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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六章 天高云淡
1935年10月·陕北与川西
秋天到了，蒋介石心情郁闷地下了峨眉山。
几十万国民党军追击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把红军逼进了必死无疑的蛮荒之地；但是，毛泽东走出了那片绝境，红军眼看离陕北苏区越来越近了。
在峨眉山下，蒋介石抬头看了看被云雾缠绕的山巅，对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蒋介石给在武汉的张学良发电报，让他到成都来见他。
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军阀巨头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涉及旧中国太多跌宕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
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刚满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就成了奉系军队的最高统帅。与他的父亲“张大帅”的称呼相对应，直到他百岁之时国人依旧称他为“少帅”。这个如此年轻便支配着庞大军队和数省财富的青年可谓生不逢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发动了旨在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因其麾下的东北军丧失家园而成为全国民众泄愤的目标。及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东北军驻防的热河失守，张学良在一片同仇敌忾的谴责声中被迫辞职“以示惩儆”。
无论舆论对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个夜晚的“花边新闻”渲染得多么强烈，而历史的真实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奉蒋介石之命为回避与日本军队对抗而撤离东北的。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然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辞职后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提示下准备出游欧洲。出国前，国仇家恨以及代人受过令张学良悲愤难耐，他在上海发誓戒除鸦片烟瘾。他让卫兵把他捆在床上，枕头边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然后让一位德国医生每日给他注射戒毒药物。他对身边的人说：“无论我怎么叫唤，谁也不准解开绳子，除了这个德国医生。谁靠近我，我就一枪崩了他！”如此长达半个月，张学良终于戒掉了鸦片烟瘾——如此性格的人在以后的历史中作出什么惊人之事都不为奇怪。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学良回国。蒋介石没有让他率领军队打回东北，而是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在武昌当了个行营主任的闲职。而这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大多已被蒋介石调往了偏僻的西北地区，其中主力散布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尽管东北军中的大多官兵有与张学良一样“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但是他们距离自己的家乡实在是太遥远了。
此时，红军从川北进入甘肃，并继续向陕西北进，蒋介石叫来了张学良，他赋予张学良的重任是“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这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一笔。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十分清楚。
随着红军移动路线的变化，蒋介石将原来设立的行营进行了整顿，只留下三个指挥机关以对付红军：一、重庆行营，行营主任顾祝同，负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二、宜昌行辕，行辕主任陈诚，负责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作战；而设立在西安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是负责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作战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
无论如何，可以和自己的东北军在一起了，这是张学良答应蒋介石出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重要原因。一年多以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一任命，不但使他险些死于乱枪之中，而且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个彻底改变政治格局的惊人事变，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向全国发布了他的上任通电，电文简单枯燥如同他的心绪：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
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特派张学良兼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此令。各等因。
奉此。遵于本月东日［一日］在西安成立总部开始办公，并即日启用关防，先行视事。除电呈备查暨分行外，特电知照，并饬属一体知照。
除了东北军的主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军阀部队，加之山西军阀的部分部队，张学良可以指挥的国民党军多达十万之众。
从哈达铺出发的红军连续行军两百余里，到达了渭河南岸。
红军离开哈达铺的时候，派出了小部队向天水方向佯动，于是国民党军纷纷聚集天水准备堵截红军。但是红军一天行军九十里，迅速从武山和漳县之间穿过。中央所在的三纵队当晚宿营在一个碉堡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由几个巨大的围屋组成，红军到达的时候，民众站在围屋的墙上警惕地守卫着，经过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解释，他们才把大门打开。次日清晨，部队继续出发，目的地是一百三十多里外一个叫新寺的地方。一天的急行军中仅仅休息了三十分钟。天空中不断出现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机一出现红军部队就要隐蔽，因此天黑的时候才走了一半的路。红军官兵都已疲惫不堪，但司令部传来了命令：今天必须赶到新寺。官兵们喝了口井水、吃了点干粮继续走。大地一片漆黑，不准点火把，走着走着前后就失去了联络，掉队的人员不断增加，队伍到达新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是大量的掉队人员和后面的收容队还没有上来。炊事员开始烧热水，想让走了一天一夜的官兵们烫烫脚，可是水还没有烧开，命令又到了：立即前进，目标是渭河南岸的鸳鸯嘴，行程四十里。
如此急切的行军，是为了安全地渡过渭河。
万幸的是，出现在眼前的渭河，河岸没有敌人的阻击，正值枯水期的河水深仅过膝。
过了渭河，前面响起了枪声。官兵们看见彭德怀站在一座小山包上，示意让队伍休息一会儿再走。毛泽东赶了上来，官兵们问是不是前面有封锁线，毛泽东说：“休息片刻，让他们打一下，把敌人吓跑就是了。”
前面的战斗果然很短暂。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官兵们突然发现路边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连草也没有，无法做防空伪装。向导说，前面的路全是这个样子。红军各部队的对空警戒员一下子紧张起来，把军号攥在手里，一刻不停地向天空瞭望，只要看见有飞机飞来，或者听见有飞机的声音，就赶快吹号，部队立即分散隐蔽。由于四周开阔便于观察，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两次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行军队伍。新的宿营地是榜罗镇。
在榜罗镇，部队休息了一天。毛泽东又获得了一些近期的报纸，也许是离陕西更近了的缘故，报纸上对陕北的情况有了更详尽的描述。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了陕甘支队前进的目标是陕北苏区。毛泽东后来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中央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了陕北有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才改变决定，要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只想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想法还没有。现在我们在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要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会议决定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
因为国民党军飞机频繁出动，因此会议的时间定在清晨五点。
会场是个露天的打麦场，四周有一圈低矮的土围墙，在一面围墙下放了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红军干部们全部坐在打成捆的麦草上。中央机关所在的三纵队和由第一军团组成的一纵队按时进了会场，由于行军和战斗的原因很长时间没见面的战友互相问候着。天空下起了小雨，有一点冷，会场出现了骚动，红军干部们纷纷披上了携带的雨布。直到六点钟的时候，由第三军团组成的二纵队才到达会场。他们是后卫部队，宿营地距离这里四十里，半夜两点就起床出发了，下雨路滑，走得很慢。二纵队进场的时候受到大家的议论，不仅因为他们迟到了，还因为他们的装束有点寒酸。二纵队的干部们解释说，第三军团总是担任后卫，你们走在前边把好东西都用光了。第三军团的很多红军还穿着过草地时的衣服——一种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军装或大衣。“氆氇”是羊毛粗编的，有白色的、黄色的和灰色的，纽扣是用布包着的铜元做的。还有的人穿着羊皮缝的上衣，脚下是牛皮做的“草鞋”。“这东西挡雨呢！”二纵队的干部们回击着嘲笑。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五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陕北可以成为新的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求迅速到达陕北，还有整顿部队纪律的问题。毛泽东最后强调说：我们马上就要面临新的任务了，部队要有新的精神。从前“我们在藏人区域，因为没有油吃，每个同志都是成天觉得饥饿，成天在吃东西，坐了吃，睡了也吃，走路吃，甚至连上茅厕还在吃。脸上不是因为吃炒面弄得满嘴白胡子，就是因为吃炒青稞弄得满脸乌黑。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把纪律大大地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干部自己先做出模范来”。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中央机关和红一军团的干部都争着请红三军团的人吃饭。
部队继续北上。向通渭县前进的时候，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三人破例走在了红军队伍的前面。沿途围观的百姓们不断地问：“又是徐老虎的队伍？”——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曾经路过这里。
通渭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城墙已经倒塌了，城内几乎看不见一座砖瓦房，全是土房。除了主要街道上有几家店铺外，居民不多，大多是农户。这里的守敌早在红军到达前就弃城跑了。红军顺利入城，百姓见怪不怪，县城内生活如常。在通渭县城，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第一次住进了黄土窑洞，人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因为睡在里面就不怕飞机轰炸了，而且很暖和，因此红军官兵们都很喜欢这种“房子”。
先头部队被派往西兰公路侦察，大部队在通渭县城里休息了两天。
这次，政治部又提出了“大家吃好”的要求，于是各伙食单位的后勤人员再次忙乱起来。部队的大会餐被安排在县城边的河滩上。为了布置这个巨大的会场，工兵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河滩上摆上了无数张桌子，四周张贴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会场中央还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杆，上面挂上了一面大红旗，沿着旗杆放射状地拉了绳索，绳索上面系着一面面小红旗。晚上六点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不会来了，各部队开始向会场聚集。各单位的后勤人员把各种菜肴挑来了，沿着河滩的桌子上摆满了鸡、羊肉、猪肉、牛肉、鸡蛋和各种新鲜的蔬菜。宣布开会后，全体唱《国际歌》，然后杨尚昆、邓发和叶剑英先后发表讲话。他们分别讲了北上抗日问题、陕北根据地问题和打国民党军骑兵的战术问题。最后宣布会餐开始。各单位的官兵不断邀请兄弟单位的同志尝自己单位的菜，红军各级指挥员拿着筷子游行似的到处走，这里夹一下，那里吃一口，河滩上到处是红军官兵欢乐的笑声。
吃饱了，红军官兵们一起唱歌：
我们本是工农政府有力的柱石，
完成中国革命就是我们的天职；
为红区发展巩固大家努力吧，
英勇红色战士！
我们永远站在最前头，
流着最后一滴鲜血；
为着保卫我们根据地，
拼最后一滴血！
通渭县的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队伍，也从没听过这么多人一起在夜空下放声唱歌。他们远远地站在那里，听红军快乐的笑声，又听红军唱流尽“最后一滴血”。百姓们都不吭声，感觉天地骤然间变得十分异样。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人一起来到了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看来了这么多首长，对参谋长耿飚说：“首长都来了，咱们要好好招待一下。”耿飚说：“汇报工作你负责，招待首长我负责！”
耿飚在通渭县城里找到一家西北风味的小饭馆，让饭馆老板立即按照每桌五块大洋的标准置办两桌酒席。表情惊讶的老板说：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么多钱的菜。耿飚把大洋拍在桌子上说：“尽管把好东西都弄来！菜量要大！盘子要干净！酒要足！多放辣子！”
这是自红军长征以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第一次在饭馆聚餐。他们在通渭的这间简陋的饭馆里一坐下，都没客气就开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了没多一会儿，毛泽东觉得分成两张桌子不热闹，就喊：“合兵！合兵！”——当时红军内把两支部队的会合叫做“合兵”。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两张桌子合起来，然后再次举起了酒碗：“为胜利到达陕北苏区干杯！”
不喜喝酒的毛泽东有些醉意了。他把辣子、酱油和醋抹在一块西瓜上，说这是“五味俱全”，然后大口地吃起来，还热情地邀请大家也这么吃。
毛泽东一再邀请，张闻天便尝了一口，连说：“太辣，太辣。”
