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西汉皇朝的盛极而衰

武帝驾崩，昭帝即位

巫蛊案发生后，刘据自杀，太子之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燕王刘旦曾经给汉武帝写自荐信，希望立自己为皇太子，汉武帝大怒，削其三县。此后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的事情。

汉武帝一生有六个儿子，除前太子刘据外，还有王夫人所生的齐怀王刘闳，但早年夭折；李姬所生的燕刺王刘旦（给汉武帝写推荐信的那位）和广陵厉王刘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刘髆；幼子是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的刘弗陵。其中广陵王刘胥为人骄奢，好倡乐逸游；昌邑王刘髆是李广利的外甥。李广利和刘屈氂曾策划谋立刘髆为皇太子，事发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刘屈氂被腰斩。剩下的最佳人选就是刘弗陵了。

刘弗陵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生母是汉武帝宠妃赵婕妤。历史上关于赵氏的出身并没有太多资料记载，只说她是河间府人，从小患病，少进饮食，而且双手紧握成拳，谁也没法让她伸展。武帝有一次出去微服私访，走到河间这被赵氏的美丽所倾倒，亲自去尝试为她掰拳。于是奇迹出现，赵氏的手一下子就伸直了，但奇怪的是在右手心里紧紧地握着一只小小的玉钩。武帝非常高兴，将她带回宫中，由此，赵氏深得他的宠爱，被封为婕妤。因为她的奇特之处，号称拳夫人，又因为她居住的宫殿被命名为钩弋宫，所以她有另一个更有名的称呼——钩弋夫人。

公元前94年，赵婕妤生下了刘弗陵，小名钩弋子。刘据自杀后，汉武帝越看刘弗陵越喜欢，这时候的刘弗陵才四五岁，但是体格健壮、聪明伶俐，跟汉武帝小时候特别像，因此特别受宠爱。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命内廷画工绘制“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奉车都尉霍光，暗示霍光自己想要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随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被立为皇太子，任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ｊīｎ ｍì ｄí）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由他们三人接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刘弗陵。因为有吕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权旁落的前车之鉴，武帝担心钩戈夫人的存在会重蹈吕后的覆辙，甚至成为第二个吕后。于是，汉武帝下令赐死赵婕妤。可怜的赵婕妤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儿子成为太子，结果还没高兴两天，就被汉武帝赐死。

同年，二月十四日，汉武帝病逝。二月十五日，霍光等人奉立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次年改元“始元”。汉昭帝即位后，霍光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追尊钩弋夫人为皇太后，但钩弋夫人家族里除了早已去世的赵父，并没有任何人得到官爵。因此，霍光这一系列举动从根本上预防了赵氏外戚乱政的机会。

汉武帝的托孤大臣之一霍光，其身份不必多说，与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去病担任骠骑将军执行汉武帝出击匈奴的任务时，被河东太守出迎至平阳侯国的传舍，并派人请来霍仲孺与之父子相见。霍去病是个孝顺孩子，替霍仲孺购买了大量田地房屋和奴婢后离去。霍去病此次出征凯旋时，再次拜访霍仲孺，并将异母弟弟霍光一起带到长安照顾。霍光当时年仅十多岁，在霍去病的提拔下仕途也比较顺利，先任郎官，随后迁任各曹官、侍中等。霍光很清楚自己是靠哥哥的关系得到这份差事的，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分寸，为人特别谨慎。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位，侍奉汉武帝左右，前后出入宫中二十多年，未曾犯一次错误，因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汉武帝托孤的另一位大臣金日磾将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本身不是汉人，而是匈奴人，并且不是一般身份的匈奴人。霍去病大破匈奴时，单于想干掉打败仗的昆邪王和休屠王。这两位王求生的欲望很强烈，于是双双决定向汉投降。两人经过协商决定后，休屠王却又反悔了，想想自己是匈奴贵族，怎么可以向汉人降服呢？再说其部族损失不大，单于未必会真杀他。休屠王一反悔昆邪王就心生不安，于是先发制人，袭击休屠王，将之杀害。然后，他率领休屠王的部下，向汉投降。对汉朝来说言，投降的匈奴贵族只有昆邪王，于是将之列为侯。

昆邪王带来的部下当中，休屠王一家人被认为是反对投降的“贼”，因而成为朝廷奴隶。此时，休屠王的长子金日磾才十四岁。他被送到宫廷厩舍，担任马夫工作。匈奴人可以说是生下来就与马儿为伍的民族。他们都是天生骑手，对照料马匹极有天分。而汉武帝是马迷，没事就爱去马舍看看马匹照料得怎么样。一来二去，汉武帝发现金日磾对马的照顾特别到位，就想起了之前好像有匈奴贵族成为奴隶这回事，就召见了金日磾。当他看到金日磾是个容貌出众的高个子美男子时，武帝立刻决定升他为“马监”，赐汤沐衣冠。史书此一记载，表示取消其奴隶身份。然后，金日磾就成了汉武帝的托孤人选之一。

另外还有一位托孤人选上官桀，陇西上邦人。他年轻时做羽林期门郎，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赶上大风，车不能前进，就解下车盖让上官桀拿着，不一会下起了雨，上官桀捧着车盖为武帝挡雨，就这么入了汉武帝的法眼，升他做了未央厩令，此后又做到了侍中，又升为太仆。

幼帝登基，燕王欲造反

刘弗陵登基后，对帝位虎视眈眈的人并没有减少，相反，引发了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只有八岁，由他姐姐鄂邑长公主（盖长公主）进宫照顾，盖长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给汉昭帝介绍了很多女朋友。正好上官桀有个孙女，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就跟岳父霍光说把这个女孩送进宫去，霍光认为孩子还小，就没有答应。上官安见此路不通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去找盖长公主，最后愿望实现，上官桀的孙女进宫做了婕妤，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也因此被加封为骑都尉。又过了一个多月，上官氏就被封为皇后，这时她才只有六岁，成为汉代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后。

