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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讲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在某些较早的《史记》版本里，它的篇名题作《太史公自序传》【1】，据此可见司马迁的列传贯通古今，而其中的“今”，也包括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历史。后来班固撰《汉书》，其中《司马迁传》的大半，就是取《太史公自序》略加删节而成的。
《太史公自序》又是《史记》全书的最后一篇，所谓“自序”，一是自道身世与撰述缘由，一是序说《史记》全书的梗概。以此后世的研究者，又径认为这其实便是《史记》一书的目录【2】——自然，是古书早期的目录样式：置于全书最后，各篇目下有叙录。而篇目罗列之前，还有作者的绪言。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讲解］
《太史公自序》一开始，司马迁就追溯了他的家族史。
他的追溯，大致可以依照叙事的远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上古三代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司马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他乃重黎氏的后裔。这重黎氏的先人，是黄帝之孙颛顼的时代分管天地事务的“南正”重和“北正”黎（“正”是长官的意思，重、黎则是两个人的名字）；而直到夏商时代，重黎氏仍世代做着“序天地”也就是沟通人间与天地消息的工作。二是“司马”一姓，起源于周宣王时代重黎氏后代的失去官守，故氏姓随新的官守而改，而这新的官守，则是负责掌管周朝的国史。
春秋战国时代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始于周惠王、襄王时代，司马氏因周王朝内乱而出奔晋国，止于秦统一六国前，跟白起一同在长平坑死赵军的司马靳被赐死。值得注意的是，这中间司马迁点出司马氏“去周适晋”不久即又移居少梁后，在叙述司马靳追随白起时，又补叙少梁此时已经改名为夏阳。何以少梁一地，值得他如此关注？根据《史记正义》的地望叙述，我们发现原来那便是司马迁的出生地，今天的陕西韩城。
秦汉以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乃司马迁可以考实的先祖的准确世系，而家族的声名与地位，显然不如前述两部分：司马靳之孙司马昌生活在秦始皇时代，做的是管理铁器事务的铁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也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做的是“市长”，只不过这“市”，不是城市的“市”，而是集市的“市”；到了祖父司马喜，好像那样的市长也没得做了，只顶了个五大夫的虚名；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算稍有翻身，做起了掌管天象的太史公——正式的官名，应当叫太史令。
［原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讲解］
太史公司马谈可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主要源于三位导师：唐都、杨何与黄子。唐都在《史记》的《天官书》里留有大名，所谓“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分明道出唐氏乃汉代一流的星象学家。杨何字叔元，菑川人，《史记·儒林列传》说他靠了《易》学，在元光元年被征召，官至中大夫，并称汉代“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可见其学术地位非同一般。只有黄子，连名字都不清楚，仅知道他是位道家。但据研究，此公乃汉景帝时期黄老学派的领袖人物，很可能为司马谈的本师，《史记》提及此人，或曰“黄子”，或曰“黄生”，皆不直书其名，乃是尊称【3】。而我们再看保留在《太史公自序》里的司马谈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旨的文字，也的确可以发现，道家学说在司马谈的心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
被后人径题为《论六家要指》的这一篇论说文字，据说是司马谈在“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的情境下撰写的。“愍”的本义，是悲哀之中带着怜悯，故其姿态是俯视的，而俯视的立足点，则在道德家或者叫道家；“师悖”据《史记正义》的解释，是“各习师书，惑于所见”，也就是各人研习本门的师说，而被一己的所见所迷惑。《论六家要指》的本意，自然是破“惑”。不过司马谈既以悲悯之意为破惑之文的底色，其对于道家之外的五家的述论，也就有了一份难得的圆通情致——诚然，这圆通也是由道家的视角出发而形成的。
比如说对阴阳家，司马谈说它的不足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而优点在“序四时之大顺”。“大祥”的“祥”，《说文》释为“福”，段注进一步解释说“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大”字联系同一句里“众忌讳”的“众”字的语法性质，应当也是一个动词，这里可以作“重视”讲。所以“大祥而众忌讳”，意思便是重视祸福灾祥而颇多忌讳【4】。“序四时之大顺”中的“四时”，指春夏秋冬，而“序”是按次序排列，“顺”是顺次，所以“序四时之大顺”，大意就是发现了春夏秋冬四季运转的基本规律。这之后相应地司马谈还提到了阴阳家常讲的“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八位”就是传统的八卦方位，相传有二说，其一所谓“伏羲八卦方位”作：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而另一所谓“文王八卦方位”则作：震东、离南、兑西、坎北、乾西北、坤西南、巽东南、艮东北【5】。单就形式而言，似乎“伏羲”的相对合理，而“文王”的比较怪异。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能是后人的造作，今天看来都是够八卦的东西。相比之下，讲天文的“十二度”和述节气的“二十四节”，倒是比较科学的总结。“十二度”即中国传统天文学上的“十二次”，是一种把一周天（此处的“一周”，是指环绕一周）分成十二等份的制度，其作用是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与运动；“二十四节”即农历上始于立春、终于大寒的二十四节气，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效用。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谈拈出“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与“四时”并举，并不是对它们本身有何批评意见，而是认为阴阳家凡涉及上述事象，即“各有教令”，也就是给人定下很多宜忌规矩，那是没有道理的。
又比如说对墨家，司马谈不满的，是它的过度俭朴，以致尊卑不分。他称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曾这样描述尧舜的节俭美德：“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尧舜住的房子，厅堂的高度只有三尺，土垒的台阶只有三级，屋顶上覆盖的茅草不加修剪，屋里的椽木也是采自天然而未经修整。他们的饭锅是土制的，汤盆也是土制的，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夏天穿的是葛布做的单衣，冬天穿的是鹿皮做的袍子。关于这段话，前人一般认为不是墨家之言，而出自法家系统的《韩非子》。因为在今本《墨子》里找不到类似的段落，而《韩非子》的《五蠹》篇里，则有“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诸语。同时在《史记》的《李斯列传》里，我们发现秦二世也引述过类似的一段话【6】，并称“闻于韩子”。司马谈大概也不是误引，只是想借此显现墨家极端重视俭朴的基本价值观而已。在司马谈看来，这种墨守成规甚至过于矫情的做法，是无法让人遵循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指出墨家不无长处，所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本”即农业，则其推崇的，乃是墨家重农节约的一面。
