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题解】迎来美好和谐的大道朱子说：“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薭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达成道德的至境，德泽广布，天下大同。【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①；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②。是以君子有薭矩之道也③。所恶于上④，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薭矩之道。

【译文】

之所以说平定天下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国为先务，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兄长，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救助孤贫，老百姓也就会有同情之心而作出善行。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身作则，奉行“薭矩之道”，带动或引导民众积德行善。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反感前人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后来者；如果反感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憎左右和你相处的某些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与你共事的人；如果厌憎你的同事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左右和你相处的人。这就叫做道德上的规范和示范作用。

【札记】

政治的得失会影响到民心民风

只有热爱自己生命的人，才能真正地爱人。爱人，必先从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能够敬孝父母，敬爱兄长，自然就会深怀爱心，也就能够热爱他人。孝行，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是做人所负有的一种历史使命。做人就是做良心，就应遵奉孝的伦理，上敬父母祖先，下为子孙作出模范，以原始报本开始，以求得子孙的回报为结果，从而承续家统。于是，自然就会影响民众，构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健康和谐之风。

民风淳敦，自然天下和谐，德泽所施，天下太平。

什么才是我们值得为人所称道的

礼仪法度，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规范，也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而且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秩序。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不断地自觉积累，实现人格的提升。

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的天性，是道德的主体。但更重要的是，人必须进行后天的磨炼和砥砺，使自身的道德品行日趋高尚，臻于完美。因为，人总是时时受到各种私欲的诱惑，从而会在不经意间被欲望所俘虏，做出不合规范的事情，而致使纯真的本性受到玷污。因此，在人世间生存，就应当时时注意向各种人学习，借鉴他们的优长与过失，从而使自己能够优游自如地处在人际关系的旋涡之中并使自己的人格日趋完美，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留下为人所称道的德行。

【原文】

《诗》云：“乐只君子①，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注释】①乐：快乐，喜悦。②岩岩：险峻的样子。③师尹：太师尹氏，太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④瞻：瞻仰，仰望。⑤争民施夺：争民，与民争利。施夺，施行劫夺。]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②，赫赫师尹③，民具尔瞻④。”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眀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⑤。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译文】

《诗经》说：“我们的君主令人悦服，好像民众的父母。”他以老百姓的喜好作为自己的喜好，对于老百姓所厌恶的行为他也厌恶反感，以民心为心，这就叫做民众的父母。《诗经》说：“巍巍南山，岩石高耸。赫赫师尹，万民仰望。”拥有国家统治权的人不可不谨慎啊，稍有偏颇失误，就会受到天下人的讨伐和诛戮。《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符合上天的旨意的。因此应当以殷朝做鉴戒，努力固守天命不被替代。”就是说，得到民心拥戴就能得到国家政权，失去民心所向就会失去国家权力。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道德是做人的根本，财物只是不足挂齿的枝末。假如不重视德行的修养，而只看重财物的占有，就会不择手段地向民众巧取豪夺，侵占他们的利益和财富。所以，君王无休无止地推行搜刮聚财、敛取财货的政举，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恤民，民心就会团聚在一起。因此，君王每一项政令的制定都需要慎重，如果违背民心而公布出去，必将遭到民众的抵抗，从而导致民心日渐背离；如果财富不是依据正当的手段得到而是肆意搜刮而来的，最终也会被人利用更加严酷的手段掠夺而去。

【札记】

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为父母

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官员总是以民之父母自居，“爱民如子”是他们奉行的官箴。于是“父母官”的遗风数千年来盛传不息，以至于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感受得到。细想一下，古代社会的历史更替直至最后的消亡，其关键就在于为政者本末倒置，颠倒了自身与老百姓的关系。

其实，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民众服务，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儿子，竭诚为民谋利，体现的是一片赤子之心。

周公谨慎治国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四弟。因“周”地为其采邑，所以世称周公。与姜太公一起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商朝灭亡后，武王封周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国号鲁。由于周王朝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周公就留相王室，辅佐武王。周武王去世后，立十三岁的太子即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少，尚不能理政，周公恐怕天下发生动乱，于是决定“摄政当国”，协助成王治理天下。后来前朝王公贵族发动“武庚叛乱”，周公率军东征，经过三年征战，彻底摧毁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

“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周公为了政权的巩固，根据夏、商两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周人先祖以德治国的方略，“制作礼乐”，修订了礼法，制订了各项制度，完善、确定了繁盛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等，被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从而将周朝的统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人效法的成例。

周公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任时，嘱咐儿子一定要谨慎治国，谦虚做人。他礼贤下士，常常“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还犹恐失去天下贤才。他还把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方法刻写下来，命人背着走在伯禽的前面，让儿子边走边学。

