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闻

一、周树人是谁？

正经投稿，是一九二一年在北京《晨报》附刊，鲁迅先生介绍的。那时我正在邮局做事，从快信处得知周作人先生的详址，我试投了一封信，志在请他介绍投稿，头一封信却是找他借书，可是又以设立借书处做引子。不数日回信来了，原信是这样的：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奉答几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有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检〕出现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 七月二十九日

周树人是谁？当时我并不知道。据我猜测，周树人不是周作人之兄就是之弟，但肯定也是一个文学功底很深的人。

往来通讯，讨论文艺；以后又求见面，又把那篇《厘捐局》《两个铜元》抄寄，请他介绍，说要从此以文为业。鲁迅先生对我这两篇不满千言的作品，认为是随笔，不是小说，但仍给介刊北京《晨报》附刊和《妇女杂志》。对于我这辞了职业考学校卖文章供学费的计划，鲁迅先生认为失计。函云：

竹心先生：

来信早就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尽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颇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没载。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 八月十六日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将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SKetch，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单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界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所谓之“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作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再者先生报考高师，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总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

《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 八月二十六日

由这信看，鲁迅先生要介绍我译述小说了。我的回答是英文还可以勉强译述。又批评新小说，我说我最爱的作家是鲁迅和冰心，冰心的小说很雅逸。鲁迅先生复函承认就是他自己，又谓冰心的文章虽雅逸，恐流于惨绿愁红；先生称叶绍钧和落花生的作品不错。这一封信，可惜我找不到了。但鲁迅就是和我通信的周树人，却令我失惊而且狂喜。唠叨的写了一堆惊奇的话，所以，九月五日先生的回信有“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正如今日之白羽姓白名羽一样。然而“不算甚奇”一句话，我和我妹披函都有点赧然了。

(鲁迅九月五日给白羽的信，此处略去，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0页。)

二、苦雨斋喜见文豪

我去拜访鲁迅先生，在苦雨斋见了鲁迅和作人先生；我昂然的坐在两个文学家之前，大谈一阵。鲁迅先生透视的刺人的眼和辛辣的对话，作人先生的温柔敦厚的面容和谈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此后又拜访两三次，承作人先生把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借给我；我译出五六篇，都由鲁迅先生介登《晨报》，得了千字一元的稿费。我自己又买了几本外国小说。但是我的英文很坏，抱着字典译书，错误仍然很多；鲁迅先生、作人先生都给我改译过。

三、聆听鲁迅的文艺论

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曾谈到当时小说的题材，不外乎学生生活；鲁迅指出这一点，我就附和说：“是的，这样的题材太多太泛了，不可以再写了。”鲁迅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又谈到当时的作者，为表现着同情于劳工，于是车夫乞丐纷纷做了小说的主角，我说：“这真是太多了，应该变换题材了。”鲁迅又决然的回答：“但是还可以写。”是的，这只在乎作者个人的体验和手法。鲁迅一连几个“但是”，当时很使我诧然。我的那篇《厘捐局》，写一个卖鸡蛋的老人，被厘捐局压榨，曾用“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这样的句子，鲁迅先生特意给我一封信，指出“可怜”二字近乎感叹；可否换用“只是”二字。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为人来：第一，他告诉我作小说不可夹叙夹议；第二，他告诉我他的不苟精神。“世故老人”是长虹攻击他的恶谥，我却以为这四字正说尽了鲁迅的特长。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认为满意的是《孔乙己》，他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但我喜爱的却是他那篇《药》，和《彷徨》中的《伤逝》。

(注：一、二、三的原标题是“四元稿费”，笔者将之一分为三，文字也略有删节。)

四、两位恩公

两位恩公，一位是当外勤记者时，刺仇获赦的施剑翘女士。由于访得施女士出狱的消息，我才打开了新闻报道的成功之路。另一位恩公，却是做小说作家时，《十二金钱镖》小说的女主角柳研青姑娘。由于柳姑娘的仗剑登场，替我获得嗜痂的读者，又给我开拓了刊稿地盘。我不能不感激她俩。

一九三五年夏，我给人创办××通讯社。只干了三两月，我嫌累，不干了。过了许久时候，这通讯社越办越糟，社长遂出重价，以先给钱为条件，邀我二番帮忙。我答应了。

然而情势已非，采访非常困难。××社初发稿时，经努力活动，只两三天，社稿便被《大公》《益世》《庸报》《商报》《新天津》等采用。这一回却非昔比了，社稿的信用已被弄砸；经我连跑了十二三天，访的消息不是不确，不是没有刊登的价值，可是各报全不敢采用，怕靠不住，造谣。

