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由之路

自由永远是人类生命中象征美好的花朵。尽管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但某些基本需要为人类所共有，如对食物、饮料、衣物、健康、住宅、性以及父母关怀的需要。无论自由具体还包括哪些其他的东西，只要上述的任何一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对自由而言，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

自由的定义

按语：

关于“自由”的探讨，体现了罗素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正义、良知、睿智、温情、多姿多彩的博大胸襟。罗素凭借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人生洞察力，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在存在着政治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超越相对的人生自由。

我们必须给“自由”下一个定义。“自由”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在展开我们有益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地选取其中的一种。

罗素认为，使用一些极其模糊的、抽象的词意来解释“自由”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汉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真正”的自由就在于对警察的服从。当然警察们又必须服从于他们的上司。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说明政府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按照这一定义的逻辑，政府的形象近乎于完美，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用所谓的“真正”的自由来充当自由的定义。

以最抽象的意义来定义，“自由”就是不对人们实现欲望的过程设置任何外部的障碍。根据这一理解，通过提高人们追求目标的能力，或者降低人们期望的水平，都可以达到增加自由的目的。按照这一定义，那些存活不久，便随着寒冬的到来而死去的昆虫，可以说是领受了最充分的自由了。因为，它们不断随着气温的变化而调整着自身的欲望，使自己不会产生那种无法实现的愿望。对于人类而言，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来实现自由。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群中的人都怀着牟利的欲望，那么其中的自由，肯定不如那些成员的欲望都比较平和的社会群。因此，调整人的欲望对于自由的增益作用，丝毫不亚于增强人们的行为能力的方式。

罗素指出，人类还远远未达成一种共识，即把人性作为一个参数考虑，放到政治中去，这是关于“心理动力学”的问题。外部环境为适应人性会进行调整，外部环境也改变着人性，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最后达到一种和谐。

一个人突然闯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可能发现一点自由都没有，新环境只为那些能够适应它的人提供自由。因此，我们在探讨自由问题时，决不能忽视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变化的环境会引起变化的欲望，这在某些情况下而言，或许使获得自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一种新的环境在满足了人们旧的欲望的同时，可能又使人们产生了它所无法满足的新的欲望。

工业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不断地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或许刚开始一个人可能因为买不起汽车而感到不满意，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可能又在为买不起私人飞机而耿耿于怀。人们之所以感到不满，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些尚未意识到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例如，美国人最需要的是获得休息，而他们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罗素觉得，这可能正是席卷美国的犯罪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但某些基本需要为人类所共有，如对食物、饮料、衣物、健康、住宅、性以及父母的关怀的需求。无论自由具体还包括哪些其他东西，只要上述的任何一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这些东西，已经构成了自由的最基本的要素。

社会中的自由

按语：

自由之路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障碍：物质的和社会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人若吃不饱肚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别人阻挠他获得必须的粮食。罗素指出，社会的存在减少了实现自由的物质障碍，但同时又产生了社会的障碍。关于社会障碍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进行了详细地探讨。

我们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为着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的一群人。”我们认为，要使上文所述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得到保障，在一个社会里做到这一点，肯定会比鲁滨孙呆的那个荒岛上容易得多。在此，我们打算探讨的是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社会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人进行干涉？而这种干涉并非是因为个人的缘故，而仅仅是因为社会本身的缘故。

首先我们要说的依然是：那些实现自由的最低要求——食物、饮料、衣物、健康、住宅、性以及父母的关怀——应该是高于其他一切要求的。

这些最低要求对于人而言，是生存和种族的延续所必需的。我们把上述这些东西定义为“必需品”，而把除此以外的根据具体情况的叫做“安慰品”或“奢侈品”。罗素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剥夺一些人的奢侈享受来满足另外一些人对必需品的需求。这并非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虽然这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条件下可能难以实行，但这绝不违背自由的宗旨，因为剥夺一些人对必需品的占有，其对于自由的损害远远大于阻止一些人财富的过多积累。

如果真的允许这样做的话，我们将获得更大的进步。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单就健康方面而言，在市镇议会选举中，争论得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在诸如公众健康、产妇照管、婴儿福利等事业中投入多少公共资金。统计表明，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对挽救生命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但往往在一个市镇中，那些有地位的人却相互勾结，力图阻止这些方面的开支的增长，甚至尽可能地削减这方面的费用。换言之，这些人为了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或者拥有一部豪华的轿车，即使把成千上万的人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由于这些人控制着所有的出版物，因此那些为他们的奢华生活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根本无法了解真相。毋庸置疑，他们的行为肯定违背了自由的原则。

