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认识毛泽东的一位缅甸人说，“他更多时间在沉思，显出老年的迹象，行动更迟缓。”他们两个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目光盯着远方。他回忆着朝鲜战争……”^［1］

1957年这困难的一年过去之后，从莫斯科一回来，毛泽东就把希望寄托于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很快就把5亿农民纳入到2.4万个人民公社思想一致的集体生活中。他试图把经济发展的速度至少提高1倍。他把一种想法强加于中国人民，让他们觉得，革命并非人们可能感觉的那样，是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一种统治形式，而是根据道德选择的一朵明媚之花。

“我在北京住久了，”1月份他在一次首都干部会议上冷不防地说，“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2］

他以沉着而镇定的心情南下南宁。他在蜿蜒流过这座西南城市的邕江里游泳，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散步。他觉得接触到了真实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他对积习难改的官僚作风大发雷霆。“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另一次，他使着性子大声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3］

“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他告诉经济计划制定者们，“今年还不准备看。”^［4］他对官僚机构的迟缓磨蹭感到不耐烦。他希望下面有更多的主动性。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他挑衅地对一位曾经为北京城墙被拆掉而落泪的高级知识分子说，拆掉城墙是好事，拆毁雅致的旧房子是好事。他这样大声喊叫，很明显，他试图要除掉的比旧城墙要多。他是在跟一个他认为不适应那个时代的旧世界观作战。

水对毛泽东来说是“大跃进”的象征物。他命令对党内人员进行思想整顿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在提到变得傲慢的官员时说：“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提到了“细菌”和“洗掉”腐烂的沉积物。^〔1〕

他自己喜欢下水。在武汉的长江，他游了7次，每次都游了相当长的距离，被媒体广泛报道。激流是个挑战，水让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像个好久没有洗澡的人一样感到不安。1958年，当他跳进水里并擦洗时，他感到放松、解脱。

50年代后期，毛泽东从没有长时间消停，总在琢磨谁跟他站在一起、谁反对他这个问题。当他发现花园里杂草长得比他培育的花还要多时，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5］

1958年对毛泽东来说，在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号召令毛泽东失望，知识分子拆了他的台。他现在只信任未受过教育的基层老百姓的能量。

“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他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宣称，“老年人不会进步的。”^［6］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年纪都大了，沾染着1949年以前社会的旧习。更为纯洁——“更为空白”——而且对新的社会秩序更为热情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

“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毛泽东在同一次会议上总结说。

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从1958年起所做的一切，都有他早些年未实现的想法的影子。不过，也是他对苏联道路以及到那时为止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做法的反弹。同时，毛泽东开始和一个幻影进行战斗——新中国的现实和他的期望之间差距很大。

毛泽东修补体制还有一个原因，即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将会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这样说他的“大跃进”，“骨架在头4个月就定形了。”“大跃进”的目的是“建造这种骨架”。^［7］

“大跃进”的确是个发展的概念，而不是明确的、大家都同意的、详细的发展计划。

五四运动的儿子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居然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状态，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敢教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标语中这样说。当工人在压力下夜以继日地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的宣示：“一夜赛千年。”

这很天真，但很有感染力。甚至对监狱中的生活都有所触动。有一个服刑的人（他后来离开了中国）接到妻子的一封信，那是“大跃进”的象征。他妻子在信中宣布，为了支持“大炼钢铁”运动，她已经把两人结婚时的铁床捐献给国家了。在同一所监狱里，为了支持消灭苍蝇的运动，每个服刑的人每天要完成打死50只苍蝇的指标。超出定额的苍蝇可以储存起来，用来换取香烟。^［8］

毛泽东的情绪最初由于“大跃进”而提高了。尽管他的一些同事持保留意见，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对他们自己诚心诚意的努力被操控感到愤怒，毛泽东个人由于1958年的新政策而恢复了活力。

“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他说，“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9］他大胆使用的这个比喻，或许反映了他新近和莫斯科就获取核武器进行的谈判。

他在中南海的住所打苍蝇；他傍晚在杭州的住所外散步时，伸手猛拍打在路上遇到的零散的蚊子。他很遗憾自己不能抓老鼠（加上麻雀，它们构成“四害”）。“几千年来，”他在把自己和中国的至圣先师作新的比较时说，“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10］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对统计数字的估计而膨胀。

