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北宋的积弱

第一节　宋初和辽夏的交涉

宋太祖专力平定国内，对于北方，是取守势的。史称太祖使李汉超屯关南（瓦桥关），马仁瑞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如今直隶的正定县），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棣州（如今山东的惠民县），以拒北狄。郭进控西山（卫州刺史兼西巡检），武守琪戍晋州（如今山西的临汾县），李谦溥守隰州（如今山西的隰县），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如今陕西的肤施县），姚内斌守庆州（如今甘肃的庆阳县），董重诲守环州（如今甘肃的环县），王彦升守原州（如今甘肃的镇原县），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都待之甚厚，给他们的钱也很多；军中的事情，都得以便宜从事。由是二十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到太宗时候，中国既已全定，就想乘此攻辽，恢复燕云。然而辽自景宗即位以后，已非复穆宗时的腐败。这时候，辽距开国未远，兵力还强；又有耶律休哥等良将。所以太宗北伐，竟无成功。

太宗既灭北汉之后，就进兵攻辽，克顺、蓟二州，进攻幽州，兵势颇锐。已而辽将耶律休哥来援，王师败绩于高梁河。公元982年，辽景宗卒，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专任耶律休哥以南边之事，形势益强。而太宗误听边将的话，以为辽女主当国，有隙可乘。公元985年，再命曹彬、潘美、田重进，分道北伐。彬出雄州，取涿州，为耶律休哥所败；潘美出雁门，取寰、朔、应、云四州，亦为辽将耶律色珍所败。太宗遂急召田重进还师。田重进是出飞狐口的。

宋太宗（939—997年），原名赵匡义，即位后改名炅。宋太宗治政有为，不善武功，两度伐辽失败后，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这为宋朝后来的“积弱”奠定了国策基础。

从这两次以后，宋朝就不能进取，而契丹却屡次南侵。公元997年，太宗崩，真宗立。公元999年，辽圣宗自将入寇，至澶州；遣偏师渡河，掠淄、青。真宗自将御之，次于大名，契丹乃还。公元1004年，圣宗和太后，又大举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骇，群臣多主张迁都。幸而宰相寇准，力主亲征。于是车驾渡河，次于澶州。辽人不意真宗亲出；这时候，圣宗和萧太后，亲在行间，用兵也不免偏于迟重些。前锋攻澶州，又不利；统军萧挞凛，中弩箭而死。于是用宋朝降将王显忠介绍，和中国议和，索价是要关南之地。磋议的结果：以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和；辽主称真宗为兄，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曹彬(931—999年），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乾德二年（964）以归州行营都监参加灭蜀之役；开宝七年（974年），率军灭南唐。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三路攻辽，曹彬所率的东路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致使其他两路军也被迫退兵。

宋朝对于契丹，虽始终不能得志。然而从公元1004年成和之后，到公元1122年再开兵衅，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间只有辽兴宗初立的时候，看见国家富强，慨然有取关南之意，差刘六符等来求地。公元1042年。宋朝遣富弼报之，弼力言用兵则利在臣下，言和则利在主上。反复开陈，兴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这句话，是出于《辽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这一次，又争岁币用“纳”字用“贡”字。据《宋史》说，是用纳字；据《辽史》说，则是用贡字的。没有第三者做证据，也无从判决其真假。总而言之，宋朝对辽朝的交涉，是始终处于弱国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实际上受害还不算利害。实际上受害最厉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于党项。始祖名拓跋赤辞，大约是鲜卑人在党项中做酋长的。唐太宗时归中国。他的后人，有一个唤做思敬的，讨黄巢有功，唐朝赐以国姓，用他做定难节度使，世有夏、如今陕西的怀远县。银、如今陕西的米脂县。绥、如今陕西的绥德县。宥、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如今米脂县北。五州。宋太宗时，其后人李继捧入朝，尽献其地。继捧的兄弟继迁，叛走地斤泽。在夏州东北三百里，如今怀远县境。公元985年，袭据银州。明年，降于辽。公元988年，宋人仍用李继捧做定难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想要招徕他。继迁请降，宋人也用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旋继迁又叛，继捧也与之合。宋朝讨擒继捧，而继迁卒不能获。公元1002年，继迁陷灵州，改为西平府，迁居之。元昊又改名兴州。明年，陷西凉府。旋给吐蕃族潘罗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这时候河西回鹘所据。德明在位凡三十年，总算没有窥边。公元1032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边患就起了。

