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

《史记》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总字数达五十二万余字的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于公元前145年抑或前135年，出生在一个名叫夏阳的地方^【1】，其地位于九曲黄河那硕大的“几”字字心的右下侧，相当今天的陕西韩城南部。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不远的茂陵——那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司马迁晚年曾自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可见他天生是个不受羁绊的人。大约二十岁前后，他开始浪迹天涯，游历南北。不久他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郎中”的任命，并在该职的任上，奉使远征西南的巴蜀等少数民族。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前108），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的太史令。

司马迁在太史令任上主持过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由他父亲草创、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这事业的最终成果，便是大约完成于征和二年（前91）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在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的任上了。

不过《史记》的撰述，对司马迁而言，其实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顿与危难的；而司马迁最终的死，或许也跟此书不无关联。

所谓困顿与危难，是指《史记》撰述到一半时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结果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被免一死，时在天汉四年（前97）。而司马迁之所以宁可屈辱地生，也不从容地死，据他后来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完全是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撰述《史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写给曾任益州刺史的任安的一封回信，据考写信的时间，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的十一月，当时任安已经卷入汉武帝后期爆发的巫蛊案，被判死刑，行将处决。由于前此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表达了希望老朋友“慎于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的愿望^【2】，而司马迁因故未能及时作复，这时考虑到朋友即将诀别，故特草此信，以表心迹。其中直接关涉当年他自己宁受腐刑而不就死的，是如下一段：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百三十篇”指《史记》的总篇数，“此祸”即李陵事件，“极刑”自然是指腐刑。而也就是在这封《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再度提出了前贤因“发愤”而著述的说法，以暗示自己的撰述《史记》，与前者实有同样的内在缘由^【3】。而直到二十世纪都非常流行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亦出自该信，其中表达的，显然是一位已经超越生死荣辱的哲人的深邃的人生思考。

《报任安书》按常理推断，是应该送至任安所在牢狱的。但已被判处死刑的任安，是否有幸在临终前读到老友的这封回信，则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以后，便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的传说^【4】，联系《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阅，因其大怒而遭削除^【5】，又《报任安书》暗示《史记》乃“发愤”之作，且其中颇有“怨”语等史实，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死于非命。而我们看《汉书·司马迁传》，其中虽然不提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而篇末班固的赞语里，却殿以“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一句，似乎话里还有不便明说的话语在，则上述的推测，恐怕不无道理^【6】。

二

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虽不能确证，但他以生命写就的《史记》一书，却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叙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讫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全书一百三十篇，按如下五种标明名称的体裁，依次分为五大部分，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相互呼应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

“本纪”十二篇：以天下时势变迁为依据，以史事编年为形式，顺次叙录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起于谱系传说中上古帝王的《五帝本纪》，终于记载作者当时天子汉武帝事迹的《今上本纪》^【7】。

“表”十篇：综合传统的“历”与“谱”，以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纵横谱系历史事件的出没与重要人物的浮沉。其中又按记载的详略，分为粗阔的世表（《三代世表》）、较精致的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和颇严密的月表（《秦楚之际月表》）三类，而以年表为主。十表的排次顺序，与十二本纪大致相当，而所登录的事件与人物，要比本纪更多，也更概括。

“书”八篇：以专题的形式，系统地叙录一事的制度及其变迁。其中既有论礼乐制度的《礼书》和《乐书》，也有述天文、历法与宗教的《天官书》、《历书》与《封禅书》，还有记兵制、水利和经济的《兵书》^【8】、《河渠书》、《平准书》。

“世家”三十篇：以编年、传记或二者结合的形式，叙写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这样的篇章。

“列传”七十篇：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各式独具代表性的人物、民族的事迹。按其性质，可分为以人为纲和以事为统两大类。以人为纲者中，又可按其传主的多寡，分为个人传记的“独传”，和数人合为一篇的“合传”两种，前者如《孟尝君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后者像《屈原贾生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之类便是；以事为统者亦称“汇传”，其代表，则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列传》等。

