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

1935年1月·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

在距离遵义约四十五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里，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司和。受周司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了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和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回家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便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黔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渡过乌江之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进到了这个小镇，然后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了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的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担”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地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了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了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自团溪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十五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六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黔军易少荃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黔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

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装诈城。

六团穿上黔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诈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三十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装诈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

负责化装诈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保堂。

曾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

晚上九点，这支“黔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保堂的示意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三十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黔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

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

城内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逃到这里的黔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盗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地在曾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写“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盗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保堂站了出来，他借机作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热烈欢迎。

六团在遵义全城布置了警戒之后，奉命先去打一个全城最坏的土豪。百姓们说最坏的应该算是“柏拐子”。“柏拐子”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他在遵义城里有一座巨宅，两层木楼，很漂亮的凉台，凉台下是一条小街。红军进去之后发现，柏辉章一家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姨太太。红军把这个吓得面如土灰的女人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搜查这座巨宅。柏辉章已经把大部分贵重财物转移了，金子和银子都没有找到，只搜出不少的衣服、布匹和大量的点心。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的红军官兵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把柏师长家的衣服和布匹从凉台上往下扔。红军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和有些地方害怕报复不敢要浮财的百姓不大一样，遵义城里的穷苦民众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军阀恶霸的财物。红军官兵专门往那些衣衫最破的老人和孩子身上扔。看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挤不上来，就有官兵专门跑下去塞给她一大块布。很快，县城里的大街上又响起了军号声，红军官兵告诉百姓们：“要开大会哩！要演戏哩！”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进了城就派人上街去采购，说是要“补新年”。负责采购的给养员们在一起议论说，这里的盐巴太贵，猪要整头买才便宜。“补新年”的年货还没有买回来，刘伯承的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四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黔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桐梓和松坎。

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四团官兵，被团长耿飚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出了遵义城的耿飚仍对没能过上新年耿耿于怀，说是连块“补新年”的蛋糕都没吃上一口。机灵的警卫员立即骑上骡子返回遵义。一会儿这位小红军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还没到耿飚跟前就喊：“团长，买来了，这回能过新年了。”耿飚打开一看，说：“真是个土包子，你买的这是米糕！”警卫员嘟嘟囔囔地不服气：“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遵义到娄山关六十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吃了“蛋糕”的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后，一个排的黔军被击溃。黔军刚一跑，小镇的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浮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

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了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飚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黔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烈的军部在与侯之担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黔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飚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黔军的电话内容。

十几分钟后，当耿飚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的时候，他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黔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呀”一路冲了下来。黔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黔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下来的军装散落了一路。耿飚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黔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座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四团追击黔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七十多公里处的桐梓，先击溃了黔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黔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一个逃跑的黔军士兵在黑暗中喊了一句：“红军长官，机枪扔在草垛里啦。”最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有近一百公里。

桐梓是黔西北重镇，是王家烈的老家。这是一座风景奇特的小山城，城里漂亮的小洋楼特别多，都是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人在这里修建的别墅。打下桐梓的耿飚和杨成武不但每人住洋楼一座，而且全团每个排也都住上了一栋洋楼。军阀和大商人在桐梓附近的秘密山洞里藏着的不少黄金和银元，统统被红军搜查了出来，红军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元买了不少布匹给官兵们做了新军装。桐梓城外还有一个发电厂，红军官兵从没见过这东西，不少人还好奇地去参观了。发电厂的老板说，黔军逃跑的时候把他的汽车抢走了，现在无法运煤也就无法发电了。于是杨成武命令团机关派人帮助发电厂运煤，结果还没到晚上，桐梓县城洋楼里的电灯全亮了。对于红军官兵来讲，电灯是很新鲜的玩意儿，不少官兵从没见过，有些战士走的时候把灯泡拧下来带上了，说是用它照明和点烟都很方便。

在桐梓，耿飚接到了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二十七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飚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革命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飚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飚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了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飚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

