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河　渠　书

《史记》共有“书”八篇，《河渠书》位列第七。

以“书”的体式，纪一事的制度及其变迁，前人或以为源于《礼经》【1】，或以为出自《尚书》【2】，而衡之实际，它恐怕应当是司马迁的创造。只不过“书”的名称，大概确实取自前此已经流传的典籍如《尚书》等，其意则专指有一定系统的叙录。

《河渠书》的取材，有部分来自今已不可见的夏商周三代文献。但由其中多纪汉事以及所记不乏生动深入处看，司马迁广泛利用了本朝档案，并吸收了同时代目击者的口述，是可以想见的。至他本人曾亲历抗洪第一线，因此对水利之事尤为关注，所以在《史记》里没有像后代正史那样谱叙相对客观的“地理志”，而特撰自然与人事相纠葛的“河渠书”，又可以说是造就本篇整体上兼有理智与情感双重意绪的内在缘由。

《河渠书》所载的史事，涉及江河水患与治渠漕运，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所以在汉代颇受重视。东汉时有一位名叫王景的治水名臣，因为修建一处名为浚仪的水渠有功，得到汉明帝的嘉奖，奖品之一就是当时还难得一见的《河渠书》【3】。

后来班固编撰《汉书》，取《河渠书》的文字而加以补充删订，更名为《沟洫志》，列为其书十篇“志”的第九篇【4】。性质与《河渠书》相同，而更改的名称其实并不贴切。自然，那是题外话了。

［原文］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讲解］

传统中国社会是个典型的治水社会，而但凡旧籍讲到治水，追根溯源，总会提到大禹。司马迁也不例外。

司马迁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根据的是《夏书》。“夏书”的称呼，较常见的，是指《尚书》中的《禹贡》和《甘誓》两篇，因为它们所记皆为夏代的史事。但比较《河渠书》开头这一段和《尚书》中专讲治水的《禹贡》篇，二者文字相同处只占一小部分，则司马迁当年所据，或许还有别的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夏代文献。

司马迁所引《夏书》，有“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之文，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孟子》，而细节有异。《孟子·滕文公上》里孟子给滕文公讲“禹疏九河”的故事，谓：“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二者谁更接近事实，已无法详考。但《史记》所记大禹治水辛苦劳作的情状，显然比《孟子》详尽。所谓“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四者之中，泥行所乘之“毳”，就是橇，是一种木制的平底载运工具，类似今人滑雪用的雪橇；而登山所用的“桥”，《史记·夏本纪》作“檋”，研究者认为就是屦，是一种制作特殊可以防滑的登山鞋。

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在史籍中是一位有弘阔眼界的政治领袖。传说上古时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九州”之制，该区划据说即出自大禹之手。按照《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

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晋陕间黄河以东的山西以及河南北部、河北东南部一带；

兖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北部、河南中部偏北一带；

青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泰山以东直抵渤海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

徐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泰山以南东抵黄海的山东南部，以及淮河以北的江苏北部一带；

扬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淮河以南的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一带；

荆州：大致相当于今天荆山（位于襄樊西南）以南、衡山以北的湖北、湖南一带；

豫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大部以及荆山以北以东的湖北北部一带；

梁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华山以南、金沙江以东的四川大部以及陕西南部一带；

雍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晋陕间黄河以西的陕西大部以及宁夏、甘肃、青海一带【5】。

《禹贡》并勘定了九州的田赋等次与土地等级，记录了当地的特产。这大概就是司马迁称大禹令九州“任土作贡”由来。“任”是“依照”的意思，“作”这里解释为“定”，所以“任土作贡”，就是依照土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上贡的土产。但《禹贡》所记的九州区划及其相关情势，带有明显的后人修饰痕迹，所以一般认为其反映的，未必是上古时代的现实。而“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虽皆以“九”为数，恐怕也不能径直理解为大禹打通的道路、修堤的水泽、勘测的山岭都正好是九个，而只能是表示数量多而已。

由于黄河水患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河渠书》的“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句及以下文字，即专门讨论大禹治黄问题。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河”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本义，特指黄河；而“中国”的概念，此时尚指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活动区域（现在通行的指称我国全部领土的“中国”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河渠书》描绘的大禹治黄路径，几乎涵盖了当时人所知的整个黄河流域。它西起早期中国人所以为的黄河源头——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途经司马迁家乡附近的龙门，再南下至华山北面的华阴，转而东下，过三门峡附近的砥柱山、出孟津、雒汭，复直抵东北方向的河南大邳山，联系下面提到的“厮二渠”及“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也就是先分黄河下游河道为二支，继再分主河道为数支，这数支河水入海前，河口一段均受潮汐的倒灌，故以“逆河”的形象归入渤海【6】，显然，能够在上古极为不便的交通条件下，完成如此长距离的跋涉并成功地治理水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位神——换言之，大禹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象征；面对黄河洪水的数度泛滥与改道，先民们的长时段搏斗，最终获得“诸夏艾安”也就是华夏族平安的局面，才是常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