周公一生谨慎，为国事日夜操劳，从没有片刻松懈，为周王朝的统治和长治久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得民心者得天下

古之圣贤，必敬天，必畏民。敬天是敬畏天命变换，畏民是敬畏民心向背。在人类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悠悠中华文明，传承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清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他们统治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项羽都是名载史册的英雄，可前者成就了千古伟业，后者却无奈自刎乌江，这难道真如项羽所言“此乃天意”吗？并非如此。考校刘邦、项羽二人的德能，不难发现，项羽比刘邦更有才能，但项羽恃才傲物，胸怀器度促狭，一意孤行，只逞匹夫之勇，行妇人之仁，最终走向了灭亡。相反，刘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个人才能，但他善于听取良言，以德帅众，身边谋士云聚，豁达坦荡，有着超常杰出的人格魅力，能与天下才德之士共谋善举。因此，他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

斗转星移，到了康熙时期，作为皇帝的玄烨，有着比刘邦更为出众的才华，有着比项羽更为强健的体魄，照说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上龙椅，安享太平。但是，他却遭到了关内百姓的强烈反抗。只因为他是满人，他统治下的人民大多是汉人。在汉人的眼中，他永远是夷人，是外来者。因此，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绝，这也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一次，他去长城察看城墙的毁坏情况，面对破落的长城，大臣中有人认为要进行加固，以防来袭。康熙却坚定地说：“我要修筑的是百姓心中的长城，这比真正的长城坚固好几倍！”康熙多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百姓，最终赢得了百姓的认同，迎来了天下的安定。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综古观今，我们不难看出：成就大业，一统天下，取决于民心所向，民乐则君乐，民忧则国忧，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心才是最可靠最可贵的财富

发展以人为本，立人以德为先。人是社会动物，不是孤独的生命。因而，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之中，在组成社会团体的合作之中，才能体现人的价值所在。社会交往与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产生的过程。社会机体有效运行需要依赖道德，人类走向和谐社会更要倚重道德。“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道德是立人之本。

我们的民族以美德懿行作为安身立命之根。“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将道德修养作为最崇高的事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古往今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活方式如何变化，但是，总有不变的天理存在，这就是民心，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德行。无论时间、场所及环境如何改变，但是带有普遍性的大经大法———做人的良知，却永远不会改变。慎思于内，方能笃行于外。道德是人类共同生存、和谐发展的轨道，并伴随我们驶向未来的大同世界。

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永远的财富

在中国古代，道德与事业是君子毕生奋斗的两大人生追求，《易·经》说：“君子进德修业。”在对待道德与财物的态度上，中国人重德轻财，将德看成是一个人的根本。所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古人说：“德，国家之基也。”道德历来都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在面对利益的取舍时，古人崇尚“见得思义”，并视为人格修养的至高境界。

做人如果不重视品德的修养，失去了道德的自觉约束，那么就会无所不为。在面临金钱的诱惑时，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最终跌入“孔方兄”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历代的腐败分子，无不如此，最终断送的不只是金钱，乃至于生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荀子曰：“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所用，财物之生聚，其目的是为养民，而不是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作为人，应该有所追求，对于名利荣辱，应该能够看透。对于人生，应当豁达，不必强求，应该常怀一颗平常之心、坚守之心。这样，在你面临财利的诱惑时，才不会迷失自我，才会记起这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原文】

《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①，其心休休焉②，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③，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④，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菳疾以恶之⑤；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⑥；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⑦，灾必逮夫身。

【译文】

《康浩》说：“天命并不只是长久的佑顾某一个人。”意思是说，做好事便会得到上天的福祉，做坏事便不会得到上天的庇护。《楚书》记载说：“楚国没有什么美玉财宝，只是把有美好德行的人当做珍宝。”舅犯说：“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珍宝，只是以仁爱和亲情互相珍惜。”《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厚道，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是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佩服，而是发自内心地赞赏。

任用这样的人，让他担任治理国家的栋梁，必将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国家民族将会有多么大的利益啊！相反，如果别人有特长，他就妒忌、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设置障碍，无论如何不能相容。这等小人，心私量小，毫无容人的肚量。若是重用这种小人做大臣，如何能保护我们的父老兄弟和子孙后代得到幸福呢？如何能使天下黎民康乐太平呢？不仅如此，还会将国家的前途命运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仁德之人的心至公无私，能以正心对待善恶。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有资格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共同居住在国中。这就叫做有德的人爱憎分明，能够以公正之心关爱褒扬好的品德，有资格批评那些卑劣的行为。发现贤德的人才而不能推荐选拔，举荐选拔了却不能重用，这是修养的局限；发现邪恶的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却不能和他远远地保持距离，这就是过错。喜欢人们共同所厌恶的，厌恶人们共同认同并喜欢的，这是违背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恶意行为，那么，灾难必定就要落到他身上。

