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艺术海洋——敦煌莫高窟

敦煌，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有着东方艺术宝库之美誉。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享有如此盛誉，并非言过其实，去过敦煌莫高窟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震，因为这里是沸腾的艺术海洋。

风雨敦煌话沧桑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是一块美丽、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南枕祁连雪峰，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连嶙峋逶迤的北塞山与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是一个由南祁连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冲积而成的绿洲，面积约3.12万平方千米。这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不过由于四围群山环抱，中有党河水滋润着肥田沃土，旱涝保收，四季瓜果飘香。

敦煌历史悠久，从该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刀、石斧和陶器可以判断，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有三苗人在此繁衍生息，过着狩猎和原始农业的生活。夏、商、周时，敦煌隶属古瓜州，三苗后裔羌戎族在此游牧定居，至今敦煌地区还保留着他们留下的许多岩画。自战国至秦代，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在敦煌一带居住。后来大月氏强盛起来，不仅兼并了羌戎，而且赶走了乌孙人、塞种人。

INFORMATION

考古档案

年代：十六国至元代

地点：甘肃敦煌

发掘时间：1943年至今

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古罗马）；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汉唐之际，又沿天山北麓开辟一条新路，由敦煌经哈密、巴里坤湖，越伊犁河，而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汉宋之际，丝绸之路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敦煌也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走廊，打垮了大月氏，迫使其西迁。匈奴由此占据整个河西走廊，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而且经常骚扰掠夺内地，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汉武帝继位后，为打垮匈奴，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和出击；一方面于建元二年（前138）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统率万骑进军河西，此役大获全胜，生擒匈奴王子，缴获其“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率骑兵涉居延水，逼祁连山，大破匈奴，斩杀3万余人，迫使匈奴浑邪王携部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5），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不断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而来自西域的物产亦传播至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络绎不绝，而敦煌成为“咽喉锁钥”，据丝绸之路之要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云集，从事中原丝绸和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与当地粮食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亚和中亚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人文荟萃，文化粲然，这些繁荣的景象在莫高窟第296窟窟顶的壁画上有着生动的记载。

永嘉之乱（311）后，北方先后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混战割据局面。400年，李称王，建立西凉国，以敦煌为国都，这是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十六国时期，群雄中原逐鹿，战火四起，而河西却相对稳定。中原不少硕学宿儒和平民百姓纷纷逃往河西避难，给这里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

佛教自西域传往东土，汉魏之际在敦煌空前兴盛，饱经战乱的百姓希望通过礼佛来解脱苦难，祈求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大批大德高僧在敦煌讲经说法，研习佛学。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乐自西域来中土传播佛法，路经敦煌三危山下。当时正值傍晚时分，日薄西山，面对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漠，乐心里思忖该往何处投宿，忽见三危山上金光闪耀，绝壁上影影绰绰似有万佛涌现。乐心中欢悦不已，高唱佛经，并心发宏愿，要在三危山绝壁之上开凿洞窟，供养众佛。此后，他四处化缘，历尽艰辛，终于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继乐禅师之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高处的洞窟”。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北魏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广为传播，这一时段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隋朝建立后，丝绸之路恢复畅通与繁荣。隋文帝改鸣沙县为敦煌县，后来又将大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至敦煌充边，这样使敦煌又融入了南方的文化习俗。隋文帝崇信佛教，命各地建塔立寺，供养佛祖，敦煌在有隋一代开凿了96个洞窟，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唐代时敦煌依然保持了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佛教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200多个，壁画和塑像艺术水平空前绝后。

“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虚占领河西，统治长达70余年。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暴政，张议潮率众在河西发动起义，驱走吐蕃贵族，收复河西故地，并归顺唐朝，被封为河西、河湟十一州节度使。后来，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叛唐自立“金山国”，结果被回鹘打败。9l4年，金山国亡，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自领节度使。曹氏统治时期，笼络当地望族，发展生产，推行教化，改善同周边民族关系，使河西维持了稳定安宁的局面。这一时期，莫高窟的开窟造像仍在进行，并未受到局势变动的影响。

