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

马先醒

一、“细说体”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经过

尽管黎博士自谦是“大愚若智”，其实早已被公认为“聪明绝顶”。因此，即使置身习向守成的史学界，仍克独辟新径，创获特多，“细说体”即其一端。此乃“细说体”创立的主因；此外，另有客观因素在。

当抗战末期，既民穷财尽，通货贬值。才俊之士，不得已而各展所长，以谋生计，如冯友兰卖字；闻一多卖印；梅贻琦夫人制卖糕。黎博士既口才出众，遂在蜀汉故地，讲说三国，风靡一时。此事本身即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两项纪录：

(一)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

(二)当战火焦眉时，一位教授用自己演讲所得，包一架飞机，逍遥脱离战乱地区。

这两项纪录，非但空前；迄今而言，似仍然绝后。

就名而言，《细说清朝》虽是“细说体”的首部；但就实而言，《新三国》已属百分之百的“细说体”史著，此仅由其篇目已可概见。

《新三国》开讲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刊行于抗战胜利之后。另一演讲是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付梓的《中国战史研究》，其篇目却迥异于“细说体”，尽管在文风方面已经显现“细说体”的格调。

“细说体”的本义，是用口讲说在先，笔之成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均别具特色：其文在说，在细说，生动精彩，引人人胜；其质在以真人实事，深入浅出，古籍记述与环境景物，结合对映，使听者、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闻目接，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此等能耐，唯“聪明绝顶”的名家，方可达致。

“细说”既“一炮而红”，风靡了西南半边天。千余年前的刘、关、张，以其真实面目，复现活跃于今日。其时的川滇老，异口同声，争传三国故实，如痴如醉，犹似西洋的超级杯球类大赛。如此历时数载，继有“讲义”面世，名曰《新三国》，同样纸贵洛阳。

《新三国》首刊于贵阳，继有南洋(槟榔屿)，北美(旧金山)、台北等版。至于版式，原为十六开的报纸折叠型，共为六叠，即全部有六个分册。南洋、北美版笔者未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版则为三十二开本。今更有黄帝图书公司本，版式全同于远东本，也同样风行一时。

《新三国》对“细说体”而言，有双重意义，一是“细说体”的实验——成功的实验；二是“细说体”实现，若无《新三国》，即无包机之款，黎博士脱不出战火，自然无从有其后的《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等等。所以，不谈“细说体”便罢；要谈“细说体”，《新三国》实有其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二、“细说体”的流变

“细说体”既经创立，折叠本《新三国》也已刊行，既然具备百分之百“细说体”的内容，唯尚无此一特别名称，因此而论，“细说体”的流变，约略可分为下列三个时期：

(一)有实无名时期。

(二)名实相当时期。

(三)诸家继起，体例完备时期。

由章节篇目言之，《新三国》之前的《中国战史研究》，简单明了，不若“细说体”的多采多姿；到《细说三国》、《细说民国》时，简明而不整齐，已超过了“细说体”；唯有《新三国》、《细说清朝》等，篇题醒目，且五花八门，趣昧盎然，引人入胜，可谓“细说体”标题的“正宗”。所以，尤论从书名、篇题及内容而言，《细说清朝》无疑是“细说体”中名实最为相当的名著，无怪当时胡适院长读了，曾力劝黎博士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番。

“细说体”经半世纪的发展，景从者众，颇呈风起云涌之象。但才、识、学、德备俱于一身，旷世难求，是“细说体”主流，迄今仍在于黎博士自己的著作。唯其间随时序之推移，环境之变迁，至少也经历了下列三个阶段：

(一)为生计而细说阶段。

(二)为兴趣而细说阶段。

(三)为传世而细说阶段。

当为售票以维持生计而“细说”时，其主要表征，是顾及听众的兴趣，此显示在三方面：第一，在空间上，既在四川，所以特别细说同在四川的蜀汉史事。第二，在时间上，既正处于中日殊死决战时刻，所以特别细说三国的战史。第三，既着眼于听众的兴趣方面，所以此一时期的“细说体”，篇篇都有一醒目的标题。

当为了个人兴趣而《细说清朝》时，其主要表征端在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无论对自己抑对读者，都足以怡情悦性，所以一说就是两大本。

当黎博士为传世而《细说民国》时，史体虽属“细说”，旨意则甚严肃。所此，文词虽依然优美绝伦，但于真、善二端，则费心用力尤多。为探求史实真相，特意访问准备细说的当事人与关系人，前者如莫纪彭、孙元良等，后者如万耀煌、杜召棠等。