毛泽东说：“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晚上，领导人都睡在了一大队的驻地，参谋长耿飚在屋子外面亲自担任警戒。半夜时分，毛泽东出了屋子，仰头看天上的星星。他看见了耿飚之后，说：“有一个大队在这里，敌人不敢来。”耿飚说：“说是一个大队，实际上只有四个连。”毛泽东甩着胳膊画了个大圆圈，说：“不要嫌少，等咱们站稳了脚，会猛烈地扩大，然后，再打出去！”
十月四日，分成三路行军的陕甘支队先后占领了西兰公路，控制了公路上十几公里的路段——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在这里整整等待了他们十八天。
在控制西兰公路的过程中，红军各部队都与敌人发生了规模不大的战斗。战斗最激烈的是一纵队的一个先头连。这个连在占领了公路后没有发现敌情，于是在公路边生火做饭，做的是红烧猪肉。猪肉刚烧熟，不知从哪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兵，红军仓促阻击之后撤退了。已经烧好的香喷喷的猪肉留在了公路边。撤下来的红军官兵吃着干粮很是丧气，在身后跟着红军跑过来的百姓告诉他们，公路上的那些国民党兵不敢吃红军烧好的猪肉，怕里面下了毒，他们正在那里煮粥喝呢。
陕甘支队几乎沿着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穿越西兰公路进入了回族区。红军的队伍在这里受到了回族民众的欢迎。经过红二十五军曾经驻扎过的兴隆镇附近时，路边摆满了茶水和面饼，红二十五军送给老阿訇的匾额还挂在大清真寺里。回民百姓对红二十五军的赞誉让毛泽东对从未见过面的徐海东有了难以磨灭的好印象，对北上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心。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主峰后，遇到了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
部队停止了前进。
四大队的杨成武和黄开湘被叫到了最前边，他们看见一大队的杨得志和萧华也在那里，纵队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向山下观察，他们的身后站着拿着根木杖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杨成武和黄开湘说：“山下隘口上的村庄叫青石嘴，那里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要消灭他们，不然咱们过不去。”说着，毛泽东把警卫员递来的两张面饼掰成碎块，给山头上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些：“大家都没吃午饭，咱们分而食之。打完了这一仗，下山再吃肉。”
一大队和五大队负责两翼迂回，四大队负责正面出击。
驻扎在六盘山下青石嘴村的骑兵，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兵力四千三百多人，师长是两个月前刚在河南就任的中将门炳岳。新官上任，门师长热情高涨，军事训练抓得紧，政治洗脑也频繁，骑兵师每个星期都要集合官兵进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第七师从河南陕县坐火车到西安，然后经过六天的骑马行军到达甘肃平凉，队伍补充休整后进至六盘山地域，任务是阻击毛泽东的红军进入陕西。第七师师部和二十一团驻扎瓦亭，二十团驻扎牛营子，十九团驻扎在六盘山下的要道上，其中的一连和三连驻扎在青石嘴。
一连和三连到达青石嘴仅两个小时，人和马身上的汗还未落，不但没有向四周派出警戒，而且把马鞍都卸了下来，马在村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四处溜达吃草，官兵们则在村子里休息吃饭，一部分官兵因为行军疲倦就地裹着毛毯睡着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红军已经翻过六盘山的消息。
天刚黑下来，红军的攻击突然开始了。
一大队迅速从北面迂回，斜着插进了村庄。五大队在南面截断了公路，向村庄的后面包抄过去。四大队从正面直接向村庄扑了上去。正在吃晚饭的东北军还没反应过来，红军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饭碗边。战马都被拴在村边的树干上了，因此东北军仅仅抵抗了片刻，就开始四处逃散。三连连长陈钟岳在官兵的掩护下骑马跑了；一连连长杨士荣不敢去牵马，钻进打麦场里的一个草垛藏了起来；而一连和三连的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俘虏了。
战斗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缴获的物资让红军极其兴奋：十多辆马车上全是大箱子，里面全是簇新的子弹、军装和布匹，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都还没有开箱。子弹被分给了红军各部队，军装也让不少官兵换上了新衣服，布匹全都给了伤员，让他们做衣服和包扎伤口。而两个骑兵连的上百匹战马，匹匹壮硕，这使红军不但有了足够的马匹驮物资，而且各级指挥员和伤员们也都有了坐骑。就这样，还剩下不少马呢，毛泽东建议就此成立红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赶快动员俘虏中的马夫、马掌兵和兽医等“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青石嘴诞生了，骑兵连第一任连长是那个不断给毛泽东送去“精神食粮”的梁兴初。
青石嘴战斗打消了红军对国民党军骑兵特别是对强悍的东北军骑兵的惧怕。其实，在青石嘴附近，还驻扎着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的一个师，这个师距离红军之近甚至可以听见青石嘴方向的枪声，但是他们借口与东北军联络不上，竟在明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战斗的时候，下达了全师就地宿营的命令。而骑兵第七师的二十团和二十一团也采取了旁观态度，直到枪声平息很久才派人前去探听消息。探听消息的人小心翼翼地向青石嘴接近，路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头对他们说：不用吓成这样，红军早就走了，把马都牵走了，队伍呼啦啦地过了很长时间，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兄弟部队之间如此无情无义，这让遭到重创的十九团团长胡竞先火冒三丈，他先是大骂那些天天在红军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飞行员定是在天上梦游呢，然后又大骂逃回来的三连连长陈钟岳，说仗打成这样还不如自杀死掉。
翻越了六盘山，意味着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
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的陕北已经遥遥可见。
红军的旗帜在西风中漫卷，毛泽东的眼前天高云淡，大雁南飞。
而此时，在川西一个叫卓木碉的地方，红军另一支部队的领导者张国焘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共中央”。
卓木碉，位于马尔康县西北方向，今名为“脚木足”。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四方面军部队分别从松潘草地东西两边的阿坝和包座开始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九月底，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军在大金川北面的党坝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会合。徐向前回忆那一刻他见到的朱德“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朱德的样子让一直郁闷不安的徐向前心里踏实了许多。徐向前后来一生都对朱德满怀敬重，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十月五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五十余人，会址设在一座喇嘛庙里。
张国焘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讲起，说中央红军之所以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不是军事路线而是政治路线出了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红四方面军终止了中央红军的一再退却。但是，中央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红四方面军犯了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是战略进攻，中央的北上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坚持南下才能最后终止中央的退却。中央竟然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样的中央已经是一个“威信扫地”的中央，一个失去“领导全党资格”的中央。最后，张国焘说出了他这番长篇蛊惑的最终目的：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张国焘当众宣布了一个他自己拟出来的“临时中央”名单——张国焘承认这个名单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也没有和被列入名单的任何一个人交谈过。张国焘的理由是：“以免他们尴尬。”“临时中央”名单从来没有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宣布过，它仅仅是封存在浩瀚档案史料中的一张纸。但是，这个名单确实在卓木碉的会议上宣读过，与会的五十多名红军军以上指挥员都听到了：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甦、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六人外，张国焘的名单保留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部分领导人，甚至还包括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陈绍禹］。由于消息闭塞，红七军团的原中央代表、已于四个月前叛变的曾洪易，红二十五军政委、已于两个月前牺牲的吴焕先，五年前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目前在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当中文编辑的李立三，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一个月前被俘遇害的徐彦刚等，也被列在了名单之中。
至于“临时中央”的主席，自然是张国焘自己。
对于所有的与会者来讲，“临时中央”是突然而至的事件。参加会议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
张国焘让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陈昌浩对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的举动不知所措。尽管一直对张国焘十分崇敬，但陈昌浩至少清醒地知道，党中央是由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并且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确认。在这样一个荒僻之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会议上，仅凭一个人的意志就企图推翻中央，这显然关乎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许从这一刻开始，陈昌浩心中的政治天平出现了某些变化。而徐向前在会上既不发言也不举手表决。因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张国焘不得不在会后找到他，小心地探询他的意见。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现在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
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内部的争执对立多么激烈，从来没有人试图另立一个中央。作为共产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他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对外公开。直到两个月以后，在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时，才把这件事用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中央，而且完全删除了开除并通缉毛泽东等人并重新制定组织名单的事。张国焘说他成立“临时中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作用，“临时中央”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无论张国焘如何狡辩，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临时中央”的行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分裂事件。
朱德的警卫被撤掉了，康克清找到方面军的保卫部门，保卫干部说：只要总司令跟着张总政委一起活动，就不会有危险。康克清只好去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董振堂派来的几个同志从此跟随在朱德身边，一直到到达陕北延安。后来，朱德和他的公务员连饭都吃不上了，伙房开饭的时候不通知他们。康克清生气了，说“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朱德说：“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嘛。饿一顿怕什么？”但他还是亲自给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了一封信。罗炳辉赶快派人送了一袋面来。从此，朱德和他身边的人的吃饭问题，就由第九军团负责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必须把他们分开。康克清被调到了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那里离朱德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有二十里远。康克清对朱德说：“我打算一个人北上。”朱德摇了摇头：“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在你头上。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于是，康克清去妇女委员会报到了。工作中，康克清的身边总有一位叫萧朝英的女红军。后来两个人亲如姐妹时，萧朝英才告诉康克清，她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监视康克清的，上级还要求她在适当的时候把康克清的手枪缴了，但她听说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萧朝英问康克清：“如果我真要缴你的枪，你怎么办？”康克清把腰间的手枪一拍，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萧朝英吐了吐舌头：“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他手里有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如想取得承认，必须首先和共产国际联系，而一旦让张国焘联系上，定会给中共中央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刘伯承正在恋爱，他喜欢上了红四方面军中十九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安徽六安参加红军的汪荣华在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她与刘伯承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汪荣华说：我是普通农家的女儿，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只上过一年的私塾和两年的学堂，无论在资历和学识方面都和总参谋长差得太远。