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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安德烈·马尔罗来拜访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本来是来拜访刘少奇的，要向他递交戴高乐给中国国家元首的一封信，但是，那天下午的情况却事与愿违。
马尔罗进入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大厅，厅里没有装饰着拖拉机和炼钢炉的照片，而是装饰着传统画卷。马尔罗一进入大厅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向他走去。中国的几个部长跟刘少奇并肩而立。
毛泽东单独站在他们附近，像是一位教练带领着一群杂技演员。
马尔罗跟刘少奇说了话，并把戴高乐的信交给他。刘少奇没有作答。是毛泽东开始和马尔罗及其同事——法国驻中国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嘴说一句话。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待着。”毛泽东含糊地说。就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人不是他的同事而只是沉默的见证人。
在1965年夏天的这个下午，毛泽东的谈话不断有长时间的停顿，而且常常是转弯抹角。对谈及的问题他态度很悲观，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局势在握的意识。
在马尔罗眼里，他似乎像个帝王的铜像。一个僵硬的、有压倒一切之势的人物，像是传说中刚刚从坟墓里回到人世的泰坦。
当谈话转向法国独立于美国，中国独立于苏联时，马尔罗偶尔用到“同盟国”这个词。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一动不动，只用右手把香烟从嘴边移到烟灰缸磕磕烟灰。但是这时，他突然把双手举向天花板，然后又猛的放下来。“我——们的同盟！”他用略带讽刺的语调慢吞吞地说着这个中文词，“你——们的，还有我——们的！”［1］
毛泽东也没有让巴黎来的自由主义者们听到关于中国状况的任何乐观的说法。“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说，“作家们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马尔罗谈话的法文和中文记录显示，毛泽东对马尔罗的乐观态度的不赞同，甚至比马尔罗的记录中所写的更尖锐。［2］
法国大使试图在这种诊断中注入某种希望，他冒险说，中国的年轻人似乎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为他们制定的路线。
“你到这里多久了？”毛泽东反问。
这位早有准备的外交使者详细讲述了他基于最近华南和华中之行的乐观印象。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毛泽东回答说，“你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
毛泽东远没有把中国理想化，对它目前的状况，他几乎像20年代反旧传统时那样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位高尚的、努力要扮演伏尔泰而对中国表示敬佩的高卢人来说，所受到的对待也就是这样了。
毛泽东回忆柯西金在苏联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提高生活水平。”他嗤之以鼻地说出他的反感，“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忘记夺取政权要达到的那些伟大目标了吗？
“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毛泽东对这几位法国人补充说。
毫不奇怪，刘少奇在那个下午始终保持沉默。
这些就是1965年冬天临近时毛泽东谈论的话题。毛泽东是个失意的人，然而，某种傲慢自大又回来了。
在离开38年之后，他悄悄地又去重访井冈山，并且在那里填了一首很能“言志”的词。开头的几行说出他未尽的渴望：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但是，在《重上井冈山》里也有大胆的希望：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然觉得，凡事都取决于主人自己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3］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4］无论毛泽东的期望有多高，他都不指望党来完成。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爆炸性地补充道，“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5］
直接的障碍是刘少奇，他跟他资本家出身的、会讲英语的妻子住在紧邻毛泽东的一座优雅住所里。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现在是个地位很高的人。在党内，他被看作几乎跟毛泽东相当。刘少奇是个瘦高、满头银发、总是很有尊严的人，从1921年在安源煤矿遇到毛泽东之前，他就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现在他似乎是其首席执行官。刘少奇的一本书名极具权威性的小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62年再版到1966年这一期间售出1500万册，超过了那个时期毛泽东的任何著作的销量。60年代的报刊社论敦促干部们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出版《刘少奇选集》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甚至对外国人——刘少奇是他的自然接班人。［6］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凸显出来［7］；这是一场在农村提高政治觉悟的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十条》草案，跟他自己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一脉相承。刘少奇以较温和的态度看待社教运动，认为它是一场在英明的中共密切领导下反对腐败和行政管理不力的运动。〔1〕
《十条》第二和第三个修改稿出来了，加进了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很多重要意见。有些低层官员开始纳闷：社教运动是否只是一个政治足球，在毛泽东和抗拒他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之间踢来踢去？毛泽东认为，第二稿和第三稿形左实右。他在1965年初出台了新的草案——扩大成《二十三条》——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8］
刘少奇不肯支持这个《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他。［9］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林彪看上去更像个童子军，而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久经沙场的元帅。他比毛泽东个子矮，有一只对中国人来说很大的鼻子。林彪说话嗓音细而音调高．总是戴着帽子以掩盖他的秃头，身上的军装就像挂在挂钩上。他57岁，身体很差，在公共场合不是很引人注目。
但是，林彪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个卓越的指挥员，虽然毛泽东在长征期间曾对他发火说：关于军事战术，“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10］
林彪已于1959年从倒台的彭德怀手里接管了国防部。
与彭德怀相反，林彪不反对跟苏联决裂。林彪很高兴把意识形态工作在人民解放军各项工作中提到很高的地位，而彭德怀不愿意这样做。
甚至比彭德怀和林彪之间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危机之后得出了关于党的灰暗结论。在庐山上失去的，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制。从那以后，党成了一部被争相控制的机器，而不再是高于一切个人和争议的整体力量。
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开始认为，自己的个人权威可以跟共产党的权威分离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承担起令人吃惊的作用。当党的官僚系统在60年代初把毛泽东当作“亡人”对待时，军界把他当作自己活着的恺撒。林彪就是一个奥列弗·克伦威尔，他的人民解放军就是17世纪40年代英国人纯洁而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其部队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组成合唱队歌唱毛泽东的思想和“四个第一”〔2〕。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早在1962年就在第一版以花边框和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语录了。
《毛主席语录》最早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以后的各个版本，都有林彪的前言。前言第一句是“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已经取代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大道，刘少奇则是主要的绊脚石。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新的权力现实，正在平静之下逐渐形成。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以后，向毛泽东建议不要出席1965年1月召开的社教运动会议。毛泽东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宣布，社教运动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四清”还是“四不清”的问题。刘少奇插话解释“清”的真正性质。毛泽东很生气：“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讲话。一个（邓小平）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刘少奇）不让我讲话。”［11］
