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江山如故

城池四面围有护城河，均宽六丈，最宽处达八丈，为中国之最，号称『华夏第一城池』。民间有民谚云：『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意思是说，襄阳环城以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竹排，若有篙桨，便会被撑划走。形象地描绘了襄阳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水波潋滟、俨若平湖的情景。

举杯呼月，问神京何在，淮山隐隐。 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 宫阙腥膻，衣冠沦没，天地凭谁整。 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

虽是幕府文书，玉关烽火，暂送平安信。 满地干戈犹未戢，毕竟中原谁定。 便欲凌空，飘然直上，拂拭山河影。 倚风长啸，夜深霜露凄冷。

——南宋·张绍文《酹江月》

襄阳城雄踞汉水中游，据山临水，布局严谨，形势险要。这座千年古城始建于西汉，自汉代刘表迁荆州治所于襄阳开始，历为州、郡、府、县治。先为土城，唐宋时改为砖城，增设垛堞，并新建城楼。周围十五里，有八座城门。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当年有两名鼓书艺人在襄阳打擂台对对子，一人出上联云：“襄阳城，城八门，门门跑马。”另一人应声对道：“汉水河，河九汊，汊汊行舟。”相当精准地概括了襄阳城和汉水河的特征，由此被载入地方志。

城池四面围有护城河，均宽六丈，最宽处达八丈，为中国之最，号称“华夏第一城池”。民间有民谚云：“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意思是说，襄阳环城以水，仿佛浮在水面上的竹排，若有篙桨，便会被撑划走，形象地描绘了襄阳方城为城、汉水为池、水波潋滟、俨若平湖的情景。

襄渠图

襄樊形势图

由于襄阳地处南北交会处，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钮，号称咽喉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名臣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当时荆州的治所便是襄阳。占有襄阳，顺汉水而下，可直抵东南；逆汉水而上，则可北进取中原，所谓“天下大势，首蜀尾淮，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忠义之士，力争上游，必以襄阳为扼要之地。历朝历代，群雄均在此逐鹿，发生在襄阳境内的大小战役难以数计——

战国时，秦将白起引水灌楚国鄢城。三国时，孙坚率兵围襄阳城，甚至亲自单骑上岘山观察敌情，却被黄祖军士引弓射死。名将关羽进攻襄樊，利用汉水暴涨，水淹于禁七军。但却被东吴趁虚而入，兵败身死。东晋时，朱序镇守襄阳，前秦将领苻丕引军来攻。朱序母亲韩夫人登城察看，“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韩夫人率众妇女抢修的子城在城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人将此城称为“夫人城”。狼烟烽火，直接促进了城防建设，随着历代城墙的增强加固，三面环水、一面临江的襄阳城逐渐有了“铁打的襄阳”之称。

到了南宋，襄阳之战略地位急剧凸显。南宋国土为一条由东向西的带状结构，经济支撑全靠东南的江淮地区和西边的川蜀地区。而襄阳所处的荆襄即为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纽带，“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作为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关键环节，荆襄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显——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是南宋京师的上游屏障；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下游建康、临安的压力和隐患。对敌我双方而言，襄阳的攻和守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宋室南渡之初，主战派大臣李纲多次对宋高宗提及襄阳的重要性，建议应配合地理形势，布下水陆重兵，以作为西北方的屏障。可惜宋高宗一意求和，并未采纳。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1]李横首举义旗，兴兵北伐，剑锋直指金人所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此为宋室南渡以来第一次北伐。

李横绰号“九哥哥”，本为高密[2]人氏，金人占领河北、山东后，他与桑仲、李成等人在淄州聚众，趁天下大乱时辗转南下，在荆襄一带活动，与强盗无异。后成为宰相范宗尹“藩镇之议”受益者，受宋廷官职为镇抚使。由于李横此次进军为北宋灭亡以来宋廷首次北伐，群情振奋，人心大快。不少伪齐将领纷纷倒戈，如日后成为名将岳飞左右手的牛皋便是在此战中投降了李横。

伪齐主帅李成正是昔日与李横一道啸聚为盗的结义兄弟。其人弓手出身，勇力绝伦，能挽三百斤强弓。他亦曾受宋廷官职为舒蕲[3]镇抚使，然因其人好攻掠烧杀，被宋廷派兵围剿，兵败后投降伪齐，成为刘豫手下最得力的大将。

李横与牛皋等联兵进击，收复部分州县，一度逼近北宋故都开封，然很快为金元帅兀术所率领的王牌军队铁浮图[4]击溃。金人随即派大将李成南下反击。李横竟主动放弃襄阳，逃奔荆南，襄阳遂轻易为金人所据。此为大宋立国以来襄阳第一次失陷，一时宋廷震动。宰相赵鼎之前便曾预言道：“襄阳居江淮上游，乃川陕襟喉之地。李横乌合之众，将不能御，则决失襄阳，川陕路绝，江湖震动，其害可胜言哉！”

不仅如此，李成还积极派人联络割据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杨么[5]，约定来年六月间南北夹攻，水陆并进，消灭南宋王朝，双方“建国通和”。

宋廷得到消息后大为紧张，为避免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欲先派遣精兵良将剿平杨么。名将岳飞奏道：“臣窃惟善观敌者，当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么之窃发，俱为大患。然以臣观之，杨么虽近为腹心之优，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6]，李成不就絷缚，则亦丧师远逃，于是加兵湖湘，以歾群盗，要为不难。”又道：“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奏议得到朝廷许可。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赐给岳飞，又特别交代他不得“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只以收复六郡为限，不得越界用兵。至此，高宗皇帝已明显流露出“以战求和”之意，并无反攻中原打算。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岳飞出师，势如破竹，一举收复襄阳等地，又攻取了原先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邓州。这是南宋立国以来第一次大片收复失地，军民无不为之振奋。此后，岳飞令部将张宪屯军襄阳，在当地实施屯田计划，厉兵秣马，积极为北伐做准备，襄阳遂成为南宋最重要的前沿抗金基地。岳飞也因此战而被封为武昌郡开国侯，时年三十二岁。还师鄂州后，他登高黄鹤楼，北望中原，感怀万分，写下一阕《满江红》：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效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曾经的繁华都市，曾经的杨柳如烟，曾经的亭台楼阁，曾经的歌舞升平，由于金人的杀戳践踏，兵民死亡殆尽，田园荒芜，万户萧索，生机一扫而空，只剩下惊心动魄的风尘恶。他实不忍中原百姓受苦，希望能率师北伐，“北踰沙漠，喋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土上版图”。

然统治者偏安一隅，满足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宋高宗、秦桧君臣一味求和，岳飞不仅于北伐关键时刻被朝廷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被诬以谋反下狱，最终遇害于风波亭。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才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同时令访求岳飞子孙，特别加以录用。岳飞因为抗金而蒙冤被害，时人多为其不平。此时，最大的投降派秦桧已死，支持主和派的宋高宗已经退位，宋孝宗诏书一下，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志气，朝野上下，均为之一振。