此外对于今人颇为熟悉的儒家、法家以及不太熟悉的名家，作者也各有类似的一分为二式的辩证看法。
但司马谈唯独对道家一片赞叹，毫无异辞。他归纳的道家基本特征，就是今天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无为”又“无不为”。而“大道之要”，他以为是“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去健羡”的“健羡”，前一字指雄健，后一字指欲望，所以“去健羡”便可与《老子》说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互相发明；“绌聪明”的“绌”，是贬斥的意思，如此则此三字又可以用《老子》的“绝圣弃知”来诠释。在“去健羡，绌聪明”后又说“释此而任术”，则所“释”（也就是放掉的意思）的“此”，自然就是“健羡”和“聪明”；而所任心施行的“术”，当是同一段上面提到的综合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有意味的是，在揭示道家的这诸多优点时，司马谈经常拿儒家做比较，如称赞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紧接着就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而在此节文字的上下，又两次贬称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其从句式到内涵隐然相对的正面形象，正是道家的“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比较明显的对立场景，一般认为司马谈崇奉的道家，其实就是西汉前期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而此时能与黄老思想相抗衡，并且也已渐露其锋芒的，便是汉代的儒生之说。如此说来，则司马谈的论六家，圆通之中也不无执着。至于这篇《论六家要指》较早系统完整地述论春秋以来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为后人研究中国学术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独到的见解，又是不言而喻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道家与黄老思想的推崇，虽然没有像他父亲那么明显，而书中的不少篇章，其立意推考起来，多本自黄老一派，和乃父的学说当不无关联【7】。而司马迁的文章做法，也似乎从父亲那里学得不少。比如多层次排比推进，渐次呈现论述观点的写法，在本篇下面的答壶遂问中，即颇有显露；而上述暗引《韩非子》却明指为墨家之说，这种移花接木以凸现设定题旨的文学伎俩，在《殷本纪》末了的“太史公曰”里，也可以发现。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讲解］
在追溯了自己的家族史，传录了父亲的论说文后，司马迁开始回忆自身的经历。大概是为了显示史传的尊严，并与七十列传的其他各篇风格保持一致，他是以第三者的口吻来介绍自己的。
他说，太史公司马谈负责的，是与天文有关的一系列事务，不具体管理百姓。生有一子，取单名叫迁。司马迁的出生地，则是一个叫龙门的地方。
司马谈何以将爱子起名为“迁”，旧注均无解说。现代学者以为，当取自《诗经·小雅》的《伐木》篇【8】。按《伐木》首章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其意乃求朋友帮助，使自己能像飞鸟一样，由低谷迁往大树。司马谈取诗中的“迁”字为自已儿子命名，正表明他对司马迁的期待，非同一般。如果联系汉代以来《史记》、《汉书》之外的文献，多载司马迁字“子长”一点看【9】，这一解释应当是合乎实际的。
司马迁自述出生地为龙门，则与实际不无偏差。按龙门位于今黄河山西、陕西段南北向河道的偏北地带，俗传“鲤鱼跳龙门”即其地；而在《史记·河渠书》里，它是大禹“道河”也就是疏浚黄河的地点之一。司马迁的实际出生地，当是本篇前面其自述家世时提到的夏阳。而夏阳虽然也在黄河边上，离龙门却还有上百里的路程。那么司马迁何以要特意把自己的出生地改指为龙门呢？想来不外乎龙门比夏阳更多一份传奇的色彩，而司马迁正是一个特别好“奇”的人【10】。
不过司马迁的自我介绍中，没有提到他出生的具体年代。这成为民国以来《史记》研究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司马迁究竟出生在哪一年？民国以前的学者似乎都不太关注此问题【11】。1923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太史公行年考》，文中提出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王国维的考证经过是这样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索隐》和《正义》里，记载了两条相关的材料。《索隐》所引出自《博物志》，记的是：“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里的“三年”，联系《索隐》所注《太史公自序》的本文“（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显然是指汉武帝元封三年（因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既为二十八岁，则他的生年应当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但是且慢。王国维又指出，在《太史公自序》里，和“（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同一段，还有一句“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句下《史记正义》的注是：“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四十二岁，那么他的生年就该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中元五年和建元六年，前后相差十年。何者为是？王国维认为应当是中元五年。理由是：《正义》所谓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当也本自《博物志》，只是张守节所见《博物志》，和司马贞《索隐》所引《博物志》版本不同，司马迁元封三年除太史令的年龄，在那里可能是作“年三十八”。他因此进一步推论，“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所以应以《正义》所记为是【12】。
王国维在1923年提出的这个司马迁生于中元五年说，虽然在1929年受到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质疑，而相应地建元六年说也被提出【13】，但中国国内，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异辞。到1944年，李长之发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一文，提出十条证据，以为王国维之说尚可商榷，而建元六年为司马迁生年似更合乎实际。他的十条证据中，最可重视的，是第一条和第十条的前半。前者指出，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早失二亲”语，如其生在前145年，则司马谈死时已三十六岁，说不上早；若生在前135年，时二十六岁，那才说得过去。后者认为，既然王国维已说《索隐》所引文字的格式同于敦煌汉简，应“本于汉时簙书，为最可信之史料”，则其中所记“二十八岁”也应信为实据【14】。
到了1955年，郭沫若依据李长之论文提供的思路与部分材料，广搜汉简证据，写成《〈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重申司马迁当生于建元六年说，引起全国性的反响。郭文最被人推崇的地方，是它根据《居延汉简》一书，列出了与《索隐》所引类似的十个例子，并指出：汉人写“二十”、“三十”、“四十”依次作“廿”、“
”、“”，“就如廿与、与而言，都仅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15】
