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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贯通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发突出。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亦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国人有元宵燃灯的习俗，南宋京师临安[1]火树银花，千光万焰，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其实临安之灯市繁华，远远不及昔日北宋故都汴京。汴京元宵为天下著名胜景，宋人极为之心醉。词人周邦彦曾记录道：“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又有“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之句。说的便是开封城每逢元宵之时，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游人如织的景象。然南渡以来，南宋君臣习惯了偏安一隅的日子，“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京元宵灯景之光彩夺目，便只能到遗老孟元老著作《东京梦华录》中追忆感怀了。
与临安城中华灯似海、处处欢声笑语的景象相比，位于城南的皇宫大内略显沉闷，但也因此而彰显威严。在靠近凤凰山的一处园苑中，彩灯高结，笙歌阵阵，一场小型歌舞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宴会主人便是当今天子理宗皇帝。
一名高髻艳妆女子用柔媚婉转的歌喉唱道：“星河明淡。春来深浅。红莲正、满城开遍。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皓月随人近远。天半鳌山，光动凤楼两观。东风静、珠帘不卷。玉辇待归，云外闻弦管。认得宫花影转。”
这是北宋徽宗时期政和进士李持正所作《明月逐人来》，曾是汴京最流行的乐府。一曲歌毕，还要将最后一句拖长音再唱两遍，最后以“明月逐人来”结句，极为应景。
不过，这名婉娈窈窕的娇媚女子并不是目下宠冠后宫的阎贵妃抑或其他得宠嫔妃，而是临安名妓唐安安。理宗皇帝生性爱好美色，即位后大肆选取民间少女充实后宫，仅有“夫人”名号者就多达一千人。他早年最爱倾国倾城的贾贵妃，贾贵妃死后又喜欢阎贵妃。后又学昔日宋徽宗引名妓李师师入宫之故事，派人暗中选取临安美妓，悄悄带入禁中纵乐。众多妓女中，以唐安安声名最著，且色艺双全，最得皇帝宠爱，得以经常出入宫禁，获得的赏赐也最多，因此而富冠京城。
一曲舞毕，理宗拍了拍手，微微点头表示赞许之意。侍立在一旁的大宦官董宋臣察言观色，立即指挥小黄门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赏赐品端上来。唐安安得一柄玉如意，乐工每人得五贯钱。当下众人一起上前谢恩道：“多谢官家。”
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宋人对皇帝的称呼。理宗皇帝笑着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楚楚动人的歌妓。他甚至觉得唐安安在下拜时有种特别的风韵，这让他想起了他曾十分迷恋的女冠吴知古[2]来。
赏赐完毕，理宗便招手令唐安安上前，坐拥美妓，饮酒作乐。皇宫宴会，席间照例有戏剧表演助兴。这出参军戏[3]颇为怪异，扮作参军的俳优只打锣不停。扮作苍鹘的俳优等了半晌，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参军答道：“目下管事的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
天子的心思全在唐安安身上，根本没有留意到优伶在表演什么。一旁的侍者却立即明白过来，忍住不敢发笑，各自偷眼去打量大宦官董宋臣的反应。董宋臣愣了一下，这才会意，却是不怒反喜。他心中自然清楚——优伶所称“叮咚”，为“丁董”谐音，“丁”是指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董”则指他本人。虽则优伶在剧中暗指二人专擅朝政，却也是事实，而他董宋臣的名字能与当朝宰相相提并论，足见地位和权势之重，有什么可怒的呢？
次日，皇帝召妓入禁中一事不知为何被朝臣得知，正直大臣纷纷上书劝谏。权工部侍郎牟子才不敢公开指责皇帝，只得改骂董宋臣，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素履”。理宗皇帝自觉理亏，忙派人转告牟子才道：“纳忠不妨，但勿散放奏章之副本。”恳请牟子才不要将奏章副本散发，以免坏了“圣明天子”的脸面。牟子才为李白祠写祠记，称李白被贬逐是宦官高力士为报脱靴之怨而激怒杨贵妃所致，而唐代宦官之祸始于高力士，以此劝谏皇帝不要起用佞臣、信用内侍、近迷女色。董宋臣大怒，向宋理宗告状说牟子才“骂官家”。宋理宗笑道：“骂的是你，没有骂朕。”董宋臣挑拨道：“牟某以皇上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宋理宗由此对牟子才不满。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亦因此切责牟子才。牟子才失望之极，他料定外号为“董阎罗”的董宋臣必定衔恨在心，不会放过自己，索性辞官归乡。
不久，又有人半夜在朝天门上大书八字：“檐马[4]丁当，国势将亡。”次日事情张扬开去，临安城大哗。
“丁”当然是指宰相丁大全，他生来异相，面呈蓝色，令人不寒而栗。他奸回险狡，善于钻营，靠娶皇亲奴婢为妻取得宠位。以谄事内侍董宋臣等，屡次升官。曾弹劾宰相董槐，不等皇帝批示下达就以暴力劫持胁迫董槐[5]出朝。后升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直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权期间，“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竭民力、误边防”。太学生陈宗、刘黼、陈宜中等联名上书控告他，都被他的爪牙翁应弼、吴衍贬逐，学校也被钤制。“当”则指宦官首领董宋臣。“阎”则是指宋理宗妃子阎贵妃，其人生得体态轻盈、明艳绝伦，是继贾贵妃之后最得皇帝宠爱的后妃。其人佞佛好奢侈，理宗甚至动用国库收入为她修建功德寺[6]。“马”是指枢密院长官马天骥，是丁大全党羽，曾入对道：“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陛下有能致之资，乘可为之势，一转移间耳。”颇得理宗皇帝欢心。四人内外勾结，表里为奸，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被时人公认为浊乱朝政的罪魁祸首。
宋理宗得报后勃然大怒，责令临安府调查抓捕题书者，却是一无所获。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丁大全因当时异常忙碌紧张，一时顾不上去追查诽谤者。只不过宰相着急的并不是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为年已及笄的升国公主物色一位驸马。升国公主为贾贵妃所生，不但是宋理宗的独生爱女，更是南渡以来第一位成年论及婚嫁的公主，是以理宗皇帝极为重视，特意下诏，令执政大臣为公主挑选驸马。
面对这样一个讨好皇帝的大好机会，丁大全费尽了心思。经过周密考虑和安排后，他上书奏请袭用唐太宗将公主下嫁士人的旧制，以本年进士第一名尚主。新科进士头名姓周名震炎，凑巧是太平当涂人氏，因而号称“太平状元”。宋理宗极爱“太平状元”的喜庆，认为是国之祥瑞[7]，欣然同意了丁大全的建议。只是皇帝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刻意安排——丁大全看中相貌英俊的周震炎，事先将考试试题告知，并对考官施压，这才令周氏得中头名状元。
周震炎入宫谢恩时，宋理宗见其人已年近三十，年龄稍微大了些，却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还是相当满意。然躲在屏风后偷窥的升国公主却嫌周震炎年纪太大，不愿意下嫁。公主生母贾贵妃早在十二年前便已病逝，宋理宗对唯一的女儿格外宠渥，遂好言安慰，答应为她再挑选一位俊俏少年郎作如意郎君。周震炎尚主一事就此作罢，丁大全的如意算盘意外落空。为了谄媚理宗和公主，他又积极派人在士子中挑选年轻美貌的少年男子。
就在朝廷上下忙着为升国公主选婿的时候，蒙古正兵分四路大举攻宋：一路进攻荆襄[8]，先由诸王塔察儿率领，后因荆襄未下一城，改由大汗之弟忽必烈任主帅，转攻鄂州；一路由诸王塔察儿统领，攻打两淮，山东益都[9]行省李璮从旁配合；另一路主力则由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征伐四川；除了“三边[10]”战场外，另有留驻大理[11]的兀良合台率军绕道广西、湖南，自长江以南配合主力进攻。如此，蒙古军形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几路大军预备在鄂州会师，再顺流东下，直趋临安，灭亡南宋。