关于性和父母关怀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讨论。因为，在一个一种性别的地位远远高于另一种性别的国度里，很难指望现行的制度能够保障这些权利。况且，人们对于认识这些权利的热情，远远不如对衣食权利的认识。

罗素强调，为了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对最基本的必需品的需求，社会有权力对部分成员的财富进行干预和调整。但罗素并不赞成对那些并非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获得的财富进行干涉的权利。

那么，对于那些可能是合理的对自由的干涉，应做出什么限制呢？下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一些论述。

通向自由之路上存在的障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来自于两个方面：物质的和社会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人吃不饱肚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是别人阻挠他获得必需的粮食。社会的存在减少了实现自由的物质障碍，但同时又产生了社会的障碍。

如果上述两种障碍都对自由产生同样直接的损害，那么，社会障碍引起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因为它会引起人们内心的愤恨。如果一个男孩想爬上一棵树，你阻止他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满腹怨言。但是，如果让他自己去发现他确实爬不上去，他可能会因为生理上的不可行而心甘情愿。要想防止人怒火伤身，就可能会允许他做一些有害自身的事情，例如在瘟疫流行时去教堂祷告。为了平息愤怒，政府把不幸归结为天灾，同样，为了煽起怒火，反对党总是将不幸指责为人祸。如果面包价格上涨，政府会将之归因为收成不好，而反对党则会断定有人从中牟利。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于自身的力量越来越自信，他们认为人类在消除天灾方面无所不能。社会在某个方面出现问题时，这种现代人的万能的迷信，增加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即便是某些人们所无法左右的因素造成的不幸，人们也不再将之归罪于上天了。这便使得社会比以前更加难以管理，这也说明了现在的统治阶级为什么对宗教特别忠情，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他们统治的牺牲品们的不幸归结为上帝的意志。这也使为那些对人们最基本的自由进行干涉的行为进行辩护变得更加困难。

对社会自由的干涉除了引起人们的愤怒之外，还有两点原因，使人们对此感到厌恶。首先是人们并不希望占有别人的福利；其次，他们对别人的利益所在也不太清楚。或许从根本上而言，这两点可以合二为一，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占有别人的财富，通常得先明确他们需要和看重的是什么。无论如何，不管人们是恶意地还是无意地对他人构成伤害，其实际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如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考察的话，几乎任何个人或阶级都是可信任的，可以把别人的权益委托给他。于是，这成为赞成民主的一个基本论据。但是，在现代国家中，民主的执行必须通过官僚机构，因此，它与个人的距离由于各种阻隔而变得十分遥远。掌握在官僚手中的民主可能十分危险，因为这些官僚们总是坐在办公室里而远离命系于他们的人民。可以把教育作为一个例子：总的来说，教师们由于与孩子们接触得较多，能够理解他们并关心他们，但教师们却受到官僚们的支配，而这些官僚缺乏实际体验，只是把孩子看成是烦人的小不点。因此，官僚们对教师自由的干涉基本上是有害的。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是这样——权力掌握在控制资金的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对资金所投入的事业内行的人手里。因此总的来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当权者掌握的权力越小，他们行使权力的效果就越好。

当然，单纯地靠压缩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增大自由的，人们之间的欲望多数情况下是不相容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强者而言意味着奴役。如果没有政府的控制，现在的全球人口可能是目前的十倍。这种无政府主义给人造成的物质奴役，可能比正常情况形成的社会奴役还要可怕得多。因此，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在无政府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而是思考在保证政府的优点的情况下，如何将它对自由的不良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还涉及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过，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们不想再多说。

我们只想强调的是，在这类关于自由的问题中，区别出两类财富是最重要的：一类财富的获得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另一类财富的取得则并不意味着别人的丧失。如果谁攫取了超过公平份额的食物，那么，可能会有其他人不得不挨饿。但是，如果谁掌握了非同凡响的大量的数学知识，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除非是他独占了别人的教育机会。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像食物、住所这类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对于它们的需求在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大的区别，也不会引发太多的争论。因此，这比较适合于政府通过民主制度采取措施。在这类事务中，公平将是统领一切的首要原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平意味着平等。但是，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并且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一样都对此表示认可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什么平等的。因此，我们把“平等”定义为“引起最少嫉妒的安排”。在那种不具迷信色彩的社会里，这意味着平等，但在那种对社会不平等固执己见的社会里，可能不这么认为。