尽管《细说清朝》的部头最大，声光最著，又是黎博士以“细说”为书名的首部，但依愚见，论其意义，仍不及《新三国》及《细说民国》，前者之意义重大在于其“保驾”大功，若无《新三国》，就未必有今日的“细说体”名称；后者的意义，则极可能成为博士的代表作。博士史著，部部光芒四射，而且一印再印，流传广远。而书未杀青已先轰动，朝野关注，自然其着眼点不同，在朝者注重其如何“细说”自己；在野者注重其如何运其生花妙笔，细说自己也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甚至亲自参与的当代人、事、物。

博士长民国五岁，正当其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民国呱呱出世；正当其观察力最好的时候，民国曾脱胎换骨，由英、美式而日、德式而苏俄式，复还英、美式，北洋、南洋，保定、黄埔。三国争战百年，民国何曾多让？且规模之大，杀戮之众，远远过之。谁杀之，谁被杀，其问到底有无道理?若有，理在何方?人命关天，凡此种种，有些史家不肯说，不愿说；有些史家不能说，无力说；唯黎博士既有充分力量说，一言九鼎；又肯说，而且乐意细说。天下延颈举踵，瞩望期待，自有其因，虽只说了千分之一。《细说民国》麟止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临时约法”，时距二月十二日的清帝宣布退位，尚不及一个月。

《细说民国》著成，必系博士代表作的另一理由，是博士当年弊屣清华大学，而毅然远渡重洋，留学法国，负笈巴黎大学并获“最荣誉记名”博士衔，其学位论文即与法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的《比列志士记》，而所以选此论题，又主要为研究撰述中国革命史作准备。用心如此之苦，开始如此之早，着力如此之勤。而民国虽建，其革命行为似乎迄今未止。因此，博士于此最有用武之地。

兹仅列表当今“细说体”中最重要三部书的篇章标题之异同，着略见其流变梗概。

新三国

1要从刘邦说起

2汉武帝了不得

3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4老太太当家

5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

6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7班超十分英雄

8短命的皇帝一串

9外戚与宦官之争

10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11把董卓引进来了

12袁绍发难

13几个未曾加盟的人

14孙坚有点傻劲

15董卓之死

16也有人替董卓报仇

17吕布穷无所归

18偷曹操的兖州

19被曹操赶走

20又偷刘备的徐州

2l死在白门楼下

22董承是干什么的

23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

24刘备被曹操打败

25袁绍也被曹操打败

26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打败

27连辽西乌桓也入于曹操掌握

28刘表被曹操吓死

29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

30亦壁之战

31周瑜死得可惜

32天下三分

33曹操向西北发展马超敌他不住

34刘备拿益州的经过

35孙权来要荆州

36张鲁也有他的做法

37逍遥津

38曹操被刘备弄得首尾不能兼顾

39关羽遭了暗算

40刘备报仇

41诸葛亮转危为安

42开始北伐

43围攻陈仓

44诸葛亮受气

45连打两次胜仗

46把司马懿系得片甲不留

47木牛流马出动

48魏延的悲剧

49王平打退曹爽

50司马懿窃取政权

51他够辣

52孙权的家事

53吴国的几次政变

54魏国的三个傀儡皇帝

55姜维苦干

56蜀国亡得惨

57为什幺魏国没有忠臣？

58孙皓抵挡不丁

59三国优劣

60说到李世民为止

细说三国

l合久必分

2黄巾

3董卓

4吕布

5袁术

6公孙瓒

7陶谦

8刘备

9袁曹之战

10乌桓

11公孙度

12公孙康

13公孙渊

19荆州问题

14孙策15孙权

16渚葛亮17赤壁

18孙夫人

23刘备称王

20益州易手

2l曹操收降张鲁

22刘备攻取汉中

24孙刘翻脸

25蜀吴同盟

26睹葛亮北伐

27渚葛亮的为人

28蒋琬

29费韩

30从董允到樊建

34司马懿

32孙家的事

3I曹家的事

37姜维

33刘家的事

35司马师

36司马昭

38分久必合

细说民国

1这是你我自己的历

2老百姓怕官

3官怕洋人

4洋人怕老百姓

5伟大的国父

6兴中会

7国父的家世与早年

8乙未广州之役

9横滨分会

10伦敦蒙难

11宫崎寅藏(一)

12康粱(一)

13宫崎寅藏(二)

