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幸福之路

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依靠幸运环境的作用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幸福必须是一种努力。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容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这些情爱与兴趣，使他成为许多别人的情爱与兴趣的对象，他便获得了幸福。

你可以获得幸福

按语：

关于幸福，起初罗素从他的一些朋友的言论和著作中得出了下列的结论：幸福，在现代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后来通过反思，到外国旅行以及和掘井工、花匠等人聊天，罗素发现他以前关于幸福的那种观点，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在本节，对幸福的种种可能作了初步的探讨，在以下各节，将进一步的讨论，并对如何摆脱忧郁的心情提出一些建议。毋庸置疑，解读罗素的智慧对我们的人生有无穷的裨益。

前面我们探讨的是不幸福的人，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幸福的人，这是一个较为轻松、有趣的话题。

幸福大体可分为两种，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层次。我们说的这两种，也可以被称做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具体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证明什么，只想进行陈述。

也许区别这两种幸福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昵。

比如，有这样一个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满了幸福。他身材极为高大，肌肉极为发达，但是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某天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或知识分子认为的人生乐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条，而只是基于躯体的活力，足够的劳作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一位花匠的幸福也是与他同种类型的，他一年四季与野兔作战，他认为它们行事诡秘，诡计多端，凶恶残忍，只有同样的精明伶俐的对手才能和它们作一番较量。那花匠虽然已经有七十多岁的年纪了，可他从不停息，为了干活，他还得每天骑车跑上十六英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取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或许你会说，那些读书人是体验不到这些简单的快乐的。如果他们对兔子这般弱小的动物发动战争，他们又能体验到怎样的乐趣呢？我们以为，这种观点实在肤浅。一只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够从与后者的搏斗中得到快乐。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而言，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的快乐，与花匠的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教育所造成的差异，只在于获取快乐的活动差异。

成功的快乐需要一些困难相随，即使在最后这种困难得以克服，但它必须使得成功在开始时没有把握。这或许就是为何不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的源泉的一大原因。那些自我评价偏低的人，常常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反之，那些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则往往会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惊讶。前者的惊奇令人高兴，后者的惊讶令人沮丧。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有了。

在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层次中，现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学家。他们中间许多最杰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纯朴的，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如此深刻，以致于吃饭、结婚对他们而言都是乐不可言的了，艺术家们和文人学士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当成是礼仪上的需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充分地享受这看来平常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中的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占用，而不允许侵入到自己无能为力的领域，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感到幸福，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们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怀疑。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拥有复杂的情感，因为简朴的情感已经遇不到阻力了。

幸福的一切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全都实现了。他的活动使他所有的能力充分得到运用，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大众——即使他们完全不理解——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辘辘；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学家则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其他人都器重他。相反，艺术家要么选择被人瞧不起，要么做卑鄙无耻的人，在这两种处境中都是极其痛苦的。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一流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便会有前者的结局；如果他藏而不露，便会有后者的下场。

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意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言，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是主张，惟有这些非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幸运只降临在少数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具有一般人所缺乏的某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不是只有政治家才能从鼓吹其事业中得到欢愉。工作的乐趣，所有具有特殊技能的人都能够享有，只要他能够在运用自己的技能中得到满足，而并不是要求获得满堂的喝彩。

有这样一位少年时双腿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非常宁静、幸福。他之所以会这么幸福，是因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关于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人们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

还有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创新字体的人的榜样。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尊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远不及他运用自己的技巧时获得的真正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体相当。

对此，我们相信，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建设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的。

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的快乐比过去的手工时代更少了。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确实，今天，技术工人从事着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的人、那些设计师、那些飞机工程师、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几乎可以让技能得到无限发展的职业。

罗素认为，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人和农民并不如汽车或火车司机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这种工作确实丰富多彩，但这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而且这些农民也确信这一点。但是，对于制造现代机械的人而言，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当然，对于那些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这种工作是极端乏味的，因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很少有变化。而且工作越乏味，他们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纵。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从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类则从事变化多端和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工作的无聊与烦闷，要比人类从事的农耕以来的任何时代都大为减少。在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决定屈从于单调、枯燥的生活，以便减少饥饿的威胁。当人们依靠狩猎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对此，我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的职业为乐的现象中，得到证明。

然而，自从引入了农业生产方式以后，人类便进入了毫无生趣、忧郁沉闷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我们才凭借机器的有益的操作得到了解放。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的世故农民的老辣智慧等，但是，每个乡村青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要摆脱甘心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寂寞长夜的境地。他们到城里找活干，因为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亲切的。一般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包含着友谊与合作，人们能从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更多地得到它们。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对事业信仰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我们并不仅仅只考虑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受压迫国家中的诸如此类的人，我们还考虑到了许多更为卑微的信仰。但是，我们并不想怂恿大家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喜好生活，虽然，这一信仰总能给人带来美满的幸福，但是，要想发现一些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并且那些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在闲暇时光也拥有了一种满足，这足以排解人生空虚的感受。

与献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例如，在杰出的数学家当中，有一位将他的时间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数学，一部分致力于集邮。我们相信当他在前一部分中没有取得进展时，后一部分也许就能够起到一种安慰作用。当然，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的困难，并不是集邮能够解决的，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惟一物品。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簇以及石器所展示的境界，该使你多么欣喜若狂，心旷神怡？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对这些纯朴的快乐置之不理。虽然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都认为它们与人的成熟不相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认为，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幸福和快乐都应得到珍惜。

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的亢奋的快乐吧！这些棒球迷用热情而又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报纸，电台正在转播那扣人心弦的比赛场面。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以前给人的印象是极端忧郁的，但是自从那一次以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时电台正在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自我，忘了文学，忘了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他高兴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赢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我们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从书中人物的不幸中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压抑的感觉了。

虽然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或许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狂热和爱好都不是根本的幸福之源，而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是对难以面对痛苦的忘却。比起其他一切来，根本的幸福更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的关怀。

对人的友善的关怀是情感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掠夺的和非得有回报的形式。后者极有可能是不幸的源泉。能够带来幸福的那种形式是：喜爱观察人们，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发现乐趣，而不是希望获得控制他们的权力或者使他们对自己极端崇拜。

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找到了幸福之源，同时他又是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忧郁不欢，因为他从来不求回报，即使有，他也不会去注意。

在另一个人身上，相同的特性会使那个人怒不可遏、暴跳如雷，而在他身上，反而成了乐趣的来源，他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特性。别人苦苦奋斗才能获得的成就，在他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所以他将是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又给他自己增添了许多幸福。