然而，在思想主张、科学知识、文化艺术等方面，一个人的占有并不需要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且在这些领域中，利益的界线也是模糊的。在思想主张的问题上，自由竞争是达到真知的惟一途径。在经济学领域喊了多年的关于自由的口号似乎用错了地方，它真正适用的地方应当在精神领域。我们是想在思想上而非商业中开展自由竞争。困难就在于，由于商业上的自由竞争已经名存实亡，那些胜利者正企图在精神和道德领域运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把所谓合乎正道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为赚取生活的条件，强加于人们头上。这是不幸的，因为“合乎正道的生活”就是伪善，“合乎正道的思想”就是愚昧！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就是在精神和道德上每取得一个进步，都会受到来自经济方面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侵扰。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是直接地、明显地、不容置疑地侵害了他人，那么，他的自由就应当得到尊重。否则，只会造就一个因循守旧的社会。这种危害是实实在在的，并且难以消除。我们所要追求的自由不是压制别人的权利，而是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按照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生活和思考的权利。

思想的自由

按语：

做环球航行实在是危险之举，如果一个穆斯林或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一个布尔什维克或基督徒要从事这件事情，就要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罪犯，或者对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保持沉默。如此，环球航行只适用于那些出身卑微的三等舱乘客，只要他们不惹是生非、不令人反感就行。之所以出现这样奇怪、荒谬的事情，罗素告诉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没有真正思想自由的缘故。

什么是“思想自由”？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

从狭义上而言，它是指那种不受传统宗教教条束缚的思想。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某个继承了正统观念的组织的成员，他就被认为是思想自由者。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果不笃信上帝，那就可以称之为思想自由者，虽然这在佛教国家还算不上什么思想自由。罗素认为他就是一个任何叫得上名字来的宗教的叛逆者，因而，并不相信宗教信仰是一种永恒的力量。虽然宗教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也能产生一些好的影响，但那只是人类理性的初始阶段，一个随着我们的发展正在日渐失去的阶段。

还存在一种广义上的“思想自由”。罗素指出，它比狭义的思想自由更为重要。实际上，传统宗教的危害归根结底是由于它们广义上阻滞了思想自由。然而，广义的思想自由并不那么好定义，但花点时间去揭示其实质是必要的。

罗素指出，当思想不受时常出现的外部束缚的制约时，它才是自由的。换言之，一旦思想自由，束缚就断然不会存在。这些束缚有些昭然若揭，有些则微妙而令人难以捉摸。

我们先来讨论最明显的那类束缚。当我们对某种事情表示信任或不信任时，或者对某些观点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时，如果由此而招致了法律的制裁，则思想就是不自由的。在罗素看来，世界上有这种自由的国家寥寥无几。在英国，按照《亵渎法》的规定，宣布不信仰基督教是不合法的，散布耶稣有关不抵抗的说教也是非法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想当囚犯，就必须表明自己是耶稣的忠诚信徒。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要想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必须事先郑重声明他是反对多婚制和无政府主义的，而一旦身在美国，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在日本，向天皇的神权提出挑战是违法的。

很明显，要做到思想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遭致法律的制裁。但还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做到这一点。虽然许多国家都认为它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惩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比它更大的两个阻碍：经济惩罚和证据歪曲。显而易见，如果因为表白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了。

罗素以他亲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了这一点。那时，罗素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名讲师，但不是特别会员。是否是特别会员的区别，不在于钱物的多少，而在于特别会员在学院当局享有发言权，而且只要没有严重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在会员期内是不会被辞退的。罗素之所以不被接纳为特别会员，是因为教士派会员不想增强反教会派成员的选票。结果是，当它在一九一六年厌弃了罗素的反对战争的观点时，就毫不迟疑地将他辞掉了。如果不是他有点积蓄的话，恐怕早就饿死了。

