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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讲 殷 本 纪
本纪是《史记》开篇的第一种体裁，也是历代正史相沿不改的第一正宗文体。由于《汉书》以下各史的本纪，所记如出一辙，所以后人印象中的本纪，便是每一朝皇帝的编年大事记。
但《史记》的本纪，与那种已被视为当然的冠冕堂皇的文章体式并不完全相同。“本纪”二字的实际意思，在司马迁的时候，可能只是“本之以纪事”【1】；而司马迁撰史的立足点，在天下事势，并非必然是当时的天子王朝。以此他所写的本纪里，会有后代史家难以想像的《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前者叙写楚汉之交由巅峰跌至落魄的楚霸王的生平际遇，如同小说；后者谱系高祖时代僭越女主的政治权谋，而同时期名义上的皇帝汉孝惠帝，在其中不过是个道具。这样的本纪取材与写法，自与后来以《汉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正史的本纪，貌合而神离。
不过《项羽本纪》等篇，为古今偏重文学性的《史记》选本所共选，读者已耳熟能详。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史记》的十二本纪里，承续先代文史著述最多，又影响后代最深远的，还是谱叙夏商周三代大事记的几篇。所以我们这里选了列于开卷第三篇的《殷本纪》，作为精读《史记》本纪的一个范例。“殷”即商代后期盘庚所迁之都，今天的河南安阳。商王朝前后立为都邑的地方虽多，但数在殷时间最为长久，所以后人习惯用“殷”作为商朝的代称。至于此处的“本纪”二字，倒完全符合后来正统史学家的解释，即“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2】。宗祖连结着世代的血缘关系，而正朔，既指年月的开始，更指王朝的发轫，其中显示的，乃是一个久远王朝不绝如缕的时间延续。
［原文］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讲解］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商代是有当时原始文献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朝代。但是，有关这一王朝先祖的诞生，现存史料多出自后人之手，且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神秘色彩。
司马迁在《殷本纪》开头给我们讲述的，就完全是一则神话传说：殷的先祖名契（音xiè）；契的母亲，是有娀氏（娀音sōng）的女儿，五帝之一的帝喾（音kù）的第二个妃子，名叫简狄。这简狄有一回和其他两个妃子在野外沐浴，看到一只燕子产卵，就取燕卵吞食了，结果因此怀孕，生下的婴儿就是契。
这传说自然不是司马迁的杜撰，《诗经》的《商颂》里，有《玄鸟》一篇，起首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笺注《毛诗》的汉人郑玄的解释，其中讲的，就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故事。近年发现的战国楚简中，也有相关故事的更为生动的版本：
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
（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3】。
传说或许有点离奇，但现代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加以研究，发现这则感生故事背后寓示的，很可能是上古中国母系社会的世代繁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一般特性，而“玄鸟”在这其中充当的，大概是一个族群或部落共同尊奉的图腾那样一类的角色。商代传存的青铜器中，有一件玄鸟壶，壶上刻有“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的图铭，研究者认为它就是商人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4】。玄鸟与女性符号合一，其中自有特殊的意义在。
根据司马迁的传录，契成年后，曾随大禹治水，建有功勋；接着被舜授予司徒官职，管理百姓的道德风纪。这其中舜告示契的那段话“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出自《尚书·舜典》，而文字已略经司马迁修饰。“五品”一般认为就是指家庭内部父、母、兄、弟、子的尊卑品秩，“不训”的“训”，在《尚书》里作“逊”，“不逊”就是不恭顺的意思。“五教”与“五品”相应，一般认为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敬敷”的“敷”，是“布”的意思；而“五教在宽”，意为布施五教的基本原则，是应让百姓感到精神上的宽裕舒适——不过“五教”、“五品”这样的说法，已经明显带有后来儒家的道德教化色彩了。
契因他的出色功业而被封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并赐姓子氏。后来商王朝的名号，即源于此。“商”的所在，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南部。而商王朝建立以前的早商文化，学界一般赞同傅斯年的研究结论，即属于与西方系的夏文化同时却内涵颇有不同，而与东夷同在一系的东方文化【5】。
［原文］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讲解］
本纪的常规义，是记述帝王世系。所以这里登录的，是从殷商始祖契以后，到商代开国之君成汤，总共十三代的世谱。本篇以下每隔一定段落，出现类似世系，辞虽枯燥，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的三代史料。
司马迁依据何种原始文献传录这类殷商帝王世系，现已无法确知。但他记载的这一世系的真实程度，由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已经得到确认。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通过对相关卜辞的缀合释读，考证出自上甲（即《史记》中的微）至示癸（即《史记》中的主癸）的原来世次，应当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也就是说除了将报丁的时代误置在报乙之前外，《史记·殷本纪》所载的殷商先公的世系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推定，《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的诸王世系，也应当是基本可信的【6】。