14庚子惠州之役

15史坚如

16再接再厉

17大明顺天国

18革命潮

19革命军

20《苏报》案

2l思想战(一）

22康粱(二）

23思想战(二）

24秀才从军

25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26冯自由

27黄兴

28华兴会

29科学补习会

30同盟会

31民报

32吴樾

33陈天华

34丙午萍醴湖之役

35日知会

36丁未黄冈之役

37丁未七女湖之役

38丁未防城之役

39丁未镇南关之役

40徐锡麟

41秋瑾

42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43戊申河口之役

44熊成基

45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46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47刺摄政王

48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径

50武昌起义

51湖北军队同盟会

52群治学社

53振武学杜

54文学社

55同盟会中部总会

56共进会

57武昌起义(二)

58光复汉阳汉口

59中华民国军政府

60鄂军都督府

6l汉口之战

62汉阳之战

63武昌之守

64停战

65黄陂之战

66外府州县之光复

67各省光复

68民国成

由上可见，《新三国》的标题，既繁多细致，且富于趣味。每一标题，多半包括主词、动词或受词，乃至时、地、情节。《细说三国》的部头虽大于《新三国》，但其标题反少了很多，且多属简单名词。《细说民国》亦然。

三、“细说体”与“口述历史”、“传记文学”

当代新创史体，与“细说体”鼎峙而三的，是“口述历史”与“传记文学”。

黎博士的“细说体”史著，一则“细说”得比“口述”的更清晰；二则“细说体”的文笔胜似上乘文学作品。

时下的中国“传记文学”，一般多失之“过五关，斩六将”，作者或为自己吹擂，或为友好嘘张。少数例外，因特殊原故，又适得其反。传记文学的优点，本该是文彩斐然，可读性高。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几部传记文学的文笔媲美黎博士的“细说体”。至于其内容，忌讳特多，详略失度。吴铁城的回忆录不详其游说张少帅的言行过节；孙连仲的回忆录不详其死守台儿庄的壮烈战绩，此使外行读者向隅，内行读者失望。即使李宗仁口述自传中述及的台儿庄战况，身为台儿庄大捷实地指挥官的孙连仲，竟于其回忆录中简略。过与不及，皆不相宜。此等传记文学，虽有犹无。

至于口述历史，在时间上均限于当代，较之《细说民国》，通常前者较主观，后者则较客观。前者多属口述者片面之词，后者属综合性的全面描述。前者受口述者个人经验的限制，后者则否。前者固属一手资料，但《细说民国》中的不少部分(如访谈莫纪彭等)，亦属一手资料。总之，“细说体”在许多方面，异于且胜于口述历史。

再者，好的口述历史固然有，惜乎不多，其差者，弊失类于传记丈学；以言传记方面，吹擂嘘张，轻重失度；以言文学方面，则漫无章法，毫无文艺可言。唐著三种，自属少数例外，尤其《胡适口述自传》，恐成口述历史中的绝响。遣系多种不寻常因素适时际会而成，此等不寻常际会，只能归之于运，归之于缘，非人力可企及。既只可望而不可求，情至渺茫，限制殊大。所以，于当世新创三种史体中，唯有“细说体”可大可久，细说古代时，文彩斐然，引人人胜，兼又发挥“释史”作用，以深人浅出的笔法，阐述令人望而生畏的史籍；细说当代时，同也可采用“口述历史”的长技，访求耆老，面谈征献。几此种种，黎博士于其《细说民国》中，且曾屡次运用，例如首卷中即录用了三·二九攻打督署的莫纪彭的口述。细说愈后，访谈愈多。据笔者所知，对于身经徐蚌会战的孙元良将军，十五年前已经访谈，且应文大史学系所之邀演讲过，凡此均将成为《细说民国》的一部分。

“细说体”中，以《细说民国》的风格最为突出。黎博士除了在自序中再三致意外，在正文的第一章，又开宗明义地强调过：“这是你我自己的历史。”“我这一部《细说民国》，可说是为你而写，也为我自己而写。”“有些人，把民国的历史写成几个伟人的传记。伟人，谁不崇拜?伟人的贡献，谁能抹杀?然而，匹夫匹妇更为重要。民国史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历史。这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这个立场与时风不协，乃致刚开了个头，就没了下文，致使已成的这部《细说民国》，更像是《细说清朝》的末篇。

近年来寓居南美的王禹廷，撰述西安事变史事，颇有可观。黎博士今既寓居北美，虽无党会、史馆材料可资，但有胡佛或国会典藏可用，“民国”的真面貌，想必终有被“细说”清楚的一天。就此而言，则更非那片片断断的“传记文学”及颇受时限的“口述历史”所能企及。