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封锁贵阳至遵义的通道，以阻击北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军团一部从茶山渡渡过乌江之后，进驻遵义以南四十五公里处的尚嵇镇。这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镇子，因通达四方而客商云集。在这里跑生意的商人钟光福曾在榕江旁听过红军的大会，回到尚嵇镇后，到处对百姓说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当中央红军还在乌江作战的时候，钟光福就召集尚嵇镇的一些开明人士筹备“欢迎红军维持会”，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筹集了四千多斤大米。“欢迎红军维持会”的成员之一、经营纸店的掌柜梁德培无偿地拿出纸张，于是，尚嵇镇一夜之间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和三角形的小红旗。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下午，红三军团五师开进尚嵇镇。那一天正是尚嵇镇赶集的日子，在钟光福的带领下，百姓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叫周蕴桥的人家，师部设在了镇小学校里。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黔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于是采购的红军战士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来了大洋。这件事成了尚嵇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都说天下的军队就数红军说话算话。

住在尚嵇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叫懒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出去一些东西。但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为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懒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与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老百姓。

至一月八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溪镇，主力一部驻守羊岩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塘；红九军团进入湄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一百多公里，向南延伸四十多公里，向东南延伸八十多公里，向东延伸四十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两百公里、东西宽约一百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拥挤在街道的两边看“朱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做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于是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在了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巨宅里，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休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了柏辉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子中。

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红军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浮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十三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

共产党人从来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革命的声势造得天翻地覆。红军官兵们张贴和书写标语的积极性无与伦比。从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红军中几乎人人都有书写标语的热情。在长征途中，无论处境如何艰险，红军官兵都要在他们所经过的墙上、树上和岩石上留下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标语和口号。当时的《红星报》刊登过指导红军官兵如何写标语的文章，文章说：要多写关于群众斗争的标语，要照底稿写，不要敷衍了事。部队所到之处，墙上和房子外面都要写满。写的时候不仅可以用粉笔，还要用各种颜料，要写得清楚漂亮，并且不容易被擦掉。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表扬了一批写标语成绩显著的单位：一个直属连队两天内写了六百多条标语；一个机枪连宿营的时候天黑了，但是官兵们点着火把写了一百多条标语；还有一个连队的宣传小组平均每天写标语十条以上。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整个遵义城立即成了各种标语口号的海洋。

“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

“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

在遵义的玉皇庙前写标语的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红军，她手提墨桶站在板凳上，在山门两侧分别写了“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和“只有苏维埃才可以救中国”两条标语。年轻的女红军字写得好，写字的样子也好，百姓们一路跟着她观看啧啧称奇，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世上有这样好看的女兵。更能吸引百姓的是红军宣传队的文艺演出。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团的宣传队轮番上阵，为演出搭起的台子上夜夜汽灯明亮。红军演出了活报剧《打倒军阀王家烈》。剧中的王家烈抓兵派款无恶不作，后来红军来了，带领“干人”们把他活捉了。女红军王泉媛被要求扮演王家烈，因为大家认为她模样长得狠。王泉媛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革命还是执行了命令，并且竟然演得很生动，惹得台下响起一片“打倒王家烈”的口号声。青年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女红军教他们唱的革命歌曲，在那几天里，遵义满城都是“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的歌声。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了，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会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到了开会的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被群众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和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叫李小侠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了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侠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

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大会之后，红军篮球队和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

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装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自古以来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黔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和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

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

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叫遵义的地方。

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黔军将领侯之担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了一封特急电报。特急电报毕恭毕敬地请一连串的“上级”“钧鉴”，包括：“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林森］、行政院长汪［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蒋介石］、各部长、北平何部长［何应钦］、汉口张副司令［张学良］、何主任［何成浚］、宝庆何主席［何键］、南宁李总司令［李宗仁］、柳州白副司令［白崇禧］、广州陈总司令［陈济棠］、巴县［重庆］刘督办［刘湘］、云南龙主席［龙云］、贵阳王主席［王家烈］、犹［犹国才］总指挥”：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筑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冬［二日］午，匪忽增加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抑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祈追剿各军一致奋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五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背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围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 侯之担叩。

