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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
1935年6月·四川达维
川军旅长许剑霜驻守德昌。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川军中任第一路前敌指挥时，他曾是刘伯承手下的一个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了朱德、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和安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投靠了在四川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刘元璋。德昌原来的守军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从会理继续北上并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识，在这些豪绅的一再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带一个团前往德昌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到达德昌的时候，刘伯承写给他的信也到了。刘伯承在信中除了重叙旧谊之外，还奉劝许剑霜不要与红军为敌，让开一条道路给红军通过。许剑霜反复权衡了利害之后，让亲信把这封信火速送交了刘元璋，并恳切地建议刘元璋接受刘伯承的要求。
信送走之后，许剑霜没有得到刘元璋的回音。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川军仅仅打了几枪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退得无影无踪，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了德昌县城。
德昌果然物资丰富。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丢了德昌的许剑霜退回了西昌，立刻遭到了刘元琮和那个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中将的刘元瑭两兄弟的辱骂。刘元琮早有兼并许剑霜旅之意，因此两兄弟坚决要求把“通敌”的许剑霜杀了。刘元璋平时就很难驾驭这两兄弟，他也明白他们杀许剑霜的真正意图；而如果真把自己昔日的这个同学杀了，恐怕连自己的地位也很难保住。于是，刘元璋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的？”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荒凉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沿途集镇和村庄里的百姓大部分跑了，因此，红军的队伍穿行时寂静无声。最穷苦的人照例对红军的到来很感兴趣，红军官兵和他们搭话，送给他们食物。胆子大些的小贩在路边卖面饼和汤圆，冲着红军的过路队伍大声吆喝。
过了德昌，再往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国民党正规军更霸道的部队，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邓秀廷在西昌一带是著名人物。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了地方团总。他照搬祖父“以夷治夷”的办法，挑拨彝民不同分支族系之间的冲突，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并动用武力屠杀反对他的彝民。几年前，他“征剿”西昌附近的马家彝人，竟一口气烧毁了三十多个彝寨，杀了一千多人，灭了彝族中的五个分支族系，结果“远近支彝望风投降”。这样一个土匪式的人物，却被国民党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奉命防守距西昌上百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了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璋的部队。国民党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此，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叫黄水塘的地方时，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说不过去。邓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趁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了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的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还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地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于是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但是，副官仅仅记得对空识别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下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一个叫邓华钦的连长。
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了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西南这座重镇被彻底暴露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就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时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两人之间关于烧与不烧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第二天刘元璋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民众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让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了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国民党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城。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了意见之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刘亚楼和左权带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但是，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了，彝人对汉人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了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了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在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的当天，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
林、刘、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
各兵团今二十一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左权］、刘［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制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冕宁］。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龙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应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二十一号十八时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此时都在读同一本书：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续编》，书中记述了一八六三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汹涌，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悬崖陡立，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结果是伏尸遍地，血流成河，四万农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灭。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命运起伏，几乎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衰史的写照。一八五四年，石达开受命主持军务，这个聪慧勇猛的农民领袖很快以痛歼湘军水师、收复武昌、进军江西而声名大振。在接连占领了五十余座县城后，石达开的农民起义军把湘军将领曾国藩困在了南昌城的大营里。接着，农民起义军占领区连接了皖赣鄂三省的广大区域，开创了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开始，石达开受到了洪秀全的猜疑，这迫使他于一八五七年率二十万起义军离开了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辗转作战。这是一支没有后方基地的部队，先后进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和四川，不断地在清政府军的围剿下遭受重创。一八六三年的春天，石达开率残部四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然后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之后的北上路线，正是现在中央红军要走的那条通往大渡河的小路：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买通了彝族土司，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和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在一次强渡时，大军已经渡过了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被截为两段，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明日毕渡。”——既然有时间又有能力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撤回来，为什么不连夜再抢渡过去一万人巩固对岸渡口？——当农民起义军再一次准备强渡的时候，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个儿子，被围困的大军立刻停止了渡河，决定在这个绝地“庆贺三天”。三天过去了，大渡河水由于山洪暴发“陡高数丈”，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因此被困岸边。清军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但是，清军已经逼近了起义军的大本营。面对即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写信给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求自己一死而赦免他的部下。骆秉章假意受降。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然后自己一人走向了清军的营帐。被俘后的石达开在成都经过严刑审讯，最终被清政府以最残酷的“凌迟”处死。而他的部下两千多人并没有被赦免，在放下武器后全部被杀。