霍光与上官桀原本就是姻亲，外孙女现在更成为皇后。这桩婚姻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因两人交情可靠的缘故。可是霍光的势力越来越大后，上官桀渐渐感觉内心不快。他起先还为亲家霍光的发迹庆幸，但眼看霍光日益飞黄腾达，心里开始颇不是滋味。由于霍光大权在握，上官桀经常有事要求他帮忙。霍光当然尽其所能地帮助上官桀，不过，帮忙总有个限度。

盖长公主进宫照顾汉昭帝时，爱上了一个叫丁外人的门客。上官桀因为在孙女封后的事情上受了盖长公主的帮助，所以老想帮公主做点事，好拉近关系，于是就去求霍光把丁外人封为候。霍光回答他说：“有功者始得封为侯。”上官桀看霍光态度坚决，就降低了要求，说给封个光禄大夫的职位就可以。光禄大夫是枢密顾问官，位阶与九卿相等，是薪俸二千石的官职，有了这个地位，就能晋谒皇帝。因此，上官桀想要为盖公主的爱人争取到这个起码的职位。霍光却依然摇头拒绝：“朝廷待盖长公主不薄，相信她也不敢有所奢求才对……总而言之，这个原则是绝对无法变更的。”

霍光这一拒绝就得罪了两个人：上官桀和盖长公主。此时还有另一个人也对霍光产生了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盐铁专卖制和酒税法，为国家增加不少财富，可谓功高一等。他也为自己的亲戚要求官爵，同样被霍光拒绝。

这个消息被燕王知道了。燕王作为汉武帝年长的儿子，汉武帝却没有传位给他，反而传给了最小的刘弗陵，他心里一直很不满，虎视眈眈地盯着帝位，这会儿正准备造反。为了增加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他打算拉拢桑弘羊和上官桀，于是，以燕王刘旦为首，上官桀和盖长公主为辅的造反团队成立了。

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干掉燕王刘旦，由他自己来掌握大权。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霍光。公元前80年，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偏偏这个时候霍光增加了大将军麾下校尉（部队长）的人数。于是上官桀以燕王名义，提出了弹劾霍光之奏文：“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打算朝匈奴借兵。所有这些，是为造反，为了他自己当皇帝。”

上官桀已经计划好了，等到霍光休假的时候就把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然后趁机宣布霍光的“罪状”，再由桑弘羊组织力量共同胁迫霍光辞职，从而废掉汉昭帝。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封举报信送到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扔在一边，看都不看。

第二天上早朝，霍光听说有人弹劾自己，就站在张贴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辅成王图”的画跟前，也不进去。汉昭帝见霍光没来签到，就向大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听了没说话，直接朝霍光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以你现在的实力，如果真的要造反，根本不用如此大动干戈！”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就这么流产，被十四岁的昭帝一针见血地拆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智慧无不表示惊叹，同时霍光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稳固。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并没有放弃夺帝位的念头，他们也打算摆一回“鸿门宴”。由盖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到时候部署好伏兵，一举将之杀掉。除掉了霍光，皇帝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废掉昭帝，改立燕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这句话再次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霍光正准备去赴约呢，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向自己的上司杨敞（司马迁之婿）打了小报告，杨敞就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燕王造反的计划再一次失败。昭帝、霍光这回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连同盖长公主的情人丁外人等，全被处死。盖长公主、燕王刘旦畏罪自杀。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所以未被废黜。

盐铁专营的制度化

自汉高祖以来，长期的战争对社会的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经过几十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是几次出征匈奴几乎掏空了国库的一大半，因此皇帝不得已要向富商巨贾们借钱。当时汉朝的几个大富翁大多都经营有盐和铁的业务，文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就是煮盐。战国以后铁器成为农具的主流，具有广大的市场，因此，铁器的贩卖也具有高额利润。然而这些大富翁并没有强烈的奉献精神，既不肯为国家贡献自己的财力，也不帮国家分忧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改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桑弘羊。

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他的幼年是在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洛阳度过，洛阳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在当时已经有五万多户人居住，约三十万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对社会各个阶层人的生活也比较了解。

桑弘羊是汉朝的经济奇才，自十三岁入宫，到燕王之变被杀，共从政六十余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时期。可以说，桑弘羊的主要作为都与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桑弘羊总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桑弘羊制定或修订、实施了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承帝位，不久便在茂陵为自己修建陵墓，并准备把各地的豪富迁到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驾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因精于心计被选入宫，成为武帝的侍中（亲随）。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但由于可以经常陪在皇帝身边办事，很多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此时正是汉武帝出征匈奴时期，充足的战争经费是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保障。连年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除了要准备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还要对作战胜利后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公元前129年，大农令（财政经济大臣）郑当时迫于财政压力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

公元前127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除此之外，对打了胜仗的官兵赏赐的黄金总共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这几次折腾下来，郑当时一看年度财务报告，顿时内心就有些崩溃，立马向汉武帝报告：国库的钱不够用了。他建议采取用钱买官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各位大臣开了个会，设定了花钱买官的等级和钱数：“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加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虽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时桑弘羊站出来，提出了打击大富豪势力的建议。

公元前119年，武帝立即任命桑弘羊担任大农丞，“尽管天下盐铁酒粮之事”，实行垄断经营盐、铁、酒买卖，国家经营公田。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后，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榆帛五百万匹。”虽然那会儿不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但是从打仗不缺钱粮，骑兵不缺马匹的情况来看，中央的财政收入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这个建议有一个缺点，因为盐和铁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下一垄断价格就猛涨，有的地方的人因为吃不起盐，身上出现浮肿；同样因为垄断，铁器的制造质量严重下降，农具不堪一用。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行业垄断出现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严重。

到武帝晚年，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基本上被打老实了，很少侵犯边疆。另外，由于长期垄断盐、铁、酒的经营，导致农民意见很大，身体健康出现状况就算了，连农具都出现问题，形成恶性循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很多地方开始出现暴乱，人民群众的不满越来越严重。于是，政策又发生了改变。