侯之担所有的“上级”都知道，担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担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担，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蒙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蒙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担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黔军于水火”。薛岳挽救黔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向北可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势，薛岳沿遵义地区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追击线，这条环状的追击线意味着国民党军将从三面向遵义合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复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和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限匪之流窜或合股”；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四十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了距离遵义约七十公里的息烽。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经从南向北进入贵州，并且迅速推进到了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了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了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的北面，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已经渡过长江，抵达了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了贵州西北边界上的赤水县。一月十四日，王家烈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柏辉章师和何知重师经息烽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已经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三十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

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

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

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对于被驱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已经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首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因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忍不拔，十六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一九三五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那里的黔军开始了战斗。

这一次，黔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黔军师长柏辉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

一月十六日，柏辉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靶水的红三军团五师的阵地开始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黔军的攻击异常猛烈，五师开始放弃一线的阻击阵地向北撤退。十七日下午，黔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五师在一个叫赵士杰的儿童团团员的带领下开始向北转移。十八日，黔军占领了遵义正南方向四十公里处的刀靶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方向六十公里处的湄潭。

十九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柏辉章带领黔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弄成一片平地。柏辉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了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了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柏辉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了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黔军师长柏辉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赢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柏辉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最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一月十九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黔军，黔军居高临下地开始了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是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黔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黔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哩。”

柏辉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之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黔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两百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黔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

一月二十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

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

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

3、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在详细部署了各军团的行动时间、地点和目的后，作战计划提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战术要点：

1、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以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2、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的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3、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4、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5、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进行渡河。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地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作战计划还对位于湘黔边界的红二、红六军团和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提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要求：

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河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前一天，一月十九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赴酉、秀，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联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尤须控置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剿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州，则由龙门场与泸州、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叙、毕线，并于横江、老鸦滩及安边、叙府间金沙江下段，叙、泸大江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滇军应分任叙永、毕节线及老鸦滩、横江，衔接川军防堵。各该部队，应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清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接彭［彭水］、黔［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奉节］、万［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五、追剿军第一兵团，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线后，以一部扼守原防，其主力须两师以上兵力，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黔军，占领遵义、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兼程追剿。两兵团应切取联络，互相策应。其行进路线，由薛总指挥负责，相机处理。

六、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正安穆［穆肃中］旅，松坎廖［廖泽］旅，南川陈万仞两旅，每旅计三团。合江徐［徐国暄］团，叙府四团，赤水、古蔺侯［侯汉佑］部，另以各县团防分任以西防堵，须依情况，联络第一、第二两兵团夹击聚歼之。

七、滇军应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节之线，并限于二月十五日部署完妥。如匪窜过该线，即联合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另以三团防守安边、横江、老鸦滩及其上游。

八、徐清泉及上官云相二部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二十二日，在击溃了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了温水和良场。二十四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向了赤水县城。二十五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了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一师于北向葫市和旺隆方向，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

二十六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宿营用，于是他们立即作出了化装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装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多公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向这个方向疾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装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就被川军看出了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尽管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但是川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还是把一师的主力部队压制在了狭窄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是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了数小时后形成了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彼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几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二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迭中匪密集部队，毙匪甚多……”

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二师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

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的作战风格和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的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之后继续向北，在前至黔西北边界集镇箭滩时，与川军徐国暄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了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

二十四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川军。川军郭勋祺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中央纵队。红五军团的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了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的时候，董振堂乘机发动了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的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

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

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四十五公里。

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

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

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里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地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红军部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二十六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穆［穆肃中］旅、潘［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并可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方向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相当大的差距。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滋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话，土城是必经之地。

二十八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兵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寺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得更加艰苦。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二师最快也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三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六颗牙，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地吸烟，不知该说什么好。

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排。

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

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

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

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

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干部团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余泽洪。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一九二四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二十一岁的陈赓对十七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两岁。”一九二七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暲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说：一刀一刀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暲：“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暲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暲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一九六一年，陈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

一九三五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暲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了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