毛泽东在全国发起了“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中国到底要向解放军学习什么呢？最初的迹象很吊诡。“江青同志昨天跟我谈话了，”林彪在上海对一个小组说，“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很内行。”［12］
许多年以来，江青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情绪脆弱。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待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两个女儿。毛泽东很多时候都不和她住在一起，即使他们在一起时，她也发现他是个“话很少的人”［13］。
但是，她的本行——文化——是毛泽东挑选出来用以进行他正在准备的第一轮斗争的武器。带着对文艺界长期以来排斥她而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江青冲入文艺圈里。很快，战士们就按她的“训谕”创作并演出歌曲和舞蹈了。她给中国文化生活穿上紧身衣的可怕的征讨运动拉开了序幕。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就坐上了《解放军报》主编的位子，他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负责核武器开发的）国防部科工委掌权。
毛泽东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陪同前往。这对夫妇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前法国俱乐部住了几个月。毛泽东时不时地会到附近旅游胜地杭州西湖边上他的别墅里小住。地方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以备万一他视察他们的城市。有些这样的住宅，例如杭州的刘庄，有很多花坛，有风格优雅的亭台、池塘和汉白玉小桥，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高级官邸。地方领导急于讨好他，就准备了西式床垫。但毛泽东不喜欢这样的床垫。他旅行时都带着他那特制的木床。
有十个月的时间，他远离了让他觉得窒息的北京。其中有五个月，中国人民根本听不到有关他行踪的消息。离开北京的这段时间是他的又一次退却，随后将经过充电而强势回归。他到了上海，为的是招募一些机灵的年轻知识分子，作为对付刘少奇的政治工具——人民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支力量。
有一天，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长篇的戏剧评论文章。至少11月10日下班之后在上海外滩漫步的人们打开报纸时，是如此认为的。但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射向自己政府的最令人惊讶的炮火中的第一炮．这种自己打自己的事是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府前所未有的。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只有在中国，一部政治剧场的史诗，才能从真正的剧场里的一出普通戏剧开始。
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个44岁的上海小品文作家，他有一张圆脸，目光狡黠。作为戏剧批评，他评论的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他诅咒的这个剧本不是别的，正是《海瑞罢官》，那位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的作品。
吴晗的剧本或许是抗议毛泽东将彭德怀从国防部罢免的巧妙的讽喻。毛泽东四年前就看出了其背后的钩刺，现在他觉得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把吴晗的剧本搞成巨大的争议——因为他是它的靶子。当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到访者说“文化大革命”从《文汇报》文章开始时，他承认他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是争论的首要问题。［14］
然而，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有一些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告诉马尔罗，饥寒交迫到吃树皮的村民，比起上海油嘴滑舌的汽车司机，会是更好的战斗员。他担心1949年后出生的3亿年轻人太软弱，必须让他们经历自己的斗争。
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吴晗。（1960年8月）
毛泽东也在重申自己的信念：人比物重要。“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呢？”他在一项关于劳工改革的指示中问道。这是中国传统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给出的答案非常符合儒家思想。“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他得出结论说，“其他一切都好办了。”［15］毛泽东正试图在中国革命的流沙中重建优先顺序，让社会关系超过经济产量。
他深切地相信净化和重生。“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他有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叫喊道，“肚子就舒服了。”［16］跟过去一样，是大自然让他拥有了他觉得舒服的思维模式。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17］这种思想隐含的意义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毛泽东已经行动起来了，其中并不是没有好的愿望。
他以向《海瑞罢官》开第一枪为始，其原因还不仅是虚荣心受过伤害。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对文学的作用有一种正面的关心，因为它可以强化或是破坏一个政治朝代的合法性。
他自己作为半知识分子，并不十分信任文化界。然而，他又对他们非常着迷。他逐渐开始相信，而且在1964年中期对一些来开会的搞经济规划的干部也这样说，苏联新的享有特权的精英们，首先产生于文学和艺术圈子。
“北京要这么多的文艺团体干什么？”他恼怒地诘问，“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接着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18］
他对苏联放不下的关注、他的沙文主义、他对不朽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一批经济规划者面前抖搂出来了。“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官员发怒，其实他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向副市长开火时，他希望能向市长身上泼溅一些谴责之血。
彭真是个有品位、思想境界高的人。在有些人眼里，他是毛泽东可能的接班人。他那文雅的、常规化的工作作风，使北京变成一座让毛泽东感觉是没有灵魂而且妄自尊大的城市，就像美国南方人对华盛顿的感觉一样。
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生气地拒绝阅读《人民日报》。他更喜欢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他讥讽地说，北京的科学院更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19］。他厌恶地说，那里的“文物工作者”阅读的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觉得不对口味的那些刊物。但是，市长认为，科学院的工作严肃认真，而且是专业化研究的最好典范，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回敬江青搞的那些过于简单化、政治化的“样板戏”说：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20］。
两种观点即将对撞。
毛泽东使用一种螃蟹似的手段对彭真和北京当局施压，他指定包括市长本人在内的一个小组指导他已经称呼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不会有什么其他结果，只能是一场斗争。
市长试图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的范畴内。毛泽东则一心追求长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是针对那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大厦看作目的本身的官员们。一场斗争，就是毛泽东心里所想的。1966年春，他从上海这个优越的位置严密注视着斗争的酝酿过程。彭真和其他人绝没有准备好向毛泽东摊牌；他们若无其事的，甚至是天真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接见了老资格的美国激进派人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几个朋友，以庆祝斯特朗女士80寿辰，这恰在他11易其稿完成修改姚文元的文章以供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在这个凉爽的早晨，他心情平静。
他步入上海接待室，江青走在旁边。他仔细端详墙上的一幅竹雕，十分专注地站在那儿，似乎只是他独自一人，忘却了还有妻子在旁边。他移到第二幅竹雕，然后是第三幅。与此同时，满屋子的客人静默地站着，等着他说话，或是向已准备好的午餐走去。
他一边说着医生告诉他要戒烟，一边点着了一支香烟。他慢吞吞地说，他不打算戒烟。他邀请房间里其他的吸烟人跟他一起点烟。有些人这样做了。
