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揭示了人生特有的悲剧性、荒诞、虚伪与不幸，对诸如人与人格、生命、地位、荣誉、财富以及审美、伦理、政治、智慧等一系列困扰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

人是什么

按语：

人格，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因而它们的影响力可以消除、破灭，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

从通常意义来说，人是什么比他有什么和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更影响他的幸福。因为个性随时随地伴随着人并且影响他，因此，人格——也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能自各种享乐里得到多少快乐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肉体享乐方面确系如此，精神享乐方面亦然。

一个性格不好的人把所有的快乐都看成不快乐，好比美酒倒进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因此生命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要视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感受如何。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两个字来说，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所以它们的影响力也可以消除、破灭，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人的根深蒂固的嫉妒心性难以消除，不但如此，人常小心翼翼的掩饰自己的嫉妒心性。

在所有我们所做和所受的经历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占据着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其他的影响都依赖机遇，机遇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且常变动不已；只有个性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都不停的工作。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我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由自己的个性导致的苦难却无法承受：只因运气可能改变，个性却难以改变。人自身的福分，如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精神、健康的体魄，简单说，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所以我们应尽心尽力去促进和保持这类使人生幸福的特质、莫孜孜以求于外界的功名与利禄。

在这些内在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直接快乐的莫过于“愉悦健全的精神”，因为美好的品格自身便是一种幸福；愉快而喜悦的人是幸福的，之所以如此，只因其个人的本性就是愉快而喜悦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产生的缺憾。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福的。当愉快的心情敲响你的心门时，你就该打开你的心门，让愉快与你同在，因为它的到来总是好的。但人们却常踌躇着不愿让自己太快活，惟恐乐极生悲，带来灾祸。事实上“愉快”的本身便是直接的收获——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却是换取幸福的现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立刻获得快乐，是我们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就我们的存在对当前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介于两个永恒之间极短暂的一瞬间而已。我们追寻幸福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保障和促进这种愉快的心情。

能够促进心情愉快的是健康，而非财富。因此，我们应当尽力维护健康，因为惟有健康方能绽放出愉悦的花朵。至于如何维护健康实在也无需我来指明——避免任何的过度放纵自己和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也不要太抑制自己，经常做户外运动，冷水浴以及遵守卫生原则。没有适度的日常运动，便不可能永远健康，生命过程便是依赖体内各种器官的不停操作，操作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有关身体各部门也影响了全身。亚里士多德说：“生命便是运动。”运动也的确是生命的本质。

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坏又与健康息息相关。一般说来，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是令人快乐的，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即使其他的人具有如此伟大的心灵，快活乐观的气质，也会因健康的丧失而黯然失色，甚至变质。所以当两人见面时，我们首先是问候对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体康泰，原来健康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最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烟云似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比健康重要。

健康能给我们在极大程度上带来愉悦的心情，这种心情乃是幸福的本质。不过快乐的心情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体质上极其完美健全，但他们有可能忧郁悲哀、多愁善感，并且经常萌生和屈从于一些悲哀的念头。忧郁根源于更为内在的体质上，此种体质是无法改变的，它系于一个人的敏感性和他的体力、生命力的一般关系中。

柏拉图把人分为性格温和快乐的人和性格郁悒难处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有不同程度的受容性，所以，面对同样的事情，有人可能会痛苦绝望，也有人可能会一笑置之。大概对不快乐的印象受容性愈强的人对快乐的印象的受容性愈弱，反之亦然；每件事情的结果不是好就是坏，总担忧和烦恼着事情可能转坏，因此，即使结果是好的，他们也快活不起来了。另一方面却不担心坏结果，如果结果是好的，他们便很快乐。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人在十次事业里成功了九次，还是不快乐，只懊恼那失败的一次；另一人只成功了一次，却在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乐。

世上有利的事也就有其弊，有弊的事亦必有其利。郁悒而充满忧虑个性的人所遭遇和必须克服的困厄苦难多半是想象的，而欢乐又漫不经心的人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实在的。因此凡事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受失望的打击，反之，凡事只见光明一面的人却常常不能如愿。

内心本有忧郁倾向的人若又得精神病或消化器官不良症，那么因为长期的身体不舒适，忧郁便转成为对生命的厌倦。一些小小的不如意事便令自己自杀，更糟的是，即便没有特殊的原因也会自杀。这种人因长久的不幸福而想自杀，会冷静而坚定地执行他的决定。如果我们观察有这样一个受苦者，因厌倦生命到极点时，便可发现他确实没有一丝战栗、挣扎和畏缩，只焦急地等待着他人不注意时，便立刻自杀，自杀几乎成了最自然和最受他欢迎的解脱工具。世上即使最健康和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就会走上自杀的路。对快活的人而言，惟有高度的苦难才会导致他自杀；对原本郁悒的人来说，只要微微的苦难就会使他自杀的，二者差别就在受苦的程度。愈是忧郁的人所需的程度愈低，最后甚至低到零度。但一个健康又愉快的人，非高度的受苦不足以使他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内在病态忧郁情绪的加强可以导致自杀，由于外在强大的苦难也会使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纯粹内在到纯粹外在的肇因之二极端间，当然还有不同的程度。

美也是健康的事务之一。虽然美只是个人的一种优点，与幸福不构成直接的关系，但却间接给予他人一种幸福的印象。所以即使对男人来说，美也有它的重要性。美可说是一封打开了的介绍信。它使每个见到这封信的人都对持这封信的人油然而生欢喜之心。荷马说得好：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的抛掷。

只需大概考察一下就会发现，痛苦与厌倦是人类幸福的两大劲敌。甚至可以说，即使我们有幸远离了痛苦，但也离厌倦更近了；若远离了厌倦，痛苦又靠近了我们，人生多少有些游移于这两者之间。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所以，当下层阶级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挣扎时，上流社会却和“厌倦”打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由于人的受容性与心灵能力成正比，而个人对痛苦的受容性，又与厌倦的受容性成反比。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这就好比兴奋过后的喘息，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来填补空下来的心灵。由于内在的空洞，人们寻求社交、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就产生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莫如增长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愈多，厌倦所占的地位就愈小。那永不竭尽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我们如此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刻以外，就再不会让厌倦趁虚而入。

但是，自另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受容性，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上。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其中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自最笨的人到空前的大天才都是如此。所以，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两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

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对付他所易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有些对他有特殊意义，有些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由天赋气质来决定的。聪明的人首要努力争取的无过于免于痛苦和烦恼的自由，求得安静和闲暇，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智者在他和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愈多，求之于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