潘美（925—991年），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潘美与赵匡胤关系密切，曾拥立赵匡胤称帝建宋。开宝四年（971年），率军灭南汉。开宝八年（975年），协助曹彬灭南唐。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随宋太宗伐北汉。又随宋太宗北伐辽，兵败而回。

元昊是西夏一个豪杰，他是兼吸收中国和吐蕃两种文明的，所以《宋史》说他“晓浮屠法，通蕃汉文字”。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节。所以即位之后，西夏的情形，就焕然丕变。定官制，造文字，设立蕃学汉学，区划郡县，分配屯兵，具见《宋史·西夏本传》。公元1039年，元昊举兵反。宋朝初令范雍、夏竦分守鄜延、环庆和泾原、秦风。旋用夏竦做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两个，做他的副手。韩琦主张出兵，范仲淹主张坚守。两人议论不协，出兵的事情，就没有成功。西夏人来攻，韩琦的副将任福，倒大败于好水川。在甘肃隆德县东。范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于是韩、范和夏竦都罢，用陈执中代他。后来又用韩琦守秦凤，王讼守泾原，庞籍守鄜延，范仲淹守环庆，也总是不能得利。公元1043年，元昊虽屡打胜仗，而国中也觉得困弊，才遗书庞籍请和。明年，和议成，宋朝封他为夏国王，岁赐银绢茶綵，共二十五万五千。元昊的反叛，虽也不过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费和沿边的破坏，所受的损失甚大。陕西地方，元气差不多始终没有恢复。西夏兼吸收中国和吐蕃的文明，立国有二百多年，规模很有可观。可惜记载极为阙略。《西夏纪事本末》一书，搜辑得还算完备，可以参考。

萧太后（953—1009年），名绰，小字燕燕。辽景宗耶律贤皇后，史称“承天太后”。她出身显赫，在摄政期间，选用汉人，开科取士，内政修明，军备严整，使辽朝达到鼎盛时期。是少数民族历史上少见的女中豪杰。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失败后，被贬各地。卒后谥“文正”。范仲淹德才兼备，时人对其评价颇高。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韩琦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有力反对者。

第二节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军的骄横；

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之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

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一]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石守信（928—984年），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在殿前司共事，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建隆三年（962年）九月，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石守信自己上表解除兵权。死后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二]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钦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公元1004年至公元1007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他的岁入，是：

宋太宗蹴鞠图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十九岁中进士，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拜相。不久被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又被起用，遭丁谓陷害，后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客死贬所。寇准为相善断大事，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为宋初贤相。

至道末　　二二二四五八〇〇缗

天禧末　　一五〇八五〇一〇〇缗

皇祐元　　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

治平二　　一一六一三八四〇五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〇〇，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一二〇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一一五二一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〇四七了。

[三]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三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叙财，中书看着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于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便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士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习气。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习气。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厉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钦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是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露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漏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临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并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雷允恭误听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块地方。太后叫王曾去覆看。王曾就说他“包藏祸心，有意移皇堂于绝地”，借此把丁谓挤去。这种手段，殊不正当，而宋人非常赞美他。丁谓既罢，代以王曾。后来吕夷简做宰相。吕夷简这个人，《宋史》上也说他不大正当的，然而也没甚显著的坏处。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当刘太后在日，始终自己没有知道，刘太后死后才有人对他说起。于是仁宗大恸，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时候（李氏本是顺容，疾急时，进位为宸妃），刘太后本要“用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对太后说：“礼宜从厚”。又对承办丧事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用后服敛，以水银实棺。异时莫谓夷简未尝言也。”罗崇勋也听了他。及是，仁宗开棺验视，妃“玉色如生，寇服如皇太后”，乃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当时告诉仁宗的人，说宸妃是死于非命）待刘氏加厚。吕夷简这种事情，读史的人，不过说他有心计，能替刘氏打算。其实这等处，消弭掉无数无谓的风潮。不然，早就兴起大狱来了。仁宗即位之后，吕夷简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尚美人、杨美人争宠，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颊。仁宗自起救之，误批颊。仁宗大怒，要废掉郭后，吕夷简不曾反对。这时候，孔道辅做台长，率谏官范仲淹等力争，一时都遭贬谪。这件事，宋人也算他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后，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攻之，说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罢去，代以杜衍。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做了一道《庆历盛德诗》，以称美仁宗。杜衍之党，和夏竦之党，就互相指目为党人，大相攻击（欧阳修《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公元1043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杜衍继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苏舜钦，和他所引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罢职而去。于是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也联翩辞职。拱辰大喜，说：“吾一网打尽矣。”而夏竦又继为宰相。再以后的大事件，便是濮议了。以上党争的事情，一一详叙起来太繁。《宋史》中诸人的传，读者可自取参考。但是《宋史》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总而言之：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消掉的。后来的王荆公，就是榜样。这个却贻害甚大。