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9】，但一般认为，根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生前已经完成了这一体大思周的巨著的撰写，并且分写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也就是正本自家妥为收藏，而副本送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但是司马迁死后，这部一百三十篇的大书中的部分篇章，却佚失了；幸而未失的部分，也出现了后人添改的痕迹。

最早提到《史记》已有缺失的，是《汉书》的《司马迁传》，其中节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后，有“十篇缺，有录无书”一句附记。所谓“有录无书”，是指十篇的篇名，在《太史公自序》的全书目录部分有，而到班固的时代所见的《史记》中，这些篇章已经亡佚了。后来唐代的颜师古给《汉书》作注释，在班固的那句话下，又引证了三国时代魏国张晏的如下一段说明：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据此一般认为，到东汉时期，《史记》已经有所佚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之所以还是一部完整不缺的书，是因为在汉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之际，一位名叫褚少孙的儒生，对《史记》进行了补撰——事实上据考先后参与补撰的，绝非褚氏一家，而那些被张晏定为褚少孙补撰的篇章，也未必全都出自褚氏之手^【10】。

不过褚少孙倒确实在司马迁已完成的某些篇章后面，添加了他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均以“褚少孙曰”起首，以跟《史记》原文相区别，而文辞倒也未必“鄙陋”^【11】。又我们翻阅今本《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末的“太史公曰”，其中还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的话，那恐怕既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也不是褚先生的补笔，而很可能是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末的班固赞语补缀进去的了^【12】。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流传到今天《史记》，其中羼杂有后人补撰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的原文，在全书中仍占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讨司马迁当年的著述心曲。

三

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无疑是我们上面已引过的《报任安书》里的那句名言——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其中所谓“通古今之变”，当即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变”字。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第三、第七和第八讲的讲解中，多有讨论，此不赘述。但“究天人之际”与“成一家之言”两条，或意深难明，或容易误解，有必要在此作稍微详细的解说。

按“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末，讲到八书的撰述宗旨时，也曾提及。只是那里“天人之际”四字指代的，是《天官书》一篇的大要。而作为全书的撰述目标之一，据现代学者研究，它实与古奥的天文历法计算有关，其中又牵扯着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天人感应观念^【13】。其关键，则在《天官书》的如下一段话：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基于当时制定历法时，谐调阴阳合历中的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的实践，而得出的半科学半神学的结论。

说其中有科学，是因为它背后支撑的理据，包含了如下一类精密的计算结果：在制定历法的计算周期时，若小于“一统”（1539年），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的总日数便无法除尽；而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会合，最少需要“三统”（4615年）。研究发现，上引司马迁话中的“一纪”（传统天文学术语，等于1520年），和“一统”的年数大致相当，相应地“三纪”（4560年）则跟“三统”的年数大致相当。如此“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变化规律的有效发言。

说其中有神学，是由于司马迁接着所说的“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当国执政者一定要尊崇三个五百年（即一纪）的大变周期，其最终目的乃在附会现实政治。尽管由于天文历法学的发展，当时已经了解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知晓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余年将会合一次，而同一年金星与水星也会转至会合点附近，出现所谓“五星毕聚”的天文奇观，但司马迁等具有占星术信仰的知识者更看重的，却是这一会合所寓示的天人感应、人间五百年必有大变的政治预言。然而对于“天人之际”所作的这番穷追深究，既带有如此浓烈的宿命色彩，则其最终结论的无法切中实际，又是必然的了。

