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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 不幸之源
人生不幸福有两大原因：社会制度与个人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改造增进人类的幸福；另一方面，要人们认清不健康心理的危害，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形成的，从而培养健康的心灵，安度幸福的一生。
什么使人不幸
按语：
什么使人不幸？罗素告诉我们，致我们于不幸的，往往是“自我专注”过于严重，其中有三种最普通的类型：罪人、自恋者、夸大狂。对于罪人，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从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脱出来；对于自恋者，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成功的行动，来增强自信心；对于夸大狂，只有将权力欲保持在恰当的限度以内，才能极大地增进幸福。
动物只要不患病，食物充足，就会快乐满足。人也应该如此，然而，现实并非这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这样。如果你是不幸的，你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幸福的。当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一番审视之后，你就应该学会察言观色之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英国诗人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孔，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愁怨。
虽然不幸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你却不难发现，它无处不在。假如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里。上班时间你站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或在周末站在通行的大道上，或者良宵时光在一个舞会中，请把自我从心灵里完全排除，让周围陌生人的性情一一占据你的视野。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着各自的烦恼。
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躁不安、过度紧张、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以外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对游戏娱乐兴味索然，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在周末的通行大道上，你会看到男男女女，轻松悠闲；那些很有钱的人，则致力于追逐快活享乐。这种追逐完全以同样的速度开始，像长长的车队缓缓爬行。从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会引发交通事故。所有坐在车里的人时刻都在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以致他们白费心力。如果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未握方向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使他们的表情打上微微不满的印记。有时一辆满载黑人的车上会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他人的不满，到最后由于交通事故而落入警察手里。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逍遥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就像某人去看牙医时确保轻松镇定一样不可动摇。人们一致认为饮酒和吻抱是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他们开怀畅饮，根本不在乎同伴如何讨厌自己。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泪流满面，埋怨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冲动的宣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往往被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是源于社会制度，部分是源于个人的心里素质——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者的产物。
我们文明时代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寻求一种没有战争的社会制度。但是，人类是如此的不幸，以致于互相残杀，似乎比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显得更为诱人。在这种情况下，再美好的制度也难以实现。如果机器化大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有最大需要的人们的利益的话，那么，防止永久的贫困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连富人们都是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诉诸棍棒的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施教者自己本就是这种热情的奴隶，他们就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
以上种种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的问题上来：此时此地，在我们这个普遍怀旧的社会里，一个人怎样去获得个人的幸福？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遭受过外来的任何巨大的痛苦。我们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解决了温饱和起居问题；他们足够健康，能够从事日常的各种活动。我们不考虑那些巨大的灾变，如儿女尽亡、当众受辱等。这类事情确实值得讨论，而且确实重要；但它们属于与我们想说的是不同的另一类事情。我们的目的在于，为现代文明国家里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提供医治的处方。这类不幸使人不堪忍受，因为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它一旦到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
罗素认为，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其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乃是所有幸福所最终依赖的东西。这些事物的获得是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气，便能通过这些转变获得幸福。
罗素觉得，对他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最好的方式便是从他的简要自传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在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厌倦尘世，我肩头重负罪孽。”五岁时，我曾想到，如果我能活到70岁，那我到现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我觉得面前漫长的无聊生涯简直难以忍受。青春时代，我厌恶生活，一度徘徊于自杀的边缘；而我之所以终于抑制了自尽的念头，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已经发现了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慢慢地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成功地放弃了某些向往的目标——例如关于事物的不容置疑的知识的获得——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它们。但是，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像别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曾有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的习惯。我常将自己看作——无疑还自以为公正——一个可怜的怪人。渐渐地，我学会了对我自身缺点的漠不关心；懂得了将我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世界大事，各种学科的知识，我所喜爱的个人等。
的确，对外界事物的关心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陷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有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然而，这种痛苦不会摧毁生活的本质因素。而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则往往会给生活的本质方面以灭顶之灾。每一种外在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种兴趣仍然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及无聊意识的产生。相反地，对自我的兴趣，不可能导致进取性的活动。
这反倒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从事心理分析，或者成为一个僧侣。然而，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得僧侣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之后，他才会变得幸福。他由宗教获致的幸福，本来哪怕是一个清道夫也可以得到，只要他坚守岗位，一如既往。对于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他的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不幸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惟一的道路就是外在修养。
罗素指出，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三种最普通的类型：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
罪人
说“罪人”，并不是指犯了罪过的人，而是指那种精神专注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不停地责难自己；如果他是一个教徒的话，就把这种有罪意识解释成上帝的责难。他按照他自以为应该的那样的去想象自我，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处在一种持续的矛盾中。如果在有意识的思维中，他老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信念，那么，他的负罪感就应该已被埋藏于无意识深处，只在酒醉或睡眠时才浮现出来。但是，这已足够使一切事物失去诱惑力了。
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接受着儿时所得的所有禁律。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时狡狯是邪恶的；尤其，性行为更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所有这些快乐，但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已被这些东西拉下了堕落的深渊。他全部身心追求的一种快乐就是受到母亲的抚爱，此时所经历的快乐至今记忆犹新。然而，这种快乐之门不再向他开放，他因此感到一切都无所谓了：既然总要犯罪，就干脆深陷到罪恶之中去吧！