现在，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依然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狭窄封闭的地域里，如果一旦被大渡河所阻挡，挣脱被围歼的命运就等于是一场血战死拼。
蒋介石再读《庸庵文续编》时感受复杂。当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后，他曾经部署在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但是，计划还没有执行，他就被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停留会理所困扰了。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在会理停滞不前是在开会解决问题，而是认为红军在会理停留多天必有蹊跷——在与共产党人的多年对立中，毛泽东给了蒋介石太多的意外，以致现在无论红军作出什么举动，蒋介石都会首先感到其中有诈。但是，等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发现毛泽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沿着当年石达开走的路线北上了。这时，他想起了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江西苏区的时候，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说过：红军很可能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毛泽东是懂得历史的，中国版图如此之大，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走石达开的死路？疑惑重重的蒋介石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当情报最终证实中央红军向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走去时，蒋介石这才感到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之前，中央红军曾在无线电中收听到了《四川日报》的一条新闻，题为《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六日本报载杨森将衔新命，现此种新命已经发表。十五日蒋委员长自昆明来电，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四旅，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防务，保障川南。蒋委员长原电中，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现杨森氏已遵命就职，亲赴大渡河积极设防，准备予匪以迎头痛击。
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全都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东方向，蒋介石把防守的重点并没有放在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这说明他依旧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与石达开完全一样的旧路。
对于川军杨森，毛泽东并不熟悉，和杨森熟悉的朱德说，蒋介石的这个任命是“一石两鸟”，既考验了杨森对他的忠诚，也可借此机会拉拢杨森，促使杨森率川军与红军血拼一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一定会避免走石达开的旧路，毛泽东对这样一种心理十分清楚；但是毛泽东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背叛和出卖了他，不然清军也无法顺利地通过彝区来到大渡河边。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给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红军模范地执行民族纪律，取得彝人的信任，抢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命令十九岁的萧华带领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
如果不是严峻的军事形势所迫，中央红军也不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既然走到了这里，就要坚决地走下去。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绝不是石达开的太平军。
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毛泽东深刻地知道这一点。
但是，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蒋介石绝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就是历史得以丰富的原因。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工兵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这令红军官兵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前面有一队男男女女向他们跑来，而且无论男女一律赤身裸体，这使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既紧张又惊讶。这些自称来自外省的过路客商说他们遇到了彝人，不但东西全被抢光，连衣服也被扒光了。在进一步的询问中，红军官兵终于弄明白了，这些遭到彝人袭击的汉人根本不是什么客商，而是为了躲避红军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有些担心起来。大家议论说，我们一不是压迫彝人的官员，二不是剥削穷人的财主土匪，彝人会把我们怎么样？正说着，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上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反抗。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带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他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六团一营的官兵。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赤身裸体，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营长曾保堂命令大家赶快凑衣服。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件事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执行纪律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小叶丹的彝族头人。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人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红军总司令部以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布告，布告是一段顺口溜：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与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人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
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
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径直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欢迎。女红军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
为了加深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给彝人准备了大量的礼物，但是薛岳发现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已经很深，于是他立即命令给每一个彝人紧急“消毒”。国民党任命的那个“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刚刚走出彝区的先遣队到达了距安顺场渡口三十公里处的擦罗小镇。小镇上只有二十户人家，但却有一座刘文辉供给西昌守军的粮库。当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一团到达这里的时候，粮库守备官还以为来的是中央军，立即上酒端肉热情款待。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官兵们故技重演，不但在宴席上大吃大喝了一顿，而且还接收了粮库守备官如数交出的军粮。这笔数目巨大的粮食让先遣队喜出望外但又不知如何处理：白花花的大米总计二十四万斤，用六十斤装的大麻袋一共装了四千包。在把川军守备官兵俘虏了之后，这批粮食被红军总部分配给了各军团，剩余的全都分给了镇子周围的穷苦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一人一麻袋，百姓们个个兴高采烈，直说：“红军好！红军来了把刘家的米给我们吃！”