边关报急的文书雪片一般飞传朝廷，而同时身兼政务、军事最高长官的宰相丁大全不但不积极御敌，且隐瞒军情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直到兀良合台一军攻入湖南、进入宋土腹心之地，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之时，丁大全迫不得已，这才上报宋理宗。理宗皇帝如大梦初醒，不知所措。
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弹劾丁大全。中书舍人洪芹上疏称：“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监察御史朱貔孙进言道：“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贪残，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于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宋理宗见众怒难犯，遂罢丁大全出朝，以吴潜、贾似道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太平状元周震炎亦受丁大全牵连，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贬出京师。
荆湖南路 荆湖北路 京西南路
南宋京西及湖北北部地形图
然罢免丁大全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各路攻宋的蒙古军均进军顺利，节节进逼京湖战场，忽必烈绕过襄阳，强渡淮河，进兵重镇鄂州。又分兵攻打江西；在两淮战场，李璮攻破宋军东海防线，占领海州[12]。李璮为传奇夫妇李全、杨妙真之子，若不是其人另有私心，不愿意自身实力遭到削弱，很快退兵回了山东，只怕宋军损失更大；而在四川战场，蒙哥大汗亲率的主力大军更是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占领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最终进围山城防御枢纽钓鱼城；由大理北上的兀良合台则纵横湖南，抵至潭州。
由于蒙古军已深入湖南、江西腹地，大有威胁京师临安之虞，宋廷震恐，一时迁都之议骤起。大宦官董宋臣力劝宋理宗迁都四明[13]以避战火。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表示赞成，并自愿留守临安。军器监何子举、监察御史朱貔孙等人上疏反对，谏言迁都将引起“三边”将士瓦解、盗贼蜂起。皇后谢道清也奏请皇帝留驻临安以安人心。彼时宋理宗正因立太子一事而猜忌吴潜，担心对方仿效张邦昌故伎[14]，决定留在临安，迁都之议遂止。
就在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四川钓鱼城主帅王坚率军民坚守山城，副帅张珏更是以炮石击中蒙古大汗蒙哥，蒙哥伤重死去。蒙古军失去主帅，不得不全线退兵北返，钓鱼城之围由此而解。
蒙哥死后，蒙古军深怕动摇军心，刻意掩盖消息。蒙哥之弟忽必烈正加紧攻打鄂州。他先是从被俘虏的南宋前哨口中得知兄长战死钓鱼城的消息，十分惊愕，一时不能确定真伪，为了防止这一“谣言”惑乱军心，只秘密将南宋前哨处死。没过多久，其庶弟末哥派人从合州赶来，告知蒙哥意外身死的消息，并劝忽必烈立即动身北返，好继承汗位。
蒙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者，他的意外殒命，令蒙古汗位骤然虚悬。国不能无主，推举新一任大汗顿时成为蒙古的当务之急。蒙哥在位时，曾用铁血手段进行了大清洗，别系宗王势力均被削弱，有实力继承汗位者只在拖雷这一系内，无非是蒙哥的儿子或弟弟。论年纪、名望、资历，又以蒙哥四弟忽必烈和六弟旭烈兀最为突出。旭烈兀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可惜人正在西征途中，山高路远，最快也要几个月后才能得知消息，无论如何来不及赶回蒙古本土争夺汗位。因而综合而论，在目下的局面下，忽必烈最有优势。忽必烈早对大汗之位朝思暮想、觊觎已久，然其人深谋远虑，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蒙古军南下之前，他因为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政策，被兄长蒙哥猜忌，剥夺了兵权，刚好诸王塔察儿攻东线无功受责，才改由他临时替代，担任进攻鄂州一线的主帅。而目下鄂州之战正进入关键性阶段，倘若就此放弃，就等于此次大规模南征无功而返。蒙古人素来崇尚英雄，倘若他能立一场大功，在兄汗已战死四川的情况下，势必能大大增加他的政治资本，令他重新树立威名。比起实力更加强劲的弟弟旭烈兀来，他已占尽天时地利，只需多一项人和，而机会恰在眼前。之前因为四川受到蒙古军主力大举进攻，危若累卵，宋廷将大部分守军调去增援四川，鄂州城防空虚，城中只有都统权州事张胜主事，只要集中精锐兵力攻城，鄂州指日可下。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忽必烈不愿意功亏一篑，决意要尽快攻下鄂州[15]，再顺长江东下，直逼临安。
鄂州为南宋军事重镇。时人有云：“天下之形势，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武昌”即鄂州古名，为三国东吴孙权所取，寓“以武而昌”之义。由于鄂州地处长江中游要冲，扼汉水入口，溯长江而上可通四川，溯汉水而上可通襄阳，其得失关系整个东南，宋廷极为重视，宋理宗甚至专门下“责己诏”，调派大批人马赶赴鄂州增援。名将高达率先突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闯进鄂州城，与守将张胜合兵，并力拒守。而忽必烈也是势在必得。一边猛烈进攻，攻城益急，一边竭力拒守，守城益坚，双方各自出尽全力，战事十分激烈，处于胶着状态。
两个月后，宋援兵陆续赶往鄂州，增援四川的名将吕文德调任京湖制置使，自四川挥师东下，乘夜色冲破蒙古军包围，进入鄂州城中。鄂州的防御力量由此得到加强。新上任的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也从汉阳[16]移军黄州，扼守长江冲要，以阻截蒙古军顺江东下。而蒙古军因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进行更大的突破。
就在局面对宋军有利之时，贾似道私下派宋京为使者，到蒙古军营求和。贾似道为故淮东制置使贾涉之子、贾贵妃之弟，年少时好游乐赌博，并无真才实学，全仗其姊有宠于理宗皇帝才得以进用，得任重职。蒙古军虽攻势大减，但攻城持续三个多月，宋方亦损失惨重，鄂州城外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人，鄂州都统张胜亦战死。贾似道本无军事才干，见忽必烈一再扬言要攻占鄂州、再进逼临安，心中恐慌不已，便自作主张派使者前去求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
忽必烈早看透了宋人懦弱无能的真面目，断然拒绝。这时候，忽必烈妻子察必派人前来密报蒙哥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正在蒙古大本营谋立大汗，催促忽必烈立即北返。忽必烈因急于争夺汗位，便接受姚枢、郝经等幕僚的建议，决定立即撤军，临行前虚张声势，扬言要进攻临安。贾似道愈发紧张，正好此时传来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他这才稍稍舒了口气。
在如此局面下，畏敌如虎的贾似道不乘机出击，反而再派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请忽必烈派人前来议和。忽必烈正待出发北归，便干脆顺水推舟，派赵璧前往宋军军营议和。但忽必烈并没有谈和的诚意，只不过想借此稳住贾似道，免得退兵时被宋军尾追袭击，因而他事先与赵璧约定：“你登城后，必谨视我方旗帜，旗子一动，速归可也。”
赵璧入城后，谈判在城头进行。贾似道的谈判代表提出：请蒙古军北撤，南宋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赵璧尚不及回答，远远见到蒙古军营摇旗相招，便立即动身离去，临别时说：“他日再议。”当天，忽必烈大军即拔营北返，鄂州之围遂解。这个所谓的和议即成为初步的口头协议。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的蒙古军以及湖南潭州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四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塔察儿和李璮在两淮战场也牵制住了宋军主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才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全面瓦解。因而蒙哥在钓鱼城的意外战死，不独令四川战场转危为安，更是戏剧般地扭转了整个战局。后人曾对此评论道：“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厓山而后亡哉！”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派人截杀了一百七十名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又命幕僚汪涯作露布[17]向朝廷献捷。深知究竟的汪涯对贾似道的作为极为鄙视，道：“啗人以利而退其师，又儿弄主上！”贾似道大怒，命人将汪涯活活鞭死，尸首丢入长江。汪涯母亲听到消息后，坦然道：“儿子以直而死，我则不辱，可以下报先君矣！”亦跳江自沉。时人得知真相者无不唏嘘感叹。