［原文］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讲解］

除了克服水患，中国人也很早就开始利用自然的水系开河筑渠，兴利四方。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一是鸿沟，一是都江堰。

鸿沟的始建年代，大约在战国时魏国的惠王十年（前360）。它从荥阳引水而下，号称沟通济、汝、淮、泗四条水道，其实所连接的，只是济水和汝水，淮河与泗水，是间接得以通水的。但在战国及稍后的时期，它成为沟通故宋、郑、陈、蔡、曹、卫诸国旧地的水上交通要道，军事、政治与经济意义不可谓不小。

都江堰之名，不知起于何时。但传为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守的李冰开凿离碓（在今四川乐山境内），避开沫水（即今天的大渡河）的危害，在成都平原将岷江一分为二，得灌溉与航运之双利，是久已传说的巴蜀故事。都江堰至今造福四川百姓，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又这一段有“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语。此处的“江”，特指长江，这与“河”特指黄河是同样的用法。又研究者参照其中“西方”、“东方”两句的句式及其在楚地的位置，认为“鸿沟”的“鸿”是衍字，而推定此处所言的“沟”，当指南起扬州、北至淮安，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后来成为京杭大运河重要基础的人工渠——邗沟【7】。至于接着讲到的吴地“三江”与“五湖”，则据考前者应当指松江、娄江和东江，后者乃泛指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湖泊群【8】。

［原文］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讲解］

传说和都江堰相关的李冰，因史料缺乏，其生平无法细述；而在魏国“引漳水溉邺”的西门豹，则事迹详载于信史，颇可一说。

在《史记》的《滑稽列传》里，附录了一则西门豹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魏国魏文侯执政的时候，西门豹担任邺令，初到任地，就听说因为官方闹腾给河伯娶媳妇，把老百姓搞得很穷；百姓家里女孩有长得漂亮的，都有可能漕被投水送河伯的厄运，而从中敛财的，则是官吏、豪绅与巫祝。西门豹便将计就计，在一次所谓的为河伯娶妇的仪式中，导演了如下一出好戏——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

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

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

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

西门豹簪笔磬折，乡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

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的办法，是借口所选女子不美，需大女巫禀报河伯，而下令将其投入水中。之后又如法炮制，相继将协从大女巫的女巫弟子、地方三老投入河里。最后吓得参与此事的官吏、豪绅“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才没有继续这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喜剧，而给河伯娶媳妇的闹剧，就此罢休。

《滑稽列传》所载的西门豹事迹，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它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而由西汉后期学者褚少孙补撰。但由上引的段落看，精致的文本结构与生动的独白巧妙配合，使故事所暗含的讽喻意味随处弥漫，可见以补《史记》闻名的褚氏，并不像后世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言辞鄙陋”【9】，缺乏文学修养。

其二是紧接在上述故事之后，有“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的记载。这里的“河水”，从词语的角度考虑，应该是指黄河之水。则与《河渠书》所说的“引漳水溉邺”相比，略有差异。而据《史记正义》的考证，其实“引漳水溉邺”的，是比西门豹晚两辈的另一位邺令——史起。

此外还可以附带一说的，是魏国国都邺在今天的河北，其地在黄河自华阴折向东流河道的北面，从广义上讲，河北东、南、西三面皆为黄河所围，故旧称河内。与此相对，河外即指现在的河南一带。

战国时所筑而与政治发生更直接关系的水渠，则是韩国人为秦国设计的郑国渠。郑国是韩国一水利工程师的名字，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条水渠，始建的动因，是韩国人眼看秦人壮大，到处征伐，就想让他们在自个儿家里干件累点儿的活，省得他们闲着没事东出攻击韩国。在自己国家里干累活，韩国人想到的，就是修条长长的水渠，因为那既费时间，又费人力。计策想好了，派出的说客（也许还是谍报人员）就是郑国。秦国人也真的被说动了，开始实施郑国提出的计划，从关中的泾水引水向西，大致与下边的渭水平行，修一条长长的水渠，直通洛水。具体而言，这水渠分两部分：西边的部分，是“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邸”就是抵达，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从位于泾、洛二水之间的中山，向西开人工渠，一直通到泾水下游的瓠口；东边的部分，则“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并”这里读作bàng，通“傍”，是“沿着”的意思，沿着位于中山东边的北山的东侧，为什么能三百多里地一路注水进洛河呢？原来这里有条通洛水的沮水，接上水渠的中山一头就可以现成利用了。