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宋太宗第三子。真宗在位25年，前期治理有方，国势比较强盛。1004年，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期以王钦若和丁谓为宰相，信奉道教，称受天书，封泰山、祀汾阳，修建了许多寺庙，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丁谓（966—1037年），字公言，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宋真宗时曾位至宰相。他才智过人，然而心术不正，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以奸邪险伪著名，人称“五鬼”。宋真宗迷信道教，丁谓极力迎合，劳民伤财，可谓“功”莫大焉。

王钦若(962—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为人奸邪险伪，为迎合真宗，曾伪造天书，争献符瑞，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他状貌短小，颈部有疣，时人称为“瘿相”。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时人谓为“五鬼”。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宋真宗子。他性情温良宽厚，知人善任，虽然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因此，作为守成之君，仁宗算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穷财尽。原来从藩镇擅土以后，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税机关；又创设了无数麻烦的杂税。这种苛税，无不是拣着地方上贫弱的人欺的(因为豪强的人，都是有势力，能和官府相结托的）。于是贫弱的人，就只得献其所有，以托庇于豪强。有产的人，就逐渐变为无产者。这么一来，豪强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并贫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际，田地总有荒废的；还有那贫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于豪强之手。于是贫富就大为不均。宋朝的收税，是很宽的。每破一国，必把他所有的苛税废除，或是大加蠲减（累朝相承，又递有蠲减）。而且“一遇水早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并兼伪冒”，也“未尝考按”。然而历代开国之初，都有一种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制。宋朝却丝毫未有。所以取民虽宽，只是优待了一种豪强兼并的人，贫民丝毫得不到好处，而且受豪强的压迫更甚。民间借贷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还他两石，还算是普通的，见《宋史·陈舜俞传》。司马光说当时穷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则富者操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见《宋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真是言者伤心，闻者酸鼻了。还有一件，宋朝的税额虽轻，而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并不见轻。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六节。又有一种苛酷不堪役法，简直是绝掉人民的生机。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原来所谓“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调制里的所谓“庸”，“庸钱”既已并入两税，就不该再有所谓力役。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按“人户等第”差充的。赋税无论重轻，总还有个数目；数目过大，表面上总还有些说不出来。这种差役的苦累，却是因办公事而赔贴，法律上无可告诉。宋时差役的名目，——主官物：里长、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苻、人力、手力、散从，——以供驱使；而衙前、里长，最为苦累，往往倾家不能给。所谓人户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资产的厚薄定的。于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残以免役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是惨无人道。以上所说的话，还不过述得一个大略：若要仔细说起来，还有许多的情形。读者请自取《宋史》的《食货志》看一遍。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所以从澶渊议和以后，除掉陕西一隅，因西夏造反，连兵五六年外，此外并没有什么大干戈；而且朝廷也并没行什么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内的景象，已觉得憔悴不堪；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要想设法改革，一切弊窦，都是积重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治理真觉得无可下手。惟其如此，我们读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荆公的热心和勇气了。

范仲淹

宋仁宗

宋英宗赵曙（1032—1067年），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立以为嗣。英宗体弱多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

第三节　王荆公的变法

然而变法的结果，不过弄得党争更甚；所创的法，也不过供给后来奢侈的君主、贪欲的宰臣，聚敛和妄作妄为之用。岂不可叹？王荆公是我国有数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数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迹，本书因限于篇幅，不能备详。近人新会梁氏，著有《王荆公传》一书，很为可看。读者诸君，务必取来细读一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种伟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向往之”的。讲史学的人，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我说历史的有裨于修养，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