11世纪初，党项族兴起，称霸河西，建立了西夏王朝，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敦煌在西夏统治的100多年间，“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而且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礼佛开窟之风依旧常盛不衰。据统计，在宋、夏时期，共开凿洞窟100个。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还保存有大量的西夏佛教艺术。至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河西地区尽归元朝。元政府将敦煌升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元朝远征西方，敦煌是必经之地。元政府在敦煌驻军屯田，使敦煌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元朝统治者也礼敬佛教，这使得莫高窟得以继续开凿。据统计，开凿于元代的洞窟共计9个。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兵平定河西，修筑嘉峪关、明长城，重修肃州城。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卫，又设置关西七卫。永乐三年（1405）在敦煌设沙州卫。正德十一年（1516），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1524）明王朝下令封闭嘉峪关，迁关西平民于关内，废弃瓜、沙二州。此后200年间，由于战乱连年，百姓流离失所，田园渐芜，敦煌渐渐衰败，当时有人赋诗曰：“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俨然已是荒漠不毛之地了。

清康熙时期，陆续收复了嘉峪关以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1725）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迁徙民众到敦煌地区垦荒定居。很快，河西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敦煌亦成为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直至辛亥革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敦煌一直是县府驻地，1986年又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敦煌撤县立市。

弱水流沙捧明珠

敦煌莫高窟正位于今敦煌市东南面25千米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一条宕泉河从它的面前缓缓流过。莫高窟面向东面，南北长1680米，上下高50米。这些开凿于不同时期的洞窟错落有致地排列于崖面之上，上下最多达5层，散布于一片黄土之中，使人望之便生出无限历史沧桑感。

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二字实在是准确形象地概括了此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魏晋以来，经过千年的积累，这块弹丸之地上共开凿了400多座石窟，共有精美泥质彩塑2415尊，瑰丽的唐宋木构崖檐5个，丰富多彩的壁画达4.5万平方米，另外还有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由于沙漠特有的干燥气候，这些艺术珍品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世界历史上罕有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中的这些艺术珍品以壁画为主，塑像次之，壁画中美丽的飞天和佛教故事，更是引人入胜。

妖娆飞天

敦煌地区石窟保存了从公元4世纪（十六国时期）到14世纪（元代）历时千余年的众多飞天形象，它们是中国古代艺术家们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佛教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飞天是佛教中乾闼婆和紧那罗的化身，这两人为一对夫妻，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后来成为佛教天龙八部众神之一。乾闼婆飞翔于天宫，为佛献花、供宝，栖身于花丛，在佛国里散发香气；紧那罗在佛国里奏乐、歌舞。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合为一体，变为飞天。人们将早期在天宫奏乐的叫“天宫伎乐”，将后来持乐器歌舞的称“飞天伎乐”，伎乐是佛及菩萨的侍从，主要职能就是“娱佛”。敦煌飞天不长翅膀，不生羽毛，借助于云彩却又不依靠云彩，衣裙飘曳，彩带飞舞，凌空翱翔，千姿百态，万千变化。这一形象既传承体现了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又吸收融合了外来飞天艺术形象。

由于开凿时间不同，各个洞窟的飞天形象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早期洞窟里的飞天多出现于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中人物的头上。北魏时期，范围扩大到说法图中和佛龛内两侧，这一时期的飞天一方面仍保留着西域飞天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有所变化。如北魏第226窟北壁后部说法图西侧上方有一个散花飞天，脸型由椭圆变为丰满的长条，鼻翼丰满，嘴唇小巧，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横空飞翔，势如飞鹤，姿势优美，观之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到了隋代，与以前相比，飞天形象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体型上，身材更为修长，比例适度，风姿绰约。脸型不一，有的清秀，有的浑圆。飞天们所穿服饰各异，有的上身半裸，有的着长袍大袖，有的穿短衬长袍。飞态不同，单飞，群飞，上飞，下飞，逆风飞，顺风飞……情态各异，总体而言，正处于融合、探索、创新的时期。

