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另有6篇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不包括在内）。《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了诗歌。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大多为周代各地的民间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风》又叫《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部分，收诗160篇。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以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的产生地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地区，地域相当辽阔。《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小雅》74篇，大部分是贵族宴享时的乐歌，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大雅》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即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阳）。《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产生地在镐京。《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祭祀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大致说来，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叶，以公元来计算，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历时五百多年。

关于诗三百篇的作者，古代学者作了许多考证，探寻出多篇作品的作者姓名。这些成果，有的被大家所公认，有的却不那么让人信服。因《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为民歌，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而成的，作者虽有个人，但大多是群体，他们的名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即使那些文人、官吏或贵族的作品，有的在诗中也说明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作者的名字“家父”、“寺人”、“吉甫”我们知道了，但他们的身份、生平却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能确知作者的只有《鄘风·载驰》等极少数篇章。我们在阅读这些诗作时，如能分析出作品大约出于哪个阶层、哪个时代就可以增进对其内容的了解。

这些流传前后约五百年的诗歌，又产生在如此广阔的地区，是如何收集和编辑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一是采诗说，一是献诗说。据说“采诗”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有采诗官，他们称“行人”、“遒人”或“轩车使者”，专门负责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误得失。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选择来的诗经过筛选整理，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

历史上还有“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以此来看，诗的编定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对此，古人就提出怀疑。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礼，鲁国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乐歌，其编排顺序与流传至今的《诗经》大体相同，而那年孔子才八岁，怎么能做删诗工作呢？《论语·子罕》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看来孔子曾为三百篇做过正乐，即纠正曲调错误的工作。这是可能的。总之，《诗经》是经过很多人长时间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书的，非一人一时之功。

这些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诗篇，千姿百态，内容非常丰富，它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真实地描绘出两千五百多年前那漫长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面貌。

在那个时代，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相互攻伐，对民众横征暴敛，民众生活艰辛困苦，《诗经》中很多篇章对这些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记录。最典型的要数《豳风·七月》，它生动具体地记述了劳动者一年四季的生活，从春到冬，不停劳作，耕种收割，采桑摘茶，养蚕纺织，砍柴打猎，凿冰酿酒，筑场盖屋，周而复始，没有一刻闲暇。统治者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过着优裕的日子，而劳动者却住破屋吃瓜菜，“无衣无褐”，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在《魏风·伐檀》中，指斥统治者不耕不稼，不狩不猎，却粮满仓兽满院。在《魏风·硕鼠》中，把统治者比喻成贪吃的大老鼠，喂肥了自己，却不顾百姓死活，因而百姓发誓要离开他们，到那没有硕鼠的理想国去。

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四处奔波服役，长年不能回家，《鸨羽》写王事没完没了，征人无法赡养父母的痛苦。《东山》写戍卒在外的悲哀和归家途中的悲喜交集。《击鼓》写戍卒思归不得的哀叹。伴随着徭役、兵役的繁重，士兵厌战思乡，妻子怀念征人，还出现了一些离人思妇之作。《伯兮》写女子思念远征丈夫，无心梳洗，相思成病。《君子于役》写女子在暮霭中望眼欲穿，渴望丈夫早日归来。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诗经》中对爱情和婚姻也有较多的描绘。这些诗，有的写出爱情的欢乐，有的诉说相思的痛苦，有的反映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对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描摹得真挚动人，是《诗经》中极富情采的篇章。全书的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情歌，写一个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不得的焦虑和痛苦。《采葛》写一位男子对采葛姑娘的爱慕和思恋，一日不见，有如“三月”、“三秋”、“三岁”。《静女》写男女约会时，等待的焦急及会面的欢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氓》这首长诗，把女子恋爱、结婚、婚后生活和被遗弃的遭遇完整地描述出来，表现了她命运的不幸和性格的刚强。

《诗经》中还有一些政治讽喻诗，大约是一些富有正义感，对国家命运比较关心，或不得志的文人、官吏的作品。他们揭露当权者的昏聩，批评执政者排斥贤才听信谗言，指斥一些权臣拉帮结伙、妒贤嫉能。还斥责统治者采用荒唐的治国策略，导致国家危机四伏，民众苦不堪言。《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诗不仅对认识当时的社会很有意义，就是今天，也是关照社会的一面镜子。

《诗经》中还有一些反映周部族发展的史诗，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生民》、《公刘》等篇，详细地记述了周族祖先创业的艰难，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诗的篇幅虽长，可读来毫不枯燥。

《诗经》中有相当篇幅是颂歌祭歌，这些或歌颂祖先，祈求降福子孙，或歌颂在上者的功德，思想价值不是很大。但有些记录了当时农、牧、渔的生产情况，先人们开拓疆土、营建宫室情景，生动地再现了昔日风貌，是了解当时社会的宝贵史料。

总之，《诗经》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读了这些诗，会使我们受到深深的震撼，能深切地感到今人的思想感情和古人是相通的。

