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什么是毒草？”毛泽东在“大跃进”准备阶段问布尔加宁。这位苏联人并没有被激出令人难忘的回答。毛泽东开始给他上课，向他讲述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1］除了变化是永恒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耶稣和哥白尼最初不也被认为是毒草吗？

如果说布尔加宁并没有真正被说服，那么毛泽东则更为坚定了他的信念，即苏联人已经对辩证法不感兴趣，他们现在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流变中的世界感到欣喜。

这是中苏伙伴关系急剧走下坡路的原因吗？这解释了为什么长期存在不和的气氛。既然分歧在类型和数量上都是不清晰的，那么分歧一旦出现，不信任的气氛或许就是关键。毛泽东于1958年换了挡，原因可追溯至非斯大林化，此后不久莫斯科就认定他诡计多端而且疯狂。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震惊是正确的。“大跃进”是毛泽东要独立于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正统观念的宣言。跟布尔加宁关于西红柿历史的谈话是个小小的征兆，表明毛泽东正在抛弃在苏联指导下演化来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在“非辩证”的思想现在认定是毒草的幼苗中，寻找明天的更加鲜红的西红柿。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意味着什么。没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纽带就像中国豆腐从盘子里掉出来一样破碎了。

赫鲁晓夫在“大跃进”达到顶峰时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到访短暂（3天）而务实。此前，毛泽东跟军事顾问们在密室里关了几个星期。眼前的紧迫问题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其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对美国应强硬到何种程度，以及如果爆发战争，应该怎样打。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旁边坐着他们的国防部长——表面上谈的是中苏军事合作，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遏制毛泽东。

“军事合作”是一块五彩斑斓的宝石，其色彩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它。“我们需要在中国有一个无线电台，”赫鲁晓夫后来说，“以便跟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静地回忆说：“我们提出把我们的几个截击机中队的基地设在他们的领土上。”^［2］关于这次会谈，毛泽东提供的是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3］

赫鲁晓夫判定毛泽东处于头脑发热状态，这是对的。赫鲁晓夫害怕台湾海峡危机会让苏联阵营卷入一场大的战争。他希望苏联掌握决定权。

然而，他仍然认为中国是坚定的盟友。他完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权利主张，并且给了他为收回台湾而计划的军事援助。

对毛泽东来说，和赫鲁晓夫之间的问题要更深刻。中国的主权受到轻视。苏联不再同情中国抗击“帝国主义”的愿望。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是个拙劣的玩笑。“跃进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宣称。^［4］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虽然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说过恼怒的话，但是，是毛泽东而不是赫鲁晓夫看到分裂正在到来，是毛泽东故意走进分裂的纷乱的深渊，是毛泽东希望发生分裂。

如果赫鲁晓夫知道了峰会之前毛泽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的讲话，他或许会努力更深入地解决苏中问题。那个讲话的主题不是外交政策，而是苏联。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他奇怪，为什么总是中国学习苏联，而从来不是苏联学习中国。他怒斥“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比苏联有“丰富的经验”可利用。^［5］

赫鲁晓夫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对待毛泽东的；他认为他在最好地利用与一个低一级的伙伴的基本健康的同盟，而这个伙伴需要管教和遏制。毛泽东在峰会之后承认，他一直“用针扎驴子（赫鲁晓夫）屁股”。

跟赫鲁晓夫告别3周之后，毛泽东开始炮击金门岛和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然而，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个附带的事件。因为，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路线，源自他试图在中国国内要赋予社会主义的新面貌。

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他过去枪杆子生活时期的颜料盘中的色彩，来描绘政治斗争。他有点自我辩解地说，“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它们总是管用。”^［6］

毛泽东在台湾海峡挥舞刀剑的同时，将中国农民推进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在这两者之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看不到什么逻辑关系。但是，对这个把斗争看作救赎之路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全民皆兵”成了“大跃进”的主题口号。“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毛泽东在1958年9月号召道，“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型迫击炮、轻迫击炮。”^［7］台湾海峡上空的确悬着战争之云，但是这不是重视军事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发动了这场金门和马祖危机。他谦虚地称他的冒险行为是“只是打了几炮”。^［8］他并不希望要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9］〔1〕}

