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尊荣与悲哀——明定陵

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墓，北京十三座明代皇陵中，唯有它进行了考古发掘。神宗是明代历史上一位特殊的皇帝，他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因而被称作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但却在22岁时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修建陵寝。陵园北倚大峪山，面对山峰浑圆的蟒山，历时6年竣工，耗费白银800万两，又在此后400余年的沧桑巨变中屡遭劫难。1956年，考古学家正式开启了定陵地宫，陵墓以其陵宫建筑的精湛绝伦、殉寝葬品的珍稀庞多、棺椁葬式的奇特造型而震惊了整个考古学界。巨大的考古价值和史料价值，也使其成为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载体。

神宗皇帝：功过是非无字碑

明定陵地上部分的主体建筑坐落在大峪山与蟒山主峰之间的中轴线上。陵前一条神道全长3千米，由长方形青石板铺就，宽阔的路面上可并排行走3辆马车。从七孔桥以北100米处向西北延伸，经三孔桥和金水桥，便可直抵陵园门口处的无字碑。无字碑体积巨大，螭首龟趺，因其迥异于常见石碑，通身光洁不留一字而得名，也成为后人心中的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曾六度拜谒此地，但对于无字碑背后之谜，却也是始终不明就理。

在关于定陵无字碑的种种传说里，有这么一个故事：神宗之后的皇帝前往定陵祭祀，见无字碑后心中产生疑惑，于是问随从文官：“皇考功德碑为何无字？”文官熟读百家，却也哑口无言，思忖再三，唯有黠辩：“皇考功高德厚，非文字所以形容尔。”清人梁份经过悉心考证后，在《帝陵图说》一书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个中缘由：最早长、献、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门前均无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时才补建而成。尚书严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写，但嘉靖皇帝认为天命已定，功过当由后世评说，于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梁份认为，其后的几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洁无字。然而对于长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钧而言，无字碑却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墓主人功过参半的矛盾一生。

INFORMATION

考古档案

年代：明代后期

地点：北京十三陵

发掘时间：1956年～1957年

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皇帝。1572年3月，按照明朝历法，朱翊钧年方10岁，隆庆皇帝驾崩。这位年幼的皇太子身上还穿着丧服，众臣僚按照传统的程式进行“劝进”，恳切请求皇太子即位称帝。此次“劝进”第一次将这位少年太子的稳重和知理展现于世人面前。头两次的请求均被朱翊钧严词拒绝，一方面是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为表示自己的哀恸深入骨髓，无心去关注个人名位；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皇家礼节，这也是展现帝国君主深明大义的需求。直到第三次方才因“江山社稷为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群臣殷切期盼下勉强即位，改年号万历。而早在朱翊钧9岁举行冠礼之时，他的仪表已经接受了一次百官的检验，在父亲隆庆皇帝引导之下，按照皇室礼仪的严格规定穿戴衣冠服饰，手持玉圭，在殿前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声中，完成繁缛的仪式，长达半天的时间里举止大方得体，丝毫无差，表现庄重，威严而高贵地接受了百官庆贺。

这些成熟的表现，都与他从小便接受严格而周到的教育，自身努力上进有关。幼年的神宗每天都在文华殿苦学三项功课：经书、历史和书法。从太子成为皇帝后，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更是加紧了对小皇帝的督导，安排专人负责他的学业。神宗从小就被教育做皇帝应当敬重天道，效法祖宗，为国家之兴而努力，这种谆谆教导在他身上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也由此形成了其执政前期的励精图治。

在张居正、高拱、高仪三位大学士辅佐之下，神宗决心要实现一个举国昌盛的“万历之治”，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高于前朝的改革措施。如在人事管理上利用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根据官员表现来公平公正地决定其升迁黜陟；加强边防建设，对一直侵扰北方的蒙古骑兵，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加以安抚；将领选拔上不唯出身，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强健彪悍、严守风纪的士兵加以培养，形成军事将领后备人才库……神宗十分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为了解国民经济状况，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田地，简化赋税和徭役，摊丁入亩，田租按照统一的标准缴纳银两，不再使用实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势逐渐强盛，国库钱财盈溢，太仓积粮如山，万历前10年间出现了明王朝少见的繁荣景象。

1582年，“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首辅大臣张居正离世，神宗为此缀朝一天。神宗此时已年方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希望有所作为。他深知要想树立自己的皇威，就必须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张居正生前的罪行。同时，此前曾受到张居正压抑的顽固派官僚也落井下石。张居正虽已身死，却仍难免落得了多项罪名，生活奢侈，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封号也被夺，其子孙全部发配流放。原本卓有成效的改革也因为张居正的离世戛然而止，大明国运开始衰退。

经过以上事件后，言官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从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经张居正引荐的官员、新任的阁部诸臣，由此言官诋毁之风达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致使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动荡不安，难以正常施政。神宗刚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却又陷入臣僚纷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处处受到大臣的牵制，以致产生了消极对抗的心理，丧失了早期的斗志。