可以说，当各种信仰可以自由竞争时，思想就是自由的。换言之，当各种信仰能够各抒己见，且不受法律的惩罚或经济的制裁时，思想就是自由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不过，要想向这一理想大大地迈进一步，却是可能的。

过去，威廉·詹姆斯常常宣扬“愿意相信”。在罗素看来，应该宣扬的是“愿意怀疑”。没有什么信条是绝对正确的，一切信仰都在不同程度上笼罩着不明确和错误的阴影。提高信仰真实度的方法很多，包括听取各方意见，尽心尽力地证实相关证据，为避免所持观点的偏颇与持有相反意见的人进行辩论，并且培养随时抛弃理由不充分的假设的习惯。这些方法在科学中得到实践，同时也建立了科学知识体系。只要一个科学工作者持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他就会承认，随着新的发现，现在作为科学知识的东西迟早会得到修正。科学界是惟一能够发现近似真知的东西的领域，在此，人们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这种严肃的、不为教条所左右的对某种观点的接受，正是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

与科学相反，在宗教界和政界，还没有什么科学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持有正统观点，以饥饿、监禁和战争相威胁，并谨慎地避开与任何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人们能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作一番不可知论式的思考，就可以根除现代世界十之八九的罪恶。如果战争双方认识到彼此的错误，就不可能爆发战争。教育将有利于开发智力，而不是使智力萎缩。让一个人做某项工作，是由于他适宜做这项工作，而不是因为他趋从了当权者的荒谬的教条。如果可能的话，仅是合理的怀疑就足以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自由人的礼赞

按语：

放弃为个人幸福而做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得纯洁无瑕。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人，作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时刻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该看作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假如权力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着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当事实与理想的背反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一种激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是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韧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力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的。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企盼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种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严正的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然而，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善的因素：即使在实在的善不能获得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目的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去抱怨我们希望的破灭，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同大自然的力量比较起来，人的生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和死亡，因为它们比奴隶能在自身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伟大，而且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被它们毁灭的。尽管它们是伟大的，但伟大地思考它们、感受它们没有热情的光辉，则更为伟大。而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再以奴隶式的屈从在无可避免的命运前低头，而是吸取它，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个人幸福而做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得纯洁无瑕。

自由人以最坚固的所有的纽带，以共同命运的维系，使自己与人类同胞联合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一种新的景象总是伴随着他，爱之光辉照射在他的每一件日常事务中。人的生命是一种穿越黑夜的漫长的行程，绕在这漫长征途四周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人受着疲惫和痛苦的煎熬，朝着一个很少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地前进，在那儿没有人长期逗留过。当他们行进时，由于被无限强大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掌控，我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我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征途中洒播阳光，以同情的慰籍来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一种永不怠倦的爱的纯洁的欢乐，增强正在衰弱的勇气，在绝望的时刻，逐步灌输信念。让我们不要用恶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让我们只考虑他们的需要——悲哀和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同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难友，与我们一起都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时，当他们的善和恶由于过去的不朽而变成永恒时，正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失败，我们的行为不是造成他们痛苦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火的火花照亮在他们心中，我们准备鼓励、同情他们，用勇敢的话语激起他们高昂的勇气。

人的生命是短促而脆弱的；缓慢而又确定的命运使他和他的同类陷入无情和黑暗之中。对善和恶的盲目，对毁灭的满不在乎，无穷的困难伸展于人生的无情之路；对人而言，今天被判定要失去他至爱的人，明天使他自己将要穿越黑暗之门，惟一还值得追求的是，在横祸来临之前，他所拥有的是使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变得高尚的崇高思想。鄙弃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和恐惧，崇拜自己的亲手建立起来的圣地；不因机遇的主宰而丧气，从统治他们外在生活的专横暴虐中解放出来，而保存着心灵；骄傲地向那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判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像疲倦而又不屈的阿特拉斯（传说被罚用双肩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的巨人）那样，独自支撑他以自己的理想塑造的世界，而不顾无意识力量的践踏，勇敢地行进。

生活本不该这样

按语：

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恐惧比希望占据更大的比重：他们担心别人会夺走自己的所有物的时候较多，而考虑如何自己也为他人的生活带来快乐的时候较少。生活本不该这样。那真正幸福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罗素指出，那种不为占有只求创造精神主导下的生活，是福音书和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先哲们所倡导的。如果所有人都能鼓起勇气，并不顾一切挫折和障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那世界将因此而变得无比的美好。

