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诺拉： 被烟雾淹没的小镇

多诺拉人不得不做一个选择：“‘这不是煤灰，叫金粉。’只要工厂开工，小镇就一片兴旺，这是你爷爷和你父亲的收入来源。没有人会去问是否正是它使许多人病倒，人们先得吃饭啊……今天他们可以把它称为污染，但在当时，这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于是，大多数多诺拉人面对污染都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1948年的烟雾在6天里就杀死了20人并让小镇1.4万人中的6000多人生病。

文/刘宏焘

多诺拉（Donora）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镇，1948年10月以后却因一起空气污染事件而闻名于世，“多诺拉烟雾事件”亦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载入史册。199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50周年纪念日前后，一位名叫贾斯汀·肖利（Justin Shawley）的高中生促成了一块纪念碑的竖立。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在原炼钢厂的中心竖起一块边长1.5米的方形青铜匾，以纪念死去的人们。为此，小镇的居民、当地官员和州政府官员在侍奉圣母玛丽亚的天主教堂举行了一个仪式。那块匾上刻着如下的文字：

“多诺拉烟雾事件”纪念牌。

“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这场环境灾难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空气污染上来，它的一个遗产是促成了联邦空气洁净法令诞生。1948年10月下旬，一场大雾笼罩了这个山谷，并持续数日，大雾变成了浓密而有刺激性的烟雾，致使2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直到10月31日，多诺拉锌厂才关闭它的炉子——几个小时之后，一场大雨彻底驱散了烟雾。”

多诺拉的灾难在半个世纪后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纪念，然而这种有点轻描淡写的表述对于世人了解这段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田园里兴起的钢铁小镇

多诺拉镇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南方25英里（约40千米）处，在莫农格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河谷地带，被这条河的一个马蹄形河湾所围绕，四周环山。它起源于1863年，最初不过是莫农格希拉河边的一个小码头和小村庄，叫作西哥伦比亚。当工业革命已将莫农格希拉河谷的其他地方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中心之一的时候，这里仍然是一派田园风光。

1898年，钢铁企业家威廉·唐纳（William H. Donner）看中了这块宝地，计划在这里发展钢铁工业。唐纳很快便展示出了他在工业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著名金融家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等人的关注和投资，组建了联合进步公司（Union Improvement Company），计划在这里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镇。到1901年时，一座新的工业小镇便在这里诞生了，它取名为多诺拉。“多诺拉”的命名颇为独特，是由威廉·唐纳的姓和安德鲁·梅隆的妻子诺拉·麦克马伦·梅隆（Nora McMullen Mellon）的名组合而成，即Donora。

1901年，宾夕法尼亚画报地图登载的多诺拉小镇全景。

威廉·唐纳之所以会看中多诺拉这块地方，是因为从经济区位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理想之地。首先，这里的水陆交通非常便捷，除了水路交通，还有从这里通过的宾夕法尼亚铁路、苏必利尔铁矿和阿巴拉契亚煤田的矿产资源可以很方便地运到这里；其次，这里水资源非常丰富，这对于钢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它与钢铁之城匹兹堡市的距离比较适中，可以发展成为匹兹堡的卫星城，并有效地利用其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当然这里也有局限，即地势狭窄、不够开阔，但是这块狭长的谷地也足以建设一座钢铁厂和若干相关联的工厂。

多诺拉鸟瞰图，可以看到工业区交通便利，电线厂沿着河道呈马蹄弯分布。

1901年，多诺拉镇作为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而在华盛顿县建立起来。是年，它的人口达到了4000人；而就在前一年，这里的人口仅400人，正式居民只有12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得益于联合进步公司建立的钢铁厂吸引了大批就业移民。除了工人，还有一些人来到这里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为工人提供饮食、衣物、燃料和保健服务等。工人们在工厂干完活后，还会继续他们的另一份工作，就是建造家园，为他们的家庭建一幢房子；工厂一流的机械工、制模工或焊工甚至有能力建造3层的楼房，这足以装下他们的孩子、父母、祖父母，甚至一些刚来自中欧的堂兄妹们。镇上还建起了教堂和学校，很显然他们是要在这里定居了；不论是工人，还是商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

