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情态总论

原鉴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1）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2）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注解

（1）佐：弥补。

（2）大旨：主要之处。

译文

容貌是骨相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骨相的不足。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大人物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愈是显得幼稚粗俗。情态的主要之处应首先辨别清浊，在细致观察时则还要兼论取舍。

评鉴

情态，其实是日常生活中个性的自然流露。曾国藩之所以说要在乍见时观人情态，是因为情态并不需要伪装，也不需要坚持，易于从中获得正确的信息，而精神则有故作抖擞者，必须久注才能看清楚真伪。曾国藩这里所讲的“久注”与“乍见”，其实都是一面之缘，只是观察时间略长略短而已。真正要从情态来了解一个人，日常相处中的观察还需更充分一些。

通过情态观察人的品性

通过情态，既能知道有些人心中所想，也可由此推断他的品行德性。通过情态鉴别人物心性品质，途径很多。

蔡京是北宋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先做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司马光任宰相时，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蔡京按照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蔡京任权户部尚书。宋徽宗赵佶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以书画受宠于徽宗，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而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后又官至太师。

蔡京善于奉迎，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高俅等，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民怨沸腾，币制混乱不堪，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蔡京可以说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等为六贼。而称蔡京为“六贼之首”。

蔡京在得权柄乱朝政之前，有个叫陈瓘的人见蔡京能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别人说：“蔡京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精神意志充沛坚强，定力稳健，将来必定能显达富贵。但他自恃天资过人，敢与太阳敌对，心志太高，这种高不是一般的高，将来得志后一定会飞扬跋扈，目中无君，肆意妄为，扰乱朝政。”

当陈瓘担任专门为皇帝进谏各种事务的官时，就检举蔡京的奸情罪恶，但因蔡京正在给皇上当秘书，奸情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瑾无事生非，不以为然。后来蔡京得志，果如陈瓘所言，大家才想起陈璀的预见来。

由此看来，通过审态，不但能知道一个人心中所想，还可推断他的品行德性。

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曾国藩在这一节中说到的“乍见观人情态”，对现代人来说，其实用价值主要就在于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一次见面后人们大多会对对方的穿着、言行、神情、语调、修养等方面进行评价。通常，人在初次交往中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会特别深刻，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运用第一印象去认识某个人，并作为日后打交道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体态、姿势、谈吐、衣着打扮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人的内在素养和其他个性特征。因此，当你第一次与人见面时，应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多多留意。

心理学家认为，第一印象是指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我们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的影响。这些内在或外在的条件，说出来似乎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其实只不过是一点一滴的汇聚，或许仅仅是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就会将一个人大部分的潜在信息暴露在对方眼中，而这些将决定着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将会如何，以及对方是否会决定继续与你交往、如何与你交往等等。我们不是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么：

“我从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喜欢上了他!”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永远忘不了他留给我的印象。”

“我不喜欢那个人，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多数人都是以第一印象来判断、评价一个人的。对方喜欢你，可能是因为你留给对方的第一印象比较好。对方讨厌你，可能是你留给对方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注定会遇到很多重要的第一次，因此也就会有很多重要的第一印象。譬如：求职，第一次去面对面试官；参加工作，第一次面见单位同事；办理业务，第一次登门拜访你的客户；找对象，第一次与对方约会……这些第一次对你而言，无疑都是相当关键的。从小的方面来看，这关系到你的求职是否能够成功、业务能否谈成、爱情是否开花结果；从大的方面来看，则会关系到你的事业能否如愿，婚姻家庭能否幸福美满。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与人见面时务必力争给对方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会在见面之前整理头发、清洁服装，甚至精心化妆，见面之后也会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以期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而且从交际心理学角度来讲，初次见面时形成的印象往往最为深刻，而且对以后的人际交往也会起着指导性作用。如果你给对方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那就可能在人际交往中更好地发挥你的特长与实力，在事业上、生活上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反，如果你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甚至是糟糕的，那么你的人际关系、生活与事业，往往就有可能不那么一帆风顺了。这样，即使你的本来面目与别人印象中的“你”相差万里，有人也会从固有的心理定势出发，对你抱有一种由“第一印象”而来的偏见。显然，这样的结果对你而言是很不公正的，也是很不利的。

