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毛泽东于1954年在政府的外在形式上作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反映了1953年党内的紧张关系。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刚开始时作了3个让步。尽管他对非中共的党派抱有并不乐观的看法，但是他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尽管他坚定地相信，军队应该由非军人控制，但是他给了人民解放军参与统治国家的权力。他冒着削弱自己从北京进行个人指挥的风险，给了6大行政管理区很大的机动空间。

到1954年，毛泽东希望有一套更严密、更有效的管理体制。朝鲜停战以后，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并且土地改革成功地结束了，这些似乎使得更强的中央控制成为可能。

1954年9月，总共1226名代表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的讲话差不多只有一页，它的主旨像黑色夜空的一颗星一样显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这就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位置定了调子。

毛泽东撤销了6个大区，包括邓小平的西南局。邓小平不久就被提升去担任更高的职务。毛泽东也解除了人民解放军直接管理行政的作用。总之，在1954年新宪法形式的背后，事实是中共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独立王国”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特别是有一个独立王国，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曾在1953年给毛泽东造成麻烦。毛泽东把它打下去了，但是他自己也病倒了，而且觉得共产党正直团结的性格在他脚下动摇了。

高岗是个容易激动、“左倾”、难以相处的人，毛泽东个人很喜欢他。长征能够在陕西省有了立足之地而胜利结束，高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从来没有忘记这点。他曾回忆说，长征的战士到达时像“破衣烂衫的乞丐”^［2］。他甚至自吹自擂说：“要是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呢？”高岗心中的一丝诡诈，竟让他极为天真地引用毛泽东本是讽刺他的话：“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3］

毛泽东不是解放初拜访斯大林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他的东北地区到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东北是中国工业的展示窗，根据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协议的条款，它仍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50年经双方同意，由苏联援建的50个项目中，有30个是在高岗的这个地区。^〔1〕

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若干年以后，毛泽东提到东北和新疆时，还说它们是解放初期的“两个殖民地”。^［4］

高岗越过毛泽东跟斯大林打交道。他向苏联人提供特别的情报（跟斯大林送给高岗一辆小轿车一事不无关系^［5］）。结果，据赫鲁晓夫说，高岗在中国被认为是“苏联的人”。

苏联人士说，高岗1949年在莫斯科建议，让东北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半年以后，毛泽东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时，在沈阳停了一下。毛泽东在作为高岗基地的这个东北城市到处看了看之后，发现斯大林的肖像远比他自己的多。回到火车上以后，毛泽东命令把装着高岗（以及林彪）送给斯大林的礼物的箱子从火车上卸下去。^［6］“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他粗声粗气地说。^［7］

斯大林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的大使之间关于中国事务的谈话备忘录转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正中要害地说。^［8］

在毛泽东的眼里，高岗最大的错误是，他把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某些批评，解释成了为他玩弄宗派政治开绿灯，从而他自己可以替代刘少奇而成为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在1953年下半年进行的这项冒险计谋中，高岗的同伙是上海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向这个或那个同事许诺在未来的高岗政权中给个职位。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各种动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高、饶走到一起。但是邓小平和陈云最终把这个计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高岗的谈话触发了高岗的行动的动机，因此毛泽东抢先迅速行动起来反对高饶。

斯大林刚一去世，毛泽东立即开始对付高岗。^［9］他向高岗开刀的目的，既是为了防止高岗未来再耍任何花招，同时也是为了警示其他人。

因为还有其他人。几个高层同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建议他“去休养”。^〔2〕这封信或许来自饶漱石的地盘（他因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没能让毛泽东对他有好感）。

1953年圣诞节前夜，在北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双方摊牌了。毛泽东对高岗和饶漱石展开了攻击。两个人都被解除了职务。然后毛泽东退至浙江省，一连4个月见不到他的人。官方的说法是他在“休假”。这是个熟悉的模式。紧张让他生病了，他退避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他重新充好电，就又回到斗争中来。但是，高、饶斗争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使毛泽东罹患严重的身心失调症的事件。

