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乱循环

熟悉三国故事的人总是对“汉室中兴”四个字再熟悉不过。这虽然是诸葛亮的理想，但也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现实：汉世祖光武帝最后终结了新末天下的乱局，重新建立起汉帝国对全国的统治。

汉世祖即位之处，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大帝国。王莽末年，一石米价格二千，而到了世祖初年，即便是在帝国的首都洛阳，一斗米的价格都到了万钱，其他地区甚至达数万钱一斗。米价高昂的背后，是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为了躲避战乱，人民四散，谁能安心从事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人相食”的景况呈现在世人面前。

王莽末，岁饥兵起，淳于恭兄将为盗所烹，恭请代，得与俱免。

（赵）孝弟礼为盗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

诸如以上“人相食”的记载在东汉史料中屡见不鲜。但如此惨剧多出现在山东地区，而部分偏远地区如蜀中，则由于地处偏远，受影响不大。

“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地膏腴，果实所出，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蜀中富饶也不没有原因的。从秦统一六国前灭古蜀国开发蜀地开始，这个天府之国就因为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而在西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蜀地因为易守难攻，遭受战乱较少，也成为乱世中的天堂。公孙述在此割据的时候，就想关起门来当皇帝。一方面固然是个人政治野心膨胀所致，另一方面，蜀地可以自产自足、农业生产受战乱较少也是公孙述敢称帝、能称帝的物质基础。

到了建武七年，天下初定，恢复生产就成为摆在汉世祖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汉世祖以“中兴”为号召，经济政策上自然会以废除王莽改革的所有措施为己任。此一时彼一时，经过战乱的帝国，原有的一些矛盾被通过战争和天灾的方式解决了。比如土地兼并问题和奴婢问题————地主和农奴主的肉体都不存在了，农民不但取得了自由还取得了土地，这样的结果对于幸存下来的农民难道不是最好的吗？而且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原有的贪官污吏的数量也减少了，新建立的帝国，虽然在口头上高呼着“中兴”“复见汉官”，但在实际政治操作上，势必要以前汉循吏为吏治建设的目标，而摒弃前汉末年官场喜好奢华的风气。而世祖生长于民间，虽然贵为宗族，却也是那种比较接近平民的没落贵族了，本人也比较注重节俭。上行而下效，中兴之后帝国节俭的风气就不是偶然的了。

经过世祖及其臣工多年的努力，世祖平定天下的十年之后，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社会秩序也安定下来。

商贾重实，单车露宿，牛马放牧，道无拾遗。

世祖之后，帝国的主人是他的儿子显宗孝明皇帝。作为世祖和原配夫人的儿子，显宗从小就展现出出色的才华和对政治、经济问题的敏感。前汉末年，豪强地主兼并和隐匿土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兼并土地是为了广有收入，而隐匿土地则是为了逃避县官收税。世祖即位，出于保障帝国财政收入考虑，自然要对全国土地进行清查，这就是“度田”。度田的情况我们后文还会详谈，要说的则是当时只有12岁，被奉为东海王的显宗的表现。当时世祖看到陈留官吏上报的奏章上写着：

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于是奇怪，问陈留官吏这是何意，陈留的官吏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雒阳的长寿街上听来的。这时候，在帷幄之后的显宗跳出来说道：“这肯定是他们陈留郡的领导教给他们如何进行度田的方法。”世祖听了，继续问道：“那为何河南、南阳不可问呢？”显宗回答道：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这几句话虽然短，却说到了世祖的痛处。帝国中兴，凭借的本来就是近臣和近亲这些河南省的老乡，如果他们都反对度田，那么度田就很难进行下去了。这一节暂且不讲，但少年显宗表现出的才华已经远非等闲皇子可比。

等到显宗即位，他一方面数次下诏要求有司官吏重视农桑，一方面率先垂范举行亲耕。不但如此，他还经常下罪己诏自责，比如永平三年（公元60年）他因日食下诏说：“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永平五年（公元62年）又下诏说：“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把自己治理下的国家说得惨得不能再惨了。皇帝重视农桑的大政策背景下，加上天下太平、社会稳定，帝国呈现出“民无徭役，岁比登稔”的景象。但显宗超出一般帝王的治国才干还不仅于此，他在雒阳设立了“常满仓”，专事储备。常满仓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王莽时期，当然，这种国家粮仓的滥觞则是汉宣帝支持下，耿寿昌主导设立的常平仓。常平仓在汉元帝时被废除，王莽虽然恢复了国家粮仓————常满仓，但王莽在政时间短，常满仓几乎没发挥作用，到了显宗恢复设立常满仓，国家粮仓制度又被建立起来。

汉显宗明帝的治国策略和汉中宗宣帝非常相似，粮仓制度只不过是相似点之一，他们二人更大的共同点在于所谓“霸王道杂之”。汉昭帝加强吏治，要求各级官吏将勉励农业生产放在工作的首位的同时，也刚柔并济地对官吏们说：“今年大旱，你们要好好干活，等到明年下雨了，我就给你们多发半年工资。（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俸。）”等到他去世的时候，“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恢复和发展。难怪《后汉书》评价他道：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近远肃服，户口滋殖焉。