对《诗经》的艺术手法，经前人总结，用“赋”、“比”、“兴”三字来概括。“赋”就是直接抒写和铺述，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方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事物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兴”，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集传》）。细究“兴”字，有发端的意思，也称起兴，一般用在诗歌开头。起兴的句子可以与诗的内容有关，也可以无关。赋、比、兴三种方法，在《诗经》中交互使用，有的侧重用赋的方法，如《大雅》和《颂》，而《国风》和《小雅》则用比、兴较多。

重叠的章句，回旋反复地吟唱，是《诗经》中众多民歌的一大特色。它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抒发。另外，双声、叠韵、叠字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美感和感染力。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每句虽只区区四字，但句法多样，语气自然，创造出很多千古流传的名句，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风雨萧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至今还经常运用。根据内容需要，也有二、三、五或六、七、八字为句的。句式的灵活多变，使《诗经》的诗更加色彩纷呈，多姿感人。

《诗经》到汉代被尊为“经”以后，传习的人就多了起来，相传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公，他是汉文帝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他是汉景帝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他也是汉文帝博士。《毛诗》出于毛亨和毛苌，毛亨曾为河间献王博士。鲁、齐、韩三家传“今文经”，即用汉初通行的隶书写的《诗经》。《毛诗》传“古文经”，即用先秦使用的籀文。因各家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异，所以对诗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

东汉以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逐渐衰亡，后来其书也亡佚了。现在留存的三家说都是清代学者从各种典籍中钩辑出来的，如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等。

《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学的盛行，解经的著作烟海波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又不拘泥于三家之说，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辞采斐然，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有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对《诗经》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烦琐考证和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在阅读有关《诗经》著作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诗序”的问题，不了解这个问题，对初学者就会造成障碍。什么是“诗序”呢？一般认为《诗序》有大、小之分，列在《毛诗》各篇之前解释每篇主题的文字就是“诗序”，也称“毛诗序”或“小序”。在《毛诗》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概论《诗经》全书的文字，自“风，风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称为“大序”。诗序的作者，一说子夏，一说子夏和毛公，一说为东汉人卫宏。还有说子夏作，毛公、卫宏增益润色，迄无定论。“大序”提出很多涉及诗歌理论的问题，如“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并对每项都作了解释。“正变”指“风”诗、“雅”诗有正声，有变声。政治清明时，赞美某某的诗就是正声；王道衰微、政教废弛时，所作讽刺某某的诗就是变声。后来郑玄根据“大序”的说法，将《国风》和二《雅》的265篇诗，划分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大序”还提出了“美刺”说，即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了诗赞美什么，讽刺什么。“大序”还对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对诗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读者很有启发，对后代诗歌创作也起过积极作用。“小序”对每篇诗义的解说，有的确有依据，比较符合诗的本意，但也有不少穿凿附会之说，不可全信。

对于诗的作用，孔子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这就是说《诗》在修身方面有教育作用，在治国方面可以观察时政得失，还可以使士人相互切磋砥砺，以至批评怨刺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把诗教提到了治国兴邦的高度。

《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诗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都有译本，流传非常广泛。作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继承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2006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笔者译注的《诗经》，收入“中华经典藏书书系”中。此本《诗经》，选入历来公认的名篇102首，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已重印26次。2014年底又应编辑部之邀，笔者将此本扩大为一个全本的译注本。现在这个全本《诗经》已与读者见面了，此本分为题解、正文、译文、注释四部分，现就这四个方面向读者说明一下。

一、题解。每首诗的题解是读懂这首诗的关键，弄清楚诗的主题，才能对全诗作出正确的理解。但有的诗篇，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很难确定诗的主旨，因此在写题解时，既需要吸收古人正确的见解，也要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更要根据诗的本文，反复解读，才能选定一个比较正确的主题。此本题解内容比选本详细，对《毛诗序》符合诗意或有参考价值的，录入题解中，并加以评论。对前人或今人一些中肯的见解和评论也加以引用，以便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有时笔者也根据诗的内容，斟酌再三，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注释。注释的原则力求简洁明了，浅显易懂。对于有多种解释的词语或诗句，或选择一种较符合诗意的说法，或列入另说供参考，对有些比较难懂或较为罕见的解释，即引用古人的说法，如《毛传》、《郑笺》、《孔疏》、《诗集传》、《毛诗传笺通释》、《诗经原始》、《诗三家义集疏》等旧注加以佐证，既解释了词语的意义，也可据此追根溯源，加深对词语的理解。

三、译文。要想把这部距我们二千五百多年的古朴典雅而又深奥难懂的诗集，用今天的语言准确流畅地翻译成新诗，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古人已有“诗无达诂”、“诗无通诂”的感慨，即对于《诗经》的诗没有绝对确切或公认一致的解释。但为了读者能读懂每一首诗，对原诗进行翻译还是非常必要的。对此我主要借鉴古代七言诗的句式，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我发现，在这七个字的范围抉择字句，既有约束又有足够空间，可以将诗意解释清楚，读起来也像个诗的样子，较现代诗的长短不一更容易掌握。当然，此前也有学者做过这样的工作，并且受到好评。而我的译文在力求准确表达诗意的基础上，语言更加通俗易懂，不仅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对初次接触《诗经》的读者，也是非常适宜的读本。但此本难免还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王军、宋凤娣、周旻诸位同仁的帮助和审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王秀梅2015年7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