当晚八时，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了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看见了令石达开四万农民军伏尸遍野的安顺场渡口。
与此同时，在大渡河下游的大路上，由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佯装主力的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也接近了大渡河。
这支部队顺着通往大渡河的大路，经泸沽，向越西县城方向前进。大路上没有彝人的阻拦，却有川军的阻击。在小相岭隘口，川军挖断了道路，架上了吊桥。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和便衣队副队长范昌标带领一个侦察班，在当地一位采药老人的引导下，绕到了川军阻击阵地的后面，突然向守卫吊桥的川军发动了袭击，一举占领了小相岭隘口。越西县城的川军向这里打来电话，但是电话始终没人接听，县城里的川军立即意识到隘口丢失了，他们作出的决定竟然是放弃县城，向大渡河渡口方向撤退。川军的撤退导致了包括越西县长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地方官员的大逃亡。因此，通过了小相岭隘口的红军第二先遣队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越西。
县城显然刚刚受到破坏，到处是残砖破瓦。原来三月的时候，四千彝民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越西附近的三个县同时举行了暴动，并且围困了越西县城。正当县城几乎被彝民攻破的时候，由于中央红军的接近，大批川军的增援部队到达了这里，暴动的彝民被迫跑到了附近的山上。现在，他们听说越西城里的国民党军都跑了，彝民断定能够吓跑国民党军的红军必定是自己的朋友，于是纷纷下山进入县城来欢迎红军。进入越西的红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监狱打开。在彝族和汉族群众的注视下，红军战士用大木杠反复撞击监狱的大铁门，随着监狱大门的訇然倒塌，三百多名因参加暴动被俘的彝人一拥而出。红军给每个彝人发了布匹、食物和银元，给全城的穷人分了粮食。结果，整个越西城内要求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近千人，其中彝族青年达四百人。当第二先遣队从越西出发继续北进的时候，欢送他们的彝、汉群众抬着猪肉和酒站满了街道两旁。一些没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彝、汉青年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跟出去很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先遣队到达了大树堡附近。红军接近大渡河渡口的消息引起了川军的恐慌，川军王泽浚旅派出一个连从大渡河的北岸渡了过来。这个连到达南岸后，在大树堡渡口以南的鱼塘要隘上放了一个排，在渡口上放了一个排，其余的兵力驻扎在大树堡镇的街里。他们命令这里的群众在街上堆放木柴和稻草，准备红军一到就放火烧街。
到达了鱼塘要隘的红军第二先遣队决定分三路进攻大树堡：一路占领要隘，一路攻击大树堡镇，一路直接占领渡口。战斗短促，大树堡镇里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放火，红军就冲了进来，俘虏了川军的连长。防守渡口的川军一听响起了枪声，争相上船逃往北岸。赶到渡口的红军没有向他们射击，故意放他们回去报信。
就在刘伯承看见了安顺场的灯火的时候，左权和刘亚楼也到达了大树堡渡口。与刘伯承率领的这一路红军秘密接近渡口不一样，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军官兵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准备。他们公开征集造船和搭浮桥的材料，动员群众砍毛竹、拆房屋，甚至声势浩大地组织群众把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拆了。在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往河边的时候，红军官兵组织群众使劲儿地喊着号子。为了震慑川军和扩大声势，红军还把从越西逃到这里的县长彭灿拉到河边，先召开了公审大会，然后当着对岸川军的面，把彭灿的脑袋砍了下来。
川军急忙调兵加强大树堡渡口北岸的防守，一共调来了五个团，再加上富林的地主武装羊仁安的部队。结果杨森部署在大渡河下游的近两万川军，在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过程中，除了一个连曾一度与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发生了接触之外，竟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红军第二先遣队冒充主力的佯渡行动收到了效果，至少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蒋介石依旧没有确定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确切位置。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
到达安顺场附近的刘伯承从一团团长杨得志那里得到了基本敌情：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
韩营长原来是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兄弟。团长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然后强迫安顺场的百姓们搬家，在街上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但是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也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从西昌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
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准备放火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被赖执中毫不迟疑地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说自己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万一红军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二十四日夜晚，朝着安顺场方向，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冒雨奔袭。
刘伯承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是：“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人没了。”这位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导弹基地司令员的红军营长说：“我不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参谋长下命令吧！”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的红军官兵悄悄地摸进了安顺场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顿时混乱成一团，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的另一个任务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船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设浮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
早晨七点，一营在大渡河边集合完毕，官兵们都要求第一个抢渡。
聂荣臻说：“谁也别争，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叫谁去谁就去。”
营长孙继先想起几个月前，在乌江边的回龙场渡口，也是他挑选的渡江突击队队员。
一营的三个连争起来。
杨得志团长决定，突击队队员在二连中挑选。
连长熊尚林点名。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十七人。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脚下大渡河水奔流咆哮。红军官兵看得很清楚：对岸一个小村的四周修筑着工事和碉堡。
连长熊尚林下达了命令，突击队队员开始上船。
刘伯承突然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章成，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章成，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都要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八名船工奋力划桨。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异常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站在岸边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里。船在极大的旋涡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岸上的红军官兵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队员突然站了起来。川军也从北岸那座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在瞬间内被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赵章成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发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重机枪手李得才的火力跟着赵章成的炮弹，死死地封锁住了川军的反击路线。
突然，从抢渡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声停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次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力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这些名字将永远熠熠生辉：
二连连长熊尚林。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二连二排三班班长刘长发。二连二排三班副班长张表克。二连二排三班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二连三排四班班长郭世苍。二连三排四班副班长张成球。二连三排四班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然后是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