然汪涯母子的性命挡不住贾似道谎报战功、邀功朝廷的脚步。他派人编辑《福华编》，用以“歌颂”他抵抗蒙军时的“英勇事迹”，又上表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文武百官到郊外恭迎“功臣”贾似道“凯旋”，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入朝后，贾似道即大力排挤左丞相吴潜，清除朝中丁大全、董宋臣余党，从此完全把持了军政大权。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作威作福，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主动依附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这边贾似道在大肆庆功，那边忽必烈却没有忘记求和协议。次年（1260年），忽必烈派心腹幕僚郝经出使大宋，向南宋通报他已即皇位，并希望与宋“弭兵息民”。
郝经出生于金末乱世，原是山西人氏，金亡后即迁居河北，家贫好学，曾从学赵复[18]，信习程朱理学，被蒙古万户张柔聘为家庭教师，专门教习其子张弘范等人读书习字。后因声名卓著，被忽必烈赏识，召为幕僚。忽必烈即位后，又授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郝经使宋一事，中间曲折极多。他未进入宋境前，蒙古主管汉地政务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指使女婿山东益都行省李璮派兵侵扰宋境，此举直接导致郝经派往南宋先行通报的两名侍者为宋边将所杀。李璮又亲自出面劝阻郝经，然郝经不为所动，辗转改变路线，迁延近五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当年七月进入宋境。
南宋贾似道听闻将有蒙古使者前来，万分恐慌，生怕郝经入朝后会泄露自己擅自求和的隐谜，便以李璮兴兵犯境为借口，命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将郝经一行拘禁于真州[19]忠勇军营。宋理宗只知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知前因后果。蒙古见郝经一去便无音讯，几次派人到淮东寻访郝经下落，又多次派人追问羁留郝经的缘故，均不得要领。忽必烈因忙于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正烈，一时也顾不上向南宋兴师问罪。
阿里不哥为拖雷第七子，蒙哥出征时奉命留守蒙古大本营和林[20]。他虽然不似兄长忽必烈那样精明能干，也远不如旭烈兀那般战功赫赫，却一样的野心勃勃，有着要当大汗的雄心。在重要竞争对手都不在蒙古本部的情况下，他打算按照蒙古“幼子守灶[21]”的习俗，就此拣个大便宜，积极与亲信策划继承汗位，并在漠北、漠南布下了重兵。忽必烈妻子察必立即派人将阿里不哥的举动密告忽必烈。忽必烈一直只视弟弟旭烈兀为劲敌，却想不到平地里杀出了阿里不哥，闻讯追悔莫及，立即罢兵撤围，马不停蹄地北返。当他到达燕京近郊时，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来，通知忽必烈去漠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会葬蒙哥，推举新一任的大汗。忽必烈料想阿里不哥早已经布置好了兵力，因此没有理会，而是着手准备自立为汗。
蒙古没有固定的嫡长继承制，汗位继承权要么由前任大汗生前指定，如窝阔台便是由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的，要么通过明争暗斗强取，如蒙哥便是靠武力强行即位。但无论如何，形式上都要召开忽里勒台，即蒙古诸王大会，经过诸王、贵戚推举，继位者才能即汗位。宋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抢先在开平[22]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参加会议的诸王一致推举忽必烈为“合罕”。忽必烈随即宣布即汗位，称皇帝，并下《建元中统诏书》，阐明了他的基本政治主张，即所谓“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并仿照中原王朝以年号纪岁之法，建元“中统”，意为中朝正统，即以承继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这也是蒙古国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纪年制之始。由于开平并非蒙古根本之地，忽必烈虽抢先即位，却是大大突破了传统。
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并被推举为大汗。如此，蒙古就出现了两位大汗。兄弟二人开始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争夺汗位的大战。
阿里不哥虽然占据着蒙古大本营和林，但和林只是一座草原城市，所需要的粮食等日用品都必须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运来，而粮道又被忽必烈派军队截断，因此，和林一带不久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尽管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甚多，但忽必烈兵强马壮，最终还是靠刀箭取得了胜利，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被迫投降。忽必烈没有加害弟弟，只是很得意地问他道：“你说说看，到底应该是你做大汗，还是应该我来做？”阿里不哥的大汗位是和林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出来的，比忽必烈自立为汗更具有合法性，但却因为武力上不及兄长，不得不低头道：“以前应该是我做，现在当然是该你做了。”
而另一位汗位的有力竞争者旭烈兀正在进攻叙利亚各地时，得知蒙哥死讯后，立即引兵东返，有意争夺汗位。不料，因路途遥远，始终不及忽必烈手快，当他到达波斯后，得知忽必烈已经即位，并且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旭烈兀感到自己即使回到蒙古，也没有登上汗位的可能，于是干脆留在了波斯，着意经营，打算就此占地为王。
按照蒙古汗国规定，波斯、西亚一带的土地、子民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须由大汗直接派人管辖。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打得热火朝天之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弟弟旭烈兀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主动派使者与旭烈兀协商，表示愿意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23]边境的土地全部划归旭烈兀。于是，旭烈兀公然表态支持忽必烈，强烈谴责阿里不哥。旭烈兀由此被忽必烈任命为从阿姆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境内的国王。旭烈兀自称“伊利汗”，所建汗国称为伊利汗国，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与里海，地域极为辽阔。汗国最初定都于蔑剌哈，后来定都于桃里寺。
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不久即病死，但蒙古这场争夺汗位的内讧并没有就此休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阿里不哥称汗时，被封于海押立[24]的海都也起兵相助。海都为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其实他并非真心帮助阿里不哥，他自己也有私心，他自认为是窝阔台嫡孙，有资格继承汗位。最初汗位由窝阔台一系转入蒙哥手中，海都已经大为不满，因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时，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表示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投降后，海都抗拒忽必烈的召见，并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公然置忽必烈的命令于不顾。忽必烈最终被激怒，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军镇守阿力麻里，以抵御海都。
