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

——张溥

【读前须知】

张溥（1602—1641），明末文学家。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省）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庶吉士。与同邑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于崇祯初组织复社，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有《七录斋集》等。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阳阳，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胆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翦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注释】

蓼洲周公：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明吴县（今苏州市）人。万历进士，曾任福州推官、吏部员外郎等职。他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权，被捕下狱，死于狱中。崇祯初赠谥忠介。当道：当权者，这里指当地官长。除：修治。魏阉：魏忠贤。废祠：魏忠贤专权时，他的党羽为他在各地建生祠，苏州的生祠建于虎丘山塘，祠未建成而魏已死，祠废。旌：表彰。墓而葬：修墓安葬。墓：这里用作动词。湮没：埋没。皦（jiǎo）皦：明亮、显耀。丁卯三月之望：指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三月十五日（周顺昌在三月十五日被捕，至十八日才“开读”——公开宣布皇帝的诏书，带走“犯人”——所以苏州人民的反抗，发生在三月十八日）。吾社：指复社。张溥等组织复社，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所以称复社为吾社。缇（tí）骑（jì）：本是汉代京城中逮捕人犯的马队，这里指明代的锦衣卫，当时为魏忠贤所掌握。抶（chì）：击。大中丞：官职名。原是御史台官职，这里指巡抚。魏之私人：魏忠贤的党羽。这里指魏忠贤的干儿子毛一鹭。溷（hùn）藩：厕所。傫（lěi）然：重叠相连的样子。阳阳：意同“扬扬”。詈（lì）：骂。脰（dòu）：通“头”。函：用封套盛装物品，这里指把人头用盒子盛起来。缙绅：士大夫。编伍：平民。古时居民每五户编为一伍，故以编伍称平民。矫诏：假托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书。钩党：钩相牵连而为同党。株治：以一人之罪而牵连惩治他人。逡（qūn）巡：退缩。畏义：害怕群众的正义斗争。圣人之出：指明思宗即位。《明史·宦官传》：“崇祯二年，命大学士韩火广等定逆案，始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投缳道路：在半路上自缢身死。明思宗即位后，贬魏忠贤往凤阳看守皇陵，魏自北京出发，行至河北阜城时畏罪自杀。翦发：削发为僧。杜门：闭门不出。暴（pù）：显露。户牖（yǒu）：门和窗。这里指居家。扼腕：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表示悲愤。匹夫：个人。社稷：指国家。冏（jiǒng）卿：太仆寺卿的别称。《书·冏命序》：“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因之吴公：吴默，字因之，吴江人，官太仆少卿。太史：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的别称。翰林院修史之职，故以古代“太史”之名称之。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长洲人，曾官翰林院修撰。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曾官翰林院检讨。

【鉴赏】

封建社会的“墓志”，一般是为达官贵人或其亲属写的，张溥的这一篇，却是为下层人民写的。“五人”本无令人艳羡的世系、功名、官爵，作者摆脱旧框框的束缚，突出重点，集中地写下他们轰轰烈烈的反阉党斗争及其历史意义，从而为我们留下了明末市民暴动的珍贵文献。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得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以一个判断句开头，说明“五人”是“激干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

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不是对“五人”的褒扬吗？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引起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

第三大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四段是这样开头的：“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大阉”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能“乱”朝廷、“乱”天下呢？这固然由于皇帝的宠信，但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缙绅”的助纣为虐。作者以十分感慨的语气指出：“四海之大”，能够在“大阉之乱”中不改其志的，并没有几个人！我们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这并非夸张。然而这样说，是要得罪成千上万的“缙绅”的。作者不怕树敌，敢于揭露真相，表现了卓越的胆识。

第五段也用对比手法，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四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四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四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云泥。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若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增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