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用抗战派首领张浚为帅，出师北伐。然因宋军前线将领不和，很快兵败于符离，资粮器械损失殆尽。此后，宋军无力再战，隆兴北伐遂告失败，宋孝宗被迫与金讲和。和议达成后，宋金双方保持了长久的和平。光阴荏苒，金国内政颓圮，又受到北方蒙古的侵扰与威胁，民生凋敝，变乱不止。而南宋朝廷亦在苟安中消磨尽了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勇气。当时淮河以北即是金国领土——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天下民众殷切盼望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始终没有到来。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金国涟水县弓手李全忽然聚众起兵，杀死金官员，放火焚烧了县署。五日后，金兵收复该县，李全逃入宋境。有消息称，李全是受了宋镇江都统戚拱的指使。金人对这一事件极为愤怒，认为是南宋一方有意破坏和议。宋廷急忙派遣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经过李壁反复解释，金人这才相信并非宋廷所为。

然而到了第二年，宋廷接受李壁建议，剥夺早已死去的奸臣秦桧的爵位，改其谥号“忠献”为“谬丑”。制词道：“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这已是明显的北伐前兆。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南宋率先打破了宋金和约，不宣而战地攻取了金泗州[7]等地。五月，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此即为权臣韩侂胄密谋已久的“开禧北伐”。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颇为有利。北宋灭亡已有七十余年，河北之地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纲纪的强烈愿望。诗人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真实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财用匮乏，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恰在同一年，蒙古铁木真建立了大蒙古国，正式称“成吉思汗”。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大诗人陆游作诗道：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年过八旬的老诗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犹有亲自走上战场的雄心壮志。

名士辛弃疾也有《西江月》一词献给韩侂胄：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 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此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 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在辛弃疾看来，北伐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韩侂胄个人，都将是一代千秋伟业。他本人自北方归正以来，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而今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时日无多，遂将收复中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韩侂胄这位权臣身上，积极谋虑恢复之计。正好韩侂胄也想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声名作号召，便委以重任，任命其为浙东安抚使。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南宋偏安已久，朝政腐败，国库空虚，军队孱弱，民力疲弊。自宋孝宗隆兴年间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南宋缺少得力的军事将领，此即时人告之辛弃疾云：“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老成谋国，经过仔细观察后，感觉韩侂胄志大才疏，对北伐一事声势做得浩大，军事上准备却并不充足，且任人唯亲，在北伐中所用非人，便提出目下战机尚未成熟，还需要多做准备，千万不能草率行事。韩侂胄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疏远了辛弃疾，派其出镇京口[8]。到任后，辛弃疾虽依旧积极备战，但却为未来时局忧心忡忡。他预料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他挥毫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是一首气势磅礴且慷慨激昂的词作。全词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作者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曾经建功立业的梦想，面对的却是飞逝而去的年华。由于词中流露出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壮烈情怀，“悲壮苍凉，极咏古能事”，被后人推为宋词压卷之作。

正如辛弃疾所担心的那样，南宋朝廷很快以“所荐非人”的罪名将他连降两级。不久后，又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名免除官职。一连串的打击令辛弃疾心力交瘁，心境悲凉。对于南宋朝廷，他彻底失去了信心。

与辛弃疾持相同观点的大臣不在少数，认为贸然对金开战并非明智之举。名臣杨万里甚至绝食自杀，以示抗议。然韩侂胄独擅军政大权，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力倡对金用兵，战事遂不可避免。

之前韩侂胄为争权夺利、独霸朝堂，曾将朱熹理学指作“伪学”，加以禁绝，并对理学之士多方迫害，即所谓的“庆元党禁”[9]，引来天下士子不满。决策出兵前，韩侂胄特意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起用部分在籍官员，想争取一致对外。然其人早被理学人士目为奸臣，遭到普遍抵制。如韩侂胄拟用薛叔似主持淮西战事，薛叔似不赴任；又命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能臣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由于将帅乏人，宋宁宗不得不下诏，要求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

南渡以来，宋廷缘北部边境置有“三边”，即四川、京湖、两淮三大战区。对敌作战，三边统帅至关重要。最终，韩侂胄任命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赵淳为京西招抚使、皇甫斌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伐金主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战事起后，金军初取守势，成功击退了各路宋军的进攻——田俊迈、郭倬败于宿州[10]，王大节兵败蔡州，皇甫斌兵败唐州，李爽军溃寿州，不一而足。只有勇将毕再遇一军屡战获胜，但于整体败局无补。

最令人心寒的是，宋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与池州副都统郭倬联兵围攻宿州时，金将纳兰邦烈仅派二百骑兵自后突击，近十万宋军便阵脚大乱，溃退而去。金军出城急追，身为名将之后的郭倬[11]竟然以把田俊迈交给金人作条件，自身逃脱。

而本该自四川出兵牵制金人的宋军蜀帅吴曦驱逐了长官程松，密谋降金，按兵不动，金人遂无西顾之忧。不久，吴曦更是公然受金封为蜀王，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僭位于兴州[12]。此举对中原战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之“三边”，不战先失其一，而且是号称“天险”的川蜀地区，宋军侧翼受到致命威胁，形势急转直下，对南宋极为不利。

韩侂胄因出兵无功，颜面大失，急忙罢免负责指挥军事的苏师旦、邓友龙等人，改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为人慷慨豪迈，曾有“生无以报国，死愿为猛将以灭敌”的壮语，与辛弃疾是至交好友。他素来主张“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宜甄拔实才，责以内治，遵养十年，乃可议北向”，认为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是冒险轻进之举，必然要遭到失败。他到任后，立即改取守势，并秘密派人与金议和。

当年十月，金军开始全面反击，兵分九路南下，战线西起陇右，东到淮左，波及整个宋金边界。由于韩侂胄所任命的各路主将均不得力，宋军节节失利，“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在两淮主战场上，新任两淮宣抚使丘崈也未能扭转宋军颓势，颍口、安丰军、滁州、真州[13]等重镇相继陷落。只不过由于丘崈一力主和，战事虽然还在进行，和议已悄然展开。

为进一步与西线吴曦呼应，金章宗特意诏令枢密副使完颜匡先攻取重镇襄阳，以为西蜀屏障。完颜匡遂率领十万大军自中路插入，直指荆襄，一路以宋百姓为人肉沙袋，填塞壕堑，攻城略地，连克光化军、枣阳军、信阳军、随州，又进围襄阳。

南宋初年，岳飞自伪齐大将李成手中收复襄阳，视其为北伐根本之地，苦心经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襄阳在此后百余年间成为御敌抗战的坚固堡垒。然开禧开战以来，宋军一败涂地，京襄地区大部已为金人占领，纵使城高池深，襄阳亦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沦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城。

