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的准则

漂流于荒岛的鲁宾逊，也曾辛勤劳作、自我克制和深谋远虑，这些都应该被视为道德方面的品质，如果我们都能信守这部分道德，则世界一定会变得美好。然而，这终究不是道德最重要的部分。现行的道德是功利主义和迷信的奇特的混合物，而迷信的部分则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迷信是道德准则的起源。这是一位伟大哲人在数十年前，对其所处时代道德的精辟论述。

美好的人生

按语：

何谓美好的人生？罗素告诉我们，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爱是一个含有多种情感的字眼，我们的爱总是游移于纯粹的欢喜和纯粹的仁慈之间；知识并不是指道德的知识，而是指科学的知识以及特定事实的知识。对于美好的人生而言，爱与知识都是必要的。

关于美好人生的见解，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而言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监狱是遏制犯罪的良策，还有人则坚持认为教育效果更佳。

对美好人生的看法，罗素并不打算说明谁对谁错，也不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如何的正确，他只是想说出自己的观点，并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赞同。罗素的观点如下：

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

无论是有爱而没有知识，还是有知识而没有爱，都不可能产生美好的人生。在中世纪，当一个国家出现了瘟疫时，教士便会带领人们聚集在教堂里祈祷，结果是在如此拥挤的环境里，瘟疫得以更迅速地传播。这便是有爱而没有知识的例子。而战争则是有知识而没有爱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结果都是大规模的死亡，而不可能产生美好的人生。

爱与知识都是必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爱则更为必要，因为爱将引导明智之士去寻求知识，以清楚地知道如何使所爱的人获益。相反，如果人们没有知识，他们将迷信于道听途说，往往会好心而办了坏事情。例如，对于病人而言，一位能干的医生要比最忠诚的朋友更为有用；对于民众的健康而言，医学知识的进步要比孤陋寡闻的慈善更有贡献。

爱是一个含有多种情感的字眼。作为一种情感的爱，总是游移于两端之间：

爱的一端是纯粹的欢喜。对于无生命的物体，如一幅风景画，一支奏鸣曲等，我们只会产生欢喜。通常，这种欢喜在儿童之中比在成年人中更为强烈，因为成年人看待事物往往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对于我们人类的情感而言，欢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我们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时，有一些人颇具魅力，而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

爱的另一端是纯粹的仁慈。例如，有人为帮助麻风病人而牺牲了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人所感受到的爱不可能带有任何审美欢喜的成分；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有时是出于审美的欢喜，但当这种成分不存在时，父母的爱心依然强烈。

最完美的爱是欢喜和美好愿望这两种成分不可分解的结合。父母对漂亮且成功的孩子所感到的快乐就包含着这两种成分。

没有美好愿望的欢喜，也许是残酷的；而没有欢喜的美好愿望，则容易变得冷漠和高傲。

我们渴望他人美好愿望的程度，是由我们感到自己需要帮助或面临他人伤害的程度而定的。但对于人生则不尽然，我们渴求爱，目的在于摆脱孤独感以及求得“被理解”。这不仅仅是仁慈的问题，也是同情的问题。那些对我们生有爱意的人，不仅应当希望我们好，而且也应该知道如何使我们幸福。毫无疑问，这属于美好人生的另一成分的问题，即知识的问题。

在此，我们就被带到知识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上来了。当我们说知识是美好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并不是指道德的知识，而是指科学的知识以及特定事实的知识。

如果我们希望达到某一目的，知识可以给我们指出方法，当然，这种知识也可能在无意中转化为道德的知识。但是，除非我们考察了行为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否则，我们并不能判断哪一种行为是正确的，哪一种行为又是错误的。所有道德的准则都必须接受检验，即它们能否实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应当”希望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人要求我们希望的东西。其通常是诸如父母、教师、警察、法官等权威人士要求我们希望的东西。如果你对某人说“你应该做某某事”，你这句话的动机在于他对得到你的赞赏的欲望——伴随着你的赞赏或不赞赏而来的，可能还有奖励或惩罚。既然一切行为皆源于欲望，那么，非常明显，道德的概念并不重要。

理论上的道德是多余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可一目了然。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爱使你希望治好孩子的病，而科学则告诉你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在此，并不存在一个道德理论的中间段来论证你的孩子还是以得到治疗为好。你的行为直接源于实现目的的希望以及知识。这一点适用于一切的行为，无论行为是好是坏。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可行的办法是通过一种奖罚制度来改变他们的欲望，因此，立法机构中的道德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一套奖罚制度，才能取得立法机关所希望的最佳效果。如果我们说立法机关缺乏良好的愿望，也就是说，立法机关与我们社会的某一些愿望相冲突，离开人类的欲望，便没有了道德的标准。