汉显宗的儿子汉章帝基本继承了其父的政策，但稍有不同。这不同之处就在于章帝鉴于显宗“苛切”，采取了“宽厚”的政策。须知，显宗对官吏和豪强的“苛切”，才保障了普通人民的生产生活不受官吏、豪强侵扰，而章帝的“宽厚”则最终让东汉政治不可收拾。虽然章帝在位期间天下太平无事，虽有灾害，但毕竟只产生了一时的影响。显宗和章帝共在位30年，史称“明章之治”。

到了汉和帝即位后数年，在章帝“宽厚”之政的影响下，帝国的吏治已经初显弊端，而豪强坐大也愈发明显。这一切甚至体现在了汉和帝的诏书当中：

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覈，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众，令失农作，愁扰百姓。

而且从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开始，先是遇到旱灾和蝗灾，后来接踵而至的则是水灾。汉帝国刚刚中兴不就，就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和吏治逐渐松懈、豪强日渐做大一样对帝国政治机体产生危害的则是宦官和外戚轮番专政。而宦官外戚轮流专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则是皇帝本人的短命。西汉皇帝除了末代几位寿命较短（不排除人为因素）之外，多数都能活到40岁左右，而东汉皇帝除了汉世祖光武帝活了60多岁，汉显宗明帝活了将近50岁以外，汉章帝33岁就去世了，汉和帝冲龄登基，母后窦太后专政。窦太后是一代英后，但也有用外戚为羽翼的毛病。汉和帝为了夺权，只好任用宦官。汉和帝活了27岁，死后登基的汉殇帝也是个小孩，不久就夭折了，掌权的邓太后立13岁的皇族为帝，这就是汉安帝。

汉安帝又上演了依靠宦官推翻外戚专政的一套戏码，但也没活多久，只活了32岁。之后是他的儿子汉顺帝，同样一套戏码，不再敷述。皇帝短命、幼子登基、太后秉政、少主夺权、宦官专政、皇帝短命，这样的故事不断反复，直到董卓进京才宣告结束。

在如此的朝廷乱局下，外戚自然要引豪强为外援，或者本来就是豪强（比如邓禹的后人邓太后）；宦官则在掌权后横征暴敛，试图让自己的家族成为新兴的豪强（比如曹操的祖父曹腾）。等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天灾频发的时候，这样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对受灾地区进行有效的赈济，“人相食”的局面再次出现，等待帝国的将是它在中兴之前出现的局面。

东汉的亡国之君汉献帝其实并非昏庸之辈，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关中被灾，长安城中“人相食”。还有一丝权威的汉献帝派侍御史侯汶开太仓赈济灾民，但仍出现了“饿死者甚众”。汉献帝心生疑窦，命令侍中刘艾取米、豆各五升，在御座前煮粥，共得两盆。于是下诏责问侯汶：朕亲自用米、豆各五升煮出了两盆粥，你发给灾民怎么会让灾民饿死？在汉献帝亲自过问下，赈灾得到了有效实施，活着的人才得以保全。

但帝国的局面已经不是靠一个英明的皇帝可以挽回的了。不久，李傕叛乱，汉献帝和一干大臣四处逃难般东躲西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被饿死，或遭兵祸。等到汉献帝被曹操以“许昌有粮”为借口接到许都，帝国的运数已经消耗殆尽，不仅仅是中主之材的汉献帝也只能把权术的玩弄当作帝国垂死前的呼吸机了。

东汉帝国持续了196年。在这将近二百年的岁月里，东汉帝国自解决兼并问题完成中兴起，到无法遏制兼并问题导致崩溃终，自扫灭农民起义各路义军起，到农民起义引发军阀四起终，真可谓是治乱循环。在这个周期中，西汉末年的豪强地主日益坐大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虽然有汉世祖、显宗的克制，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土地集中、豪强地主迅速发展并非是一两个帝王能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只有生产资料的集中，才能增强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豪强地主作为生产组织的所有者，一方面组织奴、客生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经济组织内部作威作福，对自耕农巧取豪夺，用隐匿人口、土地等方式对抗帝国朝廷的赋税，则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力量。

东汉帝国不是第一个宦官登上高位的王朝，在东汉之前，秦有赵高，西汉有司马迁，都是以残废之身居庙堂高位。但东汉帝国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宦官集团形成，并参与、控制朝政的王朝。传统看法认为，宦官身有残疾，文化水平低下，除了为虎作伥、替皇权张目、为自家敛财之外一无是处。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在东汉时期，由于官僚文化的发展，入宫为宦官，是寒门子弟甚至是为奴为客者能够掌握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帝国末年，宦官集团和豪强集团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也是导致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而最后扫平中原战乱，还天下太平的，恰恰是宦官集团的后人。不过在那个时候，豪强集团已经有新的代言人虎视眈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