当时负责守卫襄阳的宋军主帅是荆鄂都统制兼京西招抚使赵淳。靖康之变时，赵氏祖父率兵守备河阳，抗御金兵，河阳失陷后，赵氏举家被杀，只有赵淳之父孤身逃脱，因而赵淳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一向积极主张北伐，这也是他为权臣韩侂胄信用的重要原因。赵淳见金军来势汹汹，兵锋极锐，兼之敌众我寡，遂决定弃守江北，下令焚毁樊城，退守襄阳。此后，民间有“纸糊的樊城，铁打的襄阳”一说。

由于襄阳为南宋京湖地区重镇，是三边之腹心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金人务必欲得之而后快。金三路大军云集于城外，“往来驰骋江上，吏民惊骇”。除此之外，吴曦更是声言将派十万大军东下，约金人夹攻襄阳。金军主帅完颜匡亲自对赵淳隔汉江喊话、诱降不成后，遂倾尽全力进攻。宋军以弓弩及霹雳炮防御，并不时派小股敢死队出城骚扰。完颜匡几番失利后，又不断调派增援。最终，围攻襄阳的金军总数达到二十万人，而守城宋军不过万余人，虽有威力巨大的新型火器霹雳炮为恃，然敌军持续攻城，弹药消耗殆尽，且外援断绝，形势万分危急。

不幸中之大幸，是宋军主帅赵淳颇知兵法，并不是类似苏师旦、邓友龙那样的脓包，他深知人心不固难以久守，先命人用土填塞城门，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再屡以奇计扰敌，最终抵挡住了敌人水陆攻城三十四次，并出城与金军大战二十多次。金元帅完颜匡惊道：“赵大喽啰摆布得好，每出敢勇军，不知从何处出来，这城如何打得？”

冬去春来，金人围攻襄阳三月不下，士卒疲惫，瘟疫流行，斗志渐消。金将纳合、道僧[14]更是暗中携印投降了宋军，完颜匡为此震怒不已。刚好此时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总领对宋军事的平章政事仆散揆患了重病，无法视事，金章宗已派左丞相宗浩代行其职权。完颜匡遂决意引军退去。

再凑巧不过的是，就在完颜匡决定退兵的当天——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二十二日——金军总帅仆散揆病卒于下蔡[15]。二月二十三日，金兵开始撤围北返，襄阳城得以全，围得以解。赵淳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以万余孤军死守襄阳三个月，在败绩连连的宋军中堪称一大奇迹。其幕僚赵万年还将襄阳被围三月战事录成一书，附上详细的战守之法，取名《襄阳守城录》[16]。

而西蜀吴曦叛宋亦遭到四川军民的抵制，称王四十一天后即被其部属所杀，首级传送京城临安。彼时完颜匡已然退兵，吴曦也终究未能实现派兵东下与金人夹攻襄阳的宏愿。然吴曦之叛给宋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宋军元气大伤。军事上失利后，韩侂胄被迫向金请和。金军也由于战线过长，损失惨重，先有主帅仆散揆病死，接替其职务的宗浩也在六个月后莫名病死于军中，接连失去两员宿将，前线两度易帅，金军锐气大减，实际上已无力再战。双方遂积极开始和议。

金人提出了五项条件，分别是：一、交割两淮；二、增加岁币；三、交纳犒军金帛；四、交还纳合、道僧、李全等被俘及附宋的金人；五、函送首祸之臣韩侂胄首级。

第四条中，纳合、道僧为在襄阳之战中投降赵淳的金将，李全则是外号“李铁枪”的金涟水弓手。三人被金人点名索要，一时名扬天下。

然韩侂胄仍执掌朝政大权，听到金人条件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诸帅加强边防，准备再度整兵出战。并重新起用辛弃疾，任命其为枢密都承旨[17]。但此时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未及受命，便与世长辞了。据说临死前还挥臂高呼“杀贼”数声。这个以武起事、以文耀史的伟岸男子，最终壮志未酬，空留下一腔浩叹。韩侂胄便改任命守卫襄阳有功的赵淳为两淮制置使，使之统领兵马。

与此同时，宋廷中对韩侂胄个人的质疑、非难与日俱增，有人主张杀其以加速和议。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密谋发动政变，于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趁韩侂胄上朝时将其杀死。宋宁宗被迫下诏宣布韩侂胄之罪，恢复奸臣秦桧的爵谥。继而宰相陈自强去职，主战派官员纷纷被贬斥出朝。嘉定元年（1208年）六月，韩侂胄等人的首级被送往金国，金人将其首级画像悬挂于通衢示众并诏中外。宋金“嘉定和议”遂成。

连堂堂重臣的脑袋都被送往敌国乞和，国体大失，纳合、道僧、李全的性命愈发无足轻重。三人被如约交还给金人，悲惨命运不可避免。然李全在押送途中巧妙逃脱，从此揭开了他传奇人生的序幕。在之后很长时间内，他和妻子杨妙真所率领的红袄军成为山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跟南宋朝廷亦陷入了敌友难分的复杂关系。

而金国虽然从孱弱无能的南宋朝廷身上捞到了大量好处，却对北方蒙古的强大冲击毫无招架之功，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江河日下，国不成国，连京师也从燕京[18]迁往汴京。

起初，金国国势强盛之时，为了防止蒙古崛起，对其统治造成威胁，对蒙古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分而治之”就是金国挑拨蒙古各部落互相争斗，使他们不能团结，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减丁”就是金国定时派人到蒙古高原，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某一地区的所有成年男子，将妇女儿童掳掠为奴隶。在此环境下出生的成吉思汗，从小就将消灭金国作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即使在临终之时，他还念念不忘灭掉金国，向左右传授攻金方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澶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窝阔台继任大汗后，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采取联宋灭金的策略，多次派使者出使，要求南宋出兵夹攻金国。

此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只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以杀害韩侂胄起家，扶持来历不明的赵昀登基为帝，大权独揽，恣意攻击异己，朝政完全由其及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南宋朝政一片昏暗，国势更趋衰弱。由于名贤被史弥远排摈殆尽，在位执政者尽为庸鄙之辈，毫无远见，看到蒙古势大，金国灭亡在即，也想就此联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但由于蒙古使者轻视宋人，简傲无礼，在礼仪及措辞上达不到南宋的要求，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在蒙古军的围攻追击下，金哀宗一路逃窜，移驻蔡州。而一路穷追不舍的蒙古军也处于不利的境地。他们一向是“因粮于敌”，由于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已经无粮可因。为了尽快灭金，蒙古遂派王檝[19]为使者，持国书到京湖制置司驻所襄阳求见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约共攻蔡，巨求兵粮，请师期”，谋求南宋联盟。与以往蒙古使者妄自尊大不同的是，王檝言辞谦卑，并允诺事成后将河南地归南宋，河北地归蒙古。