不过郭沫若发现的汉简中“廿”、“”、“”三个数字互易错写的情形，其实并不足以推翻王国维的结论。因为王氏所谓“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指的并非汉简本身发生的错讹，事实上无论如何，《索隐》所引那段司马迁“年二十八”的记录本身，都与“四”字无关。故所谓“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显然只是就唐代情形而立论。郭沫若与李长之同样作为重要证据提到的司马迁《报任安书》“早失二亲”语，其中的“早”字，由于在汉语里时间的界定颇有弹性，事实上也难以作为考订司马迁年龄的有力证据。因为我们从《报任安书》的上下文考察，完全可以将它视为司马迁因行文需要而作的一种略带夸张的文学表述。当然王国维也有疏忽，最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套用他自己的话“三讹为二，乃事之常”，张守节推算所据的那个《博物志》作“三十八”本身就错了，则张氏的“四十二岁”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正确。
也正以此，郭沫若文章发表后，时间又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无论是王国维的中元五年说，还是李长之、郭沫若的建元六年说，都没有成为学界共同接受的定说。司马迁究竟生于哪一年，至今仍是个悬案。
不过根据司马迁的自述，我们可以切实地知道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这里的“古文”，指的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流行的经籍文本，用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不一样的古籀文字书写。而教年幼的司马迁学习这文字特殊的儒家经典的，据说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汉经学家——孔安国【16】。
我们还知道司马迁自二十岁起，就开始了南北游学的多彩生涯。所谓“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南北对言，其中不少区间地理跨度过大，且有颠倒行程者——如由南方的沅、湘二水（属今湖南境内），忽然跨到遥远的北方汶、泗二水（属今山东境内），而汶水其实又在泗水之北——可见所述并非一次完整的旅行顺次，而是枚举亲身经历的各主要地点。这其中“探禹穴”，“窥九疑”，分别指探访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和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前者有传为大禹死后所入的一个神秘山洞“禹穴”，后者相传舜南巡而死即葬于九嶷。接下来的“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与“乡射邹、峄”，地点均在今天的山东，并属孔孟的故乡，而“讲业”、“乡射”，一指探讨儒家学问，一指演练古老的射礼。可见司马迁的这番游历，并非少年浪游，其主要目的，乃实地勘察南北地理，亲身体验传统文化。诚然这中间也免不了有点儿小插曲，比如“厄困鄱、薛、彭城”。鄱大概就是蕃县，位居今天山东藤县附近；薛在蕃县以南，微山湖的北边；彭城即今天的徐州。这三地距汉高祖刘邦的发迹地沛县都不太远。司马迁在这一带遭到了怎样的“厄困”（即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已不可考，但由后来《史记》描写楚汉之争，涉及彭城一带军事地理处颇为周详，可知这次可能惊险无比的“厄困”体验，倒也不无益处。
我们并可以知道这番游历以后，或者就在这中间，司马迁步入仕途，做了“郎中”——自然不是医生的那个郎中，而是汉武帝的低级侍卫官。他因此还曾奉使出征巴、蜀、邛、笮，往南一直到了昆明。邛（音qióng）、笮（即“莋”，音zuó）都是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前者又名“邛都夷”，其分布的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四川西昌一带；后者就是“莋都夷”，其活动的地域，则当今天的四川汉源一带。
［原文］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讲解］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第一次称得上刻骨铭心的记忆，无疑当数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所以在本篇自序的中心位置，他详细地描述了时在元封元年（前110）的那次诀别。
那是司马迁奉使西南返朝后不久的事情。这一年汉武帝忽然起兴要学周成王的样子，登泰山梁父行祭天地的“封禅”之仪【17】。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执掌天官之事，自然要随皇帝同行，操办典礼；这又是汉代立国以后的第一次封禅，所以司马谈觉得特别重要。然而不幸的是，当随武帝东行至周南也就是洛阳一带，他病倒了。由于眼见得随驾封禅终成泡影，司马谈急火攻心，病情随之加重，竟至于生命垂危。这当口正好司马迁结束出使返回长安，得知武帝已经东巡，即将封禅泰山，他这负有侍卫之责的郎中，便随即也赶往东部。就这样在他乡的洛阳，父子俩意外地见面了。
伤心至极的司马谈见到儿子，流下了眼泪。这眼泪除了为自己无缘参与汉代的首次封禅盛会而流，也为了自己计划中的另一项事业未能展开而流——到了生死大限的关头，司马谈更在乎的，显然是后者，这由他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所说一番话可以见出。
司马谈的这番话，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回忆司马家族的先世曾典掌天官，为周太史，至他本人复任太史令，寓意司马氏一系由历史看负有崇高的文化使命；第二层是希望司马迁在他死后接任太史令，并且坚信司马迁肯定会被任命为太史令；第三层是要求司马迁在接任太史令之后，接续他未竟的“论著”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整理《春秋》以后的历史文献。
这其中有一句“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尚需稍作解释。按“获麟”是指传为孔子删次的编年体鲁国史书《春秋》的下限，在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那年哀公狩猎，获得一头麒麟，而麒麟按照通常的说法是仁义之兽，它的出现本应是圣王出世的征兆，但据说孔子认为当时并无贤明君主，视之为反常之象，所以就把《春秋》纪事的下限断在此年此事之际。“四百有馀岁”是从获麟的那年，算到眼前的汉元封元年，但公元前481年至前110年，实际不过三百七十一年，司马谈却说有四百多年，显然是夸大了。“史记放绝”的“史记”，指诸国的历史记录文本，这时尚不是某种历史书籍的专名（司马迁后来撰成的《史记》，这《史记》的书名也是东汉末才出现的）；而“放绝”则指散失。司马谈对司马迁说这句话，表面上是为之划定一个文献整理的范围，并强调这一段史料佚失严重，搜集困难，而深层的含义，则是暗示司马迁将接续的他所未竟的“论著”工作，乃是一项时限方面直接承续孔子笔削的《春秋》，并且价值上亦可与孔子删次《春秋》并论的名山事业。
司马迁显然对乃父临终嘱托的深切内涵心领神会，故而当场“俯首流涕”地承诺：“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根据这句话，研究者认为，我们现在所见的《史记》里，肯定有一些篇章是司马谈依据所见文献起草的，只是大部分司马谈所撰原稿，已经司马迁的整理、补充与润色，所以今天要具体指认何篇为司马谈原作，已非常困难了。
司马谈就这样去世了。他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开始“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按照《释名》的解释，是“抽也。抽引丝端出细绪也”。这用后来的话说，也就是抽绎；联系到读书，则其中自然包括查检、阅读，但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归纳整理的意思；“石室”与“金匮”，本义是用石头雕凿的房屋，和用青铜或铁铸成的盒子，那都是古代密封宝藏档案文书的处所，到了汉代，就特指中央官府的藏书处了。据此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准备工作，大约在元封三年（前108）已经启动。
不过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主持与天文有关的事务；石室金匮虽亦为其所守，编撰《史记》却不是其职务工作。所以到了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受命主持修订历法。当年冬至，新历修成，官方郑重其事地在明堂举行仪式，将改历的消息，通报给受祭的各位神主。由司马迁主持修订的这部新历，改秦以来的十月作岁首，为正月作岁首，在以后的历史中影响久远，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农历，至今仍以正月为岁首，追溯源头，即出自因成于太初元年而被习称为《太初历》的这部著名历法。
