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1972年2月寒冷而清新的一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76年精神号”总统专机降落在由沥青和碎石子铺成的、空旷而广阔的北京机场上。飞机在一根飘着美国国旗的旗杆前停下，另一根旗杆上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间是毛泽东的巨幅照片。

总统微微笑着，脚步轻快地走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在舷梯旁等候。尼克松记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4年曾在日内瓦拒绝跟周恩来握手，他赶紧把手向周恩来伸去。

几个小时后，尼克松就跟毛泽东并排坐在中南海里罩着宽松布罩的沙发上了。到当天夜晚，就美中关系而言，仅仅由于尼克松坐在了那张沙发上，他就在12小时之内做得比任何一届美国总统此前24年中（自马歇尔调解的努力失败以来）能做到的都要多。

在尼克松到达的那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到尼克松及他的到达。^［1］这份有6版的报纸上唯一提到美国的地方，是一篇关于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去世的文章。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既然尼克松和斯诺说不上是思想意识上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毛泽东的典型做法就是把他们并列起来。通过让报纸在尼克松到达之日只提到斯诺，他设法做到了让美国方面慌乱不安，并让中国人民感觉到，他关于“美国人民”站在光明一边的观点永远有效，也传达出一种在重大的交战行动前夜令人印象深刻的逍遥自在、满不在乎的气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要加大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关于尼克松到访消息的冲击力。^〔1〕

局势对毛泽东来说跟对尼克松一样，是微妙的。他不能把这位总统介绍给政治局全套人马，林彪及其同伙留下的大窟窿还没有填补上。

除了江青之外，“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分子都没有露面。江青很难拒绝她丈夫要她陪同尼克松夫妇去看《红色娘子军》演出的要求。

在8天的访问期间，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外，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跟美国人多说过几句话：反林彪的稳健派、现在主持人民解放军工作的叶剑英，和另一个稳健派——负责经济的李先念。

毛泽东在把中国公众引入峰会的气氛方面也很小心。有些事实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中国和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20年来一直被灌输着反美主义的宣传。

有些多少同情林彪观点的军官对会谈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把蒋介石政权视作中国政府。

就在两个月以前，一本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美国路线有不同见解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开始发售，但几个小时以后就被禁售了。^［2］这本书无疑源自一位军界人士；不像毛泽东现在觉得的那样，他认为苏联没那么危险，而美国则更为危险。^［3］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仍然跟美国处于每天互相残杀的关系之中。中国最亲密的盟国朝鲜心中既想着尼克松，也想着毛泽东，它在这次访问的前夕宣称，美国总统到北京是“一只手举着白旗，另一只手拿着乞讨的饭碗^［4］。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尼克松之行则以沉默表示抗议。

毛泽东在做准备时，甚至比尼克松更注意保密。他没有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了解这些计划，在中国方面有不止一个“威廉·罗杰斯”^〔2〕。北京向北越、柬埔寨和其他敏感的盟国进行通报，大部分是周恩来在半夜做的，只比华盛顿在最后一分钟赶着对日本、南朝鲜、南越和其他国家进行通报早了几个小时。

保密对毛泽东来说比对尼克松来说要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外交政策不是探头探脑的新闻界的课题（基辛格多么为此而喜欢中国！），而只是用于礼仪方面的课题。

从基辛格1971年夏天第一次访问中国，到基辛格的二次访华，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和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的中国之行，以及一些其他的先行活动，直到总统到访的前夜，北京的报纸关于尼克松访问的各个方面总共只用了1647个字。^［5］不多的几项报道，文字简洁，像天气预报一样置于头版的右下角。所有这些报道都是严格的事实叙述，没有作任何分析评论。

在尼克松到来之前的几周里，中南海私下里的气氛是时而焦虑、时而恐慌的。毛泽东患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水肿。由于拒绝治疗，他身体垮了，差一点死去。为了准备好在游泳池边的住所接待尼克松，急诊医疗设备从毛泽东的房间搬到了走廊里。氧气瓶隐蔽地安置在一个巨大的漆皮箱子里，其他设备放在盆栽植物的背后。

美国总统在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把他的中国之行和他同胞的月球之旅相比拟。对毛泽东来说，美国不像中国对尼克松来说有那种非人世间的味道。尼克松在20世纪50年代曾挑选中国话题作为来自远方的魔棍来打击民主党。而在此之前很久，在打败蒋介石的斗争中，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曾是毛泽东所面对的变数之一。