史嵩之为权相史弥远之侄，将情况上报后，南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与此同时，金哀宗亦派使者与南宋结好，并以“唇亡齿寒”的说辞借兵贷粮。然在金哀宗内心深处，仍鄙视南宋，认为宋人“柔懦不武，若妇人然”，求和不过是离间宋蒙的权宜之计。南宋朝廷得知究竟后，断然拒绝了金使的要求，并同意与蒙古结盟。

金哀宗预料亡国在即，便开始实施图蜀西进计划，预备攻占南宋四川地区，作为兴邦复国的基地。金军集结了最后二十万精兵，猛攻襄阳所辖州县，企图打开入蜀通道。宋军亦全力狙击。就在宋、金两方鏖战之际，蒙古大军兵临蔡州城下，金军不得不退师回防，金哀宗谋取巴蜀、取偿于宋的阴谋最终失败。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多次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蒙古军主帅塔察儿为了速战速决，要求南宋派兵合围。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遂派大将孟珙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大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西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哀宗禅位于完颜承麟，即位礼毕，宋军已占南城。金哀宗自缢，一百多名将士赴汝水而死，完颜承麟为乱军所杀。金国灭亡。而专政二十七年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已于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病死，最终未能亲眼目睹金亡之结局。

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不践前约，没有归还河南地区，南宋仅取得了河南陈、蔡东南地。负责淮东防线的宋将赵范、赵葵主张趁蒙古大军退归河北后、中原局势未定之机，“西守潼关、北依黄河”，收复三京[20]。从战略上来看，赵范兄弟“据关守河”的建议并没有错。蒙古野心勃勃，金国灭亡后，蒙古已经成为南宋从所未有的强敌，宋蒙一战只是早晚之事。而之前金国与蒙古长期对峙，“据潼关、守黄河”是其根本。若是南宋能够收回河南之地，确实能够取得更多与日益强大的蒙古周旋的资本。不过，当这一策略拿到朝堂上来讨论的时候，却因为党争而完全变了味道。

当时，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乔行简、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枢密院副都承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为首，群起反对“据关守河”的提议，反对轻妄动兵。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于是，对蒙古的和战定策成为宋理宗亲政后朝中不同党派角逐的焦点。

郑清之，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号晚安，鄞县[21]人，嘉定十年（1210年）进士，与吴潜、宋慈同榜。曾参宰相史弥远废太子赵竑事件，有拥立宋理宗之功，并长期担任宋理宗的老师，君臣关系亲密。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也有师生之谊，他新拜相后，急欲有所作为，当然极力赞同赵范、赵葵兄弟的建议。但朝中群臣认为中原地区久经战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局面，无力负担宋军北征的粮草；而且南宋军队缺少骑兵，机动灵活性不够，无法守御漫长的黄河防线；且宋军出战，势必惹怒蒙古，造成蒙古向南宋开战的借口。尤其是副宰相乔行简忙着与郑清之争权，更是强烈反对北伐，认为内政未治，法度败坏，号令不行，兵力疲弱，粮草难继，动兵则“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另一反对派首领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为史弥远之侄，其人对宋理宗决策亦有重大影响，他也极力强调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宋理宗赵昀起自民间，由史弥远一手扶持上位，之后渊默多年，直到史弥远病死才得以真正执掌大权。亲政之初，便面临是战是和的重大决策。起初，他也跟他的老师郑清之一样，希图有所作为，改变得位不正及平庸天子的形象，于是亲自决策，要倾尽南宋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尤其是要夺回位于河南巩县的北宋皇帝祖陵之地。

南宋联蒙灭金四个月后，宋理宗下诏支持赵范、赵葵兄弟“踞关守河”的建议。虽然此次北伐取得了皇帝宋理宗和宰相郑清之的支持，而实际执掌国防大权的乔行简、史嵩之等人都反对出征，在财政、后勤等方面并未给予前方将帅以全面配合。战争一触即发，而南宋朝臣们却依旧沉溺在党派之争中，宋军战败的命运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22]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全子才原为赵范、赵葵兄弟的老师，因杀死大名鼎鼎的“李铁枪”李全而一举扬名。时有算命者云：全子才姓“全”，为李全之名，名“子才”，合起来是“李”字少一笔，此子必是能灭李全之人，后果然如此。

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见到宋军兵临城下，立即决定倒戈相向。大将李伯渊[23]等人伺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问题很快出现了，而且是祸起萧墙——三京地处河南，理应由京湖供给接应，然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主和反战，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宋理宗多次催促史嵩之发粮，甚至以兵部尚书的官位相诱，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宋理宗无奈之下，只得下令从两淮转运粮食。可是千里迢迢，远水难解近渴，全子才部一路收复的城池早被蒙古人掳掠一空，都是空城，根本无法从当地百姓那里募集到宋军所需的粮饷，很快就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局面，无法继续向洛阳、潼关进军，不得不就地停留在开封。

半个月后，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抵达开封，与全子才会合。一见面，赵葵就质问全子才为何迟疑不进。赵葵虽是主帅，全子才却曾是他的老师。他见对方厉声喝问，相当不快，勉强回答道：“粮饷未集，无法进兵。”赵葵这才知道形势危急。

而另一路大军赵范部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他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也听从史嵩之的建议，公然拒绝宰相郑清之出师策应入洛之师的命令，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24]，水淹河南，以阻止西进的宋军及来自两淮的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他派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为一路，以徐敏子为监军，领兵一万三千人，带上仅够吃五天的口粮，从西面快速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宋军进城后才发现整个洛阳城只剩下人口三百余户，几乎是一座空城。

第二天，负责接应徐敏子军的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到达洛阳，在东南龙门遭到了蒙古骁将刘亨安的伏击。这是宋军北伐以来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也是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南宋大臣彭大雅、徐霆曾先后出使蒙古，曾在《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了蒙古骑兵的行军阵势和作战方法：“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而大宋没有马源，宋军只有步兵，根本无法抵抗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杨谊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而洛阳城中的宋军断粮已经有好几天了，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再次遭遇蒙古军，宋军的步兵与蒙古骑兵一交战，便立即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也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最后仅带三百余人靠步行从小路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担心孤掌难鸣，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南宋先是收复开封、应天、洛阳，即历史上所谓的“端平入洛”，但这些城池实际上都已经被蒙古军搜刮一空。尤其是当蒙古军反攻的时候，宋军因为缺粮已久立即溃败，前后共丧师十余万人，南宋朝廷轰轰烈烈收复“三京”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即以失败告终。

可笑的是，宋军败退后不久，蒙古军也因为极度缺粮而退回河北，由此可见史嵩之拒绝为宋军运粮是多么严重的战略失误。北伐失败后，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将战败责任推向主和派将领史嵩之等人。宋理宗下诏追究责任时则各打了五十大板：“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

