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相人术补遗

曾国藩善用人，源于善相人。曾国藩在相人方面眼光锐利，经验丰富。《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陵，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这段话是说，陌生人只要被曾国藩的三角眼静静地望一会儿，其才情品性就会被曾国藩看得一清二楚。

关于曾国藩的相人术，除了《冰鉴》之外，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极为丰富的记载：

陈青云：先充为字号勇，在金鹅山打仗。眼圆而动，不甚可。

陈品南：老三营湘旗旗长。挺拔，有静气。

喻科癸：平江亲兵百长。年二十四岁。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

黎以成：宁乡人。四年，鲁家坝入营，神昏。

莫有升：长沙人，年二十九岁。南勇，刘培元营内哨官。眼圆人滑。

胡玉元：六年至瑞州，温甫(曾国华)保以蓝翎把总，漂亮，微滑。

龚隆贞：二都人。七年十一月与石达开战最很(狠)。身长视下，有壮气，好说话。

刘湘南：甲午生，八都人。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

李祖祥：年卅二岁。沅(曾国荃)保千总守备。目定鼻定，坚实可恃。

傅裕昆：年卅九岁。六年正月入罗营，二月受伤，九月入沅营。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黄东南：年廿二岁，目光三道，面麻，声不雄。

王春发：口方鼻正，眼有清光，色丰美，有些出息。初当散勇，在吴稳正处打大旗，五年冬当百长。

毛全陛：鼻梁正，中有断纹。目小，睛无神光。口小，不可恃。现充哨官。

陶日升：宁乡人，鼻小，腰挺，伶俐有情，亦虑其滑。

萧赏谦：武人而有儒雅气，身段稳称，鼻正眉疏，似有用之才。中哨哨长。

哈必发：塔军门之亲兵，鼻削，目有清光，似吃洋烟。滑。

李廷銮：目动面歪，心术不正，打仗或可。

刘烈：咸丰七年，来江西投效，现带潮勇廿八人。目深，天廷高，面有正色。

李祥和：常汉人，眼有光而浮，心尚明白，亦虑其滑。

这样的记载太多，不胜枚举。从中足见出曾国藩在相人方面所付出的耐心、细心。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日记中总结出一个十二字相法：“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上面这相人十二字，六美中，长，是指身材；黄，是指肤色；昂，是振奋的样子；紧，是指收束；稳，是指平稳、妥贴；称，是指轻重、协调。六恶中，村，是指粗俗；昏，是指愚昧，惑乱；屯，字意为困苦，此处应该是指自私；动，是静和稳的反意；忿，是指不平衡、易激动；遯，是遁的异体字，是逃、避的意思。可见，曾国藩看人的本事来自于他平时的细心观察，与一般的相术有着根本的差异。他“相人”主要侧重于心术即德行，不似旧相术侧重于吉凶。正是“人心之各不同，各如其面焉”。

曾国藩不仅留心察人，还将其相人经验总结成口诀，其中总结“贵相”和“富相”的口诀是：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涵容是贵相；

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总结“邪正”、“真假”、“功名”、“主意”、“条理”等的口诀是：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论才德

原典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隐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译文

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认为才与德，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润下，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楫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如果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如果德是树木的根，枝叶就是树木的才。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世上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办法，都可从此入手。我生平短于才，喜欢我的人开玩笑说是因为我的品德才和我交往，实际上虽然担任艰巨的任务，但自问只是一个愚蠢的人，幸亏没有耍小聪明和玩阴谋诡计，所以感到欣慰。

评鉴

用人贵在德才兼备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就不值得讨论了。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不止是曾国藩，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德才兼备的原则。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创始人墨子极力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夫义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才兼备，他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响亮口号。他的人才观主要内容是“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个字。“夫治世为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认为“德”包括五个方面：“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在这里，诸葛亮把“德”的概念具体化为对国家与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所谓“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验“德”的真伪标准在于“公”。以公利为核心的德政，事业兴旺发达；以私利为核心，则无德政可言，终将导致事业的衰败消亡。

曾国藩在上文中引用北宋司马光的话：“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在这里，司马光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自然还有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从古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第一，论才必须以德为本，因为德是才之帅；第二，无才而不任，因为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第三，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贤”呢？那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任人唯贤，既不能唯德是举，也不能唯才是举，必须是德才兼备。

将古人的这些道理用在公司管理上，可以这样理解：德，是履行职业职责的伦理资格，它从工作态度表现出来；才，是实施和完成职责的能力，它从工作能力和心理素质表现出来。德为导向，才是基础；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二者并重，互融互动，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干出好业绩，创出高价值。

一个人才气很大、德行不好，对公司的破坏性就可能非常大。一个人智力有问题，是次品；一个人灵魂有问题，那就是危险品。所以，对于用人者来说，一方面要用有才能的人，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他的德行，如果德行不过关，就最好不要用，即使用也要加倍小心。

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是成才立业、奋发有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志大才疏，固然成不了才，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思想品德，也难以成就事业。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另一个是：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德才兼备之人，其理想、信念、道德、责任才能得以升华。

曾国藩论才用

原典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雨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鉏鋙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译文

虽然有良药，但如果不对病症，效果就还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如果不能用其所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用。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否则认不清锄头、宝剑的特性，干什么都会一无所成。所以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忧虑的是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评鉴

广收慎用，曾国藩选用人才之道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广收慎用”。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国藩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用人上的“广”与“慎”，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广则人才多，人才多则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必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则使用得当，使用得当则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

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材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忧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在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

慎用人才，不仅是对事业的负责态度，其实也是对人才的爱惜。有了人才，不懂得使用，等于没有。正像曾国藩所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

用人必须扬长避短，任何人才都不是全才。对于大多数人才，曾国藩始终坚持“勿以小瑕而弃大才”，用其所长，察其不逮，比如在湘军大将鲍超的使用上就是如此。

鲍超本来是个兵痞，他酒醉卖妻，醒后又翻脸不认账。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押着他去服刑，不料，路上被曾国藩拦下，鲍超大叫“曾大人，你老不是在奉旨练团练吗？我愿投在你的帐下，我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你老征南扫北”。曾国藩一听，立马叫停下，改押鲍超到审案局自己府中，立即审问验看他的武艺，发现他武艺出众，曾国藩脱口赞“好神力”，当即把鲍超留下任用，并帮他解决麻烦，他还写信给提刑按察使司的陶恩培，说鲍超是人才，自己要留用，不必再究。陶恩培对此非常生气，并上告曾国藩，而曾国藩不予理睬。对此，鲍超万分感谢，在以后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打仗勇猛，几次把曾国藩从困境中救出，为其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

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

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蒽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则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

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

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则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

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疲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有大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

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

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

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

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值内廷，翰林两掌院，皆值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

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值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值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

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

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攼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

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

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

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