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有朝一日一旦脱离了困乏的痛苦，便立即不顾一切地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惟恐独守孤寂，与任何人都一拍即合。何以如此，只因孤独时，人须委身于自己，他内在财富的多寡便一览无遗；愚笨的人，在此虽衣着华丽，也会为了他有卑下的性格呻吟，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包袱，然而，资质聪慧，才华横溢之士则会以其富有生气的思想摆脱单调乏味的处境，即使身在荒野，亦不会感到寂寞。色勒卡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这话实是至理名言。

人们把大脑视作是有机体的寄生物，仿佛它就寄居在人体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即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乃是生存得以休息的产物，是\它们辛苦、劳累的成果。然而大部分人在闲暇里，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和浪费外，便只是厌倦与无聊了。这样度过的闲暇真是毫无价值。亚里士多德说：无知人的闲暇是多么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闲暇实是现代人的最大问题。

闲暇是存在必然的果实和花朵，它使人面对自己，所以内心拥有真实财富的人，才真正知道欢度闲暇。然而，大多数人的闲暇又是什么呢？一般人把闲暇总当作一无是处似的，他们对闲暇显得非常厌倦，当成沉重的负担一样。这时他的个性，成为自己最大负担。

事实上，最幸福的人乃是自身拥有足够内在财富的人，因为他向外界需求极少或者根本无所需求。需求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可能会引起危险，肇生麻烦。因此，人们不应当从别人那里期待过多。我们要知道每人能为他人所做的事情并不多，到头来，任何人都得各自为政，重要的是，知道那各自为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这道理在歌德《诗与真理》一书中有所表明：人们在所有事情上最终只能求助于自己。

人所能作为和成就的最高极限，无法逾越自我。人愈能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切快乐的源泉，愈能做到这一点，就愈能使自己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讲过这样一条伟大真理：“知足者常乐”。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在其本质上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它们都犹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所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可能轻易消失，这原来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当人到老年，这些幸福之源也就必然枯竭，到这个时候所谓爱情、才智、旅行欲，甚至社交能力都远离我们了，那可怕的死亡更夺走我们的亲人和友人——当这样的时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为惟有自己才是长久伴随我们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自己是惟一真正和持久幸福的源泉。

在充满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中，我们究竞能求得什么呢？每个人到头来除了自己外都是一无所得！人一旦想逃避悲惨与痛苦，又难免落入到“厌倦”的魔掌中，况且在这世界里，又常是恶人得势，愚声震天。各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整个的人类也原是可悯的。世界既然如此，也惟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是幸福的。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悲惨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所以，世上命运好的人，无疑地，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有丰富个性的人。这种人的生活，虽然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生活，但却是最幸福的生活。

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养神养性，更须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决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荷瑞思的训示。荷瑞思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

人类生而具有与困难搏斗的力量，一旦困难消失，搏斗也就终止，这些力量便无处使用，力量反而变成为生命的一种负担；这时，为了免受厌倦的痛苦，人还需发动自己的力量，同时运用自己的力量。

日常生活里，一旦没有了激情来刺激，便会使人感到沉闷、厌烦、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变得痛苦不堪。惟有上天赋有过多才智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能够使他们过理智的生活，过无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只有闲暇自身而无理智，那是很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色勒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

一般人将其一生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上，或是财产、地位、爱妻和子女，或是友人、社会等等，一旦失去他们，或是他们令他失望，他的幸福根基也就毁坏了。对于睿智之士来说，与天才相比，虽没有显著的才华，但比一般人又聪慧得多。他们爱好艺术但又不精通，也研究几门无关紧要的学科，当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满足他时，也颇能读书自娱。这种人的重心可说部分在自己身上。惟有具备极高的睿智力，也就是另一种人——天才，才能对知识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它能投入全部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力图陈述他独特的观念，或用诗、或以哲学来表达它对生命的看法。这类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所谓。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人的本性

按语：

每个人对他人的基本倾向，在品性上被设定为要么是妒忌，要么是同情，正是由此出发导致了最初的人类道德的善与恶的分道扬镳。

在康德道德原理的诸种形式中，最流行的一个是“人的尊严”。对这一学说的荒谬性，在《道德基础》一文中对其进行了揭露。所以，在此我只想说：如果有人问，所谓人的尊严基础是什么，那么答案是，它是基于人的道德。

尊严这个观念，只能在一种讽刺意义下，用在一种像人类这样具有罪恶意志，有限智力而体质柔弱的东西身上。倘使人的观念是一种罪行，人的诞生是一种惩罚，人的生命是一种苦役，人的死亡是一种必然的话，人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呢！

因此，当你与人接触时，不论这个人是谁，都不要根据他的价值和尊严对他作客观的评价。不要考虑他邪恶的意志，也不要考虑他偏狭的理智和荒谬的观念；因为前者容易使你对他产生憎恨，后者则容易使你轻视他。因此，你应当去关注他的遭遇、他的需要、他的焦虑和他的苦痛。如此，你就能常常感到和他息息相关，你的恻隐之心也会油然而生。惟有这种同情怜悯，才是福音所要求于我们的安宁。抵制憎恨和蔑视的方式，当然不是寻求人的尊严，相反的，而是把他当作怜悯的对象。

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方面，佛教徒持有较深刻的见解，由这种见解出发，他们的思想肇始于人性原恶，而非起源于人性原善，因为德行的出现，只是作为罪恶的相反事物或否定。根据修密德《东方蒙古史》中的看法，认为佛教所谓的根本罪恶有四：欲望、怠惰、嗔怒和贪欲。但是，我们也许会以骄傲代替怠惰；这里，将嫉妒或憎恨当作第五种罪恶。为何要这样？因为此种做法符合回教中信奉禁欲主义者的看法。回教中信奉禁欲主义派，当然，是受婆罗门教和佛教影响的。这派也认为有四种根本罪恶，他们把四种罪恶配成两对，因此，欲望和贪欲相连，嗔怒和骄傲相连。与此相反的四种根本德行则是贞洁与宽大以及仁慈与谦逊。

当我们将东方国家所奉行的这些道德观念，与柏拉图一再述说的主要德行——正义、勇敢、自制和智慧——比较一下，我们就了解了，后者并非基于一些肤浅甚至显然错误的理由而选择的。德行应该是意志的性质，而智慧则主要是理智的属性。

每个人对别人的基本倾向，在品性上被定为要么是妒忌，要么是同情，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类的美德和恶德。每个人都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性质，因为这些性质产生于人在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之间所作的无可避免的比较。依这种比较结果对他个性的影响如何，决定他采取哪一种性质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嫉妒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道坚厚的墙；同情则使这道墙变松变薄，有时候，甚至彻底把它推倒；于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别便消失了。