公元前89年，武帝下令，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但由于触动了贪污腐败分子的利益，朝廷内部意见并不和谐。

昭帝即位后，托孤大臣霍光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于公元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下基层访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之士的意见和桑弘羊意见相反，他们就当时汉王朝的一系列政策和国情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这场辩论会上，辩论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贤良文学派的意见是，盐、铁、酒专卖属于与民争利，搞得人民群众都吃不起盐了。桑弘羊则认为，盐、铁、酒禁是“国家大业”，怎么能轻易取消？“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意思是保证国家的和谐稳定需要大量的资金；“丰年贮积以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赈困乏而备水旱”，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囤积财务为意外做准备，时不时发个旱灾水灾也需要国家颁发救灾物资的。这么多事情，国库没有资金怎么办？桑弘羊在辩论会上引经据典，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义正词严，贤良文学之士们哑口无言。

辩论的结果是只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虽然并没有如贤良文学派所预料的那样完全恢复“文帝时政”，但是，盐铁之议之后，贤良文学派活跃于一时，“与民休息”政策得到充分的肯定，对于恢复和发展昭帝乃至宣帝时期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从此之后，“盐铁专营”成为历朝历代沿用的政策，直到清朝。

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病已

公元前74年，刘弗陵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一岁，在位十三年，谥号孝昭皇帝，葬于平陵。汉昭帝在位期间，在霍光辅佐下，继续实施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和亲。因此，汉昭帝在位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如果他能像汉武帝一样长寿，也许会大有一番作为。

汉昭帝一生没有儿子。他死后，霍光等一干大臣们就商量立谁当皇帝。有人主张立昭帝的哥哥广陵王刘胥。刘胥长得倒是身强力壮，但就是有个怪癖，喜欢举重，还爱跟狗熊打架，才华什么的跟他完全不沾边。

最后选定了李夫人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刘贺的父亲昌邑王刘髆，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所生。公元前87年，刘髆病逝，年仅五岁的刘贺继承诸侯王，任第二代昌邑王。

公元前74年，在霍光的再三斟酌下，年仅十九岁的昌邑王刘贺即位，但刘贺仅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就被废了。刘贺接到入京奔丧的消息后，一路急行军，天还没亮就出发，一上午就奔了一百多公里，一路上累死了几十匹马。路过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时，刘贺还惦记着当地的特产，派人去找一种叫声好听的公鸡；经过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时，刘贺又找来一车漂亮女子。一路走下来，让随行的大臣各个瞠目结舌。《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到了广明东都门后，郎中令龚遂给刘贺提意见：“按礼制，奔丧时看到国都后一定要哭，而且要很悲伤地哭，一直哭到皇宫之中，还要哭。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长安的东郭门了。”但是刘贺的回答差点让龚遂想哭：“我咽喉痛，不能哭。”

将到未央宫的东门，龚遂说：“大臣们都在，已经到了门口，按规矩必须要哭丧了。”刘贺想了一下勉强下车，跪在地上哭了一阵，然后进了灵堂，见到棺材之后，继续哭，把戏演完了。演出结束之后，刘贺第二天接受了皇帝的玉玺，正式当上了皇帝！

国丧一般都是三年，严格来说，三年里不许寻欢作乐，甚至都不能表现得很高兴，但那都是死规定，大家也就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但是刘贺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每天饮酒作乐，甚至在皇宫里淫乱。刘贺当上皇帝后，没有嘉奖选举他成为皇帝的大臣，却把以前的厨师、司机、秘书、太监封了一大堆。当初，霍光力排众议拥立他为皇帝，他这种作为等于是在打霍光耳光。为了避免大汉江山败在这个只懂享受生活的刘贺手里，霍光便与皇太后一起将他废黜，降为山阳郡侯。公元前63年，刘贺被贬到了海昏县当了海昏候，也是海昏县第一任侯爵，四年以后，便郁郁寡欢而终了。

公元前74年七月，十八岁的武帝嫡长曾孙刘询即位为帝，此即历史上的汉宣帝。汉宣帝刘询又名刘病已，字次卿，又字谋，是武帝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当年刘据因“巫蛊”事件被迫自杀时，他的子女都被下令斩杀，刘询因为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躲过一劫，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刘询能登上帝位，与一个叫丙吉的人有很大关系。

丙吉，山东曲阜人，自幼学习律令，曾经担任过鲁国的狱吏，因有功绩，后被提拔为廷尉右监，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在朝廷中任职，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办事能力，还需要超高的情商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久丙吉因性情耿直，涉案受到株连，被调离长安，到外地去担任州从事。

这一年，长安城内发生了“巫蛊之祸”。为了彻底调查清楚这件事情，朝廷从地方抽调办案人手。丙吉因为曾经担任过廷尉右监，事发之时又被调到外地，所以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因此又被调回长安，担任监狱长。在长安的天牢中，丙吉见到了刚满月的刘询。当时的刘询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长期缺奶加上营养不良已经快奄奄一息。善良的丙吉于心不忍，就暗自在牢房中找了两个刚生育还有奶水的女犯人轮流喂养刘询。

然而监狱中的条件实在不好，刘询经常生病，有好几次都病危了，都是丙吉及时请来医生，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当丙吉在监狱中细心照顾“阶下囚”刘询时，监狱外的“巫蛊之祸”还在继续，连年不绝。这年，刘询五岁了。丙吉觉得将孩子终身养在监狱中终究不是办法，就想让有能力的高官贵族收养他，但由于刘询的身份特殊，没有人愿意收养，丙吉只好在监狱内继续照顾他。

