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敛财的母子

西汉时，帝国就开了卖官鬻爵、入钱赎罪的先例，到了东汉安帝年间，由于财政紧张，上述政策又被帝国的高官们提上了议事日程。安帝时的卖官鬻爵政策，已经比西汉时的政策还要宽泛了。西汉时，捐钱可以获得的职位，最高不过是“五大夫”这样次于列侯的职位，但到了东汉安帝再开卖官鬻爵时，关内侯、虎贲、羽林郎这样的职位也是敞开供应了。

唐代李泌说，“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上面所说的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之流，都算是爵。爵是荣誉职务，是身份的象征。国家拿出来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特别是安帝、桓帝，两次开卖爵位，表面上的理由都是缓和财政危机，说出来也算正当。但到了灵帝时，卖官鬻爵就不同了。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在帝国制度中，三公九卿是最高的行政中枢。买卖爵位如果说还算有正当理由的话，那么把三公九卿就拿出来卖就太过荒唐了。但这个时候，卖官还算是有规则可言的。首先是明码标价，二千石的官价格为二千万，四百石的官价格为四百万。其次是对有功劳、有德行的官员给予优惠，有时候五折优惠，更甚者有三三折优惠。但西邸（或者叫西园）卖官，还算是私下进行的，虽然百官们都知道吧。

之后，卖官就形成了制度，公开进行，而且张榜公告。

“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

而且皇帝特别开恩，允许信贷消费。

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

为啥没钱的买了官到任后要交双倍价钱呢？你刷卡搞分期付款不是都有手续费嘛。

灵帝时段颎、樊陵、张温都有大功，但即便如此，规矩不能破，这几位也都是交了钱才登上三公之位的。崔烈是冀州名士，而汉灵帝则生长于冀州。崔烈找到了汉灵帝的乳母、自己的同乡程夫人，希望打折买一个三公。汉灵帝很给面子，崔烈买到了一个司徒才花了500万。但到了任命那天，皇帝有点儿不高兴，对左右说：“卖亏了，至少能卖一千万的。”程夫人在一旁对皇帝说：“崔公是冀州名士，本来不肯买官的，也就是我跟他关系好，说了说他才肯花这个钱。”这意思是，皇帝你别嫌少，要没我做工作，这点儿钱都从他手里赚不到呢。崔烈买官这事被大家知道以后，声誉日减，时间长了，他自己也察觉了，假装没事人一样问自己儿子，虎贲中郎将崔钧：“你老子我当了三公，外面怎么议论的？”崔钧也不含糊，回答道：“您年轻时名声就很好，历年来担任郡守、九卿，大家都觉得您不能不当上三公。而今您当上了三公了，天下人都很失望。”崔烈还假装不明白，问道：“这是为啥咧。”崔钧道：“大家嫌弃您有铜臭。”崔烈见儿子把秘密戳破了，真真怒不可遏，举起手杖就打。人崔钧是虎贲中郎将，平时穿着武弁，戴着鹖尾，被老爹一打，戴着这套行头狼狈而逃。

买官得到三公位置的还有一个名人，就是曹嵩。曹嵩贿赂自己老爹的同事们，花了一个亿捐了个太尉。

汉灵帝张贴卖官榜的地方是雒阳城中的鸿都门，而吊诡的是，就在鸿都门，汉灵帝还在附近开设了“鸿都门学”，招徕寒门子弟进行学习。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太学学生都是官宦子弟，而鸿都门学学生则多数与宦官阶级相同。一个鸿都门，左手是寒门子弟发奋读书，右手是达官显贵看榜买官，也算是帝国末年的一个奇观了。

按照当时卖官的制度，地方官被任命之前，要去西园“谐价”，也就是跟宦官们讨价还价。灵帝中平二年，河内人司马直被朝廷任命为钜鹿太守，宦官们考虑到司马直素有清廉之名，给司马直了个折扣，收300万。但300万司马直都没有，最后到了黄河边上自杀。自杀前留下遗书，列数当时政治上的失误。灵帝看到司马直的遗书，被弄了个大红脸，暂停了当时要翻修的宫室。

但灵帝暂时停止翻修宫室可不是真正改了性。没过多久，灵帝开始在西园修造黄金堂，在南宫修建玉堂和广成苑，又在河间一代购买土地房屋，修建行宫。

灵帝这么爱好钱财，和出身有莫大关系。灵帝本是宗室侯爵家的孩子，因缘际会登上皇位。他的生母永乐宫董太后出身低微，最喜欢收集黄金修建楼堂馆所。《后汉书》中对这位太后留下了这样的语句：

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

有这么个财迷老妈，灵帝也是爱财如命，

每嗟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

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彻底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生态。三公可以买卖，那么官吏的选举还有什么规矩可循？在这个制度的执行中，宦官不过是皇室的掌柜，说宦官贪财卖官，是不符合历史的。反倒是掌握“谐价”权的宦官们，遇到司马直这样的清官，还能主动为其打折，也算是反映了出身贫寒的宦官们朴素的想法。各级官吏的职务既然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而且所花价钱是自己工资的333倍（按照平年时一斛米三十钱计算），那么对下属官吏和所属百姓的横征暴敛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我们同时也该看到，这种所有官爵都市场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豪强地主可以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获得政治地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灵帝卖官也反映的是寒门出身的皇室和更加贫寒的宦官集团在经济上和豪强地主的竞争。老子掌握着政治资源，你要想分享政治资源，就拿真金白银来换。武帝当年缗钱，可以说就是直接掠夺。而如今灵帝在抢钱的同时，好歹也给高官之位做交换。在已经开始注重门第的东汉末年，这一举措的吸引力还是足够大的，曹嵩就是很好的例子。

出身贫寒、和豪强集团抢夺财富的分配权，也并非是灵帝卖官的全部原因。前面说到，从章帝年间，帝国财政就开始出现了紧张的症状，帝国不得已恢复了均属制度；到了安帝时开始的持续几十年的羌乱，更是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灵帝初年，羌乱终于被平定，但此时帝国前后的花费已经数以百亿计，而对有功将士的赏赐也是巨万。史书记载，仅在段颎平定羌乱期间，帝国就花费了四十四亿，而在羌乱平定之后，并、凉二州已经丧失了自我造血的能力，只能依靠帝国朝廷的供给来维持了。

一个以往强大的政权，在崩溃之前，首先崩溃的肯定是财政。在传统的“中央帝国”体制下，朝廷入不敷出则将成为地方割据的先兆。到了董卓入京，帝国一息尚存的政治权威也被消费殆尽，改朝换代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至于帝国入钱赎罪的政策，则前后略有变化。明帝曾经下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到了顺帝年间，因为发现二千石的官员有“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而守令因以聚敛”，下诏终止了这一制度。安帝时又恢复了这项制度。