海都尚未讨平，更大的叛乱发生了——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25]、脱脱木儿、明理铁木儿等人将那木罕抓了起来，举兵叛乱，甚至进犯和林，劫走了成吉思汗的大帐。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的叛乱，对忽必烈的统治一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忽必烈亲自带兵出征，经过激战，才勉强遏制住叛乱的攻势。然在其之后的三十多年统治中，蒙古诸宗王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最炽热之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政变——李璮事变。李璮为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之子，父母均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李全身手不凡，能运四十五斤铁枪，外号“李铁枪”。当年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派人向金国求和。金国开出五项条件，前面三条都是索取地盘和财物，后面两条，一是交还纳合、道僧、李全等附宋的金人，一是函送首祸之臣韩侂胄首级。李全被金人点名索取，得与大权臣韩侂胄并列，足见其在金人心目中的地位。那时李全不过二十岁，他于押返金国途中逃脱后，返回山东老家，高举义旗，继续反抗金人统治。
当时山东还有一支号称红袄军的义军，以杨安儿、杨妙真为首，声势浩大。金廷开出巨赏，购买这对兄妹的人头。有船夫名曲成者贪图赏钱，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仓促迎战，不慎掉入水中淹死。余部由其妹杨妙真率领，投奔了李全。之前杨安儿、杨妙真处于绝境时，曾假意受金人招抚为官，受命围剿李全，杨妙真与李全有过交手。杨妙真使梨花枪，李全使铁枪，二人均是当世绝顶高手，早有惺惺相惜之意。李全见杨妙真率部来投，遂表示愿意娶她为妻。于是，二人在乱世中结为夫妇，从此成为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
嘉定十年（1217年），山东义军首领季先秘密到宋境求见宋知楚州[26]应纯之，言山东豪杰均有归宋之意。应纯之遂密报朝廷，认为正逢蒙古攻金，金国国势衰微，若得山东义军相助，中原可复。丞相史弥远鉴于开禧北伐之败，不愿意再举战端，但也想利用山东豪杰来牵制金人，遂不明言招纳，只密令应纯之暗中接济山东义军来归。在季先的斡旋下，马良等豪杰人物率万余人应命集于涟水[27]，受宋节制，号为“忠义军”。因并非南宋朝廷嫡系，又称北军，由宋廷给以忠义粮。李全时为山东义军实力最强大者，虽曾有被宋廷背负的惨痛经历[28]，但为了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产生了归宋之心。宋廷着意笼络，李全遂于次年率部投宋，宋廷任命其为京东路总管，成为忠义军首领。时忠义军称李全为“恩府”，其妻杨妙真为“恩堂”。当时金兵渡淮，一度威胁南宋长江防线，全靠忠义军出兵支持，才化解危机。
然李全降宋，并非出于真心实意——或者说，他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已看穿了宋廷的反复诡谲及虚伪本质，因而他的归顺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一面陷害、火并其他忠义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富，一面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虽则在此期间，李全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其人骄横难制，为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所不满。贾涉多方采取措施，仍无法抑制李全的膨胀，遂自请还朝，于归途中莫名死去。贾涉之女贾氏有殊色，后被选入宫，成为宋理宗宠妃。贾涉庶子即为贾似道，后来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贾涉死后，李全势力更盛，愈难控制。“李铁枪”成为天下无人不知的名字，时人均认为他有左右天下局势的实力。还有人将李全生平事迹编为《李铁枪传奇》，成为与《大宋宣和遗事》[29]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两大话本。
当时南宋在位皇帝为宋理宗。他来自民间，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却在权相史弥远的帮助下，强行从合法继承人太子赵竑手中夺取了皇帝宝座[30]。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31]。湖州商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对史弥远擅自废立很是愤慨，于是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赵竑也想与来历不明的宋理宗争锋，决定起兵。但李全表面同意出兵接应赵竑，实际上只想坐观成败。结果到了约定时期，李全不派一兵一卒。潘壬等人竟然组织了一帮渔民、盐贩，乔装成来自山东李全的军队，半夜进入湖州城，将赵竑拥入州衙，以黄袍加身，再一次上演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幕。潘壬随即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列举史弥远的罪状，声称将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直捣临安。
赵竑开始很高兴，结果到第二天天亮时就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兵马不过是当地渔民假扮，且人数不足百人。他知道没有武力支持，大事难成，便急忙倒戈，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以求自己脱身，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潘壬改换姓名逃走，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史弥远得报后，立即调军前往弹压，大军至湖州时，事变已经平息。潘壬逃至楚州被捕，送往临安处斩。
宰相史弥远担心还会有人利用赵竑作乱，于是假称济王赵竑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带医生前往诊治。到了州衙，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上吊自杀，对外则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还剥夺了他的王爵。因湖州别称霅川，这场事变即被称作“霅川之变”。霅川之变发生之后，很多大臣上书为赵竑鸣冤叫屈，均被史弥远贬斥出朝。不过，总是不停有人为赵竑鸣冤。尤其一到出现灾害、异象以及战事时，就会有大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
霅川之变加深了宋廷对李全的猜忌和不满，开始大幅度削减忠义军费用。李全干脆派兵攻破楚州，杀死淮东制置使许国及家小，劫走制置司所储军粮。又将过错推给部下，假意上表请罪。宋廷欲忍让而后图，置之不问。
当蒙古铁骑南下后，与李全鼎足而立的另一大地方武装势力张荣投降蒙，李全忠义军遂成为山东地区唯一一支能够有效抵抗蒙古的军队。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最终被围困于益都。他面临数十万蒙古军劲敌，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宋廷不能审时度势，反而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尚留在楚州的杨妙真。杨妙真以自身美色及财物诱惑宋将，这才得以脱身，但李全同产兄长李福却举家被杀。
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长官，开府益都，仍统率所部。从此，蒙古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
此后，蒙古多次要求李全协助攻伐南宋。李全投降是迫不得已，其实并不打算真心为蒙古人效力，率军南下回到楚州后，继续与宋廷保持联络。然宋廷对其防范极深，不断夺其兵粮。李全遂陈兵江上，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32]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最终激怒了宋廷，于是宋廷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用计诓其出营帐，将其陷入坑中，以乱枪刺死。李全以铁枪扬名天下，最终也死在了枪下。李全一死，其部溃散，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李全妻子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承袭了丈夫的官职，并于当年到蒙古本部觐见大汗窝阔台。不久，杨妙真退出江湖，不知所踪，其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不断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实力，积蓄力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汉地兵力最多、实力最强的世侯[33]。