但是，这一切必须出自内心，源自诚意，它决不能产生源自责任感的自我牺牲的想法。在工作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只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忍耐、顺从。自然而然地、不耗心计地喜欢很多人，也许就是个人幸福的最大源泉。

除了对人的友善的关怀，还有那种对物的友善的关怀，或许这一说法听起来比较勉强。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和考古学家对遗址所具有的兴趣中，还是存在着与友善类似的东西的，这兴趣也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个人和社会的态度的一个因素，人们不可能对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感兴趣。一个人因为讨厌蜘蛛，为了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是，这种兴趣决不会产生像地质学家从石块中获得的那种快乐，虽然对无生命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不如对待自己的同胞的友善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分中那么有价值，但它仍然是很重要的。

世界广阔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我们个人的环境之内，那么，我们就很难避免向生活索取更多的东西，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得的那一份也落空。一个人如果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而忘却自己的烦恼，那么，当他漫步回到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一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衡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的烦恼，而同时也能得到真正的、即使是暂时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尽量地友善，而不是敌视。

生活的热情

按语：

据某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懂得热情地面对生活时，55%的人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30%的人认为没有条件热情地面对生活，只有15%的人考虑过并正在这样做。其实，热情地面对生活并不需要你有多少金钱，有多少闲暇的时间，而在于你是否想并去做。热情地面对生活是一种快乐，在快乐中体会一些人生的哲理；热情地面对生活是一种心情，享受一种美好的心情；热情地面对生活是一种珍惜，珍惜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罗素告诉我们，热情是幸福和健康的奥秘所在。

罗素认为，幸福的人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是热情。

要懂得何谓热情，最佳的途径是，观察人们用餐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

有些人把吃饭当作一件厌烦的事情；无论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他们从未领略过挨饿的滋味，始终把吃饭看作纯粹的古板的事情。像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但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因为比起其他事情来，吃饭的厌烦是最轻的。接下来的一些人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健康，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还有一些则是美食家，进餐前他们满怀期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烹调得够精美。还有一些贪食者，他们贪得无厌地扑向食物，吃得太多，结果长得很胖，而且爱打呼噜。最后，有些胃口正常的人，对于他们的食物心满意足，吃到足够饱时便会停下来。

在人生的宴席前，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美好东西的各种态度，就像坐在饭桌前对食物所持的不同态度一样。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贪食者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类型的人，或许除了贪食者之外，都瞧不起一个胃口正常的人，而自认为比他更优越。在他们心目中，因为饥饿而有口腹之欲，是鄙俗的；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他们在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视为愚蠢的灵魂，对他们予以鄙视。罗素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罗素认为，一切心灰意冷都是一种弊病，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但无论如何，只要它一出现，就应该尽早予以治疗，而不应该将它视为一种高级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喜欢杨梅，而另一个人则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没有抽象的和客观的证据可以说杨梅是好是坏。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杨梅的人比不爱吃杨梅的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世界。

在上述这个例子中适用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更重大的事情。爱欣赏足球比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喜欢足球的人，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因为，比起欣赏足球比赛，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件好事，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我们全都有内省病的倾向，尽管世界万千姿态呈现于眼前，却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千万不能把内省病的忧郁看得过高。

从前有两台制肠机，构造很精美，专门用来把猪肉制成最鲜美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一直保持着对猪肉的热情，从而生产了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身的工作比任何猪肉都更奇妙、更有趣。”它拒绝了猪肉，并把工作转向研究自己的内部构造。而一旦天然的食物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而它越研究内部越发觉它的空虚与愚蠢，所有那些进行过美妙运转的部件都纹丝不动了。它不明白，这些机器部件究竟能干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像是对生活保持着热情的人。

心灵也是一部奇特的机器，它能把获得的材料用最惊人的方式结合起来，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界的材料，它便会变得软弱无力。心灵与制肠机的区别在于：由于事件只有在我们对其感到兴趣时才能化作经验，倘若事件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便对我们毫无用处。所以，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会发觉没有一件事值得去关注；而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偶尔反省自己的心灵时，会发觉那些极其丰富而有趣的成分都被剖析了，重新组成了美妙的、富有启迪性的形式。

热情的形式数不胜数。福尔摩斯偶然在路上拣到了一顶帽子，审视了一会后，他推断这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堕落，并且失去了妻子的爱情。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因而对于这样的人而言，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单调乏味。试想在乡村小道上所能见到的各种情形，一个人可能会对鸟儿感兴趣，另一个人可能对草木更关心，还有人或许会留心地质，也有人会关注农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如果你有兴致，那么，上述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其他的也一样。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能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地，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人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他们才会产生其他的感情。

再以旅行为例：有些人可能游历过许多国家，他们总是住最好的旅馆，吃着和家里完全相同的食物，约见那些在家乡见到的同样的富翁，谈着和在家里饭桌上相同的话题。这些人一旦回家，他们惟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了解当地的风俗和学习当地的语言，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些新的快乐欢愉。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中，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而言也是有益的。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兵变、地震、火灾等不愉快的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会惊呼：“地震原来如此！”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的确，它有时或许会变得极端专门化。读过英国旅行家鲍洛著作的人，或许还记得《拉凡格罗》一书中的一个人物。他失去了可爱的妻子，曾因此一度感到生活完全空虚。他的职业是茶商，迫于生计，他必须读懂茶罐和条箱上的中文说明，通过一个法籍中国人的帮助，他渐渐地能够阅读这些标志。结果，这件事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兴趣，他开始热诚地研究一切关于中国的东西。

想事先知道一个人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数人都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引发出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单调、沉闷中解脱出来。但是，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是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因为它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时光，并且总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也许会在某一天全部理解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的特殊事物，而因此感到兴味索然。

罗素认为，真正的热情，不是那种实际上寻求忘却的热情，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

年少的儿童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充满热情；在他们看来，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不停地以强烈的情感追求着知识。当然，这些知识不是那种学者式的知识，而是对那种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

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而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快乐，除非他的自由受到不适当的限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种限制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倒是必要的。

原始人一旦感到饥饿，便会去打猎充饥，这当然是受着直接的冲动的摆布。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的冲动的驱使，这一冲动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冲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当时就会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志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早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吃过早饭，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光临，只有工作才是解救这一未来饥饿的手段。