刘伯承说：我家也是穷苦农民，因为祖父当过吹鼓手，当年我考秀才的时候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苦，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不怕，我帮助你！卓木碉会议后，痛苦万分的刘伯承找到了汪荣华。他说：张国焘软的硬的手段都使了，现在他不叫我率领部队了，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我是带兵打仗的，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排斥打击和撤职吗？年轻的女红军汪荣华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刘伯承生死相依。刘伯承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许多年后他才说：“我告诉了总部秘书长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套密码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世上谁人能想到，移动中的中国红军会把电报密码藏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漂流故事的字里行间？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所谓绥、丹、崇、懋，指的是绥靖、丹巴、崇化和懋功。作战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方面军南下夺取成都附近富庶地区的策源地。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左、右两支纵队，分别由观音桥和党坝沿着大金川两岸南下。右纵队由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为政治委员，八日自观音桥出发，沿大金川右岸南下，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丹巴。左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和第九军二十七师共十六个团组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十日自党坝出发，沿大金川左岸南下，十三日占领崇化，十六日占领懋功。其中，右纵队的另一部向抚边前进，截断并消灭懋功和两河口之间的敌人，并控制达维一带的道路。同时，以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团和第九军的一个团组成一个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张广才为政委，驻守在梦笔山和马塘一带，保护位于卓木碉的红军总部的安全。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二七七团以及红军大学留在阿坝，负责掩护后方。
原来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由于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两个军团被编到了左路军中，现在这里的部队比会合前还多了两个军团。
红四方面军突然掉头南下，完全出乎了川军的预料。
刘湘判断红军一定会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于是他开始在大小金川一线部署对红四方面军的防堵。其中，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两个旅位于绥靖、丹巴和崇化一线，杨森第二十军的四个旅另一个团部署在懋功、抚边和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的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
大小金川地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运动作战。
十月八日，右纵队的二十五师七十四团首先从观音桥乘船强渡大金川的支流卓斯甲河，但是强渡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对岸川军的猛烈阻击。九日晚，七十四团变换了渡河地点，选择了对岸都是悬崖峭壁的地段偷渡，一举成功。然后红军官兵沿着河岸迅速袭击了位于卓斯甲河下游川军的据点。
由于右纵队出师不利，徐向前立即命令左纵队的第四军从党坝出发强渡大金川。同时，第三十军攻击崇化和懋功，二十七师攻击两河口和达维。第四军在军长许世友的指挥下迅速向南疾进，位于绥靖的刘文辉部的两个团没作抵抗就向南撤退了，第四军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了丹巴。第三十军在李先念和程世才的率领下，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十五日占领了崇化。第九军二十七师的推进尤其迅速，他们十五日攻击了驻守在两河口的川军第一混成旅，经过数小时战斗，将这个旅的敌人击溃。敌人逃跑后，二十七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第二天，追到了抚边附近，歼灭了川军的两个营。抚边城内的川军第三混成旅拆毁了抚边河上的铁索桥，然后全旅望风而逃。二十七师官兵紧急架设浮桥，渡过抚边河后连夜袭击了达维县城。袭击开始的时候，由于红军动作神速，队伍摸进了街道时，守敌还在睡觉。川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从梦中惊醒，顾不得穿上衣服，仅仅穿了一条内裤就开始仓皇逃窜。二十七师穿过达维，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攻克了日隆关、巴郎关等地。二十七师的红军官兵数日内连续奔袭了近五百里，一路出峡谷，渡急流，抢通路，攻县城，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在川军面前造就了红军“急风暴雨般的攻势”。
在川北地区驻防的川军主力部队是杨森的第二十军，下辖六个混成旅及其直属部队，共计二十二个团三万余兵力。而现在，他的第一、第三、第四三个混成旅都处在溃逃中。
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包围了懋功并发起了进攻。
懋功附近的制高点全部被红军控制住之后，从北面溃败下来的川军才到达这里。第二混成旅奉命占领后山高地准备收容，但是他们发现后山也被红军占领了。懋功城内的川军守敌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很快就和溃败下来的川军杂乱地混合在一起，逃往周围的大山里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第二天天黑下来以后，躲藏在大山里的川军听说懋功已经完全失守，于是急忙下山继续逃亡。川军下山的时候，用绑腿带连接起来从藏身的悬崖上往下溜，但是没溜下多少人绑腿就断了。第二混成旅六团副团长胡显荣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接着跑，结果跑错了方向，竟又一次看见了懋功县城。胡副团长不敢停下来喘口气，连夜开始往回跑，结果又跑进了大山，从此迷了路，流浪了半年之久才逃回成都。
第二混成旅六团进驻川北的时候，军长杨森亲自接见了团长李介立。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杨军长特别嘱咐李团长：一、要筑起委员长特别看重的碉堡封锁线，以防红军趁夜间从侧后袭击；二、要严防民间妇孺装扮成小商小贩侦察我军情报，然后报告给红军。结果，红军进攻懋功的战斗打响不久，驻守在天全的李介立就看到了从北面垮下来的部队。第二天夜里，懋功四周已经没有了枪声。逃进山里的李团长从悬崖上下来后，跑了一夜，天亮时才看见路边到处躺着跑不动的川军士兵。他追上了旅部，问旅长李君实：“咱们该怎么办？”李旅长说：“红军突袭攻进了懋功，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红军肯定还会追来，我看咱们还是赶快往后方跑吧。”旅长和团长一起继续往后跑，直到追上了也在逃跑的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才一同停下来喘了口气。两个旅收容了自己的队伍之后，接着开始翻越他们撤退的必经之地——夹金山。李团长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有以下回忆：
到了夹金山上时，荒无人烟，又值冬季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甚厚，官兵又冻又饿，疲惫不堪。特别是夜间，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大雪仍不断地飞落，士兵们都未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着“妈呀，妈呀”的呻吟之声。第三天继续在雪山上行军，有的掉队被冻死，有的滚在路旁雪坑里湮没而死。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忽有旅部传来通报说：“接到后方军部来电，红军有一部由夹金山本道追来，要赶快通过山顶，才能脱离危险。”这才又鼓起逃命的勇气，加快速度往后跑。被打得惨败溃逃的第二十军已成惊弓之鸟。
至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击溃川军六个旅，重创两个旅，毙俘川敌三千有余，“绥丹崇懋战役”胜利结束。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目的已经实现，即顺利冲出滞留了数月之久的荒凉贫瘠的西康地区，占领了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出击地。接下来，只要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大雪山，把战斗的目标转向东，就可以直接攻击成都盆地的边缘，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进那块富饶的盆地——那里翠竹滴雨，菜花繁盛，田畦如画，米香鱼肥；那里乡音亲切，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红军官兵决心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开始分兵南下的时候，北上的陕甘支队就要走进梦想中的天堂了。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一望无际的黄土沟壑，干燥的西风卷着漫天的沙尘灌满了他们的衣袖。夜晚，官兵们听见归圈的羊群在呼啸的风中咩咩叫着；偶尔，一阵苍凉的唢呐声从很远的地方飘荡而来。所有这些都让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们不由得神思凝重——毛泽东站在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上，指着省界的界碑对红军官兵们说：“我们走了十个省，前边是第十一个，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过了青石嘴，陕甘支队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了。尽管各部队都被通知尽量避免与敌人作战，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和国民党军碰上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最怕的是红军进入宁夏，因为那里有他的一家老小和他积攒的全部财产，于是他命令他的骑兵团昼夜兼程赶往固原集中，马鸿宾试图把红军北进宁夏的通路堵死。同时，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奉命抽调两个团，自庆阳出发去加强东北军骑兵师的作战。就是这两个团，走到一半的时候，迎头与红军的先头部队撞上了。
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四大队。接到敌情报告后，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登上一座小山观察，发现两山之间的一道川里，敌人拖着很长的队伍正在行进，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和红军碰头了。黄开湘和杨成武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右边阵地，另一个步兵连占领左边阵地，然后用两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直接向敌人的队伍进行冲击。下达作战任务的时候，杨成武对身边的侦察连连长王友才说：“带着侦察连给我冲上去！”
王友才咧开嘴笑了，答道：“是！”
侦察连连长王友才前几天刚被撤了职。这个二十四岁的广东人，黑黝黝的小个子，入伍前当过海员，经历十分丰富，后来不堪船主的压迫参加了红军。在四大队，王友才是个小“名人”，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他作战勇敢，尤其是战斗经验丰富，只要他在阵地前一看，就八九不离十地知道敌人的薄弱点在哪儿，准确程度简直神了。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他曾率领特务连、三连、侦察连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和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王友才脾气暴躁，最大的缺点是发火的时候不但开口骂人，还常动手打人，因此战士们都很怕他。前几天，部队过回民区的时候，上级下达了“不准吃猪肉”的书面命令，王友才因为识字不多，就让连队的文书念给他听。文书是南方人，浓重的乡音加上一时马虎，把“不准吃”念成“准吃”了。王友才一听可以吃肉了，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弄来了一头猪让全连改善了一下伙食。结果侦察连受到了团长黄开湘的严厉批评。团长一走，文书来了，向连长承认是他念错了上级的命令，王友才竟劈头给了文书一巴掌。在红军队伍里，干部打战士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王友才因此被撤了职，下放到团部通信排。在通信排里行军的时候他一路念叨着：“只要有仗打，我还是连长！”
杨成武政委听说了这件事，在部队翻越六盘山后，专门找王友才谈了一晚上。直谈得王友才一个劲儿地承认打人不对，以后一定改正，请政委看他的行动表现。
现在，政委又让他带领连队冲锋了，王友才的美好感觉又回来了。
发起攻击的枪声一响，王友才就大叫一声，第一个冲了上去。侦察连的官兵跟着他个个热血沸腾，顺着川道向敌人压了过去。王友才见一个打倒一个，见两个打倒一双，红军密集的枪声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喊声，令敌人顿时团团乱转。四面都是冲下来的红军，一条狭窄的川道，敌人跑都没有地方跑。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王友才红着眼睛在尘土中四处打转，好像仗还没打过瘾似的。
四大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恢复了连长职务的王友才走在侦察连的最前面，军帽都推到天灵盖上去了。
杨成武政委看见后对他说：“王友才，打了胜仗，可不准翘尾巴。”
队伍走到一个叫白杨城的地方，看见了几家店铺卖香烟、杂货和馒头。刚接到原地休息的命令，跟踪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又来了。空旷的黄土高原上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敌人的十几颗炸弹丢下来，一些红军官兵负了伤。本来计划要在这里宿营的，但是因为敌机的轰炸，上级的命令改为连夜行军。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续不断的黄土沟壑，红军官兵要顺着很陡峭的沟壁溜下去，然后再爬上来。本以为过了这道沟就可以走平路了，谁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道巨大的沟壑。红军官兵都说“这比过河还费力气”。