计划很周到，目标也鼓舞人心，因为可以灌溉农田。但渠修到一半，韩国的真实用意还是被秦人发现了。秦人决意杀掉郑国。郑国倒也坦然，承认当初自己干的，是间谍的勾当，但转而又说，渠修成了对秦国也是件好事。另一种文本的说法，郑国当时的辩解，是“臣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代之功”，口气更大，理由也更冠冕堂皇。不论如何，秦人这回又被他说动了，渠也就这样修成了。

郑国渠对于秦的直接效用，是渠中引来的带有淤泥的浊水，可以灌溉四万多顷盐碱地，使当地每亩可有一钟的收成。“钟”是古代计量单位之一，起于春秋时的齐国。同一系统中，在钟之下，还有釜、区、豆、升以及斗、斛等计量名称。其间的换算，一钟等于十釜，一釜等于四区，一区等于四豆，一豆等于四升。所以每亩一钟，相当于六百四十升。又古代以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10】，所以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货殖列传》里“果菜千钟”句，谓：“钟，六斛四斗。”

郑国渠对于秦的间接却也是更大的效用，是随着关中的富庶，秦国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强大，最终吞并了关东六国。而郑国赴秦劝修水渠仅过了七年，秦就灭了韩国。不知是为了纪念，还是讽刺，秦国特意把这条由韩国人郑国设计，原本是用来拖累秦国的水渠，径取名为郑国渠。

［原文］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讲解］

讲了大禹，讲了邗沟、都江堰，讲了郑国渠，然后司马迁花了更大的篇幅，来讲他身处的汉代的水利情势。

但一开场，就又是黄河水患。汉文帝十二年（前168）黄河在东郡酸枣地方决口，冲垮号称金堤的千里堤，对司马迁来说还是历史。四十多年后，准确地说是三十六年后，时当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酸枣以东的瓠子发生大决口，则已是司马迁记忆中的事了。

瓠子河本是黄河的一条小支流，最初它从今天河南濮阳的南部分黄河水，向东流经今天的山东郾城、郓城、梁山、阳谷、阿城等地，注入济水。元光三年的瓠子决口，使得黄河洪水沿着瓠子河向南冲破巨野大泽，一直漫到了淮河与泗水流域。

汉武帝当时特派前往处理洪灾事务的，是汲黯和郑当时。汲、郑二位都是汉景帝时就做官的老臣，都有任侠廉洁的名声，又是好朋友；不同的是汲黯个性刚毅，时常犯颜直谏，而郑当时平生好客，在皇帝跟前却从不乱说。《史记》有《汲郑列传》一篇，专载二人的事迹。推考起来，汲黯彼时所任的，是主爵都尉一职，而郑当时则似乎是右内史。二职皆在“九卿”之列，但汲、郑二位当时可以动用的人工，却是一帮刑徒，所以堵瓠子缺口没多久，黄河还是泛滥。

但其实黄河的屡治不成，除了因为是天灾，还由于有人祸。这人祸，便是武安侯田蚡。

田蚡何许人也？他是汉武帝的亲舅舅，当朝丞相。这位田丞相的来路与做派，司马迁在《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里有极为生动的叙写。说是此人虽然长相困难，但仗着自己是王太后的哥哥，花天酒地，骄横贪财，有时连做皇帝的外甥也奈何他不得。有一回他推荐熟人做官，一来就伸手要二千石的，闹得汉武帝很不开心，对这位玩主舅舅道：“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意思是你有完没完啊，也留几个官位让我封给我想封的人吧。后来他和魏其侯窦婴搞权力斗争，最终搞到两败俱伤，也算是咎由自取。

据《河渠书》的记载，当时田蚡的“奉邑”在黄河北岸一个名为鄃的地方。黄河在南边决口，则北面的鄃就不会遭水灾了，没水灾自然收成就多了。所以田丞相特意跟汉武帝说：“长江、黄河发生决口，那都是老天已经安排好的事，恐怕不容易用人力去强行给它塞住，就是塞住了也不一定合乎天意。”田丞相是汉武帝的亲舅舅，加上一旁还有些望气算命的方士帮腔，外甥皇帝竟言听计从，连着好几年都不管河灾的事情了。