曾经被视为德行的勇猛，对现代人来说，勇敢已不再是一种德行，但不管怎么说，胆量可以解释为在某个时刻遭遇威胁或灾祸的一种快速反应，以避免在将来遭受更大灾难，而懦弱恰恰相反。胆量的此种迅疾反应的性质与忍耐一样，因为忍耐包含在某种清醒的意识中——即未来的灾祸远比当前的灾祸更为险恶，假若为逃避或对抗这些灾祸而采取任何粗野而冒失的举动，只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些更多的灾难。因此，勇敢将是一种坚忍；同时，由于它使我们忍耐和自制，所以，透过坚忍的媒介，勇敢至少接近德行。

如同勇敢在美德中的地位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观念，贪欲在恶德中的地位同样也值得研究。不过一定不能把它与贪婪混为一谈，贪欲最为直接的意旨是拉丁词avaritia。让我们接下来描述和考察一下相关贪欲的造成与反对的论证吧，并把最终的判断留给每个人自己来做出。

一方面的论证是，贪欲并不是一种恶德，只有它的对立面奢侈才是一种恶德。奢侈来源于当下瞬间的一种肉欲的要求，建立在一种错觉上面，认为感官的享乐具有一种积极的或真实的价值。因此，将来的贫乏和不幸是浪费者换取空虚、短暂以及仅为想象中逸乐的代价；或养成他对那些暗中讥笑自己的寄生者卑躬屈膝的得意的无意义和愚鲁的自负，或对群众的注视和那些羡慕他富丽堂皇者的自负。因此，我们应该避开浪费者，就当他患了鼠疫一样，同时，在发现他的恶德以后，及早和他断绝来往，免得将来因浪费而带来的结果来临时，还要替他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希望那愚笨地浪费自己财产的人，有机会保管别人财产时不会动用别人的财产，因为奢侈浪费会带来贫穷，贫穷会导致犯罪。《可兰经》上记载：“一切浪费都是‘撒旦的兄弟’”，这句话是相当合理的。

另一方面的论证是：贪欲是一切恶德的根源。当肉体的快乐引诱一个人偏离正道时，他的欲望——他身上所包含的动物性部分——该负责任。它的吸引力深深地影响他，使他屈服于当下的印象，他的行为根本不考虑后果。可是，相反的，当他因年老或体弱而达到一种境况，这时，他过去戒绝不了的恶德，现在自动离他而去，追求肉体快乐的能力也没有了——如果他这时转向贪欲，则心智上的欲望比感官上的欲望，保留的时间久。金钱，代表着这个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它是这些美好事物的化身，现在却化成一具干尸，随着欲望之火的灰飞烟灭，而在不断生长、膨胀，并成为利己主义的象征。现在，在对金钱的热爱中，他们重新变得生机勃勃、精神焕发。感官上短暂的快乐，已变成对金钱的深思熟虑的贪求，这种对金钱的贪求，像贪求金钱所表示的目的物一样，在性质上是象征性的，也是无法消灭的。

这种对现世快乐的持久的贪欲——似乎是一种经过长久时间以后便自动失去的贪欲；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恶，这种肉体上高尚文雅的欲望，是集一切欲望的抽象形式，一切欲望对这抽象形式的关系，就像特殊事物对普遍观念的关系。所以，贪欲是老年人的恶德，正如奢侈浪费是年轻人的恶德一样。

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道德的低落和心智的无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情形并非如此。那只是由于我们时常发现两者在一起，而环境也需要我们拿两者之一的经常出现来加以解释，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两者不得不出现在一起。同时，两者又彼此互利。一个无知的人极有可能表现出他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的嘴脸；相反，聪明的人却知道该如何掩饰这些特质。在另一方面，一个心肠恶毒的人又在时常地使人远离真理，而人的理智是完全有能力掌握真理的！

事实上，每个人，在本性上，也都有某种邪恶的一面。即使最高尚的性格，有时候，也会因其堕落、腐败的特性而使我们感到吃惊，好像它和人类是密切相关似的。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应尽早地知道生活的真谛，自己置身的世界原是一个伪装的世界，就像一场化装舞会，通过它，人才能发现自我。否则，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你就不会了解，但又不得不容忍它们，甚至对他们完全感到迷惑。

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做更为认真的反省，还要记录下更为丑陋的蠢事。从本质上讲，人是野蛮的，是一个残忍恐怖的野兽。成百上千的记载，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已经举出确凿的明证，就其残忍狂暴的本性而言，人一点也不比老虎和土狼差。

这些记载，无疑写下了人性罪恶史上最黑暗的篇章。然而，当人们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的天赋秉性时，人的这种劣根性也就成了泛神论者崇尚的神圣美德，仿佛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应由此源源不断产生出来。在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首先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以最大的自由突破公理和正义的约束，像日常生活中小规模表示的以及历史上各时期大规模表示一样。对欧洲势力均衡的公认需要以及保存这种均衡的急切情形，不是证明了人是残忍的野兽吗？

就我们本性中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而言，在每个人心胸中或多或少地总是积淀着一些愤怒、忌妒、憎恨、怨恨和恶毒的因素。它们累积起来，就像毒蛇牙齿上的毒液一样，并且，只等待发泄自己的机会，然后，像不受羁束的魔鬼一样，咆哮狂怒。

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机会逃避，最后他会利用最小机会并借助想象力使最小的机会渐渐成为大机会；因为不管他多么小，都足以引起他的愤怒。然后，他会尽其所能地把它扩大。人是惟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目的的动物，人使别人痛苦，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别人痛苦。没有一个动物，只为折磨而折磨另一动物，但人却如此，正是这种情形，构成人类性格中的残忍特质，这种残忍特质比纯粹兽性更坏。

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或者说，如果别人对他有所妨碍，他就会冲上去杀死它们。所有的战争欲望和战争，皆因此而来。要想减轻这种趋势并在某种程度以内对它加以控制，便要充分运用智慧。如果高兴的话，可以称此为人性的根本邪恶。不过，我认为，人生不断痛苦的煎熬，想在别人身上产生痛苦以减轻自己痛苦的，就是生活意志。但是在这种方式之下，一个人便渐渐在自己身上显出真正的残忍和恶毒。

人性中最坏的特点就是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这是一种非常接近残忍的感情，它与残忍同根同源，但又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的差别仅仅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幸灾乐祸取代了我们本应该具有的怜悯——怜悯是这种感情的反面，也是一切公正和仁爱的真正源泉。