不过，毛泽东还是觉得不那么有确凿把握。从他上次跟美国官员打交道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决定温习一下他不怎么样的英语。当毛泽东和基辛格第一次会面时，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告诉我说：“目前他喜欢说的两个新词语是‘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和‘anti-Mao（反毛）’。”^［6］。

毫无疑问，这两个词语是在跟林彪的斗争中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尼克松是个右派人士，这有助于毛泽东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的总统任期，跟毛泽东厌烦中国内部的“左派”的时间正好相重合。

毛泽东和尼克松！以1971年之前的眼光来看，这个二重奏似乎是十分奇异的。

●在尼克松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美国曾三次用核武器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十多次阻止毛泽东的政府获得联合国的席位。

●直到尼克松前一年夏天派基辛格到中国来之前，在毛泽东入主紫禁城的22年中，双方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和1970年期间，中国报纸把尼克松称为“战争瘟神”，就好像这个尊称取代了“理查德·米尔豪斯”一样。

然而，情况就是这样：一位美国总统还没有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就先访问了毛泽东的北京。在中国逗留的8天是这位美国总统对任何外国所作的访问中时间最长的。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土地上进行谈判。

两个人都对对方有戒心。但是，尼克松一旦决定去见毛泽东，就觉得有必要以爽朗的语言描述他的使命。去上海途中在关岛机场停留时，他想起，若按日期和时间论，关岛是美国的一天开始的地方。“我希望，在这里，你们大家都跟我一起祈祷，”他高声说，“有了这次中国之行，全世界都会开始新的一天。”^［7］

在华盛顿飞往北京的途中，工作人员向美国一行人提供了筷子，用以吃飞机上西式的饭菜！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好像是引用圣经经文一样。

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毛泽东没有以这样的方式给他的思想换挡。他没有给尼克松贴新的道德标签。据了解，说到这次峰会时，他没有用过像尼克松的“改变世界的一周”那样崇高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喜欢使用刀叉吃饭，也没有引用尼克松《六次危机》里面的话。

然而，中国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染上对峰会的陶醉。若干建筑物和街道在尼克松到来一个月之前神秘地改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参观了首都医院。几周之前，它的名字是反帝医院。靠近紫禁城毛泽东自己的寓所北边的那条大街，曾被红卫兵不贴切地命名为工农兵大街；在尼克松夫妇乘车穿过这条街道时，它已经改回到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不过，在这两个伙伴之间仍然有道德预期方面的鸿沟。

诚然，在尼克松的动机里，势力均衡的政治考虑不比毛泽东的少（特别是如果包括国内政治的话），而且，两个人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苏联。但是，毛泽东是个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他不为势力平衡的政治穿上道德的外衣；而有美国理想主义色彩的尼克松则这样做了。

毛泽东不期望跟尼克松达成精神上的一致。他提议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一份“有区分的”公报，就表明了这点。美国人心里没有双方要以如此明确的方式（公报里要有“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来表述他们的分歧的想法。但是，有一天夜里，周恩来来找基辛格，说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他强调说。^［8］他如愿以偿，《上海公报》坦诚地表露了分歧。

尼克松做了长途旅行。他派出了80人的先遣队，自己带了总数达168人的新闻报道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到机场去迎接“76年精神号”，也没有出席欢迎宴会，或任何政策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方面处理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全都在场，每次会议之后都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跟尼克松会面是在尼克松8天中国之行的第一天，在那以后，毛泽东甚至没有在电话里跟尼克松说过话，或在尼克松逗留的其他几天里跟他有过任何书面交流。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高潮时刻还是出现在四周放满明版书籍的毛泽东的起居室里；这一住所环绕着一个室内游泳池。对于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很激动。为做好准备，他在5个月中第一次理了发。在尼克松到达的那天，他早早起来，穿上一套新衣服和新鞋，心神不安地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尼克松在离开北京机场后开始他第一次中国之行的确切行踪。

当尼克松步入毛泽东摆满书籍的房间时，他觉得很受感动，并且认为毛泽东也很感动。一个助手扶毛泽东站起来。提到他心脏和支气管有问题时，他嘀咕着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9］同时，两个人握了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抓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

他一边握着尼克松的手，一边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10］这是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情绪很高，没有把这话当作反对他们的意思。

1972年2月2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杜修贤　摄

房间里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全都立即感受到毛泽东的意志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温斯顿·洛德说，“不知道他是谁，在步入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后，我也会被他的力量所吸引而对他有好感。”^［11］