恋爱时，他仍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的形象犹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都不可能产生尊重之情。于是他失望并开始变得冷酷；而当他为自己的冷酷开始后悔时，便又开始了一轮想象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交替变换的过程。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强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误入歧途的，是对不可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追求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荒谬的伦理准则的灌输和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而言，走向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从早年信仰和情感之中解脱出来。
自恋
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是习惯化了的负罪感的对立物。它包括对自我的爱慕和希望得到别人的爱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人们也不必为之哀叹；然而，一旦这种自恋发展过了度，它就会变成一种恶习。
在许多妇女、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妇女身上，那种感受爱的能力早已干涸并被一种希望所有的男人都爱她的强烈愿望所代替。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人爱上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虽然比较少见。
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对任何他人都不再会有真正的兴趣，因而从爱情中也不可能获得丝毫满足。其他的兴趣失落得更加迅速。
例如，一个自恋者被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敬所激励，他也会变成一位美术专业学生；然而，由于绘画只不过是他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已，因而绘画技法从来没有变成他真正的兴趣；除了与己有关的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结果自然是失败和失望，没有预期中的奉承，却只有一连串的奚落。
同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小说家身上，如果这位小说家总是把自己当作理想的英雄。一位接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们，其最终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以及施政方针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取代。
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人们不会像他所自认为的那样去看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惟一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那么，他往往不太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就算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仍然不能获得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类的本能永远不会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只不过是对自己加以人为的限制，正如一个为负罪感所压抑的人一样。
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欢狩猎活动本身的虚荣心，一旦超过一定的极点，便会由于自身的原因扼杀任何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一般情况下，虚荣心的根源就在于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的行动才能达到。
夸大狂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他希望自己声名显赫而不是可爱迷人，希望自已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迷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疯子和多数历史上的伟人。
对权力的爱，就像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它过度膨胀或是与不充分的现实感相联系时，它才变得令人惋惜。这时，它就会使人不幸、令人愚蠢，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自以为头戴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幸福的，但他的幸福不是那种任何清醒的人都会羡慕的幸福。亚历山大大帝与疯子在心理上同属一类人，哪怕他拥有实现疯狂梦想的才能，也是如此。然而，他并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他的梦想也不断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自封为大帝。他真的幸福吗？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酷无情，他的自命上帝，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并不幸福。
为了开发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所有其他部分为代价，或者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这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
夸大狂，一般来说，无论是精神错乱的还是精神健全的，往往是由过分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期曾为自卑感所折磨，因为他的同学大都是富有的贵族子弟，而他家境贫寒，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面对昔日同学的卑颜屈膝，他才获得了满足。这真可谓至福！这种满足感进一步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便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
由于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被权力欲所彻底攫住的人，迟早会碰到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只有某种形式的疯狂才会阻止这种认识深入人的头脑，就像一个人权力足够大时，他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者处以极刑。政治意识的压抑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密切相关的。不管以何种明显的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出现了心理分析上的压抑，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权力，当它被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时，也许会极大地增进幸福；然而，如果把它当作生活的惟一目的，它就会给人的外部世界或者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的心理上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于是便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一种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苦心寻求；他仅仅对成功，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本身，给予足够多的、不恰当的重视。
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极为普遍。一个人也许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以致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放松、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乐”的爱好者。也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变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带来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暂时的忘却不幸的幸福。
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虽然他们为了得到它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首要之点就是告诉他：幸福是值得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也许他们的这种自豪与狐狸丢了尾巴时的感触是一样的。如果真是这样，医治的疗法便是向他们指出，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罗素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选择不幸之路。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
拜伦式的不幸
按语：
拜伦式的不幸，即认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在罗素看来，这种悲观论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对那些拜伦式的悲观厌世者说，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福之旅，而是时时摆动在幸与不幸、沉与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模式里。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拒绝面对各种麻烦，因为麻烦不会因此获得解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幸，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微笑却能帮助我们从不幸中走出来。
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拥有这种观点的人的确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惟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无疑，这些受难者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
罗素认为，人不快乐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可言的。聪明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其一极限就会使人痛苦，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本节所要说明的观点。