那些其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对世界都有益处的人，是为快乐所支撑、为希望所激发的人。他们在处理私人关系时，从不为可能失去他人的敬爱和尊重而挂怀；他们从不奢求回报，而只在付出爱和尊重；他们工作时，不会受嫉妒心所驱使，而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耗费时间来为本阶级、本国家辩护，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让整个世界更幸福，让残忍、利欲之事更少，让更多的人摆脱压迫，自由发展。

在这种不为占有只求创造的精神主导下的生活，包含一种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任何不利的环境都不能将它夺走的。这种生活方式是福音书和世界上所伟大的先哲所倡导的。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再惧怕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生活中最看重的事情并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力量。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鼓起勇气，并不顾一切挫折和障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那世界的变革就不需要从政治和经济开始，因为个人的道德已经发生了变革，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会随之毫无阻碍地发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穿透自己表面的遭遇，而看到那来自于信仰和创造性希望的内大的快乐。就一般人而言，要克服恐惧心理，仅仅依靠面对不幸的勇气还不够，还必须根除造成恐惧心理的原因，把美好的生活不再看作世俗意义上不成功的生活。

如果我们认真地审视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罪恶大致有以下三类：第一类，物质方面的罪恶，如难以维持生计、疼痛、死亡等；第二类，性格方面的罪恶，如无知、脾气暴躁、缺少意志力等；第三类，权力方面的罪恶，如暴政、借助暴力或教育中的过度灌输而形成的对自由发展的干涉等。

这三种罪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纯粹物质的罪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达到了它：我们无法让土地自己生产出大量的粮食，但我们可以减少劳动量、改进劳动条件，直至劳动不再成为一种罪恶；我们无法完全阻止疼痛，但我们可以通过让每个人都过上健康生活来无限地减轻它；我们无法消除死亡，但我们可以借助科学使我们更加长寿。

性格罪恶常常是以疾病形式出现的物质罪恶的一种结果，更常见的是作为权力罪恶的结果，因为暴政不但使施暴者堕落，通常也使受害者堕落。

权力罪恶被那些掌权者的性格罪恶加强了。

由于上述原因，这三种罪恶是相互交叉重叠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把不幸分为以下三类：由物质世界所引起的不幸；由于我们自身的缺陷所引起的不幸；由于受制于他人所引起的不幸。

与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罪恶，用科学；对于性格罪恶，用教育以及除统治冲动外的所有冲动的自由发泄；对于权力罪恶，用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干涉降低到最低点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改革。

我们将从根除第三种罪恶开始，科尔先生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

我想问，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什么是我们首先要消灭的根本罪恶？

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回答，而我确信许许多多的好心人都会做出错误的那种回答。他们会回答说：是贫困。而他们应当说：是奴役。他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富贵和贫穷、高利润和低收入的可耻对比，他们痛苦地看到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个人的或公家的慈善活动来求得收入的平等，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支持消灭贫困。这一点上许多人都站在他们一边，但他们对我的问题的回答还是错误的。

贫困只是症状，而奴役才是病根。富与贫这两极是压迫和被压迫这两极的必然产物。许多人不是因为贫穷才受奴役，而是因为受奴役才贫穷。就是这样，人们时常还只把眼睛盯在穷人物质生活的悲惨上，却没有意识到这乃是奴隶的精神堕落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怀疑，现存制度下的权力罪恶远远多于必需的量，也不会怀疑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会大大减少这些罪恶。确实，现在有少数幸运者可以靠租金或利息自由自在地生活。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沦为金钱的奴隶。几乎所有人都被迫艰苦劳动，而没有闲暇去享乐或者于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有些人即使在中年以后得以退休，但生活也颇为无聊，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时间。他们先前也曾有过工作之外的其他爱好，现在早已不存在了：可不管怎么说他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苦累到老，还经常要在贫穷的威胁下生活。情况稍好一点的又得为子女教育或少不了的医疗费问题而发愁，情况差的更是提心吊胆地担心要忍饥挨饿。而且，几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发言权，整个工作时间里，他们就像机器一样地按老板的意志转动着。通常都得在可怕的环境下干活，忍受着痛苦和折磨。工作的惟一动机就是领取工资：对于把劳动变成像艺术家的创作那样的一种享受的想法，他们会认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罗素认为，这些罪恶绝大部分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人类的文明中不再去给他制造痛苦转而为自己谋取幸福；如果人们愿意停止那些企图阻止其他阶级或国家的破坏性活动，转而为他们得以与他人一起享受的进步做一些建设性的动作。那么，在一代之内则可以把这个决定一切的制度来一个百八十度的变革。