那么，如果别人已经对你形成了不良的“第一印象”，你又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主动克服这种“不公正”呢？

(1)不要让不良的“第一印象”影响你的自信心和情绪，要用时间和实力证明你的真正形象。有个小伙子，长得较矮，但英语水平较高，口译和笔译达到相当程度。但面试官对他1．50米的身高不愿“接纳”……可贵的是，这位小伙子从未因为别人对他的印象如何而改变自己的形象，他仍然自信、好强，接连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成绩，发表论文和译著，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原来对他印象不佳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了。可见，当自己感觉别人对自己第一印象不佳时，千万不能让别人的评价来左右自己，因为别人的印象未必就是你真正的形象。

(2)充分考虑到给人“第一印象”的影响因素的优或劣，从旁人的评价中调整自己，进行再“塑造”。有这样一个姑娘，别人给她介绍了几位男友，几乎没有一个愿意继续与她交往的。第一个小伙子对她的“第一印象”是：长相可以，但浓妆艳抹得叫人看了不舒服；另一个小伙子则认为她人倒蛮漂亮的，但说话太庸俗。看来，这位姑娘给人“第一印象”不佳的根源在于过于追求外在打扮，而疏于本身内在的追求。

当然，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一面“反光镜”，聪明的人会从中吸取对自身有益的建议重新“塑造”自己，这种积极性发挥得越充分，补偿的功能就越大。

(3)用具体、实际的行动去消除别人的片面看法。子羽是孔子的学生，他第一次拜见孔子时，孔子见他其貌不扬，觉得长相这么丑的人会有什么才气呢？所以对他态度很冷淡，不愿尽心教他。子羽感到很失望，但他归家后刻苦自励，终有所成。孔子最后不禁发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慨。

可见，当别人对你产生不良的“第一印象”时，你无法去阻止，但你拥有进一步表现、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如果你无所作为，那么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就容易形成“心理定式”，以“假”变“真”。而你在此时不断用自己的积极行动来向对方“表白”，你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形象在别人印象中得到“校正”，从而趋于真正的你。

二 情之恒态

原鉴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1），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2），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3），皆能成器；反之，败类（4）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注解

（1）饰其中机：饰，掩饰。机，心机。指将心机隐藏起来。

（2）皆根其情：根，源于。情，内心的感情。指都源于内心的真实感情。

（3）周旋而健举：健举，同健拔。“周旋而健举”指柔中带刚的意思。

（4）败类：指无用的人。

译文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颜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实感情，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柔中带刚，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反之，都会沦为无用的人。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材，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评鉴

在这一节中，曾国藩详细论述了情态的四种恒态，我们逐一解读。

弱态之人，多冲劲不足

弱态之人，温柔多情，冲劲不足，多呈腼腆之状。其为人也，如涓涓流水，虽无排山倒海之势，却有水滴石穿之功。能够在一项事业上刻苦钻研，终成大器。同时，这样的人多具有文学才华与艺术气质，想象力、感悟力都很强，所以往往能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其缺点是优柔寡断，魄力不够，较难胜任领导岗位。这种人多是小心谨慎、知足常乐型的。

南北朝时，有一位名叫颜之推的人，从不喜欢极端言行，做人做事谨守自身分寸，崇尚中庸之道。他编写了一本《颜氏家训》，里面尽是一些智慧的语录，绝无激烈偏狭之言。

在这本书中，他说道：“宇宙可臻其极，惰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世人皆喜高官厚禄，却不想随之而来的嫉恨之灾与逸乐之祸。大抵欢喜追求地位、名利，其欲望愈深，招来风险愈大，且在不知觉中增强，更遑论判断这虚名钱财构筑的高台何时倒塌。这种现象在乱世之中最为明显可见，所以颜之推才告诫子孙切勿贪图高官厚禄，能位居中层阶级最好。

靖侯乃颜之推的祖先，仕于东晋，因为屡建奇功，所以攀升至极高官职，也因此引来桓温试图结盟的事件。当时朝中权势最大、拥有呼风唤雨实力的人非桓温莫属。见到靖侯军权节节高升，桓温为稳固权位，便以招亲为诱饵，想要结合二人之力。不想，靖侯却一口回绝，这在一般人绝难做到。谁不想攀龙附凤，借机拉拢权高位重者，以保障自身权益呢？唯独靖侯不如是想，担忧勾结权势，建立派系会引来灾祸。