中革军委命令每个官兵都要扛两根毛竹，毛泽东自己扛了四根。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他向老秀才问起当年石达开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目前，红军一共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
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部分。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中革军委决定：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五月二十六日，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向各军团发布了：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循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五、二十六
中央红军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而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的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其追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
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桥方向接应的红军，第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南岸，中央红军的前锋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二十七日清晨，四团出发了。刚刚沿着河边小路走出十五公里，就遭到了河对岸川军的射击。两岸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相互喊话，川军的射击对急行军的红军干扰很大，于是四团决定不与对岸的川军纠缠，离开小路上山。他们在大山中绕来绕去，大约又走了十几公里，遇到了一个连的川军正在这一带搜集粮食往北岸运。四团的先头连一个冲锋，把川军的这个连打跑了。追击的时候，由于一座小桥被川军炸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红军官兵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架桥，因此耽误了追击的时机。继续前进不久，真正的敌情出现了，一个营的川军把守着一个叫菩萨岗的隘口。黄开湘和杨成武为打还是不打商量了好一会儿，因为如果绕路时间损失太大，最后决定还是打上一仗在时间上更划算。隘口实在险要，左边的山陡峭之极，往上看帽子都要掉下来；右边是无法通过的一条河。敌人在隘口上修筑了碉堡。如果强攻，只能从左边的悬崖上绕到敌人的后面。三营担任了攻击任务。营长曾庆林亲自率领一个连从左翼迂回，其他两个连负责正面进攻。迂回的战术起到了效果，川军没想到红军能从悬崖上爬到自己的身后，当他们还在和正面进攻的红军抵抗时，身后响起了一片杀声。川军的营长骑马逃跑，马腿被红军打断，这个营长被活捉了。此仗用的时间很短，但是战果很大。川军的三个连全部被歼，红军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其中机枪就有十多挺。
战斗结束后，四团接着赶路，午夜时分，他们在距安顺场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决定明天清晨五点继续前进。
第二天四团按时出发，没走出几公里，军团指挥部的通信员骑了匹大黑马旋风一样地追了上来，交给了黄开湘和杨成武一张纸条。军团长林彪写来的这张条子让两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倒吸了一口冷气：
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第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这就是说，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于明天早晨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如果要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按照急行军的速度，也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奔跑才行。没有时间进行动员。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团政治处的同志跑在了最前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跑，敌人也在跑。如果让敌人跑在了前面，整个红军就危险了。”官兵们就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
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川军把守的隘口。没有时间观察敌情，组织了一个先头营就往上摸。仅仅用了十分钟，先头营摸了上去，一个冲锋就把川军冲垮了。顺着山路，四团官兵在这股川军的屁股后面猛追，一直追出去十几公里，追到了一个叫摩西面的大山前，溃逃到这里的川军和在这里防守的川军会合在一起，起码有两个营以上，但是四团犹如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住，没等命令就冲了上去。川军被冲得没了命一样开始逃跑，跑的时候把小路上的一座桥给破坏了。重新架桥用了四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了桥的四团继续奔跑，一口气又跑了二十多公里，傍晚七点，部队到达一个紧靠大渡河的小村庄时，杨成武计算了一下，距离泸定桥还有六十公里。
仅仅喘了一口气，四团继续奔跑。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各连队党支部的同志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所有的党团员都配上了帮助对象，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四团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黄开湘和杨成武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速度，天亮时无法到达泸定桥。这时，大雨停了，突然间，他们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命令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以上的速度前进。黄开湘要求给腿上有伤的杨成武留下一匹马，杨成武说：“咱们要走就一起走，看谁先到泸定桥。”
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同时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且说出了刚才被击溃的川军部队的番号。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大雨又下起来了。
四团官兵被对岸川军宿营的消息所鼓舞，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大雨中的大渡河山洪暴发，河水冲击着黑暗中的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山路上不断有官兵跌倒。为了防止有人跌入河中，极度疲惫的官兵用绑腿带子把自己和队伍连接在一起，这样即使在奔走中睡着了也会不断地被拉醒。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在大渡河北岸，由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也在向泸定桥奔跑。
队伍出发不久，就遇到了川军的一个团，这支部队是奉命前往安顺场阻击红军的。二团政委邓华指挥部队与川军的前哨刚一接触，川军就边打边撤，二团的红军官兵紧追不舍，一直将川军追到瓦坝附近，川军急忙向富林方向退去了。第三天，部队快要接近泸定桥了，一个叫铁丝沟的险要隘口却横在了路上。隘口的一面是大渡河，另一面是高耸的海子山，这里是川军袁国瑞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的防区。因为没有时间与川军周旋作战，刘伯承命令对川军的阻击阵地发动强攻。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团分成两路：政委邓华率领二营向川军主阵地的侧后迂回包抄，攻击海子山主峰；另一路由萧华率领二团主力，向海子山下的川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铁丝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参天的石壁之中裂开一道狭窄的缝隙，隘口的通道正好从缝隙中穿过。川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这条缝隙，红军的几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得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华与突击连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到石壁下面，用搭人梯的办法登上敌人的阵地。掩护火力很快组织了起来，十九岁的红军指挥员萧华大喊：“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对于红军来讲，这里的战斗是不进则退的背水一战。官兵们冒着巨大的牺牲，冲到了石壁下一个川军射击的死角里，然后搭成人梯翻了上去，在石壁顶上与川军展开了搏斗。支持不住的川军开始向龙八部方向撤退，一直退到了第四旅谢洪康团的阵地上。但是红军的追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在红军的连续攻击中，川军团长谢洪康自己开枪打伤了自己，并借此早早地逃出了阻击阵地。旅长袁国瑞派出了增援部队，试图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是随着伤亡的逐渐增大，川军最终开始了全线撤退。撤退之前，旅长袁国瑞接到了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打来的电话，李团长语气慌张，说泸定桥遭到了红军的攻击，请求袁旅长赶紧派部队增援。袁国瑞一听显得很不耐烦，只说了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把电话挂断了。
铁丝沟距离泸定桥仅剩二十五公里。
二十九日清晨，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奔袭而来的红一军团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了进攻。