神宗的用王荆公做宰相，事在公元1069年，到公元1074年4月罢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罢。继其后的，是韩绛、吕惠卿等。终神宗之世，行荆公的法不曾变。

当王荆公的时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财政与军政。然而荆公的眼光，不是专注于一时的。所以他的财政政策，大致在于宽恤人民，培养社会的富力；至于兵政，则想变募兵为民兵；还于这种眼前的急务以外，特注意于培养人才，而改良学校和选举。这是荆公内政上的政策。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从熙宁三年（1070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封荆国公，谥号“文”，世称王荆公。

荆公所创设的财政机关，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初令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光辞以不能，乃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荆公执政后，才创设这个机关。创设之后，对于支出一方面，则把一岁的用度，和郊祀大计，都“编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费计有十分之四。其余一切积极的政策，也都是从此议行的。

荆公对于民政上的设施，最紧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当春天播种时，叫百姓自己揣度，种田之后，能有多少赢余，官就酌量借钱给他，以做种田的资本；到谷熟后还官。荆公把这个法子，推行到诸路。用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做本钱。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之年，仓里储蓄了米，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岁有丰歉，而谷价常得其平；不至于荒年则吃米的人受累，丰年则种田的人吃亏。所以谓之常平。历代仿办的很多，也有就唤做常平仓的，也有另立广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总算做这种仓的总名。南宋后，又有一种社仓，则用意与常平同，而办法小异。可参考《文献通考》的《市籴考》。这是所以救济富人盘剥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输“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其“额”，是按一县所须的数目均摊。又额外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以备水旱。官用此钱，募人充役，不再“签差”。其整理赋税，是为根本的，是“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委佐官员地计理。于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头，以作标识。测量既毕，则经界已正；然后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赋税。当时反对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押借；[四]有钱的人，不愿借；无钱的人，借了不容易还；银钱入手，良民不免浪费，何况无赖之徒？追收起来，州县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二]两说，都不足论（取息二分，较之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轻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此外，在“反对荆公的《宋史》”里，竟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可见当时奉行就是不善，也没有多大的弊病。反对雇役的理由是：[一]向来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户；现在一概要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则否。不如负担本该均平；况且免役钱亦视乡户等第，以定多少，并非是不论贫富，概令出同一的钱；还有向来无役的户，也出助役钱；如何得便于上户，不便下户？[二]户口升降失实。不知差役也要分别人户等第的。户口的升降，和役法的为差为雇无关。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驳。总而言之，荆公所行的法，以免役为最完全合理。所以后来辗转变迁，而其法卒不能废——差役之法，卒不能复。新会梁氏说：“直至今日，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苦，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举……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实非虚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当时，确亦为救济贫民之一法。方田则荆公时推行不曾甚广，后来徽宗时候，虽然继续进行。恐怕有名无实。此外还有“市易”、“均输”等法，也是关于经济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广，而本书篇幅有限，所以从略。读者可自取《宋史·食货志》参考。

关于军事，则首先着手于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降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数，只说“所裁减者甚众”。《通考》同。其次则改掉从前番戍之制，置将统兵，分驻各路。其置将之数，河北十七，府畿七，京东九，京西四，鄜延九，泾源十，环庆八，秦凤五，熙河九，淮南两浙江西东西路各一。荆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广南东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将。又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士军两指挥，与将并行。一将一指挥的兵数，史无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东南诸将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才教保长以武艺，教他去转教保丁。荆公是主张民兵制度的，和反对党辩论的话，具见《宋史·兵志》。还有他上仁宗的书，也畅论此理，可以参看。当时还有“保马”之法，由官给民马，令其豢养，而免其租税的一部。又特置“军器监”，以改良军器，本书因限于篇幅，也只得从略。

关于教育选举的改革，见下篇第五章第二节。

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荆公，所想膺惩的是辽、夏。但这两件事。都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于是先为伐夏的准备，而有恢复河湟之举。