靖侯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树大招风，权势过高的家族易招他人嫉恨，倘若遇有心胸狭隘者存心陷祸，这般仗恃权势的家族怎能长久屹立呢？如果不多加考虑，随便与这种大家族结亲，便不知何时会遭受连累，枉受无妄之灾。更何况严重者可能诛灭九族，家系命脉便中断无继。由于考虑此点，为求自家之福，靖侯才避免与权势之家结亲，并以此告诫子侄。

颜之推谨守祖训，凡事均抱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并成为颜之推学术理念的重心，他以为“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兹摘录其言于下：“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

至于如何生活才是颜之推所能接纳，并符合中庸之道呢？紧接着他举出具体实例来说明：“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车马仅代杖柔，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管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求之。”

这段话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可能对颜之推所言有些疑惑，甚至误解他所谓的质朴俭约，竟是如此丰厚的物质生活。但古代社会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自然人口密度较低，物资享用较高，更何况颜家乃当时贵族之门，其维持贵族身份地位所需条件当然比一般百姓要高。在上段引用话语中，颜之推不过是列出贵族生活的最低需求罢了！单纯就其理念而言，他依然不主张过度豪奢富裕的物质生活。

同样的，在仕宦之途，颜之推抱持适可而止的心态，不奢求高官地位，因此他说：“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比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

这种生活态度，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消极态势，在世局稳定的情况下，不求仕进便无法发挥所长，以贡献己力于世人，自然被划归为消极生活态度了。然而换个角度设想，假使处于动荡不安，竞争激烈的时代，积极求进达一高峰，却因政局更替而贬谪，如此高升低降对生活必产生极大变化，适应上较为困难。因此颜之推所设定之仕限制也不无道理，乃是因应时代潮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活态度。

狂态之人，多折戟沉沙

狂态之人，才华横溢，恃才傲物，多有自负之嫌。其为人也，目光睥睨，举止张狂，爱憎分明，个性耿直。因为思路开阔，才智出众，所以常常有令人惊异的创举和成就。但是，因为其鹤立鸡群，所以容易招致非议，而其自身之不善合作，更加深了这种裂痕。如果进一步发展到狂傲无比，而又不肯隐居山林，杀伤之祸则不远矣。

《三国演义》中就有一个因才华横溢、狂傲无比而被杀的典型人物，他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年轻时颇有文才，能言会辩，但他任性简慢，玩世不恭，不善与人交际。

魏建安元年，祢衡到都城许都求官，怀揣一张名刺(即后世的名片)，过了很久，字迹都磨光了也不知该投给谁好。当时大批士人也在许都找做官的门路。有人问祢衡，为何不去拜谒陈群和司马朗？这两人当时任司空府西曹掾属，负责考核任用官吏。祢衡轻蔑地答道：“我哪能去向杀猪汉和卖酒郎求告？”他甚至连德高望重的代尚书令荀彧也不尊敬，说“瑰姿奇表”的荀彧相貌堂堂，可凭脸蛋吊孝。他常随意论人是非，且过甚其辞；常藐视别人，见不如己者便不与之交谈，或问而不答，大家无不切齿痛恨。

通过名士孔融的极力举荐，曹操想召见祢衡。但是祢衡憎厌曹操，心里愤懑，借口有疯病，不肯前往，又口出秽语。曹操图谋报复，听说祢衡善于击鼓，特录用为地位低贱的鼓手。大宴宾客之时，鼓手们奉命换上新衣，祢衡却仍穿着破旧的儒服，表演了名为《渔阳》的鼓曲。其曲“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技巧和效果俱佳。当祢衡肩套着鼓，“蹋地来前，蹑趿双脚”，到曹操席位之时，被强令换衣。祢衡索性在大庭广众之中脱光衣服，裸身而立，毫无赧颜，再从容穿衣戴帽，敲了三通鼓，然后转身离去。曹操环顾四座，苦笑着说：“本欲羞辱祢衡，不料反被祢衡羞辱!”