修完了《太初历》，司马迁就正式开始了《史记》的编撰。他自然牢记先父的教诲，以“继《春秋》”为职志。但不成想这样高远的宗旨，却招来了同僚的严刻质疑。
［原文］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簋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讲解］
对司马迁撰述《史记》提出严刻质疑的，是上大夫壶遂。
壶遂之名，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韩长孺即汉武帝时代先后在梁孝王封国和中央政府担任高官的韩安国。据列传本文和传末的“太史公曰”，壶遂是韩安国从梁地提拔的，曾和司马迁一同参与制订《太初历》，官至詹事，如果不是突然死亡，很可能成为新一届的丞相。按司马迁的说法，他是一位“内廉行修”、“深中隐厚”的好人。
但是就是这位好人壶先生，却像设圈套般地对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宗旨，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盘问。
所谓圈套，是因为壶遂发难的程序是这样的：他知道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之说相当熟悉，所以故意选了个“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题目，引司马迁入套。司马迁果然中计，大谈了一通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义的道理。壶先生遂再问司马迁：孔子因当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以表微言大义。现在你司马迁上遇英明天子，下得太史令官位，什么都不缺，你却还要像《春秋》那般论列史事，你想借此来说明什么？这一问着实厉害，令司马迁猝不及防。而壶遂之所以要向司马迁如此发难，据研究与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董仲舒一派的《春秋》公羊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地位独特有关。因为按照公羊学的说法，历史文本可以深藏复杂无比的微言大义，则司马迁写一部下限到了当朝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自然会引起政治家的丰富联想和深刻猜疑【18】。
这一部分的问答之中，司马迁的第一段回答篇幅颇长而内涵丰富，有必要再加解析。
这一段回答，从文章组织上看，大致可分为前后相续、层次递进的三部分：第一、二部分是引“董生”和孔子的话，明孔子作《春秋》的缘由和大旨；第三部分则是司马迁对于《春秋》意旨的详细辨析。其中第三部分篇幅最大，又大致可分为两个先后关联又正反对比的小部分：一是用跟《易》、《礼》、《书》、《诗》、《乐》相类比的方式，凸现《春秋》的“道义”也就是解说是非大义的特征；二是从君臣父子伦理的角度，预告不通《春秋》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若单就文章组织而言，这样严密的逻辑结构，如此清晰的述论条理，显然与司马谈的作文风格如出一辙——这我们只要取前面司马迁所引乃父《论六家要指》来稍作对照，就可以明了。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司马迁的回答是以引述“董生”的话作为开头的，下面的全部论述，又均可与“董生”之言互相发明。而这位“董生”，不是别人，就是汉武帝时代大名鼎鼎的经今文学大师、以独特的《春秋》公羊学闻名的董仲舒。由司马迁在《史记》里一再提到“余闻董生曰”的情形推测，司马迁早年必然拜董仲舒为师；而到撰述《史记》的时候，对董仲舒的那套《春秋》微言褒贬之论，显然也已烂熟于心。
这一部分的问答之中，司马迁的第二段回答，不无冠冕堂皇的套话，但段末“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诸语，却是关于《史记》撰述方式的真实表白。这表白中涉及的一对概念，“述”和“作”，显然本自《论语·述而》的名句“述而不作”。“述故事”就是讲述陈年旧事，“整齐其世传”就是整理前代留下来的文献；相反地如果是“作”，那就是一种可以不太考虑历史本来面目、主体意识很强的创作了。
至于这一段开头的“唯唯，否否，不然”六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就是三个辞语紧密相联、意绪不免有些错乱的短句：“是是。”“哎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其中第一句是被击中之初的直观反应，第二句是情绪化颇浓的反击，第三句则是神志稍清以后的狡辩开场白【19】。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经意中窜入的闲笔，实际却正显现了司马迁撰述本篇《太史公自序》时的言说策略——直录当时的戏剧性道白，以消解相关话语的严肃性质，暗示下面的述说别有意绪。
此外在这第二段回答里，提到汉兴以来的大好形势，有“受命于穆清”，和“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二语。其中“穆清”与“重译款塞”，文辞古奥，也需略作疏通。按“穆清”中的“穆”是美好，“清”是清和，二字相联，而以形容词代名词，意指清朗美好的上天【20】。“重译款塞”里的“重译”，字面意思就是经过多重翻译；“款塞”的“款”，是“扣”的意思，所以“款塞”直译就是扣问边塞。联系上下文，“重译款塞”四字的实际意义，当是指海外与汉民族风俗相异地区的人们，也因向慕汉朝的伟大，而通过各种渠道联络汉朝，交通边关，其目的，则是下文的“请来献见”，即实现献贡物见天子的愿望。
［原文］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讲解］
司马迁没有顾忌壶遂的质疑，继续不懈地从事《史记》的撰述。但是到了七年以后的天汉三年（前98），由于卷入李陵一案，他遭遇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酷的危机——“幽于缧绁”。“幽”就是幽闭，也就是关押；“缧绁”读作léi xiè，本义是拘系犯人的绳索，这里代指牢狱。所以“幽于缧绁”，也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李陵何许人也？他是汉代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史记》里有他的传记，附在乃祖传记《李将军列传》的后面。
据该传，李陵早年被选为建章监，后被汉武帝看中，受命为八百骑之将；到天汉年间，他官至骑都尉，率领着由南方的丹阳与楚地招募来的五千军兵，屯守在西北遥远的酒泉、张掖一带，以防备匈奴的入侵。天汉二年（前99）秋天，汉武帝最宠幸的女人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一位号称贰师将军的外戚，受命率三万骑进攻匈奴。李陵被命带着他的五千兵马作为侧应，以分散匈奴的兵力。李陵之部出居延北将近千里，结果陷入八万之众的匈奴军包围中。连战八天，虽然杀敌过万，终因既乏军粮、又无援兵，几乎全军覆没。李陵自感无面目回报汉武帝，绝望之中投降了匈奴。
李陵事件发生后，如何判断处理此事，汉武帝大概是召集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一批臣僚咨询的。由于看不惯一班惯于自保的官员率意指责李陵，本与李陵毫无私交的司马迁，此时站出来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但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无限的屈辱。
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就是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对此事的经过，有详细而沉痛的回忆，不妨节录在此——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21】！
据此信，司马迁当时为李陵辩护，所说不过是三点：一，李陵平素为人不错；二，现在他虽然投降了匈奴，看样子可能是想找合适的机会再回报汉朝；三，事件既已产生，也是无可奈何，不过就李陵攻杀了大量匈奴而论，他的功勋也足可以昭告天下了。