嫉妒与怜悯也是相反的，嫉妒产生于一种与幸灾乐祸心理直接相反的原因。怜悯与幸灾乐祸的对立，从根本上讲，它们之间的对立完全依赖于诱发这种对立的机缘。至于嫉妒，它仅仅是刺激它产生的某种原因的直接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嫉妒虽是一种不好的情感却可以解释的理由，总体而言，它是极为一般的一种人的常情常性。相反，幸灾乐祸却是极为凶残的，它所带来的奚落和嘲弄，听起来就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大抵幸灾乐祸发生之处，正是怜悯之心应当发生之时。相反的，嫉妒所占的，只是没有引起怜悯的地方，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嫉妒所占的，只是引起与怜悯相反感情的地方；嫉妒发生在人类心胸中，就只是作为这种相反的感情。所以，从这个观点去看，嫉妒仍然可以算是一种人类的情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避免嫉妒。

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人类的邪恶方面，邪恶的景象使我们心头充满着恐惧感。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人生的悲哀，当我们看到人生的悲哀也为这悲哀的情景而感到可怕时，便要再去回顾人类的邪恶。这样，我们将会发现，人生的悲哀和邪恶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将会领悟到天地万物的永恒公正。因而，我们将会认识到世界本身就是对它的最终审判，并且，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付出生存的惩罚，从生到死，莫不如此。

因此，惩罚的不幸和罪恶的不幸是一致的，出于同样的观点，我们还将目睹，人类的绝大多数是无知无能的，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愤慨之心。正如佛家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永恒的“轮回”中，人的悲哀、堕落、愚蠢，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均衡，并且，是等量等值的。然而，因为某些特殊的动因，当我们将视线凝聚于它们中的一种并加以仔细考虑的话，那么它看起来好像超过了其它两种。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是由于它们不同的间距所造成的结果。

天地万物之间，莫不表明了这种永恒的“轮回”。尤其是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卑鄙和自私的；从理智观点看，是非常愚钝和无能的。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也会间歇性地出现一种“轮回”，它总是给人带来一种意外的惊喜。它们不会转瞬即逝，而是像一道划破万簌俱寂的漫漫长夜的曙光，照亮我们阴暗的心灵。我们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保证，即正是这种永恒的“轮回”蕴涵着一种善的救赎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力量冲破阻碍，慰藉我们的心灵，并去解放整个世界。

人的性格

按语：

性格由两种要素组成：一种是生命意志本身；另一种是约束力。生命是性格的具体表现，性格所经历的变化，只是生命过程所赋予的自我认知的一种结果。在生命过程的影响下，它绝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一个人是不可变更的，他的道德性格也必将绝对地伴随他整个生命旅程。既然你接受了某个角色，那么你务必演好这个角色，不能与所演角色的人物性格产生丝毫的差异。宗教也好，哲学也罢，或者经验都不能对你产生丝毫影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人所扮演的这场戏中，既然所有的情节都是事先决定的不可更改的，那么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正是这种扮演，才让一个人对自己有所了解，才明白他所寻求的是什么以及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事实上他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认识必须从外界才能获得。生命在于人，或者说，生命在于意志，惟有凭借生命，一个人才能展示他是什么，并且凭借这个展示，他在事实上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存在。生命是性格的具体表现，性格所经历的变化，只是生命过程所赋予的自我认知的一种结果。生命是一面镜子，人照镜子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影像，而是为了能够通过这种反映逐步了解自己。性格决定着我们的生命，这种决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这样的话语只在一定限度上才是正确的，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命运似乎完全是由外界决定的，但是，只要我们回首往事，就会发现，生命的种种变化仅仅是因我们的性格所致。

不单人的生命，还包括人的理智，都具有一种明确、清晰的性格，只是人的理智主要是用于理论方面的事情。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智性的性格，只有天才才具备这种绝对的、超越概念的个性，这种个性构成了天才的内在本质。人的智性性格是主题，人的一切作品都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变体。

只要我们理解性格的本性，就会明白性格是高于并超越于时间的，在生命过程的影响下，它绝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尽管性格依然故我，始终如一，但它还是需要在时间中外化自己，把自身具有的许多特点表现出来。这在于，性格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一种是生命意志本身；另一种是约束力。人一开始往往都热衷于欲望的满足，但是，等到年华老去，人到黄昏，便会渐渐明白，生命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生命的愉悦中包含着许多阴险可怖的事情。然后，根据经验来观察，在人的生命中，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几乎没有可能。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非常善良、仁慈的一面，也有极为邪恶、歹毒的一面；至于他在实际中显现出哪一面，就要视情况而定。

因此，我们具有两种不同的，或者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对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用善良仁慈的一面去对待世界，它把一切生灵都看成是与我们同一的，所以在注视它们时，总是从内心唤起几丝怜悯、几份爱心。另一种用邪恶、歹毒的一面去看待一切生灵，它把一切生灵都看成是陌生的，外在于我们，不同于我们的。我们对它们除了嫉妒、仇恨、漠视之外，再没有其他感情；要是看到它们受罪，更是倍感高兴。

假若，一个人非常想干坏事又压抑住了自己，那么阻止他行动的因素可能有下列几种：（1）害怕被报复或者遭受惩罚；（2）崇拜迷信，害怕将来遭到报应；（3）出于同情；（4）担心名声受辱；（5）出于正义感，这是与诚实、名誉等优良品质客观地联系在一起的；它还伴有一种坚定维护它们的神圣使命感，因而当某些巨大而又不正当的利益挡在他面前时，他总能轻蔑地拒绝这些利益的诱惑，并宣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

做一件善事——在每件善事中——个人自身利益表面上是退居他人利益之后的，无外乎有下面几种动机：（1）潜在地以自我利益为根据；（2）迷信，希望自我利益在来世得到奖赏；（3）怜悯；（4）想予以援手，为人排忧解难，它遵循这一准则；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希望维护这一准则，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若仅仅是出于某种动机而行动，这是绝不可能的。倘使一个人用这一类措辞来掩饰自己时，实际上他脱离不了前面所描述的四种动机之一的影响。在这些动机当中，白痴也知道，只有怜悯才最为真实也最为真诚。

善与恶应用于性格，仅仅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就绝对意义而言，善与恶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有，也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是使自己的利益从属于他人的利益，还是根本不让自己吃亏。倘若一个人想在其间保持中立，那么他就是公正的。然而，绝大多数人在利益问题上，是只顾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的。

性格上善与恶的根源所在，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而言，恶的性格在思考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世界中的生物时，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固执的情感：不是我，那不是我，不是我。在这一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极为相似。

善的性格也伴随着一种思想，与恶的性格相反，它不断充斥一种固执的情感：那是我，是我，就是我。由此会产生一种拯救天下苍生的激情，一种仁爱之心；与此同时，欢乐、自信、宁静的感觉也会溢满心田。与此相反的心情，则是与恶的性格联系在一起。