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不吸烟的人是多数。“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他对吸烟的人说，“我行我素嘛。”
他的贵宾是个强烈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然而毛泽东并未提及越南战争。他针对外部世界的所有钩刺，都对着苏联。
毛泽东问斯特朗女士的六个朋友他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答案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说，六个人观点一致，这表明是事先协调过的。如果有人观点不一样，那会更有意思。［21］
谈话中出现了尴尬局面，其真正的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到访者只是反华盛顿，而毛还反莫斯科。〔3〕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进行了新的分析：理论上说，苏联和美国作为中国的阶级敌人，是一样的。这是个混乱的分析，冒失地把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混为一谈，武断地把苏联重新界定为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中间却暗含着中国新的、稳定的外交政策的种子。
在毛泽东同时诅咒两个超级大国存在的问题时，大多数政治局成员不同意他的意见。
北京的每个人都清楚，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不否认这点。毛泽东立场的新鲜之处在于，他坚称，在对付这一威胁时，苏联对中国毫无帮助。而与此同时，刘少奇和许多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仍然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和莫斯科“联合行动”是可能的。
1965年初，在越南的压力下，毛泽东和柯西金在这位苏联人从河内回国的路上会面了。毛泽东这时对苏联尽是冷嘲热讽。他在柯西金到达北京之前就放弃了“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他以戏剧性的方式向这位苏联人抛出一个问题，使话题超出了争议。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为对中国的进攻，苏联会援助中国吗？
柯西金不仅不肯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且没能说出一个字作为回答！［22］〔4〕
毛泽东在随后的谈话中以惊人的直率向柯西金承认，他自己的“某些”同事在他对待苏联的态度上跟他并不一致。［23］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拒绝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又违背了军事常识。罗瑞卿满怀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满怀希望地谈论社会主义阵营。他敦促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策划了一系列突然行动，把罗瑞卿解了职。罗瑞卿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了下去（抑或是被人推了下去？）。〔5〕在高层领导人中，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打压罗瑞卿的同时，毛泽东把林彪树得更高，因为这两位将领在1965年提倡不同的军事和政治路线。罗瑞卿之所以遭到清洗，是因为他坚持的立场是：尊敬苏联，对社会主义集团有信心，制定方针以欧洲为中心，在越南战争上采取鹰派姿态。林彪的立场则与此大相径庭，他的路线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60年代对世界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把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自己革命的放大版。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们包围上海和北京那样，农村（第三世界）总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和苏联）。
世界政治已经被搞成游击战的一个分支。
这看上去非常好战，但实际并非如此。毛林路线跟罗瑞卿和刘少奇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是有鸽派味道的：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
●只有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在战争中的越南）。
毛林路线浸透着民族主义。在苏联阵营内，中国只能是老二。但是，作为第三世界的发言人，中国能成为某种老大，而且没有同盟关系的负担。
中国人曾被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小楔子，挂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上。现在，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下前进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借鉴点。
与此同时，美国炸弹正落向离中国南方城市不远的地方。从美国的观点看，这就像是墨西哥正在受到美国全球对手的飞机的轰炸。然而，毛泽东对越南战争保持着惊人的冷静。
毛泽东的战略观没有因越南战争的结果而改变。到60年代中期，他已经认定，苏联是个上升的威胁，美国是个衰落的威胁。〔6〕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只是为他的论点提供了迟到的例证。
1965年秋，毛泽东一到上海就填了一首好战的词——《鸟儿问答》。一只鲲鹏和一只雀发现自己处于炮火之中。雀吓得昏了头：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鲲鹏的气概不同。它怀疑地问哪里是可能的避难所。雀心中有“仙山琼阁”。这只容易上当受骗的鸟——毛泽东这样认为——从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错误的幻象中得到安慰：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鲲鹏下了最后的定论：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24］
这首词肯定是反对苏联的，但是，它也写到了事物的流变和顺序的颠倒。一种长久的哲学观点，而不只是战略的算计，引导毛泽东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北京进行诚恳的会谈。日本共产党是毛泽东主义的拥护者，说到莫斯科时，不断地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然而，他们害怕在亚洲出现美国挑起的大规模战争。因此，他们在进行中国、越南和朝鲜之旅，为毛泽东的一些同事也赞同的、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主张进行游说。
在北京，日本人跟中国高层领导人打造出一份部分地倾向于这个立场的公报。但是，毛泽东正远在广州，暂时避开上海3月的天气。对北京一些人来说不妙的是，他发话说，他希望在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内地到香港的途中见见他们。
毛泽东当时逗留在广州市外一处安静的温泉旅游胜地，附近是山区的军事基地。日本人到达时，那里的竹子肯定会因毛泽东的语言而震动。
宫本显治刚刚礼貌地深深低头鞠完躬，毛泽东就开始了激烈的长篇演说。他谴责公报草案。他对着邓小平和其他到南方来参加会见的中国高层高喊：“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使邓小平和他同行的人很生气。这场面让日本人目瞪口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初稿手迹。
毛泽东希望公报呼吁建立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联合阵线。日本人不能同意。然后毛泽东说，在北京起草的公报无效，干脆不要公报也罢。结果是没有公报。
毛泽东接着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器直接放到日本人民手中，并准备进行“人民战争”，这进一步疏远了宫本显治。［25］
这令人难堪的一幕，结束了中共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也激起了毛泽东采取新一轮的行动，对付北京那些反抗他的人。宫本显治刚走，他就设法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他又毫不吝啬地在他政敌的名单上添加了一些名字，特别是他和邓小平之间的鸿沟开始加大了。
在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的猴子，名叫孙悟空，身手不凡。
孙悟空偷吃了天上王母娘娘蟠桃园里让人长生不老的仙桃。他冲击阎王殿的大门，以便把自己的名字从阎王的生死簿上勾掉。他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到达标志着世界边缘的柱子，并且在其中一根柱子上撒尿以表现他的自由精神。
在挑战命运时，猴王孙悟空对待逆境有一个绝招。他从身上拔下毛来——“毛”这个字恰巧跟毛泽东的姓是同一个中文字——把它咬碎，再喊一声：“变！”随后每段碎毛都会变成一只小猴子，于是他身边就有了一支支持者大军。
我们必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1966年3月对一个政治局同事说，“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26］
这一年还没过完，他，以及北京，就变出了大批孙猴子。
毛泽东在早些年总是负面地运用猴子形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以指法西斯。但是从50年代晚期开始，他就正面运用这一形象了。猴王孙悟空的勇敢、顽皮、笑傲一切以及无穷的抱负，都很贴合毛泽东的心理状态。1966年，他把这种古怪的用法推到了极致，他宣布革命者和猴王属于同一类型！
到1966年中期，毛泽东准备好亲自返回公众角斗场，带着一堆令人意想不到的计谋，丝毫不逊于猴王孙悟空。
