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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卫生保健俗尚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随着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的认识积累，相继造就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有利于促进人体健康生长、减少疾病侵害、提高体质和延长寿命的保健俗尚，内容涉及环境气象学、饮食营养学、卫生学、生理学、心理学、体育学等方方面面，夏商时代人们对此多有继承，并有所发展，有所更新。
一 环境卫生
人类早期，生命非常短促。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先后发现一批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分属不同年龄层次的约40个男女个体。其中39个的鉴定，有死于14岁以下的孩童16人，死于30岁以下的青年三人，死于40—50岁之间的中年三人，死于50—60岁之间者一人，[31]如取每组的中间年龄值计之，平均死亡年龄仅为17.7岁。至一万年前，生活在同地的山顶洞人，就其出土的八个男女人骨化石的鉴定分析，平均死亡年龄也才26.4岁。[32]几十万年之间，人寿提高不到9岁。
人类寿命延长速度的加快，是全新世以来出现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早初几千年之间。据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距今约6500年前的人骨中83个单个年龄鉴定值统计，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0.2岁。[33]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时期墓葬出土人骨中44具的鉴定，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9.7岁。[34]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人骨鉴定采用分级制，内孩童八个，青年九个，壮年三个，中年17个，老年四个。[35]如取各年龄组中间值6.5岁、19.5岁、30岁、45.5岁、56岁计之，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2.1岁。至晚商时期，社会人口平均寿命，据殷墟中小墓出土的82个人骨鉴定材料，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4.3岁（未计入孩童死亡比率）。推测夏商两代成人的寿命概率，大致当在30岁上下。
人类早期经历几十万年才达到的寿命提高值，在夏商以前数千年间即已取得其三分之一强的续增值，人们身体素质的增强是显而易见的。速度的加快，其重要因素，就是这一阶段一些具有保健意义的社会成俗，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住俗方面，人们从早先的露宿穴居全面进入筑室而居阶段，居住生活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墨子·辞过》曾指出：
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就目前所知，8000年前中原地区已出现了人工构筑的地穴式或半地穴式住宅。江南高地下水位的湿润地区，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7000年前的“干兰式”住宅建筑。6000多年前华北地区的居室，已摆脱了单纯掩蔽的初级状态，而向多功能地面或土台式建筑演进。各类大中小型房屋簇起，许多屋内，有明暗套间可供起居和储物，有火塘灶台可供取暖或炊事，有通风口或烟囱可除烟尘污染以洁净室内空气，有经夯实的地坪或平整的土台，甚或铺设石板地板，可供宿息睡卧。住宅的环境选择，一般都取靠山面水或高畅之地。住宅的坐向，基本取向阳背风方向，要以适应气象利弊为准。
住宅建 筑的发明和完善，把人们自身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与变幻的大自然相对隔离开来，提高了人们对付风雨寒暑气候变化和毒虫猛兽侵害造成生命威胁的能力，也找到了防潮护身祛病的有效方法。住宅的出现，是人们适应自然，赢得生存权利的一项重大成就，人类寿命的迅速提高，首先得归功于此。
维护定居生活区环境清洁卫生的一些习尚，很早就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准则。最明显者，莫过于居地和公共墓地的分隔规度，几为夏商时代人们所普遍遵循。
人畜的隔离也很早被人们所广泛采用。姜寨和半坡等仰韶聚落遗址，均发现有牲畜圈栏。太湖地区一些原始遗址，发现有用树枝竹竿圈起的用来饲养家畜的简单牢闲。[36]山东潍县狮子行龙山文化遗址出有陶畜舍模型。[37]商代，又出现了大型的官方牲畜豢养场地，甲骨文有“降