罗素相信，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理性都不会禁止人们去追求幸福；不仅如此，那些真心诚意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我们所要讨论的观点早已由美国作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表述过了，这一观点与英国诗人拜伦的观点，以及《布道书》一书作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克鲁奇先生说：
我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对人类感到遗憾。
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一样活着。
拜伦写道：
当早年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
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
《布道书》的作者说：
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更幸福。
但是，那些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人，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于纽约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赤勒斯滂，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布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他建造水池，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然而，他将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好，忧虑越重。
连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
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烦恼，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捕风。
对文人而言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出结论，不管有人曾经发表何种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是空虚。如果我们可以表明，《布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出现的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及理智的表述之间的差异。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罗素指出，对这种情绪（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虚）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是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会感到，孩子的康复是理所当然要关心的事情，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都是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缺钱，他便会感到下一顿饭就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过分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丢失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
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陈年旧事无人追念。太阳底下，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把上述观点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的：
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待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世间万物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河流如果有智慧，就会待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种植果树，让他的儿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处在另一种情绪中，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了。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出现吗？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天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讲的话，那难道不是对处身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一个安慰吗？要是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吗？
当然，这些事物可能不会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是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成了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会像雪莱诗中所说的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
至于说到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如所罗门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有意义只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同这样的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他。
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
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
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葆青春活力。
我在生活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相同的理由。
《布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
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他们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困境一样，他们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引导自己走向何方。
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证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它的诺言。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达尔文、赫胥黎等人在几十年前对科学的期望，至今没有实现。
罗素认为，这完全是谬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人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造出来的。现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就会增加。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安定感；然而，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阶层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每个人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惶恐不安。这类因素一个时代情绪的影响，较之其对世界本质的理论的影响来，要大得多。很少有哪个时代比十三世纪更令人绝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贵族外，被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个时代几乎为所有人所坚信。
因此，罗杰·培根说：
我们这一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来，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绝不相容的。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思考一番，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堕落和腐败；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逐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想宗教的戒规：言出必行。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他们之间的争斗、吵闹和其他罪恶等等的丑闻便会传遍世俗社会。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他说：
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快、富足、荣耀。这一切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以读到。正因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知识。
罗杰·培根的这些观点，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观点一致的，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罗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悲观论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生存竞争的压力
按语：
无论在我们的时代，还是在罗素生活的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活哲学：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罗素作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样的人恰似恐龙，像他们史前原型一样，他们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然而，远古恐龙互相残杀，却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毋庸置疑，成功只是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在追求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以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来平衡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一个英国商人，在他的生活中，什么是对快乐最大的妨碍？他一定会回答：“生存竞争。”他的话是肺腑之言，并且他确信如此。这一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正确的；但从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则无疑是错误的。当然，生存竞争确实存在。如果我们运气不好，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