大渡河经泸定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根铁桩上，铁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字样。桥的两端各建有亭式桥楼。北端紧邻泸定县城。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渡河两岸间的河谷上铁索空悬。
泸定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此刻，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又有不少人犯了鸦片烟瘾，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全山率李昭营到达北岸桥头堡，南岸红军的四团也到了，双方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团长李全山命令周桂的三营负责守卫桥头堡，李昭营配置在两翼火力掩护。在持续了一个上午的相互射击中，李全山团竟然有五十多人受伤。
万丈深渊之间，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川军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突击队，他们必须强行攀索到达北岸；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没有任何别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迎着枪林弹雨强行冲过十三根寒光凛冽的铁索。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敌人冲去。
激越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千年峡谷。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勇士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象红军竟然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南岸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
红军所有的掩护火力愤怒地喷射着。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没有一人中弹掉下深渊，勇士们在川军轻重机枪和炮火的阻击下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的桥头堡。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意志和勇气的较量。看着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过来的红军勇士，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他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场面。他们曾经听说过红军是打不死灭不尽的，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他们射击的手开始忍不住地发抖。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
大火封住了桥头。
火势凶猛，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攀在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进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了大火之中。
头发、眉毛和衣服都被烧焦的红军勇士冲过了火焰，冲上了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全山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则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今天，泸定桥畔矗立着一个红军士兵的巨型雕像，雕像年复一年地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每当晚霞满天，喧闹的生活沉寂下来，如果你靠近这个红军士兵，也许会听见他依然在重复那位著名的红军将领说过的话：“我们胜利了！”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作出了一个微妙的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中央红军经上海去莫斯科。
陈云在天全县一个叫灵关殿的地方离开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的作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
中央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以后，因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只能派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派出的人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化名杨涛到达上海，发现党的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也被捕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潘汉年只能先辗转到香港以寻找新的时机。
潘汉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因此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
陈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带领下，利用当地哥老会的关系，通过了川军的检查线进入天全县城，然后经雅安到达成都，又通过刘伯承的关系安全抵达重庆，在那里他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陈云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定分别起程去苏联。
就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个叫史蒂夫·纳尔逊的美国青年曾受王明的委托带着五万美金来到上海，但是这个美国青年除了把美金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后来，共产国际又派了一个叫张浩的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中国的，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当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林育英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和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人的变动，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转移的情况。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的肯定，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了政治上的灵活机动战术，巧妙地回避了王明路线这一敏感话题，而且还违心地表明党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坚持让共产国际认可的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依旧被留在了政治局里，这些都使遵义会议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少了许多阻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至关重要。
在泸定县城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路线。踏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铁索走到了大渡河北岸的红军将领们，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束没有尽头的移动。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中间的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黄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说：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即将到达。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
攻击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部队本指望打下林化坪镇的时候得到粮食补充，但是占领了这个镇子之后才发现，川军已经把镇子里的粮食全都转移走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干粮的六连很快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始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了过来，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山风渐渐强劲，吹散了云雾。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崖壁上野藤和乱石交错。遇到笔直的峭壁，六连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人梯接着就被后面的战士连接起来。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系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
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红军会从头顶伸出的崖壁上落下来。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黄开湘团长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还在冒血的弹孔。二排长也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黄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他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