唐代的敦煌飞天已臻完善，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传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唐代独特的风格，达到艺术的巅峰。唐代洞窟的四壁画满经变画，飞天遍布藻井、佛龛、四披，大部分出现在经变画中。极乐世界正中佛陀正在说法，各种情态的飞天飞绕在上空，有脚踏彩云者，欲徐徐降落；有昂首挥臂者，似腾空而上；有手捧鲜花者，做势欲冲云霄；有手托花盘者，横空漫舞飘游。那凌风起舞的衣袂，那当风飘卷的彩带，使得飞天的姿态轻盈巧妙，潇洒妩媚。唐代壁画中出现了一个极具艺术吸引力的形象——反弹琵琶的飞天。反弹琵琶可谓是敦煌艺术中最最优美的舞姿，是敦煌壁画中艺术表现手法最具特点的画面。伎乐们多为裸身束裙，戴冠披巾，匠人在绘画时用色明艳，描画人物体型丰满，俨然唐代仕女画的风格。飞天反弹琵琶实际上是在既奏乐又跳舞，高超的琴艺与绝妙的舞姿融为了一体，舞蹈动作带有明显的唐代西域少数民族的特点。开凿于唐代的第112窟壁画《西方净土变》中的《伎乐图》，反弹琵琶的伎乐天衣裙裾，如游龙，似惊凤，舞姿劲健而舒展，臂钏在飞舞的动作中叮当颤响。突然，飞天一举足一顿地，出胯旋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于是，整个天国为之惊羡不已，时间似也不再流逝。反弹琵琶也成为了大唐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符号。

五代、宋以后的飞天，在造型动态上渐渐走向公式化，失去了创新的元素，飞天的风格特点虽代代不同，但已是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失去了内在的艺术感染力。

壁画故事

莫高窟石窟均有壁画、彩塑和其他装饰图画。壁画虽然历经千年的风沙剥蚀，仍然色彩鲜艳，线条清晰，展现了古匠师精湛的画艺及创造精神。壁画中的故事主要以来自印度的佛传故事为主，有释迦牟尼传记故事画，有本生故事画如月光王以头施人、毗椤竭梨王钉千钉、萨毗王割肉救鸽、萨垂那舍身饲虎、九色鹿舍已救人等，有因缘故事画如五百强盗成佛，有瑞像故事画如菩提树的故事，还有经变故事画等等。

先来讲讲经变故事画。所谓经变，即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经要义。经变画分为说法图和故事画两部分，用绘画手法表现者即经变故事画。经变故事画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莫高窟壁画中的经变故事画非常有中土特色，显然它力图将佛教中国化，将深奥难懂的佛经要义用图画形式直观、形象、通俗地地表达出来，好看、易懂，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莫高窟中的说法图大约有900多幅，神态各异的佛像有12208身。其中第290窟窟顶前部人字披东、西两披，各分3层连续描绘佛经故事里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的全部情节，共87个画面，组成长达27余米的连环画长卷。这是莫高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故事画，也是世界上现存于世的早期石窟壁画中最完好的一幅佛传故事画。

当然，经变故事画也并非完全为说明佛法而绘制，有的经变故事画也曲曲折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绘有《五百强盗成佛图》。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古印度南部有个叫乔萨罗的王国，国中出现500个强盗，占山为寨，抢劫行人，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后来国王派精兵强将征剿，500强盗全被俘虏。国王宣布处以他们极刑，500强盗的双眼全被剜掉，然后放逐于深山老林之中，任其自生自灭。强盗们在深山老林中绝望地号哭着，惊动了释迦牟尼。佛祖动了恻隐之心，便用神力送来灵药，使强盗的眼睛复见光明。佛祖还亲临山谷，为其说法，令众强盗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就在该窟营建之前，当时河西一带发生农民武装暴动，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后来东阳王元荣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也许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愆，元荣特命人凿建此窟，并绘此彩画，而且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也多次提及此事。再如莫高窟第428窟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余名，表明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武周时女皇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不仅凿建了弥勒大像，而且在莫高窟第148窟绘制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激励敦煌汉唐军民合力抗击吐蕃入侵，在战争中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有的壁画故事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历史大事件，反映了敦煌地区的社会状况。如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在吐蕃统治敦煌70余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繁盛，石窟题材、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以壁画为例，一窟之内绘制多达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公元9世纪后期，张氏归义军统治敦煌，营建佛窟名为崇敬佛法，实际上却成为旌表个人历史功绩和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如莫高窟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贺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张氏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又开凿了许多大窟，包括对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再如914年，敦煌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政权，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曹氏大肆营造佛窟。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多为张氏时期的功臣旧勋，曹议金利用此举成功地笼络了敦煌旧势力，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了莫高窟第100窟，里面绘有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展示了曹氏强大的势力和敦煌地区的繁荣稳定。至于第98窟中绘的那些功臣旧勋，在第100窟以后营建的曹氏大窟中再没有出现过。从这些洞窟的壁画故事来看，曹氏营建的洞窟显然成为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反映了曹氏政权由弱到强的过程，见证了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的变迁。