康拉特小说中的主角福克就是一个例子：
在一条破旧的船上，所有的水手中，只有福克和另一个同伴拥有武器；而船人除了把其他没有武器的人作为食物之外再没有东西可吃。当两人把能够同意分配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生存竞争开始了。结果，福克打倒了对手，但从此以后，他却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然而，现在的商人所声称的“生存竞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不准确的名词，用来使根本微不足道的事情显得庄严。你问问他，他的朋友们一旦破产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一个破产以后的商人，在生活的舒适方面，要比一个从来没有富裕到有可能破产的人要好得多。所以，人们平常所谓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他们在竞争中所惧怕的，并不是第二天没有早餐可吃，而是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下面这个道理：他们并非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踏车没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获得成功的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然而，在他们看来，靠现有的收入生活是可耻的，就好比面对敌人临阵脱逃一般。如果你问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定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个美丽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儿女。清早，全家尚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就得醒来，匆匆赶到办公室。在此，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和才干；他咬紧牙床，说话显得极有决断，脸上装得又机警又庄重，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他念着信稿叫人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和各种重要人物在电话中洽谈，研究商情，接着陪着和他有买卖或他希望谈判一件买卖的人用午餐。同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倦不堪地回到家，又赶着换好衣服去赴晚宴。饭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乏的男人，不得不装作感到有妇女作伴的乐趣，她们还不曾有机会使自己疲倦呢！谁也说不准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男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紧张的神经得以几个小时的松弛。
这样的人的工作生活，其状态恰似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惟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里最终达到了极点。对于儿女，他有多少了解？他平时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上。对于妻子，他又有多少了解？他早晨离开的时候，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忙着交际应酬，无法作亲密的交流。大概他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信的朋友，虽然他对许多人装着非常亲热。他所知的春夏秋冬，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去过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而言，书本是废物，音乐则是故弄玄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全神贯注于事业，业余生活变得极其枯燥。
这样的人如果要过得快乐一些，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追求成功是一个男人的职责，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旧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快乐。
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以致于把它变成了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们不否认，成功的感觉容易使人领会到人生快乐。比如说，一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似乎要快乐得多。我们也不否认，金钱在某种程度上能增进幸福，但一旦超过了那个程度则截然不同。总之，我们坚信，成功只能是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如果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取成功，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罗素指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方面，个人在他孤立的情况下并不能阻止它。归根结底，在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意志培养的过分强调，却强行压制自己的感觉和才智，因此他们把竞争学当成最恰当的自然的哲学。无论如何，这些现代恐龙，像他们史前原型一样，他们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这种成功使他们到处被人模仿，结果成了全世界人的榜样。或许，在今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情况会日盛一日，但是，那些不迎合潮流的人大可放心，因为远古恐龙最终并未获得胜利，结果让聪明的旁观者占据了它们的王国。我们的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婚姻，都只生下两个不到的子女。那些对生活感到如此缺乏乐趣，以致于不再关心生儿育女问题的人，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更为快乐幸福的新一代所替代。
把竞争看成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可怕、太执拗，使人肌肉太紧张，意志太专注；如果把它作为人生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延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衰弱，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没有生育的缘故，导致整个家族的灭亡。竞争哲学所毒害的，不止是工作，休息也受到同样深的毒害。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令人感到厌烦和无聊。这一切必然导致连续的加速运动，其自然的结局便是停滞与崩溃。求治的方法是，承认在一种平衡的生活中，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厌烦与兴奋
按语：
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象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处于繁忙紧张的状态。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厌烦的对立面是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身心的，但是，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得到生活的幸福，一定程度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幸福才能得以存在。
在罗素看来，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要素，远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罗素相信，它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起推进作用的一个巨大动力。
厌烦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动物被拘禁时，确实也会变得躁动不安、上窜下跳、呵欠不断，但从性质上而言，它们的体验是不可能与人类的厌烦相比的。动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警惕敌方、寻找食物，或同时两者兼有；有时它们是在求偶，有时则在设法保持温暖。但是，即使在它们不快乐的时候，罗素认为，它们也不是厌烦所致。
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象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处于繁忙紧张的状态。
从根本上而言，厌烦是一种受到挫折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对象不一定是令人快乐的，它们只要使厌烦的牺牲者知道这一天和另一天有所不同就行。总之，厌烦的对立面，不是愉快，而是兴奋。
追求兴奋的欲望在人类心灵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罗素认为，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比起之后的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获得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战争是令人兴奋的，求爱是令人兴奋的。然而，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单调乏味了。当然贵族例外，因为他们处在而且一直处在狩猎时代。
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机械生产劳动单调乏味的抱怨，不过，比较起来，采用旧的耕作方法的劳动才是最枯燥乏味的。同大多数慈善家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机器时代大大减少了整个世界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厌烦的总量。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里并不孤独，而夜晚的时光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消磨度过，而这在旧式的乡村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看中下等阶级生活的变化吧！从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收拾完毕；于是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始所谓的“大团圆”的欢乐时光。这就是说，一家之长去睡觉了，妻子忙着编织，女儿们宁愿自己要么死去，要么神游非洲。她们既不准看书，也不准离开房屋，因为当时流行的做法是，这个时候应该由父亲与她们说话，而这对一家人来说都应是一种快乐。要是运气好，她们最终也结了婚，于是便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她们的青年时代同自己所经历的一样沉闷无趣。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或最后当个老奶奶的女仆佣。这种残酷的命运，正如野蛮人施加于他们的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令人害怕。