但是，外部危机对“大跃进”之火而言是燃料。“除了其不利方面，”毛泽东在同一场合说，“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年纪渐长的毛泽东要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在1958这一年，他进行了若干次努力中的第一次。这是返回激动人心的往昔之努力。当然，这也让许多计划者皱起了眉，包括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他瘸着一条腿，”关于赫鲁晓夫，毛泽东概括说，“不是用两条腿走路。”^［10］他这是在讽刺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的不灵活。“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在提到苏联人时这样说^［11］，当时他正为自己喜欢把问题直接抛给群众的做法作辩解。

毛泽东不喜欢苏联文件中“全面巩固”这个提法，这体现了他对莫斯科的世界观的反对。他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发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12］这与导致他放弃第一个五年计划沿平稳的轨道前进，而改为波浪式“跃进”的是同一个哲学。

像对待赫鲁晓夫的恶作剧式的态度一样，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为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静态的；毛泽东的世界是流变的，而且他无法认同他周围当前的世界。

一年以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又见面了。中苏关系已蒙上了更多的阴影。印度和中国正在边界打仗，而莫斯科偏向于印度一方。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善变感到惊恐，他说：“毛泽东出于某种病态的怪念头而发动了战争。”^［13］赫鲁晓夫曾在美国旅行了一圈，并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吃晚饭，毛泽东认为这是在拍美国的马屁。苏联人也谴责毛泽东的公社是“疯狂行为”。

最糟糕的是，苏联对中国核武器能力的援助在互相攻击不断升级中瓦解了。

赫鲁晓夫不想再去北京，难道不是该轮到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了吗？但是毛泽东一动也不想动。在一种不耐烦的氛围中，峰会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有点欠考虑地从美国直接飞来，及时到达中国首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是节庆场合，以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衡量，是至当时为止最具国际性的一次，有胡志明、金日成和许多其他外国人物出席，还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主题音乐。

但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更像参加葬礼而不是庆典。两个人的眼睛都闭着，甚至完全闭上了。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就意识到一种寒意”^［14］。江青说赫鲁晓夫的到访“让人厌烦又令人痛苦”^［15］

让毛泽东气愤的是，赫鲁晓夫赞扬艾森豪威尔是个和平人士。然后赫鲁晓夫批评中国人——在北京正式宴会上是罕见的——是“好斗的公鸡”。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大国，对保证世界和平负有特别的共同责任，这让毛泽东非常愤怒。

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礼团。

赫鲁晓夫甚至再次要求在中国土地上建立无线电台，以便帮助他的舰队在太平洋上穿行。“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说，声音里带着极大的怒气，“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16］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可能1958年在北京也是如此，当时他让赫鲁晓夫猜测台湾海峡的事。但是，在1959年的交锋中，主动权好像在赫鲁晓夫手里，毛泽东只是从赫鲁晓夫的背后进行冷枪式的攻击。

“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他有一天下午一边喝茶一边问赫鲁晓夫。“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究竟要表达什么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多久。“想一想，”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有两亿人，我们有七亿人。”^［17］

在同一次峰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谈论——像他以前只在中国人圈子内谈论的那样——中国语言的独特性。“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慢吞吞地说，“但是它们都是从英语中借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18］毛泽东选择的对付赫鲁晓夫的方法，是抛出泛泛的、无法正确估计的、没有谈判余地的主题。

1959年峰会期间，最让毛泽东怨恨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彭德怀，并且为这位被撤职的元帅带来了珍贵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做法，是把责备的手指令毛泽东很不舒服地指向了“大跃进”，暗示中苏危机是中国造成的；关于“大跃进”，毛泽东已经受到彭德怀和其他同事的不少责难了。

