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评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

陈荣捷

此书是陈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有年，在张岱年教授指导之下之博士论文，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辑委员会审查，选出论文中之少数精英者，于一九八七年印行出版。书分四大部分，为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与朱陆之辩。前面有张岱年序，后面有后记，说明“其中诸说虽经反复沉潜，皆非出一时之得。然质钝而功不足，于探其深而尽其微者，自觉尚有未备”。此是自谦之词。如是水平之高之博士论文，中国外国不多见也。

书之优点有三：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此外著者多用朱熹本人著作，亦一特色。叙述方面，理气论分别讨论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人物理气同异。心性方面，分别讨论已发未发，性之诸说，心之诸说，与心统性情。格物致知之论，则包含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与知行问题。叙述朱陆之辩，第一章为鹅湖之前的朱陆思想，第二章为朱陆之辩的历史发展，第三章为朱陆哲学主要分歧。秩序井然，毫无赘语。

由此书目录，一望而知有所选择。除朱陆的历史发展之外，似乎专意哲学。张岱年序谓“朱氏的历史观，道德论，政治思想，还未及作全面论述”。即使在哲学定义之下，仁，命，天理人欲，道器，鬼神等哲学思想，均未深入讨论。有之亦顺及而已（如［本书］页226之命，220—223之仁，305之天理人欲）。将朱熹哲学与西哲比较，单提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与莱布尼茨（389—391）而不及大多学者与朱子比较之亚理士多德，斯宾诺莎，与圣多玛。张序谓其“有待于今后的补充”。陈来之能负此任，决无可疑。

理气先后，陈来以为是朱子理气哲学之核心问题。学者对此问题，异说纷纷。陈来于此特别注意。不只以理气先后居首，而且篇幅特长，几三十页，比其他理气问题多达两倍以上。照陈来看法，朱熹的理气先后思想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早期之《太极解义》（1170—1173年）以理来规定太极之内涵。此时从本体论立场出发，尚无理先气后之说（页90—94）。南康时期（1179—1181年）仍主理无先后（页95）。甲辰（1184年）与陈亮辩有“道之常存”之语，此道（即理）之永恒性成为朱子理在气先思想形成中一个环节。《易学启蒙》（1186年）直谓“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此书已包含有理先气后的思想（102）。朱陆太极之辩（1188年）更提供了刺激（97）。守漳（1190年）乃有理能生气之说（106—107）。至潭州时期（1194年），产生了新的演变，即谓若从逻辑推论，则理在气先（110—111）。此新论与早年理气无先后之说，显然有矛盾（113）。

陈博士此说，是以补冯友兰等学者逻辑推究说之不足，因其历史上之演变，从未见有如是之详密者也。陈氏之论，自可备一说。《语类》讨论此问题，皆是漳州以后之事，可以印证。然予尚有一说，可资参考者。朱子淳熙十五年（1188年）二月始出《太极图说解》以示学徒。是年即有朱陆太极之辩。故漳州（1190年）以后门人诸多讨论。所问不只理气先后问题，而亦包括其他太极为理，物物有太极，理气动静，人物理气同异等等。从《语类》问答可以见之。朱子素来主张理气无先后，与推论则理在先之思想并无冲突。不过因发表《太极图说解》之故，加以太极之辩，门人疑问，故有推究之论而已。非所以谋矛盾之解决也。

对论太极动静，指出太极含动静是从本体之微上说，太极有动静是以流行之著即用上说（119）。如是一方可以保全周敦颐太极可动之思想而同时又可以保全其本人太极是理而理不动之思想。此处分析清楚，可谓善于观察。谈理一分殊，则分论之以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述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与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分析细微，为从所未见。关于人物同异，于朱子思想并不清楚处（152—153），从各角度批判，至为详尽。