就这样，多诺拉镇在工业的带动下逐渐兴旺起来。工厂特别是炼钢厂也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有些人在为工厂而忙碌，有些人则为工人而忙碌。在多诺拉，钟表似乎是多余的，炼钢厂发出的尖锐的汽笛声宣布着用餐、下课和召开家长老师联合会的时间。一有火灾发生，炼钢厂的长笛会通知人们小镇的哪片街区发生了火灾，并指出具体的街道号。

1928年，多诺拉锌厂工人合影。

1902年，多诺拉的钢铁厂建成了，到1908年时又增添了许多高炉。多诺拉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钉厂”，在全球范围的家庭和建筑里都可能寻找到它们的踪影；多诺拉生产的电线也被用于世界各地供电系统的建设。

多诺拉镇作为钢铁生产地可谓兴盛一时，不仅生产了大量的钢铁产品，也理所当然地消耗了大量的原料。炼钢需要铁矿石、煤和石灰石，据当时多诺拉炼钢与钢丝厂的一本宣传册介绍，维持一天正常的开工需要450吨铁矿石、400吨焦炭、60吨石灰石和60吨辅料，工厂每天烧掉的煤相当于匹兹堡所有家庭的烧煤总量。装载原料的大驳船顺莫农格希拉河而上，经由复杂的水闸的层层提升而抵达多诺拉，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所必需的原料。还有一些原料是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货运列车运来，其中阿巴拉契亚煤离此地并不远。

有了这些原料就可以生产了，在高炉炼铁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焦炭。在20世纪上半叶，多诺拉的焦炉相当简单，用耐火砖建成宛如巨型蜂巢的构造，把煤铲入焦炉，加热到高温，然后生成焦炭。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和烟尘，人们以为它们都留在了焦炉里，而实际上它们都逃逸出去，弥漫于四周的空气中。炼焦过程每天还需要成千上万吨的河水来淬火，有人想出了用炼钢的废水来淬火的办法，节约了水，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废水的毒性更强了。据当地的一位名为莱门多纳的太太说，在焦炉废水渗流区完全种不出西红柿来。

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这里生活下来的人们也几乎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些工业发展的副产品，或者说认为它们理所当然。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场景甚至会引来人们津津有味地驻足观看，据曾在多诺拉生活过的戴芙拉·戴维斯（Devra Davis）博士回忆说：“在夏日的夜晚，我们一家人会坐在后院草坪的椅子上，观看被称为‘渣壳’的东西喷出炽热的火光。将铁水从炉子运走的铁水包喷出明亮的燃烧着的碳料，宛如一颗绚丽的大宝石。炉子上方5个立式发动机一年到头不停地开着，从车间1200立方米的热气中抽气，并产生大量瓦斯气。当这些瓦斯气在炉子上方的烟囱燃烧时，加上微红的铁矿石和其他粉尘，在夜晚像火箭的尾迹一样光芒四射。景象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壮丽的火花雨、蔓延的火焰、炽热的粉尘等点燃了数千米的天空，形成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也时常让那些前往匹兹堡的人停下来观看。

多诺拉钢铁厂内，工人正在熔炉前操作。

众所周知，钢铁暴露于潮湿的空气中易于氧化而生成铁锈，通常要镀锌对其进行保护。1915年，多诺拉新建一座锌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锌厂之一。然而，它的生产设备已经过时，所使用的是体积庞大的烧煤卧式炉，而当时较为先进的电炉所排放的烟尘较少，而且不会产生大量的含锌有毒废气，但多诺拉的锌厂并没有采用这种先进的设备。这个工厂的烟囱也很矮，只有45米，无法将废气排到工厂周围近200米高的小山的上空。

锌厂产生的废气大大加重了多诺拉的空气污染问题。1933年，据一位历史学家报告说，锌厂下风向山坡上的印第安人墓中的尸骨受到了废气的腐蚀，周围的青草也都枯萎了。锌厂雇用了大约1500名工人，这些人虽然平均每天只工作3小时，但是他们的健康却遭到了严重的侵害；他们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没有人能干到30岁。