千牛千人”（《合集》1027），饲养祭祀备用牲牛达千头以上，还有千以上的饲养者管养。
生活垃圾的处理，也每每引起人们注重。史前及夏商遗址差不多均有当时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或弃废物窖穴发现。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以及夏商都邑遗址，均建有排泄污水的地下陶制管道或明暗沟渠设施。如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二号宫室的庭院内，发现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在庭院东北部，残长6米，是由11节长52—58厘米、口径16.5—22厘米的陶质水管连接预埋入沟槽之内，可把污水直接排往院外；另一处在庭院东南部，是一条先挖好沟槽然后用石板砌成的排水沟，沿东廊折而通向院外。[38]近在三号与五号大型建筑基址之间一条宽约3米的通道地下又发现了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9]偃师商城不仅有排水暗渠，还有排水明渠。排水明渠通常顺道路一侧而筑，排水暗渠则不唯宫室区有，城中也规划建设得颇成系统，其中一条排水暗渠，渠底用石板按水流排出方向呈鱼鳞叠砌，渠壁用石块加木柱垒砌，顶铺木板，全长达800余米，自西城壕经城关过宫城越东城门注入东城壕[40]，具有给水、排污等多重功能。殷墟王邑也建有防治洪涝和排泄污水的明渠和石坝。[41]有的生活区内有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42]，如殷墟白家坟东地的族邑，在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下又埋有长约16米的陶排水管道[43]，殷墟发现的陶质排水管道，有子母扣、三通转向接口等多种类型，可见当时统治者在污水排泄，净化居住环境，保障公共场所卫生清洁方面是很费心力和财力的。
《韩非子·内储说上》云：
（殷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商代统治者还以刑法制裁违反社会公德而污染环境卫生者。这些措施对于提高生活区周围的环境卫生，预防病菌孳生蔓延，有一定意义。
1—3.二里头遗址陶水管，4—5.殷墟陶水管（分别采自《偃师二里头》、《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礼记·丧大记》云：
疾病，外内皆埽。
讲究居室内外的清扫卫生，能有效提高对疾病的预防，保障人体健康，故很早就成为人们的自发行为。《世本·作篇》云：
少康作箕帚。
甲骨文有字作（《后》下8·14），像一手持帚把一手持箕拚扫意。[44]又有（《京津）2772），为双手扫除室内尘垢秽物意。别辞有：
辛亥卜，出，贞今日王其水寝。
癸亥卜，出，贞子弗疾。（《合集》23532）
庚申卜，大，贞来丁亥寝㞢岁羌卅卯十牛。十二月。（《合集》22548）
丁亥卜，贞汝有疾，其水。
丁亥卜，汝有疾，于今二月弗水。（《合集》22098）
以上诸辞的“水”，有的还直接或间接与疾病相系，可见是进行环境清洗，预防疾病与虫虺，意同《礼记·内则》说的“洒扫室堂”。陈梦家先生即曾指出，“水寝”是殷人的清洁行为，水作动词用，即以水洗寝室。[45]严一萍先生谓：“今俗端午节犹以雄黄酒浸喷洒居室四壁，以辟恶除虫物疾疫，其即水寝之遗意欤。”又认为“寝”之，像以殳殴驱虫虺于室外，《诗·七月》“穹窒熏鼠”，《东山》“洒扫穹窒”，毛传：“穹，穷；窒，塞也”，笺：“穿窒鼠穴”，训如穹，意义相同。[46]
史前或夏商居室除有壁绘彩饰者外，又有地坪墙体经燎烤者。《周礼·秋官》有云：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之，以莽草熏之。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采集樟科植物叶片，用来熏杀虫害病毒，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有大量发现。大概当初的室内燎烤，有用药草熏攻消毒者。甲骨文有云：
其燎于血室。（《金》466）
燎门。（《合集》22246）
是知洒扫或熏燎屋子之祭，乃当时固有的保健卫生习俗之一。
气候反常或换季节，往往会引发病毒流行。甲骨文中记有“贞有疾年其死”（《合集》526），指年中发生病毒性流疫，可能导致人众死亡。《周礼·天官·疾医》云：“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别辞云：
丙辰卜，贞。
丙辰卜，疾。（《合集》22044）
辛丑，贞疾。
辛亥，贞邑。（《合集》21982）
上辞中的“疾”，似皆指疠疾而言。辛丑问疾，十日后辛亥的卜邑，可能关注邑中流疫传染蔓延的态势。为防止季节性疾患或病毒性病疫的流行蔓延，有时要举行宁疾的祭祀行事，比如甲骨文有云：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屯南》1059）
贞今日其宁疾……三羌九犬（《屯南》1310）
宁疾于四方。（《屯南》493）