那么，田蚡何以这么看重他“奉邑”的收成呢？这还得从什么是奉邑讲起。奉邑又称“食邑”、“采邑”，原是古代诸侯封赐给自已属下的卿和大夫作为永久俸禄的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田地、城邑以及农人。封赐奉邑之法，至晚在周代已经颇为盛行，战国秦汉时期虽不再世袭，甚至受封者在奉邑内也不再有统治权，但奉邑的大小与爵次高低相配，奉邑内的赋税全部充当受封者的食禄，却是一直延续下来了。说白了，到了汉代，皇帝给有侯、伯等爵次的属下以奉邑，实际上就是以当时最实用的办法，给这些达官贵戚们发高薪。只是这高薪是会随着老天的脾气变化的，如果某人的奉邑正在洪水路过的道上，则田地被毁，赋税收不上来，那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此说来，田丞相怎么可以容忍已经漫出黄河南岸的洪水，在被堵上缺口后，又改道跑到河北岸来毁他的好收成呢！

不过田蚡能说动外甥皇帝不再过问治黄河水患的事情，望气算命的方士功不可没。秦代以来，儒生的地位总是摇摇摆摆，而方士则受帝王宠爱的地位很少有大的变化。方士的本事，一是说人事，给人占卜未来；一是看天象，诠释象意，预告变化，而看天象的终极目标，还是论人事。故而一个方士若既能说人事，又擅观天象，那么他的受欢迎也就是指日可待了，因为汉代皇帝尤其喜欢听的，就是“天人感应”一类的说法。有关的详情，可参阅《史记》八书的另一篇名作——《封禅书》。

［原文］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讲解］

汉代前期的治黄虽乏善可陈，修渠却颇有起色。而当时的修渠，又都和漕运有关。

所谓漕运，是指古代中央政府把所征收的粮食等物，经由水路运往首都或其他特定地点的一种组织与管理方式。漕运大概在秦代就有了，为了攻打南越，秦始皇曾派一名叫禄的监臣“凿渠运粮”，至汉代仍是一般人熟悉的故事【11】。而这位监禄主持开凿的，即沟通湘江与西江的著名河道——灵渠。西汉因为要供养首都长安，一直通过黄河、渭河等自然水系的漕运，将函谷关以东的粮食西运关中。而西汉前期的实际情况，是因为黄河三门峡中的砥柱——就是成语所说“中流砥柱”那地方——水势过于险峻，渭河则道长又过于曲折，漕运所花代价颇大，又不经济，所以相关部门官员就想以修渠的办法来改善漕运的不利状况。

首先提出建议的，是曾经和汲黯一同处理黄河水灾，这时做了负责农业工作的大农令的郑当时。郑氏指出，从前关东漕运的粮食通过渭河运来长安，有两大问题，一是花费时间，算起来漕运一回要花六个月；二是水道条件差，渭河用于漕运的河道，因为曲折过多，长达九百多里【12】，且常有漕船难行的地方。因此他提议，引渭水修一条人工渠，起点在长安，向东沿着与渭河平行的南山，一直修到与黄河连接处。这条渠的优点，是虽然与渭河基本平行，可走的是直线，而且容易漕运，所以算下来，漕运一回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再说，渠如果修成了，渠边的一万多顷民田还可以用渠水来灌溉。

郑当时把他这个建议的要点，归结为“损漕省卒”四个字，也就是既减少了漕运的时间，又省下了运粮的人工。加上外带还能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而出产增加，建议自然获得汉武帝的首肯，当即召来山东籍的水利工程师徐伯勘探测量——所谓“表”，即表记的意思——并动用数万人开工修渠，时在元光六年（前129），距黄河在瓠子发生大决口已经三年。而此条漕渠的修成，又在三年之后。

据《水经注》，郑当时提议修建的这条漕渠，实际起点在长安的昆明池。但至魏晋时代，它已经无水可用了。

［原文］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讲解］

渭河漕运的问题解决后，上游的黄河漕运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回发言的，是河东太守番系。

番太守发言的开头，讲的是“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这话里有两个名词，需要先作一点解释。按“山东”作为一个区域地名，古今变化颇大：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山东省一带，大约是从明代设山东布政司开始的；明代以前，南宋与金代对峙时期，金人是以北宋的京东西二路，为山东东西二路；再往前，北魏至五代时期，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则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这也就是番系所谓的“山东”。“石”作为传统计量单位，有两个读音shí和dàn，而以dàn音较为常见，所以“石”后来也写成“担”。旧式算法，一石相当于一百二十市斤（60公斤）；而在汉代，一石则等于十斗。

按照番太守的介绍，这一年上百万石也就是六千多万公斤的粮食，自崤山或华山以东的中原地区通过黄河向西漕运，经历砥柱山的艰险，损失惨重，也花费太大。因此他也建议修建人工渠，但这回修渠的直接目的，不是漕运，而是灌溉。