陈来讨论朱子心性涵养省察之见解，亦从朱熹思想之进展方面观察。由杨时、罗从彦，与李侗之遗训，而经与友人蔡季通（蔡元定）参究（丙戌之悟，1166年），访张拭讨论（湘湖之行，1167年），与湖南诸公书（己丑之悟，1169年），而达到其主敬穷理之主张。言心则以之为有体有用，贯乎已发未发，主乎性情。此种主张，可见于其《知言疑义》及《仁说》。心统性情，其具体意义，亦详加分析（292—306）。陈来以朱子在《知言疑义》通过自己的途径得出心统性情的思想（213）。盖朱子欲改胡宏《知言》“心以成性”之言为“心统性情”而张栻改为“心主性情”也。此与普通以“心统性情”来自张载，大异其趣。如此说可信，则的确是创见。陈来谓张子“心统性情”之语，不见张子《语录》，未得其详（213）。今见《张子全书》卷十四《性理拾遗》则见诸《性理大全》也。朱子亦解“统”为“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296引《语类》）。推陈来之意，非谓朱子不知横渠（张载）此语，盖《近思录》明以此语归横渠，而谓朱熹因“以成性”之言而悟心主性情之说。

在此讨论之中，考定“人自有生”四书为中和旧说，答何叔京“昨承不鄙”与“人自有生”四书同时，答何叔京书作于丙戌（1166年），答张拭四书作于丙戌与丁亥（1167年）（193—198）。此为全书之出类拔萃者。不特此处为然。陈来有《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将朱子二千许书札，断定其年期。数量之多，考据之实，远出乎王懋竑《朱子年谱》与钱穆《朱子新学案》之上。以故关于朱陆书信，皆核其年，不胜枚举。又有《朱熹观书诗小考》，《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关于程朱理气学说两条资料的考证》，《王阳明越城活动考》，《略论诸儒鸣道集》等等，经验宏富，成绩具在。除上述关于中和诸书以外，又有考出见延平（李侗）后二年间已悟异学之非（400），作用是性为波罗提语而非达摩语（473），改正王懋竑以《太极说》为南轩（张拭）之作（219），枯槁有性之问答应在甲寅（1194年）乙卯（1195年）之间（162），张拭初识朱子在癸未（1163年）（198），《知言》之论始于庚寅（1170年）而终于辛卯（1171年）（212），义理之性与血气之性之分首见于门人陈埴之《木钟集》（240），《大学中庸章句》之作早于《论孟集注》草成（320），《大学》补传在淳熙初年（1175年）草定《大学章句》时完成（320），李方子《朱子年谱序》出于黄榦《行状》之后（383），陆象山为崇安主簿只是待次（427），傅子渊非会朱子于南康（442）。如此之类，不可胜数。

格物致知部分，特别推崇李侗，以《壬午封事》之大倡《大学》格物致知之道为受李侗影响（310）。关于《大学》以及整个方法论思想都是从李侗理一分殊之教而来（311—312）。“李侗之理一分殊方法的精神才真正渗透到朱熹哲学的骨髓”（315）。更考定《大学章句》年期，且批评朱子分经传的孔子之言与曾子之述为无实据（323）。又谓以“格”为“至”为无理（331），分致知之知为知识之知与能知之知（332—333）与分析物格与格物之不同（336），豁然贯通须经长期积累，故不可与禅宗顿悟同日而语（354）。凡此皆精明之论，为研究朱子所罕见。至谓格物致知之论，是以延平说为经，伊川（程颐）说为权（362），则有错商之余地。据朱子自述，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第二书）。理一分殊之说，固得于李侗，而亦得于程颐，补传直言“窃取程子之意”。训“格”为“至”，步履程子。即物穷理与以类推之之说均源自伊川而非延平。《大学或问》第五章论格物引程子格物方法者有九条，为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工程。又引程子五条为涵养本原之功，然后批评程子门人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与胡瑗、胡宏等人之格物论。最后乃引延平格物之教。延平曾谓“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尔”。此点或为陈来所强调，然伊川亦曾谓一草一木皆须格。大抵延平格物之教重在涵养，伊川之教重在知识。陈来为经为纬之意，或即指此。学者归功于延平理一分殊之教，但从未见归功于格物。陈来改正此点，实为一大贡献。同时亦应归功于伊川，乃公平尔。