在一次大病痊愈后，丙吉看着体弱多病的刘询，替他起名为“病已”。意即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以后再也不会得病了。于是，刘询又叫做“刘病已”，一直到登基以后才改名为“刘询”。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往来于长杨、五柞宫殿之间调养。卜官对汉武帝说，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气，这是上位者最忌讳的。当侍卫来到刘询所在的监狱时，丙吉把侍卫们挡在了门外，并说：“皇曾孙在此，杀无辜的人已经是罪孽了，更何况是皇曾孙呢？”侍卫如实禀告武帝，武帝自知有愧，就没有继续下达杀犯人的圣旨，相反却宣布大赦天下。

“巫蛊之案”完结后，丙吉被调离了监狱主管的职位，此时的刘病已也被大赦。丙吉忙张罗着给刘病已找一个去处。打听到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一家人住在长安近郊的杜县，丙吉便把刘病已送到了史家。史良娣这时年纪很大了，但是见到这个曾孙还是惊喜交加，接过了抚养大任。

晚年的汉武帝开始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尤其是错杀爱子刘据一事。为太子平反后，汉武帝又想起刘据还有一个孙子刘询，也就是自己的皇曾孙，就赶紧下诏把皇曾孙带回掖庭抚养，并让他归于皇室的正宗籍。对于刘病已来说，在恢复皇室身份之前，尽管他是前太子的孙子，但他的身份不被皇室认可，从政治上来看是毫无前途可言的，相反，他还有可能随时让自己受到牵连。但是，归籍之后就不一样了。按照制度，未成年的皇室成员由掖庭令看管抚养。刘病已也告别了舅祖父一家被接到了长安，接受皇家的抚养教育。巧的是，当时的掖庭令张贺曾经是刘据的家臣。刘据生前对张贺非常好，张贺也始终念着前太子的恩德。因此，他对刘病已也格外关照。

张贺不仅利用自己的职权优待刘病已，而且还自己出钱帮助刘病已读书游学。刘病已长大后，张贺还为他迎娶了狱吏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依靠妻子许家、张贺和舅祖父史家的关心和资助，刘病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喜欢读书，也非常用功，向东海澓中翁学习《诗经》，闻名一时。同时，刘病已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虽然这是有钱人的游戏，但刘病已没有因为这些而玩物丧志，相反却利用机会，观察风土人情，深知人民疾苦，接触到了真实的社会。刘病已虽然在长安居住受教育，但还是经常回杜县史家居住。成年后，刘病已居住在长安的尚冠里。他继续交结官民，名声越来越大。

而丙吉在将刘病已送到史家后，担任了车骑将军军市令，后来升迁为大将军霍光的长史。霍光很器重他，又将他升迁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因此，丙吉可以算是霍光的得力助手。刘贺被废后，丙吉及时抓住机会，给霍光提建议说：“大将军，您是否还记得，武帝临终前曾经让皇曾孙刘病已认祖归宗，由掖庭抚养。这个刘病已就是前太子刘据的孙子。我很多年前见过他，现在应该已经十八九岁了。刘病已这个孩子不错，希望大将军考虑考虑，让他进宫。”

霍光觉得丙吉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从皇室血统上来说，刘病已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选，于是得到其他大臣赞同之后，霍光上奏皇太后说，请求立刘询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于是，十八岁的刘询便登基，成为汉宣帝。他即位后，对张贺、史恭等人大加封赏，加官晋爵，甚至连子孙都当了官。至于丙吉，他并没有跟刘询提起过幼年的监狱往事，因此汉宣帝认为丙吉虽然有拥立的功劳，但并没有特别关照他，只封他为“关内侯”，关内侯不是确切的侯爵，而只是表明受封者有成为侯爵的资格。

许多年后，刘病已排除权臣亲政。一个名叫则的老宫婢离开皇宫后因生活困难，就让人替自己向掖庭令上书请功。则在上书中说自己曾经有养育皇帝的功劳，是自己在当年的艰难困苦下照顾了当今的皇上，要求朝廷照顾自己的晚年生活。接到这份请功书的官员不敢怠慢，立马送到汉宣帝那儿。刘询看到上书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小时候居然有这样的经历，于是下令掖庭令亲自去询问宫婢则详情。

宫婢则仔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说当年那些监狱官、现任御史大夫丙吉都可以证明。掖庭令就把宫婢则带到丙吉的府中，与丙吉当面确认详情。老丙吉认出了这个老宫婢，宫婢则当年是在牢狱之中，丙吉也曾经让她照顾小皇曾孙。但是则并未尽心喂养，有的时候还责打刘询。丙吉说：“淮阳人郭征卿、渭城人胡组才是当年照顾皇上的奶妈。”汉宣帝刘询听到后，既震惊又感动，下诏免则为庶人，但念其在自己年幼的时候有过喂养举动，赐钱十万给她养老；下诏地方寻找胡组、郭征卿两位奶妈。地方官回报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刘询再下诏寻找两人的子孙，找到后厚加赏赐。

对于丙吉这位给予他两次大恩的人，汉宣帝感念他的救命之恩，欣赏他的为人品德，封他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使节去丙家授封时，丙吉已经病重，不能起床下地。刘询就让人把封印纽佩戴在丙吉身上，表示封爵。

历史就是这么有情有义，丙吉因为自己的善举、谦让和高尚的道德，不仅获得了皇帝的尊崇，也赢得了朝野的敬佩。丙吉死后，朝廷追谥他为“定侯”。

盛极而衰的霍氏家族

霍光服侍汉武帝刘彻二十多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武帝死后，因接受托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到霍光为止，霍氏家族仅在汉武帝时期就出了霍光和霍去病两位极负盛名的人物，而霍光更是成为站在权力顶峰的人物。汉昭帝期间，霍光凭着汉昭帝的信任粉碎了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的夺权阴谋。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家人纷纷在朝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

在民间时，汉宣帝刘询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耳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领教了霍光的权威。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

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表示要还政于他时，汉宣帝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汉宣帝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对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起到了极其明显的积极作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免于变成“昌邑王第二”。