他在一个未加披露的地点接见了忠诚的阿尔巴尼亚的总理，从而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是不说他逗留在哪里）。然后，他提供了他身体仍有活力的证明。他到了武汉，并在很多摄像机前畅游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通讯社说。［27］
毛泽东1966年7月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28］
他自己的经验就是指南。“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他指出，“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29］
“文化大革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试验。年轻人被认为没有受过旧习惯的腐蚀。他们的教育是纯粹中国式的，没有受到来自中国以外世界的歪曲。作为新中国原生态的产品，难道不是已证明他们有“更多的真理”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又一次的努力，要做“百花齐放”没能做到的事：使道德的一致性具体化。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背离了毛泽东以前试图要做的任何事情。毛泽东希望年轻人能具有的“政治经验”通过跟共产党作斗争而获得！
这一博弈也源自1956—1957年的冲击。那个时候，毛泽东失去了对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信仰。此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理和党的权威完全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这种观念非常强烈，以至到1966年，毛泽东相信真理可以脱离党的权威而建立起来。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可以把党当作工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时他不相信这一点了。他把小鬼儿们招呼来攻击共产党。毛泽东放出红卫兵，并且让他们确信“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邀请他们“砸烂旧世界”。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文化方面的。他们砸烂寺庙，抄知识分子和富人的家，寻找看上去是“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东西。
首先，太阳镜是不能接受的；国际象棋苏联味太浓，过不了第二关。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以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可疑的。烧书就像激动人心的篝火，观看烧书是有趣的娱乐。〔7〕
如果说红卫兵有时候似乎像宗教狂热分子，那么毛泽东则为他们提供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路让人想起“为爱上帝，从心所欲”这句格言。若干世纪以来，一些基督徒信奉这一格言。它认定，如果人的心在正确的地方，那么，善行就会像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
1966年，毛泽东给了马克思主义一种类似的曲解。他把“造反”置于中心位置，而新教的那个教派则是把“爱”置于中心。1966年和1967年的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了造反精神，他们就会为中国做好事。
红卫兵们在造反中找到快乐，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是失落的一代，突然之间意识到被别人发现了。他们上了中学，但是在那里被唤起的期望不可能实现。大学里的位置或城市里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都太虚无缥缈了。
从来没有机会无拘无束的一代人，现在终于可以发泄了。这些中学生，即使与真正的资本家面对面也未必能认出来，却指控与资本主义斗争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们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群红卫兵在半夜冲进彭真的家，打开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倒台的市长起床到闹市区接受批判。“彭真惊讶得脸都变得灰白了，”年轻的狂热者在令人透不过气的报告中写道，“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穿好。”［30］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中央当局不断地督促我们，”一个最终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广州青年回忆说，“要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有时间就学习。可我们却是带上一副扑克牌，有时间就玩。”［31］
毛泽东看来好像忘记了，学生政治和管理一个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之间有很大差别，学生政治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极其混杂的动机。〔8〕
笔和枪，永远是毛泽东的两样武器。他是在北京的驻军得到加强以后才回到这个城市的。不过，一回到家，他又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说，“文化大革命”受到中央的阻碍，因此，中央应该解散。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的大楼，并把它钉在一道内门上。〔9〕
毛泽东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中国，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中国成了史无前例的新闻的天堂，流言蜚语、观点、事件报道以及各方论战都一股脑儿倾泻进大字报。各种信息贴在墙上，钉在树上，挂在石狮子上，甚至当无处可贴时就平铺在道路上。北京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牌。
庞大的人群聚集起来阅读写在白色、黄色或粉色纸上的信息。对普通人来说这都十分有趣。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人对毛泽东赞颂奉承。
不过，大字报的声音最后变得非常刺耳，在很大程度上，只表达不同派别之间毫无结果的派性纷争。由于数量过大，这些大字报已变得不重要了。小孩子们把掉落下来的大字报收集起来，当作燃料卖出去，换几个小钱儿。［32］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兼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挑战意味，半是诗词半是政治宣言：
运动后期中国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了吗？答曰：肯定不会！……
“帽子”满天飞，棍子满地来，身上挨过老拳，头上起过“漂齿”……
那么，运动后期到底要见什么呢？
见到的是：玉宇澄清万里埃！
见到的是：芙蓉国里尽朝晖，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33］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有更多的“帽子”将要飞起来，更多的棍棒将要打下去，而阳光和花朵则难觅踪迹。在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出席的人发现每张椅子上都有一张复印的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作为政治斗争的暗流，陆定一的妻子（在延安时曾是叶群的同班同学）显然散布了关于林彪的妻子（那时还未嫁给他）在延安时经历复杂的情况。林彪是在用他不友好的方式引人注目地否认这一谣传。［34］
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在毛泽东面前卑躬屈膝，以尽力转移开显然是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评。据传，30年代，上海的《申报》发表了署名为伍豪的一篇文章，作者宣布放弃共产党员身份。而伍豪是当年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有一天，周恩来挟着图书馆中找到的《申报》文章原文的复印件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住所。周恩来以详细的证据向毛泽东表明，在文章发表的时候他已不在上海地区，不可能是文章的作者；他说那是假冒的。毛泽东相信了周恩来，而且骂了“左派”。
起初，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批判所有旧的东西。但是在1966年末期．毛泽东给了小鬼们更重的任务。他要求他们整顿甚至推翻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好像是为了给他们的辛劳加油，毛泽东在天安门前的清晨群众集会上八次接见了1100万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年轻人穿着绿色军衣，胳膊上戴着标有“红卫兵”的红底白字的袖章。人民解放军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们会怎样想呢？红卫兵每人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无数红色封面的书在空中挥舞，广场就像是红色的海洋。
毛泽东穿着解放军的作训服，帽子上带有红星，从而增加了军事气氛。松垮的绿色服装，掩盖着他现在已是梨形的躯体。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着一个警卫战士的肚子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35］
在这些集会上毛泽东不作任何演讲（经常是林彪讲话）。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起一只手致意。江青站在他边上，也穿着解放军军装。然而，上百万的人仅仅因为他的在场，欢欣得流泪、咬自己的袖子并且不停跳跃。
