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哲学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生活的南宋前期，民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他一生关怀政治，力主恢复大义，他的政治理想是以格君心之非来改善政治和变移风俗。在他更历的四个朝代，与各朝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着广泛的复杂联系，晚年立朝之日，也参与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在政事方面，除创立社仓外，南康救旱，浙东荒政，漳州经界，他也充分表现了超乎俗儒的管理才干。尽管如此，他仍然主要是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在当时享有盛名。他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学术成就十分丰富，教育活动也极为广泛。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门人弟子遍布天下。晚年遭庆元党禁，风烛之年，仍编纂礼书，考异参同，订正韩文，集注楚辞，死前尚在病榻讲解《太极图说》，修改《中庸》、《大学》。他在古代文化的整理上的贡献，继往开来。他的学说作为元、明、清的官方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显示了它对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曾广泛传及东亚地区，在近古东亚文明的发展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幼年朱熹即勤于思索，5岁开始追寻“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的宇宙课题。八九岁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为成圣的希望激动得“喜不可言”。14岁丧父，遵遗训从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三君子”学。受“三君子”影响，19岁中进士以后的数年中，他和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出入经传，泛滥释老，而“终于此道未有所得”。24岁赴任同安途中，拜见了杨时二传弟子李侗。在李侗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道学的发展方向。在追随李侗期间，他通过道南学派了解程氏学说。李侗死后，他开始走上独立探索哲学的道路。在37岁，他第一次产生了自己的以《中庸》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丙戌之悟）。经过了对这一次提出的哲学的否定，40岁的己丑之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基调，从而真正确立了与李侗不同、也与道南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的为学方法。己丑之悟是朱熹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此后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种种改变或发展，但这个体系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已稳定地确立起来了。

朱熹是北宋开启的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作《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对北宋以来的道学发展作了系统研究和整理。他汇集编定了二程的《语录》，注释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注释了张载的《西铭》，并著写了《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来发展程颐、邵雍的易学思想。这使得在他的体系中，以二程学说的基本思想为中心，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图式，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形成了由北宋道学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澎湃大江。不仅如此，他对整个古典文化有广泛的了解。他一生用力于《四书》，早年著力于《语》、《孟》，晚年尤用功于《学》、《庸》，精心编成四书的《集注》和《或问》，使四书系统的哲学获得了新的形态和新的生命。此外，史有《纲目》之编，诗有《集传》之作，刊误《孝经》，订定《小学》，主持编纂礼书，指导集传《尚书》，他所提出的那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是基于如此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也就毫不奇怪了。前人说他百家诸子、佛老异端，以及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无所不究，“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皆“极深研几，探颐索隐”。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其他哲学家能在研究著述的广泛性上望其项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任何一个时代哲学的出现都具有其由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前者指物质生活条件，即决定精神生产的社会存在，后者则指思想资料来源，即每一时代哲学具有的、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材料。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适应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整个家族宗法制度的需要产生的。作为古典儒家学说的新的发展，它的出现和中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变化，即经济上以土地出租为基础的租佃制成为普遍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关系上非身份性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政治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出现以及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的成熟等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一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出发，追溯宋明理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而这远非本书和这个引言所能承担，这里要强调的是另一个方面。恩格斯后来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同既有的、由前辈提供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加工。^[1]因而，精神生活既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2]从这里来看，对于“那些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必须十分注意它们是怎样接受并如何改变由先驱者提供的既有的观念资料，这应是哲学史工作者的特殊责任。

在我看来，宋明理学的基本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这就是：周敦颐、张载的“气”学^[3]——二程、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以王夫之“物”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批判哲学。这几个发展阶段正好把理学的三个主要派别：“气”学、“理”学、“心”学在历史上合乎逻辑地展开来，并最后在明清之际得到总结。本书是对朱熹哲学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概述一下前朱子哲学的发展。