记向东南西北四方诸神祭祀，以求宁息疠疾之灾，祭品用人牲羌奴三个和九条狗。面对疠疾，比较理智的行为，则有采取隔离措施者，如《周易·复·亨》云：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无妄·元亨》云：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就是讲健康人可与朋友交往，如果是疾病患者或眼疾患者，不应交际，以免传染他人。[47]甲骨文中有记：
疾，亡入。（《合集》22392）
亡入，疾。（《合集》22390）
一谓不要进入疾疫流行处，一谓患者不得进入。说明晚商人们不仅对病毒性流疫有了一定的认识，还出于保健心理，采取隔离防疫的积极措施，防患于未然。
二 饮食卫生保健
水土条件对人体健康状况影响较大。《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管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水土条件不同，还能造成人群体态的某些地方性特征。《周礼·地官·大司徒》曾描述说，居住在山林，“其民毛而方”，体壮端正而多毛；住于川泽，“其民黑而津”，体黑而润泽；在坟衍，“其民晳而瘠”，皮肤白晳却很瘦小；在丘陵，“其民专而长”，体格厚实而身材高大；在原隰，“其民丰肉而庳”，肌肤丰满却个子矮小。[48]特别是劣质水，常是人类疾患的直接致因。《吕氏春秋·尽数》说：
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尫与伛人。
高诱注：“秃，无发；瘿，咽疾；肿足曰尰；躄，不能行也；疽、痤，皆恶疮也；尫，突胸仰向疾也；伛，伛脊疾也。”是知人们早已认识到劣质水对人体的危害。
为方便取水，改善饮用水质，克服水土条件的制约，人们还采用挖蓄水池或凿井以汲取洁净水的技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发现三个利用洼地整修成的蓄水池遗迹，池底泥土致密，有很好的阻渗性能，每个蓄水量约在130—150立方米上下。[49]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眼距今约六千年的木构方形水井，用200多根桩木作护壁，外围圆形，直径达6米，近中央为边长约2米的方形竖井，深约1.35米，井上建有顶棚。[50]可见当时对饮用水的保护。上海松江汤庙村发现一口崧泽文化晚期古井，深2米，井壁用芦苇和竹片圈箍支撑。[51]浙江嘉善新港遗址发现的一眼良渚文化古井，用剖开的原木挖空后做井壁，井底铺河蚬贝壳，以过滤净化地下水的渗入。[52]江苏昆山太史淀发现的良渚文化古井，用四、五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接成井圈，相接处挖有长方形或圆形空，用绳索捆扎，弧形木板是将大树干去皮刳制成的。[53]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龙山时期水井，口径约1米、深约3.4米，凿井中采用了人工建材，井壁上半部用红陶块码筑成井圈。[54]长江流域地区河道纵横，水源不乏，但先民仍重视对水井设施的精构，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当的饮水卫生常识，为克服“水浊重而泊”找到了有效途径。
中原地区水井出现稍晚，因地下水位比长江流域相对为低，故水井深度也普遍逾之，口径也较大。《世本》谓尧臣“伯益作井”（一云禹时人）。《史记·五帝本纪》记有“瞽叟复使舜穿井”。凿井在中原地区大致可溯至龙山时期。河南汤阴白营、洛阳矬李、临汝煤山、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河北邯郸涧沟、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等龙山时期遗址，乃至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藁城台西、殷墟、济南大辛庄等夏商遗址均发现了古井。但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龙山古井，呈圆角正方形，井口长5.8米、宽3.6米，深达11米，井壁用圆木自下而上迭筑至46层，呈井字形，子母榫卯接。[55]陶寺古井为圆形，口径3米，深达15米，井底部用条木迭垒起护壁框架，还加设立柱[56]，建造均已相当进步，显然已非初始技术。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发现的四眼水井，均为长方形井口，深4米左右，据有关考古迹象分析，当时人们还经常清理井底淤泥。[57]
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三号宫室的中院，挖有石砌渗水井。[58]洛阳皂角树聚落遗址及偃师灰嘴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水井，井口均呈长方形，井壁两侧有可供上下的对称脚窝，前者井深8米仍不到底，后者深约4.3米，口大下小，井台上有木护板。[59]偃师商城五号宫殿大庭中部偏西处发现的南北二井，相距二三米，一井也是长方形，口径2×l米，深5.7米，井壁挖出脚窝，可供上下清淤。[60]郭城北普通居住区发现了水井群。[61]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两眼商代中期水井，是一处大型贵族宅院的生活配套设施，供日常饮用水。两井年代相次，均呈圆形，建造技术相同，一眼井直径1.38—1.58米、深3.7米，井壁涂草泥，并楔打入许多小木橛以加固；另一眼井直径2.95米、深6.02米，井壁也楔木橛。两井的井底均收成方形，特别应注意的是，井底不仅竖打入桩木作护壁，还用圆木交互叠压成“井”字形内壁；井底出有汲水的木桶以及陶罐，有的罐颈有绳索痕迹。[62]
