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孔教研究之三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

此处所讲的用于描述中国古代帝王舜的语句，也可以被人们用来评论如今欧洲的两个伟大智者莎士比亚与歌德。莎士比亚智慧的伟大在于他全部戏剧里都没有那种本质上彻底败坏的人。我们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能够看出，如同理查德国王那样一个被他的臣民想象成恶魔的驼子，并非是一个“花脸”的恶棍，甚至也非一个彻底卑鄙的坏人，恰恰与之相反，他拥有一个英勇的英雄一样的灵魂，只是受到自己内心强烈而失控的报复情绪的驱使，致使做出了残忍恐怖的举动，最终将自己置于一个悲惨结局之中。实际上，所有莎士比亚悲剧作品里的悲剧，都和人类的现实生活一样，不是人性的恶所导致的悲惨后果；也不是本质意义上恶棍的悲剧。这种本质意义上的恶棍也只可能存在于那些龌龊智慧的小人们的想象里。这种悲剧是让人悲痛惋惜的，是勇敢善良的、具备英雄一样高贵心灵的人们因其内心失控情绪的驱动而导致的让人同情的惨痛，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自己内心失控的情绪给推上悲剧之途，以至于造成那种悲剧的结局。而莎士比亚智慧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若我们通过透析莎士比亚的智慧，便能够看到，一个人的邪恶只是因为其情绪强烈的失控而造成的。这在伟大的歌德的思想里也能够发现，即便是一个魔鬼，他也并非是由火和硫黄构成，甚至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恶鬼，却只是一个处于否定状态的灵魂，它不停地将一切否定，而事实上它只是本性没能得到全面完善的发展。此外歌德还说过：“我们所谓的人性里的恶，仅仅是一种不完善的发展，一种畸形或者说是变态，是某种道德品质的缺失抑或不足，而非绝对的恶。”因此，我们上面所引述的那段孔子的文字，其洞察力是何等的深刻与准确，换句话说，作为一种伟大智慧的真正特征，便是可以在事物的本性中，只观其善而忽略其恶。

爱默生也曾说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智慧，所根据的是其希望的大小。”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在个人以及民族中那被称作悲观主义的东西的流行，便是智慧欠缺、不健全，或者是畸形变态的一种明确标志。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欧洲思想界以及文学界中，之所以会流行悲观主义，完全是由于现代教育（那种由国家鼓励与支持的、让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教育）的必然结果。这种教育注重的更多的是教育的数量而非其质量，注重的只是那些质量不高的受教育者的数量，而非真正意义上受教育者的质量。简略地说，这种更多地注重数量而非质量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必定是一种算不上完善的半拉教育。这种不算完善的半拉教育，一定会让人的本性无法得到完善的发展。歌德说过，魔鬼——这种无恶不作的幽灵的化身——只是些本性发展不完善的东西罢了。这样来看，当前欧洲现代半拉教育制度的普通产品——事实上正是魔鬼的化身。魔鬼最明显的特性，如同我们在弥尔顿身上所获知的，其积极面的表现是：高傲、狂妄、自以为是、野心勃勃、肆无忌惮、不服管制，压根不承认也不敬畏道德法则或其他什么事物。所有的这些特性你们都能够在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普通产品里找到，假如你恰巧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性格粗暴者的话。而魔鬼本性里的消极面的表现是：卑鄙、冷漠、嫉妒、猜忌，以及对人、人的本性与动机乃至一切普通事物的悲观主义。所有的这些特性，你们同样也能在现代不完善的教育体系中的普通产品里找到，假如你恰巧遇到一个性格软弱者的话。

当人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也就是如今世界的人类幸福与文明事业，实际上是掌握在现代半拉教育体系的不幸产物（即那些具备我上面所说的所有特征的人）的手里——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今欧美所声称的受过教育的人以及统治阶层里的大多数人。如果人们能够始终记牢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不会对当今世界为何如许混乱而感到诧异了。如同当今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残杀”（也就是被称之为文明产物的战争）一样。造成如今所有事务陷入到巨大困境之中或者缺乏道德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因，如果人们追究原因的话，将会发现这正是理智退化、不完善以及衰落的后果。而这种理智的退化、不完善以及衰落，又是现代为国家所支持的（然而却是错误的）教育体制，或者更恰切地说是不完美的教育体制，也就是过分地注重教育数量而不讲究教育质量的必然产物。如果想要将世界上真正的道德社会秩序重建的话，就一定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为国家所支持的错误的现代教育体制。在这场改革中，第一步应当是：严格控制受教育者的数量、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同时节省对设立研究院以及大学所做的投资。如同爱默生所说的：“不要为了那些蠢材以及不宜受严肃高等教育的人进行投资，而应当将这些钱用于鼓励及资助少数真正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增益其所不能，让他们的教育从本质上臻于完美的境界。”简而言之，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应当采取如我们中国人古代以及日本人明治维新时期所采取的名为“养士”和“造士”那样的国家教育体制。

也正是出于担忧对教育以及自诩受过教育者的数量不受限制地增长所导致的可怕后果，歌德晚年时倾向于这样认为：马丁·路德对欧洲文明倒退了两个世纪应当负有责任。这是由于路德将《圣经》译成了通俗的德国语言，给在真正受教育的绅士中将拉丁文废弃铺平了道路，并给那种随随便便的数量不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受教育者的简易教育打开一扇方便之门。至于其结果，现在我们都已经有目共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