因此，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不在于知识的种类，而仅仅在于欲望。道德方面所需要的知识与其他方面所需要的知识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所不同的是，有些目的被希望达到，而正当的行为有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当然，如果正当行为的定义要获得广泛的认可，其目的就必须是大多人所希望的。如果谁将正当行为定义为能够增加他个人收入的行为，想必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任何道德论据的效力在于其科学的部分，亦即证明此类行为是实现大多数人所求目的的手段。

现在，我们可以对美好人生的定义加以更加准确的解释了。当我们说美好的人生是由受知识引导的爱所构成的时候，那激励我们的欲望是尽可能地去过这种生活，并看到其他人也过这种生活。这句话的逻辑含义是：在一个人们能如此生活的环境之中，比在一个缺少爱或知识的社会里，可以有更多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人生是有“道德的”或是“罪恶的”，因为实际上这两种概念并没有科学的根据。

道德的准则

按语：

罗素站在一个批判者的立场，批判了其所处时代的道德。他指出，所谓的道德是功利主义和迷信的一种奇特的混和物，而迷信的部分则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迷信是道德准则的起源。迷信的道德施加予人本可以避免的痛苦：使家庭中孩子过多，贫穷，营养不良，住房拥挤；使贫穷人家的女人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用贫穷罪宣判众多工人子女的死刑；使人们失去思考的能力，从而导致情感主义盛行和批评精神缺乏……

道德的实际需要，产生于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或不同的时间的欲望冲突。假设一个人既想饮酒，又想能胜任他第二天早晨的工作，如果他所采取的方式仅能给他的欲望以较小的满足，那么，我们认为他是不道德的。至于那些过于放纵和奢侈的人，即使他们只损害自己，并未损害他人，我们也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

罗素认为，谨慎是美好人生的一部分。漂流于荒岛的鲁宾逊也曾辛勤劳作、自我克制和深谋远虑，这些都应该被视为道德方面的品质，因为这些品质增加了他的满足，又未损害他人。这一部分道德在教育儿童方面十分重要，倘若他们日后能信守这部分道德，则世界一定会变得十分美好，因为这种道德足以使他们避免战争——战争是感情的行为，而非理智的产物。但是，无论谨慎是何等的重要，也终究不是道德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也不是引起理智问题方面的部分，因为它仅诉诸于个人的利益。

超出谨慎范围之外的那部分道德，大体上而言，是类似于法律或规则的东西。它是一种疗法，能够使人们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而不论其欲望有无冲突的可能。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刑法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以某种方式损害他人欲望的行为，施加令人不快的处罚，来达到表面的和谐。这也是一种社会责难的方法——被自身所处的社会认为不道德，是一种惩罚，为了避免这种惩罚，大多数人都会避免让人知道他们违反了社会的准则。

另一种方法则是更为根本的方法，倘若一旦成功，将会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即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机会来改变人们的性格和欲望，手段是使一个人的欲望的满足尽可能与另一个人的欲望的满足相一致。爱之所以比恨好，是因为爱能使人们的欲望变得协调，而非冲突。在两个相爱的人中，成败与共；而在两个相恨的人中，一方的失败则是另一方的成功。

在罗素看来，其所处时代的道德是功利主义和迷信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而迷信的部分则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迷信是道德准则的起源。最初，某些行为被认为是神所不喜欢的，于是通过法律加以禁止，因为神的愤怒会加诸于整个社会，而不仅是犯罪者本人。由此产生出罪的观念，也就是说神不喜欢的即为罪。至于某些行为为什么为神所厌恶，却说不出一个理由，但这些禁令却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显然，一个具有科学人生观的人，是不会为《圣经》的经文或教会的教义所吓倒的。他也不会满足于说：“某某行为是有罪的，此事的结局应是那样的。”他将调查这一行为是否有害，或者相反，调查另一行为是否有害。于是他将发现，我们现行的许多道德，其来源完全是迷信，包含着无谓的残酷，假如人们能对周围的人怀有善心，那迷信是会被抛弃的。然而，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却很少有善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教会头面人物对军国主义的偏爱中看出来。我们不禁想到，他们之所以重视道德，是由于道德能使他们施加痛苦的欲望得以合法的发泄。对他们而言，罪人是准予捕猎的鸟兽，因而无需宽容！

让我们考察一下从生到死的普通人生，并注意迷信的道德是如何施予本可以避免的痛苦的。我们从胚胎讲起，因为这里迷信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如果父母没有结婚，那孩子便会蒙受耻辱，而这显然是不应该有的。如果父母一方有花柳病，很可能会遗传给孩子。就家庭的收入而言，如果孩子过多，便会出现贫穷、营养不良、住房拥挤，而且还可能乱伦。可是大多数的道德家却认为，还是让父母不知道如何通过避孕来避免痛苦为好。于是，为了取悦这些道德家，痛苦的人生遂落到千百万人的头上，这些人本不该存在，只因为道德家们认定没有生儿育女欲望的性交是罪恶的。而有了这一欲望则不是罪恶的，即使那后代注定要受苦。诸如此类的痛苦，都是主教和政治家们以道德的名义，煞费苦心赐予的。如果他们对儿童尚存一些怜爱之心，则他们断不会坚持那残酷至极的道德准则了。