冲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那里，甚至集体的活动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作战时，锣鼓声便振起军威、激起斗志，激励着全体成员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冲动则不能这么对待。当一列火车必须于某一时刻启动时，人们不能用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驾驶员和信号工。他们必须做着各自的工作，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冲动，而仅仅着眼于活动的报酬。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存在同样的弊病。

在生活中，文明人的冲动时刻面临着束缚：一个人偶然感到欣喜，他不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而当他感到悲哀时，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哭泣流泪，以免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受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受到约束。所有这些，由于不断的束缚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因而都使得热情无法维系。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大量的约束加于自发的冲动，就不可能维持一个文明社会，因为自发的冲动只能产生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为了排除这些抑制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拥有一种他感兴趣的工作。

热情比起必要的工作来，需要更为充分的精力，并且这又反过来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加以更多的探讨。

在女人那里，由于错误的自尊观念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们的热情，这种情形现在虽比以前好一些，但仍然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女人不该对男人抱有一种明显的兴趣，也不该在公众面前表现得过分活跃。为了学会不对男人感兴趣，她们常常学会了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或者除了某种正当的行为外，不对任何其他行为感兴趣。教导一种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种自我专注是极讲体面的女人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尤其如此。

她们没有普通人对运动的兴趣，对政治漠不关心，对男人持一本正经的态度，对女人抱着暗暗仇视的心理。她们深信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加体面和规矩。她们自我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无情，在她们看来，倒成了一种美德。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她们；她们只是接受流行了数千年的女子的道德教育罢了。然而，她们做了压迫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罪恶性。在她们看来，所有的不慷慨是美德，所有的慷慨反而是罪恶。

在她们的社交圈内，她们从事着那种扼杀快乐的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她们则偏爱压迫性的法规。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见，但比起那些生活在解放了的圈子里的人所主张的目标来，差距还很大。女人们所谓的女性美德意识，这种意识从根本上而言，是对生活热情的无情的摧残。罗素发现，这一切都是心胸狭隘、气度偏狭的结果。

罗素认为，在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女子美德之间，并无差别，无论如何并无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异。热情是幸福和健康的奥秘所在，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亦如此。

爱的给予

按语：

过分膨胀的自我犹如一座监狱，如果你想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你就必须从这一监狱中逃脱出来。拥有真正的爱，是逃脱自我樊篱的标志之一。仅仅接受爱是不够的，还应该把接受的爱释放出去，给予别人以爱。爱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桥梁，你真诚地爱着别人，别人也会同样对你，这样的生活将更加和谐，人与人之间将更加融洽。彼此真正关怀的爱是幸福之源。

缺乏热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个人觉得不被人爱；反之，被爱的感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提高人的热情。

一个人觉得不被人爱，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由：他或许认为自己是个可憎的人，因而没有一个人爱他；他或许从幼年时期起，便不习惯于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少的爱；他或许实际上就是一个谁也不爱的人，原因很可能在于早期的不幸引起的自信心的缺乏。

感到自己不被人爱的人，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为了赢取别人的爱，他或许会不遗余力地做出种种出人意料的亲昵举动。然而，在这一点上他难免失败，因为别人很容易识破他这种亲昵举动的动机，而人类天性是对那些最不要求得到爱的人，才最乐意给予爱。所以，那些竭力用亲昵的行为去获取爱的人，往往因为人类的无情而感到幻灭。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试图去购买的爱，其价值远远大于他给予的物质恩惠，然而，他行为的出发点就是这以少博多的念头。

另外一种人，觉得自己不被人爱后，可能会对社会报复，通过煽动战争和革命，或是通过运用犀利的笔，像英国文人斯威夫特那样。这是一种对厄运的英勇反击，需要刚强的性格方能使人与社会处于敌对的地位。很少有人具备如此高强的本领。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感到自己不被人爱，只能沉溺于怯弱的绝望之中，仅仅在偶然的一丝羡慕和嫉妒中快慰一番。这些人的生活，是极端自私自利的，爱的缺乏使他们缺少一种安全感，为了逃避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他们本能地听任习惯来完全控制他们的生活。那些自愿成为单调生活的奴隶的人，大多是由于惧怕冷酷的外在世界，他们以为永远走着老路，便可以避免走进冷酷的外在世界。

那些带着安全感面对生活的人，比起那些在生活中总是感到不安全的人来，无疑要幸福得多，只要这种安全感没有给他们带来灾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安全感本身就有助于人逃避危险，而另一些人则会屈从于它。如果你要走过一条狭窄的小道，而旁边是万丈深渊，倘若你这时害怕了，反而比你不害怕更容易失足。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生。当然，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也会遇到突发的灾难，但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拼搏之后，他很可能安然无恙、毫发未伤；至于一个胆怯的人，很可能在荆棘之中暗自悲伤。毫无疑问，这种有益的自信心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人不畏登山，有的人不畏渡海，有的人不畏航空。但是，对于人生的一般自信，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有赖于获得一个人必不可少的那种适当的爱。

产生安全感的，是接受的爱，而不是给予的爱，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是源于相互的爱。严格地说，不仅爱，而且敬仰也有同样的效果。凡是在职业上需要人们敬仰的人，例如，演员、牧师、政治家、演说家等，往往越来越依赖于人们的喝彩。当他们从公众那里获得他们应得的赞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否则，他们便会因不如意而变得落落寡合。大众的热情对于他们而言，犹如少数人的盛情厚意之于别人。

受父母疼爱的孩子，是把父母的爱当作自然法则来接受的。他并不看重这种爱，虽然它对于孩子的幸福是那么地重要。他想着大千世界，想着他的历程中的冒险，想着他长大以后所能碰到的奇遇。但是，所有这些对外界关切的后面，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一旦灾难临头，父母就会尽其爱心来保护他。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一个缺乏父母之爱的孩子，很容易变得胆怯而缺少冒险性，充满着畏惧和自怜的心理，也不能用快乐的探险的心情去面对世界。这样的孩子，可能在很小的年纪里便对生死和人类命运等问题沉思遐想。他变得性格内向，郁郁寡欢，以致于在一种哲学或神学中寻求虚假的安慰。

世界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场所，愉快和不愉快的事都包含在其中，试图为它勾画出一个理性的框架或模式的愿望，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恐惧的结果，事实上是一种广场恐怖症，或是畏惧开阔的场地。一个学生在四周是墙的教室中会觉得安全。如果他能相信外部世界也同样狭小安全，那么，当他走在大街上时，也会感到同样的安全。而如果他以前得到更多的爱，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惧怕外部世界了，也不会想要去创造一个只存在于他的信念中的理想世界。