在我们评判一百年前的世界时，应该记住这一厌烦的重负，历史时代越往前移，厌烦的压力也就越重。
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冬天，那单调的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了他们些许光明，柴火的烟雾弥漫着整个的屋子，室内依然寒冷彻骨。外面的道路实际上根本不能通行，因此他们几乎见不到来自邻村的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行巫者这种习俗。这后来成了冬天晚上惟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我们不再像我们祖先那样厌烦得厉害，但却更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是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对兴奋的积极强烈的追求而予以避免。
姑娘们现在大多自己谋生，多半缘于此，她们能够在晚上去寻找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一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时光。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在美国，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他们家里都有了收音机。年轻的男女们相见约会比起以前来方便多了，每一个家庭女佣可以期望一星期至少有一次兴奋的社交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期待不已了。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向另一处，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带到哪里，狂歌劲舞、开怀畅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新的地方能够享受更多的乐趣。
那些不得不靠赚钱谋生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而那些有足够的钱财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不过，令我们担心的是，像其他理想一样，比起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假设来，那是更难获得的。与欢乐的前一天晚上比较起来，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人至二十岁时或许会想，到了三十岁生命即将结束。
或许把人的生命资本当做货币资本来花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手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加以干涉，否则，他们便会喝得烂醉如泥，一死方休。
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要比无所事事好一些。因此，厌烦对于道德家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所犯的罪恶中，至少有一半是出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将厌烦看作是完全邪恶的。
厌烦有两种，一种是产出型的，另一种是呆滞型的。产出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呆滞型则由于缺少活动引起的。
我们并不是说毒品对人的生活一点用处也没有。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但是，对毒品的迷醉狂热，甚至让不加约束的本能冲动所控制，这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毒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们以为时间是惟一的疗方。而适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内，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
一种过于充满兴奋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得到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那种被认为是快乐的主要成分的战栗狂喜。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有着过分嗜好的人一样，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对他而言，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的味道。要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限度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健康，而且会使人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被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
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身心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就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得到生活的幸福，一定程度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教给年轻人。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厌烦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
现代的出版商是会这么说的，因为他知道当代的读者对厌烦的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证明是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么一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是这样，所有那些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的章节。要是一本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语，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那些伟人们的生平，除了某些辉煌的时刻以外，也并不总是那么绚丽夺目的。苏格拉底可以不时享受宴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的毒酒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康德据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离开柯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周游世界以后，余下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消磨的。马克思在掀动了几次革命以后，在不列颠博物馆度过了他的余生。
总之，可以发现，伟人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们追求的快乐并不是那种在外人看来兴奋激动的快乐。不通过坚持不懈的劳动是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的，这种劳动是如此艰苦，如此使人全神贯注，以致于使人再没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惟一的例外是加入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活动。
忍受单调的生活能力，应该从儿童期就开始培养，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提供了过多消极的娱乐活动，诸如电影、戏剧、美味的食物等，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孩子而言，除了某些很少的例外，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生活的重要性。孩子们需要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取得。
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付出体力代价的快乐活动，应该尽量减少为好。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越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就越强，但在兴奋期内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是违反了人的本性的。
一个孩子就像一棵幼苗一样，让他不受干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觉印象，对孩子并没有好处，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乏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惟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
总之，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幸福才能得以存在。
过度疲劳
按语：
过度疲劳是妨碍人们获得幸福的原因之一。相对于以前而言，21世纪的人们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已不多见，然而，神经疲劳却成了人们最严重的问题。比如，强烈的焦虑、长期的紧张和压抑等，常常是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诱发因素。又如，长期或强烈的劣性精神刺激所引起的恶劣心境，如忧虑、恐惧等，还能降低人的免疫功能，使人容易患癌症。总之，过度疲劳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加以避免。那么又该如何避免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疲劳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妨碍幸福这一点上而言，有几种疲劳比其他几种更为严重。
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它使人睡眠酣畅，胃口极好，对于假日可能有的娱乐活动兴致勃勃。然而，如果疲劳过度，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危害。除了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外，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由于过度劳累，刚到三十岁便已经衰老了。超过一定限度的体力劳动，实在是残酷的刑罚，而事实上常有那样的苦役，使得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
然而，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那些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疲劳已大为减轻。在这些地区，神经疲劳却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抱怨这种疲劳的呼声，最常见于那些富裕阶层，比起实业家和脑力工作者而言，在雇佣工人身上要少见得多。