在出生期和婴儿期，一般的孩子受经济之苦较迷信之苦为多。当富裕人家的女人生孩子时，她们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护理、最好的饮食、最好的休息和最好的锻炼。工人阶层的女人是享受不到这些优待的，她们的孩子常因此而夭折。政府当局虽然在照顾母亲方面做了点事情，但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就在政府当局削减对哺乳母亲的牛奶供给以节省经费时，他们却准备耗费巨资为富人住宅区修路，而那里的人员往来却十分稀少。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做出这项决定无异于用贫穷罪宣判众多工人子女的死刑。但是，这些统治者却得到绝大多数牧师的支持，这些牧师以教皇为首领，使得全世界巨大的迷信势力都来维护社会的不平等。

在教育的各个阶段，迷信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部分儿童有思考的习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铲除他们的这种习惯。凡提出不便回答的问题的，均遭到呵斥或者惩罚。集体的情感被用来灌输某些信仰，尤其是民族主义的信仰。资本家、军阀和教士在教育方面通力合作，因为他们的权力都依赖于情感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精神的缺乏。在人的本性的帮助下，教育正在成功地增加和强化一般人的这些倾向。

在中等和高等学校，情形则更糟糕。在那里要做礼拜，而且由牧师全权掌管道德方面的事情。牧师作为道德教师，几乎必然有两方面的失误：他们一方面谴责无害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宽恕极为有害的行为。他们大多谴责节制生育，而无一人谴责丈夫使其妻子死于多产的残酷的行为。有这样一个牧师，他的妻子九年内生了九个孩子。医生告诫他，如果她再生一胎，将不免于死。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结果死了，无人谴责牧师，他依然保持着他的圣职，并又娶了一个女人。只要牧师们继续宽恕残酷而谴责无辜的快乐，他们作为道德的保护者，就只能起着坏的作用。

迷信对于教育的另一个不良影响，就是缺少有关性行为的教育。主要的生理事实应当在青春期前，当它们尚未产生刺激性时，得以简单而自然的讲述；在青春期间，则应当进行非迷信的道德教育。应当教育青年男女，若非双方情愿，性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这与教会的训诫恰好相反。教会认为，只要双方已婚配，而且男方希望再要一子，则无论女方何等的不情愿，性交都是正当的。应当教育青年男女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应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支配对方的权利，嫉妒和占有欲会毁灭爱情。应当教育他们，生儿育女是一件大事，只有当孩子确有可能获得健康、良好的环境和父母的养育时，才可决定生育。但是，也应当教会他们节制生育的方法，以确保生育是他们的意愿。最后，应该使他们懂得花柳病的危险以及预防和治疗的方法。照此方式进行的性教育，可望极大地增加人类的幸福。

金钱的崇拜

按语：

关于金钱，罗素认为，成为问题的不是那种当做手段来达到某种目标的对于金钱的愿望。一个奋斗中的艺术家可能为了有空闲可以从事艺术而愿有金钱，但是，这样的愿望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很小的数目就可以完全满足。换言之，合理的金钱愿望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罗素所反对的金钱的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毫无疑问，罗素是正确的，对于金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罗素指出，所谓金钱的崇拜，指的是一种信仰，即认为一切价值都要用金钱来衡量，金钱是人生成功与否的惟一尺度。

生活中，许多人嘴里不说，但事实上却存在着这种信仰，然而，这与人的本性并不一致，因为它忽视了生命的需要，也忽视了对于某种特殊的生长的本能的倾向。它使人认为和取得金钱相反的愿望并不重要，其实这些愿望，一般而言对于人的幸福比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它以一种错误的关于成功的理论，引导人们残害了自己的本性。它促使人们的品格和目标趋于完全一致，降低了人生的快乐，增加了紧张的感觉，使整个社会变得消极、厌倦、缺乏幻想。

在美国，金钱的崇拜以最全面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他已经拥有许多的金钱，可以满足其一切合理的需要，但他往往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卖力地工作，就好像工作是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否则，他就不能生存一样。

在英国，金钱的崇拜，一般而言不是争取无限制的增加收入，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即势利地要想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男人们延迟结婚，直到他们认为家庭内的房间与佣人的数目能与他们的尊严相称。因此，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感情，以防止它们流于轻率。在他们看来，要一个女人下嫁一个门第不如她家的男人是一件难事，而如果娶了门第不相当的女人也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女人们也受到了必须谨慎的教导，惟恐降低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从小就浸染了一种思想，认为青年女子不应该有强烈的感情。本性上的事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与之比较价值的，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用若干年约束自己的感情，或与异性有了自以为“卑鄙”的关系，则必然使其感情的力量归于消失。所以，这样的男女结合起来，过着平稳的生活，但他们对于应该知道的事情却一无所知。他们惧怕自己的社会地位会降低，从而有效地把自己拘束了起来。