而在此期间，皇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更让神宗感觉疲于应付，各项仪式都需要他亲临参加，以致经常一日数次更换冠服。大明先帝定下了早朝、午朝和晚朝的规矩，皇帝在朝堂之上需要处理185种事件，即使下雨下雪，官员衣服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也要坚持，而皇帝本人也无法规避。对神宗而言，每日的这种“应酬”简直成了一种肉体惩罚，于是最后规定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到了后来，免朝的日子更是越来越多。另外各种祭祀仪式，他也经常派遣大臣代为参加，甚至在对各地举人进行殿试之时，出题“无为而治”，惹得群臣哗然。显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心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滋生出对他的“单调生活”的厌烦。而这些违背传统的举动让多数文臣无法接受，关于皇帝沉溺后宫、荒怠朝政的传言时有发生。

一系列的事实都让神宗感觉到，他无力改变朝廷现状，有心收揽大权却陷入朝臣纷争，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最后竟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做法进行对抗。亲政4年便怠于政事，万历十四年（1586）秋，自称“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宣示免朝。这年以后，更是以病为由，很少上朝，也不再召见大臣，对于大臣送上的奏章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神宗亲政的后30年，基本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近代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称之为“醉梦之期”，“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的确是当时明朝的唯一决策者，手握皇权却怠于政事，致使官场党派林立，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百姓背负繁杂苛税，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神宗却早早开始筹划自己死后的事，年方20就开始修建陵寝，历时6年方才竣工。在定陵即将竣工的时候，又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视察，然后默然返回皇宫。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因为长期酒色无度，再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58岁的他走完了48年的帝王生涯，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葬入了30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之中。如今，三孔桥已经荡然无存，无字碑初建时的方形碑亭也在清初被八旗军所毁，只剩下庞大的石碑仍然完好，矗立在青天之下，默默睹视世间沧桑。有人引用古诗云：“片石峰头古并垂，无端玉简使人疑。何书不被山林怒，深窅谁知无字碑。”

地上建筑：巧夺天工引人叹

定陵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其中外围的外罗城面积为18万平方米，将包括宝城在内的整个陵宫囊括在内。总体布局上前方后圆，隐含“天圆地方”的理念。外罗城拥有一个歇山顶式大门，位于陵区的石桥和碑亭之后，形高体大，作为整个陵宫的入口，成为第一道大门，黄瓦覆顶，朱红大门，另外设有三道券门。在外罗城内有一片空地，左侧建有神厨三间，右侧建有神库三间，分别作为朱翊钧死后继续享受帝王之福的生活资料提供场所。

再往前便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建筑规整，三进的门楼，比一般权贵重臣的官邸府院都要庄严肃穆。第一进院落入口为单檐歇山顶式大门，建筑样式和外罗城门相同，是定陵陵寝在外罗城门之后的第二道门卡，在考古学和建筑学中又称重门。大门左右各设有随墙式掖门一道，与其主人生前的皇宫一样，象征着尊贵与豪华。

第二进院落入口处是建筑规模宏大的祾恩门，“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而恩”之意，合起来就表示祭祀祖先和感戴祖先恩德的意思。虽然名字叫门，但实际上也是一座宫殿，长26.47米，宽11.46米，同重门一样，左右各设随墙式掖门一座。此门建在一层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四围有雕刻着龙凤望柱头式的石栏，四角大小螭首也非常精美，采用精选的坚固石料制成。祾恩门前后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用雕刻着图案的御路石铺成，中间一条道路宽阔，为皇帝行走的御道。从祾恩门进入院内，共建有配殿14间，左右各7间，中间放置着2座高大的神帛炉，左右各一座。祾恩门在清初曾遭八旗子弟损毁，乾隆皇帝曾将其重建，但在民国时又遭焚毁，如今大殿已经不复存在。再往后便是第三进院落，这里坐落着陵宫之中最为宏大的建筑祾恩殿，为供祭祀寝陵之用。这座重檐宫殿面阔7间，进深5间，长50.6米，宽28.1米。祾恩殿同祾恩门一样，也是建立在须弥座式台基之上，周围的石质栏杆质地和雕刻与祾恩门如出一辙。在须弥座式台基前部突出一个宽阔的月台，三排踏跺式台阶从台基一直延伸到院前，中间稍宽，两侧稍窄。祾恩殿的背后开有一处后门，一排踏跺式台阶也从台基上延伸下来。前后踏跺式台阶的中央部分均铺着御路石雕，图案精美，栩栩如生，细节展现很精致，主要是左凤右龙的龙凤戏珠图案和海水江牙图案。祾恩殿的左右两侧也都各建了随墙式掖门一座。在此院落中还有一座两柱牌楼门，位于整个院落的中轴线上，又称棂星门，也称作龙凤门，取天门之意。牌楼门的两根方形柱子由质地坚固的白色石头雕成，顶部雕着姿态鲜活的蹲麒麟，柱子根基部分前后均雕刻着石抱鼓柱基。牌楼前方石供案上摆有石五供：1只香炉、2座烛台、2座花瓶，全部为石头雕刻而成，供祭拜之用。另外，在靠近外罗城的左右两侧还建有宰性亭、祠祭署、神宫监、神马房等附属建筑，各类房屋共有300余间，各个部分的功能与皇帝生前所住的皇宫几乎完全相当。