当中央委员会在1954年2月开会时，毛泽东仍然在别处郁闷地沉思。他因“休假”而缺席了这一会议，非常引人瞩目。中央委员会自1950年中期以来就没有开过会，到1955年4月以前，也没有再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要正式清洗高和饶，或许是毛泽东不愿意在场亲眼看到结局。^〔3〕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和饶依次被叫进会议室听取对他们的指控。高岗进来了。他不承认进行了任何反党活动。然后他拔出手枪，把枪口对准太阳穴。紧挨着他的人撞了一下他的臂肘，子弹打穿了天花板。^［10］

这只是死亡的延期。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了。

然而，结果已然如此，毛泽东不能抗拒把对高岗的斗争神圣化。6个月以后，他为这场斗争找到了道德上的理由：高岗是“不继续革命”的人之一，高饶事件不是“对什么黄金时代造成了破坏”。^［11］

在北京游泳池旁边和毛泽东一起消磨时间的那个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身着紧绷着他们庞大身躯的游泳裤，这两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正在谨慎地辩论核战争。

我们时代的大争辩之一开始了。这两个人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真正继承人？在对付扩张的美国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中，谁的路线将取胜？赫鲁晓夫不擅长游泳——乌克兰农民几乎都不擅长游泳。就短期而论，在会谈中毛泽东占了赫鲁晓夫的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5岁，赫鲁晓夫在庆祝国庆的阅兵、宴会和演讲中都是贵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好客几乎超过了可能期望的程度。^［12］两个人互相亲吻双颊。世人则开始郁闷地低声嘀咕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磐石。（在这一年的秋季，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蒋介石也缔结了一个条约。）

作为男人，他们两个除了腰围都很大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毛泽东总是转弯抹角，“我从来都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他的意思了。”像炮筒子一样直截了当的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喜欢书籍，赫鲁晓夫喜欢玉米棒子。（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毛泽东“走起路来像熊一样镇定而缓慢”，而赫鲁晓夫则像公牛一样莽撞。毛泽东眼睛盯着世界未来的前景，赫鲁晓夫在日复一日地和美国强权的挑战打交道。

这次北京会面，是将近5年中第一次中苏峰会。周恩来到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到过一次（待了3个月）。次一级的苏联领导人来过中国。毛泽东在这些年中，根本没有离开过中国。

虽然毛泽东没有那样说，但是莫斯科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开始对他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和慷慨。原本堆积在莫斯科“来件”箱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1953—1954年得到解决。《真理报》出现惊人的态度转变，甚至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愿意到北京来——他第一次的亚洲之行——似乎是又一个好的迹象。

峰会的具体结果大部分对毛泽东有利。他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一直在苏联控制下的两个东北港口；他不喜欢的俄中联合股份公司，比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中同意的日期提前25年解散了。苏联声明中前所未有地用“平等伙伴”指称中国。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泽东在欢迎赫鲁晓夫的到来。

然而，赫鲁晓夫离开中国时深感不安。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告诉同事们说：“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13］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同意斯大林的主张，认为外蒙古是独立的——他不能不这样做，但是他觉得莫斯科对待乌兰巴托就像对笼子里的猴子一样。“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报告说，“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14］

从文化上说，这次会面像是两艘战舰在黑夜里擦肩而过。赫鲁晓夫这样说：“我们每次一转变话题，中国人就上茶——请喝茶，请，请……而且，按照中国传统，如果你不把它立即喝掉，他们就把杯子拿走，在你面前再放上一杯——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褊狭的赫鲁晓夫觉得，毛泽东在捉弄他。^［15］

赫鲁晓夫要求100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搞开发，毛泽东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唐突，赫鲁晓夫放弃了。随后（据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可以试试。这时赫鲁晓夫胆怯了，但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建议进行到底。20万中国工人到了西伯利亚。这项计划夭折了。

赫鲁晓夫越来越觉得毛泽东太过聪明了。“他真的知道怎样贬低我们。”^［16］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节大游行。赫鲁晓夫像个盯着庄稼看的农夫。观赏焰火时，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高兴。在某一时刻，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的妻子，他走上前准备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是毛泽东制止了。他迅速跨过那紫红色的观景台，把江青领到赫鲁晓夫看不到的地方。在一个很远的角落，夫妻两个一起观看焰火。^［17］