“文化大革命”使自我表达呈现为各种类型。在毛泽东时代接近尾声的岁月里，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使旧中国的宗教仪式复活了。曾经写过长篇专著的这位哲学家写了200字的大字报。这位以前用几个小时的演说来说服他的追随者相信一项新政策好处的领袖，现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仅仅举着一只手，面带凝滞的微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
这位曾经总希望他的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导师，现在似乎满足于让他们单调而有节奏地喊叫一句表示崇拜的话；而他们对这种话的理解，不比一个小孩子对他或她反复背诵的《教理问答》答案的理解好多少。
在1966年末和1967年疯狂的几个月里，艺术家不以他们自己的姓名——也不以任何别人的姓名——签注自己的画作，而是以“毛主席万岁”来签注。
毛泽东为什么变了呢？因为在他老年时，他不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权威，而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也转为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样子。因为，正如他对斯诺所说赫鲁晓夫缺乏个人崇拜这句话让人想到的，个人崇拜在他看来，在一个落后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即使这个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下。还因为，林彪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缺乏精力和缺乏意愿两者加在一起，又使毛泽东对此听之任之。
“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有一天他对中央委员会大楼外的人群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6］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曾试图把《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一样。但是，他们不敢谴责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政府主义，尽管实际上确实如此。
毛泽东惊人地不顾历史背景，把他同事对学生的“压制”［37］比同于20年代反动军阀对学生的镇压。他用心理的迷雾掩盖起别人的疑虑。他对他高层的同事说：“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38］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确实“怕”。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要求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敢”。
邓小平在默默地蔑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说他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时，大概说的是实话。陈毅说：“我总是对跟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39］
与此同时，当中国部分地区处于内战边缘时，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毛泽东希望既有原子武器，又有政治混乱。这位老虎加猴子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10〕中国同时拥有了这二者，表明毛泽东正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毛泽东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出席大型会议，发表演说。他躺在游泳池边上，通过在别人的文件上写下含义模糊的指示而解决问题。
他的住所不再是菊香书屋，而是附在游泳池边上的一套房子。在中南海，“到游泳池去”，就意味着去见毛泽东。泳池边的生活意味着身体的懒散和感官的享受。在水里和池边的生活还有某种补偿性的东西：跳入水里意味着把已有的东西清洗掉，使身体获得新生。当生命渐渐老去时，这种生活或许有助于他抓住青春，把死神推开。这也是毛泽东回归的一部分，回归到他在农村成长的世界（以及他一直坚持的军事美德和反知性主义）。童年时，他在家乡的池塘里学会了游泳。老年时，他把游泳变成他生命的中心；他要游泳的意志——即使有生命危险、他的工作人员被吓呆了时，他仍坚持要下水——成了他政治决心的象征。［40］
1967年初的空气中充满暴力、不稳定和仇恨。已经有好几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害。然而在2月份，毛泽东向阿尔巴尼亚到访者宣布，他对局势的感觉，比一年前更乐观！［41］
毛泽东是在对中国进行某种高级治疗，抑或是在为控制中国而进行生死斗争？最主要的是前者。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搞出了一些用以使中国革命精神重生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包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文化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威胁，都遭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其他人的抗拒。
正如毛泽东告诉斯诺的，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然而，他是在和一个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难捉摸的敌人进行斗争。他正在以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同眼前社会主义的现实作斗争；而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是永恒的斗争，他看到的现实，是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
他没有能力面对他所创造的政权的某些冷酷而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使他杜撰出一些奇谈怪论，以便解释为什么事情发展总是不对头。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夸大阶级斗争在60年代的中国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向一些阿尔巴尼亚军人解释他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投入到阶级斗争之中，而在1949年以来不同的情况下，已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的那些人。毛泽东击中了要害。
的确，他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像是胡说八道，但他从分析中得出了符合逻辑的推论。“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2］无疑，毛泽东这话有些讽刺的意味。但是，他的话贴切地点出了“走资派”这可笑的外壳内真理的核心。
“文化大革命”并不主要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基层的学生像是由幕后的拉线人支配、排好阵势互相厮杀的木偶。他们用真刀真枪互相残杀，但是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刀兵互见。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学生大会，要听关于解散派到大学校园的“工作组”的消息，工作组是刘少奇和他的朋友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时派到大学去的。毛泽东本来没有计划去参加这个会，但是在最后时刻他还是去了，秘密地躲在舞台的幕后。刘少奇对人群作了有限的自我批评，描述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跟工作人员坐在一起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老反革命倒差不多！”毛泽东做了个冲动的决定，他命令将舞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出来面对这一万听众。当他绕着舞台走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爆发了。他不说话，也不看刘少奇或邓小平一眼，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这两个人留在台上，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突然解职，或把他们关起来，更没有枪毙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向他们施压。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有各种可能性。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多少认可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很固执，很有尊严地选择宁愿下台，也不支持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11〕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希望把中国青年发动起来并锻炼他们，而不是要跟他们分享国家政权。因此，“夺权”是个误导的口号。清洗一些“右倾”分子是没错的，但并非是另搞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进展得怎样。“在一些单位，”周恩来回答说，“一派被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43］周恩来微妙地绕过了整个事情的可笑性质。来回反复，丝毫不假！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听取“夺权”的报告，就好像夺权是足球比赛。
