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学（一）

前不久，一个传教士为了赶时髦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称自己为“宿儒”，招致了很多笑话。毋庸置疑，这个想法自然是十分荒谬的。在整个中国，可以很确定地说，还没有一个人敢大声标榜自己是宿儒。“宿”在中文中的意思是一个文人学者所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中国学家。《中国评论》中的广告语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被辛勤地耕耘着。”接着它便罗列了一堆撰稿者的名字，并且声称他们相信这些学者的一切研究都是可信和可靠的。

在这里，如果仅仅是试图了解所说的在华传教士勤劳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就没有必要将德国人费希特在其演讲《文人》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言及的高标准去进行衡量。前任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被人公认为大德国学家，实际上，他却仅仅是一个读过席勒的几个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几首海涅诗歌的译文的英国人，虽然他在其社交圈中被尊捧为德国学家，然而他自己是决不会在印刷品中如此自诩的。那些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一旦他出版了几个省市方言的些许对话或者是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就会马上被予以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取一个名字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在不违背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的前提下，只要自己乐意，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人可以将其称作孔子而不受任何惩罚。

由于一些人认为中国学已经走过了最初的开拓期，立刻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因此我们被引导着去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在新阶段，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将不单单满足于字典编撰那样的简单工作，他们想要写出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他们不单十分理智并且论据充分地对它们进行评判，还决定挑战那些中国文学殿堂中最受人推崇的著作。下面，我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考察一下那些经历了上述变化的欧洲人，他们究竟具备何等程度的中国知识；其次，之前的中国学家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再次，考察现在中国学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怎样的中国学才是我们研究发展的方向。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很容易将自己想象得比巨人还要伟大。然而，有一点必须要承认，既然侏儒拥有了位置上的优势，也一定能够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所以，我们将站在先人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进行一番审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和先人相左的意见，希望我们不会被认为是在炫耀，我们只是自己利用了自己所处位置的优势而已。

首先，我们认为欧洲人具备的中国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就表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所具有的困难已经被克服。翟理斯博士说过：“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尤其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十分困难的。这种现象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就有所表述了。”的确，即便是对书面语言来说也是这样。现在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一旦在北京生活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就可以大致看懂一封普通电报了。故此我们十分乐意地看到，现在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中国知识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可是对那些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张之语，我们则感到十分怀疑。

在最初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后，马礼逊博士的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一切已经完成了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的确，那部著作可以看做是一座初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情，以及尽职尽责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那批学者里，应当以德庇时爵士、郭士腊博士等人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毫无所知，这一点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他一定会讲官话，并可以不是很费劲地翻阅那种方言的小说。可是他所拥有的那些知识，在今天恐怕只够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普通职员的职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至今大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知识的了解还是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郭士腊博士或许会比德庇时爵士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一点，但他却不计划去做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已经故去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在后来揭露郭士腊的自负方面做了较好的工作，同样作出贡献的还有传教士古伯察与杜赫德。在此之后，我们诧异地看到了蒲尔杰先生，他在自己的新著《中国历史》中，将上述人物的观点视作权威。

在所有欧洲大学里最早获得汉学讲座教授称号的是法国的雷慕沙。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的工作给出适当的评价。可是他有一本很引人注意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利·亨德读过这本书后，将其推荐给了卡莱尔，又由卡莱尔推荐给了约翰·史特林。这些人读过这本书后，都极为高兴，并声称此书的作者必定是“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字便是《玉娇梨》，它的确是一本让人读起来感到愉悦的书。可它在中国文学殿堂里仅仅够得上是一个二流作品，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没有太高的地位。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源自中国人大脑的思考和想象，实际上已经通过了卡莱尔与利·亨德等人心灵上的验证。

雷慕沙以后的汉学家是儒莲与波迪埃。德国诗人海涅曾说过，儒莲有一个令人惊奇的重要发现，那就是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无所知；而波迪埃还发现儒莲压根就不懂梵语。但是，这些著作所做工作的开拓性却是相当巨大的。他们具备的优势是他们对本国的语言完全精通。另一个也许需要提及的应当是法国作家德理文，他做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那就是他所翻译的唐诗是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性开始。

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满族》的关于中国的书。如同所有别的德国著作一样，这是一本不容挑剔的书。书的明确意图就是要描绘展现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但据我们所知，这本书后半部分所涉及的一些中国问题，是其他同样用欧洲文字书写的书里无法找到的。即便是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与《满族》比起来，也不过算是本小人书罢了。德国另外一位汉学家是史特劳斯，一位普鲁士吞并前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大臣，这位老臣在辞官以后的乐趣就是研究汉学。他曾出版过一本《老子》的译作，最近还出版了一本《诗经》的译作。按照广东的花之安先生作出的评价，其《老子》译本中的某些部分还是可以的，他所翻译的《首领颂》也被广泛流传，得到了不错的评价。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能获取到这些书。