很难说毛泽东是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还是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右）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在游泳池旁边，毛泽东敦促赫鲁晓夫相信他的观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让赫鲁晓夫吃惊的是，他把美国的威胁不当回事。“我试图向他解释，”这位苏联人报告说，“一两颗导弹就能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化为尘土。”^［18］

1954年的这次交流，让人回想起毛泽东9年前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共最初的反应与几十个国家的反应是一样的。“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在广岛突袭的第二天说。毛泽东不同意。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他四天以后在会上问听众，“不能。”^［19］这是毛泽东自己丢出的一枚炸弹。“我们有些同志，”他抱怨说，“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相当错误的。”毛泽东是极为严肃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关心中国革命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0］《解放日报》只得改变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4年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如果你能吃到或触摸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相比之下，毛泽东是个预言家，他对自己、对中国和对历史定将螺旋形地上升到共产主义都信心十足。赫鲁晓夫觉得，毛泽东认为他是个胆小鬼。^〔4〕

在赫鲁晓夫会见毛泽东以后，互相攻讦开始了。赫鲁晓夫几个月以后向德国的阿登纳暗示说，中国很可能成为“让西方头疼的问题”。毛泽东显然相信他听到的报告，说苏联把中共称为“儿子党”和只是一个“爱国党”。^［21］赫鲁晓夫5年后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毛泽东是“好朋友”，这不很真实。^［22］

游泳池的一幕是中苏分裂的前奏。战争到底有多可怕？这是呈现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问题。赫鲁晓夫到达北京的前一晚上，毛泽东提供了他的立场的线索。作为对“意图的测试”^［23］——这是北京方面的说法——他命令暴雨般地炮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岛屿。这些炮弹的回声将越来越响亮。

“做好分内的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末对江青说。^［24］这是他对一种进退两难窘境的解决办法。同时，这也意味着毛泽东的第三次和最长的一次婚姻步入一段微妙的时期。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一些有分量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也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绣花枕头”（赫鲁晓夫这样称呼她）^［25］已经是敌人多过朋友。已经有压力要迫使她脱离党的工作。她向毛泽东告状，但是她承认，毛泽东基本上站在她的批评者一边。让她做好分内的工作，是毛泽东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江青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或两者兼有地度过她的大部分时光的。

20世纪50年代，她确实常常生病。但是，毛泽东认为，她的病更多地是她狂热的想象造成的，而不是实际上有病。若干年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的话，似乎是对她的猛烈攻击：“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26］

有时候可以见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接待客人^［27］，但是有好几个月，这两个人分开生活。1949—1957年间，江青4次到苏联治病。她在国外总的时间将近3年。虽然毛泽东在这期间到莫斯科去了两次，但是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至少有一次江青的苏联之行是极为违背她本人意愿的，然而毛泽东赞同那些坚持要把她送走的人的意见。她在1956—1957年第4次在苏联逗留期间，情绪非常低落，一心要回中国。然而，周恩来1957年1月去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会谈时，带去毛泽东明确的指示，要他妻子在莫斯科待到恢复健康为止。

或许不会有人感到吃惊，萦绕于江青脑际的，是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之间可能的相似境遇。贺被毛泽东送到苏联，最后流落到一家苏联精神病院。

就党的观点来说，让江青凭自己的能力工作，大概意味着让江青不做任何重要的事。然而，她封自己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似乎不是个妥帖的安排，因为不到一年，她就被推出去到了莫斯科。江青说这是“某些领导”做的决定。^［28］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满意他们的决定，他本可以否决它。

据她自己讲，无论如何，她在20世纪50年代断断续续为毛泽东工作过。她躺在一张特制的后背倾斜的床上，将在文件堆中发现的重要内容转呈她称之为“主席”的那个人。他坐在她的床边，她则给他念电报和报纸。她了解的比他多是可能的。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提过，在这一时期他从江青那里得到过什么帮助。他没有做任何事改善她在50年代所处的不受重视的境遇。可以肯定，这一切部分地是党对毛泽东施压的结果。这个婚姻，在党政圈子里一直不是很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见到两个女儿的机会很多。李讷（讷于言）和李敏（敏于行）都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5〕。李讷显然在两人中比较聪明，她像她父亲喜欢做的那样，学习历史。李敏学的是自然科学。