说到商王的世系，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那就是这一节以及下面各节所记的商王，绝大部分都以干支中的天干为名字的一部分。何以如此，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是由商王生日而定的谥号，或以为是依其死日所给的庙号，或以为是根据致祭的次序而定，或以为乃卜选的结果。后出且较有逻辑的说法，认为那很可能是商王族被分为十个祭祀群，并且都以“干”日为名的结果【7】。
［原文］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讲解］
成汤是商王朝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人物。有关其政事遗教，今传本《尚书》中仅存《汤誓》较为可靠，而记载简略，不足以显现其全貌。司马迁在这里据以传录的，应该是他所见到的《尚书》中现已佚失的篇章，其内容，一是殷商先人的数度迁居，至汤仍定居于先王曾居住过的亳；二是汤对周边诸侯的征伐。
按所谓“自契至汤八迁”，指到成汤为止的商代先公曾八次迁徙所居都邑。“八迁”的地点与序次，据王国维检寻古文献而加以推考，大致可能是：契本居亳而迁蕃，昭明迁居砥石，再迁商，此为前三迁；至相土，又先迁居泰山下的东都，后复归商丘，此为四迁与五迁；再后来商侯迁于殷，殷侯复归于商丘，此为六迁七迁；最后成汤迁居亳，又回到“先王居”，为第八迁【8】。
那么，这个既是商代先王所居、又是成汤都邑的亳，究竟又在何处呢？不少研究者根据汤灭夏桀的前后史事与路线，推测它应当是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所称“殷有三亳”之一的北亳，地在今天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9】。不过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曾明确地说：“亳，偃师城也。”唐代的偃师，即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在河南发现的中国早期都城遗址中，偃师商城即其中最著名者之一。从遗址的规模与出土器物等推考，一些学者又认为偃师商城是成汤灭夏以后所建立的都城，亦即皇甫谧“三亳”说中的西亳【10】。
成汤此时尚未灭夏，算是夏朝的方伯，所以有权利征伐诸侯。葛伯所处与成汤所都的亳为邻居，而葛伯又犯了不祭祀的错误，所以成汤得以讨伐之。成汤的讨伐，还有一通冠冕堂皇的理论，从司马迁的引述看，它们应该出自已经佚失的《尚书·汤征》原本。这其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忽然显现的一位辅臣——伊尹。
［原文］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讲解］
伊尹的名字，在《史记》之前，已多次出现在春秋战国的文献中。《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下》以及《吕氏春秋》的《本味》、《慎大》两篇，都提到过他的事迹。伊尹又名阿衡，则首见于《诗经·商颂》的《长发》篇，所谓“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据唐代孔颖达的疏解，“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11】。这样看来，挚是伊尹的本名，阿衡其实为成汤给他起的外号；不过这外号后来被叫顺口了，竟成了商朝的官名。
阿衡（也就是伊尹）成为成汤辅臣的经过，司马迁提供了两种说法。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一是阿衡主动出击（“奸”这里音义皆通“干”，是求的意思），先做有莘氏的陪臣，再背着鼎啊砧板什么的，借用烹调的小原理，给汤讲说达到王者之道的大道理；一是阿衡处士被动受聘，不知他有怎样了得的才能，惹得成汤派人上门特聘，他还摆架子，让使者跑了五趟，才肯出山，专门给汤讲太素上皇和九类不同君主的故事。这两种说法比较而言，第二种更多地带有儒家理论盛行以后理想化君臣关系的色彩，因而相对来说不太可信。倒是第一种说法，透过故事中的两件道具——鼎与俎，可以一窥商代器物与当时政治的现实关系。
有着或方或圆的外型，上口沿竖着立耳，下以锥足或方足支撑的鼎，本是一种烹饪器；而以一块稍显下凹弧形的平板为案面，案下有两个壁形足的俎，原是切菜用的砧板。随着食物在上古祭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鼎与俎的功能，也逐渐由单一的烹饪工具，衍化为兼具祭祀用礼器功能的特殊器物。鼎的多少与排列方式，成为君侯身份的重要象征；而俎，也变成了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品的案桌。阿衡的“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旧说中有一种说法，就是称阿衡本是位高明的厨师，他先做可口的菜肴让汤上钩（所谓“以滋味说汤”的“说”，依此解释，应当读作“悦”），然后再借题发挥，说服成汤行他的王者之道【12】。饮食在中国文化中自来就有崇高的地位，何况鼎俎之类的食器一旦作为礼器来理解，寓意又十分特殊，则如果从商代政治史的视角去考察阿衡的背负鼎俎，并探索其中的微言大意，倒也不完全算是妄测之举。
照司马迁的记载看，成汤对于阿衡是无限信任的，把全部国政都交给他去处理。但阿衡对成汤似乎并非一味忠诚：他曾经离开商亳投奔夏，接着觉得夏不行，又回到亳。《孟子·告子》甚至说：“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
在本节末尾说到伊尹几度反复，重归商亳时，有“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数语。按“女鸠”、“女房”的“女”，通“汝”字；“房”也写作“方”。汝鸠、汝方，据《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说，乃商汤的两位贤臣。至伊尹“作”的《汝鸠》、《汝方》两篇文字，后人推测其实可能是史官所记伊尹与汝鸠、汝方二臣的相谈语录【13】，但因早已亡佚，其中的内容不得而知。
［原文］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讲解］
与对伊尹的介绍带有不确定性相比，司马迁对于成汤德行的记述言简意赅，旨意明确。但上述一段由于文辞省略过多，其间的逻辑关系乍看颇不易理清。好在同一个故事又见于《吕氏春秋》“孟冬纪”的《异用》篇，我们不妨迻录在此，以供对读：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堕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蟊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