四、“细说体”的特色

黎博士的“细说体”，特色甚多。其状人，栩栩如生；记事，委婉确切；议论，鞭辟入里；述学，更慧眼独具，超卓不群。且看他在《细说三国》中的一段议论：

历史的特色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互相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的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然而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其高论如此!而“细说体”最大的特色，尤在于其可读性高。

倘若一般史书是山石，是玉璞，则“细说体”无疑是玲珑透剔的翠玉白菜，这中间的鬼斧神功，就是“细说体”著者的心血及能耐。黎博士早就说过：一天最好写几百字，再多了，就累人。所以读者虽迫不及待地想把《细说清朝》或三国一口气读完，但每天连载于报刊的，就只几百字，个中原因，博士在其《细说三国》前言中，才更明白地“和盘托出”：

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惟有把句于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删，一篇一篇的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

博士的这番话，并非客套，谨举例证于下：

邓艾、钟套的两路平蜀，在兵法上很有地位，较之赤壁之战，更值得我们研究。而蜀既亡，东吴势孤，十七年以后也就敌不住王浚、杜预等的六路讨伐。总之，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国时代之中，最重要的战争约有六次：官渡、赤壁、俿亭、祈山、阴平、长江。

上面是《中国战史研究》第一集第二篇“三国战史”中的一段。读起来已觉得畅晓至极，难易一字，但当其选入《诗文自选集》中时，博士却将之修订如下：

邓艾与钟会的两路灭蜀，在战史上很有地住，正如赤壁之战，很值得我们研究。西蜀既亡，东吴势孤，于十七年之后，被晋并吞。

由原来的九十五字，删定成再版的四十九字，精选几达一半，而内容并未减损。细昧删订后的文句，才恍然其更精炼、更美妙之处，笔者有幸曾恭读《细说清朝》的二版亲校本，黎博士于其上增删眉批，墨朱灿然，无身无之。经如此的“一改再改”，所以其“细说体”中才字字珠玑。使读者爱不释手，不觉日移。

博士经常纯真坦然，畅述胸臆，自序其《细说民国》时，说得尤其显白：

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肖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它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然而，需要勇气。必须一个历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

博土鼓足勇气，义无反顾，毅然将这副重担担起。主观方而，充分完备；无奈客观环境不济，非但不能配合，甚且处处掣肘。

博士于《自序》中，将撰著《细说民国》比喻为孔子之作春秋；更鼓起了司马迁写其当代史的大丈夫气概，无奈欠缺太史公的职位。虽有国史馆的设置，但历来主之者，究有几人“是一个历史家而兼大丈夫”?无怪国史难产!博士“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致《细说民国》迄今仍处于“上卷”书阶段。

借着博士的生花妙笔，读者们首先深深感到的，固然是“细说体”特有的浓郁文学气息；进观其内容，则更含蕴着丰富的史学实质。且举一例：决定天下长期三分的赤壁之战，究在何处?江北抑江南?非但古史含混不清，今著依然，非但通史未写清楚，即使断代史甚或有关的专题论文，写清楚的又有多少?博士在其《细说三国》中，不仅考明赤壁之确处，进而辨证此一影响深远的战争，其名不正，其言不顺，应亟正名为“乌林之战”，正“赤”为“乌”，正“壁”为“林”，尤其正“江南”为“江北”。此即“细说体”史学之一斑。非仅“赤壁”，多数历史上的地名，“细说体”中类皆予以注明当今何地，异称为何。例如：“细说体”至袁绍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设治于东武阳时，即说：“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当说到袁绍只要“统一山东”时，即说：“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很多的在崤山与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类此之例，不胜枚举。此乃“细说体”的另一特色，除了使历史人物立足于正确显明的地点上之外，更使读者眼前展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舞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向使读者头痛的典章制度，例如赤壁之战时，周瑜是吴军的“左都督”，程普是“右都督”，黄盖是“丹阳都尉”，鲁肃是“赞军校尉”。到底是何高何低？谁指挥谁?纠结难明。《细说三国》中，则将之交代得明明白白：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右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

将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地位交代清楚，将其活动空间定位确实，本已使之突出显亮。但博士笔下的人物尚不止此，个个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即以吕布为例：

吕布的活动，……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

吕布虽属家喻户晓的人物，但谁能说得比这更精辟确切!