那些引导人延迟结婚的动机，同样也引导人限制了他们的生育。许多人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虽然那里所得到的教育并不比拉丁语学校强，而且他们在那里更容易结交坏的同伴。但势利观点认为公立学校最好，因为那里的费用最贵。同样的情况，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形式里，存在于几乎一切阶级。为了这个目标，人们在道德上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表现了惊人的自制力。但一切努力和对于自己的控制，并不是任何创造的目的，只是把他们内心生活的源泉弄干了，使他变得软弱、无精打采和平庸。在这样的土壤里无法培养出天才的激情。金钱的崇拜使人成为伟大的一切事物的愿望陷入沉寂。

在法国，金钱的崇拜采取了节约的形式。在法国不容易发财，但得到一笔遗产是极其普通的，而且凡是有遗产的，生活的主要目标，便是守住遗产以传给下一代，即使不能增加，也应当没有减少。依照法国的《继承法》，必须为女儿准备一笔出嫁费，并且把遗产分给下一代，所以，法国的家庭作为一种制度而言，比其他文明国家的家庭，显得更有力量。为了使家庭繁荣，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往往需要为家庭而牺牲。因此，要想传宗接代的愿望使人变得胆小而不敢冒险。由于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力量对于国家而言，成为了一个弱点，使人口保持不变，甚至还在减少。

在德国，金钱的崇拜的出现要比美国、英国、法国晚得多，在普法战争之前几乎不存在。罗素认为，现在也正以同样的深度存在着，德国人在信仰方面都是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但是，德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法国金钱的崇拜与家庭结合在一起，而在德国金钱的崇拜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德国人认为，在考虑经济时应以国家为前提，所以，一个德国人从事于发展工商业，他自以为，他身边的人也认为，他是在为国家服务。虽然表现不同，但归根结底是对财富无限的崇拜。

对金钱的崇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现在它比以往的危害更大，罗素为我们指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工业制度，由于从事它的人的目的是为了金钱，从而使工作更易引起厌倦，更加紧张，更不能给人快乐使人发生兴趣。

限制家庭的力量，为实行节约而开辟了新的园地。

教育和自觉纪律的普遍增长，使人们更能不顾诱惑，坚定地追求某一目标，而且当这一目标与生活相违背时，采取这个目标的人越坚决，它的危害也就越大。

由于工业制度而得到的较大的生产力，使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劳动和资本用于军队来保护我们的财富，以防止邻国的觊觎，也用来剥削劣等的民族。

由于惧怕失去金钱，从而使人有了更多的忧虑和烦恼，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殆尽。而且对遭受不幸的惧怕，比起所惧怕的不幸本身而言，则更为可怕。

总之，我们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证明：不论男女，最快乐的人是对金钱不关心的人，因为他们有某些积极的目标，把对金钱的崇拜驱出门外。

人的无穷的欲望

按语：

蟒蛇一旦有了丰盛的一餐后便开始睡眠，除非到需要另外一餐时，否则，它绝不会醒来。就人类的绝大多数而言并非如此。当习惯于过节俭生活的阿拉伯人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大笔财富，住进了无比豪华的宫殿后，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懒惰。温饱问题不再是动机，因为只要他们一点头，希腊奴隶就会为他们提供精美的食物。但其他欲望却使他们生机勃勃。罗素指出，特别是四个欲望，即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

当人们温饱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除非他们因此而变得懒惰，否则，他们就会拥有一些其他的欲望，这些欲望是如此的强烈。罗素指出，特别是四个欲望，即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

贪婪

贪婪是一种动机，即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或财富的控制权。这种贪婪是由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担忧引起的。

举例来说，罗素曾帮助两个由于饥荒而逃难的小女孩，她们住在罗素家里，拥有足够的食物，但她们整个闲暇的时间都到农场去偷土豆，并把土豆储存起来。洛克菲勒小时候极其贫穷，成名后依旧按照小时候的生活方式生活。坐在柔软沙发上的阿拉伯酋长们，他们仍然不能忘记沙漠，因而去寻求一切超出实际需要的财富。

毫无疑问，贪婪是巨大的动机之一，在那些更有影响的人中尤其如此。贪婪是动机，所以，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你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永远也不会满足。

竞争

尽管对财富的渴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机，但它绝不是在解决温饱问题过程中的最主要动机。比它更重要的动机是竞争。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朝代相继灭亡。这是由于伊斯兰的最高统治者苏丹那同父异母的儿子们不能和睦相处，结果内战毁灭了一切。当英国政府非常不明智地允许罗马帝国皇帝出席在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仪式时，罗马皇帝便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在想：“我必须也拥有一支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队伍。”结果英国的许多麻烦随之而来。