所谓“祝”，就是祷告。“皆离吾网”的“离”，通“罹”字。联系《吕氏春秋》的文辞看，《史记》中第一次祝“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的，并不是汤，而是那个张网的人；第二次祝“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的，仍然是这个人，但祝的内容，却是根据汤的旨意改过了的。
［原文］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汝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讲解］
成汤一生最为显赫的功业，就是运用武力手段讨伐夏桀，最终颠覆了夏王朝，建立商朝。也许是由于史料匮乏的缘故，司马迁对这场天翻地覆大争斗的具体情节，几乎未予着墨。但他以引用《尚书·汤誓》篇记载的成汤语录，让我们仿佛亲身体验了那千年一遇的血雨腥风——
“喂！你们大家，过来！都听我说！”就是这样一个毫不客气的开场白，把成汤在伐夏桀的间隙，面对众多夏朝百姓作政治报告时的情态，刻画无遗。他有绝对的自信，也有绝对的实力，但是他依然懂得权变。所以在这场政治报告的主体部分，他首先说的，是“不是我小子敢作乱，实在是夏朝有许多的罪恶”，而且“我听说你们自己也说夏氏有罪”。接着就抬出了人人害怕又无人眼见其实的“上帝”和“天”，以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他精通言说的策略，反复称引甚至杜撰本属于对方阵营的听讲者的话语、设问与诅咒之辞，如“我们的国君不体恤我们大家，荒废了我们的农事，割剥了夏朝的政治”、“既然有罪，那该怎么办”、“这太阳何时才会掉下来，我跟你一块儿去死吧”之类，目的是导引众人确信夏朝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道德理由，他成汤无论如何也要取而代之。当然，随着决心的表露，他的言说口气也越来越强硬：“你们还是跟随我一起替天讨伐夏氏，我一定会让你们从此顺顺当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决不食言！如果你们不遵从我的誓言，我将杀死你们全家，决不宽贷！”
成汤通过这场政治报告所表现出来的伐灭夏桀的决心，在始伐昆吾、终伐三的烘托下，以主动出击，大败夏朝军队，迫使夏桀出逃鸣条而获得现实的结果。其间《史记》所载，尚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句中的“汤自把钺”，一是汤伐三（音zōng），“俘厥宝玉”。
钺是一种圆刃式平刀，外观类似一把大斧子，但穿以长柄。其本字写作“戉”，甲骨文作，即象钺的外形。钺本属古兵器之一，但是从很早的时代起，它同时又是权力的象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南出土了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大型瓮棺，外壁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据考瓮棺主人很可能是当时以鹳为图腾部落的头领，而图中的石斧（也就是钺），则相当于权杖【14】。后来上海的松江也有绘着梅花鹿与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出土，研究者认为，钺的含义与《鹳鱼石斧图》里的石斧相同【15】。因此成汤亲自持钺领军讨伐昆吾氏，不仅说明他亲自参加了战争，更重要的，是表明此时他牢牢地控制着商的政治军事权力。
夏桀出逃鸣条，夏朝军队大败，而成汤仍然要进攻三，其原因，据《史记集解》，是夏桀后来又从鸣条逃到了三国。成汤此时进攻三，目的其实已经不是追击夏桀——这时的桀已经失国，价值一落千丈——而是追寻由桀带到三的夏朝“宝玉”。因为宝玉在当时与钺一样是国家的重器，宝玉在谁的手中，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这个国家。至于当时的宝玉是何等模样，我们猜测，它们应该属于璧、琮（音cóng）一类的贵重玉器。璧外形扁平而呈圆环，是汉代以前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一种礼器；琮则大多是中部镂以圆柱体空心的立方体，乃商周及更早期贵族祭祀大地时所用的礼器，同时也经常在实际生活中用作发兵的符信。
汤确实是一位有极强的控制欲的君主。面对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他考虑的，仍是如何彻底翦除来自被他颠覆了的夏的后患。他提出的方案，是“迁其社”即变置夏的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则是谷神），这其实就是要从精神上彻底消灭夏文化。这一招也许过于阴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原文］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讲解］
胜利后的成汤依然喜欢作政治思想报告。当然此时他面对的，已不仅仅是夏朝百姓，而是一群已被他征服的诸侯王（原文作“诸侯群后”，这里的“后”，据《说文解字》，本义是“继体之君”，也就是承续先王体制加以统治的国君）。所以他的言说方式，也开始有了些许的改变，虽然还保留了强硬姿态，严肃地告诫诸侯王“不要不给百姓办实事，要勤于你们的政务”，否则将受到严惩，但他讲得更多，更恳切的，是历史上大禹、皋陶、后稷如何有功于民，蚩尤等如何害民，以此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教育诸侯。最后的归结，则是：“谁缺德，谁就别在自己的方国当政了！到时候你们别怨恨我。”
成汤的这个后来被题为《汤诰》的政治报告中，有一部分文辞涉及“四渎”也就是四条河，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方位不同，有必要引起注意。报告在谈到古代大禹、皋陶利民之举时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按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四条大河，由南至北，基本的序次应是江、淮、济、河，即使历史上河道改迁，似乎也不会出现长江、黄河以东西向相对峙的局面。所以明代陈仁锡认为原文当作“东为淮，南为江”【16】，而清代梁玉绳则谓《初学记》引此句作“北为河，西为济”【17】。
