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读前须知】

    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省宁晋县西)人,生于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年)。他年轻时当过道士,后来参加李密领导的反隋起义,起义失败后投奔唐高祖李渊。李世民登基后,历任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后加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魏徵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以直言敢谏著称。

    太宗即李世民,唐高祖次子,封为秦王。唐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政变,迫使高祖让位,建元贞观,自己当上皇帝。李世民即位之初,奋发有为,懂得艰苦创业。但是,随着国势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他的骄傲情绪日益滋长,生活奢侈起来。魏徵见此情况,心中十分忧虑,于是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写了这篇奏疏。奏疏,简称疏,是臣下向君主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这篇奏疏的重点在于最后一段中的“十思”,这是魏徵提出的作为君主处理问题的十项原则。魏徵将这十项原则用排比的句式列出,语言简洁生动,便于诵读和记忆,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

    魏徵一生上疏直谏二百余篇,常使李世民情面上难以忍受,有时甚至怒不可遏,但魏徵仍然从容尽言,而李世民事后也常常承认自己的过错。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去世,李世民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将魏徵比作“人镜”。

    本文选自《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旧唐书》是后晋刘昫(音xù)领衔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史事。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得。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释】

    浚:音jùn,疏通。神器:帝王权位。域中:天地之间。休:吉祥。景:大。吴越:春秋时期位于东南的两个国家。它们虽是近邻,却互为仇敌,不断攻伐。所以,后世以吴越比喻敌对的关系。人:即民。唐太宗名世民,因而避讳“民”字。载舟覆舟:既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荀子·王制篇》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一语,以船和水的关系来比喻君主和民众的关系。此句即由此而来。驱:按照周代礼制,天子以一年打三次猎为限度。驱,驱赶,即打猎。九得:即九德。对九德的理解,有不同的说法。《尚书》卷一《皋陶谟》称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寒,强而义。”豫:欢快。松乔:高大的松树,比喻健康长寿。垂拱:垂衣拱手,比喻不必亲自动手。无为之大道:老庄之学的治国原则,尽可能地减少政事,尽可能地减轻百姓负担。

    【译文】

    臣听说想让树木长得高,一定要使它的根扎得牢固;想让河水流得远,一定要使它的源头疏通;想让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恩德和道义。源头不深怎能希望水流得远,根扎得不牢如何使树长得高?恩德不深厚却希望国家安定,即使处在下层的愚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英明圣哲的君主呢?君主担当着统治天下的重任,占据着天地之间的最高权威,将要建立起与天齐高的伟业,永远保持住无限的吉祥。却不想到身处安乐时不该忘却危难,不想着提倡节俭去消除奢侈,不施行深厚的恩德,而是任由自己的情欲行事,这也就是砍伐了树根却想让树干茂盛,堵塞了水源却想让河水长流啊。

    自古以来的数百君主,都承受了上天交予的大任,他们无不由于处在深重的忧患之中而使道义卓著,也没有不因为功业成就致使恩德衰颓的。开始时做得好的人实在太多了,但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大概就不多了。难道是由于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当初取得天下时道义有余,如今守住天下时恩德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在处于深重的忧患之中时,一定会竭尽诚恳地对待下属;在志向实现之后,就以为可以放肆地傲视一切了。竭尽诚恳地待人,那么吴国与越国可以团结成一个整体;放肆地傲视一切,那么亲戚也会变成路途偶遇的行人。对于民众,可以用严酷的刑罚去监督,用威猛的权势去恐吓,最终虽然苟且免除对他们的刑罚,但是民众并不会怀念君主的仁义,他们表面恭顺却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于民心。水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种关系是应当特别谨慎地对待的;驾驭奔驰车马的绳索如有朽烂,这种状况是不能忽视的。

    君主应当做到,看到自己向往的事物时,就要想到知道满足来警戒自己;打算兴建工程时,就要想到适可而止去安定民心;考虑到地位崇高的危险时,就要想到用谦虚平和去约束自己;担忧骄傲自满时,就要想到江海浩荡的原因是居于众多河流之下;热衷于游猎时,就要想到一年以打三次猎为限度;忧虑松懈怠慢时,就要想到慎重地开始而谨慎地结束;担心耳目被堵塞而受蒙蔽时,就要想到虚心地采纳臣下的意见;害怕受到谗佞奸邪小人的蛊惑时,就要想到端正自身的行为以斥退淫恶;打算给人恩惠时,就要想到不要因为欢心而赏赐不当;打算惩治人时,就要想到不可因为恼怒而滥施刑罚:做到了上述十点,就弘扬了古人提倡的九大美德。如果选拔贤能的人任用,选取好的意见听从,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想出谋划策,勇敢的人就肯竭尽力量,仁慈的人就能广播恩惠,诚实的人就会献出忠心。像这样,文臣与武将都争着效力,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相安无事。君主就可以享尽欢快游玩的乐趣,就可以颐养健康长寿的体魄,也就可以鸣乐弹琴,垂衣拱手,轻松地治好国家。哪里用得着劳费精神地苦苦思索,去代替臣下行使职责,从而劳累了聪明的耳目,破坏了无为的治国原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