经常进出这户人家的，还有毛泽东弟弟泽民的儿子远新。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过去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戴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论“革命”。革命那么长时间之后，其成功的光环曾为世界所瞩目；而现在，革命像以前从未打开的衣箱，里面所装的每一样东西都显露无遗。

它似乎不再是从前的那项事业。

革命意味着在工厂工作台旁一天的工作。它意味着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它意味着一个小女孩教奶奶认她刚刚从学校学来的汉字。它意味着北京来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作为干部走到农村，把共产主义的信息带给农民，而农民在他看来似乎只对天气和吃饱肚子感兴趣。

革命就是更好的健康，冗长的会议，纸糊的高帽子，关闭的寺庙，新的桥梁，配给券，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到来向“人民中国”致敬。

在乡村，还有很多小的战斗，但几乎已没有大的战役。再也没有地主，也没有日本人了。只有富裕一点的互助组取得比穷一点的互助组多一点的好处。有个别的懒惰农民要加以训导，有多事的人需要对付。

以农村为主的中国，远不是福利国家。收入不平等，没有社会保险。人们靠做工生活。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仍然很重要。

但是，每个人都由于互相负有义务而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比过去更严密。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意味着，执著的干部们召开没完没了的会议，告诉你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常常是真诚的，你很难跟他们争辩，但是他们事无巨细地干涉每件事。

当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转变了观点，要求控制生育时，干部们就为此赶着农民去开会。“哎呀，他们甚至告诉你什么时候跟老婆同房。”一个人抱怨道。

新年时张贴的对联也不一样了。以前在门上贴着关于美德和家庭兴旺的格言，现在贴上关于“五年计划”的口号。另一件新鲜事，是无处不在的喇叭传来的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最普通的口号之一。

女播音员在火车车厢清脆地播送诸如“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样的信息。这些广播员身兼音乐节目播放员和启发式宣传者的角色，她们响亮的声音，让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警觉。^［29］

或者，他们这样做了吗？其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人们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在一起做对中国重要的工作。至于他们心里感觉怎样，脑子里在想什么，甚至毛主席也很快就发现，他并不了解。

毛泽东已经让中国追求一种世界观的同一性。他喜欢听到人民解放军军官们为战士们洗袜子和内裤，这表示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已被扔到九霄云外。这种姿态，有他不断地迁移时期的影子。在一个地域辽阔、等级意识很强、相当讲求物质主义的社会，这种做法绝不可能真正制度化。然而，一位将军替士兵洗袜子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它容忍了落后状态，但它激励人们向前，如果没有这种偶然的姿态，中国也不一定会更好。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轻松、更为朴实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都精神百倍地工作，而不是眼睛不断地盯着时钟。他们好像能在公园或家里放松下来。社会主义没有削弱中国厨师们的专业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开中国人古老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他还没有激发起人民对非中国事情的好奇心。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没有把它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

毛泽东的中国意在要像个家庭。毛泽东敦促人们一丝不苟地尊重新的同志关系的纽带，就像尊重旧的宗族纽带那样。他对他自己大多数的家庭成员都不重感情，通常都不如对待他喜欢的工作人员那样宽宏大量。提到他儿子在朝鲜战争中死亡时，他沉默了许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30］〔6〕}

这样一个中国的愿景，并不完全是新的。“大家”，是中文表示“每个人”的词。帝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父与子之间更高一层的版本。知县被称为“父母官”。没有人是真正与别人无关联的个体。每个人都有理由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支配。

于是，法律机构的作用很小。父母不用法律管教子女，同时，他们也拒绝让子女拥有诉诸法律所意味的自主权。

在毛泽东的中国，情况也是这样。就像小孩子在旧中国的家庭里感到安全一样，公民在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里，也有某种安全感。如果父亲指控孩子做了错事，孩子没有权利要求辩护律师和公开审判；毛泽东的公民也没有这种权利。父亲的意志和他的爱是不可分的。因此，毛泽东的权力和他的学说的威望，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中国的目标，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有限公司。^［31］