山东多出豪杰人物，不好管制，益都又处于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蒙古为了笼络李璮，以李氏威名镇守山东，不惜以公主[34]下嫁。李璮愈发骄横，蒙哥登上汗位后，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托词不至。而在其辖地之内，则积极延揽贤士，修缮荒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还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争购军马。并擅自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蒙古普遍禁止华北修置城壁，李璮公然无视禁令，显然意欲有所作为。
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大汗蒙哥分兵大举入宋，诏征李璮之兵从征四川。李璮以益都为南北冲要、兵不可撤为由，拒绝出兵。于是，蒙哥改遣李璮从山东南下，进攻宋东海[35]一线，与其内兄塔察儿共同牵制两淮。李璮象征性地打了几仗，便退回山东。
蒙哥死于征宋途中后，忽必烈因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忽必烈为了稳住李璮，对其“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隐忍不发，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登上汗位后，设立了中书省，任命李璮岳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担任中书最高长官。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氏，原是李璮幕僚。李璮令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则将女儿嫁给了李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咨决”。因王文统才干出众，饶有权谋，忽必烈素闻其名，故首加擢用，委以更张庶务之责。
然加官进爵还是不能满足李璮的野心，他趁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于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起兵反蒙。举兵前两天，李璮召回留在燕京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并匆忙派人与南宋朝廷联系，以献涟水、海州、东海三城约降。于是宋廷诏授其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并追复其父李全官爵。
李璮起兵后，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围济南。守卫济南的蒙古万户张荣亦是红袄军出身，昔日与李全、杨妙真夫妇交好，他不愿意在垂暮之年与故人之子鏖战，只派长孙张宏奔赴燕京告变，自己则弃城逃走。李璮遂顺利占领济南城，一时意气风发，还写下了《水龙吟》一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间凝眺。 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 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 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璮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璮之眼光，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军、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璮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但自其父李全、甚至自其先祖李成[36]起，李家便有着降宋后又叛宋、反复无常的历史，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象征性地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张柔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缜密谦退”的右丞相史天泽增援。史天泽人称“三哥”，原为河北豪族，蒙古大将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蒙，并将长女献给木华黎，由此得到蒙古人的信任，是唯一一名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
史天泽到山东后，对主帅哈必赤道：“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提出“以岁月毙之”，为哈必赤所采纳。于是，蒙古军开始树栅凿堑，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军士纷纷缒城出降。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以镊摘去长髭，吩咐众人各自逃生。当日城溃，李璮亲手杀死爱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获。
在审讯李璮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李璮先被带到宗王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哈必赤建议道：“宜即诛之，以安人心。”哈必赤没有同意，而是召集众将进行会审。
严忠范先责问李璮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李璮冷笑回答道：“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话音刚落，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
史天泽又问道：“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李璮道：“你也有文书约我起兵，为何背盟？”
史天泽一改稳重作风，勃然色变，立即示意部下砍去李璮两臂，再除两足，开膛吃其心肝，然后割其肉，最后才斩首。李璮全家被诛，只有其妻蒙古公主和公主所生一子幸免于难，忽必烈还亲自收养了这个蒙汉混血的孩子。
李璮起兵，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且起兵五个月即败死，然这一事变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阿里不哥之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
为了平定李璮，忽必烈动用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所有蒙汉军队，是其所掌握总兵力之七成。南宋朝廷趁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夺取七座城池，山东、河北、辽西数千里均为之震动[37]。
而李璮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亦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揭发事件后来声称查无实据，但从史天泽不顾丞相身份、急不可待地杀人灭口看来，极有可能是真事。如此，足以说明北方世侯之间时常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不时语涉反意。忽必烈虽表示不相信李璮的供词，其实却感受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下定决心要消除汉族世侯势力，“罢世侯，置牧守”，采取迁转和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果断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
之前擅杀李璮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苗头不对，主动上书请求道：“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汉人世侯张荣因其次子张邦直附会李璮，举家包括其子张邦彦、其孙张宏等均被罢职，张邦直以私贩军马罪处死。另一世侯张柔因被查出其第八子张弘略与李璮通信，也被解除兵权。张弘略召宿京师，实等于软禁。张柔第九子张弘范文武双全，为年轻一辈中之佼佼者，时任行军总管，也被罢免军职。其他世侯如严忠嗣等，要么被解职，要么权力被削弱。