祾恩门和祾恩殿建筑宏伟而高贵，根据史料记载，大殿以及整个陵宫其他部分所要的柱材，均为产于湖广或云贵川等地的上等金丝楠木，质地坚硬而散发香味。这种木材长于人迹罕至的恶劣环境之中，且成长速度缓慢，开采难度极大，所以普通人家是万万用不起的。伐木工匠冒着被毒蛇与巨大蚊虫叮咬的危险，从深山险涧中将巨大的树木伐倒之后，再开挖河道，等待雨季汛期来临，才能运出深山。即使如此艰难，营造定陵时依然使用了万余根楠木木料，最粗的直径达1.4米。可想而知，整个陵寝的建筑是丝毫不曾将人力和其他成本因素考虑在内的。曾有人这样说：“铺地墙基，其石皆文石，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左右长垣琢为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之壮（状），莫不宛然逼肖，真巧夺天工也。覆墙黄铜雕瓦，刻砖为斗拱，檐牙玲珑嵌空，光莹如玉石。甲申之变，寸寸毁之，而不能尽毁也。”生动而真实地描述出了整个外罗城建筑的精美。

由外罗城入内，过了三进院落之后，便可来到宝城之前。所谓宝城，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之前的坟墓并无土丘，人死之后均直接埋于地下，地表平整，与普通土地无异。传说孔子3岁丧父，及其长成，学有专攻，周游列国，名闻天下归来，以期祭拜父亲在天之灵，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当年父亲的葬身之所，几经周折，辗转百日，方才通过一老者口中得知其所在。百般感概之后，孔子掊土成丘，以便留作标记，来日拜祭。至此之后，在墓穴之上堆土成坟的习俗才流传开来。而历经朝代更迭，帝王们将这种带有纪念意味的行为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干脆在墓穴地宫之上筑起几丈乃至十数丈高的砖砌城墙，然后再往其中填土成山，形成一个圆形的小城和突出的圆丘，分别称为宝城和宝顶。

定陵也不例外，其宝城建筑形状为标准规整的圆形，直径达230米。宝城城墙高达7.5米，城砖皆采用质地细密的淤泥制成。这种砖主要产自山东省临清县，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工匠们将这些从黄土高原流失至此的上等纯土挖出以后，经过细筛精滤，再浆泡棒打，然后才制坯烧制。烧成之后的砖块重达24千克，长约0.5米，宽度为长度的一半，厚度为宽度的一半，颜色比普通窑砖略白，强度极高。为了保证质量，每块城砖上均打着生产年月以及负责制作的工匠姓名，以便追究责任。根据史料记载，为了保证城砖供应，当时官府规定凡各类商货船只，一经此地，必须捎带200块～240块城砖，经京杭大运河，一直运至北京附近，再由陆路运至定陵工地。

宝城顶部的垛口均采用大块花斑石砌成，而且均经过细心打磨，非常平整光滑。城墙有内外两层，内层城砖所砌高度与外层垛口相当，称为宇墙，宇墙与垛口之间的部分宽度很大，可以在其上行驶马车，称为车马道。这种建筑形式，一方面是出于彰显皇帝的威严考虑；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战事，又可具有屯兵抵御外敌的实际作用。宝城之内完全由夯实的三合土填满，这种土的质地细腻，夯实后非常牢固。宝城的墙外布置有石刻的排水螭首，墙内同时设计了巧妙的排水方井，雨水可以通过宝城城墙之外的排水暗沟流出，以免浸泡破坏宝城。

据史料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因定陵帝后皆入葬，且地宫遂道也已回填完毕，工部上奏请示宝顶规制，明熹宗皇帝（神宗之孙）下达圣旨：“定陵宝顶规制乃皇祖（指明神宗）亲定……。著照永陵丈尺培筑。”但实际上，经过能工巧匠的妥善处理，定陵宝顶虽然在表面数据上并未超出前代皇帝的陵墓规模，但是实际上的体积却要大出许多，而且视觉效果更是宏伟。

宝城城墙的正前方为突出的方形城台，又称方城，建在石刻须弥座基之上，方城之上建有凸显明代建筑艺术水准的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建筑极其复杂，采用重檐歇山顶式的楼顶，上下两层重檐，上檐为单翘重昂七踩式斗拱，下檐为重昂五踩式斗拱，形态舒展而端庄，极具威严。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明楼的檐椽、飞子、望板、斗拱、额枋、平板枋、榜额全部用巨石雕刻而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将繁多而庞大的石头雕刻成房屋木质结构中使用的全套复杂卡隼形状，并且逐一精准地安装在如此高的高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明楼的榜额之上刻着两个硕大齐整的字——“定陵”，楼壁前、后、左、右四面各有一处券门，楼内立着一座高6.195米的方形石碑，碑身前后分布着双龙戏珠的图案，碑身正面刻“神宗显皇帝之陵”7个楷书大字，字高字宽皆为0.3米左右，另外还刻着一方“大明”篆额。整座石碑建在一个宝塔状五级方台碑趺上，其中较高的四级方台周围雕刻了双龙戏珠、云、宝山、海浪等图案。在城台的下部，左右各有冰盘檐式石刻门楼，通过礓石察道，可以从城前直达宝城、明楼，布局非常合理。