公元前68年，霍光因病去世。宣帝及皇太后亲自去霍光的灵前祭奠，并下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奉命为霍光护丧；朝中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要到霍光家中去祭拜。汉宣帝又赐给霍光大批锦缎、葬器，其中还包括做工精美的玉衣，还有梓宫、便房等，以极为奢华的方式安葬了霍光，并追谥他为宣成侯。

在安葬完霍光后，汉宣帝加封霍光的侄子、霍去病的儿子霍山为平乐侯、奉车都尉领尚书事，下诏称赞霍光辅佐汉武帝、汉昭帝两位皇帝共四十多年，率领朝臣励精图治，使国家安定、社稷稳固，从而使天下百姓得以安享太平，并宣布霍光的后世子孙可以永远承袭他的爵位和封地。第二年夏天，宣帝加封岳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同时，为了表达对霍光的感激，又加封了霍去病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汉宣帝的这一系列升官加爵的行为，让霍氏家族主要是霍光的老婆霍显产生了一个幻觉：即使是皇帝也要怕我们霍家三分。这也是导致后来霍家悲剧的最重要原因。《汉书·霍光传》中介绍霍光的老婆时，只提到了她的名字叫“显”，并没有提她的姓，因此也可以叫她霍显。

而霍显与汉宣帝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其实可以追溯到汉宣帝继位之初。汉宣帝即位后，各个大臣都极力推荐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可是这时候，汉宣帝却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上乃召求微时故剑”，意思是我在贫微之时曾经有一把旧剑，现在我十分想念它啊，众位爱卿能否为我将其找回来。群臣揣摩上意，开始一个个请立宣帝的发妻许平君为皇后。于是汉宣帝将许平君接进宫，封为皇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最浪漫的诏书，故剑情深的浪漫典故从此开始流传。

在立许平君为后这件事情上，当时的霍光并没有太多深思，但是他妻子霍显却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许平君只是一个狱卒家的女儿，而她的女儿霍成君却贵为千金，汉宣帝一定是跟霍家过不去才故意这样做的。想当年外孙女上官氏六岁进宫，成为汉昭帝的皇后，到汉宣帝这朝已经升级为太皇太后，而自己的女儿却被皇帝拒绝，霍显怎么也没法说服自己，于是她一直在寻找机会。

公元前71年，许皇后在生下刘奭（shì）之后再次怀孕，霍显串通皇家女医生淳于衍，趁许皇后产后身体虚弱给她下毒。于是苦尽甘来的许平君当了三年的皇后，就被阴谋夺去了生命。几年之后，汉宣帝册封许平君所生的儿子刘奭为皇太子，就是后来让王昭君去匈奴搞外交的汉元帝。霍显知道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自己家的女儿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后，却封别人的儿子为太子，就去找她的女儿，让霍成君给刘奭下毒。可是刘奭的几个贴身侍卫非常负责任，凡是皇后霍成君给的东西一律不吃，霍成君没有能得手，刘奭才保住一条小命，汉宣帝暂时把这些账都记着。

霍光去世后，霍显嫌给他的坟墓不够大，就私自扩大坟墓的规模。除此之外，霍显还大肆修造宅第，出门则乘坐华丽的舆辇，令奴婢用五彩仪仗服侍她，更过分的是霍显不甘寂寞与外人私通。霍禹、霍山等人也是广置家宅，整天花天酒地。霍云经常请病假不上朝谒见皇帝，不拜见就算了，他还派一名家奴替他上朝。霍氏家族中的女眷则可以自由出入长信宫中……此时的霍显风光无限，外孙女是太皇太后，女儿是皇后，女婿是皇帝，长乐宫这块禁地简直是她霍家的后花园。

此时，宣帝开始亲理朝政。他首先任命御史大夫魏相为给事中，调整了霍氏亲信的职位，暗中削夺了他们的实权。汉宣帝给了霍禹一个荣誉性的大司马，却收了他右将军的兵权；对于霍光女婿范明友，只让他干光禄勋，却收了他度辽将军的印信；霍光第二个女婿赵平的骑都尉的兵权也给收了。总之，凡是以前被霍家把持的军权全都交给许皇后还有他外婆史家的亲信掌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似乎每一位皇帝都要经历一次“鸿门宴”。眼看着大权旁落，霍家人开始有了危机感，与其让皇上灭掉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们计划利用上官太后设宴的机会，将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等召来，再让范明友、邓广汉等人假借太后的旨意将他们处斩，然后废掉皇帝，立霍禹为帝。幸运的是，这个计划还没实施就被人告发了。霍山、霍云、范明友等畏罪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等被缉拿入狱。最终，霍禹因谋反罪被腰斩，霍显及霍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斩首弃市。霍氏家族受到牵连被定罪的人数达千人。

霍氏家族当中，只有皇后霍成君没有被杀，而是被废黜，移居昭台宫，十几年后，又被移往云林馆，最终自杀而死。霍氏从此退出汉朝历史舞台。

汉宣帝与昭宣中兴

虽然铲除了霍氏家族的所有势力，但汉宣帝并不否定霍光对大汉朝廷所作出的贡献，称霍光“功如萧何”，并继续执行霍光在任时提出的治国路线。

汉宣帝年轻时曾外出游学，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根据他对当时民情的了解，认为要让百姓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吏治的好坏。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汉宣帝对郡守的选任十分慎重，每一年朝廷任命刺史、郡守时，都要亲自过问。

汉宣帝不仅对吏治的选拔工作很用心，对其工作质量也很在意。他要求这些新任的刺史、郡守写出任期责任状，以便以后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核，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循名责实”。他还制定了一套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并多次下诏对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这套政策的实施奖励了一大批政绩突出的官员，有的公开表扬，增秩赐金，有的封爵关内侯，还有的直接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工作认真负责的“吏治”被选拔出来，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这些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一致受到百姓的好评。