理想的世界

按语：

在罗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创造精神充满活力，在那里生活就是一次充满了欢乐与希望的历险，它不再受到保护自己财产并抢占他人所有的欲望的驱使，而由一种进行建设的冲动主导着。这是一个感情不受约束的世界；爱不再带有任何统治欲望，残忍与嫉妒将被幸福和一切本能的自由发展所清除。人的所有本能建立起了生活并使生活充满精神的愉悦。对于理想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只要是美好的、进步的、充满希望的，它都值得我们称赞和思索。

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我们希望进步的力量朝什么样的方向推进？

撇开其他一切因素不管，仅就这一点而言，罗素确信，最好的制度接近于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那一种，这种制度又由于采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而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十六岁以前（或更长）实行全民义务教育；过后，由学生自主选择是否继续读下去，但是在二十一岁之前还是免费受教育。接受完教育之后，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强迫参加劳动，那些不参加劳动的人可以维持生计，而且绝对自由；不过要是有一种赞成劳动的强大舆论就好了，那样的话，就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游手好闲，给不工作的人提供经济条件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这样可以推动社会改善劳动条件；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工作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就不能说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罗素认为假定只有很少的人选择游手好闲是有根据的。事实上，即使是现在那些每年可以从投资中得到丰厚收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愿意干事挣外快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选择工作的绝大多数人。我们可以假定，在科学的帮助下，并排除由于国内和国外竞争而导致的大量的非生产性工作，每个人每天只要工作四个小时就可以让全社会的人都感觉舒适了。有经验的雇主已经说了，工人工作六小时就可以生产出与工作八小时同样多的产品。在以后科学技术远远超过目前水平的社会中，劳动时间就更能缩短了。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不会像现在只会一种技术甚至一种技术的一小部分，而是能掌握几种技术，可以根据季节和不同的需要而改变工种。每一产业都可以就自己内部事务实行自治，甚至每家工厂都可以自行决定只涉及本厂职业的事情。那里不再会有资本家管理，而只有那种类似于政治的由推选的代表进行的管理。不同生产组织之间的关系由基尔特代表大会来决定，涉及到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们的社会问题仍由议会解决，而议会和基尔特代表大会之间的争端由一个来自双方的等数代表组成的机构决定。

报酬也不像现在仅根据实际需要和实际完成工作量来支付，而是根据工作意愿来支付。这种制度实际上已在某些收入不菲的工作中实行了：一个人占着某个职位，即使有时碰巧没事儿，他仍留在那里。失业和生计无着落的恐惧不再像噩梦一样萦绕心头了。至于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是不是领取同样的报酬，或者有特殊技能的人是否领取特殊的报酬，都由各基尔特自行决定。一个同布景师拿同样多钱的歌剧演员在这种分配制度改变之前可能也宁愿当个布景师：看来，高薪似乎还是应当保留的。不过，假如由基尔特自由投票决定此事，则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怨言。

不管我们尽了多大努力去把工作变得让人满意，但总会有些行业的工作不那么令人愉快。可以用高工资和短工时把人们吸引到这些工作上来。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动机，来想方设法使这些行业的工作变得更让人满意些。

不管我们想象中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货币或者类似的东西都还是必需的。即使是主张全部劳动产品在所有人中间进行无偿平均分配的无政府主义计划，也不能摆脱对某种交换价值标准的需求，因为每个人以什么样的形式领取自己的那份酬劳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分配奢侈品时，老妇人们是不会要雪茄烟的，而年轻的先生也不会领一条哈巴狗；这时有必要弄清楚多少雪茄烟的价值和一条哈巴狗的价值相当。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像现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入，让相对价值可以随需要的变化而得到调节。

但是，如果发放硬币的话，有的人就会把它们贮存起来，有朝一日会变成资本家。为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最好使用一种只能在一定期限内（譬如一年）有效的票券。这让人们可以为每年一度的休假积蓄资金，而不可能长期积蓄下去。