探寻地宫：有惊无险指龙穴

宝城之下便是整个皇陵中最为神秘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地宫。实际上，在将古代皇陵作为考古探索的对象时，主要需实施发掘活动的，便是地宫这一部分。因为其地上部分早已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家们所熟知，再加上许多殿宇已历经焚毁或重建，虽然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建筑研究价值，但真正要研究古代帝王的遗留文物，并以此扩大对整个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必须通过地宫里的各种殉葬品才能展开。

基于这种原因和目的，1955年10月，在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的筹划之下，一份对明皇陵开展发掘活动的请示报告诞生了，郭沫若、沈雁冰等人在报告上联合署名。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提出异议，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发掘。在吴晗等人的带领之下，一支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内的考古委员会，和一支以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材生赵其昌为首的考古工作队成立了。

一开始，他们计划对埋葬了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进行挖掘，因为长陵的主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并且是他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因此从考古角度出发，长陵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殉葬文物出土，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这毕竟是新中国建国以后对明代皇陵的第一次发掘，考古工作者们在文物整理、保护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多少经验，再加上在长陵勘查一番后竟然无从下手，毫无结果，巨大的压力之下，考古队开始转移目标，最终将目光定格在定陵之上。

1956年5月，考古工作队进驻定陵，开始勘查工作。根据文献资料显示，皇陵地宫的建筑坚固异常，仅有一个入口，若想从其他方位进入，除了使用炸药强行爆破，别无他法。但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地宫严重受损，地宫内部的文物和皇帝棺木保护更是无从说起，这种情况对于正规的科学考古，尤其是谋求文物的文献价值的探索活动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此，他们必须找到正确的地宫入口方位。

参照明代皇陵建造规制，正常情况下，在宝城的明楼地下应该有一处券洞，其后有一处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称作琉璃屏，皇陵地宫的入口便在此琉璃屏正前方，要想进入地宫，必须到达此处，面对琉璃屏。但是定陵显然比较特殊，工作队并没有在宝城的明楼地下发现常规情况下应该存在的券洞和月牙城。如此一来，应当存在一条隐秘的隧道，从其他方位直通这里。但隧道门的具体方位则成为最大的谜，因为在整个直径为230米的宝城四周，都有可能是隧道门的开口。这一特殊性给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在此情况下，考古工作队在宝城内侧的位置开挖了一条深深的壕沟，因为无论隧道入口在何方，这里都是必经之地，只要深挖下去，必定可以形成一道切面，到时候隧道自然会显现出来。果然，工作队在宝城东南角发现了一个洞，兴奋的队员们便在正对着洞口的地方深挖了一条探沟，砖墙渐渐显露出来了！紧接着，人们又在一条横放的石头上发现了期待已久的“隧道门”3个字。有了这个发现，队员们备受鼓舞，通过深入探寻，终于探明了隧道的基本情况：砖隧道弯曲呈“S”形，东西走向，略向东南倾拐，全长40米，由浅入深，建筑材料从城砖渐渐增加花斑石的用量，最厚处多达17层。每块花斑石都经细细研磨，光滑平整，有的还留有墨迹，记载着建筑时不同的监工姓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还在附近挖出了一块写着字的小石碑，上书“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至此，发掘的方向已经明确。因为所谓金刚墙，就是保护地宫入口的最后一堵石墙，如果按照石碑碑文所说，继续向前挖16丈，深丈，那么就能到达地宫入口了。随着第三条探沟的开挖，一道装饰着黄色琉璃瓦檐的大墙果然现身了。金刚墙找到，地下宫殿入口就在其背后，进入地宫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但是人们都知道，皇陵修建得固若金汤，传说中的神秘地宫更是布满机关暗器。考古工作队要如何进入地宫？在幽暗的地宫中又将遭遇什么？所有队员心中皆是忐忑不安。

但是无论如何，开挖金刚墙的工作开始了。一位队员搭起梯子爬了上去，用特制的铁铲对准圭形券门顶端的一块墙砖轻轻撬动着。当第一块砖被抽出时，梯子下面传来了一声大喊：“小心有毒气！”话音刚落，只听缺口处传来“噗”地一声闷响，紧接着喷射出了一股黑色浓雾，并伴着“哧哧”怪叫。梯子上的那位队员已经不敢乱动弹了，只得就势在梯上趴下。梯下的人也被这黑雾中送来的阵阵潮湿霉烂味道熏得睁不开眼，只能咳嗽。终于烟雾消散，人们才明白过来，因为地宫已密封了几百年，里面腐烂发霉的物质所发散出的气体郁积于地宫之内，今日突然开启，才会出现此种状况。