唐宣宗时，虽然恢复河湟，然占据其地的蕃族，仍旧不少。大者数千家，小者数十百家，为一“族”，各有首领。内属的谓之“熟户”，不内属的谓之“生户”。其初，凉州的潘罗支和青唐的唃厮罗，都能和西夏相抗。后来潘罗支之兄弟厮铎督，为元昊所并。唃厮罗死后，也国分为三。潘罗支杀李继迁，已见前。不久，被蕃族附继迁的所杀。潘罗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节度的名号，及是，遂以授其弟厮铎督。元昊复取西凉府，厮铎督和中国，就音信不通，想是给他征服了。唃厮罗初居宗哥城（在凉州西南五百里），后徙邈川（在如今西宁县的东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宁），始终和元昊相抗。唃厮罗死后，第三子董毡嗣，遂据河北之地。长子瞎毡，别据河州（如今甘肃的导河县），次子磨毡角据宗哥城。公元1070年，建昌军司理王韶，诣阙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要先复河湟。荆公颇善其言，用韶为洮河安抚使。于是王韶先克复武胜，建为熙州。如今甘肃的狄道县。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肃的岷县。洮、如今甘肃的临泽县。宕、在岷县西南。叠，在临潭之南。开辟熙河一路。董毡传子阿里骨，至孙瞎征，部落自相睽贰。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8年），王瞻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弃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又重取二州。

夏元昊死于公元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谅祚立。先是鄜州将种世衡，请进城延安东北二百里的旧宽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许之。城既筑成，赐名为青涧，如今陕西的清涧县。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后，儿子种锷，继任下去。公元1067年，英宗治平四年。种谔袭取绥州。如今陕西的绥德县。朝议以为擅开兵衅，把种谔贬斥。这一年，谅祚也死了，子秉常立，还只有三岁。公元1069年，愿将所陷的塞门、如今陕西安塞县北。安远如今甘肃通渭县境。两砦，归还中国，以换取绥州。神宗也答应了他。谁知道夏人并无诚意，交涉不能就绪。于是改筑绥州城，赐名绥德。夏人就举兵入寇，神宗用韩绛做陕西宣抚使，起用种谔，杀败夏人，进筑了一个啰兀城。在如今陕西米脂县北。又进筑了许多的砦。不多时，夏人来攻，诸砦尽陷，并啰兀也不能守。于是再罢韩绛，斥退种谔。公元1081年，秉常给他的母亲囚了起来。神宗听种谔的话，这时候，种谔已仍做了鄜延总管。令陕西河东，五路进讨，约期同会灵州，不曾成功。公元1082年，侍中徐禧，新筑了一个永乐城。在如今米脂县西。夏人来攻，又败死。这两役，北宋丧失颇多。但《宋史》说“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恐怕也言之过甚。于是仍许西夏讲和。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神宗对西夏用兵，是失败的。然而决不如《宋史》所言之甚。只要看反对新法的人，并没指出什么陕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实据来，就可知道了。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顺立，也只三岁。还了中国“永乐之俘”一百四十九人。当时朝臣，就把神宗时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县）、葭芦（如今陕西的葭县）、浮图（绥德西）、安（在如今甘肃安化县东北）四砦，轻轻还了他。然而画界不定，侵寇仍不绝。于是知渭州章楶，请进城平夏（如今甘肃的固原县）以逼之。诸路同时进兵拓地。西夏毕竟国小，不能支持，介辽人以乞和。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议再成，从此终北宋之世，无甚兵争。

宋神宗（1048—1085年）赵顼，英宗长子。即位后，颇欲励精图治，命王安石推行变法。由于用人不当，又遭受朝臣巨大的反对，变法最终失败。虽然如此，神宗还是维持新法近二十年。

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后，对于北方的兵事。还有对于南方的兵事，关系也颇大，如今撮叙其大略。

（一）沅水流域的蛮族，参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就是黎族的正支。汉时谓之武陵蛮。隋时，汉族的疆域，进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个辰州。唐时，又进辟锦、如今湖南的麻阳县。溪、如今湖南的永顺县。巫、如今四川的巫山县。叙如今湖南的黔阳县。等州。唐末，其地为群蛮所据。宋初，用徭人秦再雄招降之。于是沅江的蛮族，分为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资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蛮。如今靖县地方，又有杨氏，号十峒首领。酋长都是汉姓，大约是汉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蛮，为患最甚。神宗用章惇经制蛮事，平梅山蛮，开其地为安化、新化两县。今县名同。又平南江蛮，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县。而北江诸酋，亦愿纳土。徽宗时，又降十峒首领，置诚州。如今的靖县。