【札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合乎正义就能得到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意思是说，对于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对于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战则必胜。

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同样，“民心向背”对于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而以力服人，并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得其心”之政。

对于如何“得其心”，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就是关爱和保护人民，要求君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说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绝不强加给他们。那么，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认为，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自然民心归服、天下归附，而且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天理大道是无私的，冥冥中始终有着一种无声的注视，在默默地评判、仲裁着世间人们的一切善恶是非。不论你权势大小，地位高低，也不管你权谋智巧如何高明，你的一切所作所为终究是逃不出上天的法眼，最终都会得到清算，这就叫做天理昭彰。

因此，武王告诉康叔说，唯有天命无常，或去或留，或吉或凶，都由天道主宰着。天道至公至正，唯德唯道是从。只有修养德行，奉行仁政，遵循天道，为百姓造福，才能够得到民心的拥护，求得民心和顺。

什么才更值得珍视

《楚书》中的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的名言。当时，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国的赵简子夸耀说赵国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并问王孙圉说，你们楚国有什么珍奇宝贝啊？王孙圉说，我们楚国没有像你说的那些珍宝，有的只是有德行的贤能人才，全身心地为百姓谋福利，能够使国家富足强盛，社稷康宁，这就是我们楚国最大的财富。

所以说，只有美好的德行才值得珍惜，其他一切身外的财宝都不重要。

仁爱之心引领我们前行

《礼记·檀弓下》记载：鲁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听信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便派人劝说重耳回晋国掌握政权，并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失去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得到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这样的时机。虽然你现在正在服丧尽孝时期，但是，也不能哀伤太久啊，机遇是不可以失去的，孩子你慎重考虑吧！”重耳将这件事告诉子犯，请教策略。子犯认为不能这样做。子犯说：“你现在赶紧向秦穆公辞谢吧。就说，身处服丧之中的人是不能怀有贪欲的，只是一心怀着仁厚的亲情，思念、缅怀先君的慈爱和德行，怎么能够乘父丧之期，图谋自己的私利呢？即使掌握了权力拥有天下，但是天下的人民谁能心悦诚服而愿意拥戴呢？你赶紧辞谢他吧！”公子重耳就对来人说：“贵国君王仁德慈惠，安慰我这个流亡的人的丧父之痛，实在令人感动。但是，重耳我身服孝丧，不能回国致达哀泣之诚意，而为国家和先君分忧。父亲新丧又怎么能乘机谋私利呢！哪里敢怀有他志，以折辱君父的大义呢？”于是，对使者只是鞠躬但不跪拜。重耳哭泣着站起，站起但是又不敢随意自主。于是使臣将这些话和这些情况汇报给秦穆公。秦穆公说：“公子重耳真是一位仁厚的人啊！”

为政重在得人

天下之才，唯天下用之。“唯楚有材，唯晋用之。”任何人才都代表着他所在的时代。

古人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与自知，则必直士。”（见《吕氏春秋》）为政者，只有把那些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贤人志士重用起来，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而谁将得到任用？关键在于选才者的德行。

任用怎样的人，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仁爱是幸福的源泉

作为平民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享受幸福。那幸福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在柴米油盐、磕磕碰碰中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美好？其实，人的幸福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也不在于地位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一颗仁爱和感恩的心。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崇尚淳朴、恬淡、飘逸、豁达、随遇而安。从内心爱好自然，使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由欣赏天地宇宙之德，体会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自然而然地产生仁人爱物之心，幸福、快乐也就随即而生，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天性自然得到发扬。

庸常的人们认为拥有圆满、平安、健康、富裕、荣耀等是幸福，反之则感到不幸。如今，浮躁、焦虑、忧郁、悲观、自私、功利等现代病正像瘟疫一样不断侵袭、困扰着人们的心灵，降低了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和感受。经常听人抱怨，别人如何有福而自己如何没福：别人的房子比自己的大、别人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有能耐、别人的妻子漂亮温柔、别人比自己有钱……似乎总是生活在不如意中。比照自己的历史，回忆过去的岁月，哪怕再苦涩的往事也总能品出甘甜，幸福与快乐似乎只是昨天与明天，但绝对不在今天。其实，昨天就是曾经的今天，今天在明天终将成为昨天。粗心的人们在自设的不如意中不知不觉地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幸福。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日益淡漠的今天，能够和三五位好友，品茗谈心或浅斟慢饮、赋诗作画，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快意与幸福啊。卧病在床时有人端茶送水是幸福的；事业低潮时有人相辅相扶是幸福的；失意落魄时有人嘘寒问暖是幸福的；困难当头时有人伸手相助是幸福的；生命中有金兰之谊与生死之交是幸福的；家人团聚是幸福的；事业成功是幸福的；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拥有知识是幸福的；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幸福的……真正懂得欣赏的人是幸福的！幸福存在于我们的心灵的感知之中。