番太守的设想是：从华山北面黄河的支流汾水，引水开渠，去灌溉汾水南边的皮氏，和黄河东侧的汾阴；同时又从黄河引水开渠，去灌溉汾阴，以及与汾阴同处黄河东侧而位置更南的蒲坂。这三地受渠水灌溉的土地，算下来大概有五千顷；而这五千顷本来全都是黄河边上废弃不用的空地，老百姓只是在那里割草放牧，现在把它们灌溉了，全部变成农田，那么一年大概可以收二百万石以上的粮食。这样粮食直接通过渭水运往长安，就和关中自产的没有什么区别，而黄河砥柱以东就可以不用再行漕运了。

番系的这一建议，比前此郑当时提出的更具远见。关中虽在秦汉时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但经济上却一直要依靠关东地区，黄河与渭河漕运的重要，即在于此；而相比之下，函谷关以东黄河的漕运，尤其重要。番系的建议，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巧点子，即用灌溉弃地的收成，来抵冲黄河漕运的粮食。而其背后的实际含义，却是立足关中本位，开始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首都地区对关东经济依赖的大问题。如此说来，当年郑当时解决的，只能算是个纯粹技术性的小问题了。

但是且慢。番系的点子虽好，汉武帝又明白其价值，并使之付诸实施——1979年在山西发现的“蒲反田官”器，据考即当时修建河东渠时所用量器，其容量为汉制八升【13】——但这点子本身，却包含了一重番系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而就是这因素，导致了计划的最终失败。

这因素就是一直困扰汉人的黄河水患。现实的结局是：渠修好了，田也灌溉了，但是黄河却改道了。黄河一改道，渠就不行了；渠不行了，则农民连在渠下播种的本钱也收不回了。

郑当时设计的漕渠，虽然目标不大，当年却是既便利了漕运，又灌溉了农田，收获颇丰。而番系看中的黄河边上这片原本的弃地，却不得不复归它被农人遗弃的命运。据说它们后来又被分给了通习水性的越籍移民，并由专收山海池泽所出以供奉皇帝私府的少府从中稍微收点了赋税。这大概也算得上是自然对于有抱负者的无情作弄吧。

［原文］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讲解］

或许是漕运这题目在汉代太出彩了，郑当时、番系之后，著名的酷吏张汤，也粉墨登场，给汉武帝出起了主意。

张汤的主意并非来自他本人。说是有一不知何方人士，上书朝廷，建议修建沟通褒水和斜水之间山路的褒斜道，并提到了相关的漕运问题。这上书下发到时任御史大夫的张汤手里，张汤或许是看出办成这事于己有利，曲意迎合这上书里提出的建议（所谓“问其事”，清代学者王先谦认为，“问”当作“阿”，形近而讹【14】，“阿”就是迎合的意思），并因此给汉武帝作了一番详细的解释。

按修建褒斜道的最实际用途，是更方便快捷地沟通长安与西南巴蜀的联系。所以张汤的解释，就从抵达巴蜀的“故道”说起。所谓“故道”，是自长安沿着渭水向西，经过著名的陈仓，转而南下，直通蜀地的一条旱路。这条路据张汤说，是“多阪”且“回远”，也就是既多山坡，又曲折路远。相比之下，如果打通褒斜道，则不仅少走山路，而且要比走故道近四百里的路程。

修褒斜道的好处，还不止此。张汤接着给汉武帝描述了一幅崭新的漕运蓝图：褒水是和跟渭水大致平行、而位于渭水南的沔水相通的，斜水则直接与渭水相通，沔、褒、斜、渭四水均可以行船漕运。如果假设漕运粮食从河南南阳经过育水送至沔水，再向西一直运到褒水，到了褒水的“绝水”也就是源头，沿着新修的褒斜道，大约不过百馀里路，用车辆转运，接着到斜水再走水路，沿渭河直抵长安，“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也就是说，汉中郡一带的粮食可以顺利地得到，而华山以东地区通过沔水西行的漕运也畅通无阻。张汤因此还特别强调：这是一条比走砥柱更方便的漕运之路！至于沿着褒斜道还可以收获可以和巴蜀一样丰富的“材木竹箭”，那只是附带说说而已了。

这样美丽的蓝图，汉武帝自然又不能不批准。张汤的好处也随之而来——他儿子张卬得封汉中太守，发动几万人修建的褒斜道工程由此拉开帷幕。

褒斜道修成了，五百里的路程，比原来走故道着实是近了。但相关的水道中，到处是激流乱石，根本无法漕运。

顺便可以一提，《河渠书》所记张汤的这段高论里，有一句话涉及汉代人的方位，颇可注意：“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以今天通行的上北下南方位说，从南阳到沔水是下行，从斜水抵渭水是上行，而汉人正好相反，说明当时通行的地图方向，南北与今相比正好是颠倒的。又该句末“从斜下下渭”，出现了两个“下”字，语不可解。而我们若取前半部多袭自《史记·河渠书》的《汉书·沟洫志》来校勘一下，就可知其实只有一个“下”字，显然现在通行本《史记》里的这句话，多了个“下”字，本当作“从斜下渭”。性质类似而表现不同的情形，在这一段末的“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句里也有反映。其中“水湍石”三字意思可懂，而文字似有缺失，校以唐抄本《史记·河渠书》，可知原本作“水多湍石”【15】，通行本实少了一个“多”字。古籍校勘学上对这种多字、少字的情况，有专门的术语称呼，前者叫“衍字”，后者称“脱字”。