明人增加的赋税“三饷”

明朝后期，政府的赋税日益苛重，赋税徭役的项目层出不穷。此外，明政府又有一系列的赋税加派，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饷”加派。在明神宗时，为对辽东后金作战，明政府加派辽饷520万两，此后，辽饷成为固定的赋税。到崇祯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280余万两；为了对付清兵的进攻，加派练饷730余万两。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明政府加派“三饷”，大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承受不起，只好外出逃亡，造成土地大量荒芜；而实际上，“三饷”加派不仅没有解决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反而加深了明政府的统治危机，进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墙砖被一块接一块地抽掉，很快便开出了一个洞。原来墙后是一条长方形的墓道，队员们跨过墙洞进入墓道，原先担心的墓室中会有为防盗墓贼而设置的暗器，此时并没有出现。但队员们仍不敢放松心情，小心往前走去，在手电的点点荧光中，两扇巨大的白色石门高高矗立在墓道尽头。走近才发现这件庞然大物竟是由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真是世所罕见。就是在此处，考古队员们再一次领略了明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技巧。两扇大门被一根巨大的石条从里面顶死，如果强行推动，无论如何是打不开的。最后，一位专家从史书里找到了答案，唯有“拐钉钥匙”可以从门外推动门内的顶门石。根据书中相关记载，他们用八号铁丝仿制了一把“拐钉钥匙”，一点一点地移动顶门石，最后终于推开了地宫大门。

地宫建筑宏大，通长87.34米，左右横跨47.28米，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由前、中、后殿和左、右配殿5殿构成，体例与地上宫殿形制相似。前殿为长方形，整体是一个宽阔的券顶石室，东西长26米，宽6米，高7.2米。地面铺砌当时江苏烧制的方形澄浆砖，因为质地细密坚固，又称“金砖”。两壁均是青石砌成，顶部是巨大的石顶。通过后部石门，便到达地宫的中殿，东西长32米，宽6米，高7.2米，建筑模式与前殿相同，后部摆着3套汉白玉石宝座，分属地宫主人万历皇帝及其2位皇后。南北石壁上均有一条甬道，通向配殿，配殿东西长2.6米，南北宽6米，顶高7.2米。穿过中殿，再往后便是更加宏伟的后殿，长30.1米，宽9.1米，高9.5米，地面铺着细腻光滑的花斑石，光可鉴人。后殿中部偏西处，并排放着地宫主人的3口朱漆棺椁。

至此，整个定陵的建筑构造完全展现于世人面前，作为一代君王最后安息的地方,朱翊钧凭借帝王的身分，利用举国之力，将寝陵建得辉煌雄伟，成为集当时社会文化、技能之大成者，表现出明代建筑的精华水准，具有非常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整个陵园外部有外罗城，内部有宝城，宝城之下为地宫，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各种限制与寓意修建，将建筑与人文做到了完美的统一，成为中华文明遗产中当之无愧的瑰宝。

地宫宝藏：离世携珍纳百奇

如果说陵宫建筑体现的是一种皇权的威严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话，那么地宫之中的宝藏——皇帝及皇后享用的奢华用品和各种装饰——在今天已经成为大明王朝璀璨物质、艺术文明的直接佐证和代表，更是一部实物写成的史书。根据考古队专家研究判断，三口棺椁中，中间最大的一口装殓着神宗朱翊钧，左边一口属于孝端皇后，右边一口属于孝靖皇后。三口棺椁腐朽程度不一，考古工作队最先清理的是右边孝靖皇后的棺椁，接着清理孝端皇后的棺椁，最后才是神宗皇帝的棺椁。

棺内死者仅存骨骼，然而衣服还没有烂掉，丝锦的颜色鲜艳如新。孝端皇后上盖缎被，尸体身下铺一床织金缎被，再往下有四层褥垫，其中一层褥垫上缀着100枚“消灾延寿”金钱。皇后头戴黑纱尖形棕帽，装饰着金簪，上身穿绣龙方补黄绸夹衣，下身穿黄色缠枝莲花缎夹裤，足蹬黄缎鞋，腰间系着绣云龙纹长裙。神宗的棺椁内塞满了各种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和织饰匹料，尸体的下面垫着一条锦被，被下还有9层被褥，其中一件被褥上缀着17枚“吉祥如意”金钱。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刺绣衮服，腰系玉带，下身穿黄素绫裤，足蹬红素缎高绣靴。

经过仔细清理分类，共发现各种珍贵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最为精美；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龙袍和皇后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最为珍贵。