如果竞争比贪婪更为强烈的话，世界将会因此而变成不幸的地方。

虚荣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最重要的欲望，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孩子们喜欢不断地表演一些滑稽动作，并说“看我的”，“看我的”便是虚荣的重要表现。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意大利的小诸侯，在临终时，神父问他是否有需要忏悔的事。他说：“有一件事我得忏悔。有一次，国王和教皇来拜访我。我带他们到我家塔顶观赏风景，然而，我却忽略了将他们从塔顶推下去的机会，要知道，这个机会能给我留下不朽的名声。”

虚荣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使自身不断地膨胀。你越被人谈论，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政客和文人，他们越有名，报刊新闻机构就越难以令他们满意。就连被定了罪的人也是如此。他被允许看有关审判的报道，如果他发现报纸没有充分报道，他就会感到不满；如果他在其他报纸上看到很多有关审判他的报道，他就会对较少报道他的报纸感到不满。

从三岁小孩到权倾天下的君主，几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领域，都逃脱不了虚荣的影响。

权力欲

权力欲是一种比贪婪、竞争、虚荣更重要的动机，它近似于虚荣，但也有所区别。

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而拥有荣誉却不拥有权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享有最大荣誉的是那些电影明星，但是，不享有任何荣誉的“非美活动调查员会”却能使他们循规蹈矩。在英国，国王比首相拥有更多的荣誉，但首相却比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许多人爱荣誉而不爱权力，但总体而言，这些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比那些爱权力而非荣誉的人要小得多。

权力和虚荣一样是贪得无厌而无法满足的，特别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权力欲的确是他们强有力的动机。

与虚荣不同的是，对权力的体验增强了这种权力欲动机，这不仅适用于那些细小的权力，也适用于君主的权力。在君主权力中，那些富有的夫人拥有许多仆人，她们从对仆人的颐指气使中获得的快乐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在任何专制统治地区，权力的拥有者由于权力提供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来越残暴。

在权力欲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如果你在一些正当的时候，向你的老板请假离开办公室，那么，其权力欲使他从拒绝而非同意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你申请建筑许可证，那些有关的低级官员明显地能从“不行”而非“可以”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正是这样的事情，使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机。

除此之外，罗素认为，权力欲也有吸引人的其他方面：对知识的追求主要是由权力欲推动的；科技上的所有进步同样是由权力欲推动的；而政治上的改革者或许和专制君主一样有强烈的权力欲。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你是做好事还是干坏事，决定于社会制度，决定于你的能力。总之，诋毁权力欲这一动机是错误的。

某种程度的活跃的坏心

按语：

对对手恶意的诽谤，以损害对方的名誉；别人遭至灾祸，自己却暗自高兴；传播和相信别人的丑闻，自己感到满心欢喜。诸如此类，都是人们拥有坏心的表现。罗素告诉我们，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之一，是改良世界的阻碍，我们必须正视它、改变它。那么，又该如何避免坏心呢？本文为你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罗素认为，在我们身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活跃的坏心，对特定的敌人的特定的恶意以及对他人不幸的窃喜。这种坏心的表现形式，大大小小有上千种：人们传播和相信丑闻时的欢心；虐待犯人，虽然已证明改善待遇可以获得更好的改造效果；白人对黑人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以及欧战期间老妇人和教士向青年诉说服兵役时的津津乐道。这种活跃的坏心是人性中最坏的特征之一，如果世界要改良，就必须正视这种坏心，它是最需要改变的。

那又该如何避免这种坏心呢？首先让我们了解其原因。罗素认为，原因部分是社会的，部分是生理的。

社会的原因

我们的世界，是以你死我活的竞争为根据的。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都对毁灭怀有无法消除的恐怖。富人害怕失去他们的财富；穷人担心失业或生病。每一个人都在疯狂地追求“安全”，并以为只有制服潜在的敌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产生坏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防止恐怖应当成为科学的道德家主要关心的事情。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增加安全和培养勇气。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恐怖是一种不合理的情感，而不是对于可能的不幸的合理预见。当剧院失火时，有理智的人对于灾难的预见与惊慌失措的人一样清楚，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很可能会减少灾难的损失，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则可能会增加灾难的损失。对于理智的人而言，支配他们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怖。因此，如果我们要重新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重新为希望所支配。

凡是能够普遍增加安全的东西，或许都会减少残酷。这适用于防止战争；适用于防止贫困；适用于通过改善医疗卫生和环境卫生条件来增进健康；也适用于以种种方式减少那种潜伏在人的心灵深处、当人们入睡时如噩梦般出现的恐怖。然而，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部分人安全的企图，如资本家以劳动者为牺牲，白种人以黑种人为牺牲，法国人以德国人为牺牲等，则是毫无益处的。这样的方式只会增加统治集团的恐怖，因为他们担心正义的愤怒会导致被压迫者的反抗。只有正义才能产生安全。我们所说的“正义”，指的是承认全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