藏经洞里的秘密

藏经洞为莫高窟第17窟，唐代河西著名的僧人洪英曾在此修行参禅，这里又曾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堆积了5万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遗书。当你来到这里，一定会满腹孤疑，小小一方斗室，本隐于一堵绘有菩萨画的墙后，安然度过了漫长时光，又是如何重新被人发现的呢？

让我们将时光倒退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一个名叫王圆的道士云游来到莫高窟。大概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人，发现了蜚声中外的藏经洞，也给莫高窟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他是农家子弟，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由于连年灾荒，被迫外出逃荒，后来还在甘肃肃州巡防军当了一年的兵。多年的颠沛流离使王道士感到“历尽魔劫，灰心名利”，于是回到家乡，出家为道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云游至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前有上、中、下三座寺庙，前两寺皆住红教喇嘛，王道士便在下寺安顿下来。

王道士能诵道经，又会测字算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也在当地闯出点名气，香火渐渐兴盛起来，生活也过得比较富裕，他俨然成为寺庙当家之人。渐渐地，王道士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财大兴土木，他将一些五彩的佛教壁画刷白，将一些佛像敲碎，打算把莫高窟改造成为道教的灵宫。其中，藏经洞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雇了些人来清扫洞口甬道中常年堆积的沙土，不久藏经洞的沙土便被清扫干净了。

王道士还雇了一个识字的杨姓之人给他打打下手，写写经文。当时天气炎热，杨某见藏经洞内凉爽，就把桌子搬进洞窟抄写经书。他嗜好旱烟，常在休息之余吞云吐雾一番，还惯常用芨芨草点火，并把燃剩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以备使用。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杨某照常在点着烟袋后往墙缝里插草，突然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他感觉有点奇怪，便用烟袋头敲了敲墙壁，从墙壁的回音可以判断里面竟然是空的，于是便赶紧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觉得蹊跷，于是相约夜半，两人破壁而入，发现壁后有一个用泥块封着的小门，高不足一人。两人又敲掉泥块，一条漆黑的通道出现在了二人面前。王道士与杨某手持照明工具，跨入通道之内，便看见尽头现出一个洞窟，约一人高，一丈见方，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白布包裹。打开包裹，里面都是经卷，包裹之下又有绣画、法器等，不计其数。一个隐藏了将近千年的神秘洞窟就这样无意中重现人间。

不久，藏经洞内发现宝物的消息就散播开了。人们对此有着种种说法，有人说是佛祖显灵示宝，有人说王道士倒卖宝物发昧心财，为了掩人耳目，他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这一段文字写在王圆所著的《催募经款草册》中，读来真是让人备觉可笑。

敦煌“四月八庙会”

敦煌有“四月八庙会”这一民间传统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当地居民，尤其是佛教信徒为纪念释伽牟尼，纷纷携老扶幼，成群结队，聚集在莫高窟、三危山、雷音寺等处烧香拜佛。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向佛祖祝祷，或诉说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或祈求佛祖保佑，或祈福纳财，或求消灾灭祸，或求子，或求官。佛前一炷香，心头澄明事。做完这一切，人们如释重负，信心倍增，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从四月初八起，敦煌整个窟区、寺庙人山人海，各处小吃摊点、工艺品商店、文艺节目演出场，甚至树林中、小溪边，游人皆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接连几日，盛况不绝。