宋理宗收复故都的美好愿望由此破灭，受到沉重打击，忙派遣了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同年冬天，蒙古派使者王檝出使南宋，表面是责问南宋违约攻蒙一事，其实是借机要挟南宋如同之前臣服金国那样，称臣纳岁。尽管宋理宗接见了王檝，但双方并未达成协议。后王檝死在宋境，宋求和不成，便积极开始备战。蒙古亦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大举兴师问罪。从此，南宋与蒙古之间开始了正面冲突。作为宋军事重镇的襄阳，也开始了其兵连祸结的命运。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皇子曲出集结重兵进攻襄阳。京湖安抚制置使知襄阳府赵范却只是坐镇城中，饮酒作乐，史称“疆事坏于赵范”。又不能抚慰北军克敌军与南军无敌军的冲突，反而诱杀北军统帅王旻，下令斩杀克敌军，引起城内南、北军互相剿杀。赵范无法控制局面，干脆弃襄阳逃走。北军忠卫军主将李伯渊因家眷被乱兵杀死，对宋廷彻底绝望，遂焚毁城郭仓库，开城降于蒙古。于是蒙古军不战而得襄阳，宋京湖制司失去治所，不得不移到江陵。

襄阳失守，下游诸城失去屏障，接连为蒙古军所据。眼见宋军屡遭挫败，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负责处理荆襄战务。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又历来主张议和，因此名声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赵葵“端平入洛”时，他曾不顾大局，拖延粮草运输，牵制前方将帅，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25]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古军的诡计，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杜杲受此打击后，从此专注理学，无意仕途，终老田园。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场后，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

当时，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大臣李宗勉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以和误国”之辈。监察御史王遂也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笑话的时候，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出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好错过了襄阳南北军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皇子曲出死于襄阳军中，蒙古军失去主帅，不得不就此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新任京湖制置使孟珙乘机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认为要守卫襄阳，非得有重兵拱卫，建议朝廷加派十万大军协助襄阳的防务工作。但十万军队数目不小，宋廷没有同意。孟珙亦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他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伯父席宠怙势，劝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杜范、徐元杰、刘汉弼时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尽管有种种议论，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他守丧期满后，宋理宗还念念不亡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当皇帝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结果御史谏官前仆后继，坚决阻止。史嵩之从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

南宋结党之风盛行，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劳再大，也立即失势，处处受到制约。史嵩之下台后，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开始受到排挤。孟珙有心无力，从淳祐六年（1246年）开始，五次申请辞职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敬慕孟珙英名，暗中派人与他联络，打算以河南之地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准备受降，却不被批准。孟珙由此叹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一气之下病卒于江陵，时年五十二岁。孟珙死去十三年后，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率军民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26]。

孟珙死后，襄阳不为宋廷所重视，防务荒废，再度为蒙古军所据。而蒙古军对襄阳也不甚在意，唯利剽杀，往往劫掠过后，又迅疾退去，以至在很长时间之内，襄阳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史称“城无居民，野皆榛莽。狐狸所嗥，明月几何”。只有夏季水涨时，才有宋蒙商人汇集在老龙堤一带，私下进行贸易。

淳祐十一年（1251年），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认为襄阳“天下之脊，古今重地”，派荆鄂副都统高达收复襄阳，并在城西真武山麓刻石纪功。高达任襄阳知府后，修复城池，奖励屯田，招募富商，给予免税减租，着力经营，经过数年努力后，襄阳终于恢复生机，再度成为“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师出必克，敌人辄败”的坚固要塞。高达因筑城容易守城难，还提出在襄阳四周据险要之地筑控扼之城，以将襄阳与其他边防要地联结成一道防线，互相声援，但宋廷猜防武将，未予采纳。

高达为沙场宿将，骁勇善战，多有军功，然其人桀骜，看不惯贾似道是浪荡野妇之子[27]，不事操行、不学无术、好游荡赌博、只知享乐，全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28]。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大肆南侵，贾似道到京湖督战，高达当面戏之道：“巍巾[29]者何能为哉！”每每与蒙古军交战，高达便派人去请贾似道出战，若贾似道拒绝，便派兵士到其官署前起哄嘲笑。其他宋将曹世雄、向士璧等人均不媚贾似道，连军务都不向他汇报。唯有吕文德大肆奉迎，派出亲兵卫队到贾似道官署门前戒备，严厉训斥高达等人。

不久，蒙古忽必烈因急于争夺汗位而退军，贾似道谎报军功，窃取高位。他执掌大权后，便大肆打击曾简慢他的军中将领，曹世雄、向士璧被迫害致死，高达被罢职。贾似道多次欲杀高达，然因理宗皇帝久闻高达勇名，亲自出面予以庇护，他这才逃过一劫。而曾经谄媚贾似道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却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宋军掌门人物，全面接管了京湖地区，权势显赫。然本地人均知道，襄阳能有如今欣欣向荣的局面，担任襄阳知府八年的高达功劳最大，那可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八年——虽然在朝廷功劳簿上，吕文德排第一，高达只排第二。

襄阳城中官署、民居等建筑，大多为高达在任时修复修建，不过数年时间，看起来已有一番陈旧沧桑味道。襄阳县署位于襄阳北街之东，靠近北门。到县署大堂外时，唐珏被挡在外面，称王通判交代下来，令他尽快侦破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一案。

张惟孝心道：“这王通判只管梅秋命案，不理周太平一案，足见王五与周太平之死无关，无须再验证他的手纹。”

唐珏身为襄阳县尉，反而进不了襄阳县大堂，虽未多说什么，神色却明显古怪起来。

张惟孝、张畴被带进大堂。堂上坐着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白须白发，正是襄阳府通判王谷。他以雷厉风行、断案神速出名，有“神断”之名，每每考课均为上等。宋朝制度，考课成绩优异的官员，不但能获得朝廷的物质奖励，还可以获得就近经济富裕、交通方便地区的差遣。然王谷却坚持留在襄阳，不肯升迁，除了因为他是襄阳本地人外，还有传闻说，他是为了庇护他侄子王五。

王谷早已看过卷宗，先命带上证人于老汉。于老汉指着张惟孝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王谷便令于老汉在文书上签字画押后退下，随即重重一拍惊堂木，自那斗大的签筒中拔出一根一尺长竹签，道：“大胆凶徒，竟然敢在襄阳行凶，奸杀妇女！来人，先坐杖二十大棍，杀杀这凶徒的锐气。”

坐杖便是打屁股。差役如狼似虎，一拥而上，将张惟孝拖翻在地。一人伸脚踩住他背心，两人扯住他双脚脚腕，大大分开。

张畴忙道：“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张兄自己什么都还没说，你就要先打人？”王谷又一拍惊堂木，喝道：“此人咆哮公堂，目无法纪，照打二十大棍。”张畴遂如张惟孝一般，被差役摆布到地上伏下，死死按住。

唐珏虽被拦在大堂外，并没有立即离去，见里面动静不小，忙闯了进来，叫道：“等一等！”