虽然如此，绝非所有的爱都有鼓励冒险精神的作用。被给予的爱本身必须是坚强的而非懦弱的，希望对方优越多于希望对方安全，虽然决不是彻底不顾安全。

如果一个胆小的母亲或保姆，总是告诫孩子所能遇到的危险，认为所有的狗都会咬人，所有的牛都是野牛。那么，会使孩子产生和她一样的胆怯心理，使孩子感觉到，除了和她在一起，否则，他就不会安全。对一个占有欲过分强烈的母亲而言，孩子的这种感觉也许会使她高兴，因为她希望孩子依赖于自己，而不希望孩子有自立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中，孩子长大成人，远比孩子没有得到半点爱的结果更坏。

早期形成的心理习惯可能终身也摆脱不掉。许多年轻人恋爱时，是在寻找一个逃避世界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在不值得敬仰时受到敬仰，可以在不值得赞美时得到赞美。家庭是许多男人的一个逃避现实的地方，男人们从妻子那里得到以前在不明智的母亲身上可以得到的东西，可是当他们发觉妻子把他们当作大孩子时，他们又惊愕起来了。

要给最完美的爱下个定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很显然，其中包括了某种保护性的成分。对于我们钟爱的人的损害，我们不会无动于衷。然而，我们认为，对不幸的担忧，相对于给予不幸的同情，在爱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越小越好。为他人的担忧仅仅略胜于为我们自身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不过是对占有欲的庇护。通过激起别人对自己的担忧，人们希望能获得对他们的更为彻底的控制。当然，这就是男人为什么喜欢胆怯的女子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过保护她们，他们就拥有了她们。要表示多少分量的焦虑挂念才不会使受惠者受害，取决于受惠者的性格：坚强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能够忍受大量的关心而不受其害，反之，一个懦弱的人应该让他不要奢望这种关心。

接受的爱有两种功能，至此为止我们还只谈及了安全这一种，但在成人的生活中，还有一种更为本质的生物性的爱，即亲本性——做父母的问题。不能激发性爱，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为不幸的厄运，因为这剥夺了生活赋予人的最大的乐趣。这一剥夺迟早会挫伤人的热情，造成性格的内倾。

这一点，在男人方面比在女人方面更真切，因为总体而言，女人往往爱慕男人的性格，而男人则追求女人的外貌。就这点而言，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男人显然不及女人，因为，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发现的那些可爱的品质，远不如女人在男人身上发现的可爱本质那样值得去追求。不过，我们并不是说，完美的性格比漂亮的外表更容易获得。但无论如何，女人更懂得且更乐意遵循获得漂亮外表的必要步骤，而男人对于获得完美性格的步骤却不甚了解。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爱是以人为客体的，即是一个人接受的爱，下面我们要谈一谈以人为主体的爱，即一个人给予的爱。它同样有两种，一种也许是生活热情的最重要的表现；另一种则是恐惧感的表现。前者是值得称道的，而后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安慰。

如果你在晴朗的天气里沿着秀丽的海岸泛舟游览，你会赞美海岸并为之陶醉。这种陶醉完全是一种源自外部的快乐，它与你自己的任何渴求毫无关联。另一种情形，如果你的船只失事，你拼命游向海岸，此时你就对它产生了另一种新的爱：那是代表波涛中逃生的安全感，此时与海岸的美丑完全不相干。

对于船只安然无恙的人的感情来说越美好的爱，对于船只失事的人的感情来说则越糟糕。第一种爱仅仅在一个人安全时才有可能，或者说无论如何，这种爱对困扰他的危险视若无睹，相反，后一种爱比其他情况下的爱更加主观和自私，因为被爱者的价值这时仅在于其提供的援助，而不是其内在的品质。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这后一种爱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的作用，事实上，几乎一切真实的爱都是上述两者的混合物，并且只要这种爱确实消除了不安全感，它便会使人对世界感兴趣，而这种兴趣在危险临近、恐惧产生时，是被完全掩盖的。

但是，在承认了这种爱在生活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这后一种爱远不如前一种爱，因为它基于恶魔般的恐惧，也因为它更加自私。在完美的爱的沐浴下，一个人不应该逃避往日的不幸，而应该期盼崭新的欢乐。

完美之爱给彼此以生命的活力；在爱中，每个人都愉快地接受着爱，又自然地奉献爱；由于这种相互幸福的存在，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世界乐趣无穷。

然而，还有另一种并不少见的爱，在这种爱中，一个人吸收了他人的生命的精华，接受着他人给予的爱，却没有一点回报。有些生命力旺盛的人便属于这一类型，他们从一个又一个牺牲品那里榨取生命，使自己强壮起来，而那些被榨取的人却日渐消瘦、死气沉沉。这种人利用别人，把他们当作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却从不承认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在某一时刻，或许他们认为自己是爱那些人的，但从本质上而言，他们对那些人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鼓舞自己活动的刺激因素，而所谓他们的活动也许是毫无人性的那一种。毫无疑问，这是由他们性格的某种缺陷造成的。如果要对此进行诊断或治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和极大的野心联系在一起，且也由于她们把人类的幸福之源从单方面去看的缘故。

罗素认为，彼此真正关怀的爱是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仅是彼此幸福的手段，也是共同幸福的切合点。

一个人，无论他在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如果他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无法扩展这种彼此关怀的爱，那么，他便失去了生活的最大快乐。将爱排斥于自身之外的念头，一般而言是某种愤怒或对人类仇恨的结果，这种愤怒和仇恨产生的原因不外乎青年时代所遭受的不幸，或成年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或其他任何导致迫害狂的因素。

过分膨胀的自我犹如一座监狱，如果你想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你就必须从这一监狱中逃脱出来。拥有真正的爱，是逃脱自我樊篱的标志之一。仅仅接受爱是不够的，还应该把接受的爱释放出去，给予别人以爱。只有当这两者平等时爱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工作中的快乐

按语：

在罗素看来，工作与幸福有很大的关联。事实也正如此。不管你的处境有多么糟糕，你也千万不能因此而厌恶你的工作。如果因为环境所迫，你不得不做些乏味的工作，你也要设法使工作变得充满乐趣。以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工作，你将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工作可以让你从中获得经验、知识和信心。你的工作热情越高，决心越大，你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当你充满热情地工作时，工作就会充满乐趣，你再也不会把上班当成一件苦差事，而别人也愿意聘用你来做喜欢的事情。