胜利后的成汤还在制度方面实施了重大的改革，以作为商王朝正式建立的标志。标志主要有三项：一、“改正朔”。正就是正月、第一个月，朔就是每月的第一天。因此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旧的历法。一般认为夏正建寅，也就是以一月为正月；而殷正建丑，改以十二月为正月。二、“易服色，上白”。此处的“上”通“尚”，意思是改变衣服的规范颜色，而崇尚白色。三、“朝会以昼”。即确定白天举行定时的朝廷聚会。这三项内容中的前两项均带有明显的礼仪制度倾向，是否商代初建时即有的精密架构，尚需考证。
［原文］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既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既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讲解］
成汤去世之后，王位经过两世的更替，又传到了他的嫡长孙太甲那里。这时成汤的旧臣伊尹还在世，辅佐新王行政令。伊尹似乎承传了他先代主人成汤的嗜好，也喜欢作政治报告，于是就有了《伊训》、《肆命》和《徂后》。
但是太甲似乎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他处事之昏乱，已经到了让史传给他以“暴虐”、“乱德”一类恶评的地步。事已至此，前朝老臣伊尹只得出来收拾残局：他把太甲放逐到桐宫软禁起来，自己做了不称帝王却管着帝王事务的摄政王，让诸侯给他朝贡。三年以后，幽闭在桐宫里的太甲终因悔过自新，而获得了伊尹的谅解，并被迎归，重新执政。
《史记》里的这个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故事，一直是作为三代君臣理想关系的典范，而被广泛传扬的。正统历史学家看重的，既是作为大臣的伊尹摄政磊落无私，也有作为君王的太甲知过善改。因为从后代的实际情形看，重复这样清纯如水的故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过魏晋时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给予这一经典故事以致命的一击。在那部相传是战国时代魏国人所作的编年体史书中，保存着如下两条触目惊心的商代史料——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
伊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18】
大甲的“大”，即“太”的本字，所以大甲就是太甲。依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什么“伊尹摄行政当国”，什么“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什么“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统统是子虚乌有！真实的情况，是伊尹放逐太甲后篡位自立，而太甲被关了七年实在憋得慌，他设法逃出桐宫，杀了伊尹。
历史是如此地扑朔迷离，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两种说法中的哪一种？
［原文］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讲解］
太甲死了，伊尹也死了。商朝的王位，虽说还在兄弟、父子之间传承着，英雄辈出的时代，却仿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这当口，太戊这位复兴殷商、后来被美称为中宗的新王出现了。太戊的身边，也有一位类似伊尹的贤相——伊陟。太戊对于伊陟的依赖，可以从上面这则因“祥桑榖共生于朝”，太戊听从伊陟修德免灾的故事略窥一斑。加上伊陟擅长和巫咸沟通，巫咸又把商王家的相关事务处理妥帖，使得太戊十二万分地佩服伊陟，专门跑到宗庙里向列祖赞颂伊陟的功德，和伊陟说话也不称对方为臣。
伊陟是否确有才干不可详考；他的来历，一种说法是伊尹之子，对此明人茅坤颇表怀疑【19】。这里可以继续讨论的，不是伊陟本人，而是与他有关的“祥桑榖共生于朝”事件，和与巫觋（音xí）现象相关的商代重要的神职官员——巫咸。
“祥桑榖共生于朝”一句中的“祥”，本义是吉凶的征兆，所以宽泛地说，上古时代吉兆叫做祥，不吉之兆也叫祥。“榖”音gǔ，就是楮树。当然，商王朝廷里某一天傍晚桑树与楮树同时涌现，这奇异情形，按照伊陟的解释，显然是妖孽之兆。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被政治家理解为人事不修的反映，以此运用各种人工努力使之归于正常，是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君臣共谋、极为常见的政治作秀。汉代以后，这种政治作秀又有了个哲学化的理论依托，叫“天人感应”。
相比之下，巫咸在商代地位特殊，为古代中国以后的时代所罕见，因此他的出现，以及与他相关联的巫觋们的作为，从文化史上说更具有独特性。由于《尚书·君奭》及《史记》本篇的传录，一般将巫咸视为神巫，是巫觋们的代表。而巫觋按照《国语·楚语》的分法，是“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但事实上，古代也常把这类负责沟通神与人交流的神职人员统称为巫，而不论其性别。巫咸是男是女，不得而知。所可知者，以巫咸为代表的巫觋们在商代绝地通天，呼风唤雨，着实了得。殷墟甲骨所显示的卜官沟通人神的超凡本领，不用说已足以使当年的殷商君臣肃然起敬；而商朝青铜器中，独特的器型如虎食人卣之类，据研究显现的应当是巫师在神性动物的帮助下升天【20】。巫觋们既有如此超越凡俗的能力，则太戊时的巫咸能“治王家有成”，亦即协助治理商王朝政而卓有成效，就不难理解了。
［原文］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讲解］
太戊时代的短暂复兴，很快又被漫长而混乱的九世更替所取代。这个阶段依照司马迁的说法，是“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不再按子承父位的规则，而出现了兄终弟及，甚至弟弟与儿子争夺王位的现象。但商代的王位继承，是否原本就存在子承父位的规则，却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其实在太戊以前，王位的传承就已经不完全是子承父位了。我们回顾一下，自成汤至太戊的世系是这样的：
成汤——（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
——外丙之弟中壬
——太丁之子太甲——太甲之子沃丁
——沃丁之弟太庚——太庚之子小甲
——小甲之弟雍已
——雍已之弟太戊