钢铁工业的发展给多诺拉镇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鼓风炉、焦炉、煤炉和锌炉等排出的废气和烟尘经常被困在多诺拉周围山峦围成的这个山谷里，久久不能散去。它们带来了令人惊叹的美丽的日出、日落，也带来了大片的不毛之地。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锌厂正在排放大量有毒废气。

烟锁多诺拉

1948年10月26日，多诺拉的空气与往常有些不同，一场烟雾在这里持续笼罩了数日。后来，据作家伯顿·罗彻（Berton Roueche）描述说：“10月26日这个周二的早晨，烟雾封锁了多诺拉。天气阴冷多云，一片死寂，烟雾不断堆积，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整天，第二天继续。一直到周四，烟雾变得黏稠起来，成了静滞的黏结体。那天午后，只能看清街对面。除了高耸的烟囱，连工厂也消失在雾中。空气中开始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多诺拉的一位经历过“二战”的退伍军人阿诺德·赫希（Arnold Hirsh）描述说：“空气看起来呈黄色，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景象……黑烟挂在大气中，无处可去，一动不动。”

然而，多诺拉人对空气污染已经习惯了，污染稍重一些或稍轻一些都难以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即便是污染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大多数情况，他们也会暗示自己没什么大的问题，或者期待它很快就会散去。此时，大多数多诺拉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居民区笼罩在浓烟中。

时值万圣节。29日下午，小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在幽灵般的薄雾中照常举行，孩子们仍然在没有散去的烟雾里游荡穿梭。尽管后来人们知道这样是多么的危险，但不得不说它确实符合当时的氛围。多诺拉的高中橄榄球队龙之队仍然在艰苦地训练，准备第二天与莫农格希拉镇野猫队的比赛。30日上午，球赛如期举行，多诺拉镇的人们仍然兴致很高地前来观看，只是因为赛场上有烟雾，常常看不到球在哪里。

在比赛过程中，广播突然要求多诺拉龙之队的球星队员斯坦利·萨瓦（Stanley Sawa）“回家，赶紧回家！”听到这种催促，看台上一些观众还以为这是个恶作剧。斯坦利直接穿着比赛服一路跑回了家里，刚回来的他十分生气地质问为什么要他中断比赛回来。邻居告诉他，他的父亲出事了，正和医生在一起。老萨瓦是铁矿石搬运工，这一日他呼吸急促、头晕目眩，被人从工厂送回了家。当斯坦利回到家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遭遇不幸的并不只是老萨瓦，后来人们了解到，30日上午10点之前，多诺拉镇已有9人去世，24小时内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

与此同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感受了烟雾的威胁。阿诺德·赫希和他的兄弟刚从部队退役，身体状况良好，他们这一天本来也打算去看球赛，但是他们在路上却因感到不适而返回家中。他们回来后发现母亲身体同样不适，并且更为严重。他们急忙给镇里的医生打电话，但是被告知镇里的8位医生都在忙着，无法出诊；医生还说“整个小镇都生病了……快把你们的母亲送出小镇吧！”他们照做了，他们的母亲也暂时躲过了一劫，然而两年后她还是去世了，去世时不到50岁。

灾难似乎突然降临，多诺拉镇许多人都生病了，人们陷入恐慌之中。镇里仅有的几名医生在救治病人的同时，劝说人们如果能够离开就尽快离开这个小镇。镇里的消防员则挨家挨户地给人们送氧气罐，因为数量不够，他们还从邻近的一些小镇借来了氧气罐。仅有少数人看到外面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关上门窗，在屋里闷了5天，并逃过了这场灾难。烟雾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却没有打乱工厂的节奏，工人们仍需坚持照常上班，工厂日夜运行的轮班制也没有停止。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烟雾事件”中正在转送医院抢救的居民。

到10月31日，烟雾才逐渐消散。次日凌晨，一场大雨降临，终于将笼罩了多诺拉6天的烟雾一扫而光。烟雾中遇难者的葬礼大多在11月2日举行。这是雨过天晴的一天，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和漂亮的白云，仿佛春天一样。此时，街道上到处是年轻人，他们又活跃起来，橄榄球队继续练习，拉拉队员为他们呐喊加油，多诺拉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和宁静。