王谷不悦地道：“本官令人交代唐县尉去追查皮影戏班周太平的案子，你进来做什么？”

唐珏走到王谷身侧，压低声音道：“那个人……就是于老汉指认的凶手，是张惟孝。”王谷道：“张惟孝？这名字好生耳熟。”唐珏道：“当然耳熟。他就是京湖吕大帅多方访求的张惟孝。”

王谷大吃一惊，道：“这卷宗上面明明写的是张先行啊。”唐珏道：“先行是张惟孝的号，他不愿意旁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所以一直自称是张先行。另外，吕知府当面交代过下官，暂且不能让人知道张惟孝回了襄阳。”

王谷道：“呀，张惟孝，原来他就是张惟孝！唐县尉，幸好你及时进来。”又道：“难怪，难怪本官觉得这佩剑面熟。”

唐珏道：“通判君认得张惟孝的佩剑？”王谷道：“不，这原先是提刑司钟相公的剑。”一时踌躇，不知该如何处置眼下的局面。正好有差役急奔进来，附耳低语几句，他便立即起身道：“来人，先将这两个姓张的关起来。”

张惟孝道：“张畴既与案子无关，该当堂释放，为何还要继续收押？”王谷却理也不理，拂袖转入后堂去了。张惟孝叫道：“王通判不给人交代是何道理？”唐珏微一迟疑，道：“抱歉。”自匆匆出去了。

差役将二张带出大堂，欲转去督捕房登记姓名、钉上手铐脚镣后收监。张惟孝见阶下有一块大石，便朝张畴使个眼色，张畴点头会意。二人忽然一起挺身，撞开差役，奔到大石边，举手重重往石头上砸去，那木手杻应声而开。差役尚在惊愕间，二人并力一冲，便转过了影壁。大门处本有差役把守，见官署中忽然冲出两名男子，也不知究竟，一犹豫间，竟让二人冲了出去。

二张拐上北街，自北门疾出，一口气奔到汉江边，这才停下来，就近找了家茶寮坐下。

张畴喘了几口大气，笑道：“估计不多一会儿，全襄阳就该贴满捉拿我和张兄的图形告示了。”张惟孝摇头道：“决计不会。”

张畴奇道：“为什么？你我可是公然从县衙逃走的！”张惟孝道：“张畴兄来自北方，不知本朝以轻制重，通判身兼行政、监察于一身，连襄阳知府所签发的文书，也须得与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此即为‘通判’之名来历。然其权力虽大，品秩却是不高，凡其签发的文书，须得与知府通签才能施行。吕知府不会同意签署这道通缉告示的，张畴兄大可放心，只须多小心码头那些地痞即可。”

他被蒙古人拘禁已久，对南宋局势已然陌生。通判之所以能够制衡知府，是因为他是朝廷的耳目，兼有监察地方长官的职责。然襄阳又有所不同，襄阳最高军政长官吕文焕是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亲弟，兄弟二人均是权相贾似道的心腹，备受信任。贾似道独霸朝政，度宗皇帝对其言听计从，是大宋的实际执政者。如此情形之下，襄阳通判王谷哪还敢监察知府吕文焕，不过是打打下手、竭力讨好吕氏兄弟罢了。

张畴听了极为好奇，问道：“为何吕知府不会签署告示？是因为张兄你吗？张兄到底是什么人？”张惟孝道：“跟张畴兄一样，一介布衣而已。抱歉，害你受我牵累了。”

张畴道：“这话怎么说？”张惟孝道：“我是命案凶手，你最多只是证人，而今你跟我一道逃走，便成逃犯了。”张畴道：“不，我有预感，我若不逃，多半会被打得不轻。所以张兄没有牵累我，是帮了我。况且张兄也说了，官府不会出告示缉拿，那么你我也不算什么真的逃犯。”二人相视大笑。

张惟孝从怀中掏出一件物事，道：“我这里有个好玩的把戏，我跟张兄来赌一把。”张畴道：“赌什么？”张惟孝道：“就赌你我有没有命活着离开襄阳。”张畴道：“好啊，怎么个玩法？”张惟孝道：“这是个手纹图，但不能直接印放上去，须得先对齐五根手指，再将布往里窝，看掌纹是否能对上。”

张畴也不大当回事，笑着照做了，将那块白布举起来，道：“对上了。这算是赢了，还是输了？”

张惟孝道：“张畴兄当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张畴道：“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把戏？”张惟孝道：“这是张畴兄抓住周天平交领时在他胸口兽皮上留下的手印图形，等于是活生生的影人。”

张畴默然半晌，道：“想不到周太平以皮影为生，一手技艺，最后还留下了追凶线索。”顿了顿，道：“我愿意坦承相告。但高秀英和她班子的人跟这件命案毫无关系，还请张兄千万不要牵连无辜。”又问道：“张兄是何时开始怀疑我的？”张惟孝道：“就在不久前，在襄阳县衙里。”

适才在县衙公堂，通判王谷下令动刑，二张并排被差役按伏在地上。他二人手上均戴了木杻，双手被固住，只能双肘撑地，手连同械具伸在胸前。张惟孝微微侧头，便能清楚地看到张畴的双手。他感觉对方手掌大小与自己相仿，但手指却要粗些，立即想起那张手纹图来。再联想到竹枝娘子怀疑同住在梅香别院的驭说高秀英与周太平命案不无干系，还指出高秀英经常到张畴船上去，愈发加重了张畴的嫌疑。张惟孝突然起意从襄阳县衙逃走，还拉上了张畴，也是想当面验证对方到底是不是杀害周太平的凶手。

尽管如此，当张畴默认时，张惟孝还是有些惊讶，问道：“那晚当真是张畴兄自后袭击，将我打晕过去的？”张畴道：“是。”将白布还了回来。又道：“张兄，对你下手，栽赃于你，实不是我心中所愿。我也是受人挟制，迫于无奈。”

张惟孝道：“在梅香酒楼勾栏时，张畴兄是有意接近我吗？”张畴道：“是有意接近，但与梅香别院那件事无干。我打晕张兄后，才发现是你。本来他……他是想将张兄一并杀死灭口。是我一力阻止，不得已，想出了嫁祸给你的主意。”

张惟孝道：“这么说，我该感谢张畴兄的救命之恩了？”张畴正色道：“张兄何必冷嘲热讽。我初见你虽外表落魄，但气度不凡，料定你不是普通人，适才在襄阳县衙公堂上愈发证实了这一点。接近你，确实想弄清你来历，但也诚心结纳。我赠你袍子，出于真心实意。但你我各有立场，这也是事实。”

张惟孝道：“单凭张畴兄这番话，便可知道你也不是普通人。你叫张畴，张当是实姓，畴多半是化名。嗯，你来自北方，但文才出众，谈吐不凡，应该是汉人。瞧你年岁，很可能是济南张宏之子。”