难道10个月之内建成人民大会堂（在苏联顾问们宣布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以后）不能表明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在中国兴起吗？“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问道，说的是1.2万建设者们，他们每天投入12小时工作，而不是标准的8小时，“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毛泽东为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跨越的一步而无比兴奋。“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宣布，“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11］

一天晚上，在参观了几家工厂之后，他挥毫抄写了一首诗，赞扬工人们的生气勃勃，也批评组织工作的不得力：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另一天晚上，毛泽东拿起《人民日报》，看到一条让他激动的消息。江西省的一个县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根据地不远。

他异常兴奋，睡不着觉，黎明时分就起床，坐到书桌旁。温暖的晨风微微吹着，第一缕阳光抚摸着他的窗户。他凝视着南方的天空，然后写了一首诗。

他描写了充满悲凉与病痛的旧时岁月，当时钉螺和水蛭好像占据了一片令人沮丧的土地：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他以豪爽的词句展望当前的时刻：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送瘟神》继续形象地描写水、发展和大自然，贯穿全诗的是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澎湃激情：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12］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在1958年夏天召开了第二次全会，但和1956年的第一次全会气氛迥异。毛泽东获得了解脱。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告诉吓了一跳的代表们，“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猴子般精明的毛泽东另有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13］

毛泽东还编织了同样充满悖论的“网”，他问：“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2〕

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后来的10年里，毛泽东用它四个方面的影响治理中国。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未来并非在“远处”，而是必须现在就把它抓住；混乱是大多数美好事物的催化剂。

“长江后浪推前浪，”毛泽东有一天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4］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观，不如说是对历史观的否定。

一条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5］毛泽东在他的余生里治理中国就好像在编草鞋。

毛泽东声称“大跃进”“破除了”迷信。他心里所谓的迷信是：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必须接受其永远的落后状态，看上去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16］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确实变得更宽泛了。在1919年，迷信指宗教和受祖先的束缚；封建迷信的含义当时对每个人都很清楚。到1958年，它似乎是指对当时纯粹意志的任何束缚。

“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他在一个旁注中抱怨说，“就是指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17］

那么现在，是不是甚至马克思也成了要加以反对的迷信呢？

毛泽东轻轻地把马克思放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他在一次党的大会上提醒说，“只是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18］

马克思不是没有进行革命吗？列宁不是在这方面超过他了吗？“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他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

“大跃进”并没有废除法宝。它只是用毛泽东的法宝代替了一切竞争对手的思想方法的法宝，包括马克思的一部分。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星营人民公社。

如果说毛泽东对最终目标有怀疑，那么他对如何去做，却有强烈的信心。他觉得经验已经教会他政治行动的秘密。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变革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于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从现在开始十五年以后，当我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强国时，”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说，“我们可能会变得趾高气扬，尾巴会翘到天上去。”^［19］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预见和意识到成功也有负面影响的怪异的结合。

“大跃进”的热情，对很多被毛泽东的口号所“鼓舞”的中国人来说，是由现代化的未来即将来临的幻想所激发起来的：钢产量将在15年内增长8倍，超过英国，小轿车将遍地都是。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战斗本身和目标一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果说毛泽东是个乌托邦主义者，那么他的乌托邦更多地是和进程而不是和目标有关。即使并不是很清楚道路到底通向何方，人们的思想也会在途中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

他把统计数字当作一种象征来使用。确实，许多夸大的数字公布出来，仅仅是因为允许操弄真实数据以便讨得大家的欢欣。不过，毛泽东自己处理统计数字的哲学思路，也对“大跃进”期间产生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文件有影响。

中国语言适于让人们非字面地看待统计数字。在中文里，“一万”的意思常常仅指英文里的“几千”或“许多”。毛泽东自己的想法强化了这种趋势。“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只是自我打气。毛泽东会说某项任务要在两年内完成，要不然就四年，或者如果还不成就五年。数字起着鞭子的作用，而不是经过认真计算的结果。

毛泽东现在相信，钟摆效应是哲学的真理。在一次关于辩证法的谈话中，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道家的古训。^［20］

有一天，毛泽东请来一位学者谈话。那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他在“百花齐放”期间很谨慎地“鸣放”过。毛泽东不想对费孝通放弃希望。“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那位公民。