成汤以后至太戊总共八世中，子承父位的有三世，兄终弟及的有四世，还有一世，就是外丙之弟中壬传给太丁之子太甲，乃叔父传给了侄儿，因为这侄儿的父亲是叔父的长兄，本为太子，无奈早死而未曾为王。如此说来，所谓“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在商代是没有的事，因为那时原本就没有严格的太子即位规则，从实际情形看，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位两种传位方式，几乎是平分秋色。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帝王的传位方式主要有三种：禅让、兄终弟及和传嫡子。禅让就是让贤，它几乎只发生在中国历史的童年时代，是当时部落联盟推举领袖的一种习见方式，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传承，就是以禅让方式解决的。兄终弟及，即弟弟继承做君王的哥哥的王位，研究者认为这种方式主要通行于商代前后；在这种继位方式中，只有出现无弟可传的特殊情况，王位才转而授予先王之子。而传嫡子，则是指将王位传给自己正妻所生之子，正妻所生若有数子，则原则上当传位给嫡长子。周代及以后的王位传承，大都通行此法【21】。如此说来，所谓“九世乱”之间的“废適而更立诸弟子”情形，实际上很可能恰恰相反，是中间有的君主破坏了当时兄终弟及的一般规则，而将王位直接授予自己的子嗣。
［原文］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讲解］
“九世乱”后使殷商获得大转机的，是盘庚。盘庚之于商朝民众最深刻的印象，则是迁都。按照《史记》的记载，盘庚时代殷商的都城已在黄河以北，盘庚则将之迁到黄河以南，也就是先祖成汤曾经居住过的亳。又据《殷本纪》的下文，到帝武乙时，“殷复去亳，徙河北”，就是从黄河以南的亳，再迁回到黄河以北。
但是《史记》有关盘庚及以后数代曾徙居成汤故都亳的说法，恐怕并非史实。据《古本竹书记年》：“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殷。”这里的奄，不见于《史记》，据《古本竹书记年》，是南庚所迁之都；而殷，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十分著名的殷墟，其地在今河南安阳一带。王国维曾据《史记正义》所引《古本竹书记年》，参以殷墟卜辞所载，指出自盘庚迁殷，至纣灭亡，商代不再迁都；而《史记》之所以有盘庚迁亳之说，当承《今文尚书》书序中的讹字而来，书序有“盘庚五迁，将治亳殷”语，“亳殷”据孔壁《尚书》其实是“宅殷”【22】。而五迁之说，一般也认为并非盘庚一朝迁居五处，而是指成汤都亳以后商王朝如下的五次较大的迁都：中丁一迁于隞，河亶甲二迁于相，祖乙三迁于邢（《史记正义》作“耿”），南庚四迁于奄，盘庚五迁于殷。
又作于小辛时代的《盘庚》三篇，现在还保留在《尚书》里。司马迁当年转述盘庚告谕诸侯大臣的话，就是根据《尚书·盘庚》篇的相关内容而加以简化了的文句。《尚书·盘庚》篇里还保存了许多有意思的古成语，像后世习见的“人惟求旧，器惟求新”一语，就出自《盘庚》（上），原文是：“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而至今还很常用的“有条不紊”，也同出此篇。
［原文］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
［讲解］
盘庚的王位传给了弟弟小辛，小辛又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小乙，小乙则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武丁。所以武丁虽然是盘庚后三世的商王，论血缘关系，却是盘庚的侄子。
武丁是商代建立后，继太戊、盘庚两度复兴，而使殷商获得第三次较大复兴的著名君王。其之所以能成就复兴大业，《史记》说了两个理由：访得傅说为相，与听从祖己修整祭祀。
傅说在司马迁笔下着实是个带有些神性的人物。他最初是武丁梦中所见的圣人，有名无姓。武丁“使百工营求之野”，才“得说于傅险中”。这里的“营”，照《史记正义》的解释，当是“刻画所梦之形象”；而“傅险”的“险”，则通“岩”字。所以傅说是武丁花费了颇大的人工，让人拿着依照自己做梦时所见形象图绘的人像，到处访求，最后在一个名为傅氏之岩的地方找到的。据说当时他还是个服劳役的刑徒，即所谓“胥靡”，正在傅岩干着泥水匠的活儿。被带到武丁跟前，聊了几句，武丁即认定他是圣人，破格提拔他做了宰相，还赐他姓傅。
按傅说的“筑于傅险”，一般理解所筑当为城池或交通要道；而他的在傅险“为胥靡”，《史记·游侠列传》称之为“匿于傅险”，有人理解就是隐于刑徒。因此如果他的超次拔擢确为史实，则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泥水匠，而是具有相当设计能力的土木或道路建设工程师。如所周知，商代的城市与交通建设已颇为发达，虽然筑城尚用土夯，而规模宏大，其间土木或道路建设工程师决不可少。而如果傅说的身份确实与此相关，则其被选为殷相，实亦现实使然，而不是什么武丁做梦的结果。
武丁的复兴，另一引子是有一回祭祀成汤，有只野鸡飞到祭祀用的大鼎立耳上鸣叫，让武丁好生恐惧，臣子中有一位叫祖己的趁势进言，劝他修整祭祀。《殷本纪》的这部分内容，几乎全部取自《尚书》的《高宗肜日》篇（“肜”音róng，就是祭后第二天再行祭祀）。但文辞古奥，通读稍难。其中“唯天监下，典厥义”句，意思是“上天俯察下民，一切以道义为准则”。“天既附命正厥德”句中的“附”，《尚书》原本作“孚”，意思是“授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已经授命更正他（下民）的德行”。而“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句里，“嗣”本作“司”，是“主管”的意思；“常祀”谓平常的祭祀，“弃道”指不合乎道义者；故整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商王是主管百姓事务的，应当敬重民事。民事无论大小，都是上天所传。平常的祭祀，不要礼遇那些旁门左道之祀。”
［原文］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讲解］
但是武丁以后的商王朝，还是衰败，并且不再有复兴的迹象。
这其中首显衰象的，是武丁次子祖甲当朝的时代，史评仅“淫乱”二字，而殷商的覆亡，已显端倪。
更糟糕的是祖甲后三世的商王武乙。其人嗜好奇特，专门制作“偶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俑”取乐。他给俑取名“天神”，和这天神赌博，并叫人做裁判（就是所谓的“行”，读作héng）。天神自然赢不了，他就肆意侮辱之。他还用皮革做了个大袋子，里面盛满鲜血，然后高高挂起，持箭相射，号称“射天”。想像一下，当殷红的鲜血从射穿的革囊中喷涌而出时，武乙的笑肯定是狰狞而变态的。
殷商本是个十分敬畏上天的族属，但它后期历史中却出现了武乙这样极端蔑视上天的君王，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孔子对俑的创造者十分痛恨，曾发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诅咒（见《孟子·梁惠王上》引），但其本义还只是对于俑作殉葬表示深切的不满。如果让孔子对武乙的以俑来侮辱上天的恶作剧加以评论，想来一向尊奉天命的夫子会怎样地痛心疾首！
