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在以对策奏疏为主要形式的政论方面，依然沿西汉后期的习气，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在此之外，却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

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

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

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比较西汉后期更为严重。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起来进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谭。桓谭（？—５６）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人。东汉立国之初，他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几遭杀身之祸。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迷信思想。其书已失传，存有不少片断。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佚文篇》）又说《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篇》）。可以说，桓谭正是王充的先导。

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八十五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

《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

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五章 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我们这里说的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８９）至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１至汉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又改元为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把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归为魏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些划入汉代，有些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这一点需要注意。从总体上说，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中、后期，社会形势、政治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本编的《概说》中所介绍的，从外戚、宦官擅政引起士人的抗争开始，以不断强大的士族集团力量与皇权之间的抗衡为中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开始瓦解乃至崩溃，社会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与此同时，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官方的正统儒学也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失去了对社会人心的控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们于迷惘与痛苦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个体意识渐渐抬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说》中详加论述），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弥漫于东汉前期的歌功颂德之风逐渐减弱，以散文为主体（包括辞赋和诗歌在内），发起了对于腐朽的统治、对于社会黑暗现象和官方统治思想的有力批判，于是形成汉代文学中第三代政论散文——批判性的政论散文；以辞赋和诗歌为主体（包括散文在内），更注重于自由地抒发情感，宣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表达对于各种人生欲望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题材。不但产生了许多在东汉前期受到阻遏的表现男女欢爱之情的作品，还出现描绘女性美乃至带有明显情欲倾向的内容。以历史的眼光看，应当注意到这是在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瓦解过程中产生的进步现象。

适应于抒发情感的需要，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辞赋领域内，大赋的创作趋向衰微，抒情小赋不断兴起，显示取代大赋成为辞赋文学主流的趋势。诗歌领域内，五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在东汉后期迎来了成熟与丰收。这个过程，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体是同步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中后期文人身份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我们说过：西汉中期的文人，主要是宫廷文学侍从；西汉后期、东汉前期的文人，主要是学者兼官僚的类型。但这一类学者兼官僚，大都与最高统治集团比较接近并较多受他们的控制与支配，因而多少具有御用文人的色彩。而东汉中后期的文人，有些是平民身份的“士”，有些是普通的学者和官僚。

就此而言，这也开了后来中国文人以平民、普通学者与官僚为主体的先河。文人身份的这一变化，使他们较之前代文人更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和表述个人见解，无疑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的抒情化与批判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