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晦堂记

——曾国藩

【读前须知】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湘军首领。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今属湖南）人。道光进士，后入礼部、兵部任侍郎。咸丰初在湘乡办团练，扩充为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为清政府所赏识，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攻陷天京（今南京）后，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卒谥“文正”。善为古文。自谓文章之事，由姚鼐所启导，然平日持论，并不拘于桐城矩镬。曾选编《经史百家杂钞》行世。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末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汨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扬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知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观省焉。

【注释】

养晦：取其晦昧，舍其显赫。用《诗·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意。“养晦堂”是其友刘孟容所居的堂名。翘然：鸟类高举羽翼的样子。这里用以喻志气高昂。觊（jì记）：通“冀”。希望。恒情：常情。幽默：深静。驷：四马一车。饿莩：饿死者的尸首。首阳饿莩：指武王伐纣，殷人伯夷、叔齐以“非人臣之道”叩马而谏。及周统一天下，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挈论：评论。厮役：供人驱使的奴仆。污行：恶行。行为卑污的人。贾竖：对商人的辱称。竖，儿童。澌尽：消尽。刘孟容：名蓉，孟容其字。官至陕西巡抚。著有《养晦堂集》。与曾国藩订交较早，故挽国藩诗，有“海内论交我最先”之句。湛默：同“沉默”。董梧：人名。《庄子》：“吴王谓颜不疑曰：‘戒之哉，无以汝色骄人哉！’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锄其色。三年而国人称之。”宜僚：或作“宜辽”。复姓，名熊。或谓宜僚其名，姓熊。《淮南子·主术洲》：楚“市南宜僚弄丸，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壶子：即“壶丘子”，名林，战国时郑人，列子之师。事畜：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语出《孟子》。烜（xuǎn选）赫：声威很盛的样子。焜（hùn混）耀：明照。

【鉴赏】

这是一篇以议论而兼抒情、叙事的文章。作为主要部分的议论，阐发的是这样一个人生哲理：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有生前的一时之荣，往往不一定有没世的永恒之名；有没世的永恒之名，又往往不一定有生前的一时之荣。孰得孰失？何去何从？

文章开头，便使用其开阖之笔。“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这是合写，也是总论。“思有以上人”之心，乃源于“血气之性”，原无可议，问题在于：如何“上人”？“世人之恒情”，在“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而“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这是分论，也就是对写。这里摊开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见地上，有远近之分；在气量上，有大小之分；在认识程度上，有深浅之分；而在品格上，则有高卑之分。故作者于“君子人者”之所选择，谓为“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并非与人异其“血气之性”。

晦与显，也就是寂寂与赫赫，与其相联的卑与高、贫与富，正是两个对立的极端。作者抓住这两端，来发抒议论，爱恶之情即寓于其中。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这就揭开了论题的核心！齐景公与首阳饿莩，代表站立在两个极端的人物。就其生前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来看，确是相去万万；就其身后的声名与影响来看，亦相去万万，正如战国齐处士颜触所谓“宣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真正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作者进而“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时间是很长的；“达官贵人，何可胜数”，人数是很多的。或“高据势要，雍容进止”；或以“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自以为材智加入万万”，而“及夫身没观之”，乃“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均“无以异也”。权势地位不足贵，功业文学不足贵，那么，足贵者何在？在品格。纵观往古，推论现实，作者笔锋转到“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说他们“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且“毫毛无以少异”。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那些“处高位而获浮名者”，却仍满足于眼前的享受而丝毫不知愧悔，所以作者说：“岂不哀哉！”文章议论宏大，宣扬的尽管是封建士大夫的人生观，但字里行间，对当时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不无讥刺、鞭挞。

走笔至此，才叙及刘蓉及其请记的事。刘蓉，作者说他“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意谓他和秦汉以来的“达官贵人”，与以“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与“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明显不同。

作者又就作记的目的，也就是立言之旨，发了一段议论。他首先提到：“昔周之束世”，隐约地指出了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特点，然后说：“庄生闵（悯）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汨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而于“董梧、宜僚、壶子之伦”，则“三致意焉”。这个“闵”字，与上文“岂不哀哉”一语相呼应。可见他隐然以庄生自喻。作者还借扬雄的话，点明了“湛于势利，汨于毁誉”的后果。作者又紧承庄生之书与扬雄之言把他的议论推进到另一个阶段。就文论文，可说波澜颇为壮阔。“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不但能自外乎富贵与名誉，而且“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知而无闷。”这应是勉励刘蓉进一步力求达到的目标。

曾国藩为文主张骈散结合，不但讲求义理、气势，而且讲求音调。此文许多关要处都使用排偶句，但又非严格的骈俪语。语言上有参差错落、高古谐畅之美，这是本文的一个特色，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