除了旨在获得安全的社会变革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减少恐怖的方法，即增加勇气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勇气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勇气的每一次增加，都相应地增加了被压迫者的负担，并因此而增加了压迫者恐怖的根源，以致残暴的因素始终不减。勇气必须民主化，才能使人变得人道。而现在勇气已经民主化了许多。那些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表明，她们所具有的勇气绝不在最勇敢的男人之下。在欧洲战争中，普通士兵所需要的勇气与尉官一样多，而且远在将军之上，这与他们退伍后不屈从很有关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的确不乏勇气，且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如何，他们在革命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了一切。如今，勇气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倘若情况不是如此，民主势必面临比现在大得多的危险。

然而，战斗中的勇气绝不是勇气的惟一形式，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面对贫穷的勇气、面对嘲笑的勇气、面对被敌视的勇气。所有这些勇气，连最勇敢的士兵也往往少得可怜。而首要的是，面临危险时的冷静而理智思考的勇气，以及控制无谓的的恐惧或愤怒的冲动的勇气。这些无疑是教育可以获得的东西。各种勇气的培养，会由于良好的健康、强壮的体魄、充足的营养以及生命基本冲动地自由发泄，而变得较为容易。我们可以在增加勇气方面做许多事情，如历险、体育和恰当的饮食。毫无疑问，当以上这些变得普遍化时，民主政治也就能最终实现。

生理的原因

恐怖并不是坏心的惟一来源，嫉妒和挫折也能产生坏心。众所周知，生理的缺憾所产生的嫉妒是恶意的来源，但其他不幸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在性方面受挫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嫉妒心极强，这通常采取对较幸运者进行道德谴责的形式来体现。革命运动的动力大都源于对富人的嫉妒。老人常常嫉妒青年，当他们嫉妒时，他们易于虐待青年。

罗素认为，没有办法对付嫉妒，除非使嫉妒者的生活变得愉快些和充实些，并在青年时代提倡集体创业的思想，而不是鼓励竞争。最可怕的嫉妒形式存留于那些在婚姻、子女或事业方面不如意的人身上。这类不幸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大都可以避免。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嫉妒很可能还会残存一些的。历史上有许多将军之间彼此嫉妒的先例，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增加对方的声誉。同一党派的两名政治家或同一流派的两名艺术家，几乎肯定会相互嫉妒。在这类情形中，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使竞争者无法伤害对方，胜利只能取决于更优异的成绩。画家对竞争者的嫉妒往往没有多少危害，因为惟一有效的对付办法，就是画出比对方更好的画来，所以他不大可能去毁掉对方的画。在嫉妒不可避免的地方，应当利用它刺激人们去自我努力，而不是去阻碍对方的努力。

了解了坏心产生的原因，我们也就可以对症下药，避免产生这种坏心。坏心是美好人性的大敌，也是改良世界的阻碍，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正视、必须努力使之改变。如此，我们便具有了真正的道德，世界也将变得无比美好起来。

行为的改良

按语：

罗素以“哲学家”名世，但真正纯哲学的著述，尚不及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哲学与文学本身，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素并不赞同一般道德的观点，他认为改良人的行为在于多研究、多教育，并不在于不科学的说教与经济的赏罚。

道德家的目的是改良人们的行为。这是值得称颂的雄心，因为人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可叹的。但是，我们并不赞美道德家所希望的个别改良和他们为实现这些改良所采用的方法。他们表面的方法是道德的告诫；他们真正的方法是经济的赏罚制度。

前者的影响既不长久，也不重要；自萨沃纳罗拉以来，信仰复兴运动者的影响总是非常短暂的。

后者——赏与罚——却具有极为可观的效果。例如，它使得男人宁可临时嫖妓，也不愿有半个永久的情妇，因为他们必须采取最易隐瞒的方式。这样，它造就了大量从事一种非常危险职业的人，并使花柳病广为流行。这些并不是道德家所希望的东西，但是他们太不科学了，竟没注意到这正是他们所造成的。

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这种不科学的说教与行贿的混合物吗？罗素认为是有的。

人们的行为所以有害，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不良的欲望。“不良的”欲望，当我们从社会观点论述时，可以定义为有损害他人欲望倾向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损害他人的欲望多于帮助的欲望，源于无知的损害无需详述；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知识，因此改良之路在于多研究和多教育。

科学与幸福

按语：

罗素认为，科学在增加人类幸福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或许是没有止境的：减少人性中我们称之为“恶”的那些方面；卫生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而延长了寿命并减少了疾病等。如果把我们已有的知识加以更广泛地应用，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罗素指出，虽然现在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自然科学，但在将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影响很可能远在自然科学之上。当我们发现性格如何依赖于生理状况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成为我们所称羡的那种人。智慧、善良、仁慈、艺术能力等，所有这些东西无疑都可以因科学而增加。只要人们明智地利用科学，在创造美好世界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几乎是无止境的。