［原文］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讲解］
武乙无道，武乙的曾孙帝辛更无道。
帝辛就是恶名远扬的殷纣王。据《史记》的记载，这是个智力、体力均超越常人的汉子，却刚愎自用，口是心非。他的最爱有两样，一是酒，二是女人。酒是商朝人的普遍嗜好，单看商代出土的青铜器中饮酒器的门类众多、花样翻新，就可知这是个永远陶醉在酒的馨香中的浪漫一族；但纣王更进一步，“以酒为池”，说起来气派是更大了，而情趣却荡然无存，倒仿佛是个开酒厂的老板了。
女人里他最爱的是妲己，什么都听妲己的。后世一班男性道学家炮制“女人是祸水”的历史兴亡论，所举史例中排在前列的女性，就有纣王的最爱——妲己，认为是这位妲己夫人害得商朝覆亡。更有甚者，元代小说《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里，美丽的妲己被描写成原本是只妖狐。这一路下去，就有了中国传统社会称美丽而不安分的女子为狐狸精的特异说法。
其实殷商的覆亡关妲己什么事，我们看纣王在太平之时，就已“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把民脂民膏往自个儿家里搬——鹿台、钜桥都在王都，属于王室的府库和粮仓——还在沙丘“大冣乐”（“冣”是“聚”的意思），折腾什么悬肉为林、男女裸奔之类的闹剧，就知道商朝的灭亡，大概已经不远了。
［原文］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讲解］
纣王的胡闹自然引起公愤，但权力此时还在他的手中，于是酷刑就被创造出来，以对付异己。胡闹的君王，转身又变成了暴君。
酷刑之一是炮格法。“格”原本作“烙”。清人王念孙据《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考出旧籍述殷纣事，皆以“肉圃炮格”、“糟邱酒池”等对文形式出现，故断定此处的“烙”当是“格”字之讹【23】。炮格的具体行刑方法，据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是“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堕火而死”；之所以称格，是因为火上所布，乃铜制的格架。
酷刑之二是将罪人制成肉酱和肉干，前者称为“醢”（音hǎi），后者称为“脯”。纣王时代遭受此等酷刑的，还不是普通人，竟是位居三公的九侯和鄂侯。九侯之所以获罪，是因为他原本想讨好好色的纣王，所以把美丽的女儿奉献给纣王，不成想他女儿不喜欢淫乐，得罪了纣王，结果不仅女儿被杀，九侯自己也被纣王剁成了肉酱。鄂侯这时很不识时务地站出来为九侯喊冤，结果他喊得越凶，纣王的回应也越残酷——他索性把鄂侯做成了肉干。
相比之下，三公中的余下一位——西伯，就比较聪明。虽然他以一声叹息被奸臣告密，而在羑里（羑音yǒu）地方坐了一阵牢，但靠着部下的疏通和他本人的主动奉献土地，他获得了纣王的信任，不仅因此革除了酷烈的炮格之刑，还得以掌握了征伐的大权。殷商的政治风云，就在这不知不觉中，转换了向度。而这西伯，不是别人，就是封地于周、大名鼎鼎，后来称作周文王的姬昌。
［原文］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
［讲解］
西伯姬昌对殷商王朝产生最大震动的举措，是他举兵伐灭了饥国。饥国即《尚书·西伯勘黎》中的黎国，亦即《尚书大传》中的耆国，以饥、黎、耆三字音近而传写各异。得此消息后，大臣祖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跑着去报告了纣王。
祖伊当时对纣王说的一番话，极为沉痛。其文先载入《尚书》，就是《西伯戡黎》的中心部分；继为司马迁节取，便是上面这一段文辞。文中“假人元龟，无敢知吉”八字尤有深意，值得探讨。按“假人”的“假”，通“格”，“格人”旧注谓“至道之人”，也就是指殷商的元老，可能还包括高年的巫师。“元龟”则是大龟。大龟和元老或巫师在这里被并列提出，成为有灵性的自主之物，一同指示商王朝的前景大不吉利，原因是以烧灼龟甲观察裂痕来判定吉凶的占卜方式，一直是殷人习用的查验大事宜忌的手段。商代所统之地并非临海，因此占卜所用大型龟甲，必然来自异邦。据研究，殷墟龟甲有产于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地区者【24】，则殷亡之前，祖伊等卜占王朝未来而特用“元龟”，这元龟就是来自南方极远之地，亦未可知。
祖伊的一番陈辞里，还有一句尖锐批评纣王的话：“（王）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这是指责纣王思想上既不考究上天性命之所在，行为上又不循行常规法度。其结果，是百姓没有不想逃离商地，甚至发出“老天为何不发威，新的堪负大命的人怎么还不来”的哀号。
可纣王的回应出乎人的意料，竟说：“我这一辈子不一直有天命在护佑么！”
［原文］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讲解］
一心觉得万事有天命在的纣王，虽然没有遭到西伯的攻击，但到了西伯之子周武王姬发承继乃父王位的时候，终于大难临头。
大难将至，纣王众叛亲离。首先弃他而去的，是因多次劝谏无效而绝望的纣王同父异母兄长微子启；与微子的一走了之不同，王子兼大臣的比干冒死直谏，结果得了个被变态已极的纣王开膛观心的惨烈结局；另一位大臣箕子见势不妙，赶紧“详狂”（此处的“详”，音义皆同“佯”）也就是装疯，还把自己贬为奴隶，但还是被纣王投进了监牢。这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促使商朝的大师、少师带着祭器和乐器投奔周武王。
按这段文字里两度出现“大师”、“少师”，而前后所指实不相同，有必要一辨。大、太二字古音相通，所以“大师”也就是“太师”。中国古代辅佐天子的高级官僚“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和专掌礼乐器的乐官，两个系统里都有名为“大（太）师”、“少师”的官职，而循其实际，则地位高下、官守分野颇为不同。本段文字前部微子所相与为谋的大师、少师，当是三公、三孤一系的核心阶层人物，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就是比干和箕子【25】；而在本段文字稍后再度出现的“持其祭乐器奔周”的大师、少师，则显然是殷纣王朝的乐官，联系《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可知他们便是“抱其乐器而周”的太师疵和少师彊。
祭、乐二器乃国家重器，它们的转移，喻示了纣王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统治商朝的资格。周武王以此终于下决心讨伐纣王。在某个甲子之日，战斗在一个叫牧野的地方打响，鏖战之后，纣王的军队被彻底打败。纣王本人逃回鹿台，穿着他缀满宝玉的衣服，投火自尽。周武王则特地砍下这个暴君的首级，将之悬挂在象征殷商王朝服色的白旗上。