要在现代生活中避免神经疲劳，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首先，城市劳动者在整个工作时间内，甚至是上下班时间里，不断受到噪音的侵扰。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大部分噪音有意识地不去注意，但仍免不了受到噪音的折磨，而且无意识中竭力避开噪音所造成的紧张，反而使人更为疲惫。
另一种我们并未意识到的造成疲劳的原因是，陌生者的连续不断地出现。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观察探究，以便决定用友善的或敌意的态度去对待他。这种本能在高峰时间里乘坐地铁的人们身上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的结果是，他们对每一位陌生者，对这些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迫挤在一处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扩散性的愤怒。
此外，急着赶早班火车的紧张情绪，会引起消化不良。等到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劳累，从而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他的雇主也带着这种情绪赶到办公室，对雇员身上的这种疲劳和厌烦置之不理。雇员由于怕被解雇，不得已装出温顺恭敬的样子，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雇主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对他的真实看法，他们紧张的神经也许会得到放松。
然而，从雇主的角度而言，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而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怕的是解雇，雇主怕的是破产。确实，有些雇主已经足够富裕，根本用不着为此担忧。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经过了多年艰苦顽强的奋斗，在这期间，他们一定要时时警惕、关注着世界各地行情的变化，不断地设法击败对手。这一切的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来临之时，这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如此习惯于焦虑状况，以致于在需要消除这种焦虑时，他仍不能摆脱它。
富人也有子孙后代，但是，他们也多半给自己制造焦虑，而且这类焦虑同他们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相同的烦恼；他们牺牲睡眠，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等到一切平静下来，他们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已经没有力气去享受幸福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都是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此使人困乏，以致于没有酒精的刺激，他们就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对那些愚蠢的有钱人，我们并不想多说，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为了谋生而疲劳的比较普遍的情形吧！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情况下的疲劳往往是由焦虑引起的，这种焦虑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哲学以及一定的心理控制而加以避免。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换言之，面对那些自己一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他们往往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它们。深夜里，男人们上床睡觉，在他们本应该去好好恢复体力时，却依然在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为工作上的事情操心费神。实际上，他们这时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这样地苦思冥想，并不能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而只不过是一种半精神错乱的状态所致。这种状态正是失眠症所伴有的思维紊乱。黎明来临，半夜里的那种精神错乱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模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对每一个困难障碍他们都感到非常恼怒。
聪明的人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的目标时，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平时则考虑别的事情，如果是晚间，他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我们并不是主张在遇到大的危机时，比如面临破产或者一个丈夫有理由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时，由于没有解决的办法，就可以不去加以考虑。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而言，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除了那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以外，可以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
在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系统的训练以后，人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去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而又劳人心神的决定时，一旦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全，就应该马上加以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除非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要去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劳心费神、更无成效了。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致于到后来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有多么巨大了。除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纯粹脑力上的疲劳，同纯粹肌体上的疲劳一样，通过睡眠就能得到补偿。无论谁从事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其中的脑力劳动以后——例如，繁琐复杂的计算——都能在每天的结束通过睡眠消除日间带来的疲劳。工作过度带来的危害远不止这一点，而是某种形式的烦恼和焦虑。
情绪性疲劳的麻烦在于，它能扰乱人的休息。一个人越是变得疲乏，他发现疲乏越难消除。这濒临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太重要了，哪怕是一天假期都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局面。对那些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要的病人，我们开的药方是：休假！看起来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经崩溃现象，实际上，就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病例来看，乃是由于一些情绪上的困境所致，面对这些困境，病人往往试图通过工作来加以逃避。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将无法驱散解脱萦绕他心头的不幸感，无论这种不幸是怎样的。
当然，当他的麻烦是面临破产的时候，他的工作就与他的焦虑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焦虑也往往会促使他去长久地工作，这种长久的工作会模糊他的判断力，结果破产比他工作少时反而来得更快。在任何情况下，是情绪性困境而不是工作，导致了神经的崩溃。
焦虑心理决不是简单的东西。它涉及到心理自律的问题，这种心理自律主要是指在恰当的时候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极其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使人以最少的脑力付出完成日常工作；其次，是因为它是治疗失眠症的良方；最后，是因为它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能力。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触及到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东西。当问题变得相当严重时，任何方法如果不能深入到人的意识层次之中，便不能产生什么作用。
关于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问题，心理学家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有关意识对无意识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就少得多了。后者在心理卫生学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于无意识领域，就必须认识这一作用。这一点对于焦虑问题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对自己说，即使这种不幸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只要这种焦虑仍然停留在意识信念里，这种自慰术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就不会起作用，也不能防止噩梦的出现。
罗素认为，如果给有意识的思维注入足够多的活力和强度，它就能深入到无意识之中去。大多数的无意识的东西是由本来高度情绪化的有意识思维组成的，只不过现在它们被深埋下去了。这种深埋过程有可能有目的地加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无意识思维做许多事情。
例如，如果我们不得不去写作某一较为困难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集中注意力予以认真思考，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即发出指令，比方说，要求这一工作转到地下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们有意识地回到这个题目，发现这一工作已经完成。在我们发现这种方法以前，我们习惯于在以后的几个月内，由于工作没有进展而忧虑不已，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忧虑担心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反而将这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了。在解决焦虑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与此类似的过程。