张畴大吃一惊，问道：“张兄如何会想到济南张万户？”张惟孝道：“我昨日在鹿门山见过张宏之女张桂。你既称张宏为张万户，那么当不是他的儿子了。你到底是谁？来襄阳有什么目的？”

张畴道：“我到襄阳完全是因为个人私事，绝不是旁人所想的奸细、间谍之类。这一点，我可以对天起誓。”张惟孝点点头，道：“这我相信。”

他早就想到张畴不会是北方奸细，因为竹枝娘子和她的皮影戏班是蒙古人安插在襄阳的联络人，而这位真奸细点名怀疑张畴与周天平之死有关，足见她并不认识张畴，也不知其身份，他当然也不可能是奸细。

张畴又道：“至于身份一事，张兄若愿意告诉我你的来历，我便如你所愿。”张惟孝道：“那就此作罢吧。这点上，我们算扯平了。不过你得告诉我你的帮凶是谁，就是那个戴着木偶面具引开我注意力的人，他应该就是想杀我灭口的人。他是谁？”又上前一步，道：“说，他是谁？”脸上杀气大盛，看起来颇为骇人。

张畴坦然道：“其实我与张兄有许多相似之处。张兄一度身处险境，我知道你不是奸杀梅秋的凶手，但你却不愿意说出真相，因为你有自己的苦衷。我也是一样。你大可以对我动手，我绝不会反击还手。但无论你如何逼我，我都不会说出他是谁。”

张惟孝道：“我也答应了竹枝娘子，要替她找出杀夫凶手，所以这件案子我无论如何不会放手。我感激你雪中赠袍之情，与你称兄道弟，今日你我割袍断义。这之后，你我不再是朋友。今天我就放你走，但为了找出真相，我必定追踪你到底，你可要小心了。”张畴道：“多谢。”拱了拱手，朝老龙堤方向去了。

张惟孝凝视着张畴背影，若有所思。他放对方走，是因为他知道张畴不是杀死周太平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那个面具人——根据梅香别院现场情形，凶手手持镰刀，自后追上周太平，连斩两刀，如此近距离杀人，其身上必溅有血迹。但当晚在梅香酒楼勾栏他初遇张畴时，对方便穿着那身极为醒目的黑色丝袍。当晚命案过后，他再度与张畴在汉江边遇到，对方仍然穿着同一件袍子，且见他衣衫单薄，将丝袍脱下赠送给了他，袍子上并没有血迹。而张畴也不大可能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丝袍，他被人指证是杀害梅秋的疑凶后，官府定然已派人搜过他居住的船只，若是搜出了黑色丝袍，唐珏早就会提及。

张畴称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同谋面具人的身份，那么那人该与他关系非同一般了，多半就是高秀英班子中的人，他一开始便强调说书班子与命案无干，不过是刻意掩饰。那晚高秀英说完一段书后，便引着班子回去梅香别院休息，后来才被人再度请走。这一进一出之间，有闲暇作案。或许是高秀英回到梅香别院后，张畴来找她商量什么事，不想被皮影戏班班主周太平撞见，二人不想秘密外泄，张畴遂将周太平制住，揪住他领口衣衫，大概是逼问他是否听到什么。不想周太平将他推开，一旁戏班的人情急之下，遂操起镰刀，追上去将周太平杀死灭口。正好有人到院门高呼高大娘，称有人请她去说书。高秀英不得已，只得应声引着班子出去。杀人凶手当然不能穿着一身血衣出去，遂留下来与张畴一起善后。他自己多半先回房换了衣衫，正出来要与张畴商议如何处理尸首时，张惟孝闯了进来。他便顺手操起一个木偶面具戴上，站在月门处，打手势令张畴躲在门口，寻机偷袭来者。

一念及此，张惟孝蓦然心中一动，暗道：“对了，那件血衣是铁证如山的杀人证物，凶手势必要处理掉，以绝后患。换作我，会如何处置呢？当然不会留在房中。也不能拿出去抛入汉江，那里来往行商太多，太容易被人撞见。也不能埋在院子里，毕竟别院里还住有其他戏班，尤其有个好鼓捣菜地的何班主。嗯，茅厕，一定是茅厕！昨晚王五亦打算将梅秋抛尸粪坑中，足见别院的茅厕不小，将血衣丢入其中，决计不会有人发现。”

[1]建炎四年（1130年），襄阳邓城人（今河南邓县）范宗尹上疏建议：“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为之，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宋高宗赵构从其议，一改北宋压制地方势力的政策，在宋金边境设置镇抚使，授予地方势力（实际为聚众横行地方的盗贼）官职，令其自筹军费、安顿百姓、抵抗金兵。范宗尹由此被拜为右相，时年仅三十，为大宋立国以来最年轻的宰相，“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2]高密：今山东高密。淄州：今山东淄博。李横虽受宋廷官职，却割据一方，“勇而无纪律，贪人畜金帛物产之利”桀骜难驯，不服管制。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李横举兵围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德安知府陈规以新式兵器飞火枪（此即为管形武器鼻祖）将其击退。陈规事迹见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3]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

[4]铁浮图：兀术（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的亲兵，亦称“铁塔兵”或“扢叉千户”（又译“合扎猛安”，即亲军之意）。为重装骑兵，皆身披重铠甲，头戴铁兜牟（盔），以三人为伍，以皮索相互连接。每当战斗激烈时，金以铁浮图攻坚，采用列阵中间突破战术，宋军常常不能抵挡，因而又号称“常胜军”。绍兴十年（1140年）顺昌之战中，南宋刘锜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先以长枪挑去盔，继而以刀斧砍杀，大破铁浮图。南宋岳珂（岳飞孙)在其著述《鄂王行实编年》中称“铁浮图”为“拐子马”，并声明是岳飞首破“拐子马”，此说后人分析为误。

[5]杨么暗结伪齐李成一事，后世多有争议。据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宋廷递交给岳飞的《刘洪道奏李成结连杨么省扎》：“今又据前顷权知岳州刘愿申报，外寇与湖贼结连，欲水陆侵犯，与其他风传探报不同。”又据绍兴四年岳飞《乞复襄阳扎子》：“（杨么）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又据岳飞《措置杨么水寇事宜奏》之“贴黄”（内容要点）：“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近探得陕府长安见今点集人马，东京亦已聚兵。”以岳飞之为人，不经过细致调查，断不会说出“契勘”二字。再据《建炎以来》所录宋金使臣谈话，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使魏良臣对金接待官员李聿兴说：“襄汉之地，王伦回日系属江南，后李成为刘齐所用，遂来侵扰。又结杨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祸心，难以立国，遂遣岳飞收复，即非生事。”李聿兴则默认了李成暗结杨么的说法。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后世普遍认为杨么勾结伪齐为确凿事实。绍兴五年（1135年）春，宋高宗调派名将岳飞前往洞庭湖镇压杨么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对杨么重视到了非同凡响的程度，也应与杨么曾暗通伪齐一事有关。而今认为杨么未与外寇勾结者，因没有相关史料举证，又无法推翻已有史料记载，便辩称李成确派人与杨么联络，欲结为军事联盟，但杨么觉悟高，深明大义，并没有接受李成的诱惑。两方论据略一对比，读者心中自有判断。