与李璮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王文统原为李璮幕僚，因将女儿嫁给李璮，成为了李璮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不过，他倒并非是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而是确有不凡的才华。忽必烈攻打襄汉时，王文统的学识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被郑重引荐给忽必烈，从此深得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事于燕京，总理国家规模法度及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是汉地政务主管，权力极大。忽必烈称帝后，各种规模法度，多是出于王文统的设计，对日后元朝各种制度的制定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璮事变后，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暗通消息。忽必烈派人查阅王文统与李璮的通信，其中有封信中有“期甲子”的话，十分可疑。王文统对此辩解道：“李璮久存反叛之意，臣本打算早予告发，只是因为北方未靖，陛下亲征，所以迟迟未行。到甲子（1264年），还有好几年。我说这话，是想为陛下推迟他的反叛之期。”此说自然难以取信，王文统与其子王荛均以同谋罪被处死。
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然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的疑惧心理。刚好此时色目人[38]一起向他进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39]敢为反逆。”于是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
平定李璮和阿里不哥后，蒙古政局逐渐稳定。此时，新皇帝尚没有吞灭南宋的雄心。蒙古汗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自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开战以来，除四川战场占领了西川地区外，蒙古军在“三边”中的京湖、两淮战场无一建树。而四川地区也未能控制东川水路通道。前任大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下，更是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令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经历了李璮和阿里不哥的内讧事件后，蒙古军实力也被削弱，忽必烈只想尽快收拢人心，并没有立即兴兵南下的打算。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敦促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并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攻蜀不若攻襄阳，无襄阳则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建议将蒙古军主力搁置川蜀，“先事襄阳，浮汉入江”，即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阳、樊城[40]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从中间突破，再由汉水渡长江，则南宋王朝可灭。
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进出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发突出。
襄樊战略形势图
宋室南渡之后，抗战取“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两淮、中拒荆襄、西恃西蜀。位处中部的荆襄非但是四川、两淮的纽带，还有“据上游之势”。正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淮泗丢失，国家有弱的趋势，而江汉丢了，则国家必危，足见荆襄防线之重要。而一方重镇襄阳则是江防的前哨，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刘整熟悉南宋国情虚实，其议亦是高瞻远瞩、绝妙之策，然襄阳为天下中枢，其得失关系南宋存亡大局，灭南宋当先取襄阳之计，并非他最先提出——
早在贵由为大汗时，谋士李桢[41]便告之“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蒙哥大汗亲率大军南下征宋时，最初考虑的也是先攻襄阳。襄阳衔接了四川和两淮两大战区，若是从中斩断，宋廷便将面临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因而大军未发之前，蒙哥便派诸王塔察儿先行进攻京湖。然塔察儿聚积精锐，竟未下京湖一城。前锋受挫，蒙哥很不高兴，将塔察儿撤掉，并开始重新考虑主力进攻方向。蒙古人习惯用斡腹之计攻敌，正面放少量兵力诱敌，主力自侧翼袭击，再两面包抄，此计屡试不爽。当初窝阔台大汗在位，派爱子阔端进攻四川便是此意，欲从西南侧翼攻宋。蒙哥听闻京襄难攻，加上昔日窝阔台太子曲出便是在襄阳军中时狂笑力尽而死，离奇诡异，有不祥之兆。而蒙古又已据有西川地区，占尽蜀道天险，便决意亲自率主力攻取四川。又以冷落已久的弟弟忽必烈为主帅，令其率军攻打京湖，其实是想把最难啃的硬骨头留给他正猜疑的四弟。
忽必烈受命后，身边谋士郝经对蒙哥亲自远征四川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质疑，认为宋之“三边”，以京湖居中，地位最重，当取中路突破战略，攻占京湖重镇襄阳城后，再顺流东下而灭宋。忽必烈正受兄长猜忌，无力改变蒙古主力军进击四川的决定。但他认为宋军重兵均布防在“三边”前线，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绕过襄阳，强渡淮河，改攻鄂州。
孰料天不遂人愿，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令蒙古军南征化为泡影。但若非如此，忽必烈又怎能有机会登上汗位呢？正如若不是当年曲出太子离奇死在襄阳城下，汗位无论如何不会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一样。
忽必烈即位时，谋士郭侃[42]上平宋之策，亦指出襄阳的重要性，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然当时忽必烈急于与幼弟争位，并未太当回事，此刻刘整再度重提出攻占襄阳为重中之重，登时令他想起了无数往事来。只是蒙古新经内斗，元气大伤，王公贵族多不愿意再开战事。更为重要的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对宋始终采取战略包围之策。金国灭亡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均以“斡腹”为明确的攻宋方略，即先攻取宋“三边”中的四川，完成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刘整之策一改前几任大汗的包抄策略，登时被蒙古诸大臣指斥为“虚国病民”。
刘整字武仲，原为金国猛将，金末降宋，附荆湖制置使孟珙。随孟珙攻城，为先锋，率骁勇十二人，乘夜渡堑登城，擒金将。孟珙大加赞誉，在其军旗上亲书“赛存孝[43]”三字。后随孟珙入川，留在四川战区，任知泸州军州事。因宋廷内斗，受到吕文德、俞兴等长官猜忌，担心被杀，被迫降蒙。他急于向迫害过他的权相贾似道等人报复，便反复劝说忽必烈攻宋，道：“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扦蔽。”见忽必烈犹豫，又劝道：“自古帝土，非天下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一统天下，四海一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蒙古虽已占据中国领土的十之七八，但不灭南宋，依然会被天下认为是“自弃正统”。而南宋“主弱臣悖”，确实是忽必烈一统天下千载难逢的机遇。刚好此时又传来南宋理宗病死、其痴傻养子赵禥即位为宋度宗的消息，忽必烈耸然动容，当即表态道：“我意决矣！”
于是，利剑出鞘，征尘再起，决定性的战役将在襄阳打响。铁甲珊珊渡汉江，南北军屯百万长。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指下襄阳。
[1]临安：今浙江杭州。