工作应该被看作幸福之源，还是不幸之源，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的确有许多工作是非常单调的，过度的工作又总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在罗素看来，只要不过度，即使是最单调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比无所事事要好得多。

工作有各种等级，从仅仅是沉闷的放松到最深刻的快乐，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多数人所做的多数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大的乐趣，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相当的益处。

首先，工作可以消磨一天中许多时光，而无需一个人决定做些什么。有许多人，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时，竟惶惶然想不出什么事情值得一做。无论他们决定做些什么，他们总觉得一定还有其他更愉快的事情可做，这个念头使他们非常苦恼。能够明智地充实闲暇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但可惜的是，还有许多人没能达到这个程度。

其次，进行选择本身也是很烦人的。除了特别富于创造性的人之外，许多人总喜欢由别人告诉他每小时应该做的事情，只要这命令不是那么令人不快。许多有闲的富人感觉着无可言喻的烦闷，仿佛这是他们免于苦役偿付的代价一般。有时他们可以在非洲追捕猛兽，或乘飞机环游世界，从中找到轻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是有限的，尤其在青春逝去以后。所以，许多聪明的富翁努力地工作，好似他们是穷人一般。

因此，工作是人所愿意的，首先它可以解除烦闷，一个人做着虽然乏味但必要的工作，也会感到烦闷，但这种烦闷比起百无聊赖不知如何度日的烦闷来，就不值一提了。除此之外，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即它使假日格外充实愉快。一个人只要没有过分的工作以致于摧残他的精力的话，他对于闲暇的时间，比一个整日无所事事的人，一定具有更多的热情。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给人以获得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

在许多工作中，衡量成功的尺度是收入。只有对那种最好的工作，这一尺度才失去其天然的适用性。人们想增加收入的愿望，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愿望成功，二是愿望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舒适的心情。无论工作本身是多么索然无味，如果它能成为获得声誉的手段，它就会变得可以忍受，不管这声誉是世界性的，还是自己的小圈子里的。目的的持续是幸福长久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主要是在工作过程之中实现的。

许多工作能给人以消磨时间的快乐，也能给人以施展抱负、哪怕是最小的抱负的快乐。这些快乐，能使一个即使从事单调工作的人，比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要幸福得多。而当工作充满乐趣时，它给人的满足比仅仅逃避烦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要大的多。多少有些兴趣的工作，可依次排列成一个系统。我们将从趣味平平的工作开始，一直讨论到值得一个伟人倾其一生的工作为止。

使工作变得有趣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技能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每一个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往往乐于施展出来，直到它变得不再特殊或不能再进步为止。许多工作给人的乐趣，与技巧游戏给人的乐趣相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妙不可言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能的运用，也包括高明对手的明争暗斗。不过，即使没有这种竞争的因素，仅仅是这些技巧的施展就足以使人乐不可支了。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会在表演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种乐趣还可以来自许多并不显眼的工作，不过强度略差一点。一切需要技能的工作都会是令人愉快的，只要习得的技能能不断地变化或不断地得到完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一旦这项技能变得完美无缺，它便不能给人带来乐趣。一个万米跑运动员，一旦过了能打破自己纪录的年龄，就不再会感到长跑的快乐。幸运的是，在相当多的工作中，许多情势需要新的技能，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对此加以完善，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乐趣。

然而，最佳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对于幸福而言，它或许比技能的运用更加重要，这便是建设性。

在一些工作中，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工作，当工作完成时，会留下某些纪念碑似的东西。建设与破坏的差别，我们可以用下列的标准去评判：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始状态是紊乱的，而其终极状态却体现了一种目的和意图；在破坏中，情况恰恰相反，事情的原始状态体现了一种目的和意图，而终级状态则是紊乱的，换言之，破坏者的整个意图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的的事物状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简单、最明显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拆毁。建造一幢房屋是依照某一预定的意图执行的，至于拆毁时谁也不能肯定那些建筑材料在拆毁后会是什么样子。

作为建设之前的破坏诚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此它是整个建设的一部分。但常见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人从事着旨在破坏的活动，而根本没想过随之而来的建设。这种人往往有意隐瞒真实的想法，标榜自己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然而，如果这真是一个借口，人们要想戳穿它很容易，你只需问他接下来建造什么就行。面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必定是模糊的、心虚的，而对于前面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破坏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设性工作中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快乐，那是一种更为狂野的、同时更为短暂的快乐，但它却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满足，因为破坏的结果很少有令人高兴的成分。你杀死了你的敌人，他一咽气，你的事情便完成了，因胜利而感到的快意会很快地消失。反之，建设性工作完成时，人们会久久地凝视、欣喜不已，并且这件工作并非完美无缺，因而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最令人满意的计划，应该是那种能够使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不到头的计划。从这一方面来看，建设无疑比破坏更是幸福之源。这样说也许更为恰当：那些从建设中寻找到的乐趣，比那些从破坏中找到的乐趣，要更为持久，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而且，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从一种伟大的建设性事业的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虽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只为那些才华超群的人所独有。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感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幸福，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幸福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而使荒地长出绿草，他这时获得的快乐便是最明确的一种。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混乱中确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工作的快乐，虽如事实所示，或许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是，这少数人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所有认为自己工作是有益的，而且需要相当技能的人也都能感到这一点。

在如何从整体上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有些人心目中，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认为以相当快乐的心情来做到这一点是幸福的关键。对于另一些人而言，生活是一连串不相关的事件，其间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罗素认为，前一种人生观比后一种更可能获得幸福，因为前者能够慢慢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环境，从中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和自尊，不像后者随着情势的推移，东一下西一下乱撞，永远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视生活为一个整体的习惯，无论在智慧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是重要的一部分，应该在教育上予以鼓励。始终一致的目标，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始终一致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闲情逸致

按语：

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在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明智地设法培养一些闲情逸致。闲情逸致，可以让你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最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闲情逸致，可以让你保持一定的比例感，体验到某种深沉的快乐；闲情逸致，可以让你战胜不幸，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我们在本节所要探讨的，不是生活赖以建立的重要兴趣，而是那些充实闲暇时间的、使人在从事严肃的事务之余能够松弛一下的次要兴趣。