周敦颐《太极图说》批判地吸取了道家系统宇宙发生的理论，并把它和《易传》系统的宇宙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儒家哲学的基本宇宙模式。“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一本，二气，五行，万物，这个结构简易而规范，也是后来朱熹所以特别重视《太极图说》的重要原因。《太极图》由道教的某些图式发展而来，近年学者多有考证。然而，从哲学史的观点来看，《太极图》的渊源问题只是确定周敦颐图说的思想资料来源。一个哲学的性质与意义主要不在于利用了哪些传统观念材料，而在于对所利用的材料是否作了何种改造和新的解释。因而图式与范畴一样，作为一种结构或理论的表达形式，其意义取决于它的具体解释。关于颇多争议的《太极图说》首句，不仅朱子定本本有所据，而且只要注意《太极图说》本名《太极图易说》，其基本思想是阐发《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思想，便可知是“太极”而不是“无极”才是周敦颐思想的最高范畴，^[4]这在《通书》更加明显。

宋明理学奠基时的基本任务是批判佛老的虚无哲学，建立起儒家的宇宙论，以便从根本上确立儒家的一统地位。因而，从发展的逻辑上说，理学在开始“用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的宇宙论来与释老相周旋和抗衡，就应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5]为此，北宋儒学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利用《周易》中《易传》的思想资料。《太极图说》、《通书》本名《易说》、《易通》，《正蒙》的主要思想在《横渠易说》已基本形成，周、张以前即已如此，而到周、张更加明显。比较周、张的学说，有如下共同特点：一，《太极图说》最后一句和《正蒙》最后一篇，都强调提出《易传》“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表明哲学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针对佛老哲学的问题来构造一种“原始反终”的宇宙论。相对而言，本体论意识还不明显。二，周敦颐以太极为气，张载以太虚为气，都是在以佛老为当时对立面的批判中，继承了汉唐元气论，提出以气为万物的本原的一元论。^[6]“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张载在这一点上比周更为自觉。三，对运动的内部根据和原因上二者都还沿袭《易传》的观念，重“神”而不重“理”。四，这个阶段的主气论是与某种宇宙物质的聚散循环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如周讲“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张载更以“本体”和“客形”的聚散循环说明宇宙过程。除此而外，不但对以气为实体的宇宙过程作辩证描述是这个阶段主气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弱点：肯定宇宙过程的运动不息而又认定作为本原的太极、太虚“至静无感”，也是共同的。

周敦颐、张载的意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提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在根本上开了新儒家一代风气。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的人格追求，张载《西铭》视万物无一物非我的大心境界，受到二程的特别推崇，决非偶然。理学所代表的精神追求与玄学有极大差别，这显然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阶级、社会基础有关。

然而，主气的宇宙论固然在解决原始反终、知生知死的层面足以抗衡佛老，但从宋明理学自身的意义上看，周、张的宇宙论仍未能在人性与天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伦理的本体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以获得应有的地位。从纯粹哲学的观点来看，气之运动的内在依据，气所凝聚的物体的复杂性、多样性如何解释，也都没有解决。尽管张载也提到作为聚散出入必然性的理，但这不仅只是偶尔被提到，而且这个必然与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从而在正面论证封建制度及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上也不能令人满意。

从直接的意义来说，“理”学的出现正是对“气”学的反响，二程以“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以“理”兼指必然和当然，在“理”学哲学中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原则被看成在本质上同一的东西统一到“理”中。传统的儒家天人合一在这种天人一理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所谓“天者，理也”，正是把理提高到上古哲学中“天”具有的本体地位。的确，“体贴”出这样一种“天理”的二程才使伦理真正提高到本体。而“性即理也”的提出，表明人性的内容与宇宙的原理也是完全同一的。也正是由于天理具有人间伦常秩序的投影的意义，哲学就决不能使“理”仅仅作为宇宙论的第一创生者，而必须更加强调它在现实世界作为普遍法则、根据的地位，于是“原始反终”的宇宙论变为“体用一源”的本体论。而理既规定为气之运动的所以然，气的聚散循环说也就让位于气之自然生生说了。

所谓道是所以阴阳者，所以开合者，是指气的一阴一阳、开合往来，乃是由于有支配其如此运动不已的规律和根据。道作为阴阳开合的所以然虽然不脱离阴阳而存在，但它始终起主导和能动的作用。二程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这个解释实质上在全新的意义上把《易传》这古老的命题规定为理气的相互关系，他们对形上、形下的严格区分使思维对事物的逻辑分析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也使一系列古老的哲学范畴获得了新的意义，哲学的内容由此极大地丰富起来，这在朱熹的发展中表现得非常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