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之后孔融指责祢衡：“你身为大雅君子，岂可如此待人行事？”要祢衡亲自向曹操道歉，祢衡低着头答应了。隔了两月，孔融先见曹操，说祢衡前次是疯病发作，现已痊愈，要求当面陪礼。曹操通知守门吏，客来即报。殊料祢衡食言，直至日暮才来，身着粗布单衣，头巾又脏又破，手持三尺木棍，坐在营门外面，捶地大骂曹操。曹操怒不可遏，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竟敢如此!我杀他无异于杀雀鼠，只因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他，舆论将认为我不能容人。现送与刘表，看他日后又当如何？”遂命两骑监护祢衡，取道南阳前往襄阳。

魏国大臣为祢衡送行，先到城南。众人约定：“祢衡对人无礼，今趁其后到，皆不起立，以挫其傲气。”祢衡姗姗来迟，见众人或端坐，或横卧，谁也不理睬他，便倒地大声号哭。问其缘故，他说：“端坐者为坟冢，横卧者为死尸，我处于坟冢死尸之间，焉能不悲伤？”众人听了，哭笑不得。

刘表喜欢祢衡的文才，待之为上宾。祢衡竭才相报，州署“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然而不久，祢衡故态复萌，讥讽刘表左右之人“不废绳墨”。左右之人一齐诋毁祢衡，说他口称刘表有西伯(即周文王姬昌)之仁却智短无断，终不能成大事。刘表失于详察，“耻不能容”，于是又将祢衡驱逐到江夏太守黄祖处。祢衡初至江夏，“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黄祖拉着他的手说：“处士文章正合我意，如我腹中所言!”黄祖之子黄射大会宾客，宴请祢衡。祢衡当场献《鹦鹉赋》，“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博得满堂喝彩。但不到一年，祢衡旧伎重演，对黄祖“言不逊顺”，斥责他，他骂黄祖为“死公”。黄祖恼怒，命人痛打，祢衡破口大骂。黄祖本来性情急躁，易激惹，立即下令将祢衡斩首。祢衡死时，不过二十六岁。

祢衡文才颇高，桀傲不驯，本有一技之长。但是祢衡没有因为这一技之长而受惠于世。相反，他以“狂”字为要，蔑视他人，不善舍小取大，故人际关系产生裂痕而失去和气，最终丢了性命。

疏懒之人，多释怀淡然

疏懒之人，同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不愿兢兢业业、委曲求全以谋求阶升。其为人也，所图者甚大，不向小中求。风云际会，可乘风破浪；无有良机，则埋名书牍。因为将工作只当做糊口手段，所以多敷衍了事，不太进取，但内在里却自有一股鲲鹏的精神。这样的人，成大器者颇多，但在龙潜之时，却多为人所不齿。成亦可，败亦可，朝亦可，野亦可，正因为他们对任何事都能够释怀，所以俗世也多对他们的缺点有所指责。

老子主张“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主，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因为安于卑下，不争地位，善利万物，终归大海，所以才能保全自己。溪流和江海一样，成为众水的统领。

唐朝李泌曾以与世无争的谋略，几度出山匡扶唐廷，力挽狂澜，立下卓著功勋。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研《易象》，善为文，常游于嵩、华、终南诸山间。当时他的名声很大，唐玄宗赏识他，夸他为“神童”。宰相张九龄器重李泌胆识，呼他为“小友”。唐玄宗欲授李泌官职，李泌固辞不受。玄宗命他与太子游，结为布衣交。太子常称其先生而不称名。

天宝年间，李泌看到天下的危机形势，赴朝廷论当世时务，但为杨国忠所忌，于是他又潜遁名山。

“安史之乱”发生那年，新即位的李亨（唐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李泌出山，并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坚决辞谢了，并对肃宗这样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已经比宰相之职还要尊贵了，何必还要勉强我呢！”

