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旧序】

一 《曾国藩教子书》编者序[1]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角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袴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有点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这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凤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的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舍女的王玉辉，大约无不唯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了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我是喜读历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历史上的情形。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到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反覆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并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抄其咸丰八年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都无多裨益于现代化的事业；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专制制度下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钟叔河于长沙。

二 《曾国藩与弟书》编者序[2]

我在做总编辑的时候，主张总编辑应该是第一编辑。第一编辑当然不仅仅是组稿编辑和案头编辑，而应该自己动手编书，就像过去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那样。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间，我还是编了《走向世界丛书》，编了《凤凰丛书》，编了《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此外还编了《曾国藩教子书》和这本《曾国藩与弟书》。

《曾国藩教子书》初版于一九八六年二月，署名“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印行”，封四上同时做了《与弟书》的预告，因为两本书的选编工作本是同时进行的。《教子书》印出来后，读者反应还算热烈，但有人提出每封信的内容提要还应该再详明一些，发信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在开头标明，校点不无小误也应力求改正。补做这些事很需要时间，加上我随后又因落选而离开了岳麓书社，于是本书直到现在始得在北京出版。从一九八六年以来，先后有数百位读者来信询问《与弟书》何时印成，要到何处才能买到，因为答复有些为难，绝大部分我都没有回信，特趁此机会，向一切关心本书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歉意和谢意。

本书和《教子书》一样，都是曾国藩家书的节本而非全本。曾氏的家书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全部都看，普通读者却无此必要。有的信内容重要，或文字有趣，但也可删去一些次要的句、段，以节约篇幅。一九四九年以前通行本曾氏家书，也就是这样做的。但通行本所根据的原刻本出于当时种种原因（例如为尊亲讳）而有意不收的信件，本书则特别注意编入，而且尽量不加删节。现在家书全集本和旧时通行本都已出版，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各本对照一下，然后各取所需。

关于曾国藩的与弟书，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补充道：“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曾国藩与弟书》谈的确多是治军为政之道，和《教子书》多谈读书作文之法不同。曾国藩、曾国荃的治军为政，与刘伯承、薄一波的治军为政，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很不相同，但如“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类方式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则古今前后尽可通用，故刘伯承觉得可以借鉴，薄一波认为不无道理。

古时的帝王将相、卿士大夫、墨客文人、儒生才子，都是过去了的人物，属于过去了的时代。曾国藩效忠爱新觉罗皇室，消灭太平军，故共产党人谓其人不可取，而其思想体系固无以异于其他士大夫。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的家书，因为它并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但是，它虽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却很能指引我们了解昨天和前天，即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有它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这就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以黄老为权，以纵横为变。在这方面，曾国藩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是儒生而非腐儒——书呆子，其成功主要得力于对传统政治权术和谋略的运用，《与弟书》便是他最充分、最坦白、最没有保留地同他的弟弟进行交流的记录，这本书确实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讲出来的私房话。

当然，每个真心希望中国现代化的人，对于在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将相，以及为其制礼作乐、出谋画策的形形色色的“士师”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上起秦皇帝、韩非、李斯，下至慈禧太后、曾国藩……从理性上到感情上都不可能不深恶而痛绝之（至于其他方面，古人当然不乏可取之处，如刘、薄所说的两条，又如曾国藩的严以教子）。然而，欲求中国之现代化，尤其是愿意多思考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人，却非认真研究和剖析这种代代心传的法术不可，其理自明，无须多说。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位“士师”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曾将他研究总结出来的君王统治经验写成一本《君王论》献给他的君王。此人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奖赏，死后却得到了很大的名声。我觉得这本《曾国藩与弟书》，写的虽非君王统治之术，却是将相统驭之道，故可称为中国的《将相篇》，与马氏的《君王论》相提并论。关于这件事以后可以多谈一谈，兹不复赘。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岁暮天寒，呵冻作此，写毕已凌晨二时矣，钟叔河序于长沙城北之寓庐。

三 关于《曾国藩家书》[3]