这是说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不完全是，现在还不是。

他追逐权力的方法一直是本土式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外衣剥掉，换上中国的长袍。他没有试图在上海重演列宁在圣彼得堡所做的，而是像中国农民造反者几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走向山区。他也没有在中国传统之外去达到他的全部目标。他把共产主义的未来状态，设想为实现古老理想中的大同。

他不需要与宗教做多少斗争。卡斯特罗像波兰人那样与宗教做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苏联人在一定程度上也那样做了。比起信奉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或是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来，中国的神界意识比较薄弱。

80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开慧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杜修贤　摄

毛泽东试图像把手伸进手套那样，把自己的思想塞进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孔子不相信作为个人的神，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从神位上拉下来。但孔子的确相信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宇宙规律，毛泽东也如此。

对毛泽东主义者和对中国传统继承者来说都一样的是，道德真理像自然秩序一样是固定不变的。

然而，毛泽东的确跟中国有冲突——跟两个中国。在这个主要依靠社会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几乎从来没有很强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北京把人民用各种规章制度捆绑起来，自2200年前秦始皇这样做过以来几乎没人这样做。秦始皇用一位中国法家人物的“异教”传统把中国敲打成很规整的样子^〔7〕，比起公认的儒家道德社会的思想来，这位法家人物更相信行政处罚。

毛泽东也跟他自己创建的新中国有冲突。作为新的法家，他把中国人从这些束缚和神秘化中解放出来：家庭压迫、关于宇宙的迷信、极端的地方主义。但是他是个中国整体主义者，这足以使他希望把中国的千千万万人捆绑在新设计的安排之中。他的新国家开始制造出现代公民。毛泽东主义制度从现代之前的历史中借用了那么多东西，这些公民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跳过这一制度设置的一个个铁环呢？

这是一个未来才会爆发的危机。

1954年末，缅甸联邦总理吴努来中国访问。期间，毛泽东同吴努多次会谈。他说：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书斋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国外不断提高。他没有出国访问，也没有就外交事务写多少文章。他的《毛泽东选集》中覆盖1950—1957年的那一卷，99％是关于国内事务的。同时，在那些年的非正式谈话中，他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出国的事，是周恩来在做——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扩大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赢得（甚至亲吻）不结盟国家的朋友—―而毛泽东做的只是运筹帷幄。毛泽东通过古老中国的“无为”这一诀窍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8〕

确实，中国在朝鲜的行动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上相当大的尊敬。（在朝鲜战争期间，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一结束，许多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斯大林的逝世，通过排除法而让毛泽东看起来更高大。但首要的是，他在中国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在整个第三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外国人纷纷来见毛泽东。^〔9〕主要是亚洲人。缅甸的吴努1954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示敬意，而且像他预料的那样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我喜欢那些亲王们，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32］另一位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也在1956年来了，但是毛泽东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泽东确实持续支持柬埔寨中立的（即亲王的）势力比支持老挝中立的（即亲王的）势力时间要长。

“就像是进入路易十四的宫廷，”印度尼西亚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莫诺努图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呈递国书时说，“仪式很威严。”

一天上午10点，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毛泽东的礼宾司官员的迎接。军乐队演奏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个印度尼西亚同事被留下来，他自己则被引进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厅，大厅两边摆放着明朝的瓷瓶，中间是一条无尽头的红色地毯。一道门在他面前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和第一个大厅相似的第二个长长的大厅向他敞开。当他走到尽头的墙壁时，又一道门不知怎么就打开了。毛泽东站在那里，高大、沉默、慈祥。^［33］