我急了，只好努力。一日，捉着一条好消息；为报父仇，佛堂行刺的施剑翘女士，下狱后吟诗述志，传诵一时。这天报载特赦令下，施女士出狱了。但我详揣此讯来源，是来自法院，从公文录下来的；虽有出狱的描写，却有浮光掠影之感，显见访者没到监狱。那时我正患慢性肋膜炎，肋部隐隐作痛。我忍痛雇了一辆车，经过了崎岖颠顿的路，到了第三监狱，用钩拒之法，一敲，一攻，把整个消息，合盘托出。施剑翘昨天并没走，是今天才出来的，化装为男性，穿灰袍青马褂，带墨镜；由潘××衔命持电报来提；冯××给冀察当局的电稿的大意也访出来了。

把这条消息写成二千余字的长稿，加上描写，登时发出去，别的消息全不要了；并打电话给各报：此讯千真万确，并非造谣。结果津市大小报纸一律登出。只有《大公报》觉得这样登载，和昨日的消息太抵触了，他们根据这条线索，另派专人访了一趟，果然证实报道不假。从此一炮打响，××社的信用又树立了。

第二天以后，各社外勤也争探听：“××社谁在哪里了？这条消息怎么访着的？”某社社长且以此激励社员：“你看人家，不怪挣大薪，真卖力气么。施剑翘出狱了，你们谁也想不到这里还有假；可是人家竟犯了疑，亲到监狱跑一趟！你们谁肯破费一块多的车钱，三四个钟头的工夫，追这么一条不把牢的消息？”但是我若不着急，我也是不肯去的。

(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是当年轰动全国的新闻。因为孙传芳不仅是北洋军阀的重要头目，而且彼时正勾结日寇，秘密策划成立傀儡政权。施剑翘出狱后，受到党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做了许多抗日、建设工作。)

一九三七年春，易地养病，执教乡校；丁时变，我又仓皇回津。人总得吃饭，就得找事做做。但是劫后归来，举目则人物皆非，做什么是好？想来想去，只好卖文教学了。

《十二金钱镖》初写时，我不懂武术，邀友人证因帮忙。可是两人合作，只写到第一卷第二回的上半，证因另有工作，丢下笔杆不干了。这时候二十万盐镖甫遇盗劫，铁牌手正血战寻镖，我独力接过来，又正忙着办学校，对于寻镖的事还没有算计好。怎么办呢？避重就轻，舍短用长，我就把铁牌手押回海州，送入监牢，立刻创造了黑砂掌父子这一对滑稽脚色。柳叶青父女本该在寻镖有下落，夺镖正开始时，才让她仗剑突然上场。我却等不及了，我自问于铺设情节上，描摹人物上还行，起打比武却怕出错；因此按下夺镖的开打，敦请柳叶青姑娘先行出场。女角挑帘，自易吸住读者的眼光。又想柳研青应该有丈夫，丈夫的武功尽可以不如娘子，于是又写出杨华。但把柳研青写成穆桂英，把杨华写成豆腐渣，也太没意思了；我遂又教杨华以一手连珠弹，保住了藁砧体统，不致为妻子所笑。一般小说把他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方却捺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于是我把柳姑娘写成一个娇豪的女子，目中有己无人，但尽管她性行有若干缺点，她的为人仍还可爱，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谓“纣之恶，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那种“归恶”与“归善”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恶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

然而，这一来却岔开了；直岔到第六卷，大部故事几乎全是“杨柳情缘”。杨柳情缘本是我预先想好，要做别用的，如今却胡乱搬出来了，所以《金钱镖》在结构上，竟被折成两截。

但这样糟的结构，竟意外邀得读者的同情。读者来信商讨杨柳映霞的结局的，先后数十封，个个似比那二十万盐镖还关心。此外，关于乔九烟的访镖探庙，一尘道人的中毒惨死，也有人说写得不错。前者被评为“逼真”，后者被评为“脱俗”。至其所以“逼真”，这却有来历。我的一个旧同事，新由外县逃回来；他不走运，半路遇上伙匪，与别的旅客一串一串的被绑上，脸面朝地，剥去了衣裳。内中旅客有挨打的，打得直嚷：“朋友留面子，朋友留面子！”我当时听了一动，我就把同事遇匪之情写入小说，结果，成为乔九烟被擒的那一幕剧情。我所写的盗魁，没有山寨，没有升帐，也没有喽罗排班，分立两厢，就是这个缘故。至于一尘道人之死，乃是我不愿写武侠小说，而被迫不得不写着武侠小说时的一点反抗；我取径于魔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大侠死于宵小之手，这一点，望聪明的读者明白明白飞剑挥拳到底有多大用处。正如“比武招亲”、“赌期盗宝”的这些窠臼，都被我打破一样。读者要晓得：小说是小说，作者的责任就减轻了。

柳研青一出场，得了挑帘采，使《十二金钱镖》邀得多数读者，又替我拉来十几家邀稿者；我限于精力，先后只答应了七处。现在我给三个日报、两个期刊写稿。这是谁的力量？为了吃饭，我谢谢柳姑娘介绍之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