遍读博士“细说体”大著，若说仍有不甚清晰，尚思量处，即干支纪年问题。

若干支出现在一般史书中，根本不会引起读者注意，盖一般史书中模糊不清如干支者，满布篇卷，俯抬皆是，因此读者也就见怪不怪。但博士的“细说体”不同，其他方面如人物、史事、制度、地点等等，既都细说得一清二楚了，唯独干支偶现其间，对一般读者而言，构成唯一欠明晰处，因而特别显得突出。

五、“细说体”的现况及前景

标准乾嘉式的史学，名副其实，特重“学”，轻乎“识”，文忌枝蔓，尤轻浮议。论者多认为是清文字狱屡兴的结果。或者同样原因，乾嘉之风，久炽不息。1974年，博士特应中国历史学会之邀请，演讲“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于年会上，针砭历来的中国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只知历史科学的重要，而忽略了历史哲学的重要。”主张史家不仅限于“求真”，且应“在真中求理”；于史料排比、零碎专题的“科学性分析工作”之外，应更上层楼，“进入哲学性的综合工作”。因此力倡大学历史系应开授“历史哲学”课程，以体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旨。

多少年来，“科际整合”甚嚣尘上，有些大学且编刊“文史哲”或“文史哲学报”。然揆其内容，仅系将文、史、哲各类文章凑舍一起，鼎足而三，泾渭分明，殊少整台之实。以论司马迁，则分别称之为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者均有之，近且更有称之为经济学家者，自然也成为社会学家。唯因其传世著作今名“史记”，因而称之为“史学家”者独多；但其书本名“太史公”。“太史”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则哲学家，甚至神学家之称似尤当。

博士于“历史科学”之外，虽强调“历史哲学”，其实博士尤重视历史文学，虽无此方面的专著专书，但数十部“细说体”著述，部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若《考信录》，若《读通鉴论》，尽管或精微或高妙，但读者不多，作用即少。远者不论，去你我时代最近，关系最密的清代，其人物史事，除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乾隆下江南，洪杨闹事，联军陷京，康梁变法，慈禧垂帘之外，国人们更知多少？然而自《细说清朝》纸贵洛阳之后，大家方知康熙之宽，雍正之狠，道光之吝，项城之才，个个跃然纸上，深入人心；自《细说民国》后，方知兴中会的首任总办(会长)是杨衢云；预计起事成功后的首任总统也是杨衢云；成仁于三·二九广州之役的，实际是一〇四位烈士：双十“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孙中山先生于两天之后，“(十月十

二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怫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时才知道的。凡此等处，其史学意义均不止“细说”而已。

不知是否因为林语堂先生将“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博士，抑或因为博士好实话实说，秉笔直书，结果非但国史馆之类清要之职始终与博士无缘；即使号称民间组织的中国历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其主持亦与博士等专门史家无缘。

某次，历史学会开理事会举理事长。会前，即传闻老理事长年迈且病，久拟让贤；且当道已预定某会首继任。既已预定，又何必开会多此一举?博士那次来得较迟，却最早发言，要点有三：

(一)学术与政治，各有境界，泾渭分明，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二)当年，傅斯年所以能表率士林，学者景从，即因其不党不政。国家社会也因此得其助力蒙其嘉惠。

(三)学术与政治不分，必以党政中人领袖学界，必贻害无穷，学会将因之式微、凋零。

这一席话，何异醍醐灌顶。一则使与会的后生小子们有幸与闻学、政盛衰之理，再则也微微领略到当代学人的悲哀。

当战事年代，山城重庆，翦伯赞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博士则任秘书长。三十年之后，说什么也有资格出任理事长，甚或国史馆长。岂奈世事多乖，有时固论资排辈，而尤其分派论系。博士却以学生时代，右移一步，错过主流，驯致与馆鹾等绝缘。博士尽管毫不介意于此，但却使其少了“天下上计毕集太史公”的方便，严重影响到《细说民国》的名山盛业。况博士于初版自序中已经声明：“当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犹之孔子的“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这部《细说民国》，定然将当代的齐桓、晋文、刘邦、项羽、董卓、吕布、关羽、孔明，每人的真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则我等虽生逢乱世，多灾多难，也可知其灾难来由，不至不明不白，迷惑终生。

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但“细说体”的发展有其限制，并非提倡所能突破。盖史才、史学兼备并具者，历来难得。此所以博士创立“细说体”迄今半世纪，以此名家者，博士之外，更复何人？

后记：恭逢　黎老师七秩荣庆，授业弟子即有献稿祝嘏之议。老师客气，以“八秩再说”为辞。数年来时时读老师“细说体”大著，搜集有关资料，并于年前成稿《国史“细说体”研究》，拟恭呈祝嘏老师八秩荣庆。不料于一次迁徒中遗失。不得已另亟成此稿充数。若失稿幸而复得，容留用于祝嘏老师九秩荣庆。

原栽：《黎东方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

(《简牍学报》第12期)，198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