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惊人的照片，照片上是1966年国庆节庆祝会上一组三个人。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孀在右边，中间是刘少奇！［44］
人群带着一种含有内疚的震惊望着这张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有强大的力量，而这张照片，好像颠倒了天与地。在这个阶段发表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小可，而且毛泽东应该处在中间！不久，《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就丢了工作。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试图以图片的力量遏止国家主席下滑的趋势。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4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一起工作。他们都来自湖南，讲话都带湖南口音，但彼此能听懂。在延安，是刘少奇策划了树立毛泽东为领袖和思想家地位的行动，并在1945年的第七次中共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刘少奇曾试图把毛泽东从第一把交椅上赶下去。真相是，刘少奇把毛泽东看作中共的主席，而不是皇帝。
这两个人在大的观点上有分歧。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革命的贡献。他像天主教徒相信教会一样相信党的权威，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于邀请群众批评党。〔12〕他的性情是喜欢以有条不紊的步骤办事，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地发展经济。〔13〕
刘少奇没有毛泽东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他对苏联的各种缺点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看得那么重。很难想象毛泽东会使用从刘少奇的嘴里自然说出的国际主义形式的语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45］
对毛泽东来说，任何中国的东西都不能称为某种非中国的东西的“支部”。
最大的差别在于刘少奇身上没有那种“猴子”气。他不具有毛泽东以倾斜的视角看事物的地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把生活看作永远处在流变之中并从中获得乐趣。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向上的扶梯。在毛泽东看来，它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洋。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门科学，要以理智的步骤加以追求。对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不允许在最后的胜利中被扭曲。
然而，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他们极为成功地在一起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常常用“少奇”这个称呼热情地提到刘少奇，这在毛泽东提到同事时是罕见的做法。）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才觉得刘少奇不能容忍。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时就开始扩大了。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冲击的最终反应，是决定找到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即使它不再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让固执地抱着正统不放的刘少奇落在后面，只感到对猴王的胡闹不理解。
回想一下当初毛泽东是如何反对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斯大林的行为“有时代的烙印”；作为赌注的，不仅仅有斯大林的名声，而且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
刘少奇的行为同样有时代的烙印。他的名声难以与他在其中起了如此突出作用的运动相分离。
但是毛泽东丧失了集体意识。他远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以刘少奇为主要支柱的权威大厦。
像政治上总是出现的情况那样，一些具体的争议问题强化了总体上的政见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提供对外援助，或通过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巨大的承诺而打第三世界这张牌。［46］达到高潮的可能是，两个人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闹翻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些问题，也会是其他问题。
刘少奇表现倔强。如果刘少奇像周恩来一样有杨柳般的柔韧性，分裂或许能得到遏制，但是他没有。1966年4月底，毛泽东已经开始挥起鞭子进行新的冒险了，而刘少奇在对一批阿尔巴尼亚人讲话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甚至没有提到“毛泽东”！［47］
刘少奇进行反抗最极端的一步，是他典型的组织观念：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重新审议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规章条文能够胜利的时刻。
毛泽东贴出他的大字报以后不久，就开始认识到事情的进展不对头。他承认了这一点。他或许喜欢这种混乱——他1966年8月说应该允许混乱继续下去——然而他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可能对随之而来的伤亡和破坏感到高兴。［48］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10月份他向中央委员会承认道，“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49］
到1966—1967年冬天，不断发生的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就像闪电劈向一棵树一样不可预知，“文化大革命”变成对一系列这类事件做出的就事论事的因应。当1968年到来时，它已经变成一种救援行动，尽管使用的仍然是好斗的语言。
毛泽东的回应是越来越反“左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阶段，1965—1966年，是针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的下一个阶段，是针对狂热的煽风点火的年轻人，他们证明自己更善于破坏而不是建设（代名词是“极左派”）。《人民日报》仍在设法鼓励造反。然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关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忠告。刘少奇在1968年10月正式被免职；此前很长时间，毛泽东焦虑的重点已经从刘少奇的错误转向“红小鬼”们的错误，他们打倒了刘少奇并希望“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转折点发生在上海。好斗的极左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夺了权”。他们按照1871年巴黎公社的乌托邦路子宣告成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他于1967年2月把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领导人召唤到他的办公室：张春桥，曾是新闻工作者，其事业发展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庇护；姚文元，那位曾写过《海瑞罢官》批判文章的圆脸庞的宣传家。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要见到他们。他们的飞机从上海一起飞，他就不停地问他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了北京。这位最高领袖最后站在门口等着这两位狂热分子进入他的住所。
他给他们泼了冷水。他说，应该避免无政府主义。各种组织都必须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一直在引用毛泽东“五四”时期的一个口号。青年们的呐喊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说，不要再继续引用了，同时嘀咕说他“根本不记得”用过那样的词语。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反对它，却给出一个出奇而令人难以信服的理由。如果全中国的城市都建立起公社，那中国的名字不就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什么别的了？外国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和姚回到上海，把“文化大革命”的温度从热降到了温。上海公社只持续了19天。［50］
毛泽东改变初衷的原因，是他对极左分子的派性感到沮丧。他们在打倒什么方面是杰出的，但是说到建设，则有成百上千的监工，却没有砌砖的工人。
虚荣心占了上风。极左分子对教条所作的琐细无益的追究，足以让任何普通人发疯。红卫兵越左，就越不愿意屈尊跟任何好像信仰不够纯洁的人联手。