毛泽东说基辛格很聪明，1971年溜进溜出中国而没有被人注意。尼克松回应说，基辛格能力独特，到巴黎和北京旅行，“除了可能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之外”，都没人知道。

“那你常常利用你们的女孩子喽？”毛泽东问尼克松。^［12］

关于国际政治，没有谈论很多。“那些问题不是在我的位子上该讨论的问题，”当尼克松提到美国和中国应该就一些国家做点什么时，毛泽东有点傲慢地说，“这些问题应该跟总理讨论。我只讨论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既锐利而又微带嘲弄的微笑”——并引导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对每个话题，他都用一个警句或另有所指的话来谈论。“实际上，”他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向尼克松指出，“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13］

“他不像周恩来那样表现出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说，“但是有一种暗示的、简略的、似乎是漫不经心的风格，这实际是非常微妙而机巧的。”^［14］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对话还达不到让世界燃烧起来的程度——他们没有进行谈判，甚至没有怎么谈论到政策——那么，仅仅是进行了对话这一事实本身，就差不多让世界燃烧起来了。

美国记者们正确地判断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谈话保证了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两个版面和7幅照片报道尼克松那一天的活动。^［15］中国电视台放了一个10分钟的片子。在那之后，如果普通中国人见到美国到访者经过的话，大多数都会毫不犹豫地看着他们，并冲着他们微笑。

在双方来说，这种心境的改变来得非常突然，似乎不是毛泽东那一个小时能做到的。但是，这种改变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毛泽东坐在他的沙发椅上发挥了控制力。难道他不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仍然不够明朗的对美国人的胜利了吗？

对毛泽东来说，“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突然的铺张华丽的表演，而是逐渐演化的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以来，他都觉得，美国对中国来说是个日益缩小的问题。当1970年尼克松表现出想跟中国打交道的兴趣时，毛泽东已早有准备了。

一支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3月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个国家的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去打球。有几个美国球员非常渴望到中国去。凑巧的是，他们出发去日本那天，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对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美国球员向中国球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北京做出决定，反对邀请美国人，而且周恩来显然把这个意思传到了日本。^［16］但是，服用了大剂量安眠药的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1971年4月6日午夜，他又看了看内有外交部建议不邀请美国运动员的文件——已经得到周恩来和他本人的赞同。他“昏昏欲睡，说话含混不清”，让他的护士打电话给外交部的王海容要求改变决定。护士既没有磁带录音机，也没有人能给她指点，她犹豫不决。她决定给王海容打电话。^{［17］〔3〕}美国人于是受到了邀请。

这一举动为尼克松来访迈出了重要的、象征性的一步。周恩来清楚地领会到毛泽东在美国问题上的观点的实质。正如他几个月以后不露声色地向一些美国到访者所说的那样：“毛主席碰巧”对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感兴趣”。^［18］这位舞台监督颇有风度地巧妙地传达了出品人的意图。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正在以娴熟的技巧尽力跟中国和解，以便用这种吉利的薄雾来掩饰美国无力在越南打赢的窘境。

如果越南问题对尼克松来说是个促进，那么，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越南却是中美和解的障碍。尼克松仍在受着这场战争活生生的折磨，他希望毛泽东能帮他摆脱这一烦人的苦恼。毛泽东希望目光超出越南，但是，他很难那样做；马克思主义世界内部的压力要求他继续支持他那些烦人的印度支那朋友。

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斋时，毛泽东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只希望美国不要做某些事。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华盛顿在援助蒋介石的时候），在1950年（作为朝鲜战争的扩展），在1953年（当艾森豪威尔试图压中国达成朝鲜停战时），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时），以及在1966年（当有些美国将领沉醉于通过打击中国而赢得越南战争的想法时），他都担心美国会进攻中国。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主义，似乎在他本人和尼克松之间的小地毯上已经停住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夸大了美国的衰落；但是，他感觉到，尼克松的到来会保证美国和中国在许多年内不会互相打仗，这倒是很正确的。

如果毛泽东觉得，美国关于中国的一些错觉，已经躺在两位首脑脚下的尘埃之中，他是有道理的。

已经成为美国干涉远东事务标志的那种清白无辜感，在哪里呢？既然尼克松是脸上带着越南乌云的影子来的。美国在东方的那种单方面的使命感，在哪里呢？既然尼克松到来是要说，美国准备跟中国共同分享亚洲的未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亚洲角色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究竟在哪里呢？既然尼克松是随着衰落的美元而来，并且要求毛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并不容易。美中对话几乎没有超过幼儿对话的阶段。每一方对对方的政治都比十年后了解得少得多。