公元1976年，在陕西的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礼器——利簋（音guǐ）。在该器腹内底部，有四行共计三十二字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铭文，其中记载了当年武王伐纣的经过——
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商。……
“珷”是“武王”二字的合文，“隹”就是“唯”；“岁”大概是指岁星，亦即木星，“鼎”则是“当”的意思；“闻”通“昏”，“夙”是“早”的意思，“昏夙”连言，乃指从初昏到黎明前，也就是一个晚上；“又”则通“有”【26】。所以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武王出征商朝，是在甲子那天的清晨，当时岁星正当中天；战斗从这天的初昏时分，一直打到了次日黎明前，最终占领了商。二十世纪末叶，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克商年代的天文学研究部分，即曾以利簋此铭的此种解释为证据，结合其他史料，以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推定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46年【27】。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并对该工程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28】。
武王伐纣，作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以后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与成汤灭夏桀一起，成为传统王朝激进式政治变革的最早两个范例，中文中的“革命”一词，亦即源于此【29】。但是，由于是以暴力手段推翻前朝君王，后代坚守正统意识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也或多或少地将它们与所谓乱臣贼子的作为相联系，而对历史著述中正面宣传殷革夏命、武王伐纣，表现出深切的担忧与恐惧【30】。
［原文］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讲解］
商王朝灭亡了，商人却未被族灭。武王克商后“封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这武庚禄父就是纣王的儿子，被封为殷的“余民”，同时被要求在殷的原地复行盘庚时代的政治措施。何以作为殷代血统的后继者，在原本的领地上执政，所标示典范的不是殷商开国之君成汤，而是稍后的盘庚呢？学者据《吕氏春秋·慎大》篇，周武王派弟弟周公旦在战后访问殷商遗老，征询他们的建议，得到的答复，是希望重现盘庚之政，所以认为，武王特意要求武庚行盘庚之政，源出于此。
武王对于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克商之初，就安排了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武庚治理殷地事务。但周武王去世后，趁着继位的成王姬诵年幼，武庚还是闹事了。他看准了同为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对此时因成王年幼而摄政当国的周公实有不满，联合两家反叛周朝。结果是周公动用成王的号令，毫不犹豫地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同时另选微子开代替武庚做殷的后嗣，封国也迁到了宋。有关的情形，《史记·周本纪》记载颇详，可参阅。《诗经》有《商颂》，所咏皆商代史事，而出自春秋时期的宋国，就是因为殷商的后代封地在宋的缘故【31】。
［原文］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讲解］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大都为司马迁编次旧籍、撰述见闻后所写的关于当下这一篇的内容简括，以及个人对相关史事的看法。《殷本纪》的“太史公曰”，交待史料出处，简述殷人后来分姓大概，殿以前贤语录，似乎无一字道自家见解。然而细绎末一句“孔子曰”，其间实仍有待发之覆。
按所谓“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似非孔子原话。“殷人尚白”语出《礼记》。“路车”的说法，应该和《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答颜渊问“为邦”的话“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有关。“为邦”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而其中“乘殷之辂”的“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定州发现的汉简《论语》，即作“路”【32】，“路车”是人君之车、大车的意思。商代的大车是何模样，今已不可详知；但近年在著名的偃师商城遗址，发现其北城墙内侧的商代早期路土上，尚留有双轮车的车辙痕迹【33】，据考证，可能是一种形体较小的人力辇车留下的【34】，据此可以想像车辆在商代的应用，确乎十分广泛。从《论语》登载的孔子的话看，夫子的理想是用夏代的历法，坐商代的车辆，戴周朝的帽子。这自然是主要从礼制角度而言的。但三者之中，车辆乃交通工具，与夫子周游列国的效率曾直接相关，则“乘殷之辂”的理想底下，尚有实际的感慨，亦未可知。而对于一个时代交通工具的赞赏，背后的含义，从来就是指称先进、速度与超越。从这个角度说，司马迁的引述孔子言，或许也有一点对殷商这个虽最终不免灭亡、却曾经颇富生气的王朝加以礼赞的意味吧。
注 释
【1】 此用近人魏元旷的说法，见所著《述古录·史记达旨》，民国间辛录轩刊《潜园二十四种》本。前此宋人林云：“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意思同此，见所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1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73页，《民国丛书》影印独立出版社1944年排印本，上海书店1989年。