相比之下，“成一家之言”似乎最容易理解，而事实上又最容易被误解。

按通常的解释，“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企图借《史记》发表他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见解。但如果我们联系《太史公自序》，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可能是，这里所谓的“一家”，并非单指司马迁个人，而是指与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可以分庭抗礼的别一家^【14】。这别一家言论的现实发言者，以《史记》的文本实际而论，自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且司马迁的笔墨，可能要比乃父的多得多。但这别一家的精神所寄，也就是其隐含的发言者，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恐怕不仅包括他们父子，还应当涵盖所有曾在历史中显示了其存在价值的司马氏家族成员。因为司马氏家族乃天官世家，周史后代，近世又执掌太史令之职，负有沟通天人关系的崇高使命，而职守所及，又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15】——《太史公自序》有“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语，即其证——所以他们有资格也有可能，以神情遥接的方式，共同在特定的撰述领域里“成一家之言”。

对于《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当作如上的理解，还可以从司马迁当初给他的著作所定的书名——《太史公书》，得到旁证。

按“太史公”一词，在《史记》中出现频繁，有时指代司马谈，有时又指代司马迁，历代研究者因此亦有多种解释。在我们看来，诸家说法中，《史记正义》释《太史公自序》时所引虞喜《志林》一说，最为合理——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也。

这意思是说，上古时候主管天官事务的地位都很高，有“公”的头衔。从周朝到汉朝，这官职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表面上朝廷朝会的时候，天官的座位还是排在“公”一等的位置上。因为人们尊崇上天，所以还是常用旧式的“太史公”这一尊称，来称呼在天官任职上的官员。

据此，“太史公”显然不是司马谈或司马迁当时任职时的正式官名（正式的官名是太史令），而只是一个与之相关的古称。在很多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泛指，但凡曾任天官的，即可以此旧名来称呼。所以《史记》里有些明显出自司马谈的话，仍标“太史公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郑重写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一句时，他已经不在太史令的职位上，而是中书令了^【16】。则他依然以《太史公书》名其作，显然是向世人与后人昭告，他这一部巨著中所叙写的，不单是个人的心曲，更是他的家族——也就是所谓天官世家、周史后代——的共同心声。

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终极目标下，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具体方法，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见《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其程序，不外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搜集尽可能详备的资料（包括文献记录和口述史料），一是对所得资料加以排比、整理与传写。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史记》中，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多次将孔子删削《春秋》的话头提出来，似有意似无意地作其撰述《史记》的对比。虽然表面上司马迁曾声称《史记》无法与《春秋》相提并论，只是“述”而非“作”，事实上他却已经超越孔子，以述为作；他还在《报任安书》中声明，自己身遭腐刑而坚持著述不辍，原因之一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见他对自己著述的“文采”，也是十分看重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实，与上面讨论的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史记》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史记》一书，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17】。这一家之言，以实现天官世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崇高职业理想为旨归，以全方位地搜求、整理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系统完整地描绘丰富的历史现象为结撰方式，同时又以充分显示司马迁个人的独特文采为书写策略。在当时的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一部书，肯定不被视为是“史记”，因为这名称即使到西汉时期，依旧主要是指那些枯燥零碎的诸侯历史编年档案；这样的一部书，自然也不会被看作是游戏笔墨的文学辞藻集，因为其中显然负载着太多太沉重的人生痛楚与感慨。它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似乎接近于当时已经流行的《春秋》及《左传》，但既不像《春秋》那般为“大义”而牺牲事实，也不像《左传》这样仅满足于以编年形式谱叙史迹，而更多地凸显了作者的超越性史观，和出色地状摹人情百态的文字功夫。所以从合乎司马迁本意的角度考虑，《史记》在当时最合适的归类，恐怕还是跟声名显赫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大致近似的百家言中的别一家^【18】。

只是司马迁的这部力图“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实在是太独特了。诸子百家著作所特有的思辨色彩，在司马迁的笔下并不显著；书中从头至尾充溢的，倒是对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既感性又系统的描述。以此现实的情形，是早期但凡读其书的，更多地是从中获取当时不易得的历史知识。所以到了东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宫廷藏书，编纂图书目录时，只能依循彼时儒家已经独尊的现实，参照其一般为人理解的内容要旨，将它安排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里，尽管事实上《史记》和《春秋》的刻意笔削历史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四