毛泽东和美国人只在一项当时的国际争端上看法一致。双方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肢解东孟加拉湾。

毛泽东对越南采取长远的观点，而这对仍然纠缠在战争中的尼克松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这位美国人希望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标准来讨论亚洲的未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只得一带而过，因为他害怕被别人看成是背弃他的印度支那朋友。

在苏联问题上也一样，时间和空间对双方来说都有不同的关系。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尼克松这位以本能地给别人扣赤色帽子进行政治迫害而著称的人，竟然比毛泽东更担心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向前看得很远。他的反苏主义和亲西方主义比美国方面在1972年认为可能的程度，要更深刻。

尼克松直率地问毛泽东：“对中国来说，哪一个危险是最直接的：是美国入侵的危险，还是苏联入侵的危险？”^［19］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危险。然而，美国方面是否抓住了并欢迎这一暗示呢？

毛泽东希望尼克松把中国放在他考虑的首位。尼克松不可能合乎情理地这样做。以前已经有过两次，毛泽东期望华盛顿比它实际上做的更认真地对待中共。他觉得，罗斯福和杜鲁门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估了中共，而杜鲁门在中国涉足朝鲜战争的前夕再一次低估了中共。难道毛泽东仍然没有在美国那里确立起他的地位吗？

然而，毛泽东也应为在中美和好上的犹豫不决而受责备。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着矛盾心理。一个强大的美国在过去阻碍了毛泽东的中国。但是，毛泽东极想知道，美国会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华盛顿能在自命不凡的力量和消极悲观的被动状态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吗？

毛泽东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的复杂情感。美国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非中国的。毛泽东难以让自己依靠这样的势力。是的，美国先进，但是也可能沉溺于其财富和舒适，或许马克思的“规律”注定它垮台的速度比它崛起的速度还要快。

毛泽东是否像尼克松一样也梦想人类有“新的和平结构”呢？他极少说到任何真正的国际目标。的确，他是用了“世界革命”这个短语，然而，它缺少国际大蓝图的含义。它的意思是外国像中国所做过的那样进行革命，或者对中国的敌人采取敌对的立场。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让毛泽东极为着迷，他跟到访的政务活动家们也按这一思路进行讨论。他坚持一系列的价值观：变化的永恒性、斗争的无所不在、大规模军事设施的祸福兼有、空间本身的无用性。

看到超级大国、“反动分子”和其他坚持特权的人的计划被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搅乱，他感到很满意。然而，在冲突和衰落的上滚下翻的过程中，除中国的安全之外毛泽东似乎并不寻求很多东西。他像是站在山顶上俯视动乱的预言家，令人奇怪地不纠缠于国际关系的细节。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见到基辛格，而且以后还会见到他。中国消息人士说，毛泽东发现跟基辛格谈话比跟尼克松谈话更令人兴奋，而且，在毛泽东和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常有的是，他常常把基辛格拉进他跟尼克松的谈话中。

“毛泽东佩服尼克松的政策，”曾5次拜会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他对基辛格的在座和交流感到高兴。”^［20］然而，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4〕

基辛格1970年风趣地说，在之前民主党执政时，迪恩·拉斯克曾把毛泽东跟希特勒作恶意的比较，而尼克松政府的人把毛泽东跟希特勒作善意的比较。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个风趣的说法^［21］，因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22］

毛泽东知道，基辛格1971—1972年热心于中国事务的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国身上发现了一张他可以用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正如后来毛泽东彻底明白的那样，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才是基辛格考虑的中心。

和尼克松而不是和基辛格在一起时，毛泽东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站在哪里。毛泽东把尼克松看作是正统的右翼政治家，他对世界相当了解，现在正领导着美国面对70年代的现实进行调整。“有人说你是右派，”毛泽东对尼克松说，“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23］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看到尼克松的文章^［24］，在文章中，“新尼克松”——在其当选为总统以前——表明他已经摆脱了50年代的反华情绪。

他看待尼克松比看待杜勒斯较为宽容，因为他现在是依据苏联在世界上改变了的角色来看待问题。还有比尼克松更合适的人能跟他站在一起对付苏联人吗？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派的热情使左翼的人士震惊了。但是，毛泽东对西方政治并不充分了解，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工党的立场可能是站得住脚的。他喜欢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像个资本家那样行事，这会验证他的世界观。

此外，毛泽东需要统一战线以对抗苏联。尼克松（以及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佛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在反苏方面似乎比自由民主党人（以及欧洲的工党领导人，像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更可靠。