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戴柬埔寨王国的最高勋章。

毛泽东的礼宾司官员希望毛在接见外国大使时穿一身深色西装和黑色皮鞋。毛泽东拒绝了，他更喜欢穿随意的旧裤子和衬衫；最后达成妥协，穿一身中山装和褐色皮鞋。^［34］

仪式上没有讲话，毛泽东和莫诺努图互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的周恩来把客人领进一个侧面的房间。在这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按照讲话稿就爱国主义与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六位印度尼西亚人已经被带到另一房间去喝香槟和吃中国甜点。）毛泽东在会谈结束之后离开了。莫诺努图从另一道门退了出来。“我觉得我不该问毛泽东任何问题，他像个神。如果你有真正的问题，你就问周恩来。”

毛泽东似乎的确对来到他面前的亚洲人呈现出帝王的样子（对西方人则不是这样）。有些人喜欢这样：“他整张脸都显得很仁慈。”吴努说。^［35］别的人则不愉快地在他脸上看出了古老中国的傲慢。“毛泽东从没有向我提到过天国，”莫诺努图说，“然而我认为他信仰这个。”即使充分考虑到那些喜欢他的亚洲人的说法，但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乎屈尊俯就，敷衍他的亚洲来访者。

毛泽东在50年代几乎没有留意非洲，也没有会见几个非洲人。他关于这个大陆所做的少有的几次讲话之一，其中讲中国和讲非洲一样多。当得知南非提出的种族隔离立法将会对那里属于少数族群的华人实行种族歧视时，他支持非洲黑人抗议该法案的做法。

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右二）。仿佛老朋友见面，亲切自然。左二为廖承志。

1955年秋天，毛泽东接待了可能是战争结束以来他的第一个日本来访者。几周之内，他又会见了两个日本团体。他在重新审视日本。在后来的20年中，他会见日本人的次数多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赢得政权。他太乐观了。整个亚洲不会因为中国闹了革命，其他国家就都会这样做。到1955年，毛泽东已经调整了目标。他跟任何日本人握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这只手有助于让东京的天平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倾斜（而且和蒋介石断交）。

在1956年中期，毛泽东向日本提出签订“太平洋条约”的建议，条约将把中国、日本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是，这个条约在20世纪70年代，在精神上，虽然不是在形式上，诞生了。这时，毛泽东让中国与日本和美国心照不宣地站在同一个对付苏联的方阵里。

毛泽东没有会见美国的任何来访者。杜勒斯在对他咆哮，在“遏制”他——忙于遏制地球上最为自我遏制（自给自足）的一个大国，真是一种讽刺——并预言毛的政权将“垮台”。毛泽东时不时地会接见苏联官员。他不得不与苏联人打交道，他悄悄地和他们妥协了。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

主要是亚洲（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让毛泽东展示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中的形象。第三世界是他能被判断为英雄的舞台——即使他只待在舞台侧面并委托周恩来到前台念台词，他的形象也不会失色。^〔10〕

中国曾经受压迫，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贫穷，是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人也不可能跟第三世界的黑人、褐色人以及黄种人等有色人种达到如此真诚的团结。

万隆时代，对毛泽东在中国之外的形象，是个丰收的时代，因为无数第三世界国家和他的政府建立了关系。

在这个时代，毛泽东脚踏两只船。他已经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不可能随意就打；有一天这张牌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然而，在50年代中期，他是谨慎小心地在打第三世界这张牌。

作为亚洲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袖，他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有着特别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挑战莫斯科的主导地位，没有说第三世界对世界政治是关键，没有把中国革命的首创性，当作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跳板：那是后来的事。

来自前殖民地的很多领导人都会因毛泽东的隆重接见而激动万分。他首先见到的就是他自己约9米高的笑容灿烂的画像，它竖立在从机场直达城市的宽敞的林荫大道起始之处。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已经告诉亿万中国人，来访者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报纸在头版文章里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来访的领导人从没见过像天安门国庆大游行那样壮观的场面。彩车引领着游行队伍的洪流，最前面是毛泽东的巨型半身像，塑像的一只手向前伸出，就好像要触摸那些飞舞的彩色气球。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跟气球一起翱翔。

宴会一个接一个。中国承诺要为该国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和毛泽东会面的最高荣耀，使来访者异常兴奋地旋转着回到他自己较一般的位置上。^［36］