神宗头侧圆盒内的一顶金丝翼善冠，全用极细的金丝编织堆垒出二龙戏珠图案，孔眼细小而均匀，造型生动活泼。如此繁复的制作，外表却不露丝毫接头，体现出高超的手工技艺。

皇后凤冠有三龙两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上六条龙均由金丝编织而成，栩栩如生，三只用翠鸟羽毛粘贴的凤居下，仿佛要破空而起。龙、凤口衔珠宝，在由珍珠宝石缀编的牡丹花、如意云、花树之间穿行。凤冠后的六扇博鬓左右分开，珠光宝气，极其奢华，其上共装饰红、蓝宝石128块，各种珍珠多达5400余颗。衮服龙袍是皇帝参加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最为隆重的典礼时才穿的服装。缂丝十二章衮服的底纹上布满字图、寿字图、蝙蝠和如意祥云，寓意万寿洪福。前后身和两袖缂丝制作12个团龙，每个圆形的团龙周围饰有8种吉祥图案：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另外繁复的十二章图样也全收其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王朝的统治权威，皇帝的文武兼备。织造龙袍所使用的缂丝技术也是非常独特的，然而这种技术到今日已是失传已久。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励精图治，生活节俭，严禁缂丝制作服饰，因为缂丝工艺复杂，成本高昂，熟练织工一日只能完成一寸，制作一件长衣的缂丝面料需要连续不断织造10年之久。自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缂丝才在皇室奢侈之风作用下重现世间，而神宗皇帝的衮服需要再加上孔雀羽、真金丝线等等工序，可谓绝代奢华。

罗地洒线绣百子衣出于孝靖皇后棺内，图案优美，极富感染力，升龙、行龙左右盘绕，龙身四周饰以云水，极其威严。在前后襟与衣袖上共绣有100个活泼童子，姿态各异，或读书，或出游，或沐浴，不一而足。周围饰金银锭、方胜、古钱、犀角等八宝，还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图案，蕴含“子孙万代，多福多寿”的寓意。整件服装雍容典雅，珠光宝气，投射出皇后母仪天下的华贵之气。

另外，考古队员在神宗的棺内发现了一条精美绝伦的大碌带，因带下黄绢上有一行墨字“宝藏库取出大碌带”而得名。大碌带用双层黄色素缎内夹一层皮革制成，上镶缀20块嵌宝金饰，金饰均是纯金打造的缠枝花形托，托正中镶嵌着一块祖母绿，祖母绿周围又镶嵌着石榴子红宝石及珍珠。带上共有祖母绿20块，石榴子红宝石91块，残朽珍珠4颗。其中祖母绿色绿透明，品种名贵，与钻石价格相当，再加上体积硕大，更是一件无价之宝。另外一条猫眼儿带饰用产自锡兰国（今斯里兰卡地区）的猫眼石制成，拇指大小的猫眼石非常罕见，是具有幻光性的金绿宝石亚种，经能工巧匠仔细琢磨成型后会出现游动变幻的光带，光彩奇特，真如猫眼。猫眼石四周又装饰有红、绿宝石及珍珠，并饰以花丝金托，是不可多得的宝中珍品。

除此之外，诸如金酒注、金爵杯、金座玉爵等各种珍宝不一而足。195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开发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开……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一经公布，引发了海内外无数艳羡的目光和赞叹之声。

七星葬式：形态迥异藏千虑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陵宫建筑的高超技艺和地宫宝藏的珍奇都让人心潮澎湃，唏嘘不已，但真正让考古学家感到最最惊喜，或者说无比震动的，不是建筑，也不是财宝，而是帝王死后的“葬式”，即尸体在棺椁内摆放的姿态。定陵地宫内有两个疑问引起了考古学家的特别关注。

考古学家们关注的第一个疑问是，棺梓打开之时，根据当时资料记载，“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而神宗“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尸体头西脚东仰卧，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这种姿式甚是怪异，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四肢基本自然伸展，仰身朝上，形如常见的睡姿）完全不符，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为何神宗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

针对这个疑问，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更是引发了人们无数遐想。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墓葬发掘中传达信息最多的有两点，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因此一般情况下开棺检尸是最重要的一道程序，需要有主要专家或是官员到场参加记录。定陵的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严格如实记录了开棺之后的尸体形态，但是这一记录结果却让人迷惑不解，在学术界引发重重争论。

神宗在位48年，10岁登基，在位前10年有名相张居正辅政，实行万历新政，使趋于衰败的大明王朝一度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但张居正死后，神宗专宠郑贵妃，偏爱郑贵妃所出的三皇子朱常洵，不想立长子朱常洛，回避大臣，30多年基本不理朝政，军事经济一度废弛。他享尽富贵荣华，历经世间沧桑，身为一国之君，却忍受心灵磨难，神宗尸体的姿势不同寻常，难道与这些背景有关？

实际上关于帝王、皇后的葬式，目前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所有的已知信息都源于民间传说。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帝王尸体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丝毫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定陵的发掘是给考古界的一个礼物，也是一个难题，因此这一发现也引发了人们不断去思考。