赫鲁晓夫在一种冰冷的气氛中离开北京回去了，而且没有见到彭德怀。没有发表公报。毛泽东此后再没有见过他。^〔2〕

先是彭德怀，随后是赫鲁晓夫，毛泽东一个秋天都不高兴。他到最南边安谧的海南岛度假去了（没有带江青）。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终止了。在1959年的峰会以后，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毛泽东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对付外国伙伴的能力，用赫鲁晓夫受不了的刺人话刺了这位俄国佬一下，致使苏联在1960年中期就撤走了大约1.2万名技术人员。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对突然撤援的速度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叫喊说，喝醉的中国人（一个稀有物种）滥用了苏联恩人。毛泽东回应说，苏联顾问们总是把关键的计划和信息对中国人保密。

“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咆哮道，“他们还有一些商业道德观念。”^［19］他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苏联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的礼貌持续了一段时间。在196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还是出席了苏联使馆每年一度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聚会。但是，苏共1961年第21次代表大会（1956年雷霆似的非斯大林化的大会以来苏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大斗争。阿尔巴尼亚是话题，而中国的立场是关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而毛泽东非常不寻常地到北京机场迎接他的这位同事。

1962年末，毛泽东采取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致命的一步。他宣布，苏联政权“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20］。这就把分裂敲定了。党对党的关系结束了。1963年，在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交换了一系列互相指责背叛了意识形态的信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释放一下怒气的方法。实际上，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已几乎没有什么新内容。到现在，斗争的焦点是谁将占有国际共产主义了。

到1964年，毛泽东在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看到的犄角的数目已经不可胜数了。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眼也不眨地宣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由于觉得跟纳粹主义作比较不太合适，他又转向跟他略有了解的一个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21］

在思想概念上，毛泽东只剩下一步棋，1964—1965年他走了这一步：苏联比美国还坏。

在这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沙文主义者”眼中，二者都坏，这是肯定的。但是苏联更具欺骗性。“美国人是坏蛋，”他说，“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子。”^［22］苏联人正在崛起，而他注意到美国人要控制别人的意愿正在减退。

从他不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新思维的线索。当邓小平按照既定政策说，亚洲和太平洋是全球紧张局势的重心时，毛泽东纠正他说，不，现在欧洲才是重心。^［23］这样，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减弱了，而苏联人的威胁增加了。

毛泽东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把中国的救星改贴上欺负中国的无赖的标签。对他的许多同事来说——不仅仅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赢得了来自普通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人，许多受过教育的非党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甚至在台湾，毛泽东也因为跟贪得无厌的北极熊断绝了关系而赢得了勉强的私下赞扬。

虽然如此，政治局的意见才最重要；在苏联问题上，还有一些斗争在等着毛泽东。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既然毛泽东如此不顾后果地发泄自己，人们一定会问，他为什么此前要压抑那么长时间呢？他后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追随莫斯科。“我们什么都不懂，”他说，“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24］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为止，毛泽东是相信以莫斯科为其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就像许多宗教的发展历程中发生过的那样，在强烈怀疑的时刻之后，仍然会存有一丝丝原有的信仰。迟至1962年，毛泽东还显示出，这位失去信仰的人有时还会仰视教堂的塔尖。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制定了两点理论宗旨以后，他古怪地补充说：“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25］那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为它们感到自豪。莫斯科把它们作为他的精神产物而引用，仍然打动了他，给了他深刻印象。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极少，不过，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苏联阵营之外的世界表现出活跃的兴趣，而且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若干令人瞩目的成功。1960年跟苏联的决裂，就好像是搬掉了压在中国外交上的一块大石头。中国不再是陪衬别人的小伙伴，毛泽东使中国在第三世界日益扩大的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独角戏。

从1960年中到1964年末，有17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援助开始流向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革命运动人士觉得，苏联只追求跟美国一起成为一个稳定的世界的共同老板，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则闪烁着光芒。

在“大跃进”期间，中国跟一些国家的友谊出现紧张。毛泽东有一种既能导致挫折，又能使人心平气和地承认挫折的能力。他在1962年的一则旁注里说：“1959年是一个马鞍形，全世界转而反华。”^{［26］〔3〕}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前五年不仅仅收复了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 1960年毛泽东说道，眼睛里闪着自信的光辉。当时，英国的蒙哥马利勋爵正跟毛泽东在晚间进行长谈。“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27］〔4〕}

