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周敦颐、张载虽然提出了新的精神境界，但如何实现此种境界的方法却语焉未详，而在宋明理学，不论宇宙论或本体论，都必须最终落脚到个体的为学之方，才能实现理学自我实现的主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方法的问题比本体的问题更为重要而突出，相应地，作为修养方法的直接基础、又作为由宇宙论到方法论的过渡的心性论也日益发展和深入。因而，不独《易传》，《大学》和《中庸》也成为程朱学说主要依据的思想资料，南宋以降，理学内部的争论更多集中在心性论和方法论上，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李泽厚论李杜时曾提出，李白所代表的特征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而杜甫的意义则在于为人提供了可资遵循学习的规范。冯友兰先生因谓道学之于玄学，正犹杜之于李，玄学没有讲清精神境界得来的方法，道学则教人于日用功课中达到这种境界。^[7]其实，道学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特征和意义，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其修养方法无由得知，二程开始注重方法，然而程明道以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认得物莫非己，乃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程伊川虽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但这一方法远未能像主敬穷理在朱子哲学中占有那样的地位。而理学从北宋到南宋（朱熹之前），基本趋势是发展内向的直觉体验，这从杨时到李侗的“体验未发”尤见明显。然而，无论濂溪的孔颜乐处还是明道的仁学境界，个体的直觉领悟正是一种“无确定形式的天才抒发”，朱熹提出的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才给人以遵循学习的普遍规范，朱熹的出现使得理学中理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这是他对民族精神不可低估的影响，了解这一点才能认识朱熹哲学的由来和意义。

为“理”学进行严密的、理性的完整论证，导致了朱熹哲学的体系构造，朱熹首先必须把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结合起来。这是由于建立了理的本体地位的二程哲学中，由于忽视气化的意义，使得他们的哲学画面多少有些苍白而缺乏丰富性，当然这对于“理”学创始人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其次，二程更多地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而没有注意到《易传》的太极论本身可以演变为一个本体论的体系。己丑之悟后，朱熹在建立哲学体系的时候首先注解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这是耐人寻味的。同时，二程哲学没有提出的理事先后、理气先后的问题占了哲学的重要位置。与二程所理解的性与天道的自然合一不同，本体与人性的联系由于“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提出也更为直接了。在这个哲学体系里，基本的对峙是理性本体（生物之本）和物质材料（生物之具）、道德理性和感性情欲、理性方法和内向直观。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成了体系的三个主体部分。如前所说，朱熹在广泛吸取了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以理一分殊的宝塔式结构，终于建立起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表现了当时民族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

关于本书的方法，第一，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力求历史地、如实地阐明古代哲学的思想、命题和范畴。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指导原则对我有较大影响。第二，本书是以问题为主的专题研究，我以为哲学问题是把握理论思维的基本途径，因而本书不孤立地讨论范畴，作者对朱熹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已充分体现在对问题的讨论之中，事实上，离开哲学问题去讨论范畴是不可能的。第三，本书对朱熹的研究除注重“辨名析理”的理论分析外，尤注意对朱熹思想历史演变的考察。作为本书写作的资料基础，作者对朱熹的思想材料，特别对《文集》数千封书信作了全面考证，这些成果已另成专书献给读者。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

[2]同上书，第501页。

[3]以周敦颐哲学为主气的唯物论，首见于张岱年先生1957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

[4]陆世仪云：“周子《太极图说》向原在《通书》中，《通书》原名《易通》，是周子读《易》有得，笔而成书，不必拘拘于《易》而亦无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极云者《系辞》传所谓易有太极是也。”（《太极图说讲义》，《桴亭先生遗书·文集》）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6]宋初解易系统以气释太极，承自孔颖达《周易正义》。《正义》反对韩康伯以无为太极，主张“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周易正义》卷七）。此点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史课程》中业已指明。

[7]《九冯辑友。兰给李泽厚的信》，载《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