狱中生活——他们中许多人像尼赫鲁一样在狱中度过了好些年——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华盛顿或巴黎或莫斯科，似乎也不像北京及其成百万组织起来的群众那样高兴见到这样的人。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在1956年秋天来见毛泽东。“他们像多年的朋友那样互相拥抱。”苏加诺的一位副官回忆说。^［37］他们俩一起站在一辆缓缓穿过北京街道的敞篷汽车上。毛泽东半微笑着，向人群举起右手；苏加诺像个小学男孩一样笑着并做着手势。泛亚友谊飘荡在空中。人们来到离车不到两米的地方挥动着手中的鲜花，从容漫步的警察们没有阻止他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带武器的士兵。

礼炮放了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好时，每排16人构成的游行方队开始行进，接受检阅。锣鼓喧天中，坦克隆隆开过，大炮构成钢铁的巨流。体操运动员在横翻跟头。当游行者上下挥舞彩扇使整个方队变幻出花朵或标语的造型时，那是一片彩色的海洋。太阳好像也为这种欢快场面增加了光辉。那是一个50万的人群……

前一天晚上快到8点时，一个家庭妇女在紫禁城旁边的南长街各个院子进行巡视。每到一家，她就清脆地宣布：“苏加诺总统明天到达北京。政府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女士是这一地区居委会没有报酬的工作人员。

在其中一家，她加了一个特别指示，大致是说：“你们家有四个人。居委会希望你们去两个，下午两点以前在南长街集合。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胡同口上。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你们才能解散。”^［38］

欢迎场面的辉煌不仅仅是由于太阳。

南长街的居民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觉？只要适度——在50年代都还是适度的——感觉不是关键。这是个爱国的场合。居民们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新的活力感到自豪。每个人都要尽一份社会职责，在不愁吃穿，工作稳定，生活安定的情况下，这种任务的辛劳对许多人来说是可以忍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严肃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很重要，而且尼赫鲁引起了他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神秘，他是一个现代人。毛泽东非常佩服他和英国人的斗争。虽然毛泽东在1949年谴责这位印度人是命定要走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现在他怀着极大的尊敬接待他。

但是，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冷静的议论让尼赫鲁很震惊。“他［尼赫鲁］相信，如果核战争爆发，”毛泽东叙述说，“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11〕［39］}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毛泽东和尼赫鲁当时——1954年——在大多数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在战争问题上交换的看法，则显示了两个人之间尖锐的差别。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上是道德家，毛泽东只在中国事务上是道德家。

这两个人在风格上很不相同。毛泽东认为尼赫鲁太啰唆，就像中国人常常觉得印度人啰唆、毛泽东在20年代觉得M.N.罗易话多一样。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通常的看法。

毛泽东对印度这个国家是没有偏见的。他尊重列宁的观点，认为德里将是未来世界革命的一个支点。然而，使毛泽东同中国之外的任何事业团结起来的动力比较薄弱，这就使得毛泽东与尼赫鲁在仅仅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可能一起走得很远。

毛泽东通过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透镜看世界。（确实，大多数大国的公民都有一种民族优越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大国的公民。）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到国外寻找她自己想要的什么东西；直到19世纪为止，她也极少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中央之国，不仅仅在于其自我的理解，而且也在于它的地理现实。

对毛泽东个人来说，还有另外的因素。他是在山区而不是在海边长大，他在性格形成的时期不是生活在任何大的中心城市。这位主席是在内陆偏僻地区铸造出来的。

他从延安看世界——但不是看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跟斯大林看世界差不多。像所有忠实的共产党人那样，他不能理解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盟约。他50年代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他30年代后期所吸收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稳定发展的结果。与这个正统思想不相适应的那些倾向和爱好，毛泽东都暂时自己保留着。

毛泽东不是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出国旅行能动摇他的思想，就像赫鲁晓夫1959年因参观美国，或像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因其非洲之行而动摇了他们的思想那样。