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的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二十八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

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但是部队始终无法展开，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功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掉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了动摇，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了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

赣匪西窜，经中央军，粤、桂、湘、鄂各军追击，奔逃数千里而入黔中者，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其已渡乌江者，仅一部分。现在参谋团业已率兵抵渝，中央追击部队已达五万人，正向遵义追剿。滇军五个旅集中毕节，与泸、叙方面切取联络，桂、黔军亦向遵义前进，与本军出击部队相犄角……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军事部署极为周密，决于最短期内在黔边将该匪歼灭。

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械弹既极缺乏，粮食尤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

土城战斗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

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一九二一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川军入黔阻击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因为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地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十二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特意赶到了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地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

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了炮弹的炮统统扔进河里。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的渡河地点：猿猴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三十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泅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黔军发现了。黔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了还击。在激烈的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了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十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

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在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贩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

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了，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了，撤退下来的部队的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克清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个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静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她身上的背包，康克清一转身，把背包留给了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的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

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了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

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看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

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了川南叙永县境内。

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五个“义勇”大队。

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二月一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

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镰钩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的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了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里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八百块大洋，然后以每人二十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十二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

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十三个师加四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二月三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厢子。石厢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节的大年初一。二月四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

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红军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

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使用了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解散了，九连连长黄荣贤被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

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当地的贫苦百姓收留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和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六百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懒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里的大地主罗徽五，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十四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徽五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二十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带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叫蒲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搜出了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有个叫桑木垭的地方，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在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垭时，部队已经撤离了。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了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百姓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来了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就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

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雪后初晴，朗月高天悬挂。

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呀，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仅三百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

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民运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蒋介石的春节是和宋美龄一起在庐山上过的。在那里的一幢西式别墅里，他们夫妇和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刚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里没有提到“赤匪”，因为他认为这个话题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些特意赶上山的记者们也没多问。几天前，蒋介石看到了一个材料，材料里有这样的话：“共军内部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他一直只把毛泽东当作真正的对手，而现在这个对手已经跑进没有人烟的山里去了。蒋介石目前讲的最多的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问题——中日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中日亲善”的观点：“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的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一九三五年中国的春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可以记述。《申报月刊》所描述的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有闲日子也显得平淡无聊。北平人照旧喜欢听京剧，“他们对拍子、转板和神态都有很精致的考究”。他们照旧在茶馆里喝茶，“喝了一会儿茶，躺了一下子，看看报，也许谈谈天，有的干脆就在那里睡了一觉”。他们还爱玩鸟，“他们永远不会寂寞，因为小鸟是他们的良伴”。当时“标准的天津人是大胖子”，“你如果看见一个面部像一只肥硕的鸭梨，上面窄小向下阔大臃肿起来，由胸以下到大腿根凸起一个地球仪式的大肚子，那便是天津人的标准”。天津人胖的原因是“喝茶有惊人的海量”，他们在茶馆里喝，在戏院里喝，在澡堂里喝，而且吃得很饱。至于首都南京人，“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说是乡下人，却没有乡下人的敦厚；说是城里人，又没有城里人的气魄”。南京城里遍地是“长”，任何人一旦荣任了什么“长”，就像坐在了金銮殿上，“头是八角的，两眼朝天”。夫子庙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笑、谈、吃、喝，津津有味，乐而忘返”。南京的板鸭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吃。女人“多穿旗袍，臃臃肿肿的，好像里面塞了许多草，她们说话的声音比男人还粗重，女孩子如果学了南京腔调，就只能嫁给南京人了”。

读报纸的中国人也许还可以看见蒋委员长最近签署的最新“赏格”：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着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陈独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瞿秋白；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向忠发；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空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博古。

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十六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三个团。同时，抽调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

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的干部作了动员。

上干队政委余泽洪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

二十五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在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两百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她都把自己的那一茶缸米饭给了挑夫，她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X光机。X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七八百斤，需要八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一天都为了它前呼后喊，当男同志实在抬不动了时，她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X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她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他身边的项英说：“她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

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