[6]六郡：指京西南路辖下的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荆湖北路辖下的信阳（今河南信阳），以及时为伪齐刘豫控制的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六郡地处长江中游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7]泗州：今江苏盱眙境内。

[8]京口：今江苏镇江。

[9]“庆元党禁”及朱熹、辛弃疾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另有一说，称韩侂胄是因为要为北伐做准备，而理学徒众多为苟且偷安之辈，故加以禁绝。

[10]宿州：今安徽宿县。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河。寿州：今安徽凤台。池州：今安徽贵池。

[11]郭倬出自著名的郭氏武将世家。其兄郭倪曾任殿前都虞侯、殿前副指挥使、镇江都统、淮东（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安抚使、山东京东路（今山东徒骇河东南）招讨使等职，是中央禁军最高长官。郭氏事详见《宋慈洗冤录》。开禧北伐失利后，郭倪被除名，梅州安置，郭倬则被宋廷斩首于镇江。

[12]兴州：今陕西略阳。

[13]颍口：今安徽寿县西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滁州：今安徽滁县。真州：今江苏仪征。

[14]赵淳幕僚赵万年有《十三日纳合道僧携印来降》一诗记载此事云：“恍若金汤不可攻，犬羊孰肯自投降？势穷文献将军印，何似当初莫渡江。”

[15]下蔡：今安徽凤台。

[16]由于政治原因，《宋史》未为赵淳立传，其守卫襄阳之功绩不为人知，有关史料对是役大多言之不详，甚至还有史家对赵淳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赵淳幕僚赵万年所著《襄阳守城录》当时未能刊行。直到清代时，有学者发现了此书手抄本，校堪后刊行，这才使后人得以了解襄阳之战的真貌。此即清人章学诚所言：“胜败之事，或可蒙蔽朝廷，而不能欺四方之士；可以欺千古而后，而不可以欺当世之人。”

[17]枢密院是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都承旨地位仅次于枢密使和枢密副使。

[18]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

[19]王檝：凤翔虢县（今陕西省宝鸡）人，原为金国落第举子，曾隐居终南山苦读。金卫绍王时，以副统军守涿鹿隘，蒙古军来攻，为成吉思汗俘虏。降蒙后授都统，升宣抚使，掌诸色工匠事。曾创燕京庙学（设于孔庙内的学校）。

[20]陈：今河南淮阳。三京：指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河南商丘）。

[21]鄞县：今浙江宁波。

[22]庐州：今安徽合肥。

[23]李伯渊刺杀崔立为当时重大事件，时人曹居一作《李伯渊奇节记》记录了这件事。李伯渊，宝坻（今属天津）人，深沉有计谋。投宋后为襄阳北军忠卫军主将，在襄阳南北军内乱时，因家眷被乱军所杀，愤而降蒙。

[24]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又，江陵亦有寸金堤，为乾道年间（1165－1173）大词人张孝祥任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所筑，从江陵城西门外石斗门起，经荆南寺、龙山寺至双凤桥、赶马台、青石板、江渎观、红门路，接沙市堤，名寸金堤，谓其坚厚，寸寸如金。

[25]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属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他由荫补入仕。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围攻滁州，杜杲率军前往救援，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两箭，但他临危不乱，依旧沉着指挥战斗，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从此展露出杰出的军事才华。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当时蒙古军用火炮（指发石机）攻城，威力很大，杜杲与儿子杜庶则用将网用木头撑开，罩在城墙上，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宋军失去了制高点，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木楼上方有岗亭，可以装兵卒，并开有箭窗，便于弓箭手射击；下面则装有轮子，方便快速移动；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因为制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立即换上新的木楼，非常灵活。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专门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古兵。蒙古军一计不成，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孔都罩住，向宋军发动攻击。由于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据史料记载，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半年后，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与蒙古军对战，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庐州战后，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为文丽密清严，书法善行草急就章。

[26]南宋朝政腐败，奸臣当道，总是发生大将未死敌手、自毁长城之事，除最著名的岳飞冤死外，名将孟珙忧愤而卒；蜀帅余玠暴卒（传闻被毒害）；力图振作的左丞相吴潜遭贬后被毒害；大将向士壁、曹世雄等遇害致死；取得钓鱼城保卫战重大胜利的主帅王坚遭忌调职，郁郁而终；边帅骁将杨大渊、李伯渊、刘整等叛宋降蒙；等等，不一而足。

[27]贾似道生父为淮东制置使贾涉（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生母胡氏是贾涉在路途中勾引的洗衣荡妇。贾涉爱其美貌，纳为小妾。胡氏怀孕后不容于嫡妻，贾涉遂出其为民妻。胡氏后生下一子，为贾涉接回家中，即为贾似道。贾涉死时，贾似道年仅十一岁。贾似道大富大贵后，才将生母胡氏接回家中团聚。胡氏一直活到咸淳十年（1274年）三月，以八十三岁高龄寿终。当时襄阳已为元兵所占，国难当头之时，胡氏葬礼却风光之极，“虽理宗、度宗山陵，无以过之”，“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朝廷动用了皇帝仪仗送葬，文武百官俱戴孝，正逢天降大雨，山洪猛涨，水没及腰膝，百官站立终日，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同年六月，元世祖以伯颜为帅、总攻南宋。七月，宋度宗死。次年（1275年），贾似道便因兵败被贬。

[28]嘉熙二年（1238年），贾似道同父异母姊贾氏已是宋理宗的贵妃，贾似道也于这一年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传闻在最后一轮殿试的过程中，贾似道不仅得到了“汤药饮食”的招待，还受到了某些特殊的“照顾”。而贾似道当政之后却要求考试从严（贾似道曾设置士籍，士籍开列乡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乡里邻居核对，与科举条例无妨碍，方许纳卷。又严格后省覆试办法，答卷字迹与中省考试原卷字迹稍有不同，即予罢黜。复试时，裸体搜身，搜查有无挟带书籍字条。有李钫孙者，少时在腿上刺上花纹戏玩，复试搜身时被发现，即遭贬退），以至于招来了“戊戌若还严覆试，如今安得有平章”的讽刺。考中进士的贾似道随即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少年得志的贾似道很快成为临安有名的花花公子。有一晚，宋理宗在皇宫大内登高望远，发现西湖中有几艘画舫灯火通明，便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我的小舅子贾似道！”第二天派人询问，果不其然。宋理宗特意嘱咐临安知府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规劝。史岩之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之弟，非但没有规劝国舅爷，反而说：“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是其材可大用。”于是贾似道升知澧州，从此青云直上。

[29]巍巾：一种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