一个幸福的人不是由于他拥有得多，而是由于他计较得少，懂得发现和寻找，且具有博大的胸襟、雍容的风度。很多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像空气一样弥散充满于每个空间，只要你留意，得到它其实很简单。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但凡福祸相倚，苦乐参半，只要从容处世，看淡得失，积极努力地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幸福的感觉就会接踵而来。

幸福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时空的分秒间，就在我们的心灵里……幸福的源泉就来自于我们内心深深的仁爱。

举贤与用才

人才是指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品学兼优、有突出成就和造诣的人。

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营造和谐、健康的育人、选人、用人环境，造就一支专业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队伍，使他们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氛围。

历代以来，统治者都把任用贤能的人才当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而对于人才和对于人才的任用，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之所以议论不休，也就在于用才唯难。因为对于人才的评价标准难于统一，见仁见智；也因为用人者自己的见识存在局限，好恶不同；更因为人才并不是万能的，大凡人才都是专一于某一方向也就有明显的不足，而授人于口实。

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也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司马光则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则说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

对于人才自身的修养和使用原则，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对于人才的任用，古人讲究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忌求全责备。司马光评价汉高祖刘邦说“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无不与执政者的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言论也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做人必须遵循是非原则

世间之事皆有是非曲直，但是坚持原则、坚守是非却是艰难的。因而人们常感叹：做人难。从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

司马迁的祖辈世代都担任着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三十八岁时（即父亲去世后三年）在丞相的举荐下继任父职。司马迁四十二岁那年，汉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他开始着手写作《史记》。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写作，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翻阅后，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记载了武帝的错误。武帝的宠妃懿妃曾经想让司马迁为她写赋，因遭拒绝而记恨司马迁，这时便趁机进谗言：“听说司马迁恃才自傲，自比圣人，根本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武帝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向司马迁问罪。大臣们都沉默着不敢讲话，只有一位大臣因受懿妃的指使极力怂恿武帝严惩司马迁。但老丞相仗义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支持丞相，武帝便只好从轻发落，责令司马迁重新修改《史记》。

司马迁痛苦愤怒之下要去辞官：“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当他来到父亲灵位前禀告时，想起了向父亲承诺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心忍辱发愤，对《史记》进行修改，将历史的事实分散写在诸多章节中。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司马迁一笑置之，坚持为李广作传。

司马迁正在写《李广传》时，一个朋友来看他，顺手拿起刚写出的部分手稿看起来。朋友发现，司马迁对李广打仗退敌、脱险、射虎等细节，写得神采飞扬，但后面又写李广心胸不宽，公报私仇，于是就问司马迁：“你后面这样写李广，不是有损他的形象吗？”司马迁说道：“我写历史，真实是第一原则，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

《李广传》写得文辞华美，武帝看后非常满意。但是懿妃又无事生非：“李广如此勇猛善战、战功卓著却未能得以封侯，而且在战场上只让他起辅助作用，这不是批评朝廷用人不当吗？还有他自刎而死，这不是说朝廷逼害忠良吗？”指责史稿有蔑视朝廷之嫌。

事隔不久，李陵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武帝盛怒之下，下令诛杀其全家。有一武将冒死求情，武帝也将其斩首。于是，文武官员没有人敢为李陵说话。武帝命令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书，以警后世。

司马迁四处寻访，得知李家世代忠良，一心为国，李陵投降匈奴也是为了救所属士兵的性命。司马迁又找到李陵的旧部，得到了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心里有了底，毅然决定要写出真相，决不让忠良之人蒙受不白之冤。

他的朋友就又提醒他，要三思而后行，不然，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司马迁不改初衷。他说：“先父在世，曾谆谆教诲我，史须采实，著史须以事实为准，我也深知此理。所以，我怎么能违背父训和良知，不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呢？”

武帝看了司马迁的手稿之后，立刻下令将司马迁投入大牢，定为死罪。后来连同丞相在内的诸多大臣为司马迁求情，武帝才免去了他的死罪，但条件是要求司马迁用钱财或官刑代替死罪。