司马迁所说并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忘记了李陵出兵只是为贰师将军作陪衬的。而贰师将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汉武帝既要保全他派无能妻舅出征失败的颜面，则李陵自然就是个合适的替罪羊。司马迁此时再为李陵辩护，那结果自然是进牢房了。
进牢房也罢。更让司马迁不堪的，是他被判处的是“诬上”之罪，罪当腰斩；虽然当时有自赎免死的规定，而他因为家贫，根本没有可能交付高额的赎金，结果只能选择另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求生之路——“茸以蚕室”。“茸”本作“佴”，这里当读作“耻”【22】。“蚕室”的本义，是指养蚕的屋子，这里借指一种特殊的刑罚——宫刑（也叫腐刑，即割除男性犯人的生殖器）；因为养蚕的屋子比较温暖，而受宫刑者畏风须暖，汉代就用“蚕室”喻指宫刑【23】。《太史公自序》在“幽于缧绁”下又自谓“身毁不用矣”，指的就是他惨遭宫刑的不幸境遇。
司马迁是位极端重视人的尊严的学者，在《报任安书》里，他就明确地表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那么，他何以为了求生，而不惜选择“最下”等的腐刑呢？
也是在《报任安书》里，他自揭了答案：“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而他所谓“不尽”的“私心”，与假如选择腰斩便“不表于后”的“文采”，联系《太史公自序》，就是指他意欲传世的《史记》。
已经有许多研究者考证，在《太史公自序》的如下这段著名的发愤著书说里，有不少的例子不合史实，未可尽信：“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4】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正是通过这种“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式的充满感情的表述，司马迁将自己的撰述《史记》，一下子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换言之，他把自己和那些他列举的“贤圣”，放到了同一个层次上。
在这一部分的末尾，还有一句“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这是指《史记》的大致断限，上起陶唐，下讫汉武帝。“陶唐”就是尧，尧号陶唐。但何以又说“自黄帝始”呢？那是因为《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首述黄帝事。不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里，已经留了话：“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思是把黄帝放在书首，实在是随俗之举，真正的信史，恐怕还是从尧开始的。
“至于麟止”，一般认为指的是《史记》的下限在元狩元年（前122），这年汉武帝在雍地捕获了一头白麟。但由下文明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看，太初当公元前104—101年，二者显然有矛盾。这一矛盾如何解释？一种说法是“至于麟止”乃司马谈发凡起例时定下的，后来司马迁加以修正，将下限延迟至太初【25】。但《自序》是在叙述了著名的发愤之说后，提出此一断限的，且特意标明“于是卒述”四字，可见前后关系颇为紧密。所以把确定“至于麟止”为下限，仅指为司马谈的言辞，似乎逻辑上不够圆通。其实在我们看来，司马迁此处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麟”字，唤起人们对《春秋》“止于获麟”的回忆，以此暗示他的《史记》，可以上接《春秋》并与《春秋》配成双璧。至于《史记》实际的下限，在这里只是指一个概数，即汉武帝时期。
这一部分以下，《太史公自序》开始叙录《史记》各篇的大旨。
［原文］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讲解］
《太史公自序》叙录《史记》各篇的大旨，是按五体先后排序的；各体下所列各篇的顺次，则与今本《史记》相同。叙录每一条解说一篇，总共一百三十条。其格式，则除最后一条外，大致都是先述篇章大概（中多以四字为句），继用“作某篇第几”为结。
由于相传《史记》成书后不久，即遭被汉武帝削除篇章的厄运；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又出现过篇章亡佚、补作等各种情形，所以《太史公自序》的这份乍看不免冗长枯燥的《史记》提要目录，其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既可以通过它一窥《史记》的基本架构，又能够通过比勘这些叙录和《史记》的正文，发现司马迁所撰各篇的本来面目。
我们先来看上面的这一部分，那是《史记》十二本纪的叙录。
只要翻一下今本《史记》，就可以知道，现有的《孝武本纪》与《封禅书》如出一辙，记的全是汉武帝求神仙、封泰山一类的破事儿。而我们看叙录的《今上本纪》（“今上”就是“当今皇上”，司马迁指称当时还健在的汉武帝）条，说的是：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其中“外攘夷狄”指的自然是攻打匈奴，“内修法度”，说的大概要包括崇儒术等政治措施。而这些在现在的《孝武本纪》里只字不提，可见前人以为它是后人取《封禅书》文字来充数，绝非司马迁原文，是颇有道理的。
那么，司马迁原本写的《今上本纪》到哪里去了呢？据《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的说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著《史记》，特意抽取书中的汉景帝本纪和那篇写自己的本纪看阅，结果勃然大怒，“削而投之”，所以流传到当时的《史记》，已经没有了这两篇本纪。（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中存留的《孝景本纪》，其实也是后人补写或补编的。）不过照上引叙录的说法，《今上本纪》写的，似乎完全是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歌功颂德怎么还会让汉武帝勃然大怒呢？想像起来，出自司马迁亲笔的那篇写当今皇上的本纪，一定是非常的奇特：它应该有一个花团锦簇的外观，并且这外观靠着宏大叙事的文本结构而热闹非凡；但它内面隐含的，却是对于一代专制帝王的深切入骨的嘲讽，这种嘲讽似空气一般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把握，最终它解构了本纪本身的宏大叙事，并以此形成了文本形式与其寓意间的一种亦庄亦谐的姿态。这表里不一的真实涵义，大概也只有活着的传主汉武帝最清楚了吧。
又这一部分的《五帝本纪》叙录里，有“虞舜不台”句；《吕太后本纪》叙录中，又云“诸吕不台”。此处的“台”，音义均同“怡”，所以所谓“不台”，就是不高兴的意思。
［原文］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埶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讲解］
《史记》十表的形式来源，我们在第二讲《六国年表》的开头，已经作过讨论。《太史公自序》这一部分的十表叙录，综合来看，则更多地显现了司马迁制十表的整体意图。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四表的叙录末，有“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的话，这显然是指表格便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中理清头绪而言的。其次可以指出的，是《十二诸侯年表》的撰述，据叙录乃意在“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春秋五霸的盛衰更替中，夹一“周世”且云“相先后”，想像起来，就仿佛是太史公眼见周王朝逐步失去威仪，无可奈何地随着强悍的诸侯起起伏伏。就此也可以看出十表的用意，确乎是在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宏观地揭示历史的“强弱之原”——“强弱之原”的说法，出自《汉兴已来诸侯年表》叙录，其完整的句子是“强弱之原云以世”。按“云以世”三字在此处不易说通，《史记》的《集解》和《索隐》均认为当是“云已也”的讹写。