直到又出现了一个村庄，队伍才停了下来休息。这里叫杨家园子，红军官兵发现这里没有水喝。以前都是没有粮食，自从离开江西苏区，这还是头一回没有水喝。红军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去很远的沟壑中弄水，半天才弄回来一桶黄水。村庄里没有粮食，只有土豆可以卖给红军。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没有吃过蒸土豆，土豆蒸之前也没有水洗，因此个个都吃得满嘴是泥。毛泽东也在吃蒸土豆。土豆盛在一只大茶缸里，毛泽东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对身边的人说：“吃不饱没关系，供给部已经出发到前面办粮食去了，走到孟家园就有饭吃了。”
杨家园子到孟家园三十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各部队相继到达，散布在这个村庄的四周宿营。孟家园附近有条小河，村子较大，村里还有一座教堂。先头部队没收了当地一家地主的一百多只羊，又筹集了一部分小米和面粉，于是各部队开始做饭。热情的百姓帮助红军杀羊，官兵们吃了一顿羊肉和小米饭，人人都吃得很饱。面粉被做成馍馍带上作为干粮。上级决定在这里多休息一天，为的是让各单位分批去河里洗澡和洗衣服。但是，红军官兵洗着洗着，敌人就来了。
枪声从环县曲子镇方向传来——国民党军大约一个师已经从那个方向悄悄迂回了过来。红军两个连的警戒部队顽强阻击，把敌人死死顶住，身后各部队宿营地紧急集合的号声此起彼伏。巨大的黄土沟壑起了作用，红军部队都下到了沟里，然后绕道向河连湾方向转移。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连续行军，不能吃饭更不能休息，一个昼夜之后，在接近河连湾的时候，行军突然停止了。前面传来消息说，先头部队遇到了一座堡垒式的村庄，有地方民团守着，正在攻打。
疲惫不堪的红军官兵纷纷坐在路边开始吃干粮。
不久，消息又传来了：一连连长毛振华牺牲了。
所有在吃干粮的红军都停了下来。
毛振华，中央红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
四大队的先头连攻打的是一个土围子，相当于一个营兵力的一股民团和地主武装藏在里面向过路的红军打冷枪。
等杨成武到达那里的时候，毛振华一动不动地躺在一间土屋的门口，脸上全是血——子弹是从他的额骨打进去的。
杨成武把手伸进他的军衣里，毛振华的身体还是暖的，但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杨成武对指导员喊：“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指导员哽咽着说：“战斗一打响，他就要上去……”
杨成武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这个仗完全可以不打，把敌人围起来用火力一压制，部队就可以过去了！”
毛振华，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候，他是突击队队长，带领突击队率先偷渡过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夜；红军攻打腊子口的时候，他率领一连官兵攀上绝壁，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发起了攻击。他是上了红军《红星报》的战斗英雄，中央红军中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原是红一军团四团一营三连连长，红军突破乌江后，他成为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由于四团总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因此四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振华可以说是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前锋。
卫生队军医范英武和李智广小心地为毛振华擦去了脸上的血，把他被鲜血染红了的军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衣。这套军衣是从毛振华还挎着的小包袱里拿出来的，军衣在小包袱里叠得很整齐。官兵们知道打腊子口的时候毛连长穿的就是这套军衣，因为那上面还有攀绝壁时磨出的窟窿，几天前毛振华刚刚把这套军衣洗干净收起来——走过了千山万水的红军连长毛振华，倒在了距离革命根据地仅仅还有几天路程的地方。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岁。
风沙漫卷，月光黯淡。一连的官兵全来了，其他连队的官兵也来了。毛振华被安葬在这里最高处的黄土坡上。黄开湘说：“我们谁也不要忘了毛连长，胜利的时候我们都来给他上坟！”
黄开湘和杨成武共同在那堆隆起的黄土前立了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毛振华同志之墓。
拂晓时分，部队继续上路。
所有路过这里的红军官兵都会朝那块木牌望一眼。
国民党军骑兵部队始终是红军的一个威胁。
连续行军的红军没有力量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不断作战。毛泽东说：“没有作战要求，避免和敌人发生战斗。”——这是这支接近了最后目的地的万分疲惫的队伍最明智的选择。
红军官兵们不断地问：“陕北到了吗？陕北苏区在哪里？”
红军队伍前进，东北军的骑兵也前进；红军的队伍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在经过一个叫铁脚城的村庄后，红军的队伍上了山，竟然看见东北军的骑兵与他们只相隔一个山头并行着走。两军互相戒备，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和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红军部队就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观察了好一会儿，彭德怀对红军官兵说：“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靠近我们。他们的马没水喝，走不动了。”彭德怀的话很快被传给了每一个担心敌人骑兵的红军，官兵们一下放心了，因为这是彭老总说的。
果然，东北军的骑兵没有靠近，也没有跟上来。
部队上了山。
这座山就是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当地人叫老爷山。
这里也是白区和苏区的分界。
这时，一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红军便衣侦察员遇到了几个可疑的人。狭路相逢，那几个人首先拦住了红军侦察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侦察员回答的时候江西口音很重：“做买卖的。”“听口音你们是从南方过来的。”“是的，那又怎么样？”双方小心地互相打量着，拐弯抹角地问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红军侦察员突然说：“你们是陕北红军？”对方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央红军？”
这是徐海东派出来寻找中央红军的手枪团的官兵。
后来双方都说，一看就知道对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面黄肌瘦的。
双方握了一下手，交换了些情况后，匆忙分开，各自返回了。
老爷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庙宇，里面有三个和尚。这座庙在甘肃、陕西和宁夏很有名，春天的时候，三省的善男信女都爬上山来烧香。现在，老爷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官兵，供三个和尚吃水的一个小小的储存雨水的水池显然不够用，于是红军在水池边加了岗哨，每个连队只给两担水，每个战士只分到一茶杯水。因为长途行军，口干舌燥的官兵一下子就把水喝光了，结果做饭没水了，只好派人到很远的山沟里去做饭，因为那里有水，饭做好了再挑上山来。官兵们吃完饭已经半夜了，全部露营在庙宇外面。司令部和电台人员住在殿内，叶剑英和蔡树藩等人就睡在佛像的脚下。
第二天，下了老爷山就进入了陕西境内。
五匹快马带来了令红军官兵万分喜悦的消息。马上的青年个个身强体壮，挎着驳壳枪，头缠白毛巾，下马便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一封信。”
“老刘”就是刘志丹！
看了信的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们说：“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同志来迎接我们了。”
接下来的行军情绪激昂。各路纵队靠得很近，最后就都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因此队伍拉得很长，黄土大道上烟尘飞扬。
由于队伍拉得太长，前边还在唱歌，后面却出了事：一队东北军骑兵突然横着冲过来，把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的两个连和收容队截断了。干部团里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连排长，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命令他们打上一仗，把这条讨厌的尾巴彻底割掉。他们利用骑兵不能下沟的弱点与敌人周旋，双方的射击都很猛烈，骑兵在沟上，干部团在沟里，红军在纵横的沟壑中转来转去，射出的子弹每每出其不意。天黑了下来，干部团终于把东北军的骑兵队打跑了，战斗中一位排长和十几名战士牺牲。等到干部团归队之后，三纵队因为宿营地距离敌人的骑兵太近而临时作了移动，全体红军官兵露营在山坡上。半夜里下起了雨，山坡上的红军官兵在雨里坐了一夜——这是他们万里长征到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夜。
行军命令：宿营地吴起镇。
吴起镇，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名字的一个陕北小城。
天亮的时候开始行军，在晴朗的天气中走了大半天，红军在一个小村庄稍事休息，然后命令来了：继续前进，吴起镇距此二十里。
那二十里路令所有历尽千难万险活下来的红军官兵永生难忘。
成仿吾回忆道：“我们高兴极了，像小孩子一样向吴起镇跑去。”
尘土飞扬中，那个小镇在红军官兵的视线里越来越近了。
杨成武回忆道：“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
斜阳把远处的树林染成了橘红色，野鸟惊讶地在土崖顶上来回盘旋，路边的一道土墙上一条标语隐约可见：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走进了吴起镇。
官兵们站在街道上四处张望，小镇里空无一人，街边的砖窑洞大多已经坍塌，但是残垣上依旧可以看见画着的镰刀斧头。
这是陕北根据地吗？
“同志！同志！”官兵们在寂静的街道上高声地喊。
几个头缠白毛巾的人来了，是这里的乡党支部书记，还有苏维埃乡政府主席。
苏维埃！
红军官兵们一拥而上，把这几个人举了起来，热泪久久地挂在脸上。
这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
离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九天。
“原来是自己人！原来是自己人！”
百姓们纷纷返回了家，忙着给远道而来的红军做饭。
毛泽东与乡党支部书记和苏维埃乡政府主席等几个地方干部谈话谈得很晚，得知现在陕北苏区正在进行反“围剿”作战，因此刘志丹和徐海东都不在这里。
夜里，情报到了，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宾的骑兵一共四个团已经追上来，就要到达吴起镇了。
毛泽东说：“看来非要打一仗了，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彭德怀在吴起镇的四周查看了地形，然后拟定了作战方案：用两个纵队先打马鸿宾的骑兵，然后回击东北军的骑兵。
无论是马鸿宾的部队还是张学良的部队，都在不久前受到过陕北红军沉重的打击。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在与红二十五军的作战中损失很大，而东北军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劳山和榆林战斗中被红十五军团打得狼狈不堪。当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刘翰东的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和周福成的第一二九师沿着洛川至延安的公路向陕甘根据地的腹地推进。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会合仅十三天的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率领下，在劳山附近设置了伏击战场。十月一日，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从延安出发，沿着公路南下，向甘泉县方向搜索前进。中午，当其先头部队到达劳山附近时，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的红军官兵突然开了火。同时，七十八师的红军骑兵团迅速出击，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在两侧设伏的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向公路猛冲过来，把何立中全师分割成了数股。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第一一〇师的六二八、六二九团以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何立中师长身负重伤，被抬到甘泉县城后死亡。同时被红军打死的还有包括师参谋长范驭洲在内的一千多名官兵。
在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那天，张学良带着大批随从到达了西安。对于武器精良和战斗力旺盛的东北军在陕北一连受挫，张学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不相信红军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从红军的攻击中得以逃生的何立中的参谋提醒他不要冒进，免得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张学良说：“咱们四路并进，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这么大的胃口？”
因此，当接近吴起镇的马鸿宾的骑兵团遭到了红军的伏击，溃逃下来的官兵都说看见大批红军正在吴起镇附近调动的时候，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对马鸿宾的骑兵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对骄傲的白师长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部队接近吴起镇的时候，发现镇子里的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对那里的道路根本不熟悉。这时来了个穿蓝布大褂的先生，说他是种牛痘的“花儿先生”，说前面不远有一小队红军正拉着驮满枪的马往山上走。我立即率领部队催马直追，谁知没追出几里就遭到了红军的伏击。幸亏有二营上来接应，我们才逃了出来——什么“花儿先生”，纯粹是红军的伪装！从这一手上看，定是毛泽东的红军。
马鸿宾的骑兵和东北军的骑兵会合在一起，商量着打还是不打。
马鸿宾的骑兵战战兢兢。
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举起手枪说：“不是我想打，是这玩意儿要打。”
第二天早上八点，两股骑兵同时向吴起镇攻击前进，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天，红军边打边撤，东北军骑兵追得很紧，步步向吴起镇逼近，马鸿宾的骑兵在后面跟着。天黑的时候一看地图，竟然前进了好几公里，白师长认为红军肯定是害怕与他的骑兵交战，想拖延时间或者想趁机逃跑，因此决定明天继续进攻。
晚上，马培清团长命令他的骑兵向后退十里再宿营。
十月二十一日，在把敌人引进了预设战场之后，彭德怀下达了战斗命令。
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以后的第一场战斗。
自认为退出十里就可以安全宿营的马培清犯了常识错误：他的骑兵团和东北军的骑兵师分开了。
马培清的骑兵团一营营长卡得云回忆道：