唐肃宗拿李泌也没办法，只好由他。但唐肃宗对李泌的尊宠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入则联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文武百官的提拔、宰相的任免，直至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山人（对李泌的尊称）。”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李泌既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然而，当时的宦官李静忠，也就是后来的大奸臣李辅国对李泌却非常嫉恨。因为，李泌的出现阻碍了他的权力野心的实现，使他和肃宗于战争中结下的情谊在肃宗与李泌的朋友之谊面前显得很单薄。肃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下朝后什么事都要和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满意地点头。有一天晚上，李静忠垂手侍立在肃宗身边，准备安排肃宗的晚寝，肃宗却召来了李泌，挥手让他退下。李静忠心里满含着忌恨和委屈，阴沉着脸，出去时还回头瞪了一眼李泌。他感到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地位岌岌可危，都是因为李泌，代替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怎么能这样败下阵来，梦想的富贵还没有达到，一定要报复李泌。

肃宗的妻子张良娣也在恨着李泌。李泌的出现竟然让一向敬重自己迁就自己的丈夫不再关心自己，一心只想着与李泌叙旧情，竟然晚上也不到自己的寝宫休息。以前一向无所不谈的，现在竟然来去匆匆，顾不上和她说一句话。她劝皇上休息，皇上却说：“妇人家，以内宫为要，不必干预朕的大事。”张良娣又气又恨，所有的失落与不满都归罪到了李泌头上。

李泌心里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李静忠与张良娣都与肃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又都是不良之辈，为了明哲保身，他决定退隐山林。

此后不久，李泌便向唐肃宗请求还乡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我只想做一个闲散之人，云游四方，做我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去。”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肃宗问道：“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经历忧患，如今将要同享欢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允许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唐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此其一不可；陛下对我倚托太重，此二不可；其三不可，陛下对我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这是四不可；我的行为太不一般，容易遭人非议，乃五不可。这五不可正是我不能久留朝廷的理由。”

唐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你都不能给予批准，更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呢？那时，你将更加不允许我离去了。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唐肃宗说：“没想到，先生竟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像我这样对待你、尊崇你，我又怎会做出杀你的事情呢？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难道不是吗？”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期望得到您的批准，若是陛下决定杀臣，我又怎敢向您说肯请的话？而且我知道，杀臣的不是陛下，而是我前面述说的‘五不可’啊！现在，陛下一向待我如此之好，我有一些事情都不敢说，那将来天下安定之后，我就更不敢说话了！”在李泌的极力坚持下，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山。唐肃宗顾及旧情，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历史证明，李泌的选择是极其正确的。在平定安史之乱以后，李静忠因为劳苦功高被委以重任，更名李辅国以后更是权倾朝野，他铲除异己可谓是不择手段，毫不留情，连曾经的同盟者张皇后（张良娣）都不放在眼里，欺下瞒上，无法无天。试想如果李泌还留在朝中，那又会有什么好下场。

李泌算是一位真正的国士，他看透了官场人情，而在国家有难时又出来济救苍生，绝不是一味的逃世。他曾辅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老子说过：“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泌便是按着这个“天之道”去做的，他立功而不求官，名成而不恋位；可为则为，不可为则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见机而作，适可而止；功成身退，无所羁绊。凭这一点，就超过了中国无数的所谓高人隐士。

周旋之人，多能伸能缩

善于周旋之人，是深谙中庸之道的人，具有典型的成功品格。其为人也，能伸能缩，不走极端，能够在宦海商潮中应对自如，游刃有余。他们既不柔弱，也不张狂，同时还对事业功名有孜孜以求的精神，能够隐忍，能够爆发，大小场合、大小人物、大小事情都会去严谨对待。这样的人，想要不成功也难！

曾国藩就是个典型的善于周旋的人。当然，他也是经历无数挫折，才悟出了此中道理。要想以一人之力，忠贞之心，办成大事，而不仅仅是贪图忠直虚名，有时就不得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目的是办成事，为国家人民争得好处，这才是真忠。办事要讲策略，有艺术，所以曾国藩在以后处世中，既讲忠诚，也讲艺术。内方外圆，应对自如。既不失原则根本，又办成了事情，这才是上上之策。