不管怎样，这种差别只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如今，我们明白了一切难题的症结：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是同一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它自我同一，并在自身的一切外化或展现中保持自我一致。那么，为何在此种性格和彼种性格之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一方面，是邪恶的、残暴的、狠毒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仁慈、宽厚、善良的性格，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甚至是强大的差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理智与意志的关系上来，这是惟一一种可能的解释。不管怎样，人的理智和性格的善良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直接而明显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在两种理智之间做出区别：知性是根据充足理由来把握事物的关系；知觉则是类似天才的官能；它常直接行动，独立于充足理由律，并且超越于个体化原则。后者是思考把握理念的官能，它在行动中不得不具有道德性。道德的差异性只是直接地根源于意志。并且，道德品格并不高于或超越于时间，因为惟有在个体中，理智和意志才能结合起来。然而，意志是高于和超越于时间的，它是永恒的，并且，性格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换句话说，它根源于同一种永恒性之中，因而，除了先验的解释之外，对于性格没有别的解释。

道德本能

按语：

在一个极有德性的人身上，良知活动频繁不断，以致它从未沉默不语，良知绝不允许他完全被情欲所惊。

本能是一种先天给定的行动规则。一个人出于本能的行为往往不同于任何其他行为。在出于本能的行为中，关于行为对象的认识跟随于行为其后。我们有可能对行为所指的对象一无所知，然这种无知对于达到它是必要的。另外，倘若某行为是出自理智或理性的运用，那么，认识本身是为了完成一个预定目标而谋划的。所以，正是这种依据理性规则的行为可能失去其目标，而本能则是万分可靠的。

至于本能的先天性特征，柏拉图在《斐利布篇》有过这样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本能是一个人对其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某种事物的回忆；相同的说法在《斐多篇》和其他地方还有。他并没有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所有经验中的先天性因素。

于是，存在着三种先天性事物：

（1）理论理性，使一切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

（2）本能，某种对象借以促使感性生活被获得的规则，这种生活于人是未知的。

（3）道德律，借此可产生一种行为，而无需任何对象。

因此，理智的或理性的行为由规则设计产生，当对象被认识时，规则与对象一致。本能的行为遵循无需认识行为对象的规则。通过这一规则导致的道德行为没有任何对象。

理论理性是某类规则的集合体，与之一致，我的全部认识——即整个经验世界——必然产生。与此相同，本能也是某类规则的集合体，与之相一致，则我的所有行为必然产生。所以，将天性称为实践理性可能最为恰当，就好像理论理性——它决定着全部保险的必然一样。

此外，所谓道德律，仅仅是良知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从本能的观点来陈述的。良知是某种存在于全部理性；或者说全部经验之外的东西，不管是实践理性还是理论理性，都和它没有丝毫干系；当同一个体的理性和良知发生矛盾时，此时，道德律凭借理智与善良意识的某种联系，使个体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

在良知和理论的冲突中，倘若个体判定理性获胜，即使是理论理性，他也会成为一个目光短浅、卖弄学问的庸人；如果是实践理性，他便会成为一个恶棍。

倘若个体判定良知获胜，我们则无法对他作出进一步明确断言，我们无法言说良知，除了以否定的形式。

这就向我们表明了，理性是怎样遭到阻碍和遮蔽的，理论理性是如何遭到压制，而天才却深得厚爱，实践理性是怎样遭压抑，而德性却倍受推崇。原来，良知既非实践的，也不是理论的；因为无论是实践或是理论只不过都是适用理性的不同特征。

在行为的道德中，不主张理性和自我的要求。不但如此，正好相反，纯粹意志一旦表现出来，事情也就此结束。

事实上，低等动物并没道德自由。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显示出良知的痕迹，或者说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物。而在我们身上，这些早已是被证明的。雅各布·波鉴说：“每一个动物都具有一种不可毁灭的力量，世界精神将之引入自身之中，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里，对抗最终的分离。”所以，我们不能把低等动物看作是自由的，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它们缺少一种机能，这种机能完全服从于最高阶段的良知——理性。

倘若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私欲和情欲被唤醒，那么，我们就和低等动物一般无二，在瞬间，我们就会勃然大怒、欲壑难填。此时此刻，良知和知性也沉默不语，置后果于不顾了。但是，就我们而言，即使在情欲侵占我们全部意识的那一刻，理性也迫使我们自省。它使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得以清晰显现，因此，我们有能力依准则行事。低等动物刚好缺乏这种能力，它完全被体内居支配地位的欲望所左右，并且，其行为只有借其他欲望才能停止。人，倘若像低等动物那样任由自己被瞬间的情欲所左右，那他也就是一个无理性的人。

到此，论述了作为道德起源的理性，使我们能够成为恶棍的，也只是理性，低等动物做不到这点。促使我们做出罪恶决定的，是理性，并且，当挑起罪恶事端的原因被消除时，理性仍不改其决定。虽然，在我们有机会执行决定的那一刻，良知可能以仁慈或爱的化身显现，但在理性的压力下，在某种罪恶的准则的驱使下，最后与良知背道而驰。歌德说：“一个人若要运用他的理性，目的在于成为一个比野兽更具兽性的人。

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到在低等动物身上，发现理性的丁点苗头，总会万分惊奇。这种惊奇并不是因为它们表示的善意和慈爱所激发——我们认出了某种不同于理性的东西，而是由它们的某种行为引起；此种行为不受瞬间情欲的支配，却被一种预先做出并保持下来的决定所左右。

我们完全相信，在一个极有德性的人身上，良知活动会频繁不断，良知从不沉默不语，它绝不允许他完全被情欲所困。正因有这样的觉悟，他不通过理性的中介而受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的间接指导，他是直接控制一种行为的主体。这就是一个理解力和理性能力都很差的人，却凭借高度的道德意识而成为杰出人物的缘故。耶稣说：“谦虚之人有福。”雅各布·波墨也说：“能平静地坚持自身意志的人将是世界上最高贵、最富有的人，他们如同子宫中的胎儿，只受孕育和降生他们的内在原则的引导和支配。”

人有什么

按语：

财富犹如海水，喝得愈多，愈是口渴。人有什么，通常因人而异，但绝对相同的需要便是满足自然必然的需要，这一点，无论贫富皆不例外。

伊壁鸠鲁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需要是自然必然的需要，如食物和衣着。第二类需要是自然的但并不是必然的需要，如某些感官的满足。第三类需要是既非自然又非必然的需要，如对奢侈、挥霍、炫耀以及光彩的渴望。

要用理性定出财富欲的界限，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也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要满足一个人的财富的数量并不是绝对不变或明确的。这种数量总是相对的。人人有自己的地平面，在这范围之外在物能够得到与否，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有人说：财富好比海水，喝得愈多，愈是口渴，声名亦复如此。