在人才选拔方面，宣帝继续推行武帝开创的举孝廉制度，大力推行德化与赏罚引导并举，教化百姓，尤其注重对百姓孝道观念的培养。“霸王道杂之”是宣帝的治国思想的简要概括，意指王道和霸道兼用，礼法并重，绝不单是柔仁好儒，反映了宣帝敢于突破陈规，博采众长，励精图治寻找治国道路的精神。

汉宣帝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对于有功劳的官吏，他向来都表现得很大方，一点也不吝啬。有一年，胶东相王成安抚流民有功，宣帝又是奖励财物又是封侯；后来，颍川太守有政绩，也是又奖励财物又封侯，就连身边的其他官员们也跟着沾了光。但是对于犯了事儿的官吏，不论职位高低，他都决不姑息，毕竟汉宣帝从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疾苦。

据说，为了打击官员的贪腐和豪强现象，他提倡严厉执法，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以决疑定策”被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三千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汉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抓了田延年去受审，准备重罚，结果田延年畏罪自杀。

汉宣帝虽然执法严厉，但为政宽简。由于汉武帝时多用酷法，以致奸吏玩弄法律条文，钻法律空子，操纵百姓生死，使很多人平白遭受了牢狱之灾。汉宣帝首先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接着平理冤狱，甚至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

公元前67年，增设四名廷尉平，作为廷尉审理案子的助手，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元前66年，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公元前54年，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先后颁布了十次大赦令……

在任用地方官时，汉宣帝注意选拔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对不法豪强实行镇压，同时还任用了一批循吏，说白了就是用好官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在农业方面，汉宣帝时期设立“常平仓”来调控粮价，即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粮仓，用价值规律来协调粮食的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施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凭借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了有利影响。

而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汉宣帝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

在赋税方面，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

公元前73年，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下令降低盐价，为老百姓减轻生活压力。同时宣布，当地政府要帮助返回家乡的逃荒人，要分给他们土地，还要免费发放给他们农作物种子和粮食，让他们开垦荒地。

公元前63年，由于这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一石谷才五吊钱，是汉朝有史以来的最低价。

公元前55年，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

公元前51年，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汉宣帝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每年从关东向长安运谷需用六万人。汉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长安所用，减清了关东地区大半的漕卒。

汉宣帝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国力衰退的大汉王朝又慢慢恢复元气，开始变得繁华起来。由于汉昭帝在位时间比较短，历史上将汉昭帝与汉宣帝在位期间的统治并称为“昭宣中兴”，时间大约为公元前87年~前48年，大汉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的景象。

卷土重来的战斗民族——匈奴

汉宣帝的皇位虽然来之不易，但他却是一个幸运的皇帝，承六世之基业，励精图治，开创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民生富庶、四夷宾服的局面，史称“孝宣之治”，西汉进入极盛期。《汉书》赞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由此可见，汉宣帝除了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平定边疆的问题上也作出了意义非凡的贡献。

汉宣帝刚即位时，早在武帝时期被狠狠收拾了一番的匈奴又死灰复燃，开始闹事。公元前72年，汉宣帝联合乌孙一起打击匈奴，汉发兵铁骑十六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征，更是两汉四百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军事活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大汉政府国库充盈。同时，汉宣帝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五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之前被汉军打怕了，一听汉军进攻就惊惶逃跑，跑到西边正好又遇到汉军的联盟乌孙大军。一场激战后匈奴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匈奴越想越觉得没面子，第二年冬天，再次发动突袭，不过这次不是袭击汉朝，而是选择邻居乌孙作为目标。结果这年下大雪，匈奴军队因为装备不够，光冻死的士兵就有不少，一场大战打下来，生还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再加上乌孙、乌桓与丁令乘胜攻击，匈奴此次出击损失惨重，全国损失五分之三的人口，养殖业也遭到重创，损失了一半，国力整体下降。

虽然打走匈奴，但实际问题仍然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匈奴又会起兵侵犯边疆。为了拿下西域这块广袤的土地，汉宣帝想了很多办法。首先，他推行汉武帝时期在西域的屯田策略，即招募士兵前往边塞耕地、生活。屯田的士兵不仅能帮助解决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还可以成为稳定西域的重要力量。

公元前6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等人屯田渠犁，备好粮食，准备出兵攻打与匈奴结为联盟的车师国(现新疆吐鲁番一带)。第二年，郑吉成功完成任务，车师国成为汉朝的附属国，郑吉因功升为卫司马，兼任“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也就是西域都护的前身。之后的汉朝担任起了“纠纷调解员”的职责，成为西域各少数民族之间及内部矛盾的调解人。当乌孙内部发生动乱时，他派长期生活在乌孙、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冯缭为使节出使乌孙，帮他们解决内部的矛盾。

公元前64年，匈奴又一次跃跃欲试侵犯汉朝边境。这个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对归附汉朝的车师国一直贼心不死，不顾当时国内民不聊生，数次派兵侵扰车师。汉朝派使者校尉郑吉领兵七千前往车师国救援，没想到居然被匈奴大军围困。消息传到长安，汉宣帝立刻召赵充国进殿商量怎么去救郑吉。

说起赵充国，他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汉武帝时，随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夫人长兄）出击匈奴，率七百壮士突出重围，被武帝拜为中郎，官居车骑将军长史。汉昭帝时，历任大将军（霍光）都尉、中郎将、水衡都尉、后将军，率军击败武都郡氐族的叛乱，并出击匈奴，俘虏西祁王。昭帝死后，赵充国与霍光等尊立汉宣帝，封营平侯。可以说他是老牌大将，非常熟悉匈奴和氐羌的习性。

赵充国认为，守护属国既是大汉作为联盟国的义务，也是既定国策，必须坚决执行。何况车师国土地肥美，又靠近匈奴，一旦被匈奴占领，汉朝也会不得安宁。所以他愿亲自领兵，攻打匈奴右地，这样一来不但可以缓解郑吉被围之急，还能迫使匈奴不再骚扰西域。