[2]吴知古是宋理宗极宠爱的女道士，恩遇长达二十年，吴知古因得宠而干预朝政，权势熏天。其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3]五胡十六国后赵时，参军周延贪污，皇帝石勒命优人穿上官服，扮作参军，让别的优伶从旁戏弄，以此来羞辱周延。参军戏由此得名，演变成戏曲的一种形式。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者戴着幞头、穿着绿衣服，名参军，比较愚笨迟钝；戏弄者叫苍鹘，比较伶俐机敏。两人一问一答，内容以调笑讽刺为主。问答之间，往往是苍鹘戏弄参军，而参军必须做各种滑稽可笑姿态，语言又必须幽默发噱。演出是否成功，主要看能否笑场。类似今对口相声时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中国戏曲有脚色行当之分，即从参军戏开始。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写的是晚唐时期，孩童做游戏时，也懂得如何按既定的行当来摹仿参军戏。唐人高彦休所著《唐阙史》中有一则利用同音字引起笑场的参军戏，题为《三教论衡》：咸通中，优人李可及（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鱼玄机》）者……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斋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问者益所。
[4]古代高建筑檐边悬有风铃，风吹时叮当作响，称“檐（古作簷）马”，也名“铁马”“风铎”。“阎马”为“檐马”谐音。
[5]董槐：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少时喜习兵事，爱读孙武、曹操书，常与人说：“我若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父董永课子严，厌其狂，训诫道：“你不努力读书，喜欢讲大话，狂妄自高，我不愿意你成为这样的人。”董槐惭愧，遂专心求学。嘉定六年（1213年）进士，一路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入仕后曾回乡探亲，遇到一起民事纠纷。三月十五赶庙会时，何家少女请算命的方先生为她算命。方先生拈出一首诗：“风流之女水边站，杨柳身子桃花面。先生算定她没子，儿子死时娘不见。”何氏大怒，到县衙上告算命先生污辱无辜之罪。县官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坐在一旁喝茶的董槐解说道：“算命先生这是称赞小娘子为荷花呀！虽然语言不雅，却是一番好意。”何氏遂破颜一笑，纠纷由此而解。
[6]南宋京师临安旧有宋朝历代皇帝所建功德寺三座：灵隐寺、净慈寺和天竺寺（分上、中、下三寺）。淳祐十年（1250年），理宗在九里松为阎贵妃建造功德寺，名显庆寺（显慈集庆寺）。土木之工，过于诸寺，为“湖山寺宇之冠”，因而时人称其为“赛灵隐寺”。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大书二句于鼓上曰：“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清人凌祉媛有诗云：“集庆禅林落日秋，昔时游宴趁风流。画图不缺江山缺，空羡阎妃面目留。”
[7]后蜀广政年间，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隶书“太平”二字，时以为佳瑞。有识者云：“不应此时，须成都破后，方见太平尔。”后果然后蜀为大宋所平。宋太宗即位后，因这一段故事，以“太平兴国”作年号。
[8]南宋在今湖北、湖南一带设置有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具体参见本书附录《南宋路级区划一览表》。京西南路路治设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原名襄樊，于2010年改名襄阳），因而又称“京襄”“荆襄”（襄阳是古荆州州治，始于东汉刘表）。“荆湖”指荆湖南北两路。“京湖”则是指京湖制置使司，概称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一带，大约包括今湖北襄阳到武汉一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
[9]鄂州：今湖北武昌。益都：今山东。
[10]宋廷在沿边地区设置了四川制置使司（驻成都府，包括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京湖制置使司（驻襄阳府，包括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和两淮制置使司（分驻庐州、扬州，包括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三大制司。每制司各统领一个大防区，以此作为北方第一道防线，即宋人通常所称的“三边”。
[11]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忽必烈假道吐蕃，率师远征大理。当年冬，攻破大理城（今云南大理）。次年（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并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同年秋，兀良合台攻占善阐（今云南昆明），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至此灭亡。事情详细经过参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12]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杨妙真为山东红袄军首领，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钓鱼城：今四川合川。四川战区布防及山城防御体系参见《钓鱼城》。潭州：今湖南长沙。
[13]四明：今浙江宁波。
[14]张邦昌为北宋末年宰相，与金议和时被扣留，因贪生怕死被金人看重，扶为大楚傀儡政权皇帝。金人退兵后，张邦昌即失去支持。宋高宗即位后，迫于舆论压力，将其赐死。
[15]忽必烈为蒙古诸王子中最有远见者，他一路南下时，四处访寻人才，咨询方略。专门派遣王一清为使者，到江西龙虎山拜访正一道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询问“天命之存亡”。张可大回答说：“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暗示二十年后，南宋将会灭亡。1279年，南宋大将张世杰率领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被消灭，南宋政权宣告灭亡，果然应了张可大的预言。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感到宗教可以为己所用，再派使者到龙虎山，召嗣任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到大都（今北京）相见。张宗演由此被忽必烈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主领江南诸路道教，尊崇有加。不过，这并不代表忽必烈及蒙古贵族信奉道教，笼络天师教只不过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从宗教方面获得所谓的“天命”的支持，以加强正统形象。张宗演弟子张留孙跟随师父到大都，后一直留在忽必烈身边，以法术深得宠信。忽必烈又封张留孙为玄教宗师，赐银印、尚方宝剑，导致张留孙另立门户。然而不久后，释、道举行大辩论，道教惨败，张留孙就此失宠不说，忽必烈还下令焚毁除《道德经》外的所有道教经典，并禁醮祠。张留孙无奈之下，通过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求情，这才使道经中“不当焚者”及“醮、祈、禁、祝”诸仪注得以保存不废。
[16]汉阳：今湖北汉阳。黄州：今湖北黄冈。
[17]露布：古代用称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
[18]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世称“江汉先生”。南宋理宗年间乡贡进士。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攻陷德安，赵复被俘。其时，杨惟中、姚枢奉忽必烈网罗“南儒”之命，随军南征，知俘囚赵复为“南儒”，遂悉力救护，送往燕京（今北京），建太极书院，讲学其中。赵复选取北宋周敦颐、二程，南宋朱熹等著书八千余卷，广为传播，由此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学。因其人首传理学于北方，是中国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忽必烈曾让其引兵伐宋，赵复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拒不事元。力陈君子不能以事功为累，当求三代“圣人之心”，以独善其身。
[19]真州：今江苏仪征。
[20]和林：全称哈剌和林，蒙古国都城，在今蒙古境内。窝阔台在位时命汉族工匠营建。由于蒙古国的强盛，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