多诺拉人在1948年10月的烟雾事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迟钝，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为此，戴芙拉·戴维斯曾询问过她的妈妈，她妈妈说：“当时没人知道污染……我们没有想得太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污染这样一个问题。戴维斯的妈妈回忆说：“还记得我们车身上的灰尘吗？记得我们下午开车就不得不打开前灯吗？记得有时白天见不到太阳吗？记得女人们每周都要挂出窗帘晾干吗？我们中许多人放弃了使用窗帘而改用软百叶帘，因为百叶帘可以直接擦洗。我母亲的房子有36扇窗户，我们总是在擦洗它们。当我们洗到最后一扇时，第一扇窗户又脏了。”

其实，多诺拉人当时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做一个选择：“‘这不是煤灰，叫金粉。’只要工厂开工，小镇就一片兴旺，这是你爷爷和你父亲的收入来源。没有人会去问是否正是它使许多人病倒，人们先得吃饭啊……今天他们可以把它称为污染，但在当时，这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于是，大多数多诺拉人面对污染都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1948年的烟雾在6天里就杀死了20人并让小镇1.4万人中的6000多人生病，他们大多仍然没有起来反抗。

多诺拉的这场灾难引起外人的关注，首先得益于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呼声，10月30日，他在全美无线电广播节目中说：“宾夕法尼亚州勤勉工作的钢铁小镇多诺拉今晚处于悲痛之中，因为它刚从一场大灾难中恢复过来。一场浓重的杀人雾使小镇上许多人得病和倒下。”

拍摄于1925年8月29日，多诺拉电线厂内，工人在巨大的电缆卷轴旁工作。

美国炼钢与钢丝厂的法律总顾问罗杰·布劳（Roger Blough）大概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和严重性，31日凌晨3点他打电话给锌厂厂长迈克尔·尼尔（Michael Neale），要他暂时不要往炉子里装锌矿石。但是尼尔并没有照做，他认为锌厂没有问题；直到公司雇用的专家小组前来调查时，他才行动起来，并将此描述为对社区的关心，而不是表示对烟雾事件负有责任。事后，华盛顿县的卫生官员向州卫生局申请锌厂重新开工，并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次偶然的大气事件，所以也不会展开调查。

烟雾事件之后，反倒是多诺拉镇之外的人发起了一场短暂的反对锌厂的运动。亚伯·塞拉皮诺（Abe Celapino）是河对岸韦伯斯特镇（Webster）的一个富裕农场主和餐馆主，他喂养的母牛和鸡纷纷死于这场灾难，他联合当地报纸《莫内森独立日报》要求锌厂搬迁到一块荒地上。日报的总编说，这样做可能很快就不必要了，因为锌厂正在它坐落的地方制造不毛之地。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居民区在内烟雾弥漫中紧邻工厂

比尔·罗根斯（Bill Rongaus）医生是当时多诺拉自治镇议会中惟一的非工厂雇员，他指出锌厂应对此次烟雾事件负责。但是其他人表示反对，其中一位工人议员表示他并不关心它杀死了谁，他只想继续做他的工作。后来宾夕法尼亚州主管林业的副局长答复说，多诺拉可以要求锌厂在烟囱上安装烟尘过滤器。但是工厂主们对烟尘过滤器并不感兴趣，当地人特别是工人们竟大多站在了他们一边。

谁为此负责？

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了，人们免不了要追问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谁应当为此负责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以锌厂为首的多诺拉的诸多工厂排放的废气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些工厂当为此次事件负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科研工作者、多诺拉的居民以及周边小镇中同样受到影响的居民；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事件主要是由异常的天气引起的，锌厂等无需对此事件负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工厂主和该地的一些官员。很显然，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立场的影响。