说到《史记》十表，另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今本《史记》正文中，前九表都各有一篇序，而唯独第十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序。何以如此，前人曾有讨论。如清人吴见思认为，汉高祖对待功臣十分薄情，到了武帝时，丞相常自杀，将帅因犯法抵罪而失去爵位的也颇多，“史公生于此时，目击心慨，未免言之过甚，故后人削之，而序论之所以阙乎”【26】。按吴氏这里所说的“后人削之”，不仅指《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序被“削”，更指该表全篇被“削”，因为根据三国魏人张晏的说法，司马迁死后，《史记》全书即有十篇亡佚，其中就包括《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27】。而我们看《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自己写的该表叙录，是：“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但我们拿这个叙录，去对照今本《史记》里所收的该表，那里面所记都是些国家大事，但凡涉及将相大臣的地方，则又都是升迁、罢免或死去的流水账，既没有对贤者事迹的表扬，也没有对不贤者劣迹的揭露，因此根本看不出什么贤不贤、良不良，即便单论事实，也颇多错讹，可见确非司马迁原稿【28】。而吴见思推测原稿因“言之过甚”而被削除，似也不无道理。
［原文］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读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讲解］
如果说由十表的叙录，可知司马迁制表的图意，在宏观地揭示历史的“强弱之原”，那么从接下来的这八书叙录，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史记》里特辟“书”这一体裁，目的是要凸现以制度史为中心的特殊事象的“古今之变”。
不必他求，我们单从上述叙录中，已能很容易地找出谈“变”之辞。比如“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比如“《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又比如“作《平准书》以观事变”。为什么在这些叙录里，司马迁尤其强调“变”？考究起来，缘由其实还在“书”这一体裁本身。
如所周知，《史记》的整体目标之一便是“通古今之变”。但从单一篇章而论，五体中真正能直观地实现这一目标的，还是书。这是因为书体的叙述对象，是以制度史为中心的特殊事象的变迁。制度史的厘清，关键便是辨析源流，源流不清，或者无源流可辨，也就无所谓制度史。而辨析源流，就必然要涉及历史事象的前后变迁问题。
《史记》八书在探讨特殊事象的“古今之变”方面，无疑是颇为成功的。至其如何真正地实现了其不仅溯古而且通今的目标，又颇费心思。兹以八书中的最后一篇《平准书》为例。“平准”一词，源出汉代大司农属官里的平准令丞，其职守是“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29】。《平准书》重点描述的，便是汉代内政外交风云中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官方对商业交易的控制。清人李晚芳评该篇云：
此谤书也。当时弊政甚多，将尽没之，则不足为信史；若直书之，又无以为君相地。太史于是以敏妙之笔，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赏其绚烂，而不觉其含讥；赞其敏妙，而不觉其冷刺【30】。
李氏的说法，与我们前面对《今上本纪》原稿面貌所作的推测，正可互相发明。而事实上由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情势，与司马迁个人的历史观多有冲突，八书中的《封禅书》、《河渠书》等，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皮里阳秋式写法。但是这几篇书传了下来，而《今上本纪》则因武帝“削而投之”永远亡佚，可见本纪与书同为“冷刺”，程度还是颇为不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认为，今本《史记》八书中的《礼书》、《乐书》和《律书》，已非司马迁原作。三篇之中，《律书》原名《兵书》，因为后来补撰者截取了原本《史记·历书》中的论律部分，与所补论兵部分相掺和，故有此名。至于今本《太史公自序》也称为《律书》，当是后人为与今本《史记》相合而追改的。证据是《太史公自序》的《律书》叙录，前面的“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说的全都是“兵”，毫不提“律”，直到最后才忽然冒出句“作《律书》第三”，前后矛盾如此，完全不合司马迁作叙录的体式，可见这叙录的末句，原本必然是“作《兵书》第三”。【31】
［原文］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易）［哙］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爰，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秏。嘉文公锡珪，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讲解］
世家一体，在传世的中国文史著述中，堪称前无古人。因了司马迁的富于创造性的组织，脱胎于大家族谱牒的这一新颖的传记体裁，为历史与文学都增添了不少别样的光彩。
但也因为基本上都是一姓一氏的家族史，头绪繁复，而相对来说又不太为人熟悉，所以上面这一段《史记》三十世家的叙录，大部分条目的文字，都比前此的本纪、表、书的叙录要多；甚至也比下面的绝大部分列传的叙录要多。
文字多，从提要目录的角度看，除了叙解更具体，并不必然显示更多的内涵。然而这三十条世家叙录中，却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在三分之二叙录后半的总结陈辞里，都有一以“嘉”字为起首的特定句式（相反在其他四体的叙录里，则未见此象）——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嘉文公锡珪，作《晋世家》第九；
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嘉”自然是赞赏的意思。但司马迁为何单选择在世家叙录部分，提出如此明晰的褒贬之辞？这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种假设的答案，是《史记》虽是一个整体，但当日太史公父子纂述篇章时，却是依体分撰的，也许上述的二十篇世家，是《太史公书》世家部分的初定篇目，其文本与叙录都成文较早，故叙录采用了相对一致的句式；而叙录里未出现“嘉”字句的世家，其正文是后来司马迁补写的篇章，故叙录也成于较晚而体式不同——事实上后者的传主大部分为汉代人，而汉以前的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则多是作为特例收入世家的。
但也可以作另一种假设。如果我们把《太史公自序》开首即追溯自己的家族史，与这里的“嘉”字句联系起来考察，也许可以这样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非常重视家族血统的人，但血缘的历史延续到汉代，族与姓的繁多，令高明的史家也难以措手——列传写某人不写某人，关涉终究只在一人；而世家凡有取舍，即涉及整个族群和姓氏——因此太史公需要提出明确的择取理由，来向时人与后人解释，何以仅作此三十篇（或许原本更少）的世家。特以“嘉”字句氏表彰某一世家的特异处，或即以此。而他所“嘉”的，几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则又可与《太史公自序》末对世家宗旨的解说（详本篇最后一部分的讲解），相互映照，显现出饱受君威之苦的司马迁，内心深处对于君臣关系仍抱持着一份天真的幻想。
［原文］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诟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绁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势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讲解］
上述这一大段文字，是《史记》七十列传的前六十九篇的叙录。
七十列传上起伯夷，下讫太史公自身，中间又有以民族相类聚的《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和以社会事象为分野的《货殖列传》等，如果再联系本纪、表、书和世家，可见司马迁写的，既不是汉朝通史，也不单是中国通史，而近乎于一部当时的世界通史。这是我们读《太史公自序》的叙录至此，很容易获得的第一印象。
然而单就这六十九篇叙录而言，我们还是发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次序。