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派系斗争成倍成倍地增加，相比之下，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教派看起来像是铁板一块。光是三个省（湖北、湖南、广西）和三个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们。在中国，孩子们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到中国各地旅行。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况。红卫兵不仅内部互相争斗，而且作为整体，正在跟产业工人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军队里，也能察觉到酝酿着的不满。
毛泽东沮丧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个诸侯国。”［51］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层人物作为他个人的使者到武汉解决一个僵局。在武汉，和别处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当时引发了愤怒。红卫兵不像毛泽东所希望的或以为的那样受欢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与他们对抗。这座城市众多的大工厂的工人组成的广泛的战线也反对他们。
毛泽东的两位使者都是极左分子，他们寻求消除对抗。一两天之内，他们自己几乎被除掉。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他们都位列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20名领导人之中。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一个月内第二次飞到武汉，去为这两个“左派”分子的释放进行谈判。毛泽东也秘密地到了武汉。陈司令员的一些支持者，虽然仍扣押着王力，但他们也崇拜毛泽东。他们游泳穿过湖面，试图与住在招待所里的毛泽东谈话。他们被捕了。毛泽东不赞成逮捕，并宣布他将跟双方一起坐下来。林彪插手干预了。这位国防部长感到，混乱局面对毛泽东的安全造成了威胁，他直接命令把中共主席从武汉护送到较为安全的上海附近。毛泽东进行了抵制——“我宁愿被抓”——但是最终他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而在这里，他自己的“左派”和他自己的人民解放军正在准备激战。［52］这对1949年后的毛泽东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侮辱。
这一次，这位武汉的解放军司令员走了麦城，周恩来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军阀”的事业却胜利了；毛泽东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跟极左分子相比，人民解放军的立场更符合大众的情绪。
武汉事件没有遏制，反而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的势力。《人民日报》尖声尖气地宣布，人民解放军已经走上“支持左派”的舞台。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别的地方，人民解放军都没有一贯地“支持左派”。
红卫兵谴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他们向世界各地中国驻外大使馆发电报，命令他们做出激烈的姿态。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本人也有几天成为俘虏。“资产阶级的臭老板，”一个红卫兵小组给总理贴标签，“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53］另一个小组要让周恩来受审判。“那好，”据报道毛泽东对他们的请求如是反应，“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54］
使红卫兵的外交政策新路线达到顶点的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英国使馆进军。他们把使馆烧了，辱骂面孔阴郁的工作人员，拽一些人的生殖器，并强迫所有的人向毛泽东的巨幅照片鞠躬。
毛泽东判定这种程度的无计划造反是他忍受的最后限度。1967年秋，他像一年前反复说“造反”一样频繁地说到“团结”。他提到对英国人的袭击时说，这是“极左行为”［55］，然而他并没有去阻止。
陈毅用1966年的毛泽东会觉得不能容忍的话回敬扣押他的人，居然逃过了一劫。“我以前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这位朴实的外交部长宣称，“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56］
陈毅的话几乎说到极点了：“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57］
毛泽东没有同意，也不能同意对陈毅的攻击。“‘此话不黑’，”毛泽东看完一摞关于外交部长“黑话”的材料以后说，“口快心直。”
1967年末，当毛泽东要求结束对陈毅的折磨时，显露出他尴尬处境的另一面：“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毛泽东宣称，“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58］
陈毅是幸运的。风暴袭击他时——跟刘少奇的时候不一样——毛泽东对风暴已经不热心了。“我肯定要保护陈毅，”毛泽东说，“但是先让红卫兵给他加加热。”但在刘少奇、数十名其他高级干部或成千上万的中层干部身上，毛泽东并没有遵循这个战略。陈再道得到拯救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以秩序代替自发性。
在1967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天的高潮时，毛泽东离开了北京，让周恩来去处理“文化大革命”若干最糟糕的时刻。他去了武汉，后来在上海停留四周，并且造访了长江沿线的其他几个地方。他的新路线在行程中成形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对待干部。”他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了错误的官员戴高高的纸帽子。然而，他恰恰就曾鼓励“左派”分子对刘少奇这样做。“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你们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告诉武汉的同志们，而没有承认他最近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经受一系列教训之后，毛泽东不像两年前那样确信造反有理了。他需要弥补损失。“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他在江西时阐明。
到1967年末，毛泽东赞成维护法律和秩序。“小鬼们”被勒令回到学校。他们仍然要“闹革命”，但是学校重新开课使得这不现实。
“如果不对左派进行教育，”他在江西说，“就会成为极左派。”［59］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60］毛泽东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身下挣脱出来。
“文革”小组的高层极左分子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挽救自己。好几个人在1967年结束之前就被捕了。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自己的妻子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转而反对极左派以后，他选择了合乎逻辑的另一个同盟：他要求解放军出来恢复秩序。人民解放军把工厂、学校和办公室从“能力不够”的红卫兵手中接管了过来。
毛泽东对自己把军队叫来的决定作了永远合理化的解释：“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61］他自己早年的格言可能更中肯一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很快就出现了一种扭曲了的新的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没有说明它的实质。形式上是红卫兵、军人和自1966年以来得到改造的干部的三结合，实际是三条腿的怪物，什么也干不成。“革命委员会”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政治秩序的稍稍有点遮掩的一步——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和林彪一起出席一个社交集会。《人民日报》对这个场合的报道包括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右边，毛泽东在他左边。［62］照片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好像人民解放军的首领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人。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吗？
由于1967年“二月逆流”的尖锐斗争期间老干部们的行为使毛泽东感到受挫，他愤怒而讥讽地向王力发泄说：“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63］
进入1968年，他的挫折感甚至更加严重。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午夜已过。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家里。到场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两组人、两代人、两部分人。
毛泽东一直依靠的政治局同事跟他坐在一起：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上海的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武汉被捕的毛泽东的两个使者之一）和左翼理论家陈伯达。
还有五个关键性的北京红卫兵领导人，其中有聂元梓（她名字的谐音是“原子”），领导一个极端的红卫兵集团的哲学老师；还有蒯大富，一个热切的、戴眼镜的清华大学自然科学学生，他对权力很着迷。