引来惊天盗窃

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为今天莫高窟第17窟，窟身为正方形，边长约3米，四面墙高约2.5米，窟顶呈覆斗形。洞窟打开之日，里面堆满了经卷、彩幡、法器等物。据统计，留存至今的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歌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物，仍在5万件左右。这些文物，其所属年代自359年至1006年之间，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但在晚清社会，藏经洞的发现也同时意味着它的厄运的到来，这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劫难。

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王圆捡出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作为古董送给敦煌县衙的要人和当地名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翰手里得到了在藏经洞发现的几种唐碑拓片、绢画和写经，又从另一个文人王宗海手里得到一些绢画和写经。叶昌炽是位金石学家，深知这些绢画和经卷的重要价值，立刻建议省府把所有经卷送至省城兰州保管。但是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并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出后，从1905年到1924年间，俄、英、法、日、美等国“考察家”来到敦煌，肆意掳掠，骗走了三四万件经卷，采用各种手段剥去了许多壁画，大量珍贵文物流失，给莫高窟造成了巨大且无法弥补的破坏，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中规模大者有五次。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仅以6包劣质的石蜡为代价，就从王圆手中骗走了大批的经卷、典籍。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经卷书籍一直未得到整理和发表，迄今为止已不知流落何处了。

早在1900年，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曾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察”。斯坦因毕业于德国杜宾根大学，曾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从事东方语言和考古学研究一年，服过兵役，由此获得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的技能，后在英属印度政府供职，富有语言天赋，懂得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但不懂汉语。

1907年，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假借考古之名，于3月16日窜到敦煌。经过周密策划，他想出了一个阴谋，谎称自己是玄奘信徒，并通过捐献一笔数量很少的“功德钱”，获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和信任。丧失警惕、利欲熏心的王道士将斯坦因带到藏经洞。当斯坦因借助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扫视这个斗室时，这里的物品让他不禁两眼发直，心情激动。随后，斯坦因凭着考古经验和东方学的功底，用37昼夜的时间，在王道士提供的物品里恣意挑选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多幅绘画。事后，他支付给王道士200两白银。怕夜长梦多，斯坦因赶忙把这些物品装在29个大木箱里，于6月13日悄悄离开了敦煌。16个月后，斯坦因携带这批珍宝到达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也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随后，贪婪的斯坦因从1907年起，又先后5次去莫高窟，以几乎同样的手法又从王圆手中骗取了大量的文物。据统计，他先后窃走织绣品150余方，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等6500余卷。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至大英博物馆，为此他获得了英国政府授予的金质奖章。1914年，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骗买去600多经卷。

继斯坦因之后，法、日、俄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1908年7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一行三人来到莫高窟。伯希和操着流利的汉语，并奉上50银元的见面礼，赢得了王道士格外的好感。王道士于是给伯希和20天的时间可进入藏经洞任意挑选。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伯希和挑选出了斯坦因忽视的更为珍贵的经卷和在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及一些画卷，装了10大车。他还卑鄙无耻地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1909年，伯希和将这些宝物运到巴黎，一部分写本和印刷品藏入巴黎国民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另一部分为200余幅彩画、2000多尊木雕、丝绸以及许多纺织品，皆被送往卢浮宫。伯希和还拍摄了全部洞窟的壁画，并给各个洞窟编了号。

1911年10月，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了大谷探险队前往中国“探险”，并到达敦煌。其中队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以僧人身份前往谒见王道士，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500多件敦煌遗书，还有大约700件吐鲁番文书和木简、壁画、雕像、丝织品等。

1914年，俄国人鄂登堡一行八人来到敦煌。在1914年至1915年间，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一批敦煌遗书，包括大量的汉文、回鹘文写经，还盗取了许多彩色塑像和绢布画、纸画。据统计，他们窃走的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1920年至1921年间，俄国境内的白俄叛军逃到中国境内，1921年11月，中国政府拘留了400多名白俄士兵，并将他们关押在莫高窟内。这些白俄士兵在千佛洞内居住了半年之久，他们在羁押之中无处发泄，就在壁画上乱涂乱画。壁画上写满了沙皇军队的番号，佛像被一些污言秽语所玷污。最为可恶的是，他们在洞窟内生火做饭，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的壁画，使这座瑰丽无比的艺术宝库满目疮痍。