就在我们宿营的时候，红军趁着天黑从远距离迂回，对我们实施了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在红军强大的火力下，马部大乱，有的骑马逃跑，有的因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奔逃，卸了鞍子的马也被惊跑。好在马向枪声响处的反面跑，大部分在以后仍收容了回来。
部队遭到了红军的突袭，马培清想都没想撒腿就撤，然后远远地站在土崖上，看见白师长的部队是如何落入红军的伏击圈的：
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师浩浩荡荡，沿着头道川直奔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焰嚣张，根本没有料到红军在这组织伏击。我见此情况，立即与白部联络，但联络人员还没有跑下山坡，白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和红军接触了。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谷，震耳欲聋……白部完全陷入了红军的重围。我原想趁机撤退，但又顾虑到将来会以坐视友军被歼，不予救援，干犯军法，于是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上的红军阻击阵地攻击。红军并未坚守，我部随即占领了一座山头。该山头接近沟口，可以清楚地看见坐落在前面川道里不远处的吴起镇。紧靠这座山头的前面，有一片尚未收割的荞麦地，我命令部队在这块荞麦地里构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不再前进。这时根据我部左翼报告，白部的第十七团已经被歼，第十八团正在与红军激战。即与白部联系，始知当时该部伤亡已近四五百人。
天黑下来的时候，红军竟然回过头来再次向马培清的骑兵团发起了攻击。马培清立即命令部队全速撤退，但是他的骑兵团的两边都出现了红军。部队跟着他开始狂跑，没跑多远退路就被红军截断了。红军的杀声漫山遍野而来，马培清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死定了。然而，红军的追击突然间停止了。马培清跑着跑着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了红军。他回过身朝战场方向看去，那里再次响起了红军的杀声，原来红军掉头朝着混乱中的东北军骑兵冲去了，再次把白凤翔的一个团截住，包围起来，全部缴了械。
吴起镇战斗，红军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击溃了三个团，缴获战马两百多匹。红军胜利回师的时候，吴起镇的百姓敲打着锣鼓，红军官兵们第一次看见中国北方的一种长长的红布被系在百姓们的腰间，然后又从他们的腰间向着天空高高地舞动。
吴起镇战斗的重要意义在于：红军不但表明了他们走到这里便不再迁徙的决心，并且证明他们有守住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和力量。
毛泽东挥笔写道：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还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局势来讲，红军依旧没有摆脱移动作战的状态：红四方面军数万官兵前途未卜，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极其艰难地转移，中国工农红军尚未拥有一块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中国版图上武装割据出数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江西和福建地区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军事环境，中国工农红军依旧处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没有到来——后来的历史证明，数万红军还将经历数百次残酷的战斗和数千里艰险的跋涉，一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会合在一起。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那一天才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真正开始。
陕甘苏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十二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天，只有一个团兵力的红二十六军南下，国民党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围剿”，部队被打散后，部分官兵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冲出重围，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他们才带着几支驳壳枪返回到照金根据地。十一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所辖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和杨森分别接任师长和政委职务。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四十二师创建了纵横大约七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小的苏区，并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
在与“围剿”的敌人反复作战的同时，陕甘苏区周边的游击队逐渐壮大，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陕北各游击队正式被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命令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西、山西、甘肃和宁夏四省的军阀部队对陕北苏区进行“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击深入到陕北的敌人，红军成功地通过机动作战使陕甘和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再次调集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时候，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陕北。九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陕北的《信天游》因为红二十五军的到来被乡亲们唱为：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嗒。
十月二日，红十五军团南下，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的两个团，取得了劳山和榆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红色根据地的外围，数十万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包围而来。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进入陕西后，蒋介石力图趁红军远征疲惫、立足未稳之时，调集大军向苏区腹地强行推进，以彻底“剿灭”陕北红色根据地：
查陕北匪区东、西两面业经职团制定封锁办法，已通知各部队及地方政府切实实施在案。为顾虑周密起见，必须四面实施方能奏效。拟恳通饬西、南两路及宁夏接壤之三边、盐池同时施行，严密封锁，期收实效。当否，乞核夺实施，等情。除电复外，仰即饬所属切实封锁匪区，断绝其物质资源，期收聚歼之效为要。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在陕北苏区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危及着红军的生存。一九三五年七月，当会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徘徊于川西芦花地域的时候，极力推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杜衡认为革命的力量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革命的力量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因此要求陕北红军主动迎着敌人出击，一个一个地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连接起来”。同时，杜衡在苏区内部掀起了“肃反运动”，目的是清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不实行土地革命”、“秘密勾结军阀”的罪行。于是，陕北苏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前方的红军官兵在与“围剿”苏区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战斗，后方的苏区里却在策划着如何逮捕审问红军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不少红军干部因拒不承认刘志丹“秘密勾结军阀”而遭杀害。刘志丹是在劳山战役结束后去安塞的路上，得到自己将要被逮捕的消息的。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从瓦窑堡赶来的通信员，通信员并不知道信件的内容，既然信是要送到第十五军团的，通信员就把信交给了军团参谋长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是一连串的逮捕名单，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刘志丹把信件还给了通信员，说：“你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吧，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在瓦窑堡，和刘志丹关押在一起的还有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刘志丹被污蔑为“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在瓦窑堡的城门外，砍刘志丹脑袋的大坑已经挖好了。
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派王首道、贾拓夫两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迅速将中央的情况告诉他们，同时勒令陕北苏区立即停止“肃反运动”。中央还决定成立由博古负责的党务委员会，任务是迅速纠正陕北苏区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在中央“刀下留人”的命令下走出了关押室，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周恩来说：刘志丹“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在吴起镇，年轻的红军团长黄开湘死了。
红军到达吴起镇后，黄开湘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高烧四十多摄氏度，天天昏迷着。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救治他，就是没想到他枕头下面有一把手枪。昏迷状态下的黄开湘，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了枕下的那把手枪，他朝着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
这把“六轮子”手枪是黄开湘的心爱之物。手枪跟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总是被擦得一尘不染。红军渡过赤水河后，黄开湘成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和政委杨成武一起，指挥着中央红军中最勇敢的前锋部队，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部队过松潘大草地时，黄开湘对杨成武说：“老杨，我们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就好办了。”年轻的红军团长走出了草地，突破了腊子口，翻过了岷山和六盘山，他曾经幻想过：“将来革命胜利了，是什么样呢？”他没能等到革命胜利就离开了人世。黄开湘的搭档杨成武那时也患着伤寒。听到消息后，杨成武在高烧中骑马赶来。那一天天降鹅毛大雪，杨成武赶到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座新坟，坟上的积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
十月三十日，陕甘支队红军离开吴起镇，经过保安东进，准备在下寺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主力会合。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海东得到了毛泽东即将到达下寺湾的消息，立即骑马从前线赶往下寺湾。一百三十里路，徐海东打马狂奔了三个小时，到达下寺湾的时候人和马都已是大汗淋漓。徐海东进了军团司令部，四个人看见了他，一齐朝他走来。徐海东谁都不认识，军团政委程子华赶快介绍。毛泽东向大名鼎鼎的“徐老虎”伸出手来：“海东同志，你辛苦了。”
徐海东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对那一瞬间的记忆是：“终于看见毛主席了。”
和毛泽东一起向徐海东走过来的人是彭德怀、贾拓夫和李一氓。
毛泽东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陕西地图，从根据地的范围、红军的兵力和装备、干部情况和战士们的吃穿，一直问到目前的敌情。当他听说红十五军团此刻正在打民团的土围子时，毛泽东说：“好，按你们的部署打，等打完了咱们再仔细商量下一步。”
临走，毛泽东握着徐海东的手说：一定要在陕北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没人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用这样一句略带伤感的古老诗句来描绘陕北未来的景象。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陕甘支队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
林、聂、彭、李、叶并转杨：
（甲）第一、二两纵队及支队直属队明三日即现地休息一天，四号继续南进。各走六七十里宿营。
（乙）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
（丙）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其口号，并注意与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
（丁）力求部队清洁、整齐、礼节。
（戊）后方究到何处，如果无钱买柴菜时，须发给陕北苏票二百元，每人每日发六分。
彭、毛
二日二十时于下寺湾
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召开了胜利会师大会。
陕甘支队向红十五军团输送了大批干部，包括周士弟、王首道、宋时轮、黄镇、伍修权和毕士悌等人。红十五军团则在物资上给予了陕甘支队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当时红十五军团一共仅有七千多块钱，徐海东一下子给了陕甘支队五千块。除了钱，红十五军团还从各连队抽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衣物布匹以及医疗药品送到了陕甘支队驻地。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毛泽东这样评价徐海东。
毛泽东的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给蒋介石写出了报告，就国民党军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堵失利进行了“愧愤莫名”的总结：
查此次毛、彭股匪长途逃窜，实力减耗。而我以数倍之众，沿途堵截穷追，未克聚歼，愧愤莫名。虽曰天未厌乱，要亦人谋不藏。兹将所得教训，概述于左：