当受到某种不幸事件的威胁时，先审慎地、有意识地思考一下，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中，什么东西是最糟糕的？在对这种可能的不幸作了表面的考察之后，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相信，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什么极端可怕的灾难。这类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个人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并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意义。在你对最坏的可能性作了长久的持续的审视，并且怀着确信对自己说：“嗯，毕竟这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紧要。”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已经消减到一种最小的程度。重复几次这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到最后，如果你面对最坏的可能性也没有退缩逃避，你就会发现，你的焦虑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激昂的情绪。
这种方法也是避免恐惧心理的更为普通的方法的一部分。焦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所有的恐惧形式都导致疲劳。一个人，如果他学会了不再恐惧，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大减少了。当我们不希望出现某种危险发生时，恐惧便以某种有害的形式产生出来。恐惧的情绪时而袭入我们的头脑。
恐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每一个人而言，各不相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某种潜在的恐惧。有的人怕得癌症，有的人担心经济上破产，有的人担心自己不光彩的隐私被人发现，有的人受着猜忌的怀疑心理的折磨，有的人则在夜晚时想到儿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辗转反侧，思绪萦绕，挥之不去。
也许以上这些人用的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方法。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试图用娱乐、工作或其他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种不敢坦然面对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转移自己思考目标的做法是由于对鬼怪幽灵的恐惧引起的，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
正确的对付恐惧的方法是去理智地、平静地、全神贯注地思考，直到这种恐惧完全不再陌生。最后，熟悉削弱了恐怖可怕，整个对象因此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的厌恶所致，当你发现自己喜欢对任何事物都苦思冥想时，别担心，最好的对付办法是，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恐惧的特征。
疲劳的最为常见的原因是对兴奋的爱好。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会身体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有一种娱乐放松的需要。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一种消磨神经的活动。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本质或是某种本性不足的标志。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使人兴奋的娱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除非通过兴奋的刺激，否则，生活就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智而谨慎的人，惟一能够做到的是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去寻求那种有损健康、影响工作的过分而又使人疲劳的快乐。
嫉妒
按语：
嫉妒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心理。它可以使嫉妒者本人产生一种非常低下的、丑陋的心理，使嫉妒者走向一条狭窄的人生道路，也使受嫉妒者受到极大的伤害。对任何人来说，忍住自己的嫉妒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别人在一些方面强于自己，自己心中不平衡、不舒服，尤其是此时再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就不仅仅是嫉妒了，甚至有些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以不正当的手段去打击别人，自己也同样受害不浅。所以，嫉妒心要忍，忍嫉妒不是不承认别人的优点、业绩，而是要正确地认识他人的成绩，不自卑、不自满，正确地评价他人、评价自我，从而克制和避免嫉妒心的形成。
使人不幸福的最主要的潜在原因，除了忧虑之外，恐怕就是嫉妒了。罗素认为，嫉妒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感情之一。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儿童不满一岁就有了嫉妒的心理。在一个孩子面前露出些许对于另一个孩子的偏爱时，那个被冷落的孩子便会立刻觉察且憎恨。因此，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那就必须对每个孩子都绝对公正、不偏不倚，而且始终如一。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这种情绪同样普遍，所不同的是，儿童在表露自己的嫉妒时，比成年稍稍公开一些而已。
在普通的人性的特点中，最不幸的莫过于嫉妒。嫉妒者不但希望别人遭受不幸，而且他自己也因嫉妒而忧郁不欢。他不是从自己拥有的一切中寻找快乐，而是从他人拥有的东西中寻找痛苦。如果能够，他就想方设法去剥夺他人的优点长处，他认为是值得这样做的，就像他得到了那些优点长处一般。倘若允许这种情绪放肆，那么，非但一切的优越卓越之士要深受其害，而且对最有益的特殊技巧的运用也是致命的伤害。
为什么一个医生可以坐着车子去诊治病人，而一个工人却只能步行去上班？为什么一个科学研究者可以在一间温暖的房间里度过时光，而其他人却要饱受风寒？为什么一个掌握非凡才能的人，就可以免去他的日常繁杂的家务劳动？对于这些问题，嫉妒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幸好人类的天性中还有另一种激情——钦佩——可以作为补偿。无论谁要增进人类的幸福，就必须增进钦佩情绪，减少嫉妒情绪。
治疗嫉妒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圣人而言，可以用无私精神来治疗，尽管即使在圣人身上，对其他圣人表示出嫉妒也是有可能的。对普通人而言，治疗嫉妒的惟一方法即在于幸福，但困难也正在于，嫉妒本身就是幸福的一大障碍。
罗素认为，人在童年时期所遭遇的不幸大大刺激了嫉妒心的形成。一个孩子发觉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宠爱，就养成了嫉妒的习惯，等他进入社会时，他便去搜寻那些把自己作为牺牲对象的不公正现象。只要这类现象一发生，他就会立即觉察到；如果没有，他也会用想象去创造。这样一个人必然是不幸福的，在朋友心目中成为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不可能永远记住去避免他想象之中的轻视。他一开始就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到后来他以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变成了事实。
还有一种儿童时期的不幸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即遇到缺乏慈爱的父母。一个孩子虽然没有受到过分宠爱的兄弟姐妹，但却觉察到别的家庭里的孩子，比他更受父母的疼爱。这使他憎恨别的孩子和他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的放逐者。有几种幸福是人人天生应该得到的权利，倘若被剥削，必然导致乖戾和怨恨。
但是，嫉妒者可能会这么说：“告诉我幸福是治愈嫉妒的疗法又有何用？只要我继续有嫉妒心，我就不会找到幸福，而你们还告诉我，在我找到幸福之前，我是不会抛弃嫉妒意识的。”然而，人生并不是这样符合逻辑的。只要认识到自己身上嫉妒情绪产生的原因，就是在治疗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用“比较”的观念去思考的习惯，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当任何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都应该尽情去享受，而不要停下来去这么想：同别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比较起来，自己的事儿并不怎么叫人快乐。“是呀，”嫉妒者说道，“今天天气很好，春天来到了，鸟儿在歌唱，鲜花在开放，但是我知道，西西里的春天更要美丽一千倍，赫利孔山丛林里的鸟儿唱得更动听，沙伦的玫瑰比我家花园里的玫瑰更鲜艳。”当他这么去想时，太阳失去了光芒，鸟儿的歌唱变成了无意义的鸣叫，鲜花似乎都不值得一看。
他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快乐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是的，”他会对自己说，“我心中的姑娘是可爱的，我爱她，她也爱我，可是希巴女王一定绝艳美丽得多！哎，要是我有所罗门那样的机会该多好啊！”所有这类比较都是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无论是把希巴女王还是隔壁邻居当做我们不满的原因，两者都是无益的。
实际上，嫉妒是一种恶习，既是道德上的，又是理智上的，它永远看不见事物本身，而只看见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你挣着可以满足你需要的工资，你应该感到满足，但是，你听说有另外两个人，你知道他们一点也不比我高明多少，而挣的工资却是你的两倍。如果你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人，刹那间你的满足感便荡然无存，不公平的感觉始终萦绕心头。
治疗这一切的有效办法是，培养精神纪律，即不去想无益的事情。
罗素指出，仅仅通过成功并不能摆脱嫉妒心，因为历史上或实际生活中总会有人比你取得更大的成就。享受自己已经得到的快乐，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把你所幻想的——也许完全是错误的——比你更幸运的人来和自己比较，这样你才能摆脱嫉妒。
不必要的谦虚和嫉妒有很大的关系。谦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我们怀疑极端的谦虚是否配称美德。羞怯的人需要别人的一再安抚保证，而且常常不敢接受他们本来有能力去完成的任务。羞怯的人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些自己经常相处交往的人。因此他们尤其容易产生嫉妒心，并由嫉妒心导致不幸和敌意。
我们不相信哪一只孔雀会去嫉妒另一只孔雀的羽尾，因为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羽尾是世上最美丽的。结果呢，孔雀成了和平温顺的鸟类。试想一下，要是一只孔雀受到这样的教育，认为对自己做高度评价是邪恶的，那它的生活会变得多么不幸啊！每当它看见另一只孔雀开屏时，它就会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去想我的羽尾比它漂亮，这样想是骄傲自满，可是，哎，我多么希望自己更漂亮些！那只丑鸟这么得意，自以为漂亮了不起！我拔下它几根羽毛怎样？这样或许就不必再害怕同它相比了。”
或者它会去设个陷阱，以证明那只孔雀邪恶冥顽，行为不端，犯下了孔雀社会所不容的罪行，于是它在头领会议上告发了那只美丽的孔雀。发展到后来，它们会立下这样一个规定，凡是羽尾特别美丽的孔雀几乎总是邪恶的，孔雀王国便会选出那只仅有几根秃羽的孔雀当头领。在这一规定被接受后，它就会把所有最美丽的孔雀处死，到最后，真正漂亮的羽尾成了只有在对过去模糊的回忆中才会出现的东西。这就是嫉妒假充为道德时所谓的胜利。