王安石

（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时，为东谢、在如今贵州思南县一带。牂牁、汉朝的牂牁郡境。西赵、在东谢之南。夷子在东谢之西。诸蛮。宋时，先有龙、方、张、石、罗五姓，神宗时，又有程、韦二姓，都通朝贡，渭之西南七蕃。其在长江流域的，则分属黎、叙、威、茂、沪五州，其中惟黎州的三王蛮系氐羌，余均濮族。皆不侵不叛；只有居长宁、如今四川的长宁县。宁远如今四川的屏山县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纳溪如今四川的纳溪县。附近的斧望个恕，颇为边患。神宗命熊本讨平他。后来又平定了如今重庆以南的地方，开建了一个南平军。叙、威、茂三州的蛮族，徽宗时，内附置州的颇多，但都不久即废。参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节，第二篇上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篇上第七章。西南诸族，就是如今总称为“高地族”的。鄙人自谓把他分析得颇清楚，读者诸君，务请留意，得了这一个纲领，去看别种书，可以较有把握。

狄青（1008—1057年），字汉臣。北宋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勇而善谋，战功赫赫，以功升枢密使。后又南下广西，平定侬智高的叛乱。狄青威名太盛，被朝廷视为眼中钉，终遭猜忌而死。

(三）安南之地，自唐以前，本来都属中国版图。五代时，才有人据其地独立。宋初，平岭表，据其地的丁氏，遣使入贡；太祖也因而封之。这大约是内地初平，不欲穷兵于远的意思。太宗时，丁氏为黎氏所篡，太宗发兵讨他，不能取胜；只得因其请和，授以官爵。从此以后，安南就独立为一国了(有三国的纷争，而朝鲜独立；有五代的纷争，而安南独立。正是事同一例，这都是军阀给国家的好处）。真宗时，丁氏又为李氏所篡。神宗时，其主乾德，遣兵犯边，连陷钦、如今广东的钦县。廉如今广东的合浦县。二州和邕州。如今广西的邕宁县。公元1075年，神宗派郭逵去讨他，逵先恢复失地。明年，入其国，败其兵于富良江。安南请和。从此以后，对于宋朝，就始终臣服。安南的历史，中国史上所说的，都有些错误。现在根据日本人所著的《安南史》，述其大略如下——这是根据安南人自己所作的历史。安南之地，本来是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后梁末帝贞明中（公元915年至公元921年），土豪曲承美据其地，送款于梁。南汉伐执之，派杨廷艺领其地。后来杨廷艺给手下人杀掉，牙将吴权，自立为王（公元938年）。传子昌笈，为权妃杨氏之弟三哥所篡。昌笈的兄弟昌文，废三哥，重立昌笈。昌笈死，昌文即位，境内大乱。昌文自己出兵讨伐，中箭而死（公元965年），诸州互相攻伐。公元970年，并于欢州刺史丁部领。始称帝，国号瞿越。部领爱少子项郎，欲立为嗣。项郎的哥哥丁琏，把项郎杀掉。部领就只得传位于琏。琏时，宋平南汉，琏遣使入贡。太祖以为静海军节度使，封交址郡王。后来为其下所杀，部领亦遇害。琏的兄弟璿立。公元980年，为大将黎桓篡（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太宗派海陆兵（海兵出广州，陆兵出邕州）去讨他，不利。恒亦遣使谢罪。公元986年，仍以为静海军节度，加安南都护，封京兆郡侯。公元993年，封南平郡王。真宗即位，进封南平王。公元1006年，黎桓死，次子龙钺立，为弟龙铤所弑。公元1010年，龙铤死，殿前指挥使李公蕴自立。真宗仍以其官爵授之（英宗时，改封安南国王）。传四世而至仁宗，始改国号曰大越。自太祖至仁宗，皆留心政事，制定法律，兼提倡孔教和佛教，称为安南的盛世。神宗、英宗两世，亦称贤主。高宗立，荒于游宴，安南始衰。将军郭卜作乱，都城为其所陷。渔家子陈承，以乡兵平卜，辅立高宗之子惠宗。惠宗无子，传位于女佛金。佛金嫁陈承的儿子炬（就是《元史》的陈日煚），就传位于炬，于是李氏亡而陈氏兴。