关于科学应用到人生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观点——这一观点是那些害怕“不自然”东西的人所特有的。在欧洲，卢梭是这一观点的创始人；在亚洲，老子对这一观点有动人心弦的阐述，而且比欧洲要早两千四百多年。罗素认为，他们对于“自然”的赞美，不过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而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那什么东西是“自然的”呢？罗素指出，泛泛而言是说话者幼年时所习惯的东西。老子反对船舶、车辆和公路，这可能是他所出生的地方不知船舶、车辆和公路为何物的缘故。而卢梭对于这些东西则习以为常，因此并不认为它们是违反自然的。但是，倘若他在有生之年看见铁路，他无疑会大加指责。服装和烹饪由来已久，对此大多数提倡自然的人都不会提出异议，虽然他们一致反对式样翻新。节育被那些宽容独身的人当成犯罪，因为节育违反了自然，而独身则自古就有。在所有这些方面，那些提倡“自然”的人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使人把他们视为守旧之士。

然而，他们并非一无是处。比如，维生素的发现使人们复而赞成“自然的”食物。不过，维生素似乎也可由鱼肝油提供。这无疑不是人类“自然的”食物。这个例子表明，如果缺少知识，一种违反自然的新做法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但是，当那危害被认识到时，往往可以利用某种新的人造物去补救。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满足我们欲望的物质手段，我们认为，有关“自然”的这套理论，除了证明在采取某种新做法时应该谨慎外，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比如，衣服是违反自然的，如果不想让衣服引起疾病，就需要增加另一种不自然的行为，即洗涤。

关于人类欲望方面的“自然”，我们有更多的话要说。强迫男人、女人或儿童去过一种压抑其最强烈的冲动的生活，是残酷且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依从“自然”的人生再加上某些条件，是应当赞许的。

最人为的东西莫过于地铁，但是，乘地铁旅行并不会损害儿童的天性；相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种经历是愉快的。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条件下，能够满足一般人欲望的人造物便是好的。

但是，对于那种为权力或经济贫困所逼迫的非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无话可说。毫无疑问，这种生活方式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的：假如汽船上没有司炉，航海将会变得极为困难。但是，这类需要令人遗憾，还是设法避免为好。

一定数量的工作不是令人厌恶的事，因为一定数量的工作比起无所事事，十有八九更能使人愉快。但是，目前大多数人所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就其种类和数量而言，真是苦不堪言，那种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日常工作更是如此。生活不应管得过严或计划性过强；当我们的冲动确实无损于他人时，如果可能，应当得到自由的发泄；应当有冒险的余地。我们应当尊重人的天性，因为我们的欲望和冲动是造成我们幸福的原料。

给人们一些在理论上被视之为“好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要增加他们的幸福，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所渴望或需要的东西。科学将来或许能使我们的欲望变得不致像现在这样易与他人的欲望相冲突，到那时我们就能比现在更多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了。在这种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欲望才会变得“好些”。

尊重物质的自然是愚蠢的；物质的自然应当以尽量使其服务于人类之目的的观点加以研究，但它在道德上是无所谓好坏的。在物质的自然和人的天性相互影响的地方，如人口问题，我们无须束手被动地尊崇并接受战争、瘟疫和饥荒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惟一可能的方法。神学家们说：“在此事上，应用科学于这一问题的物质方面是罪恶的，我们应当应用道德于人的方面，并且实行禁欲。”每个人，这些神学家也不例外，都知道他们的劝告无人理睬，撇开这个事实不谈，通过避孕的物质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究竟何罪之有？神学家们宁可选择违反人类天性的做法，虽然当这种做法卓有成效时，会产生不快、嫉妒、迫害的倾向和经常性的疯狂。我们却更喜欢“违反”物质自然的做法。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所应遵循的“自然”的原则，它的应用是何等的含混和不确定。

自然、甚至人性，将越发不复为一种绝对的材料，而逐渐成为科学所造成的东西。科学如果愿意，它能使我们的子孙过着美好的生活，方法是给他们以知识、自制力及产生和谐而非争斗的品性。当我们能够像我们控制外界物力那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时，那时我们将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幸福。

正派的人

按语：

你可曾想到，人们对打猎的乐趣经久不衰，而追捕的猎物却由狐戏剧性地转变为人。那些被正派人士谴责的人，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猎物；正派人士一声吆喝，追捕队便前去围歼，使被捕者不是身陷囵圄就是死于非命。那正派人士究竟是些怎样的人呢？他们何以有如此大的威信？这都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里，遗老们握有大权：他们控制了教育，在教育领域中，卓有成效地维护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标准；他们控制着我们称之为“道德问题”的立法权，因而开创并资助了贩卖私酒的庞大的职业；他们保证为报纸写稿的青年人能够表达正派人的观点，而非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使得许多欢乐继续存在，而这些欢乐不靠他们维持就会很快因腻烦而结束。