可是，本来挺好的计划却遭到了丞相魏相的坚决反对。魏相认为：匈奴已经很久没有侵扰汉朝了，汉朝要是出兵，那就是要对他们赶尽杀绝，是不仁不义。何况车师国只是一个小国，离汉朝又隔了千山万水，一趟出兵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魏相还表示说，干脆把车师国的屯田兵全都撤回来，把西域全都让给匈奴，让他们在那儿好好过日子，就不会老想着要入侵汉朝了。

赵充国一听简直要气炸了。虽然匈奴最近运气是不太好，天灾人祸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汉朝眼下已经有能力负担得起这一战，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战争啊。西域是匈奴最后一块奶酪，只要牢牢守住车师国，匈奴就再没有赋税收入，就会失去恢复战斗力的机会。难道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战争后，居然要坐视匈奴恢复元气吗？不该打的仗当然不能打，但必须打的仗怎么可以因为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放弃？最终，宣帝在赵充国与魏相间采取了折中方案：郑吉也要救，西域也要争，但车师国可以不要。就这样，汉朝派光禄大夫常惠率领酒泉、张掖两郡的精锐骑兵出车师北千余里，击退匈奴，然后将郑吉等七千官兵撤往车师以南千里的渠犁基地，接着又将车师政府与国民也尽数迁到了渠犁，把车师故地让给了匈奴。

公元前60年，西域的少数民族内部爆发矛盾，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一直合不来，谁也不待见谁。日逐王先贤掸于是决定借助汉朝的力量来收拾握衍朐鞮，他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汉宣帝派郑吉带兵五万，前往渠犁、龟兹诸国去迎接他们，一直护送到长安。日逐王先贤掸投降汉朝后被封为归德侯，西域正式并入汉朝的版图，日逐王之前在西域设立的僮仆都尉一职被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一职代替，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这为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平定了西域地区，汉宣帝也为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汉朝各方面联系日趋密切，丝绸、漆器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了全世界。

当时，汉代去往丝绸之路的商队通常由政府官办，称为使节，实际是官办的贸易队伍。汉宣帝时代，每年都派出大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用骆驼和驴作为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碱滩、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交换商货。这些汉朝商队跨越了阿姆河，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等地，他们中最远的到达了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有的甚至还抵达了罗马，充当了汉朝的使者。

汉宣帝时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一举动保护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丝绸之路成为世界文化交融的大通道。在这条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大道上，大流士、亚历山大王、汉武帝、汉宣帝、唐太宗和贵霜朝诸王、萨珊朝诸王、伊斯兰教主、蒙古大汗们、帖木儿等都曾活跃一时。可以说，汉宣帝经营的丝绸之路是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打开了整个人类文化交融的通途大道。

强悍的山地步兵族——西羌

西汉时期，在繁忙的丝绸之路上，除了匈奴还有另一个让汉宣帝头痛的对手——西羌。西羌人当时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也是一个作风强悍的战斗民族。由于大漠自然资源贫乏，为了部落的生存，西羌人生性坚刚勇猛，常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并且艰忍耐寒，哪怕女人怀孕生孩子也从不避风雪，身体素质简直是强到令人发指。如果说匈奴是当时最强悍的草原骑兵，那么羌族就是当时最强悍的山地步兵。

汉昭帝时，汉朝为了进一步稳固帝国西陲的边防，于公元前81年在西羌河湟故地增设了“金城郡”，金城的意思是希望此地如金铸成，坚不可摧。治所在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辖今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并迁移了大量汉民过去生活，以壮大其力量。从此，湟水流域二十年太平无事，直到公元前62年，湟水两岸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巨乱。

这一年，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为义渠部落后裔）出使西羌，宣导汉朝的民族政策。西羌先零部落的酋豪便趁机向义渠安国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请求，想渡至湟水北面，那里自然资源丰富，生活更容易些。西羌自从迁徙到青海湖一带后，日子过得很艰苦，始终惦记河湟故地那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他们保证，只要能让他们回到故乡，绝不侵扰农田，他们只是想在汉民弃耕的荒地上放羊牧马。义渠安国一听“家乡”这个字眼，立马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的要求啊，简直被感动得不行了。他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了羌人的请求。然后回到长安向宣帝报告了这个情况。

旁边的赵充国一听，立刻感觉大事不妙。因为汉朝的大臣中没有人比赵充国更了解西羌。他原本是陇西上卦人，后响应武帝移民河西的号召，举家迁往金城令居，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令居是汉族和羌族之间的要塞，赵充国一家常年跟羌人打交道，最了解羌人的习性。他们这下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避开汉人农田去放牧？于是赵充国立刻给汉宣帝上书：义渠安国感情用事，奉使不敬，擅作主张，招寇生事，其心当诛也！

汉宣帝看了赵充国的上书，内心也有一丝慌乱，但他还存着一丝侥幸，也许事情不会糟糕成那样，只要汉朝对羌人善加抚慰，用关爱打动他们，或许就能让他们与汉人和睦相处呢。然而汉宣帝想错了，事情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西羌各部落以汉使有言在先为由，不顾汉军阻拦，强行渡过湟水，如潮水般涌入金城、武威各郡县，汉朝军队拦都拦不住，这下可真是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汉宣帝没辙，只好吩咐河西各郡县严加监控西羌各部落移民，然后等待下一步指示。然而不久，河西各郡县传来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本来不共戴天的西羌各零散部落，竟然结成了联盟。原来，西羌在渡过湟水对岸后，先零部落酋豪马上就站出来牵头，召唤周边各羌族部落开了个重要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大大小小部落首领共两百多人，达成了摒弃前嫌，交换人质，订立盟约，齐心协力为美好生活奋斗的联盟。原本一盘散沙的西羌，其战斗力顶多与西域一小国力量相当，然而团结紧密的西羌联盟，其实力决不会比匈奴差。