周恩来到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回是微笑着。然后，周恩来回到北京去跟毛泽东一起谈论“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在紫禁城，这次到访的分数得了个A^-。

毛泽东对世界的战略分析以苏联为中心问题，通过这次峰会，世界意识在他的分析中得到加强。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美国向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迈出了一大步，它声明它对台湾属于中国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它希望“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

在未来，尼克松将谋取在半正常化的状态下与中国接触，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毛泽东将谋取快速地走向完全的外交关系；尼克松答应他，这会在尼克松期待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初完成。^［25］

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收获。中美双方在心中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不能再放心地认为北京和华盛顿互不接触。

这次北京之行的事前活动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足够多的国家转而投票支持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之内，又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50年代以来就遭到华盛顿的拒绝，现在则写入了公报的共同声明部分。台北政权的国际地位由于尼克松之行而开始受到侵蚀。在“帮助”尼克松甩掉越南战争这个累赘方面，毛泽东把握的程度是不让河内公开叫喊他背叛。

然而，尼克松的突破给毛泽东带来的益处有点晚。毛泽东本来希望为了中国经济的利益而更早地借助美国的技术。他几乎没有剩余时间用于巩固这一新的跨太平洋纽带，印度支那局势在毛泽东人生余下的四年中，有三年继续成为障碍。

会有时间哄得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从而让毛泽东在去“见马克思”之前或许能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吗？

在尼克松访问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他对日本的政策。的确，日本人采取了主动。东京对“尼克松冲击”做出反应，抢着拥抱北京并跟台北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尼克松劝说的力量。对毛泽东来说，与美国和解合乎逻辑地使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关键盟友日本的看法较前乐观了。^〔5〕（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要更尊重些。他敦促这位国务卿在东京逗留的时间要跟在北京一样长。“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基辛格说。^［26］）

毛泽东为尼克松写了一首寓意深长的短诗，并送给这位美国总统作为他到访的纪念：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27］

坐凳的老叟是帝国主义。嫦娥（公元前3000年时的神话人物，为了逃避她令人讨厌的丈夫而飞往月亮）是代表人造卫星的美丽形象。短暂访问中国的尼克松本人是那走马观花的人。

毛泽东称赞了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中央帝国”，而不是像个典型的帝国主义首领，只是自鸣得意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泽东的其他看法，则让任何可能希望与他携手的西方领导人感到不安。帝国主义的日子完结了。不仅美国和苏联，而且还有中国，现在都能把人造卫星送到月球。尽管尼克松可能开明，但是他只在表面上滑过，只瞥见了从奔驰的马背上能看到的那点现实。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杜修贤　摄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的一次军事人员的会议上说：“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28］或许那样倒还好。短诗虽然不是对尼克松不友好，但是显得傲慢而带揶揄。虽然毛泽东不是真的以类似于尼克松的角度看世界，然而，他个人对这位美国总统是有好感的。在1972年的选举活动期间，毛泽东周围的人员选择要支持某一方，一个护士说她要“投票给”麦高温。毛泽东不同意，说他选尼克松。^［29］

虽然尼克松的访问使毛泽东振奋，但这不能阻止他身体状况的下滑。他只能用放大镜看书，而且透镜还不得不定期加深。他戒了烟，看书少了，在江青的建议下，他开始看电影。他喜欢香港和台湾的功夫片。除了张玉凤，几乎没人能轻易听懂他的话。

注　释

〔1〕当尼克松回想到离开美国去中国前不久，他给病危的埃德加·斯诺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并且在信中提到“你出众的成就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欣赏”时，他无疑觉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没有料到尼克松对这位左翼记者评价那么高。的确，毛自己对斯诺的赞扬或许本意是要提醒尼克松，作为中国的朋友，斯诺的声音许多年以来一直是孤独的。

〔2〕即美国国务卿，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他处于边缘地位。

〔3〕关于北京制定政策的过程，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了一句有趣的话。毛泽东说，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主要争议问题解决以后才能进行民间互访。“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他承认，“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见Kissingner, p.1061。

〔4〕毛泽东1973年对蓬皮杜说：“基辛格喜欢作简要说明，但他的话常常不是很有才智。”见Nouvel observateur, 9/13/76。

〔5〕几年前，毛泽东就提到过中国、日本、西方之间的谅解，现在已成事实。他1964年对法国到访者说：“有一个伦敦、巴黎、北京、东京轴心会是件很美好的事。”见Marcuse, p. 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