可是，司马迁却一脸无奈：钱财———家徒四壁，没钱可用来抵罪；宫刑———士可杀不可辱，无法接受！他就只有等着被处死。

这天夜里，司马迁思前想后，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见父亲言之谆谆地对他说：“忍辱方能负重！我辈著史，只为传真相于后世。你如此撒手自去，谁能担著史之重任？”司马迁惊醒了，陷入了沉思……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发愤写作，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

“著史须以事实为准”，“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这是司马迁坚持的职业道德原则。为了实践这一道德原则，他忍辱负重，承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耻辱和酷刑。一部《史记》，不仅记载了历史的真相，而且记载了司马迁的血泪心路，为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树立了一个楷模。

【原文】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①。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②，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③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

所以说，真正的仁人君子，必然遵循千古不易的大道，言行忠信，修德为民，必然会有所得，所奉行的理想就会实现。如果一味自满、自傲，自以为是，骄奢放纵，不知反省悔改，必然失去支持，失去民心。财富的生产是有规律的，必须遵从时令和客观条件的约束。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创造财富的人勤勉，消费的人节俭。这样，财富便能够保持供给充裕。

仁德的人以富民强国为要务，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发

展生产，创造财富，惠泽于民，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戴。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只知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聚敛财富，故而横征暴敛，攫取人民血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敛钱发财，结果是得到了财物，却失去了身家性命。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君倡导仁德，执政的人奉行仁义，而臣下不喜欢忠义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喜欢道义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也没有听说过府库中用仁德得来的东西最终不属于自己的。孟献子说：“畜养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必再去养鸡猪；能够凿冰来保存遗体的卿大夫家，就不用养牛羊；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王，就不该豢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宁可有盗窃主人财物的家臣。”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只以经济利益为重，而应该以仁义为永恒的利益。掌握了国家的权柄，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教唆。然而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也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的聚敛为利益，而应该以仁德为政纲。

【札记】

诚信治国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立业之根基。一个人只有以诚信之心，信守道德，仁善处世，诚信做人而不伪，不欺心，也不欺人，不失其道，不损己德，方不辜负天道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隋文帝杨坚（５４１—６０４）登上皇位后，能够自律自警，生活节俭，勤政爱民。他告诫自己的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他的五个儿子中，三皇子杨俊无视国法，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隋文帝知道后，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依法惩处。这件事在朝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治理国家，必须取信于民。

为政重在理财

财政状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发展。国库殷实，财用充足，则国力强盛。

国家的一切费用皆来源于民众，治国者既要能以德化民，又要能广开财源，注重培育壮大各种经济成分，增加收入，使国库储备宽裕充足。在治理政事中，免去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廉洁自律，勤俭理政，不挥霍民脂，不私吞民膏，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仁德是永远享用不尽的财富

如何保持财富？财富藏在哪里最安全？答曰：藏在民间。仁德之君，以百姓利益为重，没有私心私欲，他对待财富的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贪不吝，以自身的德才治国理财，以求得民富国强的长治久安。

没有仁德修养的人，为了自己的贪欲和享受，不顾生财为公的道义，只是攫取和侵吞，这样无德、缺德、损德而得来的财富，虽然也可暴富，但是不可能长久，迟早终会散去。民间说“富不过三代”，现在很多是富不过一代，甚至富不过三年。

由此可见，只有仁德才能长久保有财富，才能享有财富。

聚财为民

为政者的德行，对社会风气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能够处处以民为重，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必会受到感化而忠信仁义。就会上下同心，为国家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为国所用，为民所用。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德政理论的缺陷就是重政治、轻经济，过分强调义利之分，片面要求人们舍利取义、克制私欲、清心寡欲、逆来顺受，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殊不知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财富的支持，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也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假的。

以义为利，以德治国

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者，应当以德治国，施仁德之政，以仁德教化民心，最大限度地造福百姓。因为，人心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制约，就会见利忘义，失去良知，社会风尚就会趋向奢靡败坏，于是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偷盗抢劫，乃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各种社会犯罪都将泛滥。因此，治理国家者，不能丢弃道德这个治国之本；平民百姓，更不能丢弃道德修养这个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以利养民与以义教民，不可偏废；以德化民与为人民谋福利，不可武断地割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是和谐发展的核心。道德养性，财利养命。只讲道德精神，忽视经济发展，生活贫穷，那么这个“道德”就是空话，是空头政治，是不会长久的。但是，如果只注重金钱物质的占有，否定道德的建设，那么，人们就会丧失灵魂，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发展方向。

国家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国家，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属于某一姓、某一家私有的。古人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孙中山也说：“天下为公。”因此选贤与能，以德治国，才是真正的“治国”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