有人认为，孝靖骨架情况应该就是原葬式，而神宗与孝端则可能是因为棺椁在运送过程中碰撞而使尸体产生了移位。神宗的原葬式应该是向右侧卧，经过晃动之后尸体倒向左侧，才导致其左腿直伸。通常情况下，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因此有人专门考证了历史文献《泰昌实录》中的相关记载，从中可知神宗的棺椁靠人工抬运，从京城历经百里到山陵，沿途道路崎岖，绳索常有损坏，棺椁到巩华城（今沙河地区）时，抬棺椁的木杠断裂，棺椁右边一角坠地。由此推断，在这种情况下，尸体姿式是非常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虽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一情况是发生在帝王身上，使人们多少觉得有些牵强。因为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中国古代贵族土葬中尸体葬式所展示的形态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每个姿态都有一定的含义。即便按照这种推断，定陵地宫里神宗的殓葬姿势为侧卧式，也完全是首例，虽然不见文字记录，但其中必然存在一些特殊的奥义。

那么这种葬式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含义，人们却始终不得其解。直到2004年，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向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提交一篇题为《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的论文，引发了考古学界的注意。

她在文中认为，从帝、后骨架情况来看，3人葬式稍有不同，但显然不是普通人采用的葬式。对比3具骨架可以看出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神宗和孝靖的右手均向上弯曲，放于头部，而孝端为下垂式。神宗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两腿弯曲，孝端两腿平放且足部交叉。王秀玲在分析中承认孝靖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神宗与孝端则可能有出入。孝端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也应为侧卧式。神宗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相类似。根据王秀玲的判断，“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神宗左腿直伸，孝端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神宗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而孝端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而孝端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神宗和孝靖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据此，王秀玲断定神宗的原葬姿势确定无疑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在此基础上，她根据还原后的神宗侧卧形态推断：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因此这是源于天象的“北斗七星葬式”。这种说法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因为它确实包含了许多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中国古代，人们基于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将北斗七星的七颗星分别称作：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天枢星是阳明星之魂神；天璇星是阴精星之魂神，也称武曲星；天玑星是真人星之魄精，也称廉贞星；天权星是玄冥星之魄精，也称文曲星；玉衡星是丹元星之魄灵，也称禄存星；开阳星是北极星之魄灵，也称巨门星；摇光星是天关星之魂明，也称破军星。七星共有七位神灵居住，分别是天枢宫贪狼星君、天璇宫巨门星君、天玑宫禄存星君、天权宫文曲星君、玉衡宫廉贞星君、开阳宫武曲星君、摇光宫破军星君。世间每个人根据出生时间不同，命运便归不同的星君掌管：贪狼太星君掌管子时生人，巨门元星君掌管丑亥生人，禄存真星君掌管寅戌生人，文曲纽星君掌管卯酉生人，廉贞纲星君掌管辰申生人，武曲纪星君掌管己未生人，破军关星君掌管午时生人。由于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认为是极星，位于天空中心指向正北，在星宿中属紫微垣，而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王，真龙天子的皇位也即“天位”，皇帝的死便是“升天”，回归到北斗七星之上。明代藏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说：“天子之居，谓之紫宸。”早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修建时，地面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从对明孝陵的航拍图片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形态。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S形，可以避邪，七颗星代表七种场。最早的《河图洛书》中也将气场分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因此皇帝选陵往往寻找“聚气藏风”之地，山脉起伏，河流弯转，山环水抱，曲则有情，水路皆吉祥。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这种迷信的理论，S形葬式能够“聚气”，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

另外，神宗生前非常信奉佛教，曾在赐予万佛寺经书时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从定陵出土文物来看，神宗棺内的盘龙龙袍前后胸方补上，正面龙戏珠图案顶部均缂一金佛字，皇帝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孝靖尸体覆盖的经被上也有朱书经文，“南无阿弥”、“华严”字样清晰可见。孝端棺内的夹衣前胸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据佛教经文记载，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来到离摩罗国首都附近村庄的希尼亚瓦提河西岸，于两株莎罗树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从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看，极像释迦牟尼“涅”的姿式。

考古学家关注的第二个疑问是，明朝的陵寝制度规定陵制为一帝一后，帝、后同穴不同室，皇帝位于正室，配殿安放皇后。但为什么定陵地宫中的两座配殿都是空的，神宗与2位皇后棺椁皆安放在作为正室的后殿？两座配殿到底是想安葬谁？