人们常常因为欲求钱财，甚于其他或嗜财如命而受到谴责，但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事。任何别的事物都只能满足一个愿望，一种需要。如若能够品酒，酒才是最好，如若生病，药才是好的一样，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惟有钱才是绝对的好。因为钱不仅能够满足我们对于某一特殊事物的具体需要，而且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

倘若某人拥有一笔财富，有幸不受饥寒之苦，能悠闲地生活，那么他便该把这笔财富当做他可能遭遇的祸患和不幸的保障；而不该把这笔财富当做在世上寻欢作乐的许可证，或者毫无责任地浪费钱财。白手起家的人们，生命没有这一殊荣，由于充分地发挥了他们所有的才干，最终拥有财富，这样的人总把自己的天赋看作是自己的资本，而他们所获取的钱财不过是这一资本所生的利息而已。倘若他们只赢得了永久性资本的部分收益，他们绝不会善罢干休。可一旦他们拥有万贯家财，便会大肆铺张。最后，又常常陷入贫困当中。他们的收入或是减少，或根本停止，因为时过境迁，他们的天才已消失殆尽，很多人的才能只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特殊环境里才能有效益，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他们的才能便不再有用。没有什么能使那些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吃饭的人不这样对待他们的财富，假如他们愿意的话。因为他们的手艺不会丢失，即使某人的手艺失去了，他的同事也可能弥补他，而且，永远都要有人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句古语说得好：“一种有用的行当就好比一座金矿”。但相对于所有艺术家和专家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后两者的收入比手工艺人好得多的原因。

通常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体验过困乏和贫穷滋味的人便不再怕苦，比起那些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贫困的人，更不会去为需求而担忧，因而也就更容易奢侈浪费。一般地说，生长于良好环境里的人通常比凭运气致富的暴发户更为节省和小心地盘算着将来。因此，这样看来，贫穷仿佛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痛苦的事情了。可是，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出生良好的人把财富看作是没有了便无法生存的东西。就像人生存不能缺少空气一样。所以，他要以他的全部生命来保卫它。因此，他喜爱有条不紊、深思远虑、勤俭节约的生活。可是，从小习惯于贫穷的人，过惯了穷苦的生活，如若侥幸发了横财，他会认为它本来就是多余的，因而要用来消遣，把它奢侈浪费掉，因为即使最后两手空空，他也能快活如以前。莎士比亚在《亨利第四》一剧中也曾说过：“乞丐可优哉游哉的过一生，这话真不错！”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说，生于贫苦的人有着坚定的信心，他们相信命运，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信头脑，也信心灵；所以，他们和富有的人不一样，不会把少许贫困看得深不可测。他们坚信：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人类的这一特性证明了为什么婚前穷苦的妻子较有丰厚嫁妆的太太更爱花费和有更多的要求的缘故。这是因为大家闺秀不仅比贫家女带来更多的财产，同时也带来了遗传的天性，以保护其财产。对此，约翰逊博士有过这样的言论，他说：“出身富裕的妇女，早已习惯支配金钱，善于管理钱财，她会极其明智审慎地使用这笔财产，但是一个因为结婚而喜欢获得金钱支配权的女子，则会花钱如流水，以至于十分浪费而奢侈。”因此，在此奉劝那些娶了贫家女子的人们，不要将资产留给她花，只需将利息留给她们，而且千万要小心，别让她们去掌管孩子们的财产。

不管怎么样，人们都应该小心保护自己所赚的或所继承的财富。因为若拥有一笔财富，哪怕这笔钱只够你一个人花一辈子，便可免除那如慢性恶疾般紧附于人身上的贫穷，可以自几乎是人类必然命运的强迫劳役中解脱。只有这样，有命运相助，我们才能说某人是自由的，即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能每天对自己说：“这一天是我的！”

假如某人的目标是政治生涯的成功，那就是两码事情了。在政治圈中，重要的是获得他人的好感，朋友以及党派团体，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样就能一步步擢升到成功之梯的顶端。在这类生活中，放逐到世间身无分文的人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倘若这位胸怀宏愿之人并非来自门庭显赫之家，而只是一位有天赋的人，那分贫穷不但不会阻挠他的事业，反而能增加他的声望。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特性，与人相处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证明别人不如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更是如此。因此，彻底的寒门之子，不名一文，无足轻重的人，反而能够轻悄悄地取得一席之地。惟有他才能够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在必要时，甚至会真实地表现出来，只有他才会屈从于一切，而又藐视一切；只有他才会懂得功绩荣誉毫无价值；只有他在说及或写到某长官要人时能用最大的声音和最大胆的笔调；只要他们随意涂鸦一二，他就能把这些誉为杰作。只有他，在几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去恳求，因此，不久之后便成了通晓这一隐秘的高级僧侣。歌德对此有明确的述说：“抱怨卑贱的目的毫无用处，因为无论人们说什么，都是它们支配着整个世界，因此，我们用不着抱怨世俗目的的低下。”

在另一方面，有足够财富可以过活的人，通常地说，心灵上便多少有些倾向于能够独立自在；他习惯于不同流合污；也许他会有些滥用他的天赋，尽管他应当知道一点，他绝不会用这种能力去和那些平庸之辈争个高低；他终究会认清居高位者的真面目，如若他们侮辱冒犯了他，他会倔强执拗，感到羞耻。这种人并不明白处世的学问，他们的行为就像伏尔泰所说的：“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我想说的是，卑鄙无耻的流氓乃是可恶讨厌之辈的标志。所以米凡诺说：“假使你的贫穷大过才气，你是很难有成就的”，和政治抱负及社交愿望比较起来，这句话更适合艺术和文学的生活。

之所以没有把妻室儿女包括在个人的所有物之中，是因为自己是为他们所有而非占有他们的。此外，朋友无疑应属于这一项，但一个人的朋友属于他自己，而他也同样地属于他的朋友，两者完全是等价的。

地位，或他人眼中的位置

按语：

倘使人不能在性格与财产中找到幸福的源头，却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位置，寄希望于他人的赞美，这便陷入危险境地了。

（1）名誉

人性有这样一个弱点，即人们过分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所能造成的反响微乎其微。不可理解的是所有人都会因得到别人的好评或恭维，他们的虚荣心就会作怪，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其实，只要稍加反省就可知道别人的看法并不能影响我们可能获得的幸福。反过来，当一个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受到自然、地位或是环境的伤害，当他被冷漠、轻视和忽略时，每个人都难免心生烦恼，有时甚至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倘使荣誉感便是基于此种“喜褒恶贬”的本性而产生的话，那么荣誉感就可取代道德律，而有益于大众福利了。但是，对人们的幸福，尤其是对于和幸福乳水交融的心灵的宁静与独立，与其说有益，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扰乱了我们内心的平静，破坏了我们的幸福。所以，就幸福的观点而言，我们应制止这种弱点的蔓延，自己恰当而正确的考虑及衡量某些利益的相对价值，从而减轻对他人意见的高度感受性。