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对所有生活必需品以及可以无限量生产的物品，实行随要随给办法的计划是有很多依据的。其实，该不该采纳这一计划只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实行这种方案会不会造成浪费，会不会使本可以用在更有益的工作上的劳动力，都转移到日用品生产上来呢？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随着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计划迟早会变得切实可行：这一天一到来，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采纳它。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无论结婚与否，都应当像在工厂做工一样，发给工资。这将确保妻子们得到完全的经济独立，而用任何别的办法都难以做到，因为不应该要求年幼孩童的妈妈们离开家到外面去工作。

子女的抚养费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由父母承担。他们将像成人一样，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们的教育也是免费的。较聪明的孩子间为争取奖学金而展开的竞争到那时也不会再有了：他们不会从小就被灌输争强好胜的精神，也不会被迫用脑过度，从而导致精力衰退、健康不佳。教育将比今天更加多样化：尽力适应不同类型的年轻人的需要。天资聪慧的年轻人将得到更多的鼓励，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符合国家意志的、主要是考虑到有助于维持现状的一套信仰和思想习惯。对大多数儿童而言，多进行些室外教育会更有益处。对于那些兴趣不在科学和艺术上的少男少女，贯穿着自由精神的技术教育，会比那种除了应付考试之外一无所用的书本教育，更能促进他们的心智发展。真正有用的教育是迎合儿童天性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提供给他们有益的知识，而不是违背他们的自发爱好硬塞给他们枯燥乏味、烦琐零乱的信息材料。

在我们的未来社会里，仍将保留政府和法律，但它们的权力将降低到最低限度。仍然会有一些行为是禁止的，如杀人。不过，《刑法》中关于保护私人财产的那一部分很可能整个变得一无所用，导致谋杀的许许多多动机也将不复存在。那些仍然会犯罪的人，将不被治罪；我们把他们当做不幸的人，送到精神医院里救治，直到他们不再会对社会构成危险时，就让他们出院。通过教育、自由和废除私人财产，犯罪率肯定会大大降低。借助于个别治疗方法，一般会确保犯法者以后不会再犯，除非是疯子和思想不健全者。对于这些人当然需要更长时间的救治，对他们的态度要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地仁慈。

可以把政府看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是社会或权力机关制订的决议；另一个部分是强迫反对者执行这些决议。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在一般文明国家里可以完全藏在幕后：那些在对新法律进行讨论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一般在该法律通过以后就服从了，因为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进行反抗是没有用的。

但是，政府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正因此少数派也就服从了，这反过来又使武力解决成为不必要的了。即使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要求的，政府不使用武力了，但多数派还会联合起来以武力压制少数派。惟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军队或警察是临时招集的，而不是常设的和职业化的。结果每个人平时都得参加军事训练，以防训练有素的少数派夺取政府建立一个老式的寡头政治国家。这样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似乎很难借助于他们所倡导的方法来达到。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要想阻止国内或国际事务中的暴力统治，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权威机构，它能够宣布除了它本身以外一切武力都是非法的，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使得一切使用武力的企图都要流产（为公共舆论所支持的旨在维护自由和反抗暴政者除外）。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这样一个权威机构，那就是国家政权。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威机构还有待建立。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想让这个世界免受一次比一次破坏性更大的战争的危害，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去克服。无论如何，在我们的乌托邦得以实现之前，必需寻找到阻止战争的办法来。当有朝一日人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发生战争了，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到那时要解散所有国家的军队代之以对付野蛮种族的小规模国际部队，就不会再有多大的阻力了。到了这一步，就算真正有保障了。

总之，我们必须寻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创造精神充满活力，在那里生活就是一次充满了欢乐与希望的历险，它不再受到保护自己财产并抢占他人所有的欲望的驱使，而由一种进行建设的冲动主导着。这是一个感情不受约束的世界；爱不再带有任何统治欲望，残忍与嫉妒将被幸福和一切本能的自由发展所清除。人的所有本能建立起了生活并使生活充满精神的愉悦。这样的世界可以实现，只要人们满怀希望地去创造它。

我们生存的世界却怀着与此不同的目的。但是，这个世界会走向灭亡，并在自己的欲火中化为灰烬；从这堆灰烬中将诞生一个崭新而年轻的世界，它满怀着新的希望，迎向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