地方它都没有承认，苏联对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任何阶段有过援助。

毛泽东以中共主席的身份领导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是在1943年得到这个职位的。^［38］

当刘少奇（现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并且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39］时，毛泽东并没有难为情。

而毛泽东则把刘少奇提拔到与他自己和任弼时共同组成的三人最高领导集体中，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因为刘少奇经常抨击28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延安，不可能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整风背景的问题上挑战毛泽东。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跟代表一起举起茶杯时，一反常态地非常亲切友好，几乎是很随和。会议厅上边一层，有一个乒乓球室，在这里，不再讲“团结和胜利”，而是要一决高下。毛泽东拿起了球拍，他不是个高级玩家，但是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能够“非常平静地”输掉乒乓球比赛。^［40］

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一起研究对日作战（1945）。

毛泽东于1944年5月在党校向“整风运动”中的受害者们作出了致歉的姿态，表现出他驾驭情势的盘旋曲折的技巧；他在一次谈话中承认，有些人受了苦，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他向他们鞠躬。他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就不能再抬起头，而必须再鞠一个躬。^［41］他想要那些牺牲者们再回到他的身边。在很多情况下，若干年后，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注　释

〔1〕跟他一起来的有朱德；朱德虽然在到达时内心不安，但他悄悄地恢复了他与毛泽东从前的关系。

〔2〕我们大概可以相信王明的下列叙述，它提示了40年代末期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人正就苏联的事进行辩论，王明的妻子进来了。她说：“我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两个人又在辩论了。最好回家吃晚饭吧。”江青一直在角落里听着，她同意王明的妻子的意见：“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小公鸡让人受不了；他们一见面就斗上了……你抓住你的带他去吃饭，我抓住我的带他去吃饭，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斗了。”见D.Wilson's The People's Emper-or, p.250。

〔3〕看来毛泽东关于“梨子”的警句有可能与一位中国古代著名高僧的说法有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4〕毛泽东从没读过德文的马克思著作；他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灌进了中国思想架构的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