人们不仅广泛利用凿井汲水技术，不少城邑还建造了城区供水系统及多功能水系。如在偃师商城，有相当完善的供水设施。近年在“宫城”北部发掘发现当时人工挖掘的池苑，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王室池苑，水池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5米，周围用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砌成缓坡状，池中还发现当时王室成员游戏渔乐而遗落的汉白玉网坠捕鱼具。池苑西端有石筑注水渠道，东端有石筑排水渠道蜿蜒穿城出，与城外护城河相通，形成一颇具特色的城区水系。[63]池苑水系当也是生活饮用水的设施。
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则发现有专供王室统治者饮用的地下供水设施，建造相当讲究，是由人工构砌大型蓄水池、供水管道和汲水井构成的供水系统。石板蓄水池有多处，在今黄河医院内发现的一段，东西长达100米，南北宽20米，深1.50米。底部用掺有碎料礓石的白色土铺平夯实，再用青灰色石灰岩板铺底，用河卵石加固池壁。其东段与供水管道相通，供水管道设置在夯土沟槽内，用
1.汤阴白营龙山早期水井 2.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三期水井
3.藁城台西水井 4、6.郑州商城水井
5.郑州商城木构井盘式水井 7.殷墟刘家庄水井
石板砌成方腔形管道。在夯土沟槽内还有小型汲水井，平面为长方形，南部留有二层台，可能与汲取清水、清除淤泥和控制水量有关。另外，在宫室区内还发现多眼大型水井，建造考究，均为先挖一个井坑，以清除流沙，然后修建井筒，井筒下部用木结构井框，井框底部有长形木拼成的井盘，在井盘内侧，铺垫有厚0.2—0.3米的破碎陶片层，以过滤井水。[64]
而在安阳殷墟商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取之洹水，但人们还饮用水质清冽的井水，小屯宫室区一带发现的商代水井，四隅有木质井圈。[65]殷墟刘家庄发现的两眼水井，一眼为长方形井，井口长2.3米、宽1米、深5.3米，四壁规整光滑，井底平坦，南北井壁有对称脚窝7对可供上下作业，另一眼为圆井，口径深4.8米，井口下筑出两层台阶，最下挖成一圆形竖井。[66]殷墟白家坟东地的族邑发现水井三眼。[67]可见人们在扩大生存空间的同时，为保障身体健康，克服水土条件的制约，在饮用清洁水质方面是颇费用心的。
在饮食卫生保健方面，熟食“以化腥臊”，利于灭菌消毒，扩大食物营养来源，帮助人体消化吸收，早成为人们的饮食成俗。
饮食器具的清洁卫生，也为人们所注意。甲骨文有字，像手持刷子洗涤器皿意。借助匕、栖、勺、斗、瓒、刀、削、叉、箸等餐具进食，避免手不洁抓食而致病从口入，大体在夏商以前已习见。
饮食的定时和适量，对人体保健十分要紧，古人多有所述。《吕氏春秋·尽数》云：“食能以时，身必无灾。”《黄帝内经素问》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说苑·杂言》云：“寝处停留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疾共杀之。”商代人们已习惯于一日两餐制，上午一餐称“大食”，下午一餐称“小食”，约定俗成，被据为纪时的4专名，两餐分言大、小，似适应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进食量为社会首肯，无疑对人体保健有一定意义。
《礼记·曲礼上》云：“有疾则饮酒食肉。”《丧大记》云：“有疾食肉饮酒可也。”今知商代中期已有用酒作保健饮料者，藁城台西遗址发现一酿酒作坊，除出有整套酿酒陶用器及人工培植的酵母菌外，还出有成批分装在陶容器中的药用植物，如桃仁、郁李仁、大麻籽、枣、草木樨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酒可治病，借助酒力，可使药物发挥更大疗效，药酒因之而生。《说文》云：“医之性然，得酒而使，酒所以治病也。”醫字从酉，酉者，酒器也，意在酒可医病。适度饮酒，舒筋活血，饮用药酒，重在保健，对于减少疾病，延长寿命，其中之妙，古人当早有体验。
三 个人卫生
人体清洁卫生方面，《礼记·内则》云：“鸡初鸣，咸盥洗，……（子事父母）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 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 潘请；足垢， 燂汤请洗。”讲古人早起，有盥洗的习惯，父母冠帽脏了，子辈要用浆水代为洗刷，衣裳脏了，子辈要帮着浣洗干净，破了，则应针线缝补；每五日备热水请浴，每三日则请沐发，这期间脸脏了，则备上温潘即淘米水请盥面，脚脏了，就备热水请濯足。《少仪》亦云：“凡洗必盥。”