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是个专横跋扈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的习惯已经成形，而且身处于一个有两百个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常常起到互相帮助的作用。

“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毛泽东反驳道，“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对此心存疑虑。

“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找。”毛泽东大声地说。^［21］

毛泽东不喜欢任何种类的专家，“大跃进”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祝。

知识分子专家对毛泽东来说就像是一种特别枯燥乏味的标本。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嘲笑那些偶然跟他打交道的教授们，然而同时又喜欢与他们竞争。

在汉口的一次谈话中，他罗列出一大批取得伟大成就，但不是靠教育、职位或年龄背景的历史人物，指责专门知识、名声和高职位无用。“范文澜同志，”——他停下来转向正在听他讲话的一位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但毛泽东毫不停顿地继续说下去：“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十二岁……”

几年里毛泽东有五六次以这种方式装作听取范老先生的意见。范文澜没能——要么就是觉得不宜——在任何场合说句话作为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他对历史懂得很多，同时对历史学家们表示轻蔑。^［22］

他在“百花齐放”夭折以后一次强硬的讲话中阐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23］

在摸索一条符合中国之“道”的道路时，毛泽东重新开始做他在延安停下的事。中间插进来的一些妥协——与国内同盟者的妥协是为了赢得政权，与苏联的妥协是为了争取时间和援助——他在“大跃进”中通通都置诸身后了。

公社这个词本身，就容易让人想到那个像中国本身一样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任何中国人，一听到“人民公社”这个词，不必提到马克思或列宁，就能明白它的意思。^〔3〕

“山沟里出哲学。”毛泽东重申。^［24］自从30年代他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以来，他就再没有这样讲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对大吃一惊的高级官员听众们说。^［25］“道”这个词是孔子的话，表示真正道德的政治。毛泽东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放于这个高尚的——如果说是精英的——中国传统中。有记录显示，毛泽东的听众听他提到这句经典的话时都笑了。对一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苦笑。

有一天，一个同事温和地向毛泽东指出：“在《孙子兵法》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气愤，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竟然能如此机械地将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排除出去。虽然毛泽东的观点也许站不住脚，但是他觉得《孙子兵法》里面有马克思主义。^［26］

或者说，他的真正意思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有孙子呢？而且能让他和孙子在一起时利用马克思？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27］随着这一语言学分析的提出，他在精神上已经离开了苏联阵营，苏联终归不过是腐朽西方的一部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在批评苏联经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向儒学迈了一大步，从而离开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和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来说，它们是一致的。”^［28］他准备把中国的道，看得比具体的经济结果更重要。这样做符合儒学传统，但不符合欧洲马克思主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经济规律，它不承认经济规律之外的什么“道”。

在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这点上，毛泽东在1958—1959年走上了极端。他在一个地方干部的集会上说怀疑是好事，虽然没有说为什么；同样，失败也是好事。他敦促召开好人和坏人都邀请的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29］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的一个会议上说，“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30］这个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评论，就像是说生病是好事，因为它让医生有了用武之地。

他不断地告诉那些升至高位的人，社会地位卑微永远是好事。广州附近的一个男孩偶然发现了消灭白蚁的方法，当这个报告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非常高兴。“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他向第八次代表大会尊贵的代表们指出，“广东的一个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31］

毛泽东甚至开始声称美国是个好事。“要两条腿走路，”他在1958年11月敦促一些官员说，“要有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32］几个月后，他在美国历史上为“大跃进”找到了一个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33］

他甚至说，“国家的消亡”^［34］是一个应该辩证地看待的可能性，尽管它表面上似乎很可怕。

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精英们感到震惊。这似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4〕它摒弃了中国（以及列宁主义）关于秩序的珍贵价值观。它没有引导形成具体的政策。它不包含任何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种乐观主义。

“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衷心地确信中共的分裂是一件好事：“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所用的比喻，让人觉得分裂是新生的自然方式。“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告诉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35］他好像很喜欢“分裂”这个词。

毛泽东关于分裂是健康现象的这种信念，即将付诸可怕的试验。

毛泽东胁迫中国参加的这个试验没有成功。欢快的夜晚让位于沮丧的清晨。很快，“大跃进”就倒向了悲惨的一面。

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使自己兴奋的东西，1958年，毛泽东为千百万的年轻农民提供了一些这种东西。地方的积极主动性被激发出来，群体精神加强了，普通人觉得自己的中国精神得到新生。农村政府的新框架——把劳动与公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诞生了。