首先，在人际关系上，谨守一“诚”字，且待人处处随和。咸丰八年(1858)正月，他教导曾国荃说：“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这年正是曾国藩家居一年有余，正待出山之时。这次家居使他大彻大悟。待人光有真心诚意是不够的，表现诚意才是最大的学问。不讲究方法，好事可能成了坏事。所以他自己醒悟后，努力改变。如刚一出山，就去见左宗棠，以示友好，使二人和好如初，又对官文、骆秉章极力交结，使二人成了湘军的有力后援。与地方官员相处，凡事忍让三分。果然收到奇效，较之刚开始带兵，万事顺遂，他的仕进也从此踏上坦途，一发不可抑止。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又将这条经验传授给另外一个弟弟，他说：“弟此次出山，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任则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人不翕然悦服。”

在为官治国上，“忠”字最为重要。但若是一片愚忠，盲目不明，则会适得其反。曾国藩虽自我标榜“满门愚忠”，实际上他的忠也是讲策略的。他做事从大局出发，不再对君主之命言听计从。如以“缓字诀”拒西征北援，坚持攻安庆而不救苏、常，都违背了皇上的旨意。而结果证明，他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他一方面在奏章中极力表白一片忠心，另外则与满清权贵结好。当大功告成之时，又毅然裁军，以示没有二心。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内方外圆”的事君之道。

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办外交也要讲“诚”字，但实际上他也主张有技巧。后他说对洋人说的话，“吾若知之，若不知之，一味浑含”，这也是“圆”字的意思。后来曾纪泽办外交，曾国藩对他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同样是“内方外圆”的策略。倘若真是一味愚诚，就成了糊涂，只能任由洋人欺凌了。

这种“内方外圆”的处世智慧，曾国藩又称之为“寓严明于浑厚，不激不随”。许多人对“圆”这个字很反感，殊不知用到妙处，它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真正能方能圆，也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

三 情之时态

原鉴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1）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2），临事迟回（3）；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注解

（1）深险：深，指城府深沉；险，指居心险恶。

（2）漫无可否：无论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

（3）迟回：犹豫不决。

译文

前面说的是恒态，还有时态。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诋毁。这类人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一旦事到临头就犹豫不决；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心。但是这三种情态不一定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掌握这三种情态而与人交往，那就可以交遍天下之士了。

评鉴

上一节详述了情态的恒态，这一节曾国藩重点阐述情态的时态。

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交谈的时候，忽然随意地把目光移往别处，这种情形说明，他心不在焉或者在想别的东西，没有做到重视对方，如果没有特殊理由，与这类人交朋友的话就是找错对象了。另一种可能是，正在谈一个话题时，他很快地转向了另一个话题。这种情形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人思维转得快，且比较自我，不太受外界人和事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别有他图。前一种原因是人的个性，不必放在心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不足与其结交了。

众方称言，此独冷笑。大家兴致盎然地谈话，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旁边冷笑不止，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这种人，要么真正是鹤立鸡群，见识确实高出众人，见旁人胡乱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掺杂到当中去，却又忍受不了他们乱讲，因此在情态上有所表现，要不然就立马走开，不予理睬。这种情况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另一种情况则是没来头的冷嘲热讽，自高于众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不值得深交。

不足与论情者，需要判断准确他当时情态下的真实内心想法，否则也有可能冤枉好人。所以说，仅以时态识人，而不管经常的表现，就容易犯错。

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他人的言论并不正确，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赞。如果不是存心这么做，必定是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这种人是不可以信赖的。生活中有一种人，完全不靠实力吃饭，比自己强的，他极力巴结称是，比自己弱的，就看不起，态度傲慢，这也是一种小人，只是心眼不太坏。如果一个单位，有这样小人占据重要职位，那么该单位的内部管理和运作情况可以知道一二了。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完全是道听途说的个人主观想象，就凭此一点，就对人家飞短流长，评头论足。如果一味地说好话，则有奉迎巴结之嫌，不可取；一味地诽谤，污人清白，则是小人之心，不可与之交往。这都是无德小人的表现，品格卑下，不足与论事。

