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朱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哲学体系之一，考察这一哲学的整体结构及其具体内容必须注意：一方面，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另一方面，组成这一学说总体的命题大都不是意义单一的命题，朱子哲学中的哲学命题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在内容上大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这两方面造成了朱子哲学的复杂性。因而，本书注重从时（历史演变）空（层次角度）的不同方面对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和全面分析，以求达到对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的具体把握。

（一）朱子与三君子

朱子祖先世居婺源，以儒名家。其父朱松深怀民族大义与忧患意识，对少年朱子影响甚大。朱松晚年从游程门弟子，沉潜程氏之学，亦对朱子有引导之功。朱松死后，朱子先后从三君子、李侗学。三君子虽然不同程度地对佛老思想有兴趣，但三君子用以教导朱子者，和他们对朱子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儒学方面。三君子中的刘子翚的儒佛合一的思想，曾引起青年朱子对佛老的好奇，并导致他在取得进士之后的数年一度泛滥出入于佛老，但此时朱子并未形成任何哲学世界观。前人所争论的朱子何时受学李侗的问题，其真正意义应当是朱子何时明禅学之非，而彻底转向儒学。

（二）朱子与李延平

朱子24岁见李侗于延平，李侗告以儒释之辨；朱子虽心疑其说，仍听从其劝，而专心于圣贤书；此后年岁间朱子乃觉禅学之非，而立志归本伊洛。李侗卒于朱子34岁，李朱之间近十年的思想交往对朱子思想影响甚大。李侗对青年朱子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者是把朱子引入了道学系统的轨道。但朱子在道学系统内的发展方向却与李侗不同，这种不同亦即是大程与小程的不同。李侗注重内向体验，而朱子倾向理性主义，朱子从理性主义的立场理解李侗，并在李侗死后完全定向于程颐的理性主义路线。朱子的出现，一改道南传统主静、内向和体验的色彩，使得道学在南宋发生了理性主义的转向，从此程颐和朱子的影响在道学内上升为主导。朱子理性主义哲学的庞大体系和影响，不仅改变了道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李朱授受之际，正是理解这一转向的原初契机。

（三）理气先后——朱子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

要解决朱子哲学研究中异说纷纭的核心问题，即理与气在朱子哲学中究竟有无先后，所谓理在气先究竟是指理在时间上还是只在逻辑上在气之先，须要对朱子的理气思想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按照本文考察的结果，从横的方面看，朱子对理气有无先后的讨论可分为本原与构成两个不同问题。这种不同的讨论角度导致了朱子在理气关系上的一些不同说法，应当注意把朱子关于构成问题的二元观点与本原问题上的一元观点加以区别。从纵的方面看，朱子的理气先后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太极解义》为代表的早期理气论，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强调理气没有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由南康之后到淳熙末年逐步形成，其中朱陆之辩对促进朱子对理的绝对理解有重要作用，而象数易学的宇宙发生论对理先气后思想的形成更有直接影响，朱陆太极之辩则是理在气先思想形成的明显标志。守漳前后，理在气先思想得到进一步表述和发展，理生气说成为这一时期理先气后的一个内容。庆元之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变化，最终确认了他的晚年定论——逻辑在先说。

（四）理气动静

理气动静问题可分为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在本体论上，朱子把太极规定为形而上的所以动静之理，否定理自身能够运动。但是由于朱子对太极的规定与周敦颐不同，由此引起在利用《太极图说》的思想资料时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含混的说法，这主要就是借助天命流行的观念为中介，曲折地把“太极动而生阳”等解释为气在理支配之下的运动过程，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朱子哲学中对“动”“静”的泛化使用，以及太极范畴具有的超出纯粹自然观的意义，使太极动静描述的性发为情的思想成为理气动静问题上不同于本体论的另一种意义。

（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这一命题开始提出时含义比较简单，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容纳了广泛得多的含义，因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意义单一的命题，这在朱子哲学中颇为明显。问题不在于用一句话去清楚地解释或概括理一分殊的意义，而在于具体地确定朱子如何运用这一模式处理各种有关问题。理一分殊在开始提出时主要具有道德原则的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的意义，除了继承这一含义之外，朱子主要用理一分殊来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关系，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论述理则与事物的关系。作为讨论的前提，本章还提出应对朱子哲学所谓“物之理”的概念所包含的不同意义加以分疏，物理的意义之一是指事物由禀受天理而构成的本性（性理），另一是指事物的特殊性质和规律（分理），理一分殊应用于两方面的意义彼此不同。

（六）理气同异

理气同异问题是指人物之性的同与异的问题。《延平答问》中朱子理同而气异的思想已基本成熟，而这一思想在《太极解义》的物物各具太极说发展到顶点。然而这种强调仁义礼智普遍存在于万物和为传统性善论寻求本体论支持的努力，却是以同时牺牲了儒家另一传统的人之性异于物之性的观念为代价，由此造成了朱子思想上的两难境地。《论孟集注》开始提出理为人、物禀受的偏全问题，这一思想包含的气异而理异的观点在以后进一步发展，而直到朱子晚年才找到了矛盾两方面协调的方式，即从质和量两方面规定性理禀受，从而既宣称仁义礼智的普遍存在，又确认人之性不同于物的特殊性。

（七）已发未发 ——朱子心性论的形成和发展

从杨时到李侗，把《中庸》的未发归结为思虑未发的心理体验，因而强调未发的直觉体会成了道南一派的指诀真传。然而，由于朱子与这种体验之学的格格不入，使他终于走向另一个方向，超越杨时而接承程颐，即不是从心理上，而是从哲学上探求未发，从而导出他的整个心性情学说；不是通过未发工夫获得内心体验，而是把主静之功作为主体修养的手段，以为穷理致知奠定基础。从追求未发体验的直觉主义转为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才是朱子早期学术思想演进的真正线索，也是他的心性论发展的基本趋向。第一次中和之悟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实际上是性体心用的观点。虽然这一点只是给朱子提供了暂时出路，但它标示的发展方向仍有其意义。第二次中和之悟的心贯已发未发的思想与主敬致知的为学方法互相补充，表明了理性主义宗旨的确立，其性为未发情为已发的思想也终于在稍后不久的一系列论辩中发展为心统性情说，标志了朱子心性论的基本完成。在本章各节还分别对中和旧说、遗书后序及仁说之辩等作了进一步的考证。

（八）性之诸说

朱子提出人性是禀得的天地之理，对程颐性即理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气质之说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人的品质何以有差别，二是着重说明气质的不善是人恶的品质的根源。朱子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理学论性论气的二元思想。气质之性在朱子哲学中并不是专指血气之性，而是由理与气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作为气质之性的根源的本然之性不是在气质之性以外、与之并立的人性，而是比气质之性更深层次的人性。朱子的性情学说全面吸收了前人性情体用和性发为情的思想，但由于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造成的体用不一致，也反映了朱子心性论的矛盾。

（九）心之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