普通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乃是妻儿、工作和经济状况。即使他有婚外恋，他对这种恋情的关注，也还不如此恋情可能对他的家庭生活造成的影响来得深切。此外，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兴趣，在此，罗素认为，并不是闲情逸致。例如，一个科学家，他必须紧密关注着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一旦遇到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他的感情便是热烈而鲜明的。然而，如果他注意一下本行以外的另一门科学研究，他的心情就大不相同了，既不用专家的眼光，也不那么挑剔。即使他必须紧随作者的思想，他的阅读仍然是一种放松，因为这与他的职责毫不相干。如果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的兴趣也是闲逸的，因为这种兴趣是不能用在与他自己领域有关的书本上的。我们本章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类处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之外的兴趣。

抑郁、疲劳、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便是不能对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东西产生兴趣。结果是，清醒的头脑不停地思考着某些问题，其中也许还有焦虑和担忧的成分。

除了睡眠以外，清醒的头脑永不停歇，而让无意识中的思想慢慢地孕育其智慧，结果是容易兴奋，缺乏洞察力，烦躁易怒，失去了平衡的意识。所有这些既是疲劳的原因，又是疲劳的结果。当一个人感到疲乏，他对外界便渐渐失去了兴趣，因兴味索然就不能从这种兴趣中得到宽慰，于是他更加疲乏。这一恶性循环很容易使人的精神彻底崩溃。

对外界的兴趣之所以有休息的功能，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有任何实际行动。作出决定和付诸实践，都是十分容易令人疲惫的，尤其是在仓促之间而得不到无意识的帮助的时候。有些人在作一项重大决断之前，往往习惯于先“睡上一觉”，真可谓明智之举。但是，无意识活动不仅在睡眠中作用，也在清醒的头脑用在其他方面时发生作用。一个人工作一完成便将它遗忘，直到第二次重新开始时再想起，那么，他的工作，一定比那种在休息的时间仍操心费神的人更加出色。

罗素指出，要把工作在应该忘记的时候忘记，相对于一个在工作之外有许多其他兴趣的人而言，要比一个没有其他兴趣的人，更容易办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兴趣决不能再次运用已被日常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官能，也不需要意志和决断的参与，不该像赌博一样含有经济意味，且也不可过于刺激，使感情疲倦，使无意识和意识都不得安宁。

有许多娱乐活动都能符合上述条件。如看比赛、进剧场、打高尔夫球。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而言，读一些与自己职业无关的书籍是一件好事。无论你所烦恼的是一件如何重大的事情，总不该把全部的清醒时间都花在上面。

一切闲情逸致，除了具有重要的放松功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裨益。

首先，它有助于人保持一定的比例感。一个人很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社交圈中，以致于忘记了，在整个人类活动中那是如何渺小，世界上有多少事情丝毫不受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影响。

在摆明这些强调个人之渺小的事实的同时，我们还将摆出另一组事实，使人从内心里感受到个人可以达到的那种伟大。

一个人一旦懂得了——不管多么短暂，多么简略——使灵魂变得伟大的东西之后，如果仍然卑鄙偏狭，自私自利，仍然为渺小的不幸所困扰，仍然惧怕命运的安排，那他决不会是幸福的。凡是具备伟大灵魂的人，其心胸都是开阔的，能让世界上每一隅的风自由吹入。他看到的人生、世界和他自己，都将尽人类可能看到的那么真切；他将觉察人类生活的短促与渺小，觉察已知的宇宙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集中在个人的心中。而且他知道，心灵反映出整个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和世界一样伟大。一旦摆脱了任凭命运操纵的恐惧感，他就可以体验到某种深沉的快乐，在经历外部生活的一切沧桑之后，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个幸福的人。

不谈这些涉及面极广的话题，让我们回到更切合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就是闲情逸致的价值问题。

另外一种观点也能使这些兴趣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哪怕是最幸运的人，也会遇到不如意的事。除了单身汉，很少有人不曾和自己的妻子吵过架；很少有父母不曾为儿女的疾病而忧心忡忡；很少有商人不曾遇到过经济难关；也很少有专业人员不曾面对过失败。在这种时候，能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忧虑事情以外的品质，是一种极好的品质。在这种时候，即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便去下棋，有人去读侦探小说，有人迷恋上普通天文学，还有的人去阅读关于巴比伦发掘情况的材料。这四种人的行为都是明智的。反之，那些不以消遣来分散心思，任凭焦虑紧紧攫住自己的人，其行为是不明智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他却再也没有应付的能力了。

同样的观点也可以应用于某些无法弥补的忧伤，如至爱的人的死亡等。在此类情形中，沉溺在悲哀里并没有什么好处。悲哀是免不了的，也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加以限制。某些人在不幸之中提取最后一滴忧伤的做法，只不过是满足他们的感伤气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一个人可能被忧伤压垮，但我们仍然坚持，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逃避这一厄运，应该寻找一些消遣，以便分散心思，无论这些消遣是如何的琐碎，只要它们没有害处、不至使人堕落就行。

罗素认为，所谓有害的或使人堕落的消遣之中包括酗酒和服用毒品，它们以暂时地毁灭思想为目的。恰当的做法不是去毁灭思想，而是将它引入新的渠道，或至少是一条远离当前不幸的渠道。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向来集中在少数的兴趣上，而这少数的兴趣现在又充满了忧伤，那么，他就很难转移其思想。

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是在快乐的时候便去培养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块不受骚乱的地方，此时它能唤起其他的联想和思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思绪。

一个富于活力与热情的人，一定能通过一次次新的兴趣，通过一种并不把世界看得过于狭小，以致于使人难逃厄运的世界观，战胜所有的不幸。让一次或数次的失败就击倒，这不能被认为是多愁善感而加以赞美，而应被看作缺乏活力而给予惋惜。我们全部的情感都受死神的主宰，它随时可以夺走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应该变得如此狭窄。以致于把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理想，听凭偶然性的摆布。

基于上述原因，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在生活赖以建立的主要兴趣之外，明智地设法培养一些闲情逸致。

努力与放弃

按语：

罗素年轻的时候，曾轻蔑而愤慨地拒绝过中庸之道，因为那时他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渊博，他渐渐感觉到：中庸之道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事实中，它却是真理。必须保持中庸之道的原因之一，便是考虑到保持努力与放弃平衡的需要。在罗素看来，努力与放弃同人生幸福有很大的关系。他指出，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依靠幸运环境的作用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幸福必须是一种努力；而放弃在获得幸福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聪明的人虽然不愿意在可以避免的不幸面前坐以待毙，但他也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精力。人生如戏，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惟一的导演，我们只有懂得努力与放弃，才能彻悟人生，拥有幸福的生活。