（1）最初因各方面情报不确实，对匪实力估计过大，本军第八师达到定西，匪突陷通渭。当时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仅系匪之先头部队。深恐匪以一部截断西兰路，主力威胁皋兰。本军主力应集结定西、通安驿、马营等处，准备经内官营、榆中县截击渭源向皋兰北犯之匪，以固省垣根本。静宁、会宁间故控置兵力较少，匪得乘机向北兔脱。
（2）指挥不统一。本军初次入陇，人地生疏，追击与堵截部队无统一之指挥，难期协同一致，良机坐失，极为可惜。
（3）联络不确实。各部携带之无线电，波长不一，呼号不明，各友军又无通用密本，无法联络。即同隶一军者，亦因波长各异，不能畅达，消息阻滞，遗误颇多。
（4）匪情不明了。匪窜经路，人民逃避一空，无可派之侦探。匪之内容实力及溃窜路线不易明白。纵有所得，多从俘匪传出。匪素狡猾，对俘匪供词，又恐系匪派间谍，惑我耳目，消息极难确实。实由我地方无组织，民众如散沙，且无知识。部队不能得他方之协助，不无遗憾。
（5）给养困难。此次追击路线，地形险阻，人民稀少，纵偶有村落，经匪洗劫之后，十室九空，不仅给养无法采办，甚至饮料亦不可得，各官兵有终日仅得一食者，或终日仅得菜叶、蕃芋以充饥者，或于匪方残余未熟牛羊肉以度日者。因此，坐失机宜。至民众畏匪烧杀逃避，且因为过去军队纪律不良，对军队怀疑误会。地瘠民贫，供不应求，亦系实情。
（6）无统一收容机关。长途追剿，官兵因病落伍者，道路相望，一经剧战，死者伤者，无法传送，迟滞部队行动，关系甚大。如卫生机关健全，减少部队顾累，动作当较敏捷。
（7）各级指挥官缺乏独断力。匪情变幻，惟前线指挥官观察最为明确。此次追剿各战役，与匪接触，大部为其侧后掩护队，势虽顽强，力量究属有限。各级战斗指挥官，每为匪势所眩惑，不能窥破弱点，乘机腰截，或埋伏阻截，致匪主力逃窜。虽逐日穷追，见匪打匪，似非战之善者也。
（8）部队行军力不强。追剿部队困难不免，但匪能往，我亦能往。胜负之争，即在能争持最后五分钟以为断。我追击部队虽能忍饥耐苦，日行百里或百数十里以行追击，然始终仅能尾匪跟追，不能过度要求迂回截击。各匪首均得漏网，未收最后之胜利，不能不认为行军力之薄弱。
他如民众之无组织训练，对国军时生疑惧，侦探部队之不完备，地图方向之差错，往往均有遗误。尤不能不加注意。
嗣后进剿陕北股匪，利钝在军食之盈虚与转运之迟速。似应核实各军支食之人马，计算转运之时日。兵站与交通、卫生种种设备，更不可忽视。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第一方面军全军总兵力约一万六千多人。
一年前，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兵力为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除了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曾经存在过两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川陕苏区成立的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一九三五年二月在陕甘苏区成立的先后以谢子长、刘志丹和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说，在下寺湾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己也始终认为，下寺湾会议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填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时，在职务一栏里写道：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或者还不明确知道，张国焘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并且已经任命自己为“军委主席”了。张国焘还没用任何正式方式把他的这一决定通知中共中央。他没有立即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实际：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这一最佳时机将是他的南下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富饶巩固的新苏区建立起来的时候——张国焘把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南下战役上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赌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南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战役目标是：迅速翻越夹金山，南下并东出，占领川西平原边缘的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崃和大邑地区。
红四方面军面对的敌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庞大的军阀部队。
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北地区以来，四川军阀内部相互争斗的矛盾，让位于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当时，中国各省军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所隐藏着的“一箭双雕”的玄机看得十分透彻：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和收编地方势力，最后让中国成为统一的蒋家天下。诸葛亮说四川是个“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好地方，彻底地控制四川的梦想在蒋介石心中积存已久。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之后，蒋介石认为他控制四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一面调派大量的中央军进入四川，控制四川重要的军事要点；同时在峨眉山上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川军军官进行分化收买；然后，他派遣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建设四川”的名义进入四川。到一九三五年秋天，蒋介石已经把川军整编完毕。
川军被缩减了三分之一的部队。虽然其总司令部叫“善后督办公署”，有一点临时机构的意思，但川军依旧是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总兵力仍达二百多个团。川军的督办兼总司令是上将刘湘。
整编后川军主力部队的编制是：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共十五个团；
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辖第一、暂编第二、第四师，共十六个团、十二个独立营；
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辖教导师、第五师、边防第二路，共十四个团、六个独立营；
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辖第一三六、第一三七、第一三八师，加上一系列的宪兵、手枪、飞机、舰炮等大队和警备区、直属旅等，共二十二个团；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第一二二、第一二三、第一二四师，加上特务团，共十九个团；
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瓒绪，辖第一、第二师和暂编第一师，共十六个团、十一个独立营；
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辖第一二五、第一二六、第一二七、第一二八、第一三一师，共二十四个团；
第一〇四师，师长李家钰，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加上一个补充团和一个特务大队，共十个团。
刘湘的总司令部，即“善后督办公署”还有直属部队：暂编第三、第四师，暂编模范师，暂编独立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旅，警备第一路等，共三十八个团、十个营、五个大队。
整编后，蒋介石将川军各路将领一一任命为各地的绥靖司令，因而得以将川军主力部队全部调到了四川的边缘地区。大功告成后，蒋介石由衷地说：“四川不愧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蒋介石当然知道，红军也认为这里是一块“最好的根据地”。
刘湘敢怒不敢言。
面对红四方面军的突然南下，刘湘对川军军官们说了他的原则：只要红军不侵犯川西平原，就和他们对峙相处，别让老蒋坐收渔翁之利；但是，如果红军非要进攻川西平原，那就等于掏咱们的老窝了，那就要和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战役部署是：以第四、第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进攻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第三十军全部、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第九军二十五师组成中纵队，进攻芦山和宝兴，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第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其主力向东前出威胁大邑和灌县。另外，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守马塘、两河口，并威胁理县和威州；以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领二七七团驻守懋功和达维。
战役的主要方向是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崃和大邑，而对康定、汉源、荥经和灌县等各方向采取的行动都是佯动，为的是配合主攻方向的行动。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战役设想要求达成的目的也是惊人的。
自川西的夹金山大雪山往东，下山之后便自北向南排列着相距不远的几座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县城。这些县城拱卫着富饶的川西平原的西沿，大邑、邛崃、宝兴、芦山、名山、天全、雅安如同一个屏障，呈弧形围绕在成都西南方向不出三百公里的山脚之下。占领了这一条线，便可俯瞰整个川西平原；而自此进入成都，无险可守，可谓一马平川，只要有持续的攻击能力，整个成都平原将尽收手中。
当初中央红军自南向北经过这里的时候，知道这几座县城对于四川军阀的敏感与重要，因此尽量避开了这一线，向西上了夹金山大雪山。
现在，红四方面军把主攻方向选择在这一线，其战略目的十分鲜明：红军要占领的是整个川西平原。
朱德虽然同意这一战役计划，但是出于对战役难度的担忧，他就战术问题向红军指挥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朱德认为，部队一旦打出山区，战斗就从山地战和隘路战，变成了平地战和城市战；由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和堡垒战，而后者恰恰是红军所不擅长的。因此，要想取得战役的胜利，就要充分注意集中使用兵力，采取重点突破和袭取堡垒的战术原则。侦察要详细，计划要周密，多运用红军擅长的机动、穿插、夜袭等方法。既不能把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神化，消除官兵们的畏惧心理；同时也要学会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避免部队无谓的伤亡。
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占领了懋功、丹巴一线后，刘湘立即意识到红军下一步的企图只能是川西平原，于是他急令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以四川南路“剿共”总指挥的名义进驻名山县城，统一指挥布防在天全和芦山一线的川军。同时，命令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的部队全速赶赴芦山和天全一线增援。刘湘专门召见了第二十三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和“善后督办公署”直属模范师师长郭勋祺，对两位师长重申了他的作战目的和原则：川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红军堵住，只要把南下的红军堵在西北的山岳地带，保卫住川西平原的屏障，就是胜利。因此，仗如果打得顺利，只要把红军赶上山，部队就不要追了；如果打得不顺利，可以转移阵地保存实力，但是要尽可能与红军周旋，最大限度地迟滞红军于天全、名山以西地区，等待增援。最后，刘湘说：“川西平原决不可丢失，两位仁兄应该知道攸关利害所在。”
届时，防守金汤、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的是刘文辉部；防守宝兴至夹金山一线的是杨森部；防守宝兴以东一线的是邓锡侯部；杨国桢的教导师去的是芦山，而郭勋祺的模范师去的是天全。
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开始翻越几个月前中央红军翻越的夹金山大雪山，唯一的区别是方向相反。翻越雪山的时候，作战部队没有太多的损失，但是跟随部队出征的妇女团、总医院和运输队出现了严重伤亡。总医院年龄最小的女战士是十三岁的孙文莲，她由于身体太弱倒下了，在雪地里像是昏迷了又像是睡着了。不久前，在攻打懋功的战斗中，孙文莲在抢救伤员时意外发现了很久没有消息的大哥。大哥负了重伤，抬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伤口里长了蛆。大哥看了孙文莲一眼就死在了她的怀里，孙文莲都不知道大哥在那一刻是否认出了她。又过了两天，她竟然又遇到了负了伤的二哥，她本想好好照顾二哥，让他早一点康复。但是，攻打芦山、天全的战斗命令下达了，二哥被要求留在老乡家养伤。分别的时候，二哥的话让孙文莲很是悲伤，二哥说：“留下来就等于死了，我想往家的方向走，但很可能死在半路。你好好地跟着红军干，就当二哥已经死了。”自从他们兄妹三人参加了红军，因为不断地行军打仗，几乎没有见过面。现在，孙文莲见到了她的两个哥哥，同时也失去了她的两个哥哥。孙文莲实在坚持不住了，在雪山上闭上了眼睛。十三岁的孙文莲被后续部队的一个战士踩着了，战士把她从雪里拉了出来，然后大家轮流抱着这个瘦弱的小红军，最终让她在红军官兵的怀里活了过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的率领下首先翻过了夹金山，向在山下防御的川军第二十军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处在和红军接触第一线的杨森已经在懋功被红军打怕了，他一听说红军又开始翻越夹金山了，仅仅留下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师人马立即自夹金山脚下撤退了。留下的团长杨干才本来还准备利用有利地形抵抗一阵，但是，当红军官兵一路叫喊着冲过来的时候，他的战斗信心瞬间就丧失了。熊厚发一手举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大刀，率领官兵猛冲猛砍，凶悍无比。川军开始溃逃，红军狂追不舍，追击的路全是险要的隘口峡谷，川军在狭窄的山路上拥挤着溃逃，不少官兵被挤下悬崖摔死。杨干才的这个团一直逃到了盐井坪，被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的一支迂回部队截住了，全团遭到了红军的重创。熊厚发在和王树声率领的部队会合后，直扑宝兴县城。杨森见自己的部队已经无法控制并且伤亡巨大，干脆放弃了宝兴，向灵关镇方向撤退。在放弃宝兴县城的时候，由于这里的兵站储存着大量的大米和盐巴，杨森强迫官兵每人必须背上一袋大米或者盐巴，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最后只得下令纵火焚烧。宝兴县城大火熊熊，火焰很快殃及民众的房屋，整个县城最终成了一片废墟。红军穿过县城继续追击，一路向南追到了灵关镇，俘敌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两千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其前锋直逼芦山县城。
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翻过夹金山后，向东进攻，占领了大川场，歼灭了川军第四十五军的一部，直接威胁着邛崃。