但是，作为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个灾难。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损失了5年。^〔5〕而新的农村框架也没能持续多久。

粮食产量减少了。到1960年，在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毛泽东对钢产量和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计，被证明是荒谬的乐观。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复活了，这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当食物缺乏时，手边有粮食和蔬菜的农民骑车进城，把它们在黑市上高价出售，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上。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左倾”错误。

麻雀的命运沉浮说明了很多事情。宣布麻雀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主意。它们不是吃掉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6亿中国人响应英明的北京提出的口号而追杀妨碍经济进步的害虫，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呢？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英明，因为这些鸟除了吃粮食还吃粮食的敌人。

昆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了中国的庄稼。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对“四害”的重新定义。麻雀被缓期执行，臭虫将取代它面对群众的愤怒！^［36］（老鼠、苍蝇和蚊子仍在邪恶的万神殿上占有它们的位置。）^［37］

“大跃进”最初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因为6亿人以让人印象深刻的忠诚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这是中国农民最后一次这样做。“大跃进”是个令人痛苦的经济败笔，因为毛泽东的计划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协调好。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推荐由刘少奇担任。会上，毛泽东轻松自如，笑容灿烂。

把高度的信任和低下的效果两者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身上留下了巨大的伤口。

“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当1958年末批评日益增多时，毛泽东有点悲哀地说。^［38］他认识到公社太大，不能一下子消化掉。公社要求一种平均化——富裕的村子要和贫穷的村子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这样的平均像“绿林豪杰的剪径”，毛泽东自己在1959年2月一次烦躁的讲话中承认，因此他接受退到以大队——比公社小一点的单位——作为农村新秩序的核算操作单位。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步出会场。

“大队就是公社。”他厉声说。这只是玩弄词句。他像刚把爪子从热锅里抽出来的猫一样满意地说：“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39］这让人想到一个中国谚语：“打肿脸充胖子。”

不知是赌气，还是在同事的压力下，抑或是为了以退为进而用的计策，毛泽东于1959年中，让位给刘少奇做国家主席，同时保留中共中央主席这个最高职务。

毛泽东能在一句话里既表忏悔又表反抗。“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他宣布说，“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40］这是狂野的、横扫一切的、挑衅性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毛泽东。他痛恨算账派，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蔑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会到来的人。他对反对派的影子过于敏感。

无情的现实戳破了毛泽东式乐观的纸墙壁。每一家后院里有一个高炉曾好像是提高钢产量以及社会觉悟的奇妙方法。北京大学建起了自己的高炉，这让毛泽东特别高兴。或许他终于打破了学院式傲慢的硬壳？

但是，在他曾经于1919年受到冷遇的这所大学可爱的校园里搞的那个丑陋的高炉，最后证明并不是达到任何目标的有效手段。它吐出来的钢的质量非常糟糕。热切的学生们把厨房用具拿来填进高炉，产生的是粗糙的铁块，然后用它制作刀和勺，重新放回原来的厨房！

在1959年的紧张形势中，毛泽东退到了山区。那是在他辞去国家主席职位仅仅几星期之后，在赫鲁晓夫撕毁中苏核协议几天之后，在和一位很重要的同事可怕的摊牌的前夕。他选择了湖南。

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这是他在韶山故居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毛泽东用松枝向双亲献上一份敬意。

他在32年后，再一次看到了韶山。他来到在1927年那次灾难中从他手里没收去的农舍。他像一尊雕像一样站在父母的照片前。“如果是现在，他们患这样的病，”他最后小声咕哝道，“就不会死了。”他可能在想他自己的年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健康保健方面的进步。“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66岁的毛泽东补充道，“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他父亲52岁时死于伤寒，他母亲在同样的年龄死于肺结核。）

毛泽东来到父母的墓前。有人把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沉默地接过树枝，送到墓前，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他在墓碑前恭敬地弯腰鞠躬。