但是，在每只孔雀认为自己比其他伙伴更美丽时，就没有这种压抑的必要了。每一只孔雀都想在这一竞争中赢得第一名，而且因为每只雄孔雀都尊重自己的雌孔雀，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嫉妒当然是与竞争紧紧联在一起的。如果要摆脱嫉妒，就必须抛弃极端的谦虚，做一只高傲的孔雀。
疲劳是常常引起嫉妒心的又一个原因。当一个人对自己要去做的事感到力不从心时，他便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便极可能以对那些工作较为轻松的人产生嫉妒的形式出现。
因此，减少嫉妒心的方法之一是，减少人的疲劳。但最主要的是，要去寻得一个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的生活。纯粹是职业性的嫉妒多有性方面的原因。一个在婚姻或子女抚养方面颇为幸福的人，是不怎么会因为别人更有钱，事业上更成功而去嫉妒的，只要他自己有足够的钱，能够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抚养孩子就行。
然而，本能生活幸福的人是很少的。在这一方面，文明似乎走上了歧途。要减少嫉妒心理，必须找出能弥补这种状况的办法来，要是找不到这样的办法，那么，我们的文明就会处于由仇恨走向毁灭的危险之中。
尽管嫉妒是邪恶的，它的作用也是可怕的，但并不完全是个魔鬼。它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那是在茫茫黑夜中徒步跋涉者的痛苦，他们或许是在走向更好的安憩之处，或许只是走向死亡的毁灭。在这绝望之中要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文明人必须像开阔自己的视野一样，开阔自己的心胸。他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并且通过这样做来获得真正的自由。
犯罪感
按语：
罗素认为，犯罪感是成年人生活不幸福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潜在的心理原因。具有犯罪感的人，担心自己变成害群之马被人驱逐。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行为即使没有丝毫值得反思的原因，也被标示为罪恶。总之，这些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犯罪感，觉得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与他无缘，对他而言，最辉煌的时刻不过是去做伤感的忏悔的时候。罗素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六岁前从母亲或保姆那里所受的道德教育。成年人的犯罪感竟会与天真无邪的儿童联系在一起，又与疼爱我们的人有着关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本文的论述又不能不使我们信服。
关于犯罪感，我们必须作详细的探讨，因为它是成年人生活不幸福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潜在的心理原因。
传统的宗教的犯罪心理学，是为现代心理学家所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在新教徒看来，在每个人受到诱惑做出罪恶的行为时，良心便会显露出来，而在他犯下这一罪过之后，他有可能经历两种痛苦的感受：一种叫作后悔，那是没有用处的；另一种叫作忏悔，它可以消除人的罪过。
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甚至许多已经不再信教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接受那些多少有些变化的正统的犯罪观。在如今的时代里，部分由于心理分析的发明，情况则起了相反的变化，不仅非正统的人拒绝接受旧的犯罪观，甚至许多依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良心不再是什么神秘之物，因此也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声音。我们知道，良心所禁止的行为，在世界各地是各不相同的，从大的范围而言，它和各地部落的习俗是一致的。
那么，当一个人的良心刺激他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良心”这个词，包含着好几层不同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担心被发现的恐惧。
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完全无可指责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些事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处罚，那么，这个人在有可能被人发现时，他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我们并不是说这也适用于那些惯犯，对于惯犯而言，或许他们把坐牢视为必不可少的职业冒险。然而，这对受人尊敬的初犯却是适用的，例如，一位银行经理，在一阵紧张刺激下侵吞了公款，或是一位牧师，在热情的冲动下做出了某一不轨行为。这种人，在他们的罪行很难被人发现时，他们会把它忘掉，但在这罪行被发现或极有可能被发现时，他们便会希望自己仍然保有高贵的品德，这个念头使他们清楚地感到自己罪恶的严重性。
与这种想法密切相连的，是担心变成害群之马被驱逐出去的恐惧。一个人玩牌时做了手脚，或是未能偿还赌债，在这一切被发现时，他本身已无理由来对大家的裁决表示反对。一个完全接受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一旦做了违背道德的事，因而失去其社会地位时，会遭受极大的不幸，面对这一灾难的恐惧，或灾难降临时的痛苦感受，会很容易使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
但是，犯罪感的最主要的形式还埋藏在更深处。犯罪感的根源在于无意识层次，而且它不会由于对他人的反对意见的恐惧而显露于意识层次。在意识层次，某些行为即使没有丝毫值得反思的原因，也被标示为罪恶。当一个人有了这一类的行为，便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摆脱自己所相信的那种罪恶的人。道德方面的钦佩，他只给予那些他认为心灵纯洁的人。他多少有些悔恨地认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圣人。事实上，他的关于圣人的信念，几乎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实现。
所以，他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种犯罪感，觉得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与他无缘，对他而言，最辉煌的时刻不过是去做伤感的忏悔的时候。
实际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六岁前从母亲或保姆那里所受的道德教育。在六岁前他已经懂得：骂人是邪恶的；只有坏人才喝酒；吸烟和最高尚的美德是不相容的；一个人永远不该撒谎。尤其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任何一种对性的兴趣都是令人憎恶的。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母亲的看法，相信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旨意。
对他而言，受到母亲或保姆的抚爱，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而这快乐只有他不触犯道德准则时才能获得。所以，他慢慢地把母亲或保姆憎恨的事，同一些隐隐约约可怕的事，连在了一起。等到他渐渐长大，他忘记了这一道德准则来自何处，忘记了当初违反这一准则时所受的惩罚是什么，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一道德准则抛开，且继续感到，如果触犯它，便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这种童年的道德教育，有很大一部分完全没有合理的根据，决不能适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例如，一个讲所谓“粗话”的人，从理性的观点而言，并不一定比一个不讲粗话的人更坏。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想成为圣人的人，都会认为禁止骂人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从理性的角度看，这是很愚蠢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饮酒和吸烟。比起饮酒来，对吸烟人们更容易采取一种反对的立场，因为大圣人在世时，根本不知香烟为何物。但是，这一点上也不可能去进行理性的争辩。说圣人们都不会去吸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归根结底，圣人是不会为了快活享乐而去做某件事的。
在一般道德中的这一禁欲主义因素，几乎潜入了人的无意识之中，而且以各种方式起作用，使得我们的道德准则缺乏理性。在理性的道德中，只要不给别人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那么，给自己带来快乐，都是应该值得赞许的。如果我们抛弃了禁欲主义，那么，一个会享受各种美好事物而又不带来消极后果的人，就是一个理想的有道德的人。
我们再来看说谎。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世界上谎言太多，如果大家多讲真话，那对我们会更有好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例如，一个人在乡间散步，一只已经精疲力尽的狐狸仍然挣扎着向前奔跑。几分钟后，猎人们赶到，他们问散步的人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他说看见过。他们又问他，狐狸朝哪个方向逃走了，他指了另一条路。对于这个散步的人而言，即使他说了谎，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品质有多恶劣。
早期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在性方面带来了危害。如果一个孩子由严厉的父母或保姆施以传统的教育，那么，等到他六岁时，就已经牢固地树立了犯罪和性器官联系的观念，这一切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很难完全摆脱。当然，这一观念又受到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的强化。
其结果是，许多成年男子便认为女人因为性而堕落，他们不能尊重自己的妻子，除非她们对性交表示厌恶。但是，一个男人要是他的妻子对性生活态度冷淡，他就会受本能驱使，到别处去寻求本能的满足。然而，即使他一时得到了本能的满足，这一满足也会受到犯罪感的腐蚀，因此，他不可能从与任何一个女人的任何关系中得到幸福。
在女人方面，如果她同样受过所谓“贞节”的严厉教育，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她在与丈夫的性关系中，本能地采取退缩态度，害怕从这当中得到任何快乐。罗素认为，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男人的性生活比起女人来，更多地受到犯罪感的扭曲和毒害。
罗素指出，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孩子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之前，不要向他或她进行任何性道德教育，而且注意避免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在自然的身体机能方面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地方。随着时间的到来，需要给予这方面的伦理教育时，要注意符合理性，在谈及的每一点上都应有充分明确的理由。
那么，如果一个人不幸福，他的问题源于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犯罪感，他又该如何摆脱犯罪感的束缚、获得人生的幸福呢？
在罗素看来，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获得幸福也将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