毛泽东知道很多关于外部世界的事。他坚持读书。20世纪中期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甚至包括戴高乐——像毛泽东那样自己读书并写出自己的发言稿。^〔12〕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根支柱。科学技术问题以及政党的更替，他并不很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外交政策暂时只有一个目标：允许新中国毫无阻碍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到中国以外去进行十字军式的征讨不感兴趣。“你到我们这里来”概括了他对除苏联之外的每个国家的态度。至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他曾告诉他的同事：“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40］

在生活方式上，毛泽东是个过着帝王生活的农民。^［41］他能够吃下上面漂浮着蛆、已经放凉了的蘑菇汤而使护理员吃惊，而在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他却暗示自己是“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奢侈”，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奉承。虽然做好的猪肉片很油腻，但是摆在桌上就是美味。毛泽东从来不必自己梳头、把书送回书架、穿袜子、使用门钥匙。他不吃专业的食物品尝师事先没有尝过的菜，也不必用自己的手指拨电话号码。

毛泽东不能很容易地放松自己。他不怎么听音乐、玩牌，也不常参加宴会。传统的中国戏剧时不时地能使他感兴趣；他第一次看川剧时，发现川剧非常吸引人，以至他盯着舞台看时，一时间竟把香烟点着的一头放进嘴里。游泳和跳舞是他喜爱的娱乐方式。最先在延安倡导的舞会，在50年代延续下来。有一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还有一些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举行。中南海的舞会，有一种家庭的氛围。特别是毛泽东的孩子和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孩子会加入到成人跳舞者中间，随着音乐声响起，狐步舞开始后，她们一会儿和毛泽东，一会儿和朱德一起跳舞。^［42］

毛泽东一生勤奋读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注　释

〔1〕在沈阳的集会上可以听到和看到“高岗万岁”的口号。见Yilou于《明报月刊》，HK, 1966/2。

〔2〕若干年后，在压力下，这封信的签名者之一声明说：“写这封信是为了毛主席的健康。”见Shanghai Radio, 3/20/1968。

〔3〕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两人随之替代了政治局里倒台的高和饶，他们就是林彪和邓小平。关于他们两个人，我们后面还将讲到很多。

〔4〕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都同意的一件事不久就被遗忘了，只是20年后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件事才又被提起。当时赫鲁晓夫建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开一次会，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苏联人向23个欧洲政府和美国发出了请柬，但是西方不感兴趣。当赫尔辛基大会真的在1975年召开时，毛泽东对它进行了攻击，说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5〕李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编者注

〔6〕足以令人感叹的是，岸英的尸体从未运回中国，他埋在朝鲜的土地上。金日成每年给坟墓送一个花圈。见CB, 900, p. 6。

〔7〕法家学说是通过真实政治实践演化而来的权力科学，创始于两千多年以前。

〔8〕在传统的中国，“无为”意味着通过放弃统治而进行统治。

〔9〕苏加诺抱怨说，他曾八次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接受了邀请。见CQ, 62, p. 188。

〔10〕周恩来在出席毛泽东和外国人的会面时，他说得很少或根本不说话。不过，当周恩来单独和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以坚定的权威履行职责，这一点迷人地揭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吴努的诚实让自己显得有时天真，有时冒失。有一次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发表了关于中国在缅甸边界的“侵略行为”的激烈讲话。毛泽东反应镇定，而周恩来则沉默地坐着。吴努自己的同事觉得他由于直接跟毛泽东交涉反而“使事情办不成”。

“周总理，”第二天这两人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吴努诚心诚意地问道，“像我昨天晚上那样跟毛主席讲话，是不是错了？”

“吴努，”中国总理平心静气地回答道，“你和我经常见面。你也许应该先向我申诉，而不是向毛主席讲。”

“非常抱歉。”

“没事，”周恩来热情地说，“没关系。”见Saturday's Son,p. 264。

〔11〕我们发现，在这件事情上跟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毛泽东的信心来自对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他1958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中国人口5000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了1000万。”毛泽东继续给出更多的例子，说明损失一半人口并没有导致文明的灭绝。见Wan Sui—1969,p. 208。

〔12〕在某些细节上，戴高乐和毛泽东是一样的。他们发送手写的函件，都不喜欢口述文稿而让别人记录，都不用打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