最主要的是，他们使得打猎的乐趣经久不衰。在农村的氏族居民中，例如在英国的一个郡里，人们不允许猎狐，因而猎狐的活动的代价就是很昂贵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另外，狐也不可能明白无误地表达它们多么不愿意被人追捕。从这方面而言，追捕人类倒是一种更好的游戏，不过，若不是由于有正派人，就很难心安理得去追捕人类。那些被正派人士谴责的人，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猎物；正派人士一声吆喝，追捕队便前去围歼，使被捕者不是身陷囵圄就是死于非命。如果被捕者是女人，这场追捕就更有意思，因为这能满足其他妇女的嫉妒心和男人们的虐待狂。

一般而言，正派人都用金钱雇佣人来维护世界的治安，因为他们觉得这类事情是正派人不应该承担的。此外，另一个正派人不愿参与其中的部分是诽谤、造谣的机构。人们可以凭着花言巧语跻身于正派人的行列。如果甲说乙不好，乙也说甲不好，那么，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一般就会认为，其中一个人是在履行社会的职责，而另一个人是受了恶欲的驱使；其中那个履行社会职责的人就是两人中的正派者。这样，学校的女校长便比助理女教师正派，而校董事会的女董事又比她们俩更正派。针对性很强的谣言极易使受害者失去工作，即使没有产生这种极端的恶果，也会使人变成不正派的人。

对现实进行改善这种值得称道的实践，乃是正派人的主要特征。神学家们认为，对神灵的亵渎，哪怕是提及那些话都是不正派的。正派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他们将神灵换成了自己而已。

他们试图确保人们永远过着麻木不仁的水草般的生活，试图确保这种生活中的人一旦觉醒，就可能遭受诽谤的损害从而使之置于正派人的控制之下。他们还试图确保尽量减少通过正当途径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可能性，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使检查官查禁那些只能在私下里的淫秽场所才能出现的书籍和戏剧；在这一点上，凡在他们控制法律与警察的地方，只要他们尽心尽力，他们就能获得成功。在英国，自从纺织工业蒸蒸日上之后，传教士和棉花贸易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因为传教主教导野蛮人把人体遮掩住，从而增加人们对纺织品的消费需求。要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裸露并不感到害羞，棉纺业便会失去这样赚钱的生意。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不必害怕善良品性的传播会减少我们的收益。

发明“赤裸裸的事实”这个词的人，看到了一种重要的联系。这里的“赤裸裸”使一切正直的人深感震惊，“事实”也是一样令人震惊。你不管从事何种工作，不久就会发现：所谓“事实”的东西，是正派人不让进入他们良心里的东西。

正派人盛情的这种虚伪的东西也浸染在政治中，只要你想说服任何正派人，他那个党派的某位政客不过是庸碌之辈，他就会愤怒地拒绝这一意见。因而，政客必须表现得一本正经。一切党派的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心照不宣地联合一致，不让外界了解有损于他们职业形象的内幕，因为党派分歧使政客分裂，但相同的职业感情却使他们勾结得更紧密。只有如此，正派人才能维持他们想象中的民族伟人的形象，才能使学生相信，只有拥有最高尚的美德的人，才能是伟大的人。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政治确实会令人感到非常痛苦，但任何时候都有人格不够高尚因而不能参加这一行业的政客参与其中。

正派人无论在哪里看到快乐，总是有理由对之抱怀疑的态度。他们知道增进学识的人也增加忧愁，于是就据此推断增加忧愁的人也增进学识。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散发忧愁也就是传播学识。学识是那样的珍贵，因而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是在造福人类。如此一来，他们就为自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比如，他们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乐善好施者，于是便为孩子们建造一个游乐场，然后制订出许多规章制度，结果孩子们在游乐场里倒不如在大街上玩得痛快。他们竭力不让游乐场、戏院在周末开放，因为周末是人们休息的日子。他们竭力不让在职的青年男女交谈。正派人的这种态度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罗素指出，正派人的时代即将过去，有两件事正在断送它的前程。其一，人们相信快乐是无害的，只要别人不会因为自己快乐而遭殃；其二，人们厌恶欺骗，这种厌恶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美学上的。这两种反叛的思想受到了战争的进一步鼓励，在战争中，各国的正派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各自的青年人，以“最高尚的道德”的名义诱使他们互相残杀。战争结束后，死里逃生的人们开始怀疑，仇恨引起的谎言和苦难是否真是最高尚的道德。恐怕要经过很长时间，正派人才能再次诱使他们接受自己完全崇高的道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