叙录前面大半的次序，并无问题。但是到了第四十九篇《李将军列传》以下，我们就看不懂了：忽然冒出的《匈奴列传》，插在了《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前面。在接下来的《平津侯列传》后，又连续排了《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四篇少数民族或外国的列传。当我们以为这是列传类型改变的标志时，却不料《西南夷列传》后面跟着的，竟是《司马相如列传》等汉武帝时名人的传记。而另一篇本该与《西南夷列传》等并列的《大宛列传》，则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做了《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之间的夹心。
由于列传叙录的这一次序，与今本《史记》的编次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史记》列传部分的篇章次序，也就同样存在这种不免离奇的情形。对此历代研究者颇有解释，而解释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以赵翼为代表。赵氏以为：“《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32】
另一种意见可举吴承志为典型。吴氏详考今本《史记》列传第四十五《扁鹊仓公列传》以下次第，以为“正传盖至《田叔》而止，《扁鹊仓公》已是杂传”。为此对现存次序的用意曲加解说，如谓《儒林》《酷吏》两传后，《游侠》、《佞幸》诸传前，“间”以《大宛列传》，“犹《唐书》《忠义》、《卓行》、《孝友》、《隐逸》、《循吏》、《儒学》、《文艺》、《方技》八传，与后《外戚》、《宦者》、《酷吏》、《藩镇》四传中间，别以《列女》间之”，以此得出“寻审界划，史公条理本是秩然”的结论【33】。
其实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赵说还是吴说，都不免武断或牵强。相比起来，倒是现代学者朱东润的一番见解，更为圆通，因而也似乎更近史实——
曲解篇次，诚为不可，然遽谓其随得随编，亦未尽当。大要自四十九篇（引者按：即《李将军列传》）以上，诸篇次第皆有意义可寻，自五十篇（即《匈奴列传》）以下，中经窜乱，始不可解。愚意史迁作传，共分五组，先秦以上一也，秦二也，楚汉之间三也，高、惠、文、景四也，今上五也。其间段落，略与诸表相当【34】。
［原文］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讲解］
这是《太史公自序》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史记》全书的最后一部分。由两段组成，第一段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七十篇也就是本篇《太史公自序》的叙录。第二段是全书的一个简短的结语。其重心，则自然在前面一段。
这前一段从性质上说，也是一条叙录，本应和上一部分各条叙录的文体、篇幅相当，但因为被叙录的篇章其实又包含了上述各条叙录，在形式上造就了一种复杂的环套格式，所以文字上不得不有所扩张。
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司马迁把《史记》全书五体的撰述宗旨，以扼要的文字揭示了出来。
关于本纪的撰述目标，他指出是“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关于表的编制缘由，他说是为了避免“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书之所以作，除了为彰显“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和军事、水利与宗教的源流，也欲究“天人之际”，考“承敝通变”——前者着眼于星空天象，而后者关注的是尘世经济。最后的列传，其旨意“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我们在《刺客列传》末的讲解里也已经作过解说。算下来只有世家一体的宗旨，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语涉比喻，有必要略加解释。
按“二十八宿环北辰”中的“北辰”，就是北极星。“二十八宿”，即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二十八星”，它们分布于黄道、赤道带附近，在传统知识系统中常被与四方及四种动物相配，而成四组，每组包含七宿，全体则组成所谓的“四象二十八宿”，其名分别为——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司马迁释世家，开头就用“二十八宿环北辰”为喻，当是本自《论语·为政》的如下说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据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的“共”通“拱”）不同的是把《论语》原本从执政者角度出发而作的比喻，改成了自辅佐者考虑的角度。
“三十辐共一毂”句里的“辐”，是车轮里连接车轴和轮圈的直木条，相当于今天自行车轮中的钢丝；“毂”音gǔ，是车轮中间内插车轴、外连车辐的圆木。“三十辐共一毂”语出《老子》，但司马迁去掉了《老子》该句后的“当其无，有车之用”诸语，改接以“运行无穷”四字，其指向也和上述活用《论语》相似，不再是追随老子强调车轮中的“无”处，而恰恰是以实际存在的支撑车轮飞转无穷的“辐”，来拟指为人臣者的职责，所以接下来他点明被喻之体，便有“辅拂股肱之臣配焉”的话。“辅拂”的“拂”，在这里音义均通“弼”，“辅弼”也就是辅佐的意思；“股肱”的“肱”，读作gōng，“股肱”本指腿臂，此处则形容地位的关键与重要。说这些地位关键的辅佐大臣“配焉”也就是与某事物相匹配，显然那被取来作比配的，便是前述的二十八宿和三十辐了。
司马迁不仅打比方，他还直截了当地点明，他择取的世家，大都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道德优势。至其具体的表现，在上面的世家叙录里，他已经用独特的“嘉”字句式凸显无遗了。
也是在这一段中，司马迁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书名是《太史公书》，他著述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一家之言”。
按所谓“成一家之言”，我们在本书的导论里已经指出，它经常容易被误解为是司马迁企图借《史记》发表他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见解，而事实上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里的“一家”，不是司马迁个人，而是指与本篇前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诸家可以抗衡的别一家。因为司马氏家族乃天官世家，近世又执掌太史令之职，负有沟通天人关系的崇高使命，而职守所及，又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献——所谓“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即是其证——所以他们有资格也有可能，以神情遥接的方式，共同在历史撰述的领域里“成一家之言”。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以不同的方式多次提到其天官世家的光荣史，到最后还忍不住慨叹：
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重复出现的自我告诫“钦念哉！钦念哉”，是千万要记得的意思。而所“念”不是别的，正是“司马氏世主天官”的家族特征。可见“一家之言”的重心，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确在家族而不在个人。而《史记》最初由司马迁本人所起的书名，是与其家族官守密切相关的《太史公书》，同样也透露着类似的消息。
由这一段，我们还发现《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这谜的由来，便是这一段所记《史记》全书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今本《史记》跟这个数字不合，历史上曾经流传的《史记》有“七十万言”的说法也与此相异【35】。由于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虽然作了“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双重准备，但其身后的传播实际，还是无论名山本抑或京师本，都不免遭遇删补缺失的厄运，所以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司马迁当年以生命铸就的这“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体究竟是怎样的真实面貌了。