1948年的烟雾事件中，多诺拉当地卫生局绘制的死亡报告位置标注图。

回到事件本身，可以看到：多诺拉烟雾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异常的天气，也就是逆温现象的出现。逆温即是对流层中出现的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出现逆温层后，原本可以对流运动的大气层的层次结构便稳定了，逆温层像一层厚厚的被子罩在上空。逆温现象如果出现在城市和工业区等大气污染较重的地方，将会导致污染物无法扩散和不断聚积，从而可能出现空气污染中毒事件。1930年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发生都与逆温现象的出现有关；前两者更为相似，都是河谷地区的地形逆温引起的。

如果从避免环境灾难的角度来看，之前选择多诺拉作为钢铁生产地是很不明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芝加哥、匹兹堡等工业城市试图治理城市的污染时，通常是将一些重污染的工厂转移到卫星城。这种“工业郊区”的出现无疑减轻了大城市的污染问题，但是却让这些地区的居民和环境承担了风险。最初在多诺拉选址建厂，企业家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应有的预见，这无疑是其灾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小路尽头浓烟滚滚的钢铁厂。

更为严重的是，在多诺拉工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最初在这里建锌厂时，转移过来的不过是些落后的生产设施和技术。很快便有人对多诺拉污染表达了不满，1919年，河对岸韦伯斯特镇的布奇哈特（Burkehardt）夫妇对锌厂发起了民事诉讼，索赔1万美元，赔偿对其家周围树丛、篱笆、房屋油漆以及布奇哈特夫人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失。锌厂认为没有科学的证据和检验方法表明这些损失是由锌厂造成的，所以它不应当负责。最终，法院裁定锌厂给布奇哈特500美元的赔偿。1935年以后，先后有两次联合的受害居民针对锌厂的集体诉讼，索赔分别达150万美元和450万美元，但均没有胜诉。锌厂忙于应付诉讼和自证清白，却无意于采取措施减轻污染。而多诺拉的官员更是没有对多诺拉的污染进行限制和治理，居民大多也没有站起来反抗，选择承受的理由乃是为自己留下“谋生”的道路。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引发了更多的人关注空气污染，多诺拉事件亦成为一些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这些事件的真正教训并不只是说明了工业源或燃烧煤炭导致的短暂而激烈的空气污染事件会很快让体弱者倒下，它们还说明日常暴露于低浓度的看不见、闻不到的污染物亦能够摧毁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在烟雾事件之前，多诺拉人已在受到严重污染的空气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其不利影响虽然无法量化确定，却是无法否认的。科学研究亦表明，“多年的非致命暴露”会持续损害呼吸系统。在多诺拉烟雾事件中去世的20人的痛苦是一时的，但是另外数千人在其余生仍要忍受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病痛的折磨。烟雾事件之后的一个月里，多诺拉镇又有至少50人非正常死亡。甚至10年之后，这里的死亡率仍明显高于周围城镇的死亡率。

20世纪80年代，有关多诺拉事件的媒体报道。

1949年，美国公共卫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对多诺拉烟雾事件的调查表示，它是由逆温现象引起的，同时要求多诺拉要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和建立天气监测系统，以预防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1951年，受害的居民对锌厂的母公司美国炼钢和钢丝公司发起了诉讼，索赔464.3万美元，但最后只得到了23.5万美元的赔偿。1955年，在多诺拉烟雾事件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大气污染控制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这部法律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很小，因为此时美国国会并不想在环境问题上对州权进行太多的干涉，所以这法律中没有具体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作为美国国会针对大气污染问题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它仍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美国普通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环境污染正在侵害公共健康和福利，这是一个应当予以重视的问题；它还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做了铺垫，起到了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安禾生编：《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见证·思考》2005年4月号。

2. Davis, Devra：《浓烟似水：环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故事》，吴晓东、翁端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姜立杰：《“多诺拉事件”与美国历史上的卫星城环境问题》，《前沿》2006年第6期。

4. Luna, Marco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Environment since 1945,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12.

5. Snyder, Lynne Page, “‘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 Pennsylvania’: Industrial Air Pollution,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1948-1949,”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1, Special Issue on Technology,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pring, 1994), pp. 117-139.

6. Stacey, Charles E., Charlton, Brian, Lonich, David, Donora, Charleston: Arcadia Publishing,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