这两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都经常可以见到。特别是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不知做人真谛，碰壁之后，可能会改掉这个缺点。如果生性这样，那就是鄙贱小人，虽有一时之权势，也难得长久，不足与之论事，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魏明帝曹睿时侍中大夫刘晔是一个巧诈之人。因为他的才智过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国，朝臣内外都劝谏认为不可。明帝就把刘晔召入内室一议，刘晔就顺着明帝的意图说：“蜀国可伐。”从内室出来之后，朝臣们问刘晔，刘晔则顺着诸朝臣的意见说：“蜀国不可伐。”当时军中领军杨暨，也是魏明帝所亲重的大臣，他对刘晔也很敬重。他认为绝对不能伐蜀。他就去问刘晔，刘晔对他说“蜀不可伐”。后来魏明帝把杨暨召入内室议伐蜀之事，杨暨就劝谏不能伐蜀。明帝说：“看来你是个书生，不懂兵事。”杨暨说：“如果我的话陛下不信，侍中刘晔是你的谋臣，他也说蜀不可伐。”明帝就说：“他对我说蜀可伐。”杨暨就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

刘晔来之后，魏明帝就问刘晔。刘晔当着杨暨的面一句话也不说。魏明帝就支走了杨暨，单独与刘晔谈。刘晔则反过来责怪魏明帝：“讨伐别的国家，这是大谋，我从你这儿知道一些国家大谋，常恐睡觉说梦话泄漏出去，怎么能把伐蜀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呢？况且打仗的事情是诡诈之道，大兵未发，越机密越好。陛下向外显露，臣下恐敌国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认为刘晔说得有道理，也不责怪他内外说话不一致为不忠。刘晔出来之后，见到杨暨则对他说：“你知道钓大鱼吗？钩中大鱼，你不能径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开钓线，随着它跑，然后徐徐牵之，那样大鱼就不会挣脱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鱼更难对待!你虽然是一个直面诤谏的忠臣，但你的计谋不足采纳，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

后来就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是个不尽心的人，他最善于窥视陛下的倾向而顺从于你。陛下可以试着观察刘晔，你用反意来问刘晔，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顺从你本来的趋向，那他善于窥你的心意的事情就可以显露了。”魏明帝就用这一招来试刘晔，发现果然如其所言。从此，魏明帝便开始疏远刘晔。最后，刘晔抑郁而终。

由这个故事看，刘晔不仅可窥测皇帝的心态，而且善于辞令，工于心计，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他处理得圆转而周到，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所以连宋代的司马光也认为刘晔是明智权计之士，只是没有德性，没有操守。

因此，卑庸可耻之人非常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一项比仁人志士更为优长的才能，那就是善于权变，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操守，没有任何良心地来变化自己，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优柔寡断、畏首畏尾是一种气质很差的性情状态，因为没有信心，因此也成不了什么事，久而久之，只有去搞因循守旧、毋需动脑的事。这样人一生的状况，可想而知。其实，这种人最大的弱点不是性格软弱，而是胸无大志!因此遇事无主见，不敢承担责任，拈轻怕重，唯唯诺诺，到头来，什么见地也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空老终身。所谓的“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即是这个道理。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多愁善感的人，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感，如病中女子，见可怜之事就眼泪汪汪。这是仁慈之心的缘故。但并不百分之百值得称道。小善与大恶的关系自不必多论。胸有大志者不拘小节。如像妇人一样婆婆妈妈，怎么干的成大事呢？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约定谁先入关谁就在那称王，结果刘邦的大军先入关。等项羽的军队到了函谷关，瞧见关上有兵守着，不让进去。守关的将士说：“我们是奉沛公的命令，不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进关。”

项羽这一气非同小可，命令将士猛攻函谷关。刘邦兵力少，不消多大工夫，项羽就打进了关。大军接着往前走，一直到了鸿门这个地方，驻扎下来。刘邦手下有个将官叫曹无伤，想投靠项羽，偷偷地派人到项羽那儿去密告，说：“这次沛公进入咸阳，是想在关中做王。”

项羽听了，气得瞪着眼直骂刘邦不知好歹。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刘邦这次进咸阳，不贪图财货和美女，他的野心可不小哩。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患无穷。”项羽下决心要把刘邦的兵力消灭。那时候，项羽的兵马四十万，驻扎在鸿门；刘邦的兵马只有十万，驻扎在灞上。双方相隔只有四十里地，兵力悬殊。刘邦的处境十分危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张良的老朋友，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项伯怕仗一打起来，张良会陪着刘邦遭难，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去找张良，劝张良逃走。张良不愿离开刘邦，把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请张良陪同，会见项伯，再三辩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的意思，请项伯帮忙在项羽面前说句好话。项伯答应了，并且叮嘱刘邦亲自到项羽那边去赔礼。

