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

1934年11月·湘南

暴雨骤停，道路泥泞。

刚刚走了四十公里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二十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二十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

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了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了一条黏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负重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着喘息声、咒骂声和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北面的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天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下弦月在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了些许微弱的光亮，因此湖南南部嘉禾、蓝山和临武三县之间的田野上一片漆黑。

中革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前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蓝山地域。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蓝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军团随后跟进。

十七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因此第三军团放弃了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的敌人南进，以掩护第一军团占领蓝山。第一军团二师五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九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了临武以西的蓝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五千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十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

午夜时分，走完了二十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了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了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又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

带着睡意又急促地走了十五公里，到达一个叫祠堂圩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

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二师的战斗部署是：五团负责迂回，四团负责正面攻击。

从祠堂圩到道县，路程约两百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潇水河上的著名渡口。

敌情通报显示，何键已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

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飚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了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了下来，杨成武和耿飚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了回来，对耿飚悄悄地说：“长官，我还告诉你一个事，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串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飚立即掏出两块大洋递给挑夫，但是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飚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贺胡子那里。”

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

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的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一百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得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称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

在距道县还有三十多里路的一个树林旁，四团抓到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于是说自己是县长派出来到天堂圩去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四十人枪三十支，前天花一万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圩派人来帮助守城。

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了前进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了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十里路了。陈光说，已命迂回的五团在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飚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三个战士向河对岸泅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的掩护下，快速登上了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很快就开始了各自逃命，因为五团这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

二十二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了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了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的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四溢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是他的头发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

二十三日，就在何键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一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

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在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红军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红军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红军此刻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们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他们便会格外地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早在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和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全州一带，到达潇水和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

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白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

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

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

第五路军：湘军李韫珩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何键］兄督饬两李［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作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十一月二十二日才能部署完毕，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

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并且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道县。

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该沿着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时所作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了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

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二十八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地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十九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十四岁的张闻天是骑在马背上行军的。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皋，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十五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地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二十八岁毕业时他已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十九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因为比他大七岁的毛泽东也在那时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三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很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使张闻天刮目相看。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要过潇水的建议虽然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氓回忆道：“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两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氓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之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为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氓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了“关于野战军二十五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

第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二十四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

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须“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二十四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

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二十四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

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二十四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二十四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三小时渡完”。

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

部署最后要求：“二十三、二十四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二十五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

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键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地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翔实地考证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在何键于二十三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了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和潇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

但是，二十四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

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近八十公里的路途。

在何键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这就是说，在二十三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恭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最后决战，而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境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那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就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全州和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四十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两百里。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至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十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索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先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五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了“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一九三〇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作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将部队撤了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却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了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了，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作最后决战，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蒋介石却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了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直等到红军快到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才大举南下，这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

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三十六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

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对白崇禧说：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而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十八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赶快送走。具体作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

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有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刘斐对白崇禧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令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在全州只留了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了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上的全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恭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了，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

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

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

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

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着渡河。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浮桥狭窄，因此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

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呀，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哩！”李聚奎又和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

李聚奎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红一军团主力之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了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

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在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的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而且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冲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得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了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立即命令把浮桥炸掉。

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突然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了，他们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

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

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

被封堵在潇水和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

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

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

［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二纵队］

各兵团首长：

一、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地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须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都庞岭和越城岭］，并要克服二条河道［灌江和湘江］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侧翼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但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二、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

三、对每一个指挥员要求明确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地协同动作，不间断地进行各种侦察、警戒，并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之损伤。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勇敢，而首先是在正确地指挥部队。

四、政治工作人员应不疲倦地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我野战军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不仅要安全地不受敌人损害地通过封锁线，且须击溃及消灭所遇之敌军。

五、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六、本政治命令随军委二十五日十七时作战命令同时下达至团、至梯队首长为止。军团、师、团政治部［处］应据此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但不应下达提出作战任务。

党中央及总政治部

二十五日

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键给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了“向零陵、黄沙河、全州间推进的命令”：

命令：

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似为敌之右侧卫。讯俘匪供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卫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卫者为伪八军团。

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含］至全州之线，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便于桂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

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含］之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

四、第一、第二路均限明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遗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俟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

上四项，仰即遵照为要。

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全州至界首之间。

由于红一军团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潇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

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目前还没有赶到，林彪对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桂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

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东向西找到了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并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桂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

四团到达湘江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是桂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桂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了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的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令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六师呼唤四团的，六师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六师不知桂军也已经到达了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于是情形骤然紧张起来。

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桂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桂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可是，等他们走进了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飚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桂军的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在了一起，混乱的桂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桂军没能支持片刻就留下了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飚异常高兴。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六师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二师师长陈光的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了命令的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飚说：“团长，问题严重了。”

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全州急促前进。但是，当五团接近全州的时候，发现全州已被湘军刘建绪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全州不在中央红军的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

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觉山、脚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

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啃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

从左翼的界首到右翼的脚山铺，距离约为三十公里。

这三十公里将是近十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

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

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的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脚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三十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

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了觉山。

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黏着炒米。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七十公里。

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地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

敌情比想象的严重。

二十七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全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了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已经以拉网的阵形扑了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把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经和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

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自十一月二十二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五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全州、界首以南的恭城移动后，引起了何键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键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

若灌［灌阳］、兴［兴安］、全［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桑植］、永［永顺］，逼近辰［辰溪］、沅［沅陵］，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何键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

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勉策驽骀，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键和薛岳结下怨恨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之后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湘南的白牙，沿着夫夷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过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

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到湖南的腹地去。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

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

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伤病员的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的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和敌人打起来了，指挥员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渡口……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

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的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

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圩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

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

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七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已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七十公里的路走了整整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市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四十一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四十一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八十二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恣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它纵横驰骋；它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它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它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演奏了韶乐引来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七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贻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贻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了二十二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八十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贻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咏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了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

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猴气”：八岁就在学堂里和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十岁干脆从学堂逃跑了，要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三天才被找回家。十三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漂满了碧绿的浮萍。十四岁时父亲给他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这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同意他到邻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一千四百个铜板作为五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才一字不差地放进了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稚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

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五十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它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一九一一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了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我没有觉得代替别人考试是不道德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判自己。

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书籍了。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一九一八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十八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她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

毛泽东站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斤把”。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兼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决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三十九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

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了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六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键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十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二三万接触。谓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实众；谓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两三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键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键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属文市及湘属寿佛圩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属石头圩、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键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期收聚歼之效”了。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就在蒋介石收到何键的电报的同时，何键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两万余本［二十七］日晨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刻正分途通过茅埠、屏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

何键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

第二路司令薛岳、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韫珩：

匪循萧匪故道西窜企图甚明。彭匪德怀到达文市，有晚在江西渡架设浮桥，今晨续向古岭头、鲁荐、两合坊移动。其右侧卫经桥庄村、黄腊洞，宥［二十六日］日已到西头附近；左侧卫在永明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中。与第三、四两路保持接触之匪仅少数后卫。我桂军十五军全部感［二十七日］午可在灌［灌阳］属新圩、全［全州］属石塘圩、咸水以南之线展开完毕。我第一路章［章基亮］、陶［陶广］、陈［陈光中］各师，感日推进全州；第二路向东安、黄沙河推进；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经零陵、东安西进。着周司令浑元、李司令云杰速督所部觅匪猛攻，以收包围之效为要。

总司令 何键 感巳衡总参机

何键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四十师师长王瓒斌的一个团到达了新圩，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开始了试探性进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

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

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了一下，但敌机仅仅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

这架国民党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的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

天空阴沉，灰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

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就是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