上述所说的这些学者都是公认的早期汉学家，第一阶段始于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出版，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的著作——威妥玛爵士的《自迩集》以及理雅格博士翻译的《中国经典》。

对于《自迩集》，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出了能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对它不以为然。尽管这样，它在全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依然是做得较为完美的著作。而且它也是和时代呼唤相应的产物。这一类书必须要写出来，看！它现在已经被写出来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已将现代和未来所有的竞争机会都给夺去了。

那些必须要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属于时代的必然产物。理雅格博士的著作已经完工了，呈现出来的是一打厚得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怎样，仅仅从工作的量上来说的确是十分巨大的。在这些卷帙浩繁的译作前，我们甚至谈论起来都有些吃惊。可是坦白地说，这些译作尚无法让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对其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些经典在翻译时大量依靠的都是译者自己生造的专业术语。如今给我们的感觉是，理雅格博士所使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一些地方甚至不符合语言习惯。这单单是就形式来说，至于内容，我们不敢冒昧地评论，还是借用广东的花之安牧师的话。他说：“理雅格博士对于孟子所作的注解，表明他缺乏对作者哲学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理雅格博士没能实现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的完整理解与把握的话，他是很难做到阅读并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殊的是，不管是在他的注解里，还是在其专门研究里，都做到了不漏掉一个词组与句子，以此来表明他是以哲学整体来理解孔子教义的。所以，概括地说，理雅格博士对这些作品做出的价值判断，不管怎样都是无法作为最后的定论让人接受的，并且这些中国经典作品的译者还将不断地更换。在上述两本著作问世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经典的著作。其中确实也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还没有任何一部让我们觉得，它的出现能够表明中国学已发生了重要转折。

首先要说的是伟列亚力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但它只是一个目录，并且压根不是一本具备文学特质的书。另一本是已经故去的梅辉立先生的《汉语指南》。它当然还不能被认作是十分完善的东西。虽然这样，它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切关于中国的作品里最为严谨与认真的。而且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也仅仅次于威妥玛的《自迩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汉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和别的初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具备让人羡慕的清晰、有力、优美的文风优势。每个问题在他的笔下，都马上变得清晰易懂。但也有一两个例外之处：他在选择和其文笔相称的作品时并不是十分幸运。《聊斋志异》的翻译就是一个例外。这一翻译应被看做中译英的典范。然而，虽然《聊斋志异》是十分优美的作品，却算不上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流之作。

紧承理雅格博士的翻译工作后，最近巴尔福先生所作的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确实是抱负最大的作品。老实地说，当我们首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们的期待和欣喜程度，如同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时所作的宣告。《南华经》是公认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完美的代表之一。在公元前二世纪此书诞生以后，它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基本上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对于历朝历代的诗歌以及其他浪漫主义文学来说，它所产生的是主导性的影响，就像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可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算不上是翻译，确切地说，那就是胡乱翻译。我们也承认，就我们而言，对巴尔福先生付出那么多年艰辛劳作的作品给出如此评价，我们自己也感到十分沉重。可我们已经对它做了妄言，并且希望我们可以做出更恰当的评价。相信如果我们提出对庄子哲学的解释问题的话，巴尔福先生将很难能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去。我们在此引用一下《南华经》最新中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序言中所说的话：“准备阅读一本书时，必须要弄清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可以去分析句子；在弄清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可以去理解文章的段落结构；只有这样，最后才可以抓住整个章节的核心思想。”而现在，巴尔福先生所翻译的每一页都存在硬伤，这就表明他既没能弄清每一个单字的意思，也没能正确分析每个句子的结构，并且没能准确了解段落结构。如果我们以上所做的假设可以被证实的话，如同他们本身就很难被证实一样，那只需看一下语法规则，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明白巴尔福先生同样也没能把握好整篇作品的核心思想。

可是，现在一切汉学家都倾向于将广东的花之安牧师置于第一位，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花之安先生的工作比别人的作品更具备学术或文学价值，可我们看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揭示了他对文学以及哲学原则性的把握，而这在如今别的学者身上是不多见的。至于这些原则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应当留在本篇的下一部分去谈论了。在下文里，我们希望可以将中国学的方法、目的以及对象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