右纵队自丹巴出发，首先攻占了夹金山西侧的金汤镇，击溃了刘文辉部的一个旅，然后迅速翻过大雪山，突然出现在雪山脚下的险要隘口紫石关的守敌面前。驻守在这里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的袁国瑞旅，这个旅在泸定桥与中央红军的战斗中严重受创，整编后全旅只有两个团，每团只有两个营。奉命调防夹金山后，官兵们怨声载道，因为天气寒冷却没有棉衣，武器也只有一半可以使用。负责防守紫石关的是这个旅的李全山团的两个营。从大雪山上下来的红军进入天全一线，必须要从这个险要的隘口通过。隘口的两面都是悬崖，川军在布置了对隘口的火力封锁后，认为红军本事再大也很难从这里通过。红军右纵队司令员倪志亮和红四军军长许世友仔细研究了紫石关的地形。在当地一名采药人的带领下，红军官兵沿着一条绝险的小路登上悬崖，绕到了紫石关守敌的侧后，突然发动了袭击。李全山团长还没弄明白红军是如何从悬崖绝壁上过来的，他的部队就已经顺着山路往天全县城撤退了。川军在沿途的几个险要阵地试图组织起阻击，但都是还没有进入阵地红军就追到了眼前。跑着跑着，李全山发现身边的官兵已经不多了，而后面的红军依旧喊着口号在追。在距离天全县城还有十几里的时候，川军和红军都跑不动了，气喘吁吁的红军官兵大声劝说川军官兵不要跑了，只要说出营长和团长在哪里，红军就优待俘虏，结果所有的川军士兵都就地躺下不跑了。只有团长李全山继续跑，跑到已经能看见天全县城的时候，旅长袁国瑞前来接应了，红军这才放慢了追击的势头。天黑下来，红军又一次发起了攻击，袁国瑞旅在黑暗中一片混乱。到天亮的时候，全旅已经退到了天全县城城门外。但是，驻守在县城里的模范师师长郭勋祺不但下令不准开城门，而且还命令机枪向袁国瑞旅的残兵扫射。郭师长说：“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袁国瑞旅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对模范师的无情无义万分愤怒，竟然率领官兵向郭勋祺部的一个机枪阵地发动了奋不顾身的进攻，结果把这个机枪阵地给冲垮了，这个被打开的缺口让袁国瑞旅的幸存者逃进了天全县城。
天全县城分新、旧两城，新城在西，旧城在东。全城三面是悬崖绝壁，城南架有浮桥，城西北有大岗山俯视。川军师长郭勋祺认为这里地形险要，对抗红军不需要那么多兵力，于是把第一旅派在远离县城的宝兴方向，命令第二旅防御大岗山，第三旅为预备队，师直属队防守新城，师部在旧城——对于如此分散的兵力部署，郭勋祺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雄心勃勃的郭勋祺刚刚从旅长升任师长，无论对红军还是对川军的其他部队他一律蔑视。在无法阻止袁国瑞旅的溃败后，决心死守天全的郭勋祺一面命令第二旅旅长唐明昭加强大岗山阵地的防御，一面命令廖泽的第三旅派一个团到县城增防。
攻击天全外围阵地大岗山的红军部队是第四军的十二师。川军的这个阻击阵地利用天全河作为屏障，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因此当红军发动进攻后，川军得以藏身在碉堡里与红军顽固抗衡。红军的多次攻击受阻，军长许世友命令部队暂停攻击，决定组织突击队趁夜绕路攀崖进行偷袭。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红军突击队沿着大岗山西南面的绝壁攀了上去，在微弱的星光下登上了大岗山的山顶。果然，红军再次出其不意，山顶上的川军营长周曼生正在屋子里烤火，手还没离开火盆就被红军活捉了。突击队偷袭成功后，正面部队即刻开始攻击，在大岗山阻击阵地上的川军徐元勋团被消灭大半，剩余的官兵纷纷放弃抵抗逃往天全县城。另一路红军在十师副师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先尾随袁国瑞的溃兵接近了县城，然后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涉水渡河，占领了天全县城南面的浮桥，继而向防守新城的郭勋祺的手枪营发动了攻击。接着，各路红军协同攻击旧城。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进郭勋祺的师部时，郭勋祺在警卫的掩护下边打边撤，撤到了县城东面的一座高地上。
十一月十日清晨，天全县城被红军攻克。
天全战斗进行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对芦山县城的攻击也开始了。
杨森的第二十军一路溃逃进芦山县城，让在这里防守的杨国桢的教导师官兵大惊失色。杨国桢虽然没有像郭勋祺那样轻视红军，但也对自己在芦山外围设置的口袋形防御火网抱有希望。为了把红军进攻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已经布置好的火网中，他特地派出了一个营当诱饵。十一月四日上午，红军的攻击开始时，似乎确实有一支红军部队对这个“诱饵”展开了攻击。但是，当杨国桢感觉红军已经进入了他的火网的时候，芦山岗阻击阵地四周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红军，高地上的第一团陈康营受到了红军的迎头猛击。杨国桢立即派部队增援该营，但是，包括增援上去的那个营在内，两个营在越来越多的红军的打击下不得不放弃了芦山岗阵地。直到这个时候，杨国桢才明白，红军早就看出了他设置的口袋，红军以一支小部队佯装上钩，主力则集中进攻芦山岗。芦山岗的丢失给川军防线带来了崩溃的迹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芦山县城外围川军的阵地被迫逐渐压缩，教导师第二团在最后时刻投入了预备队也没能挡住红军的进攻。中午的时候，红军推进到芦山县城城墙下，杨国桢在城墙上观察，几次命令第一团团长张竭诚出击，张团长的表情确实很激动，他不断地喊着：“老子和他们拼了！”但是就是不动身，最后竟然在城墙上的行军床上躺了下来。红军对县城的攻击持续了两天，在芦山城处在红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杨国桢最后率部弃城逃跑。
防守天全和芦山的郭勋祺部和杨国桢部在逃跑的时候，都受到了红军的快速追击。郭勋祺师长逃到半路，得知芦山也丢失了，立即命令部队离开公路进入大山，而他自己则带着一个排的警卫和几个幕僚逃往了洪雅县城。而杨国桢部更是一逃就溃不成军，虽然事先制定过撤退路线，但所有的计划都在红军的杀声中被川军官兵忘得一干二净。教导师第二团团长李长烈身边只剩了两个机枪排，天降大雨，他们在惊恐中找不到通往名山县城的路了，转来转去转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的呐喊声一起，李团长身边的官兵扔掉枪支，扯去军装上的番号，丢下他们的团长四处逃窜。那些逃进了名山县城的残兵，因为惊魂未定不敢在城内停留，便继续沿着公路往百丈关方向退去。
经过十几天的战斗，红四方面军夺取了宝兴、芦山和天全三座县城，占领了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
红军官兵为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在攻占芦山的战斗中，就有近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阵亡，第三十军九十师政委何立池，二七九团团长周绍成、政委韩文吉、副团长丁子高都牺牲在了阵地上。但是，川军的损失更是惊人：在天全和芦山前线的川军的七个旅中，独立第二旅伤亡和被俘官兵达五千七百多人，教导师第一旅伤亡两千八百多人，模范师第二旅伤亡和被俘一千八百多人——川军在短短十几天的战斗中，伤亡和被俘官兵总数达到了万人以上。
红四方面军已经造成了直取成都的强硬态势。
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天全和芦山之后，张国焘给中央发去了电报，虽然依旧没有正式通报他成立“临时中央”的事，但是口气上已经流露出“中央”的味道：
林、聂、彭、李、徐、刘并转毛、周、张、王、博：
（甲）我军于占领天全后，又于本月十二日攻占芦山，是役击刘湘之教导师、模范师、新编二师之第四旅、刘文辉之第五旅，并将刘湘独二旅全部缴械。敌仓皇溃退，我军正跟踪追击，乘胜夺取名、雅，俘获已在五千以上。
（乙）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朱、张
十二日
张国焘的电报是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而“徐、刘”指的是徐海东和刘志丹，这就是说电报同时也是发给红十五军团的，然后再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
张国焘“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这句话，说得太急切了——欠缺军事常识的张国焘并不知道，总兵力仅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就其目前所处的位置来讲，正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境遇。
同日，中共中央给张国焘回电，旨在提醒他谁才是党中央：
朱、张、徐、陈诸同志：
（甲）我一、三军已同二十五、六、七军在陕北会合，现缩编进行粉碎敌人围攻的战斗。
（乙）中央及中［央］政府、红军陕北间工作磋商［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联系。
（丙）对时局中央已发表宣言，检查政府及中革军委工作，将来再发宣言号召抗日反蒋战争，重申诸协定。
（丁）你们以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任］何表示。
（戊）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己）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三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了中纵队的全部力量：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第九军二十五师，再加上右纵队的第四军，一共十五个团的兵力，向天全、芦山的东北方展开了进攻，在朱家场、太和场一线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接着，红军向位于观音场、百丈关的川军阵地发动了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川军第一〇四师师长李家钰下令放弃百丈关。
百丈关，卡在名山北上邛崃的交通要道上的战略重镇。
百丈关的失守不但令红军直接威胁了四川“剿共”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邛崃，而且已经有了从北面直袭成都盆地的可能。于是，刘湘严令南路军总指挥潘文华无论如何要把红军的攻击遏制住。潘文华亲自率领特务营，举着手枪，站在公路上制止川军的溃逃，并指挥第四师逆败兵前行，阻击一路追击而来的红军。增援的川军模范师廖敬安旅到达了邛崃，刘湘立即说：“到南桥去领子弹，到军需处去拿钱，然后赶快给我上去！”接着，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率领着师部也到达了前线。大量的川军堵截了红军追击的路线，双方终于在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一线形成了对峙。
红四方面军如果再继续追击，就可以进入富饶的川西平原了。
而对于川军来讲，百丈关是川西平原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去川西平原，失去成都盆地，川军还何以为川军？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川西，进而威胁成都，最后“赤化”整个四川。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前提下，庞大复杂的川军将所有内部的矛盾与恩怨都让位给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紧急调动所有的兵力，在进入川西平原的通道上，与红军决一死战。
邛崃至名山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公路以北不出几里就是川西山区，公路以南则是丘陵间的旱田耕地，而扼守在公路上的百丈关四周地势平坦，有利于重武器和大部队的展开。
川军各部队开始向百丈关一带集结，规模之大在川军历史上不曾有过：第二十一军唐式遵部的两个师、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的三个旅、模范师郭勋祺部的三个旅、第一〇四师李家钰部的四个旅同时向战场上急驰。至十一月十八日，在百丈关附近狭小的地域内，川军集中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的兵力。
同时，蒋介石命令正在围困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立即北上，火速向百丈关开进。
鉴于之前川军的不战即溃，总指挥刘湘发布了《告剿共官兵书》：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由连长枪决，连长得由营长枪决，营长得由团长枪决，团长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倘有瞻徇隐匿者，由总司令查照依法严办。
百丈关，距离成都不足一百公里的一个普通小镇，很快就会成为令川军和红军都难以忘却的血流成河之地。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川军第四师第十旅向治安场的红军阻击阵地发起了进攻，目标是百丈关。第十旅顺着公路以三路队形在机枪和火炮的掩护下不断冲锋，一线和二线部队轮流交替进行，红军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代价，依旧无法遏制川军的攻击，被迫开始向黑竹关方向撤退。川军投入了预备队追击进攻，红军放弃了黑竹关撤退到挖断山。川军在百丈关战斗一开始便显示出的决死势头让红军官兵始料不及。在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后，红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在黑竹关至挖断山一线，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川军投入的重武器火力十分猛烈，第四师和模范师的部队在阵地上前后一字排开，无论红军的反击如何坚决，他们退下去又接着冲上来。第十旅投入了全部兵力，仅在挖断山附近的战斗中就付出了伤亡五百人的代价，而红军的伤亡也达几百人，双方官兵的尸体在战场上堆叠在一起，残肢在剧烈的爆炸中连同潮湿的泥土一起四处飞溅。模范师第三旅的旅部就设在公路边，其八团在公路南，九团在公路北，督战的宪兵横枪站在公路上。红军的反击沿着公路直接向川军的碉堡展开，但是碉堡里射出的重机枪子弹令红军无法推进。红军立即改变了攻击方式，沿着公路两边的田埂前进，川军马上将迫击炮的炮口对准了没有任何遮蔽的田野。在剧烈的爆炸声中，红军官兵倒下一批又有一批紧跟上来，川军面对红军决死的态势惊骇不已。第三旅旅长廖泽看出了川军阵地上的动摇，他带着手枪队和预备队赶到了前沿，大喊：“我们必须死守，后面就是总指挥部！谁要是后退，就地枪决！”不敢撤退的川军只有拼命射击，把成束的手榴弹投向进攻中的红军。廖泽知道，机枪手是战场监督的重点，于是他两眼发红地站在机枪手的身后，机枪手一看干脆站起身来射击，冲在最前面的红军纷纷倒下。在剧烈的对抗之后，红军的攻势逐渐减弱，廖泽不顾一切地命令手枪队和预备队全线出击。两军开始了混战，双方官兵厮打在一起。廖泽的预备队队长和手枪队队长都在肉搏中被打死。在付出了几近伤亡一半的代价后，红军的攻势暂时停止了。此时，攻击公路南侧川军阵地的红军部队也出现了巨大伤亡。红军被迫撤出了百丈关战场。
川军的决死坚守和强行推进取得了初步进展。
这是自天全、芦山战斗以来，川军首次没有撤退反而推进了。
川军连夜补充兵力和弹药，并且给官兵分发了大洋。
十七日，红军再次发动了攻击，攻击的重点集中在百丈镇。程世才和李先念把第三十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了镇子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由于连日血战未见成效，徐向前亲自去了前沿指挥所。一路上，天上是敌人的飞机，四周是猛烈的炮火，徐向前在枪弹纷飞中绕来绕去，才到达第三十军指挥部。徐向前和李先念的共同判断是：刘湘已经孤注一掷了，但是红军只要顶住敌人的攻势，寻找时机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而目前最大的威胁是敌机对红军阵地持续不断的轮番轰炸，部队处在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又没有对付敌机的有效武器，冲击部队的头顶上炸弹像下雨一样。
川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
就是否还能拥有富足的川西平原而言，百丈关之战是川军没有任何退路的战斗。
身经百战的徐向前意识到：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此战凶多吉少。