杨成武万分悲痛。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年轻得还都没有结婚成家。不知道以后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们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声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在了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土坑，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队伍继续前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在胡昌保的坟上又添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
中革军委收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电报，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方向迎接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会合的地点被确定为懋功。
林、聂、董、李、罗、何，并各分送彭、杨：
（甲）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乙）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联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丙）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丁）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中央及军委
六月八日
夹金山主峰海拔四千二百六十米。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座雪山是一座神山，如果事先不向神祷告，贸然上山是会受到惩罚的。红军官兵们说：红军就是神仙。
年轻的红军官兵坚定而乐观地确信，在雪山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定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两支红军部队一旦会合，革命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央红军离开天全、芦山的那一天，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再次脱离队伍独自向东佯装主力行军。而蒋介石接着就认定这支行进的部队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他无法想象中央红军会选择翻越大雪山——蒋介石知道毛泽东急于与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心情竟是如此急迫。
蒋介石飞抵成都，召开了川军高级将领会议。
之前，薛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有十万红军，刘湘想保四川肯定是保不住了，四川早晚是中央军的，让刘湘去与十万红军作战，正好可以彻底削弱川军的实力。薛岳甚至还建议把黔军也调到四川来，这样不但可以减少中央军对贵州的守备，还可以让川、贵两省的军队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互相制约。薛岳告诉蒋介石，川军中目前普遍奉行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当时，四川军阀的部队已达到了六个军、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九个旅、三百四十个团，这一兵力已占当时全中国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川全省一年财政收入约六千七百万元，而军费支出竟然就占了六千万元，军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从这一比例上看，四川全省可谓“全民皆兵”，所有的经济活动只为养活军队。但是，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连续突破了川军的金沙江、大渡河防线，致使国民党各军都对川军的战斗能力和政治忠诚产生了巨大怀疑。尽管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对薛岳说：“虽然朱德当年曾在我手下干过，但我反共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的部队却在天全、宝兴、芦山一线阻截中央红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致使蒋介石一再慨叹“剿匪前途良堪浩叹”！
但是，蒋介石在成都会议上还是表现出了克制。他对川军高级将领们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依旧是军事教官循循善诱的口吻——他喜欢国民党军的军官们永远称呼他为“校长”。蒋介石认为目前四川的情形，“若与三年以前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只是官兵们“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踞匪紧围”：“我们一定要有得力的部队穷其所住，加紧追剿，使匪军不得稍舒喘息，亦不使他有一刻工夫得以停止下来，做他补充整理和诱胁民众的工作。如此，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蒋介石提醒川军将领一定要注意红军的战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计术来欺骗我们”。而我们“总是因为疏忽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受了损失”。因此对付红军必须要“研究透彻，观察明确，就运用他的战术，来剿灭他”。蒋介石还要求川军仿照红军的训练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提高战斗力：“他们最注意训练连排长，对于一般的匪兵，他们也都能因其所长而编为特种队伍，例如专门的观察手、射击手、冲锋队、侦探队等等，施以专门的训练，用以担负各种特殊的任务。最近还选出长于游泳的官兵编为抢船队。诸如此类，总是按照实际的需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发挥个人的特长，以增加整个的战斗力。”接下来，蒋介石讲的话就更不像是国军的“校长”了：
他们每次经过大小战争之后，无论胜败，必定集合一般干部，详细讲论战役经过的情形，探求种种的缺点，讨论改进的办法，都一一记录下来，好叫大家改正。其实这本是行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要务，我们以后要剿灭土匪，一定也要如此……土匪和我们打仗，每次伤亡之数，总是几百或者几千，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打不完？他们为什么无论死伤怎么多，仍旧可以作战，甚至还敢来进攻我们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点不放松时间，每次作战以后，立即住下来即刻整顿缩编，赶紧补充，惟其整顿补充来得快而且得法，所以每个单位的实力不减，士气不馁，兵心不动，战斗力始终能够维持……
国民党军中军官吃空饷已成惯例。不仅仅是川军，各部队往往“只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单位虽多而力量不够，甚至两团人还不能真正当一团的力量使用”，结果是部队虽多，但“战斗力却一天一天地减少”。
蒋介石这番苦口婆心不久之后就显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六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下达了缩编川军的命令。命令表明：“竭全川之财，不克养全川之兵，且以兵越多饷越绌；饷越绌，则质越不良。不唯剿匪作战难期有效之进展，即军风纪，亦复不易维持。地方人民，既深感剥削骚扰之痛苦；恐各军长官，因多兵为累，亦将有不戢自焚之忧；一切地方善后，及省政财政之改革，更因此而无法实行。故为救国救川及各部队长官之自救计，舍立即厉行缩编，极力裁减军费外，实无其他善法。”因此，“现据刘总司令——湘——陈报，以各军缩减半数，非一蹴即能达到，拟请暂行缩裁三分之一；而由其所兼领之二十一军，率先奉行，身为之倡。各军长官，亦应彻底觉悟，切实办理，各以缩编三分之一为最低限度”。
由于要翻越雪山，红军必须把一些伤员和病号留下来。在政治工作人员和这些伤员和病号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流了泪。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令他们心情紧张。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表，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部队开始着手准备粮食、御寒的衣服和辣椒。但是，大雪山下人烟稀少，烈酒和辣椒无法买到，御寒的衣服更是无从找寻。之前抢渡金沙江时闷热难挨，红军官兵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还穿着短裤；后来为了快速向泸定桥奔袭，官兵们把多余的衣物全丢掉了。因此，杨成武政委说：“看来，我们也只能穿着单衣去翻那座雪山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有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红军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头顶上有人，脚底下也有人，山势越来越陡，空气逐渐稀薄，官兵们开始剧烈地喘息，雪面上反射的强光令他们睁不开眼睛。黄开湘团长建议鼓动一下，杨成武政委就站在一个雪坎上喊：“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阳光刹那间就不见了，狂风骤起，卷起了漫天雪雾。冰雪在官兵们的脚步下发出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嘎嘎”声，雪流撞击在冰岩上激起巨大的雪浪。接近山顶的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冰雹。跟随先头部队四团前进的萧华走着走着，发现一个雪窝里好像缩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少共国际师一名十五岁的小战士。萧华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试图把小战士拉起来，但是小战士说他再也走不动了。萧华在剧烈的喘息中命令他立即站起来，小战士依旧一动不动。萧华知道，如果在这里坐着，就等于是等着冻死。于是他掏出了手枪：“从江西出来，咱们走了一万多里，那么多苦都过来了，你想死在这里吗？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只有这座大雪山。站起来，不然我枪毙你！”小战士哭了起来。萧华叫来了自己的马夫老刘，让他扶起小战士拉着马尾巴走。小战士站起来了，萧华说：“记住，红军战士，不能掉队。”冰雹瞬间就停了，头顶又变成万里晴空。六连爬到了山顶上，跟着上来的萧华看见战士们正堆雪堆，雪堆埋着牺牲了的战友。其中一个战士刚喝了雪窝里的一口水就倒下了，还有一个战士抬头看太阳的时候一头栽倒在雪地上。萧华立即对他带领的宣传队作出三项规定：上山后不准四下张望，防止晕眩；山上雪窝里的积水不能喝，渴了可以吃雪；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下山的时候，萧华发现老刘的情绪不对，原来他负责照看的马滑进雪谷中不见了。萧华急忙问：“那个拉马尾巴的战士呢？”老刘说：“被三个战士扶着走了。”萧华于是安慰老刘说：“那就好，只要过了雪山，山那边马多得很！”老刘还是痛苦：“不光是马，还有吃的，打土豪时留下的罐头，咱们带了那么远都没舍得吃呢。”