他不想跟印度重修旧好。他不顾政治局里一些反对意见，坚持要在喜马拉雅山脉进行军事行动。从军事角度说，那是中国的一个辉煌胜利。人民解放军沉重地打击了印度人，然后像不耐烦的冠军一样撤退，使印度内部因战争失败而陷入互相指责的泥潭。

但是，好像在展示他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是防御世界，而不是赢得世界，毛泽东没有在军事胜利之后发动任何外交攻势。直至毛泽东去世，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罕见他提到非洲。甚至当他开始对这个大陆感兴趣时——以及当中国在那里取得一些成功时——他对非洲的了解仍很模糊。1964年在接见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以后，他不得不在谈话结束时要求他们写下他们总统本·贝拉的全名。

同一年，他跟一个桑给巴尔人进行了这样的交谈：“肯尼亚有多少人口？300万？”尴尬的到访者告诉毛泽东，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关于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的问题也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了解。“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毛泽东问道。“实际上是在赤道上。”这位非洲人回答说。“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28］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观看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关于非洲的这种天真的话（大概为了掩盖他的屈尊）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国际事务没有做出精明的私下判断。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吹胡子瞪眼，但毛泽东私下里承认了古巴倾向于苏联而不是中国的真正原因。古巴缺少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够提供这些东西。^［29］

毛泽东还精于施加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罗马尼亚渐渐疏远苏联，要求中国派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做出任何承诺十分小心，但是他放下话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30］

“我们孤立吗？”他在一次会议上叫喊道，这是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固执地要将中国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的运动的回应，“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六亿人口孤立吗？”^{［31］〔5〕}

国外的“反华”态度与其说让他愤怒，不如说让他吃惊。他向他本土主义不那么强烈的同事们保证——也向自己保证——反华势力并不很强大。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展览遭到反华示威者的围困，这让毛泽东极为恼火，他就此写了一篇名为《关于反华问题》的文章。对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已经赢得的接受程度所感到的自豪，和对有些人似乎仍然仇恨人民共和国而感受到的伤害，在他心中互相纠缠。他规劝同事们要“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32］。这一规劝中有某种非常片面的东西。

1964年秋天，几个小时之内就爆出了两条大新闻。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个是中国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对毛泽东来说，两件事都是大胜利——而且在他心里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二者都推动了中国的自豪感和独立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倒台的反应显示了他中国帝王式思维方式的迹象。埃德加·斯诺不久以后问毛泽东，苏联人认为中国滋长了个人崇拜，这是否有任何真实性。毛泽东承认有一些，但是赫鲁晓夫倒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个人崇拜！^［33］

毛泽东说，对中国人来说，要从几千年对帝王的崇拜中走出来是很难的。确实如此。而且，甚至对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统治者来说，要让他不要个人崇拜，大概也很难。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持开放态度，这也是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如果赫鲁晓夫是“法西斯主义者”，那就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会是“社会主义者”。难道苏联的制度不是已经回复到未被救赎时的状态了吗？

然而，毛泽东从更为个人的角度看待一位新领导人的到来；不到4个月他就会见了克里姆林宫第二号人物柯西金，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爆的当夜，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到处转，散发一页纸的《人民日报》号外，它以7.6厘米高的红色字体宣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每个店铺的窗户里都有一块牌子：原子弹爆炸成功。

此前不久的一张照片让看过它的美国人感到不安：毛泽东在一个军事基地跟钱学森一起坐在木桌旁边。这位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曾受到美国政府重重阻挠，最终于1955年回到中国。^［34］

毛泽东非常热心于要有中国的原子弹。他亲自鼓励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他以罕见的热情向外国到访者讲述中国为什么不得不制造原子弹，尽管牺牲生活水平这样的代价让他内心不安。

1956年2月，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宴会上。钱学森当时已被公认为世界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怀着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烈愿望，克服重重阻挠，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杜修贤　摄