这些个人卫生习惯，夏商时代似已有之，考古出土的夏商洗刷用器，有陶、漆、铜制等等，已发现不少。殷墟侯家庄1400号大墓东墓道曾发现一套青铜盥洗用具，一件承水铜盘倒扣在一件“寝小室”盂上，旁边有沃水勺和贯耳汲水壶一件，还有五个洗澡搓擦身垢用的陶㼽。[68]侯家庄M1435墓出土青铜鼎有铭“盥”字，写作，像洗手于盘状。殷墟甲骨文有云：
贞于用。（《合集》1824正）
贞小子有。（《合集》151正）
字罗振玉释浴，谓“注水于盘，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69]。陈邦怀先生释温，引汉《鲁峻碑》“内怀温润”之温字作，从水从皿从人，与甲骨文字形近[70]。然乃汉隶构形，不足以直接据之考定甲骨文字形，且释温无说，仍当以罗氏释浴为优。《说文》云：“浴，洒身也。”《论衡·讥月》：“浴去身垢。”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新出甲骨文有云：
□酉，。
弜。[71]
“”为“”的异构，古文字从女与从人每每通作，正像一女于盆中“浴去身垢”意。上举二辞正反对贞，可能与祭祀之际的沐浴盥洗洁身仪式相关。《周礼·天官·女御》有云：“凡祭祀赞世妇，大丧掌沐浴。”又《宫人》云：“共王之沐浴。”郑氏注：“沐浴所以自洁清。”《仪礼·士丧礼》有云：“商祝袭祭服……盥于盆上。”郑氏注：“商祝，祝习商礼者，商人教之，以敬于接神。”可知商代自有沐浴盥洗洁身以祭的礼仪。
甲骨文又有沬字作，像人就皿掬水盥面状，又写作，汋水颒面意同。又有，像梳理头发意，以使头发不致蓬乱。还有一个监字，像人临皿俯照容貌状。偃师商城宫城内还发现一处宫室的西侧，建有洗澡设施。[72]由此可考知当时人们对人体清洁卫生已较留意。
殷墟妇好墓中出有铜镜四面和贵重的梳妆用具象牙梳，另还有用于净耳的玉
青铜镜（左.妇好墓出土 右.西北冈1005号墓祭祀坑出土）
耳勺二根。1977年小屯北地18号墓也出有玉耳勺一根。[73]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出有骨耳勺。[74]说明当时有的人还有净耳之癖好。
殷墟出土人牙鉴定资料表明，商代在部分人中有食后用细签剔牙除齿间积垢的洁癖。[75]显然，个人清洁卫生与否，已成商代社会行为容止的视点。
四 性生活度制与妇幼保健
上古的婚制婚俗，反映有生理或心理学方面的保健内容。“男女同姓，其生不蕃”[76]，近亲婚配，“则相生疾”[77]。
生活起居的合理和性生活的节制，对于人身保健的重要影响，似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有云：“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又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过于色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尚书·益稷》记有一则传说，谓夏禹“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说：“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娶涂山女，定于一旬十天中的辛壬癸甲四日内行房事，从其“度制”。这则传说，大概内涵着古代对于起居和性生活应合理节制的认识。
在妇产保健方面，甲骨文恒见“妇某有子”、“妇某无子”的关涉妇女怀孕的卜问，其中恐怕有本之月经过期不来潮或妊娠反应而卜问者。此外，夏商人们对于孕产期当已有较深认识。《吴越春秋》有云：“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甲骨文中有云：
壬寅卜，，贞妇好娩。王占曰：其惟丁娩；其惟庚娩，勿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惟女。三旬又一日甲寅允不惟女。（《合集》14002）
记商王武丁推算妇好的预产期，大致在31天内的丁、庚、甲前后8天中的那三日，结果果然在第31天的甲寅生了个女婴。临产日期能确定在如此细的时间范围内，若无“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妇产常识，是很难设想的。
此外，甲骨文中的毓字，早期写作，像产子羊水流淌形，晚期写作（《合集》38243），又增接生者持襁褓待于产妇一侧，字体构形的前后变化，间接反映了商代妇幼保健的不断改善。
商王推算妇好预产期 （《合集》14002）
自史前至夏商时期，多少年来散积久演而成的具有保健意义的习俗，内容相当丰富。仅就上述所举，有居住习惯方面的，有维护环境卫生的，有洒扫熏燎室堂方面的，有预防流疫的，有克服水土条件而凿井汲饮的；至如饮食保健卫生的药酒之酿、食餐具清洁洗涤、饮食的定时量食；个人卫生的盥浴梳理、净耳、剔牙等等；婚制婚俗上的排除近亲婚配的优生意识、大男配少女，以及注意起居生活的合理和性生活的节制，妇幼保健的改善等等，涉及夏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荀子·正名》有云：“诸夏之成俗曲期”，刘念亲注：“成俗，言习俗之既成者；曲期，言要约之周遍者。”上古以来诸夏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个中也容或有许多保健习尚，其价值和意义所及，一直影响到后世，构成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