[21]蒙古传统，家中正妻所生幼子称为“斡赤斤”，意为“守炉灶者”，可以继承大部分家产。成吉思汗在位时，本想依俗将汗位传给幼子拖雷，后来考虑到政治因素，才改传给第三子窝阔台。
[22]开平：后改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北石别苏木。
[23]密昔儿：今埃及。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24]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
[25]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忽必烈在位期间，因附会汉法遭到守旧蒙古贵族的反对。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西北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和术赤系藩王在答剌速（今塔拉斯）河畔召开忽里勒台，结成反忽必烈联盟，立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习俗，从此脱离蒙古大汗的直接控制。忽必烈在位期间，多次与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具体参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窝阔台汗国甚至夺取了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地区，元朝只控制新疆北部的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东北）一带和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
[26]楚州：今江苏淮安，位于淮河、运河交叉处，是山东南下的必经之地，为两淮屏障。
[27]涟水：今江苏。
[28]开禧北伐前，宋廷千方百计寻隙，想挑起争端。开禧元年（1205年），时为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忽然聚众起兵，杀死金官员，放火焚烧了县署。五日后，金兵收复该县，李全逃入宋境。有消息称，李全是受了宋镇江（今江苏镇江）都统戚拱的指使，金人愤怒异常。宋廷急忙派权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李壁为李焘第三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文才出众，号“谪仙才”，名望很高，亦为金人敬重。经过李壁反复解释，金人这才相信并非宋廷所为。然到了第二年，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率先打破了宋金和约，不宣而战地攻取了金泗州（今江苏盱眙）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权臣韩侂胄密谋已久的“开禧北伐”。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杀，李全亦被金人点名索取，宋廷遂将其押还金国。途中，李全以巧计逃脱。
[29]《大宋宣和遗事》：中国讲史家话本，编者不详，据称源出宋本，经后人增订痕迹明显。内容均出于宋人记载，大致有王安石变法致祸、宋徽宗宠信蔡京、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梁山（为水浒故事雏形）、宋徽宗宠幸娼妓李师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北行、康王南渡即位等。不少部分接近口语，明显为说话人（唐宋以来对说书人的称谓）所作。李全在世时已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死后传奇声名不衰，《宋史》关于他的传记占了两卷，超过了岳飞、韩世忠等名将。
[30]正因为此节，宋理宗即位后遭到维护君臣父子伦理纲常的理学家们的猛烈反对，被要求“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名”。宋理宗遂大肆重用理学名臣，钦定程朱理学为官学，以换取士大夫的支持。此招立竿见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后，很快不再有人质疑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宋理宗从此醉心于理学，“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
[31]湖州：别称霅川，今属浙江。
[32]南宋设“三边”作为南宋北方第一道防线。同时在京湖、两淮的后方设置了沿江（分驻鄂州、建康府）制置使司作为第二道防线。
[33]金元之际，蒙古在其占领的中原地区，除了派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管事官”的意思）进行政治监督、派探马赤军（“探马赤”意为“探马官”，是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精锐士兵组成的军队，在作战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则驻扎镇戍被占区）进行军事控制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汉人豪族武装首领来维持其统治。这些首领受到蒙古官方认可，被称为“世侯”，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称霸一方。在权力继承权上，父子相袭，兄终弟及。
[34]此公主身份尊贵，为铁木格斡赤斤（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即是幼子守灶之意）嫡孙女。其兄即为诸王塔察儿，是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窝阔台在位时，将益都民户分封给了铁木格，此即为选铁木格孙女下嫁李璮之理由。
[35]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南。
[36]李成：字伯友，宋雄州（今河北雄县）人。宣和初为当地弓手，勇力绝伦，能挽三百斤强弓（此等挽力极为罕见，名将岳飞号称宋人第一，也只能挽三百斤弓）。北宋末年，金兵占河北，他与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桑仲、李横等在淄州（今山东淄博）聚众起兵，趁天下大乱时辗转南下，在江淮之间活动，与强盗无异。其人勇鸷凶悍，临阵身先诸将，号令甚严，众莫敢犯。曾两次接受南宋官职，不久又企图割据。后投伪齐刘豫。绍兴三年（1133年）打败昔日结义兄弟宋襄阳镇抚使李横，进占襄阳等郡。次年被宋名将岳飞击溃。伪齐废后，为金将，六十九岁死。
[37]但是当七月李璮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在淮北地区开展反击。南宋乘李璮事变收复的七州四县又尽为蒙古渐次夺回。蒙军在这些地区派兵戍守，将战线重新恢复到淮河沿线。
[38]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被统称为“色目人”，以经商理财见长。蒙古贵族因蒙古人不善商贾，素来把银两委托给色目人代为经商放债，借以获取利息。
[39]秀才：指汉人官员。
[40]古时襄阳与樊城为两座城池，隔汉水相望，襄阳在江南，樊城在江北，通常统称为襄樊。
[41]李桢：字榦臣，原为西夏王宗室，入蒙古为质子。随皇子曲出伐金，下河南诸郡，至唐、邓二州，赈救饥寒，民归如市。曾亲自率军巡哨襄阳。蒙哥亲征四川时，被召同议事，战死于钓鱼城下。
[42]郭侃：郭宝玉之孙，唐名将郭子仪后裔。郭宝玉原为金将，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郭宝玉道：“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籍以图金，必得志焉。”蒙古先灭西夏，再灭金国，又攻打四川，降服吐蕃、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与郭宝玉这一建议有关。郭侃幼为汉人世侯史天泽所器重，留于家而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后成为宗王旭烈兀心腹，随其西征。旭烈兀横扫西亚，派郭侃东返向蒙哥大汗报捷，适逢蒙哥死于钓鱼城下，郭侃于是改投忽必烈。
[43]李存孝：代州飞狐（今山西灵丘）人，本名安敬思，突厥族沙陀部落人。李克用义子，唐末至五代著名猛将，武艺天下无双，勇力绝人。史书记载其人“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从李克用救陈、许，逐黄寇（指黄巢），及遇难上源（李克用曾被朱温围于太原上源驿，幸亏李存孝解救。后李存孝被李克用在太原以五牛分尸酷刑处死），每战无不克捷”。曾率十八骑攻取洛阳。古语云：“王不过霸，将不过李。”“霸”指西楚霸王项籍（项羽），“李”则指李存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