又这一段里提到的张汤，名列《史记·酷吏列传》之中。据载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没看好家，让老鼠吃了家里的肉，被他老爸暴打一顿。结果他硬是掘地三尺，找到了肇事的老鼠和被啃剩的一点儿肉，并仿照官府审判的程序，具备了控告老鼠的法律文书，经过一番逼真的搬演，最后将那老鼠定罪且碎尸堂下，才算罢休。他的这份似乎天生就是酷吏的秉性，被他老爸发现并加以重点扶持。后来他果然在武帝时期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之职，而最拿手的官场绝活，便是秉承汉武帝的旨意，深文周纳，严酷断案。如此说来，修渠漕运自然不是他的专长，由他提议的褒斜道工程，结局失败也就似乎是必然的了。

［原文］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讲解］

也许是漕运新策失败的缘故，张汤之后，《河渠书》里未见再有人饶舌此事。不过修水渠灌溉田地的建议，还是有人提起。

庄熊罴这个名字奇特的臣僚，提出了一个显然承继前此番系所提建议思路的修渠方案。不过这方案的提出形式，倒又和上面张汤说的有几分相似。庄氏称：洛水之畔临晋地方的老百姓，希望打通洛水修渠，灌溉重泉（和临晋相对、位于洛水西边的一个地方）以东的一万多顷“故卤地”——意思是“原本的盐碱地”；但唐抄本此三字作“故恶地”，所以也有人据此认为当译作“原来的劣质土地”——如果真的能修渠引水灌溉的话，可以得到亩产十石的收成。

庄氏的这一计划，吸收了当年番系建议中的创意部分，而又避开了水患频仍的黄河，考虑堪称周到，所以得到批准。上万民工从临晋北面一个名为征的地方，开渠引洛水直到洛水东边的商颜山下；洛水岸因为土质疏松，常常发生塌方，建设者于是往地下凿井，深的达四十多丈。这样处处打井（“往往为井”的“往往”，是“处处”的意思），井井相通，结果“水颓以绝商颜”——“颓”在这里作“向下流”讲，“绝”则是“穿过”之意。

这种通过打一系列的深井所建立的地下水渠系统，称为井渠。因庄熊罴的建议而开凿的这些汉代商颜山井渠，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井渠。

此次开渠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些早期动物化石（当时叫作“龙骨”），所以这渠也得了个别名——龙首渠。但这龙首渠修了十多年，渠道是颇为通顺了，却依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益。

［原文］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讲解］

漕运及与之相关的修渠事务，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一度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这并没有改变黄河决口给流域民众造成灾难的现实。算起来，从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发生大决口，汉武帝因为舅舅丞相田蚡的原因不予治理，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黄河水患长期得不到治理，最直接的结果，是汉朝的农业连续多年未出现丰收，而黄河下游两岸，北方的梁地与南方的楚地，影响尤其严重。这时节汉武帝已经非常喜欢玩“封禅”一类的政治游戏了——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所谓“禅”（音shàn），就是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合起来的“封禅”，就是指帝王级的祭祀天地——过了一年又碰巧遇上干旱，“干封少雨”，所谓“干封”，就是帝王封禅后要让老天连续三年不下雨，以便晒干祭坛上的土。汉武帝大概觉得这是天意，所以命令汲仁、郭昌两位大臣动用数万人堵塞黄河瓠子的决口。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出马，在万里沙祈祷之行结束后，特意御临瓠子决口，在黄河里放沉白马与玉璧，以示决意治理黄患的决心。由于情况危急，更由于此时的汉武帝一心要彰显他封禅的效力，他下令：随行的大臣官僚，凡将军职位以下的，一律都要亲自背柴草填黄河决口！

当时东郡地方通行烧草为炊，所以柴草奇缺，不得已就把淇园的竹子也都砍了，来做一种名为“楗”的大型堵水工具。按淇园在春秋卫国境内，位于今天河南淇县，《诗经·卫风》有《淇奥》三章，起首“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咏叹的，就是淇园闻名于世的竹林胜景。“楗”据《史记索隐》的解释，是“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而“楗”字以“木”为偏旁，则推想起来，它应当是先在水中打木围桩子，然后向围中投竹和土石，以此逐步堵住黄河缺口——意味深长的是，1998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抗洪军民所用的最有效的堵决口方法，与两千年前汉人的为楗之法，竟颇为相似【16】。

