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玩具也有性别(6)

按着"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经济理论，最理想的计划应该是既满足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同时又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对于男女双方单位均可接受儿童入托的规定，便是一个较理想的解决方法。有人提出，规定只有父亲的单位可以入托孩子，则将对性别角色的分配提出更强有力的挑战。但显而易见，对孩子在哪方入托，强行地划一将使实用性的需要受到影响，这并非性别革命的本意。

父母角色的影响：谁带孩子

妻子生完孩子便不上班了，这曾让一些女性朋友很是羡慕。我们的想法是，孩子至少在三岁前这几年中应与母亲朝夕相处，这对他健康人格的成长是极为重要的。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应该在母亲的呵护下完成。这想法也是由传媒提供的"研究成果"得出的—母亲给予孩子的爱被看得无可替代、至关重要。

但是，很显然，这不利于两性平权的建设。虽然我承认妻子现在所从事的"人类再生产劳动"（抚育、家务等）与职业劳动创造同样的经济价值，但是当女人被局限在家中几年之后，她重返职业岗位时是否还能够胜任原来的工作，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呢？事实是，当听说妻子准备三年后再外出工作时，已有不止一个朋友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这样的担忧："那时还能干什么工作呢？"

虽然我对妻子的能力不怀疑，但仍由此思考那个已十分古远的问题：孩子是否可以不由母亲抚养？柏拉图对此持肯定态度，在他的"理想国"中有专门的国家机构抚育孩子。但是，他的理想国一直停留在书籍中。

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是成年人个性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而使之稳定的前提是要求培养孩子的成年人很有爱心和智慧，同时也需要耐心。虽然绝大多数的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有许多母亲无法做到三者兼具，而受过专业训练的育儿人员也许会成为最佳选择。没有任何内在原因使生物学上和社会学上的母亲必须一致。一个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不变，但帮助他完成社会化的人却可以变化。

朱丽叶·米切尔曾引用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考察结果说，由受过训练的奶妈喂养的孩子不受典型的父母焦虑的影响，因而无疑更受益。幼儿应该适应多种社会化的形式，既没有必要局限于核心家庭，也没有必要局限于生物学上的双亲。

米切尔进一步指出，将妇女局限于抚育孩子的思想对儿童明显有害，社会化是一种特别精微的过程，需要一位从容而成熟的社会化者。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的母亲常常起反作用，她们会把自己的挫折和苦闷发泄在孩子身上。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社会化的重要性，应重新对抚育者的责任进行思考，因为她们是优秀的社会化的中介，能真正给儿童提供安全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