汉宣帝有点懵，又喊赵充国来商量。赵充国一见面就告诉汉宣帝，事情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羌族结盟的背后主使一定是匈奴，估计已经筹划好多年了。赵充国的建议是：如今匈奴力量不如以往，属国尽叛，西羌是他们现在最后的希望了。这会儿肯定已经有匈奴的人秘密潜到了西羌部落中，策划里应外合，准备拿下河西移民区。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早作防范，把他们的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

汉宣帝一听很有道理，赶紧吩咐河西各郡县，严密监视匈奴动静，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报告。一个多月后，河西情报人员传来可靠消息：西羌某部落狼何派人向匈奴借兵，准备攻打楼兰与敦煌，切断汉朝与西域的连接枢纽，拿下郑吉带领的数千西域屯田兵。然而实际上，狼何部落远在阳关（玉门关之南）西南，并没有什么实力，他们居然敢打汉朝屯军的主意，这一定是匈奴人搞的鬼。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赵充国的判断是对的。汉宣帝让赵充国出主意，赵充国认为：匈奴与西羌某些小国已经统一目标，但他们暂时不会出兵，等到秋天马肥之后才会有所行动。赵充国还建议汉宣帝应立刻派使者巡视边塞，囤积粮草，加强守御；同时区别善恶，严打首犯，采取分化离间的方式，瓦解羌族联盟，应先下手为强，破坏匈奴的阴谋计划，并推荐了当时的酒泉太守辛武贤出使边疆。

汉宣帝接受了赵充国的建议，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他不吸取教训,又一次自己拿主意，选择让丞相魏相与御史大夫丙吉来谋划此事。魏、丙二人不同意让辛武贤出使，反而决定让义渠安国戴罪立功。汉宣帝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同意了，还给了义渠安国调兵的虎符，吩咐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自己做主。

赵充国又一次气炸，义渠安国这个不靠谱的人，这次出使肯定又会坏事。果然，义渠安国继续发扬“不靠谱”精神，把赵充国的建议抛到脑后，决定跟羌族死磕，把他们全干掉算了。

公元前61年春，义渠安国率领两千骑兵，来到羌人聚居处附近摆了一出“鸿门宴”，假装请先零等三十多个西羌部落首领前来开会，会开到一半，义渠安国忽然翻脸，大开杀戒，把这三十多个羌人部落首领全都砍了。这还不算，他又趁羌人不备，发兵攻打羌人聚居区，一口气斩杀千余无辜羌族百姓。可是，羌族并没有全部跟匈奴勾结，比如以靡当儿、靡忘为首的一部分羌人首领，他们是主张归顺汉朝的和平派，与汉人在河湟地区和平共处，与匈奴勾结的只是小部分羌族人。

义渠安国的鲁莽行为刺激了已经归顺汉朝的先零首领杨玉等人，带着满腔愤怒脱离了汉朝，甚至号召包括靡当儿、靡忘在内的西羌各部首领揭竿而起，向汉朝边塞城邑发动猛烈的攻击。义渠安国这下惨了，他的部队在浩亹（音高门，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这个地方遭到羌军袭击，伤亡惨重，所有的武器和粮草全都丢失。这位安国君一口气逃到令居，闭城拒守，赶紧向长安求援。

接到救援信号的汉宣帝让当时的御史大夫丙吉挑选有能力的人出征。丙吉就找到老将赵充国商量，谁知道赵充国听完之后就推荐了自己，并且强烈建议没有人比自己更适合了。丙吉当场傻眼，当时的赵充国已经古稀之年，是属于国宝级的人物，让“国宝”带兵出征恐怕不太合适。但丙吉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去把赵充国的话传达给汉宣帝。汉宣帝听了也很惊讶，但他也没说什么，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让丙吉再跑一趟，去找赵充国确定一个问题：将军能否预测目前羌人的势力，打算带多少兵马去？

丙吉无奈，只好再跑一次腿。赵充国在听完汉宣帝的问题后，书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这句名言就是——百闻不如一见。汉宣帝听了赵充国的回答后，爽快地答应让他出征。

赵充国到前线后，审时度势，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组织军事进攻，而是要从内部逐渐瓦解羌人并不牢固的同盟关系，能不攻自破最好。但是长安的主战派给汉宣帝上书，说最好在七月份水草好的时候进攻，带上三十天口粮就能完成出击，即便不能消灭敌人，也能抢一些农业品回来，打击他们的生产力。若等到冬天，不仅天气不合适，而且战马也发挥不出优势，打赢的概率会减少。汉宣帝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了赵充国，没想到赵充国立刻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每人每马带三十日口粮的话，则每匹马又要驮米又要驮人，还有衣服兵器等，负重太多，跑不快，不仅没法追击敌人，而且还有被关门打狗的风险。

汉宣帝没办法，只好又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主战的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参与对羌作战，并再一次督促赵充国出战。为了说服赵充国，汉宣帝甚至搬出了天象大法，说如今五星出东方，是大吉的预兆，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一定会凯旋，你要是不出战那就凶多吉少。但是老成持重的赵充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但不接受汉宣帝的洗脑，反而苦口婆心地劝宣帝接受自己的策略。

同年秋天，赵充国生了病，宣帝除了慰问之外，又下令让破羌、强弩将军主动出击羌人。病中的赵充国看到羌人归降的已有一万余人，估计将来归降的会越来越多，此时更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他上书反对出兵，而且要求大规模屯田，以镇西羌。这个时候汉宣帝耐不住性子了，质问赵充国：如果按照将军的办法，这羌族什么时候才能拿下？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赵充国一直劝汉宣帝，汉宣帝每次收到赵充国的上书都拿去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讨论，一开始赞同的只有三成，慢慢地有一半人同意，到最后八成人都赞成赵充国的意见。最终，赵充国的策略慢慢开始发挥作用，羌人内部逐渐分化瓦解，并归附汉朝，赵充国凯旋还朝。

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这一举动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