一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薄一波回忆刘伯承的文章，其中谈到：

伯承同志读的书很多，不独对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对一些历史著作也经常阅读。

还特别引述了刘伯承对曾国藩家书的看法：

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这时薄一波插了一句：

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

刘伯承所云曾国藩劝国荃（沅弟）多选替手的话，见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与沅弟书：

保彭杏南，系为弟处分统一军起见。弟军万八千人，总须另有二人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拔。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至于劝国荃戒躁、沉着的话，则讲过不止一次，如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与沅弟书：

……又接弟信，报抚州之复。他郡易而吉州难，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

又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与沅弟书：

当此酷暑，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昔曹操八十万人自荆州东下，吴以五万人御之，而周瑜策其必败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刘表水师新附不乐为用，三料暑热久疲。其后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又如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与沅弟书：

……弟信中有云“肝病己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读之不胜焦虑。

今年以来，苏浙克城甚多，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又饷项奇绌，不如意之事机、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余尚愠郁成疾，况弟之劳苦过甚百倍阿兄，心血久亏数倍于阿兄乎？

……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刘伯承认为曾国藩这些话“可以借鉴”，薄一波也认为曾国藩所讲的“不无道理”，应该说是代表了对曾国藩家书的一般持平的看法。

二

曾国藩家书初刊于一八七九年，即曾国藩死后七年的清光绪己卯年，由长沙“传忠书局”印行。这虽非曾氏家书的全部，但却是过去传世通行唯一的本子，影响很大，所以至今仍有保存的价值。

俄谚有云，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那么一部书的起跌浮沉，也多少可以反映出一点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家书问世以来的情况吧。

从一八七九到一九四九的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几乎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那时候叫《曾文正公家书》。

当时读书人对这部书所抱的态度，则可以一九一七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四十年的主流是仰慕和效法，虽说在辛亥前后，由于排满的影响，有些人对曾国藩替爱新觉罗氏朝廷出力不能原谅，但对他仰事父母、下教子弟这方面，大都是充分肯定的。到了后三十年，西潮东渐，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施存统作《非孝》，“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尽管老一派的人还在佩服“曾文正”“胡文忠”，新一派知识分子却已看出，这些人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而为了挣脱传统的束缚，却又非把传统的偶像拿来加以剖析研究不可。

总之，不管前期后期，旧派新派，从一八七九到一九四九年，曾国藩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

这个情况，一九四九年后发生根本的改变。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虽然说过，他“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九四七年却又叫范文澜宣布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借以影射蒋介石。从此，过去七十年间广泛流传的曾国藩家书，在一九四九至七九的三十年间，一变而销声匿迹，就是想要“借鉴”也无从得见了。

三

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导向民主与科学，中国人现代化无须熟读古旧书，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地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如果不查明遗传因子带给我们的先天性弱点，不找出潜伏在我们大脑皮层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过去的文化积淀，我们都有责任加以清理；越是过去产生过大的影响的东西，越有必要加以重视和研究。从孔夫子到康有为都是如此，曾国藩亦不例外。

站在“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立场，骂曾左彭胡诸人为“刽子手”，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汉奸这顶帽子，戴在曾国藩头上，却似乎并不十分妥帖。曾国藩生于一八一一年，上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一百六十馀年，中国由满族人做皇帝已历顺康雍乾嘉五世，从他的爷爷的爷爷起即是清朝的臣民了。辛亥革命后实行的也是五族共和，满洲并非外国。即使站在崇祯、弘光的立场，把洪承畴、吴三桂等“贰臣”称为汉奸则可，把嘉道咸同时期食朝廷俸禄为国家办事的人称为汉奸则不可。如果曾国藩算汉奸，胡林翼左宗棠自然也是汉奸，林则徐魏源等都是汉奸，严复康有为更是汉奸，连“扶清”的大师兄们也只能算是充当“志愿军”的汉奸，汉奸也未免太多了。