讨论朱陆之辩，最见精彩。描述鹅湖之会（1175年）之文章，汗牛充栋，而从未有如是之高明者。分析鹅湖之前朱陆思想，尤具特色。从朱子《杂学辩》与致张拭、石子重等书中所言，说明鹅湖以前，朱子对陆象山立下发明本心与其圣人之学可不由读经而达等鹅湖主题，早已立定意见（397—406）。学者通常以陆主尊德性，朱主道问学。陈来则以“二人对尊德性道问学的理解并不相同。陆以尊德性即是存心明心，是认识真理的根本途径，道问学只是起一种辅助巩固的作用，而在朱熹来看，尊德性一方面要以主敬养得心地清明，以为致知提供一个主体的条件。……认识真理的基本方法是道问学”（460）。陈来强调二人之为学方式不同，谓“朱熹主要是从陆学的一些外部特征，为学方式，修养风格上与禅学类比，并不是从内在的本质上来理解双方的差异”（460—461，467）。此点或是过言。朱子批评禅家作用是性，不遗余力，亦即批评象山。无论其理论是否正确，其从内在的本质上立论，则无可疑也。陈来对于朱陆之分歧，并不侧重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分（468）或客观唯心与主观唯心之别（469），而在其为学方法之不同。此观点与众大异，实足以打开研究朱陆之新区域。然陈来亦指出朱子分心性为二，陆氏则以之为一（471—472），又指出朱子以生下来便有气质，陆子则本心纯洁。此亦是从内在的本质上立论。然“总起来看，朱陆之争的主要分歧，不是本体论的，而是人性论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的”（483）。

关于鹅湖之会，有数点可以补充或改正者。陈来据吕东莱（吕祖谦）年谱以淳熙二年乙未（1175年）四月二十一如武夷（410），然吕氏《入闽录》云，“三月廿一早发，四月初一至五夫里访朱元晦（朱熹），于书室”。《入闽录》为吕东莱本人日记，当然可信。大概年谱误以《入闽录》之三月廿一为四月廿一尔。武夷山六曲响声岩石刻，乃朱吕编《近思录》后赴鹅湖之集游览武夷山之遗迹，其中九名“皆当为鹅湖会议的参加者”（414）。此一假设，确是新见，然只是推测而已。其中以张元善为浙江学者，则偶尔失检，盖张元善即詹元善，福建人，朱子弟子。初后其舅为张氏，既复为詹氏（参看拙书《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页284）。朱子祭陆子寿文云，“出新篇示我”。陈来以是为《传心诗》（422），然《传心诗》既已于鹅湖会议之初诵出，不为新篇，疑是别为一文。又陈来以朱子和陆子寿诗为在铅山之作（422），然鹅湖之集至铅山再会已是前后五年，何得云“别离三载更关心？”王懋竑谓“盖鹅湖之会在乙未，铅山之访在己亥，中间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载”（《朱子年谱考异》，淳熙六年）。此说太强，朱子何不直言“五载”耶？王氏更谓“又枉”意谓“又”字指铅山而言，然诗云“偶携藜杖”。然则朱子候命于铅山，亦偶然耶？诗又谓“无言处”与“不信古今”，含有批评子寿之意。可谓子寿来访，乘机讽之耶？陈来盖沿一般学者，以铅山三载和诗。此虽小节，严密之学者如陈来，不必随声附和也。陈来谓陆象山年谱以陆子寿致张钦夫（张拭）书为在乙未（1175年）鹅湖之会之后的非是，盖以鹅湖之会在六月，不可言春末也（420）。查陆谱明言春末会元晦于铅山。朱子己亥（1179年）在铅山候命，三月已列行在，故言春末，并不为错。至于陈来以此书为在己亥（1179年），则无误也。

本书所引《文集》书札，书明第几书，《语类》亦指明谁录，已比他书为详，然终不若举明版本与页数之为易于检查也。现用“语录上”（416）和“与黄元吉”（458）等等，仍嫌太泛。《困知记》（467，469，473）《北溪字义》（473），吴澄论太极（119）等等，均应用原义。又所举年号如丙辰、丁巳之类，如加西历年期，则读者可知其年与时间之先后。书末应附索引。凡此皆是余事，而书之内容与方法，均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