［原文］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讲解］

但是汉武帝虽然亲临瓠子决口前线，黄河却仍不见臣服。武帝悲从中来，写了两首乐歌，就是后来通称为《瓠子歌》的，文辞怆哀而叠用口语，带有一代天子少见的绝望色调，不妨迻译如下——

瓠子决口了呵这该咋办呢？

浩浩瀚瀚呵街市全成了河！

全成了河呵国家没得安宁，

治河没完了呵眼看鱼山也都跟水平了。

鱼山跟水平了呵钜野泽它就满出来哩，

水里到处是鱼呵日子转眼就到冬天了。

本来好好的河道破坏了呵这水它就离开正道乱流，

河里有蛟龙闹腾呵估计这会儿它正游得好远呢。

河水您老就回归原路呵天神啊帮帮我吧，

我若不去封禅呵哪会晓得外头水灾已闹大了！

替我跟河伯说说呵他老人家咋这般没仁慈呢，

就这么让河水泛滥不止呵真要愁煞我们大伙了么？

啮桑的城邑都漂起来呵淮河泗水全满哩，

河水这么久都不回故道呵这水的纲纪算是完蛋了。

这第一首歌里，“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句中的“吾山”，即东郡东阿的鱼山。而“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两句里的下句，历来众说纷纭。裴骃《史记集解》首引徐广之说，谓“柏犹迫也。冬日行天边，若与水相连矣。”大概是觉得徐说过于不着边际，继引佚名《汉书音义》曰：“巨野溢满，则众鱼沸郁而滋长也。迫冬日乃止。”此解较徐广说稍好，但对句中关键词“沸郁”仍未加诠释。至清人王念孙，方就此作一较合理的解释。王氏以为，“沸郁”应当读作“沸渭”，“沸渭”相当于“汾沄”，是表示“鱼众多之貌”。他还以扬雄《长杨赋》有“汾沄沸渭”语、李善注作“众盛貌”为例，证明此意【17】。

接下来的第二首，情绪稍显激昂，文辞也略见韵味——

黄河浩浩荡荡呵激流到处涌出，

河道北向迂回曲折呵疏浚颇为艰苦。

制取长杆堵缺呵沉下美玉祈福，

河伯已经许诺呵柴草接济不足。

柴草接济不足呵全是卫人罪过，

烧得大地萧条呵哎呀拿什么来抵御洪水！

伐光树木竹林呵打下盛石桩柱，

宣房决口塞住呵迎来万千幸福。

这第二首写作的时间，由最后两句看，当在瓠子决口被堵，决口遗址上建起了著名的纪念性建筑宣房宫以后。歌中“北渡污兮浚流难”句里的“污”字，通“纡”字，作“迂回”讲；而“颓林竹兮楗石菑”的“菑”字，即“灾”的异体，用在这里，据《史记集解》引韦昭“木立死曰菑”，则应当解释为，已经砍伐下来当作楗用的木柱。

按汉武帝的上述两首《瓠子歌》里，都提到了一位黄河水神“河伯”，而前面我们讲到战国时魏国的西门豹治邺，当地也流传河伯娶妇的习俗。河伯的来历，据《史记·滑稽列传》的《正义》，乃“华阴潼乡人，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遂为河伯”。此种传说是否可靠，已无法证实。但以《山海经》的《海内北经》里，已经有“冰（冯）夷”的名字，其形为“人面，乘两龙”，可知作为水神的河伯，渊源甚为悠久。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先前驾乘两龙的河伯，其重要的地位，在后来的中国诸神谱系中，却被一位新的法力更为广大的水神“龙王”所取代。而究其缘由，则可能和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有关【18】。

瓠子决口的胜利堵住，无疑是汉代黄河水患治理的最大成就。汉朝廷以此乘胜前进，将黄河向北流的河道一分为二，大致恢复了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旧迹，而梁、楚之地也终于恢复宁静，不再为水灾所苦。

［原文］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汉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讲解］

瓠子决口的胜利堵住，也惹得一班大臣再度争谈水利之事，当然实际的开渠灌溉，倒也着实成就了不少。其中像关中的灵轵渠，在后代也影响深远。

按“水利”一词，在《史记》以前，多作水产鱼虾之利解。如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里，有《孝行览·慎人》篇，篇中讲舜登天子位之前的情形，有“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等语，其中“取水利”的“水利”，就是指水产鱼虾之利。只有到了《河渠书》，“水利”才被明确赋予治河修渠等工程技术的专业性质，后来汉语中历代相传的“水利”概念，即源出于此【19】。