毛泽东所了解并相信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由于奇怪的类似理由，他坚持要拥有核武器这份完全不同的财产。他想要原子弹，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跟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作是他的国家有行动自由的保证。跟多数军事战略家不同的是，他认为有几颗原子弹就够了。他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有6颗就行了。^［35］

他的目的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否认使用核武器就能有效地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它们能震慑任何害怕它们的人，但是他说这不包括他本人。“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36］

因此，毛泽东的防御观——拖拉机加原子弹——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条格言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如果有人攻击中国，他会诱敌深入，包围之，然后以经过检验的对付日本的方式猛扑上去。

原子弹还在另一个层面上起作用。“是的，我们需要它们，”当两名高级经济官员提出核武器问题时他叫嚷说，“不管是什么国家，不管他们有什么弹，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超过他们！”^［37］他在电报里对军事同事说：“没有那小小一点物质（原子弹），我们就不受人尊敬。”^［38］

1964年的试爆鼓舞了毛泽东。他努力确保使中国科学家得到快速进行核计划所需的各项设备。仅仅32个月以后，中国就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这的确非常迅速：同一过程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以及华盛顿在世界各地扩张军事基地网络——“就像一头牛把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39］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不过，他反美已经不像40年代末那么激烈，原因可能仅仅因为15年后中国已经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了。他对美国的攻击，在语气上是嘲讽的，但却奇怪地有一种超然的心态。在情绪上，他的这种攻击，不能与他已经开始的和他新近的背叛者苏联人的徒手搏斗相提并论。

一头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毕竟不可能像一头自由闯荡的熊那样危险，因为这只熊潜在的邪恶仍然是个未知数。

毛泽东现在对美国期待很少，他甚至开始纳闷，美国对它自己到底有多少期待。尽管他关于美国生活状况的概念模糊，但他精明地看出，美国不适于扮演英国或法国那种持续的帝国主义角色。

“美国人只知道赚钱，”1956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上说，“如果没有人给它抬轿子，它就得考虑走路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手，”毛泽东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说，“要打到我们中国来。”^［40］这话令人吃惊，但也很说明问题。两个“主义”是他关于美国和苏联的思想产物。毛泽东对这两个大国感觉差不多。世界革命的源泉？世界反动的源泉？都不是。两者都不过是冲撞中国大门的掠夺者。

重要的是，毛泽东讲话的漫不经心让我们印象深刻。让他们来吧：“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说。同时挑战两个大国，并且蔑视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这种政治策略，这似乎并不英明。然而，这正是毛泽东准备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要做的。

注　释

〔1〕毛泽东自己后来显然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或许是轻率的。“如果我们仓促行事，”他在1958年12月的会上说，“我们有可能在国际事务上犯错误。”

〔2〕“我到过苏联两次，”毛泽东1964年向一位到访者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我永远不再去了……苏联人让我们处境狼狈。”见Mar-cuse, p. 288。

后来，在赫鲁晓夫倒台以后，毛泽东向柯西金建议，莫斯科送赫鲁晓夫“到中国大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见Bouc, p. 166。

〔3〕中国留住了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当时的一份狱中回忆录显示，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巴尔干这块土地的规模让人不可能认真地看待它。一个狱中人说：“如果我们6亿中国人站在一起，只要我们朝它撒尿，就能把阿尔巴尼亚淹没。”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官方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很快就降到了普遍轻视它的那个水平。见Bao, Prisonerof Mao, p. 296。

〔4〕当毛泽东年纪渐长，他相当经常地问这类玩笑似的问题，这种问题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谦恭。“既然蒋介石和西方说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几年以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难道你不怕我吗？”（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就要死了时，克立说那不可能。“为什么？”毛泽东问。“主席，”克立回答说，“世界可舍不得失去像你这样的头号坏人。”这话“让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拍着椅子的扶手，笑得前仰后合，站起来和房间里的每个人握手”。）见Kukritto RT, Bangkok,11/10/79。

〔5〕毛泽东给出的关于中国人口的数字前后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