对于经过了漫长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难的过程。远远地看，雪山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自平原的他们对高海拔的威胁显然没有准备。他们预先想到了路滑、寒冷、疲惫和剧烈的喘息，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死亡。
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彩香抬头一看，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儿，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声说：“好，好，你很坚强。”
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自己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的巨大消耗。
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没有严重的不适。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站片刻。毛泽东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都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黄开湘和杨成武以前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了，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然后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把对方的喊声又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听不清楚。
四团官兵沉默着，继续向前摸索。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边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黄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山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会合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哪一支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此作了如下表述：“六月十二日，方面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一说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这一表述的依据是：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称：“我四团于本［月］十二日十二时，在夹金山、大卫［达维］之间与四方面军八十团取得联络。”而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回忆说，六月十二日中午，他在达维接到了被派往夹金山的第七十四团三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与中央红军的官兵会合了。李先念的回忆证实了韩东山的说法。
还在中央红军通过彝区向大渡河靠近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日夜兼程西进，开往懋功地区去接应中央红军。由于双方的电台联络并不通畅，红四方面军接应中央红军的路线只能保证大方向正确。接受任务后，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李先念还赶到理番向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和部署，决定熊厚发率领二六三团留在原地作战，郑维山率领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与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一起行动。接应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七师的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郎山方向西进的敌人；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
从理番到懋功一百五十多公里，必须翻越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红四方面官兵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一样为此历尽艰辛。直取懋功的先头部队是韩东山率领的二十五师。出发前徐向前找韩东山谈了近两个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接应中央红军。两军的会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徐向前说：“你韩东山是四方面军派去迎接毛主席的代表，说不定将来你的名字还能进入史册呢。”徐向前的一番鼓励令韩东山十分兴奋。回来向师里的官兵一传达，官兵们也很激动，有的连队甚至加了餐喝了酒。在向懋功前进的路上，二十五师不断地遇到川军的阻击，大小战斗打了二十多场，但是为了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全师官兵无心恋战，每一次都是把伤员匆忙留下之后继续赶路。在两河口附近，二十五师拼尽全力击溃了川军邓锡侯部两个营的阻击，然后一路直取懋功。根据行动计划，韩东山命令两个营据守懋功，其余部队向达维方向疾进。二十五师准备翻越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和天全一带去寻找中央红军。但是，到达达维之后，寒风呼啸大雪漫天，韩东山决定大部队暂时休息，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接近。三营在到达巴郎地区时与川军遭遇。由于红军兵力少，遭遇战进行得十分残酷。三营官兵抱着一定要尽快找到中央红军的决心，奋不顾身地向数倍于己的敌人冲了上去。阻击的川军在被消灭了大半后溃逃，三营营长陈玉清却由于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全营牺牲的官兵多达六十四人！
从夹金山上下来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大雪山北麓遇到的那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应该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
三营为迎接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两军官兵终于会合的那一瞬间，他们仍没从众多战友牺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真正的悲喜交加。
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官兵，在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官兵的簇拥下进入了达维小镇。衣衫褴褛的他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款待。徐向前要求红四方面军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大盘的牦牛肉、羊肉、土豆和青稞饭端到了中央红军官兵的面前。晚上的时候，两支红军部队开了联欢会，联欢会的主要内容是唱四川民歌和兴国山歌，最后中央红军的官兵一齐高唱了宣传队刚刚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联欢会的篝火熄灭后，黄开湘和杨成武住进了他们自离开遵义以来再也没住过的温暖的房间。但是整整一夜，两个人谁都没有睡觉，他们围着炭火，一一回忆了自离开中央苏区之后所有的战斗，他们还谈到了革命的未来，一直谈到天亮。
六月十四日下午，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达维列队欢迎了从雪山上下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这些领导人韩东山都听说过，可他一个也不认识。在逐个握手敬礼之后，他突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陈赓！韩东山在鄂豫皖根据地任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时，陈赓是十二师师长。后来听说陈赓去上海养伤时被捕了，韩东山还以为自己的师长会遇害，没想到在大雪山下又见面了，韩东山一下子泪如泉涌。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一个代表，韩东山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去搞炖牦牛肉，然后他被毛泽东等领导人叫去了。毛泽东细心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情况，包括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以及部队的生活、训练和学习。问得韩东山有了一点紧张。在一旁的周恩来递给他一杯水，说：“师长同志，讲得不错嘛。别慌！别慌！”韩东山在汇报的最后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死往上冲的！”
清晨时分，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再次列队，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出发去懋功。毛泽东向韩东山交代了他们在这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的任务，然后向韩东山道了一声“再见”。数十年后，韩东山依旧难忘在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征战的岁月里，因为两支红军终于会合而出现的欢乐时光。这位时年二十九岁的红军师长一直记得毛泽东说的那句话：“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
在离开达维北去懋功的路上，毛泽东接到了红四方面军发来的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启
六月十五日