［原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讲解］

《河渠书》以黄河瓠子决口的最终堵住，并在其上修建宣房宫而告结束。尽管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最后这一段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带给读者的，仍是一份挥之不去的沉重悲叹。他自然是个上南下北、走东闯西的好汉，见多识广，但从历史到现实，水使他最感惊怵的，还是那利弊兼具、难以捉摸的极端本性。又由于他在汉武帝亲临瓠子时，也曾应命赶赴黄河，背着柴草堵决口，这难得的经历，想必一定使他对水利乃至自然环境与中国政治的纠葛与关联，有了一层更深切的体悟。他读皇帝陛下的《瓠子歌》，读出来的，一律是悲意，或许正说明，在他看来，河渠水利之事，即使千秋万代之后，仍将是中国人难以克服的宿命【20】！

注　释

【1】　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3】　见《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之王景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4】　近人崔适以为《史记》八书“皆赝鼎”，其中《河渠书》乃“妄人录《汉书·沟洫志》”，见所著《史记探源》卷一“序证”之“补缺”条、卷四“八书”之“《河渠书》”条，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但如果我们考虑《汉书》的前身即班固之父班彪所撰《后传》，而《后传》又是当时数十家续撰《史记》中的一家，则班固既将《汉书》限为西汉一代的断代史，而颇取《史记》篇章文字入其书，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崔适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5】　《禹贡》的九州，是以上古名山大河为界标划分的，由于古今地理变化颇大，这里所列的古今地域对照，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勾勒。

【6】　此处有关“逆河”的解释，据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的有关考述，见所著《长水集》下册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参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六“河渠书第七”的有关考释。

【8】　参见邹逸麟《汉书沟洫志笺释（上）》，载《九州学林》2004年夏季（2卷2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史记·太史公自序》末句下裴骃《集解》引张晏语。

【10】　以上有关钟、釜、区、豆、升以及斗、斛等计量单位及其相互换算的情况，均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4章第5节《容量之命名》及表29《中国上古容量命名关系表》，上海书店影印193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84年。

【11】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的严安传，引严氏上书，中有“（秦王）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诸语。又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卷“漕运”条的秦汉部分，称“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此段文字虽未注明资料来源，但检《汉书》严安传，“监禄凿渠运粮”数语的上面，即是“（秦王）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一节，可知其必本于《汉书》严安传撰文。然严安传仅谓蒙恬守戍于北河时，后续的粮草即紧随其后运抵，并未明言所运是否通过漕运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漕运”条将此事与“监禄凿渠运粮”一同径安置于秦汉篇首，至读者误以为“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转运粮食”也是已经考明的中国最早的漕运史实之一，显然不妥。

【12】　九百里应当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其实渭河用于漕运的这一段，尽管曲折，也决无九百里的长度，参见邹逸麟《汉书沟洫志笺释（上）》。又，邹先生疑“九百里”之“九”字乃“七”字之刊误。

【13】　参见乔淑芝《“蒲反田官”器考》，载《文物》1987年第4期。

【14】　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九，中华书局，1983年。

【15】　唐抄本《史记·河渠书》，收入《古写本史记残卷》，清光绪二十年罗振玉影印日本神田文库藏本。

【16】　1998年8月7日，江西九江段长江堤岸因洪水引发60米大决口，有关方面采用“框架结构土石组合坝技术”成功加以封堵。而考该项堵决口技术的基本原理，实以植桩（钢管木架）加投土石为基础，故与汉代的“为楗”法颇相类似。参见孙忠祖《科学技术是抗洪抢险胜利的保证》，载《人民日报》1998年9月12日第6版。

【17】　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七“弗郁”条。

【18】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云：“《史记》西门豹传说河伯，而《楚辞》亦有河伯词，则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按赵氏所谓龙王说起而河伯无闻的说法，并不确切。事实上直到清代，民间仍不乏龙王、河伯并举的事例。如《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中，写到明水会仙山上数十道飞泉被当地人作践，就有“致得那龙王时时奏报，河伯日日声怨”等语。但由历代各沿江河湖海地区多建龙王庙，俗语又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类的说法，却不见河伯庙，河伯至多不过在龙王庙里作配享看，汉代以后河伯的地位，显然要比后来国外引进的龙王低了。

【19】　参见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1页、第135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20】　程金造在《司马迁著河渠书的本意》一文里，认为司马迁此篇“在形式上是述河溉河漕之事，在实质上却寓有一种政治思想”；其中著录《瓠子歌》，意在“借此以责斥武帝忽于人君的职务，彰其不足以君国子民的行为”；而篇末太史公曰则“用极隐晦的说法”，“点明作意”。此论为前人所未曾道及，可备一说。程文收入所著《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