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经过清查定案，确实应定为汉奸，汉奸的文献恐怕也需要整理研究，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当时曾起过重大作用（即使完全是坏的作用）、对后世仍然有重大影响（即使完全是坏的影响）的人，就更应该如此。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科学不能“跟着感觉走”，全凭感情。即使把历史研究降低到编演旧戏的水平，舞台上也不能只有红脸而无白脸，只有阿庆嫂江水英而无刁德一王国禄也。

基于以上认识，我于一九七九年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后不久，即提出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的建议。一九八二年初，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上，我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正式将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和出版《曾国藩外集》（辑佚）列为项目；二者相加，便是岳麓书社后来印行的《曾国藩全集》。

这次应湖南大学出版社之约，将旧时通行本《曾文正公家书》校点重印，是为了给等不及全集出齐和买不起全集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精简的本子。至于书名，“曾文正公家书家训”自不适用，就理所当然地改称为《曾国藩家书》了。

四

一切旧时通行本《曾文正公家书》的底本都是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刻本，但原刻本也有错误，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书，原刻本卷一第三十页上第三行第四字起是：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几乎所有的标点本都印成：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细心的读者看了也许会纳闷，公元前四百多年的子思，怎么和公元后一千二百年的朱子站在一起说话呢？“为学譬如熬肉”，“猛火煮，漫火温”，确系宋儒口吻，先秦则似无此等文字也。

我前前后后翻看过近十种标点（断句）本，只发现一种本子即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的印本改正了刻本的错误，作：

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原来刻本的“子思”为“予思”之误。误刻一个字，曾国藩（予）就错成孔子的孙（子思）了。

当然，世界书局本并没能改正原刻本所有的错误。如原刻本中的“咸丰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谕纪泽”一篇，发信的年、月、日便都是错的。此信起首云：

初四夜接尔二十六号禀所刻心经微有西安圣教笔意……

原信未署年月日，究竟是何年何月的“初四夜”呢？我是从曾氏日记中找出答案的，咸丰九年五月初三日记云：

十二日为叔母罗夫人五十一寿辰，寄春罗一匹。夏布四匹，燕菜一匣，洋带二根。（标点系新加，下同。）

第二天即初四日记云：

早，写纪泽信一件……夜，接家信，澄侯一件，纪泽一件。泽儿付有新刻心经一部，字体略似褚河南西安圣教序……

同月十四日又记云：

下半日，写纪泽信一片。

可见“字体略似褚河南西安圣教序”亦即“微有西安圣教笔意”的“新刻心经”，是咸丰九年五月初四夜间收到的，怎么会等到两年多以后的咸丰十一年十月廿四日才写回信呢？

那么，回信是不是咸丰九年五月初四当天所写的呢。也不可能，因为曾国藩只在初四日“早”写过信给纪泽，而早上是不可能预知晚上的事情的。初四早上所写的信，可以在台湾影印《湘乡曾氏文献》中找到，开头即云：

余送叔父母生日礼目，鱼翅二斤太大不好带，改送洋带二根。

与初三日日记正合。由此可见，告知纪泽“接尔二十六号禀所刻心经微有西安圣教笔意”的，只能是咸丰九年五月十四日“下半日”所写的“一片”了。世界书局印本并未能改正原刻本所标日期的错误，我校点时才发现并予以改正。

但无论如何，世界书局本曾氏家书，仍然是过去排印本中比较好的一个本子。因为我吸取了这个排印本的一些长处，所以虽然我书架上摆了一部光绪己卯刻本，我仍然应该指出，这个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的排印本是我工作时所凭借的一种底本，我应该谢谢它。

钟叔河一九八九年七月于长沙展览馆路寓所，病中。

[1] 《曾国藩教子书》，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初版，二千零二年再版。

[2] 《曾国藩与弟书》，钟叔河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初版，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再版，岳麓书社二千零二年三版。

[3] 世界书局一九三六年印行的《曾国藩家书》，为民国时发行最广的版本。后由钟叔河校点，湖南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初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四年再版。此为其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