所有盗宝者中，以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的手段最为卑劣。他于1924年到达莫高窟，相对于其他已经来到这里的窃贼来说，他已经晚了一步，当时石窟中的经卷、画卷等文物已基本被洗劫一空，但兰登·华尔纳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于是将目标锁定在了那些绚丽多彩的壁画上。他把预先制好的特殊化学胶布贴在选好的壁画上，粘去了26方珍贵的唐代壁画，共计2006平方厘米，还用利刃铲去了其他几方壁画，搬走了几尊神彩飞扬的唐代塑像，并带走了敦煌唐人写本《妙法莲花经》。这些旷世奇珍现都被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后来，欲壑难填的兰登·华尔纳计划再次来华盗宝，因遭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谴责而未能得逞。

直到1936年，英国人巴慎前往敦煌盗窃壁画时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抓获，终于引起了官方真正的重视，藏经洞宝物沦为外国人猎物的历史才算结束。几经劫掠，敦煌文物绝大部分已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中，仅有少部分保存于中国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学与敦煌之谜

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慕名而来的各地游人络绎不绝。从敦煌流散出去的文物给中国带来了不可计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吸引了中西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即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区域文化。“敦煌学”一词始于1925年8月，当时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了这个词。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一单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敦煌学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问，体系庞杂，涉及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族、民俗、经济、政治、文化、语言、声韵、中西交通、医学、科技、建筑等诸多领域。学者们一般将敦煌学所涉及的领域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敦煌石窟考古，主要是考证、确定各石窟建造年代、分期和具体内容，它在敦煌学中属于基础研究部分，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二、敦煌艺术，研究敦煌彩塑、壁画、舞蹈、音乐、书法、建筑艺术。三、敦煌遗书，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的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也是敦煌学研究之最宽广领域。四、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度与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五、敦煌学理论，包括对敦煌学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各国学者皓首穷经，依托存在于敦煌莫高窟的数百个石窟、横跨11个世纪的壁画以及5万多件遗书，解决了许多过去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其彪炳学术界的突出贡献不胜枚举。但至今有一些疑问仍盘桓在人们心中，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敦煌藏经洞中是如何聚集了如此多的遗书？一种观点认为，藏经洞的藏品经多年的收集和长期积累，被有意识地封存起来。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藏品不过是废旧的佛经，过时的文书而已，但在“崇圣尊经”、“敬惜字纸”的观念支配下，仍被认为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废弃物”，故加以收集，集中封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和尚为躲避祸乱，决定暂时离开此地。由于大量物品不便携带而又不忍心丢弃，于是在临走之前，他们把历代宝藏、经卷、绢画、织绣、杂书、铜佛法器等集中放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筑上一道墙封闭起来，并绘上菩萨像。这样，大批的文化典籍被秘密珍藏起来。由于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满盛5万余件宝藏的秘室便在积满厚灰的墙后静静地安息了几百年。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

藏经洞又是于何时被封闭的呢？关于此问题，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体有：伯希和、斯坦因等人认为是在995年（北宋至道元年）之后，此外还有1002年至1014年之间说，1006年之后说，1030年至1035年之间说，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1049年至1054年说，1094年至1098年说，1228年前（蒙古军攻占敦煌之前）说，1348年至 1368年（元明之际）说等。上述这些说法，在论及藏经洞被封藏的前提时，或认为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或认为西夏威胁，或认为拉汗王国威胁，或认为蒙古威胁，或认为元末战乱，或认为藏经洞封闭是正常的废物淘汰而与战乱无关。这使得藏经洞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有人说，破解敦煌藏经洞之谜，关键在于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弄清这个问题之后，其他相关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但是要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目前存在两大难题：第一，藏经洞藏品中最晚的分别为何年何月？第二，第16窟甬道北壁（藏经洞门隐蔽体）墙面上的供养菩萨画像绘制于何年何月？前一难题关系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上限；后—难题关系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下限。可惜藏经洞藏品早已流散于世界各地，难以认定孰早孰晚；绘有供养菩萨画的墙壁也早就被无知且无耻的王圆箓毁掉了。