因此，将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价值和在他人眼里的价值加以适当的比较，是有助于我们的幸福的。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价值是集合了我们的各种优点在自我意识中形成的概念。

如果人不能在性格与财产中找到幸福的源头，却寄希望于他人的赞美，这便陷于危险境地了。过分重视他人的意见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根源于人性深处，也是文明与社会环境的结果，但是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这种错误在我们所有行径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它有害于真正幸福的事实则是不容否认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太重视名誉正是一般人最常犯的错误，人们不太注意自己的感觉反而非常计较别人的想法。

我们每做一件事，最先想到的便是：“别人会怎么想。”人的一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和困扰就是来自我们对此项结果的焦虑上；说到底，这种焦虑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情感而已，由于它敏感到了完全变态的地步，因此这种自尊心极易受到伤害。对他人的看法操心焦虑、构成了我们的虚荣心、自我炫耀以及狂妄自大的基础。没有了这种焦虑，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奢侈了。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这种焦虑。我们在小孩身上已可见到，而它在老年人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就更强烈、明显了，因为当年华老去，已没有能力享受多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也就只剩虚荣和骄傲了。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焦虑、苦恼、困扰、麻烦，大部分都因担心别人怎么说而引起，在这方面我们的愚蠢和那些可怜的犯人没什么两样。要知道幸福是孕育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因此，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合理的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当然要做到这点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泰斯特说：“对名声的欲望是智者最难以摆脱的”。结束这一愚蠢行为的惟一方法，那就是清醒地意识到，它是愚蠢的。倘若人们能够超脱这种愚蠢的行径，便会促进我们心灵的平静和欢乐，返朴归真，回到自我。同时我们可以避免许多厄运，由于我们的愚味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坚实的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方能没有阻碍的享受美好的真实。但是，要记住，好事多磨。

（2）骄傲

骄傲是自己对自身的某特殊方面有卓越价值的确信，是一种内在的活动。只有坚定不移地确信自己具有杰出的品质和特殊的价值，才会使人产生严格意义上的骄傲，当然这种信念也许是错误的，或者是建立在一种偶然的、传统的特性上。对一切骄傲的人，也就是对当前有最为迫切要求的人，因为骄傲是基于一种确信，所以他与其他不是由自己裁决的知识相似。骄傲的最大敌人——虚荣心，为了打下必要的基础以谋求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评价，虚荣心便对世人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而骄傲则是以早就存在的确信为基础。

通常“骄傲”总是受到指责，事实上，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品德。鉴于多数人的厚颜无耻、蛮横，任何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如果不愿他的品德永久被忽略，就该时刻注意这一点，因为假如一个品德优良的人，好心的无视自己的优越性，依然与一般人和睦相处，就仿佛他与他们完全平等，那么他们会肆无忌惮的把你看成他们的同类。在此，特别奉劝那些最为卓越的人——个人本性上真正名符其实的卓越——卓越就像勋章和头衔一样，不能每时每刻都要引起人们的注目；另外，他们会看到，亲昵生狎侮，或如罗马人曾经说的那样：愚人教智者。阿拉伯古谚说：“和奴隶开玩笑，他不久便会狼狈不堪。”

当谦虚这一美德具有虚构的成分时，那对于愚人是极为有利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谦虚地不表现自己，这样，世人都类似了。

骄傲中最廉价的是民族的骄傲，因为如果一个人为他的民族而骄傲，那刚好说明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不然，他也不会把骄傲放到他和他的千百万同胞共同分享的东西上了。天赋资质的人可以一眼看出自己国家的短处，只有本身一无是处的笨人才不得不依赖他祖国的骄傲。

（3）官位

官位纯粹是一种市俗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件虚伪的外套，为的是获取人的敬意，所以事实上，它仅仅是个假冒的东西而已。

勋章，可说是诱导民意的汇票，其价值的高低在于持票人的声望爵位而定。当然，将授予爵位等级来代替颁发年金可以替政府省下一大笔钱，而且，若颁发勋章严格慎重，人人各得其位，各尽其职，未尝不是国家之福。一般而言，人们通常只用眼睛和耳朵去看待事物，而少于判断，少于记忆。国家有多种服务超过了常人们的理解范围，有一些措施虽然使他们获益匪浅，也在一段时间里博得了他们的赞扬，但他们很快就遗忘了。

因而在我看来，十字勋章或星章的颁发都应该告知天下，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人与众不同，他有所成就。

然而，一旦不公正或缺乏适当或者大量的颁授等级的话，爵位便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国王们在颁发爵位时该像生意人签汇票一样谨慎才好。

（4）荣誉

荣誉可分主观及客观的两面，就从客观的一面来说，荣誉是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观感。就主观的一面而言，荣誉感是我们对这种评价及观感的重视。从后一点来看，要饮誉四方就要对人发生一些经常有益的但并非纯道德上的影响。

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一切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用的，决定他是否有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意见；于是他极其所能给世人一个美好的印象，他极其在乎这一美好印象的建立。这是人类基本的内在的本性，即所谓的“荣誉感”，或者在别的方面来说所谓的“耻辱感”。

为了获得别人的信任而与他人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导致了几种荣誉之间的不同，其区别主要在于“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差别；其次在于各种誓约行为；最后，在于两性关系。所以我们把各式各样的荣誉概括为三大类：公民的荣誉、官场的荣誉、性感的荣誉。

“公民的荣誉”是最常见的一种，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交往的条件，任何人对这种和平交往的毁坏也就是毁坏了“公民的荣誉”。“公民荣誉”的名称和起源皆来自中产阶级，可它却适用于全人类。没有人可以无视此种荣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任何人都应谨慎小心待之，因为信心一旦丧失，将永无再得到信心的希望，不论他做什么事或成为什么人，失去信心的悲惨后果是永远无法避免的。

荣誉不是人们对某人独具品格的赞扬，而是对某人应该表现且不应错的一些品格之期许。是强调每个人都不该例外。荣誉的性质是否定的，荣誉的此种否定性质是不同于任何“被动”性质的，因为荣誉一旦发动，将比任何东西更具主动的性质。所以荣誉完全是我们能力以内的事。