之前，六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红军，要求：“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示会面地点。”同一天，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红军，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与当前任务，同时特别表明“以后关于党政军任务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们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十三日，张国焘仍是一天之内两封电报，电报告知中央红军主力可来懋功：“疲劳之部队可在懋功、绥靖、崇化一带休息”。但“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
十五日这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向朱德转发了红四方面军目前总兵力的电报：“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乎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所有领导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的全部人马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万。
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给红四方面军发出了回复贺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十六日
同一天的第二封电报，是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的名义向红四方面军“张、徐、陈各同志”发出的，这封重要的电报第一次向红四方面军首长明确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即“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懋功，一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一时间拥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
在派出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去夹金山方向接应中央红军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还专门组织了一支五千人的筹粮工作队，由妇女团的两个营、省委工农医院、革命法庭、戒烟局等七个单位组成，在一个工兵营、一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的掩护下，带着盐巴、豆豉、辣椒面、酱菜、豆瓣酱等出发前去懋功。这支队伍翻越了红桥雪山到达懋功后，开始了紧张的准备物资工作。他们磨糌粑、做干粮、腌腊肉、编草鞋，利用当地的一种盐矿石昼夜熬制盐巴。当得知先头部队遇到中央红军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布置警戒，准备给养，腾房子，打扫卫生。十八日，中央红军大部队到达了懋功，红四方面军官兵列队欢迎，口号震天，他们与另一支部队的红军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见到中央红军大队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他们看见的不是很早以前干部们向他们描述的“伟大的铁军”。长时间的转战奔袭令中央红军的官兵疲惫不堪，他们武器简陋，军装不整，官兵的头上如果还有军帽的话，也不是红四方面军的那种大檐帽，而是一种小八角帽。从那时起，双方的官兵们私下里叫中央红军为“小脑袋”，叫红四方面军为“大脑袋”。
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袜子、袜底等等。
第三十一军的慰问品是：毯子，一百床；衣服，一百九十五套又十九件下装；汗巾，一百五十二条；草鞋，一千三百六十八双；鞋子，一百六十九双；袜子，四百一十九双；布袜子，十二双；袜底，一百九十一双；红匾，两挂。
第九军的慰问品是：毯子，四床；皮衣，四十七件；单衣，十一件；汗巾，两百零三条；鞋，二十双；草鞋，二百九十三双；袜子，三百五十七双；袜套，两双；袜底，三十七双；牙粉，三瓶；香皂，两块；旗子，两面。
第四军的慰问品是：棉大衣，一百七十九件；单衣，一百九十一件；草鞋，一千二百三十六双；汗巾，一百三十五条；袜子，六百九十双；袜底，三十八双；匾，四挂；对子，四副。
同时，中央红军也在各部队中发动了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弟兄”。中央红军的官兵们没有物品，只有一路打土豪分得的大洋，于是纷纷捐款。“‘坦克’（干部团代号）看见了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慰劳运动，在一声号召之下，马上募了七百九十余元，没有一个不参加的，表现异常热烈！”“‘太阳纵队’（中央纵队代号），在政治处的号召之下，募了七百多元来慰劳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特别是三科的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
住在懋功一座天主教堂里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韩东山一样，这是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先念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摊开地图问李先念：岷江和嘉陵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怎样？红军能不能打回去？李先念回答说：岷江和嘉陵江流域平坝很多，物产丰富，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位置上看，东边连接川陕老根据地，北边靠近陕甘，南边靠近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很大。如果红军在这一带立足，可以很快得到补充，再图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川北的茂县和北川都在我军手里，可以打回去，否则回去就很难了。李先念还说：大小金川一带山高地荒，大部队不宜久留，向东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愿望。李先念不知道，他的一番话与毛泽东的判断和设想十分吻合——这个年轻的军政委自此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后来对李先念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月十七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电报档案原文错漏极多，读来大致的内容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
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但是如果“认为绝无办法”，那么对向川西南发展的方案可以商量执行。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张国焘与中央和军委之间的分歧仅局限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主张向东，重新打回川陕根据地；或者向北，开辟川、陕、甘三省新的苏区；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向西，首先占领青海和新疆。但是，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角度看，张国焘的主张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懋功往西，是中国最荒僻的雪域高原，大军进入那里前途将是什么？
事后，张国焘在行动时，也没有选择这条几乎等于自杀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六月，经历了两军会合的喜悦和兴奋之后，在还没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张国焘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主张，其原因和目的都是一个历史谜团。
如果非要找出理由的话，那一定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
已经动身向懋功而来的张国焘回电了，首先还是表明不可北进，因为在平武、松潘一线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而在江油、北川、安县一线有川军的三十七个团。但是同意先打松潘：鉴于“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建议必须采取“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同时，对中革军委主张北上不再坚决反对，但是主张首先向西去青海，然后再从青海东进陕西。最后告知：“焘已到东门外。”
东门，今名东门口，位于四川汶县，离红四方面军此时的大本营茂县已有三十多公里，距中央红军的所在地懋功还有一百三十公里。
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懋功继续北行，到达两河口附近。
六月二十五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
这是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土墙上用石灰水书写了“欢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房屋上挂上了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
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
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
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
紧接着，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在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作战中被反复设想、不断期待的时刻就这样出现了。
红军官兵用力敲打着锣鼓，努力地高喊口号。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太多的苦难、太多残酷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此时此刻，他们备感胜利所带来的欢乐。红军官兵们哭了，他们的泪水被裹在大雨里令山川青翠。
流下了喜极之泪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异常憔悴，他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