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然而，真理并非永远是有趣的。中庸之道便是一个恰当例子：它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事实中，它却是真理。

必须保持中庸之道的原因之一，是在于保持努力与放弃之间的平衡的需要。两者都曾有极端的拥护者。拥护放弃学说的，是一些圣徒与神秘主义者；拥护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峙的学派各有一部分真理，但并不是全部的。我们打算在本节内寻找出一种平衡。探究先从努力这方面入手。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依靠幸运环境的作用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可以避免与不可避免的厄运、疾病、心理症结、斗争、贫穷和仇恨，所以，一个人若想获得幸福，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去应付这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的诸多的不幸。在极少数情况下，幸福的获得无须多大的努力。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产，而又身体健康、爱好简单，他可以终身舒适地生活，而不知忧伤、恐惧为何物。一个美貌而又好逸恶劳的女人，如果嫁给了一个富有的丈夫而无须操劳，并且如果她婚后不怕发胖，在生儿育女方面又有好的运气，那么，她同样可以享受一种懒散的幸福。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人并不富裕；许多人并非生来性情温和；许多人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有规律的生活；健康是无人能够把握的福气；婚姻也非一成不变的幸福之源。由于种种原因，不管是谁，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非上帝的恩赐，而在这一追求中，内部努力与外部努力都具有极大的作用。内部努力可能包括必要的放弃，所以，目前我们只讨论外部努力。

无论是谁，当一个人要为生活而工作时，他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我们多说。不错，印度的托钵僧不必费力，只要伸出他的盂钵来接受善男信女的施舍就能生活，但在西方各国，当局对这种谋生之道并不赞同。而且，西方的气候也使这种生活不及比较炎热而干燥的地方来得愉快：无论如何，在冬季，很少有人愿意到寒冷的屋外游荡，而不愿意呆在温暖的室内工作。因此，单是放弃在西方来看，并不是一条幸福之路。

对于西方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例如科学研究中，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以在成功的感觉中得到满足；但是，在大多数职业中，收入变成了惟一的成功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到了一种事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耀眼的成功，所以，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

努力在婚姻中是否必要，这要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在那些某一性别的人居于少数的地区，这个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多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满意的婚姻。然而，如果这一性别的人居于多数，那情形则恰好相反。在女子占多数的地区，她们为了结婚所费的努力与心思是很显著的，只要研究一下妇女杂志上的广告就可以知道。在男人占多数的地区，他们为达到结婚的目的，往往采用更加直截了当的方法，如采用手枪。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人是经常处于文明的边缘的。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人幸免而使他们成为多数，我们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也许又会回复过去的殷勤而又豪爽的风度。

成功地哺育儿女，显然需要极大的努力，对此无人能够否认。凡是信奉放弃主义以及被误解了的“精神至上”的生活观的国家，总是有极高的儿童死亡率。药物、卫生、无菌操作、合适的食物等，如果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东西能够使人获得应付物质环境的能量和智慧。凡是将物质看成幻像的人，往往也无视污秽不洁的存在，结果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然而，放弃在征服幸福的过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比努力所起的作用并不逊色。

聪明的人虽然不愿意在可以避免的不幸面前坐以待毙，但他也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即使这些灾难本身是可以战胜的，但只要它们会引起时间和精力的过分消耗，以致妨碍他追求更为重大的目标，那么，他也宁愿屈服。许多人为了一点不顺心的小事便会焦虑不安或者过分恼怒，这样就耗费了许多有用的精力。一个人即使在追求真正重要的目标时，也不应该陷得太深，使可能出现失败的想法长久地困扰着自己，威胁心灵的平静。在实际工作中，效率与我们对这一工作的感情并不谐调。实际上，感情有时倒是效率的绊脚石。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尽力而为，把得失留给命运去安排。

放弃有两种形式，一种来自于绝望感，一种来自于倔强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后者是好的。

一个人遭受了彻底的失败，以致于对一切重大的成就失去了希望时，很可能会学会绝望的放弃。如果他真的学会了这种放弃，他便会放弃一切重要的活动。他可能用宗教的教义，或借着冥想才是人类真正目标的学说，来掩饰他的绝望。然而，无论他用何种伪装来隐藏内心的失败感，归根结底他是无用的和不幸福的。

把放弃建筑在倔强的希望之上的人，则与前者有完全不一样的行动。倔强的希望一定是伟大而非个人的。无论我做什么，我可能死亡、可能生病、可能被对手击败；或者可能发现自己走了一条不明智而永不能成功的路。无论情形如何，纯粹个人希望破灭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如果个人希望只是人类的伟大希望的一部分，那么，个人希望的破灭就不会是彻底的失败了。一个希望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可能会失败，或因某种疾病而不得不放弃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希望科学进步，而不仅仅希望个人有什么贡献，那么，他决不会如一个纯粹由自私动机驱使的科学家那样感到绝望。诸如此类的人，所关切的是人类的命运，而不仅仅是自己能否参与其中，因此，他们不会因为放弃而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

以上所说的放弃都是很难做到的，此外还有一些放弃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形中，只是次要的目标受到了挫折，而人生的主要目标依旧有成功的希望。例如，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如果由于婚姻的不幸而苦恼，那么，他就是不能在应该放弃的地方放弃；如果他的工作足以使他沉溺，他就应该将这类偶然的麻烦视为潮湿的天气一般，当作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有些人不能忍受那些小麻烦，殊不知那些小烦恼可以充塞生活的大部分。如果这些人误了火车，他们会大发雷霆；如果饭煮糊了，他们会怒火冲天；如果火炉漏烟，他们会陷入绝望；如果洗衣店没有及时送还衣物，他们会发誓要对整个工业体系进行报复。这些人在小麻烦上所浪费的精力，如果使用得明智的话，足以建成或毁灭一个帝国。明智的人则不会注意到女仆没有拂去灰尘，厨子没有煮好土豆，扫帚没有扫去烟垢。我们并不是说他即使有时间，对之也不采取办法加以补救。我们只是希望他不动感情地对待它们。

焦虑、烦躁、恼怒，都是毫无用处的感情。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无法克制这类情绪，然而，除了上面提及的基本放弃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克制它们。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而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住个人工作中的失败、或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泥沼中时不再烦躁不安。如果他是一个天性易怒的人，我们也不知此外还有何种方法可以应用。