最后附带说一下，除了《史记》和《报任安书》，传为司马迁的著述，还有唐人所编类书《艺文类聚》卷三十所载的《悲士不遇赋》，和见收于晋皇甫谧《高士传》的《与挚伯陵书》，前者王国维以为“辞义殊未足与公他文相称”【36】，而后者研究者已经认定其为伪作。有意思的是，清人所辑丛书《学海类编》中，收录了一卷托名宋代大作家洪遵所辑《史记真本凡例》，“于原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37】，事虽可笑，却从另一个侧面显现了《史记》的不朽魅力。
注 释
【1】 按《史记索隐》本的《太史公自序》，篇题作《太史公自序传》，见明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卷二十八。
【2】 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史汉目录》云：“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所收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现在通行的《史记》卷首的目录，是后人为方便阅读而添加的。
【3】 参见朱维铮《司马迁》。
【4】 《汉书·司马迁传》引此句中的“大祥”作“大详”，“详”恐是误字。《史记索隐》据《汉书》而释“大详”句为“言我观阴阳之术大详”，则是将原文“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句，断作了“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衡之上下文，显然不妥。
【5】 参见宋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附“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秦二世所引韩子语为：“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于此矣。”取《韩非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引与此本比较，三本基本内容与所用语汇十分接近，而文本繁简、句子次序与文字差异，所在多有。此乃是先秦古书口传手录、辗转流传所致。
【7】 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认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黄老思想，并举《曹参世家》、《货殖列传》等为例。见该书上卷第246—2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8】 此采朱维铮《司马迁》之说。
【9】 司马迁字子长，扬雄《法言》等书多有记载，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太史公自序传第七十”引。
【10】 扬雄《法言·君子》有“子长多爱，爱奇也”语。
【11】 参见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第215页。
【12】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一。
【13】 据藤田胜久《日本对〈史记〉的传承与研究》，桑原骘藏有《有关司马迁生年新说》，刊于1929年《史学研究》1卷1号，提倡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见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与史记研究家》所收藤田文，第373页。
【14】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原载《中国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后收入李长之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见三联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19—23页。
【15】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有意思的是，同期把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又重新发表，排在郭文之后，而作者署名成了“刘际铨”，且文后并无说明此乃旧作重刊。更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文章里，既不提此新刊的“刘际铨”文，亦未及十一年前就已发表的李长之文。
【16】 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17】 “封禅”的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三讲《河渠书》后半部的有关讲解。
【18】 参见朱维铮《史学史三题》的相关述论，文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19】 钱钟书对此语亦有考释，可参阅，见《管锥编》第1册第393—394页，中华书局，1979年。
【20】 按“受命于穆清”的“于”字，繁体本作“於”。《史记正义》引颜氏云：“於，叹辞也。”但衡之上下文，颜说恐不确。
【21】 《报任安书》全文收录于《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22】 参见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有关考释，载所著《中国出土文献十讲》第129—130页。
【23】 参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之注。
【24】 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引梁玉绳、崔述、张文虎等的辨证。
【25】 参见张大可《史记选评》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6】 见吴见思《史记论文》卷二十二。
【27】 参见本书《导论》的相关述论。
【28】 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有关考证，余氏并考今本《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乃汉成帝时人冯商所补撰。《太史公书亡篇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
【29】 《史记·平准书》题下《索隐》语。
【30】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转引自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3页。
【31】 参见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
【32】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史记编次”，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
【33】 见吴承志《横阳札记》卷八“列传次第”，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168—170页。
【34】 朱东润《史记考索》第21—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3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引宋李廌《师友谈记》，有“太史公《史记》，上自黄帝，下至汉武，三千馀年，止七十万言”诸语。
【36】 见《太史公行年考》。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史记”条语，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