离开墓地以后，毛泽东漫步下山，向毛氏祠堂走去，但是他停住了，疑惑地寻找什么东西。他母亲以前为之烧香并在儿子生病时用香灰喂他的菩萨神位没有了。这是“大跃进”的牺牲品，砖头都用来修后院的高炉了，木头用做燃料。“多么可惜，”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穷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种帮助和鼓励。”^［41］

夜晚，毛泽东独自坐在油灯旁，就像50年前他违抗父亲时所做的那样。他写了一首诗。像他写的许多诗文一样是一首律诗，一种古老的诗体。在《到韶山》这首诗中，“大跃进”风格的豪情中夹杂着其他感情：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42］

像其他的诗词一样，毛泽东对正在成形的新社会感到欢欣。但是，他的胜利感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低潮时期的抑郁。我想，他不仅在诅咒过去那些可悲的日子，也在诅咒岁月流逝本身。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画面，增强了一个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生命正在走下坡路的印象。引人注意的“牺牲”一词也是如此。不仅是“壮志”——这是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喜爱的主题——还有苦难也打开了通向新社会的大门。令人心痛的“牺牲”是这首诗情感的支点。

在韶山，陪同毛泽东的是当地一位热情的年轻干部，充满对“大跃进”的赞扬。他看上去像一个朴实的童子军领队，当时正担任毛泽东家乡所在地湘潭的地委书记。毛泽东喜欢上了他，就好像是在他与同一代人的政治局成员痛苦而紧张的关系中，伸手抓住一只年轻的手一样。这位年轻干部的名字叫华国锋，我们以后会更多地听到他的事。

毛泽东找到他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及她一个多年的女友进行了一次亲密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是38岁的华国锋在谈话时在座。^［43］

《七律·到韶山》手迹。

当毛泽东远在湖南山区时，匈牙利的总理明尼希来到北京。他的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毛泽东会面。“主席现在乡下某地，在作意识形态和哲学方面的思考。”这是中国方面的礼宾官员关于毛泽东的行踪所能对明尼希讲的全部内容。这位匈牙利人很不高兴，他对随从们嘀咕道，甚至“人间上帝”斯大林，也没像毛泽东这么神秘。

毛泽东在庐山。

访问接近尾声时，有一天，当美食家明尼希正吃着北京烤鸭进午餐时，他得到通知说毛泽东正在等他。“让老板等几分钟，”这位匈牙利人一面大嚼烤鸭一面厉声说，“为听他的消息，我等得够久了。”但这不是北京的风格。明尼希被巧妙地说服了；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斋里了。^［44］

似乎在南方逗留时又充了电，毛泽东礼貌而有主人风度。“我们有了一位新主席。”他指着刘少奇说，刘少奇马上站了起来。^〔6〕那一刻的气氛似乎愉快而轻松。

庐山是比炎热的长江岸边高出1200多米的一个凉爽而美丽的胜地。但是，当毛泽东于1959年7月乘车上山去见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事们时，他知道自己面临着麻烦。

他坐在柳条椅里，目光凝滞在远处山脊的上方，眼睛深陷。在斗争开始前他写了一首诗。虽然7月1日是中共建党纪念日，但是在这个7月1日，他的思绪超出了政治之外：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不朽。黄鹤是传说中的不死鸟。离庐山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黄鹤楼，据说一位得到永生的古代圣人骑着黄鹤从这座山旁飞过。毛泽东以两行超自然的诗句结束《登庐山》：

1959年7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讲话提纲。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45］

陶渊明是4世纪时的一位官员，他跟毛泽东一样也是诗人。他在年老之前就辞官隐居，并营造了一个叫做“桃花源”的文学乌托邦。毛泽东或许在思考现已消失的一种过往的朴实生活，或者想到了退休，或者在想他自己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事，又或者在沉思超越任何特定社会秩序的宇宙和谐。

国防部长彭德怀是个能干但有缺点的人。他看上去像一头牛头犬，没怎么上过学，也几乎没有什么风度。他的直率很早就有表现：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踢翻了祖母的鸦片炉，结果被赶出家门。他的战士们非常敬佩他，但他不像朱德那样是个好相处的同事。毛泽东比较机巧，而彭德怀不会拐弯抹角，所以他常常无法领会毛泽东微妙迂回的军事战略思想。