东、北、南三个方向，整团整团的川军黑压压地上来了。
天上的敌机一次又一次地俯冲投弹。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一片火海。
川军采取了集团冲锋的方式。在红军数十挺机枪的扫射下，公路和田地里躺满了川军官兵的尸体，但是川军的攻势依然没有减弱的趋势。在百丈镇东侧的桥头，红军临时修筑了堡垒，川军在攻击这些堡垒的时候，数次冲锋都没有取得效果。督战的川军军官把成筐的大洋抬到了前沿，现场招募敢死队，结果一百多人争相报名。川军把机枪和火炮都集中过来，一齐向红军的堡垒轰击，敢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也开始了冲锋。红军的堡垒被一一炸塌，川军的敢死队冲到了桥头。但是，在那一瞬间，红军官兵突然从坍塌的堡垒废墟中冲出来，与川军的敢死队展开肉搏。大刀和刺刀尖厉的碰撞声、官兵们的咒骂和厮打声混合在一起，鲜血在地面流淌，倒下的伤员在血泊中呻吟。红军和川军的后续部队不断拥挤上来，小桥上堆积的人已经无法分别敌我，红军和川军血淋淋地厮打在一起。一支红军部队绕过桥头，到了川军攻击部队的后面，但是他们发现川军的预备队兵力十分充足，红军试图袭击的部队立即与川军的预备队发生了搏斗。在川军逐渐感到不支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了不分敌我的猛烈轰炸，轰炸从桥头一直延续到百丈镇，百丈镇刹那间砖石横飞，大火冲天。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川军终于突破桥头进入了百丈镇。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命令王维舟负责向百丈镇运送弹药、转运伤员。作战部队的弹药快要接济不上了，大量的伤员根本无法转运出去。王维舟只好打电话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求援：“你来帮帮忙吧，伤员太多，我一个人搞不赢啦！”李聚奎正带领第三十一军直属队在镇后待命，他放下电话骑上骡子赶到了百丈镇。王维舟的指挥所设立在街道上的一家店铺里，他一看见李聚奎就说：“后面又发现了敌人！”话音未落，通信员就喊起来了：“敌人冲进来了！”李聚奎出了店铺一看，川军已经蜂拥而来。他赶快跑到隔壁的红四军十师政治部，通知他们赶快撤离，然后他和王维舟急忙往镇外跑。川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第三十一军教导队及时冲了上来，才把追击的川军廖泽旅三十一团一连顶了回去。三十一团团长谢浚冲进百丈镇的时候，抬头看见了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谢浚觉得自己立大功得大洋的机会到了，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旅长廖泽，但是他的一连没等他的命令就追了出去。这个连的连长是土匪出身的王廷章。一连追了没多远，就遭到红三十一军教导队的阻击，亡命连长王廷章即刻就被红军打死了，全连逃回镇子里的官兵只剩下二十多人。
红军又开始了反击。由于撤离百丈镇时太仓促，大量的枪支弹药和伤员全部丢在了镇子里，因此必须反击回去。许世友的第四军的一个团在陈锡联师长的带领下跑了上来，接受了任务之后，陈锡联把袖子一捋对官兵们说：“冲进去，打！”红军官兵如同一股洪水向镇子里的川军席卷而去，刚刚占领了镇子立足未稳的川军瞬间就被打了出去。李聚奎带着教导队跟在陈锡联的后面进了镇子，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镇子里的第三十一军指挥部已经遭到了川军的洗劫，枪支弹药都丢失了，王树声的两个文件包也被翻了个底朝天。经过清查，文件居然一份也没少！红军这才知道川军只要财物。清查文件的时候，有一份文件让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感到十分意外，这竟是一份张国焘制定的再次北上穿过松潘草地的计划！
尽管后来红四方面军确实再次北上，并且第三次穿过了松潘大草地，但是在张国焘一心一意实施他的南下战役的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如此超前地制定了这样一份回头北上的计划，无法解释。
被红军反击出百丈镇的川军逃到了东面的桥头，被督战的手枪队截住了。川军官兵看见他们的团长谢浚也拿着把大刀站在那里。有川军士兵说：“他捡了一把红军的大刀！”官兵们正犹豫，谢浚团长竟然横躺在地上，将手里的大刀来回舞着：“要与百丈镇共存亡！谁后退我就砍了谁！”川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到了。天黑了下来，川军在镇子的东面，红军在镇子的西面，两军对峙入夜。
第二天的战斗更加激烈。为了争夺百丈镇，红军和川军几进几出，镇里镇外布满了双方官兵的尸体，相持不下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二十一日，我黑竹关一带的前锋部队被迫后撤，敌跟踪前进。二十二日，百丈被敌突入，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
在百丈关这个狭窄的战场上，短短七天之内，双方伤亡官兵竟然达到了两万多人，战斗之惨烈难以尽述。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六个师到达了洪雅、雅安一线。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预定计划，撤离百丈关地区。
此时，川军的重兵集结在芦山、天全的东面，国民党中央军集结在芦山、天全的南面，红四方面军南下和东出的计划都已无实现的可能。
百丈关一战，成为红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御的转折点。
张国焘坚持的南下计划最终被百丈关阻断了。
已是冬天，四川西部风雪弥漫，天寒地冻。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川军进行着“尸骨错列，血流满地”的战斗的时候，在川西遥远的东北方向，红一方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一个叫直罗镇的地方也进行了一场血战。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十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重新调整了部署，企图以五个师的兵力沿着陕西西部的葫芦河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封锁线。具体部署是：东北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和第一一一师，由甘肃庆阳、合水地区沿葫芦河东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然后沿葫芦河西折。
从甘肃东进陕西的东北军四个师在行军路线上有南、北两条线可以选择：南路经甘肃、陕西交界处的太白镇向东南方向，经过上畛子直接前往洛川。这条路平坦，相对安全，不久前第一一七师就是走这条路到达洛川的，但是走这条路要比走北路多出两百多里。而北路不但道路狭窄，且要通过苏区边缘地带的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地段，容易受到红军的袭击。当时，四个师的绝大多数军官都认为应该走南路，唯独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说：“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咱们一共有四个师怕什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军四个师开始沿北路东进。先头部队就是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然后是第一一一、第一〇六和第一〇八师，总兵力三万人。
东北军的作战部署对于红军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东北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如果他们的封锁线一旦构成，红军就会被困在一个狭窄的地域里，冲破“围剿”将是十分艰难的，红军的生存也将面临严重危机。
红一方面军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战的胜负。
对于红军来讲，此仗不但要打，而且必须打胜。
如果让东北军突进根据地，红军就只能再度转战。
直罗镇战役是红军没有任何退路的战斗。
直罗镇，一个不足百户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过小镇。镇东面有座破旧的石头围墙的小寨子，小寨里的房屋因无人居住已经坍塌。北面是那条平缓的葫芦河。红军将领们仔细地查看了战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道坡，都认为这里的地形如同一个大口袋，是伏击敌人的绝好地点。查看完战场地形，战斗计划也制定完毕，大家都对镇东头的那个破旧的小寨子不放心，于是专门派第十五军团的一个营把那座寨子拆了，以免战斗打响后被敌人利用。
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指挥部进入了张村驿镇。
同一天，一支红军部队奉命前去引诱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是个行事谨慎的人。走到离直罗镇不远的黑水寺时，他召集了师长会议，特别提醒部队要提高戒备，加强相互间的联络，并制定了各部队相互掩护的具体计划。
第二天，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从黑水寺向直罗镇行进。下午四点左右，在红军那支边打边退的小部队的引诱下，第一〇九师渐渐开进了直罗镇。六二六团和六二七团占领了镇子两侧的高地，并展开了警戒。师长牛元峰一边往镇子里走，一边让副官给董英斌发电，说他已经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山东沂水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曾经出任东北军辎重司令多年，因为跟张学良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除了轻视红军之外，连军长董英斌也不在他的眼里。但是，终究是辎重部队出身，刚任野战师师长，别说是作战经验，他根本就没指挥部队打过仗。
天黑了，各路红军悄悄地将直罗镇包围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的冲锋号突然响起。红一军团二师、四师、十三团从三面向牛元峰的部队发起了猛攻。第一〇九师各团的联络瞬间就被红军切断了。还在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六二六团团长在最后一刻开枪自杀，六二七团团长身负重伤后死亡，两个团的剩余官兵在红军的追杀下四处逃散。红军主力部队直扑镇子中央，第一〇九师师部的大部分人员、物资和马匹全部落在了红军的手里。
红军的袭击如此突然，东北军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各师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这让师长牛元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头天下午他走进镇子的时候，如果有如此数量的红军埋伏在附近，他的四个团向四面放出的警戒哨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现呢？而且红军向来惯于夜袭，可是一个晚上都睡得好好的，为什么天一亮就成了这个样子？红军冲进镇子的时候，牛师长带着警卫人员和一部分士兵跑到了镇南面的小山上，但是红军的追击部队紧跟着就上来了。他又往东跑，钻进了镇子东头那个有石头围墙的寨子里。
寨子立即被红军包围了。
这个事先让红军拆了的小寨子，昨天晚上竟然被东北军修复了。也许东北军军官比他们的师长更懂得一些军事常识。
周恩来上来了，在望远镜里观察了一会儿，对带领部队冲到这里的徐海东说：“围住了就行，里面没有吃的没有水，他们总是要出来的。”
牛元峰躲在寨子里不断地发电报，要求董英斌派部队解救。董英斌派出的第一一一师六三一团还没看见直罗镇就遭到了红军的伏击，六三一团即刻逃回黑水寺去了。万般无奈的牛元峰把被围的情况报告给了张学良。
晚上十点，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决定，在直罗镇地域与红军决战。
总司令部直辖第一〇六师、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奉命立即向直罗镇增援，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奉命向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张村驿发动进攻，西北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奉命配合第一一七师作战。
二十二日上午，第一〇六、第一一一两个师起程向直罗镇增援，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和西北军的第十七师竟然都原地未动。
国民党军各部队之间的芥蒂再次成全了红军。
红军抓住时机先打击第一一一师，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黑水寺的第五十七军军部。董英斌唯恐自己的部队被红军歼灭，在第一〇六师的掩护下向太白镇方向撤退。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分三路迅猛追击，终于追上了第一〇六师的后卫六一七团，并把这个团歼灭在羊角台至张家湾的途中。
被包围在小寨子里的牛元峰此刻已经是饥渴难耐。当直罗镇的西边响起了枪声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定是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率领身边仅剩的五百多人突围。突围前，牛师长还到各连作了最后的嘱咐：“到了紧要关头，除了死里求生，没有别的办法。”半夜十二点，突围的队伍刚一出寨子，就被一直包围着寨子的红十五军团冲得七零八落。牛元峰在卫兵的掩护下一路狂逃，连着翻过了十几个山头，身边只剩下参谋处处长和一个副官了。天已经亮了，追击的红军越来越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跑在前面高喊着“缴械”的红军官兵的模样了。牛师长彻底绝望了，他把自己的勃郎宁手枪递给副官说：“把我打死吧。”副官接过手枪照着牛元峰的后脑开了一枪，子弹从牛元峰的前额穿出，在面颊的上半部炸出了个大窟窿。
红军全力攻击第五十七军退守的太白镇，未克。
红军掉头去找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而这个师早已经逃得没了踪影。
红军就此收兵。
是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加一个团，毙伤敌一千余人，俘敌五千三百六十七人，缴获长枪三千四百支、短枪一百二十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刺刀一千三百五十九把、子弹二十二多万粒，电台两部。
红军伤亡八百四十八人。
直罗镇战斗对于红一方面军是一个转折点：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和谋求新的发展的出发点。
而对于中国历史来讲，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就要来临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高呼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的六千北平学生走上了街头。
对于那些已经走完了漫长的征途，还要继续在征途上前行以及正准备踏上艰苦征程的红军官兵来说，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平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里发生的事件，将对他们的命运和前程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而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经历了重重磨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将要与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巨大机遇迎面相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