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和一百多个随从，到了鸿门拜见项羽。刘邦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先进了关。今天在这儿和将军相见，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哪儿知道有人在您面前挑拨，叫您生了气，这实在太不应该了。”

项羽见刘邦低声下气向他说话，满肚子气都消了。他老老实实地说：“这都是你的部下曹无伤来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当天，项羽就留刘邦在军营喝酒，还请范增、项伯、张良作陪。酒席上，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并且举起他身上佩带的玉玦，要项羽下决心，趁机把刘邦杀掉。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

范增看项羽不忍心下手，就借个因由走出营门，找到项羽的堂兄弟项庄说：“咱们大王心肠太软，你进去给他们敬酒，瞧个方便，把刘邦杀了算了。”

项庄进去敬了酒，说：“军营里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助兴吧。”说着，就拔出剑舞起来，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来了。

张良一看形势十分危机，于是就找个借口离开酒席，走到营门外找樊哙。樊哙连忙上前问：“怎么样了？”

张良说：“情况十分危急，现在项庄正在舞剑，看来他们想要对沛公下手了。”

樊哙跳了起来说：“要死死在一起。”他右手提着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冲去。他拉开帐幕，闯了进去。项羽十分吃惊，按着剑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么？”

张良已经跟了进来，替樊哙回答说：“这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接着，就吩咐侍从的兵士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腿。樊哙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当初，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封王。现在沛公进了关，可并没有做王。他封了库房，关了宫室，把军队驻在灞上，天天等将军来。像这样劳苦功高，没受到什么赏赐，将军反倒想杀害他。这是在走秦王的老路呀，我倒替将军担心哩。”

项羽听了，没话可以回答，只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身边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来。刘邦留下一些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自己带着樊哙从小道跑回灞上去了。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张良才进去向项羽说：“沛公酒量小，刚才喝醉了酒先回去了。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送给亚父。”

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席上。范增却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拔出剑来，砸得粉碎，说：“唉！真是没用的小子，妇人之仁，没法替他出主意。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等着做俘虏就是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宴会，终算暂时缓和了下来。后来，刘邦渐渐强大了起来，项羽被迫在乌江自杀。刘邦夺取了天下。

项羽之败，就在于其妇人之仁。古人讲，救穷不救急，也是论妇人之仁的。妇人之仁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对欲成事的人来说，有项羽的前车之覆，应深引为戒。

曾国藩的细节识人之道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徒发感叹。知人之所以难，就难在没有留意细节。“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只要细心观察，就能窥一孔而知全貌，就能从细节看出端倪。《冰鉴》中所说的“时态”其实就都是细节问题，在看似平淡的生活工作中，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些看似无谓的细节来观察人的，可以从细节得知其习惯，又通过习惯得知其修为。

曾国藩是文人用兵的典范，史称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但是曾国藩自己带兵上战场能力很一般，经常打败仗，能成功镇压太平军起义除了他的战略指挥外，还得力于他长于鉴别人才，提拔了许多微寒之士和文人从军行伍，这批人在战斗中的确表现出敢于打仗、不怕死的劲头。

有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三个人，希望曾国藩能给这三人分派一份适合他们的职务。但不巧的是，他去的时候，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三人在厅外等候。

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说明来意，并有意让曾国藩考察一下三人的能力，也好按能力、人品、学识，安排适合他们的职位。曾国藩讲：“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之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

李鸿章闻听此言，大吃一惊，问曾国藩是何时考察出来的。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见到那三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的那人低头不敢仰视，可见是位老实、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工作一类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可见是个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因此不可重用。右边的那位，始终挺拔而立，如一根栋梁，双目正视前方，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淮军勇将、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人往往会从细微处反映出他的性格，而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慢慢地去了解一个人，我们只能通过一次短暂的面谈，便要决定是否和他合作。那么，“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上，来判断此人能不能用，可不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