一个从焦虑王国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发现生活远比他一直恼怒的时候轻松得多。熟人们的怪癖，以前会使他失声而呼，现在只觉得有趣。在他匆匆忙忙赶早班火车的时候，鞋带断了，他只作临时补救，之后便想到在广阔的宇宙中，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毕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他正在向人求婚，一个令人生厌的邻居突然来访，求婚被打断，这时他想到所有的人都可能遇上这一不幸，惟一的例外也许是亚当，但亚当也有自己的烦恼。依靠奇特的比喻和怪异的类比，人们可以无限地从小小的不幸中找到慰藉。

许多充满活力的人认为，哪怕是最小的放弃、最雅致的幽默，都将消耗他们借以工作的精力，同时，正如他们相信的那样，损及他们借以取得成功的决断力。这些人是不正确的。那种值得一做的工作，即使那些在工作的重要性上、或者在完成工作的难易程度上并未自我欺骗的人，也可以顺利地完成。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我欺骗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开始工作前先学会如何接受真理，然后才继续其工作，因为靠骗人的鬼话来支撑的需要，或迟或早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有害无益。而有害之事还是不做为好。

世上一半的有益的工作，是在与有害的工作作斗争的。把少量的时间用于学会鉴别事实，这不是浪费，因为以后所做的事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贯膨胀来刺激其精力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就不同了。在面对自我的真相时，虽然开始时会有一定的痛苦，但最终却给予你一种保护——惟一可能的保护——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灭感。没有什么比天天试图相信越来越变得不可信的东西更令人疲倦了，如果长此以往，那就是更令人恼怒的了。放弃这一努力，是获得可靠而又持久的幸福的必要条件。

幸福的人

按语：

幸福，显然一部分靠外界环境，一部分靠个人自己。罗素发现，在涉及个人自己的范围内，幸福的窍门是很简单的。在外界环境并不是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只要他的热情和兴趣不是向内发展而是向外发展。所以，我们都应该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可能地去获得那些阻止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我们自身的情爱和兴趣。

幸福，显然一部分靠外界环境，一部分靠个人自己。在本章中我们一直探讨的是靠自己的那部分，而我们发现，在涉及个人自己的范围内，幸福的窍门是很简单的。

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含有宗教成分的信仰，幸福是不可能的。还有许多人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由于他们的忧伤有着错综复杂而高度的理智根源。我们并不相信，那是幸福或不幸福的真正原因；我们认为，它们仅仅是现象而已。通常，一个不快乐的人会采用不快乐的信仰，而一个快乐的人则会采用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快乐或不快乐的原因归之于各自的信仰，而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却截然相反。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某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东西也是简单的：衣食住行、健康、爱情、好的工作以及来自同伴的尊敬。对某些人而言，拥有儿女也是必需的。在缺少这些东西时，惟有非凡的人才能获得幸福。但是，如果一个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正当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而他仍然不快乐，那他必定存着某种心理上的失调，或许需要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但在通常情况下，病人自己也可以医好这种失调，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当。

在外界环境并不是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只要他的热情和兴趣不是向内发展而是向外发展。所以，在教育方面和在我们适应世界的企图方面，我们都应该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可能地去获得那些阻止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我们自身的情爱和兴趣。

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而把我们幽禁在自身内的情欲中，确是一所最可怕的监狱。在这类情欲中，最普遍的是：恐惧、嫉妒、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只是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的自我。

人们极不情愿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温和的谎言长袍里，主要的原因是恐惧。然而，现实的荆棘刺破了长袍，刺骨的寒风从裂缝里长驱直入，这时一个已经习惯于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从一开始就艰苦磨练自己的人，要遭受更多的痛苦。何况一个自欺的人往往心里知道他们欺骗自己，他们整天恐惧多疑，担心某些不利的事情迫使他们沮丧地面对现实。

自私自利的情欲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会由于情爱的杂乱而受人指责，但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不堪，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受着负罪感折磨的人，承受着一种特殊的自恋之苦。在如此广大的宇宙中，他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鼓励这种特殊的自我专注，是传统宗教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有着自由的情爱和广泛的兴趣，因为这些兴趣和情爱，也因为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兴趣和情爱的对象而快乐。能成为被爱的对象，这自然是幸福的一大源泉，然而，索取爱的人并非就真正得到了爱。广义地说，得到爱的人正是给予爱的人。但是，如果像为了利息而放债那样，一个人在精打细算之后才给别人以爱，这是无益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得到爱的人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禁于自身之内而感到不幸福的人又该怎么做呢？如果他总是想着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永远也跳出这个牢笼。如果他要跳出来，就得借助于真实的兴趣。

虽然困难确实存在，但如果他能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能做的还是很多的。例如，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犯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要是他的问题源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天大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恐惧，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

每天你至少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非常有益。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几年后最终能使你面对事实而不畏惧退缩，并因此将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至于以后你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那只能由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决定，你的客观兴趣会由此自然产生，并不需要你去费心。不要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一定会幸福。”并由此开始集邮，结果你可能发现自己对集邮并不感兴趣。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对你有益，但是，你完全可以相信，一旦你学会了不沉溺于自身时，真正客观的兴趣便会自然产生。

在很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犹如善良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自我克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己，并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牺牲，结果在当前的目的上，它往往失败了，在最后的目标上，它几乎总是落空的。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向外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经雕琢的行为，而相同的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德性的人那里，惟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罗素认为，在他和传统的道德家们所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一些更加微妙的差别。例如，传统的道德家往往会说爱情应该是无私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对的，换言之，爱的自私不应超过某种程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爱应该具有这种性质，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获得幸福。如果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求婚，理由是他真诚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他带来自我克制的理想机遇，那么，那个女人能否获得幸福便成了一个疑问。

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期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将它作为我们自己幸福的一种替换。实际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时，那么，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和他人的全部对立便立即化为乌有。由于具备了这种兴趣，人才会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像台球那样，自身只是一个坚硬的实体，除了互相撞击之外，不再与其它台球发生任何关系。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于某种分裂或不和谐：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缺少协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会的联结要靠客观兴趣和情爱的力量，由于没有这种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会的不和谐。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遭受这两种分离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己，也不分裂来抵御世界。

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地享受着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他不会被死亡的念头所困扰，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来者分离。

将自我完全自然地融化于生命之中去吧！无与伦比的幸福在向你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