在延安，有一天，有人问彭德怀：“你看的这本书是谁写的？”“他写的。”彭德怀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草稿上抬起头来回答说。“他还想出版呢！”那是毛泽东于1938年在9天之内写就的文章，很快就成为经典著作了。“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彭德怀没好气地对来访者说，“不能以中央的名义出版。”^［46］

彭德怀只比毛泽东小4岁，他们从井冈山时期就在一起。彭德怀曾经见过毛泽东犯错误，不把主席看得高过其他凡人。在尊称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以后很久，他还称朱德为人民解放军之父。

这位国防部长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47］这在毛泽东所钟爱的这个新事物身上投下了阴影。“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这可是圣地！“主席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继续说，“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他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48］这是对毛泽东的诚实和权威的直接挑战。

彭德怀并非单枪匹马。跟他结成同盟的是强有力的军队领导人，包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是支农民军，而彭德怀这位高级将领觉得他能让中央委员会确信，农民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推动得太快了。

老的28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残留下来的人，包括遵义时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张闻天，在庐山也和彭德怀站在了一起。张闻天近期曾任驻莫斯科大使。跟那年春天东欧之行中抱怨毛泽东的彭德怀一样，张闻天认为“大跃进”偏离了基于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可能是张闻天鼓动彭德怀去攻击毛泽东的。

“大跃进”是个错误，彭德怀对他的朋友们说，“大跃进”的责任应该由大家来负，“包括毛泽东在内”^［49］。他们坚决主张，意识形态的辞藻不能替代搞经济的专门知识。浮夸风在中国是个疾病，应该祛除。

毛泽东受到震动。他把他的痛苦写信告诉在北戴河海边休假的江青，随附一份他打算对彭德怀做出回答的底稿。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要立刻飞到庐山，以便在对抗发生时在他身边。

毛泽东和彭德怀。（1953年）

“不要来了，”毛泽东说，“斗争太激烈了。”^［50］不管怎样，她还是来了，还带着相机，拍摄松树和别墅。她任性地不请自来出席了紧张的会议。她的在场没有让毛泽东镇静下来，反而让他沮丧。

在江青不知情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安排会见了前妻贺子珍。贺子珍曾从上海——她仍在上海接受治疗——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警告毛泽东小心“王明派”里的敌人，“王明集团中有人要害你”。这是她在精神混乱的情况下说的，指的是延安时期，那是贺子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脑筋还清楚。现在毛泽东送了她一条“555”牌香烟和1000元钱，并邀请她到庐山来（毛泽东在前一封信里敦促她戒烟，她照做了，但是有了这份礼物她又抽起来了）。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贺子珍见到毛泽东很激动，但是几乎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很温情地对待她。他请她留下吃饭，但是她拒绝了。她走以后，毛泽东默默地坐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忧郁之中。“她老得这个样了，”他自言自语说，“病得这个样了。”^［51］

毛泽东已经有多年没有感受到如此沉重的压力了。他无法入睡。在对彭德怀做出回答的头天夜里，他吃了三片安眠药，但是仍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天亮。他像是东方的李尔王，受着折磨来到上午的会上。

“你们讲了那么多，”他含糊地开始说，“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52］他东拉西扯，像念经一样重复钢铁生产的数字。然而，毛泽东在规定的40分钟用完之前，又作了一段机敏的演讲。彭德怀后来承认，他自己像张飞——中国古代一个爱冲动，但很成功的英雄——一样鲁莽（粗），但是不如张飞精明（细）；毛泽东在动人的演讲快结束时对彭德怀批评得很对。“我像张飞。虽有其粗，亦有其细。”^［53］

贺子珍在庐山。

毛泽东撤退了，但毫不低三下四。“公社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他装作从“左倾”图腾下摆脱出来时说道，“而是群众创造的。”^［54］他接受了一种改造过的集体就餐的形式，这种集体食堂让几亿农民非常厌烦。

毛泽东吁请团结。这不是他通常的特点；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喜欢当一把快刀，而不是泥铲。但是目前他已经做够了切割的事。“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为对团结作一点卑微的贡献，他承认，“我对工作计划一无所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55］

他在承认错误时．对词语的选择颇为巧妙。“说要快，”他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而且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里面改得一塌糊涂。他也犯过错误。”