针对这个疑问，还得从神宗的情感生活说起。在他16岁时，按照太后旨意同13岁的王氏完婚，目的是赶快生子，为皇室传嗣。虽然王皇后做事周全，深得太后赏识，但并未获得神宗的欢心。3年之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临幸了一名王姓宫女，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宫女于是被册封为王恭妃。但是随后，神宗爱上了一位淑妃，也就是后来在后宫中赫赫有名的郑贵妃，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毕生至爱之人。此女才智过人，善解人意，天真烂漫，才华横溢。神宗虽为一国之君，却毫无自由，面对压抑的宫廷生活心中常常充溢着深深的哀愁，也只有在郑贵妃那里才能获得同情和理解，得到些许欢愉。当郑贵妃怀上皇子朱常洵之后，神宗满心欢喜，做出了许多励精图治的举动。皇子诞生之后，他打算将其立为太子，但由于长子朱常洛的存在，而遭到了满朝众臣的一致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消极抵抗，厌倦上朝，随后将王恭妃打入冷宫，决心通过时间的消磨，待王恭妃死后，便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推上皇后宝座，到时候册封常洵为太子便在情理之中了。此时众臣已经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连连上奏，认为郑贵妃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太后此时也看不下去了，力举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身为君王，却不能实现自己对心爱女人的满足，最终只得立长子为太子。直到神宗死前不久，终于下旨册封郑贵妃为皇后，并希望她能继续在玄宫之中陪伴自己。按照他的安排，左边配殿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便是郑贵妃。但为时已晚，还没等到婚典完成，他便薨逝了。朱常洛即位不到1个月也离开人世，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登基帝位后，迅速追尊王恭妃为孝靖皇后，在她离开人世多年之后将其遗骨与神宗、孝端合葬。至此，定陵地宫的3口棺椁终于有了最终的主人。郑贵妃生前风光一世，最后也只得在幽怨之中葬于银泉山下。而朱翊钧最终也未能如愿和自己互为知己的爱人相守在一起，怀着无尽的遗憾眠于黄泉之下。

至于为何3口棺椁都摆在后殿而并未将皇后置于配殿，考古学家综合分析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考古所测数据，得出了普遍承认的结论：原来进入配殿的甬道宽度明显小于2具皇后棺椁的宽度，棺椁进入地宫后，却无法进入通向配殿的甬道，而面对这种设计失误谁也无力回天，因此只好放在后殿。另外一个说法是16岁的朱由校即位后年幼无知，满心贪玩，对于自己爷爷神宗等人的入葬全部草草了事，由此才使一帝两后棺椁同放于后殿。

皇陵诅咒：机缘巧合留哀伤

定陵发掘至今已有几十年，回顾当年探寻的往事之时，却发现了一个个让人莫名悲哀的结局：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珍贵丝织品，许多出土时仍色彩鲜丽，但由于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还不完善，大多都氧化腐烂了；另一部分定陵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灭顶之灾，令人倍感沉痛，一些无知而疯狂的人将3具帝后尸骨焚烧鞭尸；3口由上等金丝楠木制成的巨大红漆棺椁，本身质地坚固，虽然历经几百年，仍然完好无损，但也被丧失理智的人扔至宝城之外的山沟中。

关于这些葬具，民间还有一些带有阴森色彩的传说：附近的农民发现山沟中的帝后棺椁后，将其一抢而光，捡到棺木的人中，丧命者多达7个。其中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请人将捡回来的几块楠木重新制成棺材，以备后事之用。但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第一具棺木刚刚制成，老太太便离开人世，等到第二具棺木刚刚完工，老爷子也一命归西。

裕陵村一个农民在捡棺木过程中收获最大，但结局也最惨。当时他正和妻子在定陵陵墙外的山坡上耕作，最早发现了扔在山沟之中的棺木，于是立即与妻子一同合力搬运珍贵的金丝楠木板，因为木板实在是太沉重了，2人耗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回家中。他们将这些金丝楠木板做成了2个躺柜，摆在堂屋里。迷信的村人觉得此举不妥，警告说：“这些木板都是皇帝墓里的东西，哪能随便使用！”但夫妻俩只是当作笑话。5个月后的某个星期天中午，二人耕种完土地回家，却发现4个孩子失踪了。遍寻不着，最后竟发现4个孩子在柜子中相互挤压着气绝身亡了。法医通过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的血渍和柜壁内的抓痕判定系缺氧憋死。几年之后，夫妻俩又生了三女一男，在一个静谧的深夜，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因为煤气中毒趴在躺柜上神秘地死去。

而当年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中，不少人的结局也让人扼腕叹息。发掘活动的倡导人、明史专家吴晗在狱中自杀。指挥发掘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联酋的途中因为飞机失事遇难。当时负责记录定陵发掘现场状况的考古摄影师刘德安上吊自杀。专家白万玉因脑溢血去世。

这些情景让人联想到了埃及法老为对付盗墓者而设下的诅咒。难道这也是皇帝对“侵扰”他安宁的人实施报复？历史之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神秘。民间有人传说坟墓阴气过重，是碰不得的，会给人带来厄运。但是现代心理学证明，这是因为坟墓给人的死亡暗示过于强烈，才会诱使当事人做出惨事。实际上，除了心理暗示之外，帝王陵墓地宫内本身积蓄的大量霉菌以及带有无名病毒的气体，也会给人造成无法想象的负面影响。

至于定陵棺椁被人当作垃圾扔到山沟里去这件事，则一直是考古学界无法弥补的失误。当时定陵在技术条件和经验都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发掘，致使许多珍贵文物没有得到完好的保存，不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惋惜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