毛泽东批评红卫兵领导人在派系斗争中使用武力，同时嘲笑他们缺乏真正的权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他说，“多时有三百人，少时不过一百五十人。能和林彪的解放军数量相比吗？……”
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转回到它早期开始时的文化性质：“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跟红卫兵领导人打交道毫不转弯抹角，就像老政治家对新手讲话。“我就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曾期望“夺权”能带来新的政治制度。
他以干脆的权威口吻（而准确度可疑）宣布说：“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在他脑海里闪过对过往的悔恨。“被抓的人太多，”毛泽东谈到“文化大革命”暴力阶段时说，“只因我当时点了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才应该为逮捕人过多而受责备。
“不必为我文过饰非。”毛泽东伤感地回答说。
陈伯达插话，对红卫兵提出忠告：“要紧跟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厉声说：“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以及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成员）这方面带有某种负罪感地认识到，红卫兵是被1966年来自高层的意义含糊的命令逐渐推上极端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有一两次还来了一点苦涩的幽默。“小孩们在收集大字报当废纸卖，”他突然问，“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说：“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就“文化大革命”背后存在的秩序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他不能在自己对斗争的信念与意识到的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他相信斗争对锻炼性格（一个个人的问题）有好处，同时又意识到上千万的人互相斗争将产生混乱（一个政治秩序的问题）。
他作为中国的领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还是不肯放弃他那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他大声说，“天也不会塌下来。”
不久，蒯大富（以及聂元梓和多数其他红卫兵领袖）就要睡到中国偏远地方的农舍里去，把开展“文化大革命”换成开展养猪。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于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所以明年夏天收尾。‘到底’的意思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64］人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明确定义，是在凭空指定个日期。
毛泽东希望有个新的社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说他的驱动力是对未来的憧憬，不如说是要逃避他不喜欢的此前的状况。他寻求净化共产党，但是，红卫兵以为他希望用某种别的东西代替它。
毛泽东开始着手搞“文化大革命”时，他思想上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做了一个诊断。他宣称，资本主义在卷土重来，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斗争——进行文化革命，否则经济可能会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这个诊断大概是谬误的。
被砸烂的东西后来大部分又恢复原样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回来了。毛泽东砸烂了他的敌人（人），但不是他真正的敌人（主张和目标）。
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决心更牢固地建立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虽然他提醒中国应注意毛泽东主义的信念，但是他并没能说服中国皈依它。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都被打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多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68年10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文化大革命”没有产生新型的统治，只是这位统治者有了几个新助手，以及，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新的社会气氛。不过，它确实把不受限制的权力放回到毛泽东苍白而衰老的手中。“我们两个都七十多了，”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65］但是，毛泽东的准备工作，在达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上，将变得越来越无效。
注 释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大跃进”进行事后总结分析中交换的意见，很能说明问题。刘少奇说，失败70％是由人为的错误造成的（七分人祸），30％是由于洪灾、旱灾和其他自然原因（三分天灾）。毛泽东评论说，刘少奇的百分比弄颠倒了：70％是大自然的过错（七分天灾），只有30％是由于计划差劲、领导的头脑过热以及其他人为的过错（三分人祸）。见Baum, p. 163。
〔2〕林彪的一个口号，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在1965年迅速减弱。1964年9月跟他一起交谈过几小时的一位法国人对当时的回忆是：“他对美国不可调和的仇恨，使他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美国的一切事物。”见Saturday Evening Post, 11/14/62。
〔4〕人们怀疑，柯西金不作回答是否让毛泽东回想起，苏联官员在1941年9月问他，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保卫苏联时，他自己是如何支吾搪塞的。见Vladimi-rov and Ryazant-sev, p. 89; Goncharov, p. 8。
〔5〕他要自杀的努力没有成功；没有多久，红卫兵就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厉的拷问和羞辱。罗瑞卿的左腿严重骨折，绷带缠得厚厚的。他拖着病体来到工人体育场，在那里两万红卫兵对他进行了“审判”。
〔6〕毛泽东后来就美国在越南的表现向德国施密特总理做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如果美国在损失了五万人以后放弃了，”他对这位德国人说，“就不能认为它有那么强大了。”见NYT, 1/19/77。
〔7〕埃德加·斯诺的书在南京大学遭到焚毁。这是Friedman教授的个人观察。
〔8〕尽管红卫兵们自己对毛泽东的思想掌握得有限，但他们却常常吃惊地发现农民们掌握的更是有限得多。
“我问她天上有什么，”一个红卫兵谈到他和福建省偏远山村的一个农妇的谈话时说，“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不断地盯着每个人。他知道谁没有努力干活，就让他受罚。”这有点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提高阶级斗争意识的号召。
“我问她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国家，”这个红卫兵继续说道，“她摇摇头。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头。”毛泽东的这位新世界的使者宣称：“最后我只能跟她一起摇头。”见K. Ling's Revengeof Heaven ,p. 317。
〔9〕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并未张贴，而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且他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并非如作者宣称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编者注
〔10〕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确实至少影响了一些中国核科学家的士气。钱学森在极少的和其美国前同事的联系中，送给加州理工大学一位系主任一张圣诞卡。卡上一幅传统中国画中有一枝梅花，在花的旁边，钱学森用工整的英文写着：“这是开在苦难中的花朵。”见The China Cloud, p. 270。
〔11〕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几乎完全跟着毛泽东走，因此没有被清洗的问题。见MacFarquar, origins, 1, p. 237。
〔12〕有趣的是，不像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国家的任何其他领袖那样，毛泽东从没有当过党的总书记。见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HK, Preface by Zhang。
〔13〕张国焘对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得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个“个子高高的、瘦削的、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有的人“觉得他有点阴郁，缺乏年轻人的朝气”。跟张自己一样，刘少奇强调“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