【3】 这是研究者据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藏战国楚简《子羔》诸简拼合而成的，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所著《中国出土文献十讲》第2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参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5】 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股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均收入王氏《观堂集林》卷九。
【7】 参见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收入所著《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又《商文明》第153—16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8】 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载《观堂集林》卷十二。
【9】 王国维《说亳》，载《观堂集林》卷十二。又参见罗琨《股墟卜辞中的亳——兼说汤始居亳》，《九州》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0】 参见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诗经注疏》卷三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12】 《孟子·万章上》记万章问孟子语，有“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诸语。此外《墨子·尚贤下》、《吕氏春秋·本味》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孟子从道德的角度否认这一传说具有真实性。
【13】 参见宋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参见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
【15】 参见《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五座良渚文化墓葬 珍贵古陶引人注目》，《文汇报》2002年2月5日第1版。
【16】 转引自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卷三，明万历刻本。
【17】 见《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第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
【18】 见王国维《古本竹书记年辑证》第4页，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2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年。
【19】 见《史记评林》卷一引。
【20】 有关巫觋与商代政治的关系，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三章《巫觋与政治》、第四章《艺术——攫取权力的手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1】 参见王国维《股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
【22】 王国维《说殷》，载《观堂集林》卷十二。
【23】 见王念孙《史记杂志》卷一“炮格”，收入所著《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王氏家刻本，2000年。
【24】 参见李学勤《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收入所著《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5】 参见沈家本《诸史琐言》卷一“史记一”，中华书局1963年用《沈寄簃先生丛书》原版重印本。
【26】 参见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但对“岁鼎克闻夙有商”句，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标点与解释。如郭沫若释“岁”为一种祭祀，“鼎”即“贞”，“闻夙”作“昏夙”，即早晚，故谓此句意思是，岁祭用龟贞问：能不能胜利？早晚能否占领商国？见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第256—257页，齐鲁书社，1982年。
【27】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44—4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8】 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源自国学网站“文史聚焦”，www. guoxue. com。
【29】 有关“革命”一词的历史变迁，可参阅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0】 明人方孝儒甚至认为武王伐纣过程中的“斩其首，悬之于太白之旗”等细节都是司马迁谬采战国“妄言”，因此惊呼：“苟信迁之言，是使后世强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为藉口，其祸君臣之大义，不亦甚哉！”见《逊志斋集》卷四“武王诛纣”，《四部丛刊》本。
【31】 周灭商后何以称商为宋，王国维认为当与宋、商音近有关；而当代研究者以为当与商附近一名为“桑”的地方有关，该地在商代是商王田猎区，也是举行仪式的场所，而“宋”、“桑”古音相同。参见张光直《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的相关述论，见所著《中国青铜时代》第128—1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32】 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论语》第7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3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34】 冯好《关于商代车制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