在会议厅外，当这些领导人漫步下山时，彭德怀遇到了毛泽东。“彭总，我们谈谈吧？”毛泽东对他的国防部长说。彭德怀红着脸做出一个不值一谈的姿势，表示“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平静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彭德怀开始向前走，超过毛泽东。“你不是谈过了吗？”他厉声说，走开了。^［56］

对毛泽东的一项批评是，为了不可能达到的生产目标这一祭坛，而不惜牺牲人的生命。这一批评引用了孔子的话。这位圣人在反对用泥俑为死人陪葬时宣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在睡不着觉的夜晚，想着别人说他不顾道德地把人作牺牲品这一含蓄的指控，心烦意乱。

“我无后乎？”毛泽东问中央委员会，“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庐山上活跃着各种谣言，说如果毛泽东把彭德怀解职，他会面临军事叛变的麻烦。既然潮流已经转而对彭德怀不利，毛泽东迎头面对这种谣言。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他转向在场的部队高级领导人说，“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许多人心绪难平。当他猛烈地抨击说他要“回到井冈山”时，一些人肯定会回想起他1938年的威胁，说如果对江青的攻击不停止，他就要“回韶山”。

毛泽东聪明地给了冒汗的将军们一条出路：“我看人民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像往常一样发起脾气来。他回顾了在延安与毛泽东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争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他用粗话高声叫喊，“现在我操你20天娘还不行？”^［57］

原则规范没有了。有人听到蹒跚走出这场对抗会议的朱德喃喃自语：“谁能相信我们曾经在同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58］

一个月之内彭德怀就出局了。林彪替代他成为国防部长。邓小平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会的一员。

毛泽东在67岁生日时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派他们下去调查。

毛泽东的胜利不是轻易得来的，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没能最后搞定。他必须召开后续会议。他在领导人中传阅的文件上写下重要的边注，并寄出微妙的信件以把敌手和动摇者分开。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他给张闻天写道。然后他唱出一个较温和的调子：“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59］

跟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高岗事件更严重。高岗不过是个阴谋家，彭德怀则在根本政策上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统治走得太远，而彭德怀类似的观点对毛泽东则是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斯大林已由于这方面的错误而被拉下神坛。高岗惹得差不多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反对他。而在“大跃进”问题上，陈毅和朱德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刘少奇中立，政治局里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意见。^〔7〕

在庐山的幽灵是斯大林。毛泽东找到了对付因斯大林逝世而产生的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方法。但是，他在这一过程中也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在1959—1960年冬天，毛泽东重新给彭德怀定了调子，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注　释

〔1〕“病菌不讲迷信，而且精力充沛，”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它们谁也不怕。它们的大无畏精神是不是比有些人还强？”见Wan Sui—1969,4/6/58, and CLG, 9-3, 1976, p. 51。

〔2〕“人类或许会变成另一种东西，”毛泽东还说，“到那个时候，地球就不存在了。太阳会冷却。”这些思想或许反映出毛泽东在主张进化论的德国人厄恩斯特·海克尔19世纪的著作中读到的东西。毛泽东在他生命的后期说过，他受到4个德国人思想的强烈影响：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见J.B.Starr's Contimuingthe Revolution, p. 42。

〔3〕其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词汇就不是这样了，例如“阶级”，这个词丝毫没有中国历史的基础。

〔4〕虽然毛泽东觉得他的“大跃进”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的朋友，”他在1959年春天说。“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他自己国家的事，他一直忙于我们国家的事。’”见Sonntag, Berlin,12/16/56。

〔5〕据说邓小平曾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说：“驴子肯定慢一些，但是至少它极少出事故。”见Bouc, p. 22。关于饥荒，Beck-ers, chs. 9, 10。

〔6〕刘少奇对毛泽东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的看法，可以从他妻子的话中看出些端倪。“爹爹非常忙，”有一天她对孩子们说．“他没时间休息。毛主席现在从国家具体事务中脱手了，把它们都交给你们的父亲了。你们不要打搅他。”见CB,834, p. 18。

〔7〕毛泽东关于公社脆弱的一番话，可能比他相信它们有优点更使他在庐山的听众害怕。他声称公社没有显出要垮台的迹象，然后他突然说：“我们做好了它们一半会垮台的准备。70％垮台以后，我们还有30％留下来。如果它们必定垮台，那就让它们垮台好了。”见CLG, 1—4, 1968,P.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