“史记”二字成为司马迁《太史公书》的专名，大约始于东汉末叶。在此之前，由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宣布”也就是公开了《史记》的全部文本，也由于由班固主撰、获得官修地位的《汉书》，从形式到内容对《史记》多有承继，《史记》逐渐流传开来，并逐步确立了在史学上的地位。到了魏晋时期，它已经跟《汉书》、《东观汉记》一起，被并称“三史”，成为学者们的常备书了。

《史记》文化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始于唐代。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两部在《史记》传播史上非常著名的《史记》注释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注本，和前此南朝宋代学者裴骃所撰《史记集解》一道，被后世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之中，一般认为《集解》和《索隐》较好，而《正义》稍逊。三家注原本各自成书，不与《史记》正文合写或合刊。到北宋开始出现将一家乃至三家注分别散入《史记》一百三十卷正文下的本子，其中现存刊刻年代较早的而又颇有名的，是南宋福建黄善夫刻三家注本。不过宋代虽然书界刻印《史记》很热心，文化名流对《史记》却不无微辞。欧阳修便颇轻视《史记》，谓之“务多闻以为胜”^【19】；苏辙干脆直接攻击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20】。而循其缘由，当是《史记》显示的西汉儒术独尊以前的疏放自由的价值取向，与宋人循规蹈矩的礼教原则，多有冲突。

使《史记》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中获得广泛赞誉的，是明朝人。明人承续宋人之举，大规模翻刻覆刻《史记》，客观上为《史记》在各阶层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以评点的方式推举《史记》的文学价值，更显现出明代士人阶层的独到眼界。尤其是晚明时代，以万历年间凌稚隆编刊《史记评林》为代表，明代文学界与出版业联手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评点《史记》之作，流风余韵，至清代仍未消歇。

清代以来，由于位于官方钦定的正史系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更受到了极高的推崇。而学术文化界对于《史记》的最大贡献，则是以朴学的方法，对《史记》的文本与司马迁的事迹做了全方位的细致考辨，诞生了像张文虎校刊金陵书局本、张元济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本那样既严谨又实用的《史记》新版本，以及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那样的专题研究名作。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作家鲁迅的一句赞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1】，又因其对《史记》整体的灵性把握，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与此同时，《史记》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就已经传到朝鲜半岛，稍后又由遣唐使带回扶桑之国。由于持续的翻刻和研究，直到今天，在韩国和日本，《史记》仍是为人熟悉的汉文经典读本；1934年出版的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则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记》研究名著。在西方世界，德国于1875年翻译出版过《史记》，是为欧洲最早的《史记》节译本；而最著名的西文《史记》译本，当数由同样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选译并注释的五卷本，该书于1898—1905年间初版于巴黎^【22】。如今《史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其跨越国界、种族的人文魅力与影响，由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Jonathan Spence，将其中文名字取为“史景迁”，可见一斑。

五

本书是在笔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同学开设的《史记精读》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考虑到一学期每周2课时的限制、低年级同学阅读古籍原文的实际能力，以及《史记》名篇流传广泛等因素，当时选定的精读文本，是《殷本纪》、《六国年表》、《河渠书》、《越王句践世家》、《伯夷列传》、《刺客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自序》八篇。其中除《六国年表》因为考虑课程讲授等原因，在表格部分作了较多的删节之外，其余所选都是不加任何节略的全篇。这个选目，在现在的教材中未作变动，其缘故，是该八篇联成一个整体后，既可涵盖《史记》固有的五体，又大致包括了作为一部通史本身原有的叙述时段（先秦至西汉），篇幅与程度相对而言也还算适中。至于其中并不彰显的，还有它关涉的主题具有充分的多元性，和文本本身所显示的中国文章体式与写作手段的多样与传承，这些在本书各篇的讲解部分，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至于所选八篇的版本，则均以目前最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为底本；但底本标点、分段有可商榷处，笔者以为另一种点法、分法更合适，则稍作改动。