至于官方的荣誉，一些人的普遍看法是，一个人担任某种官职，在实际上就必须具有执行其任务的必要条件。人们在国家中所必须履行的责任愈重大紧要，他所担任的职位就会愈高愈有权势，人们对于适合于他职位的道德、理智的品行所持有的看法就愈益强烈。因此，官位愈大，他享有的荣誉就愈高。事实上，具有特别任务的人比起一般人是更具有大的荣誉的，一般人的荣誉主要是使自己免于羞辱。

性爱的荣誉都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一题旨有两种自然的划分：女人性爱的荣誉，男人性爱的荣誉。因为女人一生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是她和男人的关系，因此性爱对女人的重要性就比对男人的重要了。

（5）名声

名声和荣誉好比孪生兄弟，名声是不朽的，不像荣誉般短暂。当然，这里所说的名声指的是极高层的名声，即这个词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名声。的确，名声是有许多种的，有的名声也稍显即逝。所有的人都可以要求荣誉，但几乎没有人可以要求名声，即使可以，也只能依靠非凡的成就，才可以取得名声。

这类成就可分为立功、立言两种，立功立言是通往名声的两条大道。在立功的道路中，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是他的主要的条件；而立言则需一个伟大的头脑。两条大道各有利弊；主要的差异在于功业如过眼烟云，而著作却永垂不朽。极为高贵的功勋事迹，也只能影响短暂的时间；然而一部才华四溢的名著，却是活生生的灵感泉源，可历千秋万世而长新。功业留给人们的是回忆，并且在岁月中逐渐消失和变形，人们逐渐不再关心，终至完全消失，除非历史将他凝化成石，传留后世。名声躲避追求的人，却追求躲避他的人。名声不易获得，却极易保存。无论是立德还是立言，只要有所立便不会失去。

每个人生活、生存是为了自己，同时重要地活在自己之中，他成为什么，如何生活，对自己比对他人重要的多，所以假使他在这方面不能得到自己的尊重，在别人眼里他也值不了多少了。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二等和次要的事，且受生命里一切机运的支配，并不会直接影响他。别人是寄存我们真正幸福的最坏之所，也许可能寄存想象的幸福在他人身上。但真正的幸福必须存在于自己之中。所以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比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为紧要，他人意志仅处于附属的地位。

真正的名声是死后方得的名声，假使某人发现自己具有伟大的心智，他便该独自寻求有关自然全体和广大人性的问题之答案，这些是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惟有才分很高的人才能涉入，这种人最好把他的看法延伸到每个方向，不要迷失在错综的支路上，也不要探涉偏僻的地区；换句话说，他不该把自己涉入专门科目或某些细节的探讨上。他不必为了逃避成群的敌手而钻入冷门的科目里；日常生活便能作为他建构严肃而真实的新定理的材料；而他所付出的服务会受到所有了解他所依据事实的人士之欣赏，这种人占了人类的大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习物理、化学、解剖、矿物、植物、语言、历史，与研究生活中的伟大事实之人，诗人与哲学家，是多么不同了。

心理的观察

按语：

一个胜过他人的人，看不到其他人的优点，看不到超出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他骨子里想看到的不过就是这个范围的东西而已。

当我们被极大苦痛摧残、折磨的时候，外界的反应会让我们痛心地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冷漠的，是自行其道，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正如歌德所说：“这个世界是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使我们变得无助、孤独，它总像太阳和月亮那样继续走它自己的路。”纵使如此，我们还得而且必须是若无其事地进行成千上万的活动。所以，为了恢复我们外部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内在的感情之间的协调，我们怒吼、狂叫，痛苦得或气得直跺脚。

我们的性情是如此暴虐，以至除非把一切所引入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且强使人人都同情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获得这个结果的惟一办法便是赢得别人的爱。然而这有些困难，于是我们时常选择捷径，把我们的苦恼负担泄漏给那些并不相干的人们，他们往往带着无限的好奇心，他们愿意倾听你的诉说，但是他们并不会去同情你。

烦恼是作为智慧的人对作为意志的人之强有力的表现所施加控制的状态。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烦恼；一是靠抑制这意志的猛烈；二是靠智慧离开控制。

单凭一个人的人格，就能获得一个美丽女人的欢心，这或许是对一个人的虚荣心比对任何其他的东西一种更大的满足；因为这是确信，一个人的人格是那被最为珍视、欲求与蔑视所有其他之人的等价物。因此，被拒之恋是很大的突发性剧痛，倘若是因忌妒心引起，痛苦更显为猛烈。

或许虚荣心比其它感官更主要地和欢乐与痛苦有关，因为只有心智的东西，才能产生如此猛烈的震颤。低等动物熟知情欲，但并不知激情的愉悦与爱情的痛苦。

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花花绿绿的人生景象，正因为这些景象才使得人生之旅充满了乐趣。但是，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人生的表面现象，犹如向公众敞开，陌生人也可以进入的任何地方一样。

另一方面，人生的内面现象，生命存在，活动与显示其特性之处的本心与中心，特别是我们在家中能看到的亲属间的内面的关系，我们无法看到：我们已经用内面交换了这外面。这就是为何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看到这世界恍若一幅色彩瑰丽的风景画，尽管视野颇为宽阔，却没有前景的原因，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有一天我们会对这世界感到厌倦。

有一种人关心于他给其他人的印象；有一种人则更关心其他人对他自己的印象。前一种人的气质是主观的；后一种人的气质是客观的；前一种人在其整个实存中，更像是一个仅仅具有被人捉出来的观念的人；后一种人，在他的整个实存中，更像是那捉出观念的人。

毕达哥拉斯说：只有英雄识英雄，在许多方面一点不假。它说明了，每一个人怎么只能和他的同胞相类似，或者起码是属于相似的性格，他才能了解他的缘故。

一个人肯定能在他人身上，看到人人所共有的，人们本性的庸俗的，器量小的与卑鄙的成分；在此，每个人对他的同胞都有所了解；一个有胜过另一个人优点的人，看不到其他人的优点，看不到超出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他骨子里想看到的不过就是这个范围的东西而已。倘使有任何使他困惑的事情，它将带给他一种模糊的，夹杂着愠怒的恐惧感，因为它超出了他的理解力，所以与他志趣并不相合。

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心心相印才能彼此理解的缘故。为何天才的作品，只有一个天才的人能完全地理解与充分地评价；并且，为什么由于群众眼里认为这些作品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绝不存在，它们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间接地引起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将直视另一个人的表情，心里确信，即除去他将看到他自己的可怜的相似物以外，决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并且，这个正是他将看到的东西，因为除它以外，他不能把握什么东西。

因此，一个极有天赋的人，在与别人交谈中，应该总要考虑到，他自己的最好部分远在云霄，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如果他确定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看法如何，只要考虑一下所说的那个人在他眼里怎么样就行了。一个与别人志趣不相投的人，同样的，别人与他志趣也不相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