第五节　元祐绍圣的纷更和徽宗的衰侈

王荆公的变法，宋朝人把他骂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实在无甚贻害于民之处。只要看当时，并无民愁盗起的现象，就可明白了。荆公变法，关涉的方面太多。果真贻害于民，则全社会都受其骚扰，断没有不民怨盗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党见，闹的太凶了，不论什么事情，都几乎只有意气，并无是非。当荆公行新法的时候，反对的人，便纷纷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等），无如神宗一概不听。公元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还只十岁。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的母亲。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做宰相，于是旧党联翩而进。不到一年，就把荆公所行的新法都废掉。然而这时候，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刘安世、刘挚、梁焘为首。互相攻讦，纷纭扰攘，对于政治，其实并没有一定的主见。大家又都捧着一个太皇太后，“哲宗有言，或无应者”。于是哲宗积忿在心。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崩。杨畏、李清臣、邓润甫等，首创绍述之议。哲宗就罢范纯仁，起用章惇做宰相，而朝局又一变。当荆公执政的时候，反对的人虽多，却并未窜逐一人。只有上《流民图》的郑侠，下狱远窜，乃荆公罢相一年中事。详见梁氏所著《王荆公传》。元祐诸臣执政，才把行新法的吕惠卿、邓绾、蔡确等远窜。章惇执政之后，也就窜逐旧党诸臣，以为报复。甚至要追废宣仁太后，以有人阻挠，不果。公元1100年，哲宗崩，无子。太后要立徽宗，章惇说：以年则神宗诸子，申王为长；以亲，则哲宗母弟简王当立。太后不听。徽宗既立，章惇遭贬，以曾布为相。这时候，太后权同听政，颇起用元祐诸臣。然曾布本是助荆公行新法的，太后听政才七月，就归政。徽宗意亦倾向新法，却去引用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司马光要复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为难。这时候，蔡京知开封府，独能如约办到，司马光大喜。于是曾布亦罢相。蔡京窥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诸臣的姓名，亲写了一张党人碑，勒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阙下。于是新旧水火之势，格外无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无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无可支持了。当时就没有女真，内乱也要大起的。只看南渡之初，群盗的多便可知。

宋哲宗赵煦（1076—1100年），宋神宗第六子。哲宗登基时，只有10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相，把神宗时的变法措施全部废止。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贬斥旧党，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但在哲宗朝，党争更加激烈，是北宋灭亡的一大原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夏县涑水（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历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当政后贬斥新党，将新法全部废除。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对王安石变法虽持反对态度，但并非一概排斥，所以既不容于新党，也不容于旧党，贬逐而死，谥“文忠”。

蔡京是一个聚敛的好手，只要把《宋史·食货志》看一遍，便可见得当时不论哪一项财源，都给他搜括净尽；不论哪一件政事，到他手里，就变做了聚敛的政策，以供给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势难备详，读者诸君，请取来自读一过。便可见得财政紊乱，是国家的致命伤。于是设苏杭应奉局，派宦者童贯，到东南去监造御器。又命朱勔领花石纲，东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运进京来。其骚扰，自然不言可知。于是在京城里造了一座万岁山，穷极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时候，金人把这山上的石头，用来供发炮之用。荼毒了无数生灵，其结果，还是拿来做杀人之具，真正可发一叹。又相信道教，进用方士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大营斋醮，费用也不可胜计。内政一方面，既已如此，对外又要讲武功。西南一方面，则招降蛮族，置了许多州县。西北一方面，又用王厚以开湟、鄯。均见上节。于是童贯借此机会经略陕西，和夏人开衅。每战，辄讳败为胜。教诸将多筑城堡，骗朝廷是新拓的土地。公元1120年，睦州人方腊作乱，连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县。歙如今安徽的歙县。二州，进陷杭州。童贯带兵把他讨平。就格外自谓知兵，要想趁辽朝败亡的机会，恢复燕云。北狩南渡之祸，就因此而起了。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仙游县）人。蔡京曾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但为人反覆无常。宋徽宗即位后，起用为相，令其推行新法。他培植党羽，铲除异己；并提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励徽宗肆意挥霍，并大肆搜刮百姓。是百姓切齿的奸臣。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