敦煌的壁画到底有多少？敦煌莫高窟有735个洞窟，其中近00个窟绘有巨幅壁画，总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绘画时间长逾千年，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画廊。从现有的发现来看，许多早期壁画上覆盖着晚期壁画，一层盖一层，多者达到四五层之多。这些壁画由于敦煌特殊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兼与外界隔绝，保存得比较完好。现在一般所说的敦煌壁画面积，是指石窟墙壁最外层的面积总数，并不包括被覆盖在里面的壁画，因此敦煌宝库中到底有多少层壁画，壁画面积有多大，仍是一个谜。

是谁绘成这堪称世界艺术瑰宝的壁画？敦煌壁画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准，堪称世界艺术的瑰宝，以至于许多看过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包括一些专家，在为之惊诧和沉迷的同时，都认为敦煌艺术绝非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大师杰作。也有研究认为，敦煌画师的来源主要有四类：一是来自西域的民间画师，这从敦煌壁画早期作品风格和新疆同期佛教石窟壁画风格非常接近可以判断；二是政府官员获罪流放至敦煌所携带的私人画师；三是高薪聘请的中原绘画高手；四是来自五代时期官办敦煌画院的画师。但从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称画师为画匠或画工，可见画师们主要还是来自民间，社会地位并不高。壁画中大量的田间劳动场景，活生生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态和科技水平；壁画中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为神秘的佛教壁画增添了世俗社会色彩。也许正因为画师们大都为来自民间的工匠，熟知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才能巧妙地将佛国的空灵与人间的真实融为一体，最终创造出亦真亦幻、精彩绝伦的佛教艺术品。

在古代，画匠、塑匠属手工业者，与其他手工行业一样，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一方面，官方有着高水准的要求，使一般塑匠、画工的水平与作品风格都必须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标准；另一方面，众多的工匠集中在一起，互相观摩学习，彼此取长补短，无疑也提高了整体艺术水平。这自然形成一个时期内工匠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大师之作的艺术水平并无多大差距的现象。

这些伟大的民间艺术家究竟是何许人？遗憾的是，他们创造了艺术奇迹，却鲜少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据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的研究，从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壁画题记中，只找到40多条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其中名姓俱全的壁画作者仅有12人。大约只有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资料，而从4世纪到9世纪期间的壁画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作者的资料。更为困难的是，宋以前的画师作画一般没有落款，在壁画的所有题记中，也罕见有关画师的记载。而部分留有记载的画工，因年代久远，资料有限，其生平已是不可考了。如在开凿于元代的第3窟南北两壁，画着精美绝伦的千手千眼观音像。它以线写形，以色显容，以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轮廓内淡施晕染，处理得恰到好处，被人们公认为敦煌壁画的极品。壁画落款为“甘州史小玉笔”，而在画史中并未见史小玉其人。有专家考证史小玉是今甘肃张掖人，而且很可能是艺名而非真名。研究者曾经一度认为莫高窟北区的第243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但最近来自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只是僧人居住修行或印制佛经的地方。

也许敦煌壁画画工之谜将永远存在下去，画者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壁画已经使这些无名艺术家在世界美术史上声名赫赫，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敦煌艺术之所以万古长青，正是因为他们将创造力与艺术灵感全部深深地融入了作品之中，才能感动一代又一代人。

敦煌，谜一般神秘，梦一般神奇，如隐士归隐山林一般，栖居于这茫茫戈壁沙海，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不坠她绚丽的光彩。莫高窟，连同敦煌中的榆林窟、西千佛洞、小千佛洞等像一颗颗明珠，散落在这茫茫大漠里；飞天，舞伎，建筑，彩塑，一幅幅精美壁画，众佛斑驳的影像，仿佛在倾诉一个历久而弥新的传说，风吹不逝，沙湮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