本书是多种因缘际会的产物。而最终能够完稿出版，首先应当感谢的，是两位研究生时代的导师蒋天枢先生和章培恒先生。蒋先生在汉代文献尤其是《汉书》的研读方面，曾耳提面命，教诲殷殷。章先生则在1985—1986年，曾为初涉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笔者及同门师兄开设《专书研究》课，而授课的专书，就是全本《史记》。个人能与《史记》结缘，完全是由于两位恩师的悉心引导与教诲。笔者自然也要感谢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使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和本科生同学一起细读经典，商榷学问。而中文系2001级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课堂讨论和课后质疑中发表的意见，客观上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多种值得考虑的思路和方案，令笔者至今感念。此外，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教授多方操劳，使笔者得以按时完稿；王亮、萧海扬、姜昳、潘佳、韩进、曾媛、杨洋诸君，或对教材初稿提出了可贵的修改建议，或为教材的撰写做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当年一同在章先生课上通读《史记》的师兄、复旦大学出版社任本书责任编辑的韩结根博士，为本书的编辑与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凡此同样是笔者要表示由衷的谢意的。

由于个人学识有限，这本教材中肯定还存在不少的讹误缺失，尚祈校内外专家、读者不吝指正，以便今后作进一步的修订。

注　释

【1】　有关司马迁的出生年代，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讲解部分有更详细的解说，可参阅。此外，本篇导论以下有关司马迁生平的叙述，还参考了《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其中全文收录了司马迁晚年所作《报任安书》），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朱维铮《司马迁》的相关考述。《汉书·司马迁传》见中华书局1962年刊《汉书》标点本，第2707—2739页；《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2册，第481—514页；《司马迁》载《十大史学家》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　任安给司马迁的原信已佚，这是根据《报任安书》的转述而获知的。

【3】　《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按《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有类似的段落，详本书第八讲。

【4】　详《史记·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旧仪注》。

【5】　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中十二本纪叙录部分的讲解。

【6】　司马迁的卒年，迄今仍无定说。清王鸣盛以为当卒于昭帝时，见《十七史商榷》卷六；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以为“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按汉昭帝在位的年代当于公元前86—前74年，汉武帝则卒于其前的后元二年（前87）。

【7】　司马迁原作《今上本纪》已佚，后人取《封禅书》而改“今上”为“武帝”充数，是即今本《史记》中的《武帝本纪》。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

【8】　司马迁原作《兵书》也已亡佚，后人取《历书》中论律部分，和续撰的论兵文字合篇，是即今本《史记》中的《律书》。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讲解。

【9】　如南宋朱熹曾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10】　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第1—108页，中华书局，1963年。

【11】　本书第三讲《河渠书》的讲解部分，引述了《史记·滑稽列传》后半褚少孙所撰的西门豹故事，即其例。

【12】　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

【13】　以下有关“究天人之际”的解说，是根据朱维铮《司马迁》一文的相关考述撰写的。

【14】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引。

【15】　参见本书第八讲《太史公自序》及其有关讲解。

【16】　或以为司马迁任中书令时，仍兼任太史令，并举《文选》本《报任安书》卷首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为证，详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卷首所收《吴敬之来书论史公卒年》，民国间在山学堂刊本。但《报任安书》既自称“太史公”而不书正式的官名“太史令”，正说明司马迁已经不在太史令的任上。又“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句中的“牛马走”，实为“先马走”之讹，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394—3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17】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局，1989年。

【18】　事实上西汉的一些学者如扬雄，也确实经常将它与《淮南子》相提并论，详扬雄《法言》卷五“问神”及卷十二“君子”，汪荣宝《法言义疏》本，中华书局，1987年。

【19】　《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序》，《四部丛刊》本。

【20】　《古史叙》，明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刻本。

【21】　语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2】　有关《史记》的流传与研究史，贺次君《史记书录》，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英国鲁唯一（M. Loewe）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之《史记》篇，有系统的著录或叙述，可参阅。《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华文出版社，2005年；《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